《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

 

袁定華

 

第八章 民族功臣盧作孚

第一節  流亡三部曲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寺內領軍南下的日軍,終於打通了津浦線和北上的畑俊六在徐州會師了。他們原本想在這個古戰場上撲捉國軍主力,進行一場殲滅式的會戰,但是,中國軍隊卻先他們一步,兵分五路突圍成功,巧妙地避開了這場決戰,徐州會戰到此也告了一個段落。這一役,日軍雖然站據了徐州(1938519日),但卻不如他們的預期,沒能實現徹底擊潰“支那”,一舉結束所謂中國事件的企圖。

戰爭雖說是在戰場上進行的,但影響所及卻是全面的。所以在整個戰爭中,沒有一塊土地,一個人民能幸免於戰火的荼毒。他們的際遇甚至比戰場上更為凄楚,更為殘酷!

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軍炮擊沈陽北大營開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為止,這十四年間,中國人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遷徙,其行列之龐大、路程之遙遠、地域之遼闊、時間之漫長,在人類史上實屬罕見!

流亡,流浪,首先從東北關外的父老鄉親開始。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毀了他們的家園,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碎了他們的生活,為了生存,大批的父老鄉親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關內。

逃往哪裡?奔向何方?漫無目的,到處流浪。滿腔的悲憤、凄楚、哀怨能向誰訴?流浪流亡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何年何月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當年張寒暉一首“松花江上”的歌曲,道盡了流浪同胞們的人生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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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寒暉

《松花江上》歌詞: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我有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逃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戰火中大批人員向西南逃亡,一份刊物在逃亡的人群中迅速傳閱,刊物的名字叫《戰歌》。當時有影響的音樂家的抗戰歌曲,如張寒暉的“松花江上”就是通過這份小小的刊物傳遍全國的。“松花江上”一問世,立即引起社會的極大反響,尤其是流浪於關內的東北同胞,每每唱起這首歌,或是聽到這支歌聲,無不錐心泣血,淚灑胸膛。

《戰歌》這一小小的刊物,是當年音樂奇才劉雪庵先生自費創辦的,每份只收兩分錢。那年他三十二歲,剛過而立之年。《戰歌》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創刊至一九四〇年終刊,兩年半的時間裡,在上海、武漢、重慶多處異地出版。因為戰亂,音樂刊物《戰歌》只出了十八期。劉雪庵是一位熱情奔放的音樂家,在日寇鐵蹄踏碎祖國山河,戰火遍地,硝煙彌漫的年代,這位音樂奇才,把他的音樂天賦完全傾注到了愛國歌曲的創作中,用以振奮人心,激發國民抗日救國的衝天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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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奇才劉雪庵先生

雖說劉雪庵在《戰歌》上刊出了張寒暉的《松花江上》,但他深深感覺到,這首歌從整首歌詞看,向國人傳遞的只是一片悲傷,一腔哀怨,而激勵國人奮起投身抗戰洪流的感染力,顯然不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形勢日益險惡。第二年春天,時任上海抗日救亡會會長的江陵被迫撤往香港,在碼頭上他和老朋友劉雪庵不期而遇。他們在聊天中談到了《松花江上》這首歌,認為歌曲過於悲哀,不能激起民眾抗日的熱情。劉雪庵跟江陵說,我們把《松花江上》再加上幾部,讓它從悲哀,讓人憐憫,變成激發鬥志,鼓舞國人,化悲傷為悲憤,化悲憤為力量,奮起投入抗戰,最後走向勝利。江陵就在去香港的輪船上寫成了《離家》的詞,劉雪庵拿到歌詞後,江陵說:你馬上譜曲。

劉雪庵才思湧動,立即以膝蓋作書案,展開稿紙,開始譜曲,一氣呵成,很快就把《離家》這首歌詞譜完曲。

《流亡曲•離家》歌詞: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

我們已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

哪裡是我們的家鄉?

哪裡有我們的爹娘?

百萬榮華,一霎化為灰燼;

無限歡笑,轉眼變成凄涼。

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

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

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

哪還有個人幸福?

哪還有個人安康?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逃亡?

誰使我們國土淪喪?

誰要我們民族滅亡?

來,來,來!

來,來,來!

我們休為自己打算,

我們休顧個人逃亡。

我們應當團結一致,

走上戰場誓死抵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為了向國人大力宣傳“精誠團結、民族至上、為國出力、奮起殺敵”的愛國主義精神,劉雪庵與江陵商定,制作一部愛國抗戰歌曲,定名為《流亡三部曲》,張寒暉的《松花江上》作為第一部。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是繼《淞花江上》“整天價在關內流浪”之後,提出了“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責問,以“心的顫動”“靈的叫喊”,向千千萬萬的同胞發出民族危難的警報。劉雪庵與江陵已在赴香港的船上完成。隨之他們又創作出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線》,是繼《流亡曲》之後喊出“奔上戰場,誓死抵抗”的誓言。歌曲情感熾熱,旋律高昂,在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中影響極大。當時,凡是有愛國心的人們,無不為他那高亢奮進的激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產生出一種為國獻身的戰鬥欲望,許多熱血男兒,高唱著它,扛槍奔赴硝煙彌漫的戰場。

《復仇曲•上前線》歌詞:

走,朋友!

我們要為爹娘復仇!

走,朋友!

我們要為民族戰鬥!

你是黃帝的子孫,

我也是中華的裔胄。

錦繡的河山,怎能讓敵人踐踏?

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裡葬送?

走,朋友!

我們走向戰場,

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   

走,朋友!

我們要為爹娘復仇!

走,朋友!

我們要為民族戰鬥!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都是我們的兄弟;

愛好和平的國家,

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有沒有力量?有!

我們有沒有決心?有!

拿起我們的槍杆筆杆,

舉起我們的鋤頭斧頭,

打倒這群強盜,

爭取我們的自由。

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

  

就這樣,抗戰初期在劉雪庵、江陵、張寒暉的共同努力下,一部偉大的愛國抗戰歌曲《流亡三部曲》誕生了:第一部《松花江上》;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線》。這激勵國人心靈,振奮豪情壯志的洪亮歌聲,回蕩在華夏大地,彙成一股抗日救亡洶湧澎湃的愛國洪流。

為了激勵空軍將士,劉雪庵還給中華民國空軍譜寫了《空軍進行曲》,曲調激昂慷慨,熱情奔放,激勵將士,凌空殺敵!

劉雪庵,一位由衷熱愛中華民族,熱愛偉大祖國的天才音樂家,在中共建政後的大陸,卻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入了另冊,蒙冤二十載。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大陸,劉雪庵創作的愛國抗戰歌曲,被嚴酷封殺,銷聲匿跡。人們只聽說抗戰時期有部《流亡三部曲》,而並不知道這《流亡三部曲》有哪三部組成。只會唱個《松花江上》,那是因為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當時流亡到西安的東北學生們曾高唱過這支歌曲,後又被收入“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從而得以流傳,卻根本不知那激情奔放、鏗鏘有力的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線》。因而無法感受到當年凡是有愛國心的人們,無不為他那高亢奮進的激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產生出一種為國獻身的戰鬥願望,許多熱血男兒,高唱著它,扛槍奔赴硝煙彌漫的戰場的豪邁情懷。

這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上的一大缺憾!善長惡消,天理永存,音樂奇才,滿懷愛國熱情的劉雪庵先生理應名垂青史!

第二節  戰略物資大轉移

日本侵華,處心積慮,蓄謀日久。由豐臣秀吉始,歷三百年時光,而明治維新,而昭和新政,而田中奏折,一本侵略擴張的欲望,一步一步形成了一條頑固的軍國主義路線,把貪婪的目光,始終盯在大和民族的文化母國——中國的身上。為了滿足大和民族的利益,實現侵略擴張的目標,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努力發展經濟,發展各類適用工業,不斷提高國力。從明代的縱倭為寇,到清代的甲午海戰,日本當局一次次在檢驗著自己的實力。

中華民族輩出英才,當年極具政治遠見的蔣中正對於日本的陰謀、野心,在其青年時代已經洞察於胸,還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預言,日後中日兩國必有一戰。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開始行動,把一舉吞並中國的強烈欲望付諸行動,首先在東北制造了“九•一八事變”。這時的日本可以說是已經武裝到了牙齒,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空軍,不僅在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在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上更是大大優於中國。

而這時的中華民國,雖說已開國二十年,但先後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割據、南北分治等一系列挫折,直到民國十七年(1928),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才完成北伐,實現全國統一。統一甫定,在召開編遣會議的時候,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認為“編遣方案”損傷自身實力而聯手發動中原大戰,歷時半年有余。戰火剛剛平息,日寇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日寇開始侵華行動後還不到兩個月,中國共產黨就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策動下,於1931117日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瑞金縣建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分疆裂土,目的就是要推翻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與日後日寇在東北建立的偽滿洲國遙相對應。蒼天無眼,國民政府腹背受敵!

因此,開國二十年來,中華民國無法有系統地進行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民生建設。清末以來積貧積弱的國力,無法有效改善,無法立即奮起與軍力雄厚的日寇相抗衡。然而,就當時的局勢而論,已不是中日兩國必有一戰的問題,而是兩軍對壘,何時開戰的時候了。如何決策,如何運籌,這一歷史重任落在了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的肩頭。

    蔣介石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防形勢,籌之再三,向全國軍民發出「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戰略主張,用以充分表示中華民族對於和平的愛護。一旦和平根本絕望,犧牲成為必然,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當最後關頭壓向中華民族之時,我們將毫不猶豫的奮起應戰。蔣介石告訴國人:我們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雖然條件未備,時機未到,暫時不能應戰,但必須要積極備戰。其實,對於軍事訓練方面,早在四年之前,即1927年,蔣介石就已聘請德國顧問團,開始了軍事籌備。當然這只是備戰的一個方面,要抗擊日寇並取得最後勝利,就必須統籌規劃,及早著手進行全面備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將重慶定為戰時陪都,以四川重慶為核心,形成西南大後方。將沿海地區的相關企業及時遷至四川,形成戰時國民經濟體系,作為支撐持久抗戰的人力物資根據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曾向全國軍民發出號召: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

國民政府在准備應戰的同時,重要戰略物資,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的相關企業和技術人員以及政府工作人員及時轉移到重慶,轉移到四川後方去,這諸多事項擺進了統籌抗戰的議事日程。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粉碎了日寇三月亡華的狂言,為大轉移換取了三百多天的時間,就這樣,戰略物資和人員的大轉移,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全面展開。

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廠總數1255家, 佔全國工廠總數近三分之一。為使民族工業免遭厄運,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廠內遷。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工會、毛紡行會、上海中華國貨產銷協會等工商界行會組織,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呼吁,“誓不以廠資敵”,要求政府派員聯絡,制定計劃,並給予遷移幫助。局勢嚴峻,輿論強烈,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下設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文灝)、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組長林繼庸),委派資源委員會林繼庸等赴滬調查上海各廠現有設備及內遷可能。

接到任務後,林繼庸即於1937728日召集會議,研究如何有效開展工作問題。

“我為了要了解全國工廠分布的概況、制造能力及所擁有的人才,以便從事全盤性規劃,乃先從全國工業普查著手。我找了三十幾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編成若干組,先加以訓練。我懇切對他們說:「調查工作是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要把調查工作做好,必須任勞任怨,態度要虛心誠懇,要以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人民福利打動他們,使他們知道其從事之事業與國家戚戚相關,不可分離,期被調查的工廠與你密切合作。」……我總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動物,祗要你待人好,所謂以誠待人,人必以誠待之,這些人員訓練完成後,即分派到全國各地從事調查工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P37-38

時任職實業部的顧毓瑔先生是調查組的成員之一,調查結果由顧先生執筆形成文字報告。為了盡快做好遷廠事宜,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下又成立了一個遷川工廠聯合會,聯合會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會同上海的一些愛國廠主、商人們一起,立即將工作全面展開。

上海本是個龍蛇雜處,中西合璧的國際大都市,在這裡開工廠,目的只是為了賺鈔票,對於一部分廠家來說,要說服他們遠離紙醉金迷的安樂窩,扛著大機器到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去另起爐灶,確實是個十分艱巨的工作。再加上,滬寧失陷之後,敵人及偽組織想用一種懷柔政策先固定淪陷區一帶的經濟基礎,然後實行其以華制華的詭計,用我們的資源及金錢來供給他們的軍用,向我進攻。敵偽對於蘇、錫、常、滬一帶的工業尤深注意。當時上海租界內英美當局尚能保其主權,留在上海的工業界人士,尤其是一般自稱工業界紳士的人們,不察情勢,以為租界仍可持作護身符,始終不肯離開上海。有些人竟以愛國為口頭禪,創造「孤島上工業孤軍為國奮鬥」的美名。假借八百壯士堅守四行的悲壯事實以為掩飾,而進行其投機事業。有些人因為環境關系在上海站不住腳了,又無跑進後方來奮鬥的勇氣,於是麕集香港做買賣。這些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沒有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精神,說什麼搬遷時,困難重重,政府無法也無力解決,視重慶四川為畏途,種種說法,似是而非,足以動搖人心。林繼庸先生說:

“這些人依賴外國人的心理太重,把本國政府的力量估計太低,他們費盡苦心,出些錢聯絡幾位外國朋友,寫了些假字據,在外國領事館轉理登記的假手續,在工廠門前掛上外國旗子,自欺欺人地以為是萬全之策,同時他們又要學時髦,因為到後方興辦實業是時髦的口號,便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於是把工廠的招牌掛在重慶,自己仍舊在上海或香港逗留。”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P134

這種空氣異常惡劣,若不盡快糾正,必將對持久抗戰的國策,產生極其不良的後果。針對這一現狀,林繼庸先生立即寫成《敬告逗留港滬的實業界諸君子書》一文,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九月九日,在《時事新報》發表。書曰:

『余每常詢問仍在港滬逗留的實業家,為何不內遷共同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在興建史上留些紀念品?總括起來,他們的答復約有五端:

(一)在港從事實業較為方便,且仍可作救國工作;

(二)在滬租界內復工,不致為敵人操縱,且可救濟失業工人;

(三)產業為敵人挾持,無力擺脫,亦猶「身居魏闕,心在漢室」;

(四)軍運至忙,雖窗門木板亦滿載無遺,至於民間機件則雖極重要者,亦難得噸位,欲行不得;

(五)產業已為敵人毀壞,不易恢復,且落得休息休息待天下太平再想辦法。

這幾個道理,驟看起來頗有道理,但細心加以考察,實在是詞詭、志餒,不可不解釋。其與歷盡艱辛內遷復工,共肩國難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尤不可不加以分判。

從前海岸線上,津、沽、青、滬等處工業之發達已經是大錯誤。現在由滬遷港,便是一錯再錯。吾人勿以為在港可以苟安。國際戰機一觸即發,香港一隅小島,到時恐如甕中之鱉,欲逃無路!且由港購進貨物須用港幣,甚至在港諸實業家之衣、食、住、行、娛樂等等,與及廠中職員工人及其眷屬日中所需,均無一而非外彙。當此政府厲行統制資金外流之時,吾人不能協助政府以謀國內資金安定,反而極力誘使資金外流,循至財源枯竭,國勢愈危,諸君子雖可多發其財,良心何忍?且吾人做事需有意義,在港生產而謂能供內地軍需之用,實在是難能之事,至於內地原料供給問題,大可乘此時機利用國產品以為代替,其不能代替者,已由政府統籌供給,雖稍有困難,然亦不是無辦法,若必欲事事顧慮萬分周到而進行,則國難時期斷無此事。今國難當嚴重關頭,吾人更當以光明磊落之胸襟慨然赴難,不可假愛國之名躲在金迷紙醉場中說風涼話:「吾愛國,吾愛國。」拿出些微數目的救國公債來示人,實在是不能掩蓋其誘致資金外流,減低內地生產能力的罪過。

在滬租界內復工,其禍國程度與上述者比是半斤八兩。當老板的固可在租界內安居,然廠中一般小職員,工人及其家屬,能不能亦在租界內居住?如不能,則必住在敵人控制之內,一般靠以謀生產之人們亦必環繞不去,遂致被侵佔區市面逐漸繁榮,秩序逐漸安定,前次逃出戰區之民眾亦必聞風返滬尋求工作,市面凄涼之景像逐漸改觀,我英勇國殤之血跡逐漸洗淨!居其中者,不久則忘卻國恥。諸君子於無意中為虎作倀,誘使許多清白良民儕身漢奸,清夜捫心,何以自解?滬海關已在敵人監視之下,敵艦走私漏稅,已成天經地義,且敵幣低落,諸君子廠中能否拒絕購用敵國原料?能否拒絕購用改頭換面之敵國原料?胼手胝足制成之物品,能否拒絕敵人購用以供給其軍需?不肖者更效法諸君子,掛牌設廠,變本加厲,購買敵國成品,冒充國貨,以騙國人。敵人得諸君子之努力經營,其經濟力量自然鞏固,聞敵軍二十余萬人之供養已取諸滬津,近且決計以用諸我國之敵軍悉數須有侵佔地供應。敵我實力消長,系於諸君子一念,一念之差,即成大錯!

其產業已被敵人挾持者,亦不是沒有擺脫辦法,乃是沒有焦土抗戰的決心。寇來時當然想利用現有產業,寇行時則必放一把火燒個干淨,產業同是一樣不保。假借外人保護,事實上告訴我們,其力量亦等於零。試看英國大使的被擊,美國軍艦的炸沉,便可了然於外人保護之不可恃。諸君子產業,與其資敵或被敵人毀壞,何如索性放把火自己毀了?若其無力燒毀,也應當加以破壞,或把機器的重要零件帶走,帶同技術員工到內地來努力。我們抗戰成功以後,敵人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處的機器,折合賠款,拿到手來,不怕不賠回給你們。若必與敵人周旋,自己不出頭,暗中派人代替,還想分得些少利益,以為雖行漢奸之實而可不居漢奸之名,世人耳目可一手掩蓋,國法對於這一筆賬是終要清算的。問一聲「卿本佳人,奈何從賊?」那時羞答答的如何答復?且天道自在人心,國法雖可瞞過,恐怕家庭父子兄弟間也要興起革命波瀾。說什麼「身在魏闕,心在漢室」?恐怕是「類我,類我!久則消之矣!」

…………

廠為敵人毀壞,雖是不能移,但是那些企業及技術人才是國內人才的精華,國家對於他們希望甚大,萬不讓他們隨意「休息」,政府亦須幫助他們復興,抗戰之後,種種建設,亦須早日籌備。只要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政府再給於方便,當然可逐漸恢復起來,否則他們「休息」了之後,失望的失望,改行的改行,將來再謀恢復市場已為捷足者所得,也就要大費氣力了。據調查,工礦調整處最近對民營工礦之協助已達資金一千三百余萬元,計經漢及由漢遷出之工廠二百五十余家,平日視為荒涼之川、滇、湘、桂、陝諸省區,一旦已建立多個工業區基礎。

我們試行游江畔,便覺煙突驟增,機聲聒耳,看見他們數十家內遷工廠正在平地建築,或在置機正軸,或在日夜開工制造猶恐不足。雖然是短屋茅棚,各位熱心技術家正在那裡絞腦汁,揮血汗,其發奮努力一如前方戰士之親臨戰場。他們是值得人們欽佩!在興建史上必有他們的位置。吾人深望現在逗留在港滬的諸位實業家,不要再打萬分穩當的算盤,早日入來,與他們共同奮鬥,共同在抗建時期中分享榮譽!』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P134-138

林繼庸的《敬告逗留港滬的實業界諸君子書》,辭藻並不雕琢華麗,文字並不激昂慷慨,而是在平實無華中從如何抗戰建國的民族大義立論,向實業界諸君子闡述了國難當頭,應該如何把握時機,處理好德、義、利、害的得失關系,做一個愛國的實業家,切莫錯過青史留名的難得機遇。此文閱讀時並不令人蕩氣回腸,然而,那拳拳愛國之心,殷殷規勸之意,卻能打動每一位讀者由衷的情懷。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曾經港滬多家報紙轉載,當時不少徘徊猶豫中的實業界人士讀後頓然覺悟,深切認識到,在上海辦工業只能直接或間接的為敵人幫凶,惟到西南大後方去才是發展我國工業建設的前途,於是紛紛相約,遷廠重慶。

顧毓瑔先生感慨萬端的回憶說:令人遺憾的是,由他執筆寫成的那份調查報告的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時抄走了!不過有一個數字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就是要遷往四川的各家工廠的機器設備總量是32萬噸。在那戰火橫飛的歲月,要把32萬噸的機器設備盡快運到重慶是談何容易!

把戰略物資運往四川,大致說來有三條路線可走,以長江為界,江北江南多取道陸路,但大部分還是靠水路,溯長江逆流西上。陸路方面:南線走贛南、湘南跨過粵漢路,穿過桂北入貴州,在貴陽右轉北上,經遵義進入四川。北線:就是沿隴海線西行,過西安到寶雞,左轉南下,走川陝大道,穿越大散嶺入川。

對於當年陸路運輸戰略物資入川的困苦狀況,讓我們僅以北路運輸的一個實例,來窺視一下當年的艱辛。

當時負責把山東連雲港電廠走北路西撤的年輕工程師孫運璿回憶說:

“臺兒莊戰役結束後,政府決定將連雲港電廠運到內陸去,我…連雲港我做過,所以要我負責運輸。非常困難,寶雞再往裡頭走都是高山,我們想的辦法,沒辦法運。後來我一個工頭,河北人,他給我建議:我們家鄉裡有搭車方法,你願不願意試試看?我說怎麼樣搭車啊,他說,首先做個拖車,我再訓練一批騾子來拉這拖車。我說,你有把握?他說,我有把握。他要我試試看。我就給他說,好!我做拖車,你訓練騾子,我們倆試試看。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用這個辦法。我這個工頭很有辦法,他訓練了18匹騾子,他用鞭子訓練騾子一起用力。就這樣,我做拖車,他訓練騾子。結果,就從寶雞出來,爬高山,爬到四川。我還編個歌給大家加油:爬啊爬啊,要穿過秦嶺之險,翻越大巴之巔,伙計們,加油吧!前面是五丁關,過個五丁關,就是廣元。現在想起,非常興奮,好苦啊!好險啊!”(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五集•大遷徙)

孫運璿先生回憶的是他七十年前的一段親身經歷,他用“非常興奮,好苦啊!好險啊!”十個字作為他回憶這段經歷的結束語,後人聽起來,可能頗覺輕松,但是,“好苦啊!好險啊!”的個中滋味誰能體味!

由寶雞翻越秦嶺,把大型機器運往四川,究竟有多難?我們後人無法想像。不過,詩人李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給出了回答:“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孫運璿先生所說的“苦”“險”二字,全在李白所說“蜀道難”的一個“難”字之中。

連雲港電廠從東海之濱,搬運到四川,只是戰略物資大轉移中的千百件實例之一,將32萬噸機器設備搬運到四川,不論是走陸路,還是水路,都全在李白所說的一個“難”字之中。但是,當日寇侵略者的鐵蹄踏向中華大地,國難來臨之際,中華兒女們以共赴國難的堅強意志,用人力、畜力、力拔山兮氣蓋世之毅力,終於戰勝了詩人李白所告訴後人“蜀道難”中的那個“難”字!

孫運璿,這位年輕的工程師,後來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上了蔣經國時代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晚期,原本打算推薦他為下屆總統的繼任者,遺憾的是,就在准備推薦他的前不久,孫運璿先生因患中風而退出政壇。

中華民族的文化道統最為優秀之處在於,對於凡是對於民族大業作出有益貢獻的人,永遠不會被炎黃子孫所忘記,就是在民間都會有以不同的形式予以紀念和褒獎。

林繼庸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遵照國民政府安排,為保存國家工業命脈,動員組織沿海廠礦企業遷往重慶四川大後方,建立戰時國民經濟體系,為持久抗戰奠定國力基礎。林繼庸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推動東南各省工廠大舉西遷,確實保存了長期抗戰的生產力,那是一幕動人而可歌可泣的工業史蹟!當初遷廠之時,廠家也曾遇到種種困難挫折,無不埋怨林繼庸。林繼庸任勞任怨,一力為廠家排難解憂。等到工廠遷到後方去,漸漸地賺了錢,發了財,大家又都無不感激林繼庸!實業界諸多朋友非常懷念這位林先生。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七日,“遷川工廠聯合會”將遷川大廈禮堂改為“繼庸堂”。用以紀念林繼庸的遷廠功績,成為當時重慶的三大堂之一,另外兩個是“中正堂”、“滄白堂”,而“繼庸堂”是三堂中比較新的一個。

有段軼聞,不妨在此一述:據說重慶有一次舉行集會,“中正堂”、“滄白堂”容納不下,借“繼庸堂”開會。典禮進行時,當司儀喊“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時,抬頭一看,堂中赫然掛住林繼庸的巨幅照片,司儀喊道“向國父遺像行……”,就沒有再喊下去,工作人員趕緊去張羅一張國父遺像蓋在林繼庸的照片上,才行三鞠躬禮。在重慶除了有“繼庸堂”外,在李家沱工業區內,還有一條“繼庸路”。可見大家是非常懷念林繼庸先生的。

林繼庸先生聽到這些事情後謙虛而平淡地說:

“我本人數十年來立身處世,均循著正道前進,隨遇而安,不以個人得失為念,我以為一個人不一定要做大官,但是要為國家做些有貢獻的事,這也就是國父所說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P207

 第三節 “宜昌大撤退”

“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前,大約在一九三四年的時候,蔣介石就已考慮,將來要把四川作為未來持久抗戰救國建國的基地。因為四川可與雲貴兩省連為一體,一道組成中國的戰時大後方——大西南,這裡佔地一百余萬平方公裡,人口將近一個億。四川最大,面積相當於一個法國本土,比十個臺灣還大一點,最富饒,人口多達五千萬。崇山峻嶺環繞四周,形成天然屏障,李白說:“而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蔣介石此時的戰略計劃就是把四川建成將來對日本作戰的大後方,即他所說的“復興民族之根據地”。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戰略物資大轉移之前,蔣介石首先安排國民政府遷往抗戰救國建國的核心基地重慶。

193711月中旬,國民政府根據國防最高會議決定,著手部署遷駐重慶的實施程序。1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遷都大計,交代屬下的文官、參軍兩處干員,清點好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船,先離南京而首途重慶。史載當年林森啟行之前的情況為:

林森離開南京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遺囑,對自己的財物作了處理。……他在南京向蔣介石告別時曾說:“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們一定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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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主席林森(1868年—1943年)

林森,福建福州人,1867年生,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孫中山先生投身國民革命,為孫先生得力股肱。1912年初出任民國臨時參議院議長,協助孫中山制定了著名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建立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民主政體貢獻至大。1932年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擁有國家元首的顯赫地位。在離開南京前夕,曾預為立下遺囑交代後事,以表示持久抗戰,以身許國的信念。遺囑寫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後之所囑托,不能不預為之計。吾國自然科學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補充,刻不容緩。茲謹遵總理迎頭趕上遺訓,將所存國家銀行伍拾萬元,拔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專作考選留學歐美研習自然科學學生固定經費。並手自訂辦法24條,囑由能表情於斯學者,恪守此方針而辦理之。百年樹人,是實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運,而利國家。”

船行三日,途經武漢,中央通訊社發布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略各省,均有極急劇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亙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 林森”

 

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篇宣言,確實是灑著淚、淌著血的肺腑之言,因為,以當時環境情況而言,國際上並沒有朋友同情我們,在國內也不如想像中那麼團結,所以,中國之“玉碎”是極有可能的。國府當時的這篇官方宣言所憑借的,說到底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維護民族人格尊嚴的高潔情操,以一種不可捉摸的無形力量,去對抗無比殘酷的現實。這對後人而言,是難以想像的,不過,事後證明這一股無形的力量,確實構成了當時中國人熬過最艱苦歲月,並於最後獲得勝利的基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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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陪都重慶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之後,隨之,廠礦企業、機器設備、技術人員、學校師生、政府公務人員,陸陸續續開始大搬遷。

戰略物資大轉移,除因地制宜,就近安排一部分走南北兩條陸路通道運入四川外,大部分還是要靠水路運輸,沿長江溯流而上運入四川,尤其是從上海啟運的物資都是走的水路。

長江航道,逆流航行,最為險阻難走的一段航程是長江三峽,西陵峽的東口就是宜昌。宜昌位於湖北西部,長江北岸,長江上、中游的分界處,是長江航道上入川貨物集散的碼頭重鎮,素有“川鄂咽喉”之稱。

宜昌縣城面積不大,不過兩平方公裡左右。1938年秋,亟待入川的大量物資與人員雲集於此。比如:從上海、南京、南通、蘇州、無錫、常州、武漢匆忙撤出的工廠設備與技術人員已陸續集中在此,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十萬噸的機器設備,布滿了兩岸碼頭幾乎所有的空地;南京撤出的政府機關、各地要撤到後方的學校大約有三萬多人也集中在此,等待轉運。

由於貨物多、人員多,船只少,時間緊迫,整天中,碼頭上等著買船票的、聯系辦理貨運手續的,人聲噪雜,一片混亂。一票難求、一個噸位難求,已到了難度的極限。要去重慶,真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了!

193810月中旬,身為交通部次長、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民生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先生到達宜昌,親眼目睹了當時碼頭上那種噪雜混亂的局面,以及人們祈求、恐慌、急切、急躁的情緒。日後盧作孚曾回憶記述了當時所目睹的狀況:

 “大半年間,以揚子江中下游及海運輪船的全力,將所有一切人員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揚子江上游運輸能力究嫌太小,漢口陷落後,還有三萬以上待運的人員,九萬噸以上待運的器材,在宜昌擁塞著。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為爭著搶運的關系,情形尤其紊亂。我恰飛到宜昌,看著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此時的宜昌,處於非常重要、非常嚴峻、非常緊急的關頭。這是為什麼呢?

一是宜昌扼守著長江三峽,是長江川鄂交界處的咽喉通道。從宜昌往上游,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直達重慶,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輪船,到了宜昌必須等候換載開往川江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穿過三峽前行。

二是當時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運載大型機器設備的船只根本無法開航。

三是當時運輸船只奇缺,特別是能夠穿行三峽的除盧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輪船外,只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依當時運力計算,這麼多人員,這麼多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1年的時間。

但是,面臨的任務是必須要在40天內將這些人和物全部運出宜昌。

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樓上樓下都是焦急盼望購票的人和請求安排貨物上船的人,秩序相當混亂。

面對這一嚴峻狀況,盧作孚依據他對三峽航道水路情況的熟悉、多年的航運經驗,迅速作出如期將積壓的人員與貨物運出宜昌的腹案。於是他果斷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請客,馬上組織安排搶運。然後他又來到各輪船公司,對那些爭先恐後、相互責罵、爭吵不休的各單位負責人有禮貌且很堅決地說:“請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將在12碼頭和大家見面,宣布撤退安排!

盧作孚連夜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和各輪船船長、引水、宜昌港的技術人員開會,制定出在40天內運完撤退人員和物資的詳細計劃和具體措施。他向大家宣告,經過他實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現有的運力完全可以在40天內完成轉運任務。 公司成員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怎麼能夠在40天內,將所有的人員和貨物運走。盧作孚向大家演示了他的計劃: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順江而下需2天,來回一趟6天。為了縮短運載時間,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鬥坪為第一段,三鬥坪至重慶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只先運貨物至三鬥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並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順江而下。   

為了盡快搶送難民難童,他對客運艙實行“座票制”,將二等艙鋪位一律改為座票,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他降低收費,對公教人員實行半費,對戰區難童免費,對貨物運費只收平時的1/10

為了保證能在四十天內把積壓在碼頭的人員和物資運出宜昌,盧作孚強調:大家必須步調一致,聽從統一指揮。即所有公司、輪船、碼頭只聽盧作孚調遣,各單位的人員物資的轉運順序一旦排定,必須堅決執行,服從指揮。至於什麼單位的物資由什麼輪船運輸,何時登船,只聽盧作孚一人安排,要嚴格聽令,決不准自行其事!

此時宜昌地區的嚴峻形勢,絕不亞於硝煙彌漫的戰場,盧作孚的部署與調度,就是“軍令”!在那強敵入侵,戰火紛飛的歲月,所有國人無不同仇敵愾,團結以對。更無一不願聽從軍令而擅自行動者。

所以,當盧作孚先生向所有需要運送人員物資的各單位負責人宣布他的轉運計劃和嚴格紀律,並保證在40天內運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員物資時,全場爆發出一片歡騰,不少人甚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人們從盧作孚堅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語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穩定了,混亂局面改變了。    

鑒於三峽航段不能夜航,盧作孚他要求各船盡量利用夜晚裝卸,搶在白天航行。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時征用民間木船850余只,運載輕型物資。

為了搶時間,多裝快運,盧作孚要求碼頭、輪船、裝卸人員緊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過,那是一場多麼激烈、緊張的戰鬥。盧作孚對此曾做過一段生動的描述:

“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的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的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1024日,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幾百名孤兒難童在盧作孚親自護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們扒在欄杆上放聲高歌,他們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岸邊觀者無不為之感動。大家面對盧作孚井井有條的安排與部署,各自的心中都有了譜,這時窩在宜昌的各業人員急切、煩躁、恐慌、不安的情緒,才開始舒緩而穩定下來。

誰能在此關鍵時刻、緊急關頭力挽狂瀾呢?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盧作孚!

不幾日,20多艘輪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盧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個碼頭,親自了解船只航行情況,深夜他還要到江邊各個碼頭去檢查裝貨情況。

經過四十天的苦戰,在盧作孚的精心策劃和指揮下,奇跡果然出現了:

“四十天內,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出三分之二。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兩個月後,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干零碎廢鐵拋在地面了”。(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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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功臣盧作孚(18931952

那麼,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盧作孚,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呢?

盧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別名盧思,重慶市合川人;中國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家境貧寒,輟學後自學成材;1925年創辦的民生公司是中國近現代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民營企業集團之一。 我們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體會出盧作孚的人生輝煌:

『第一,盧作孚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自20世紀20年代起,抱著“實業救國”的目的,以一條70噸的小火輪起家,創辦了民生實業公司。經過20多年的慘淡經營,到解放前夕,民生實業公司已成為我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擁有140余艘大小輪船,9000多名職工,航線遍及長江及其支流,以及東南亞沿海,被譽為“中國船王”。他被毛澤東曾譽為發展中國民族工業不可忘記的四位實業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紡織工業的張謇,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

    第二,盧作孚是我國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論家和實干家。19272月他出任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峽防團務局局長起,在嘉陵江三峽地區推行鄉村建設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這個昔日貧窮落後、交通閉塞、盜匪橫行的鄉場建成了一座中外矚目的美麗小城。可以說,沒有盧作孚,就沒有北碚的今天。盧作孚是北碚的開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國時期那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面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在600多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1000多個鄉村建設實驗點中,極少獲得巨大成就的一個。

    第三,他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教育家。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國”的思想,努力於教育工作。他在滬州擔任教育科長時,以川南師範學校為中心,積極開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運動。後到成都創辦四川通俗教育館,積極開展民眾教育。以後他在創辦民生公司時,在北碚推行鄉村建設運動中,都堅持開展正規教育和民眾教育。誠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學教育》的演講中所說:“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辦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於是在辦教育,是想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他在振興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英雄。當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號召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無條件地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戰鬥中去。他指出:“國家對外的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他號召“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從抗戰一開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搶運人員和物資的戰鬥中去。“據不完全統計,民生公司在抗戰前期(19371940年),從上海、南京、蕪湖、武漢和宜昌搶運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彈器材,共計196000噸。”』 (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生公司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在搶運物資和人員的戰鬥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總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毀,69艘船舶被炸傷,117名員工壯烈犧牲,76名員工傷殘。作為民生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本不想當官,但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敢於挺身而出挑重擔。抗戰初期,全國的交通運輸極為緊張,人員物資撤退,戰時物資調撥,軍隊調動等任務十分繁重。正在此時,盧作孚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主管水陸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陸交通運輸的一場輝煌戰績。

    抗戰中期,全國糧食緊缺,糧食的收購、轉運、分配關系到抗戰的成敗。19407月,他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全國糧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長,擔負起全國軍需民食的糧食任務。他的最突出政績是,提出了運輸糧食的“幾何計劃”,即將偏僻地區的余糧,先用人力運送到鄰近的公路或水路邊特定地點集中起來,然後再用汽車和船只,就近將糧食運到需用之處。他親赴各地區視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時間,就解決了軍需糧食和一些地區缺糧問題,穩定了市場、安定了人心。

    可以說,當時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都是位尊權重的職務,都是關系抗戰勝敗的顯要職務。必須是由有極高的使命感、責任感且清正廉潔的人來擔任;必須由大智大勇的人來擔任。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盧作孚受命於危難之際,挑起了重擔。盧作孚正是擔負這兩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成為中華民族一位當之無愧的歷史功臣。

後來,世人將這次“宜昌大撤退”比作日後發生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敦刻爾克大撤退(代號:發電機計劃)”是指二戰期間,希特勒入侵法國,將英法聯軍圍困到法國的海濱城市敦刻爾克。19405月,就在德軍狂轟濫炸後稍事休整之際,英國海軍調動所有船只,用9晝夜的時間,將被圍困的33萬盟軍和裝備,通過英吉利海峽全部搶運到了英國。這次撤退,即世界戰爭史上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然而,當時“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不同,這次撤退依靠的則只是盧作孚個人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歷史老人的步伐踏入了民國三十八年,即公元一九四九年,進入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當時盧作孚在香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民生公司的業務已向遠洋航運發展,航線遍及香港、臺灣、日本和東南亞地區。

站在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上,盧作孚面臨人生一次嚴峻的歸宿選擇:去臺灣?去美國?留香港?還是回大陸?就當時他自身的條件而言,無論自身的道德操守,社會威望,歷史功勛,實業成就,民生公司的實力,或是海內外的業務往來等,無論是去臺灣、去美國,或是留在香港,都是舉足輕重的重量級人物,有人曾評論說,當年盧作孚如果留在香港繼續發展,那麼“中國船王”就不是包玉剛或董浩雲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智慧超群、思慮縝密的盧作孚鄉情觀念太重(犯下與吳宓類同的大錯),以常理正道看待大陸未來的政治生態,輕信了毛澤東,最後輕率地選擇了回大陸。1950年盧作孚拒絕去臺灣,毅然從香港返回內地,這一步走錯,遂鑄成人生的千古遺恨!

盧作孚的次子盧國綸在《盧作孚為什麼要自殺?》一文中回憶說:

19506月,經過中央黨政高層領導的安排,父親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期間,父親曾兩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面,還見到了張瀾、黃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陳銘德、鄧季惺等老朋友。在與領導、朋輩的暢談中,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對公司的未來,都充滿了希望。

195010月,父親回到重慶,受到了當地黨政軍方面及民間的熱烈歡迎。鄧小平等西南地區軍政領導更予以親切接見。不久,他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父親返回重慶後,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對父親來說,民生公司是他畢生心血所寄。”

1950年底開始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普及於全國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個層次、各類人等,民生公司也不例外,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不應有的衝擊,盧作孚對此甚感惶惑。

19522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26日父親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裡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對於父親來說,這一事故無異於雪上加霜。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19522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干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臺下第一排,父親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臺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臺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裡,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臺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就成了腐蝕干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盧國綸:盧作孚為什麼要自殺?)

人所共知,盧作孚為人:光明磊落,潔身自好,禮義廉恥,恪守不悖。1939年元旦,榮獲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成為中華民族一位當之無愧的歷史功臣。在盧作孚的人生日曆上,何曾受過如此羞辱?士可殺而不可辱!遂於當晚服下大量安眠藥,長眠不起。可惜!可嘆!可悲!一代民族精英,人生結局竟是以自盡的方式蒙冤枉死!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還在盧的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個字。

然而,天理、公道自在人心,世人對盧作孚先生贊之曰:“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