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論順服的義務與抗爭的權利

——就“順服權柄”問題致基督教同修

夏晨曦

 

如果沒有正義,國家和大的搶劫集團有什麽分別?——奧古斯丁

前言

本文應好友之邀針對許多基督教同修對“順服權柄”問題的困惑而作,特此紀念自共産主義極權體制建立以來所有受難者和反抗者。二十世紀人類苦難命運緊密的與共産主義聯繫在了一起,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慘劇。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最大的苦難就是共産主義依然延續至今,幷且如同幽靈一般附身於經濟文化之中在全世界散播。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警醒,幷且喚醒更多的人,那麽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後代將繼續遭受痛苦。但是無論是站在世俗學術層面普列漢諾夫對共産主義制度最終要滅亡的預言,還是站在基督教屬靈的層面大紅龍最終被總領天使打敗,我們都要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幷且勇敢的付諸行動。

共産主義制度——現代社會的奴隸制

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最爲可惡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將大多數人的自由置於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和强力之下,使之失去了作爲人類應有的自由與尊嚴。隨著文明的進步,啓蒙的發展,人們終於認識到人類的自由與尊嚴來自上帝,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剝奪。

我們看到英國是如何從薩默賽特案到廢除奴隸貿易法案逐步廢除了奴隸制,我們也看到了美國爲了廢除奴隸制不惜打了一場戰爭。人類正是通過這樣的不懈努力與抗爭,犧牲與流血,換來了我們對於普世價值的認同。但是在二十世紀,人類社會誕生了兩大毒瘤——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堪稱孿生兄弟,它們都崇尚暴力,煽動仇恨,製造奴隸,宣揚個人崇拜,只不過一個以種族爲劃分,一個以階級爲劃分。但是可以看的出,以階級爲劃分的共産主義具有更廣泛的殺傷力,因爲階級的劃分有著巨大的隨意性,當這種意識形態對外輸出時,所有人都將成爲直接的受害者。歷史總是愛開玩笑的,這對兄弟,在二戰時一個加入了軸心國,一個加入了同盟國,也就是不管二戰哪邊打贏,人類都難逃一劫。的確,二戰之後,蘇聯試圖在全世界範圍內輸出恐怖的紅色政權,幷將中國拉入其中,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成爲少數不多的幾個頑固堅持共産主義政權的國家。

爲什麽中國的共産極權能維持如此的長久?除了党衛軍的暴力維護外,我認爲最重要的就是長期奴化洗腦教育。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精准的描述專制政體的教育時說:“專制國家的教育所追求的則是降低人民的心志,這就注定專制國家的教育必然是奴隸性的。”確實,奴化人的心靈,是保證專制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因爲奴隸主要告訴奴隸,奴隸制是最適合我們的制度,幷且要讓奴隸們接受這個事實,而且當奴隸主拿起鞭子抽打奴隸時,還要讓奴隸不要反抗。作爲一個人要做到如此的程度,就必須失去判斷力,幷放下自由與尊嚴。 失去判斷力的人,無法分辨正義與邪惡,是非與黑白,奴役與自由。對於這類人來說,奴隸制和共和制其實是各有優缺點的,在他們眼裡這兩種制度其實是沒本質區別的。放下自由與尊嚴的人則能很安逸的生活在奴役的狀態下,因爲對他們來說,自由與尊嚴遠遠不如吃飽飯那麽重要。

據說希特勒曾經這樣說:“不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競爭意識就行了。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領袖抱著一種憎惡。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异端者的罪惡。讓他們認爲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敵。”不管這段話是否真的為希特勒所說,其對專制政權的適用性是不言而喻的。當年摩西要帶領以色列人反抗埃及的奴役,前往自由的迦南之地,因爲在逃亡的過程中受苦受難,缺衣少食,以色列人就起來反對摩西,甚至很多人還要求回到埃及。

可見一個人失去了判斷力、放下了自由與尊嚴是多麽的可憐;一個民族的大部分人失去了判斷力,放下自由與尊嚴,對於專制暴政集體失語,甚至有部分人像當年墮落的以色列人一般,嚮往被奴役的狀態,這個民族是多麽的可悲啊。畢竟以色列人還是在上帝的帶領下走出埃及,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却仍然匍伏在共産暴政之下,因爲共産主義在奴役我們這個民族之初的時候,打碎了一切善與愛的信仰,樹立起了一個仇恨與鬥爭的無神論信仰。當我們這個國家以發展經濟爲幌子,讓整個民族沉溺於信仰的金錢與權力的至上時,當我們這個國家隨便以愛國的名義,到處煽動人們仇恨其他國家民族時,這個國家已經淪爲了魔鬼的游樂場,在這個國家裡談論公義、仁愛這些崇高的精神時,人們的靈魂産生不了一絲的漣漪,唯有金錢與欲望能挑動起人們的靈魂,我們的心志被奴化到不知反抗爲何物,少部分清醒的人起來抗爭時,人們却紛紛起來指責他們。共産主義制度——這個號稱從來沒有實現過却正在實現的美麗夢幻般制度,却處處實踐出地獄般的後果,我們有理由相信共産主義已經實現了,就是現代社會的奴隸制。

論國家的正義

正義——這個被人類討論了數千年的話題,自從人類聚集形成部落開始,就不斷的被人們所追求。在古代希伯來文明中正義化身成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固有屬性。在古希臘,正義被認爲包含在自然法當中,自然法成爲了一種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在古羅馬,西塞羅的《論法律》中,首次從自然法出發,定義了惡法非法的概念。到了東羅馬帝國時期,自然法與上帝的正義結合,在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第一卷第一篇中寫到:“法學是關於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識;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

在現代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正義表現在憲政主義之中,但是正義的內涵却依然延續了古代先賢們的看法。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對正義曾做過描述:“有一種東西,幷且只有這種東西恒久不變,它先於這個世界而存在,幷且也將存在於這個世界自身的組織結構之中;它就是正義。這種正義起源於上帝,駐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胸中……幷且,這個地球都化爲灰燼之後,以及在我們的律師和訴訟當事人面對偉大的法官上帝之時,它仍將特立永存……。

雖然正義看不見摸不著,但是正義的確是存在的,每個有良知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正義的存在與力量。那麽對於國家來說存在不存在正義?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這麽寫到:“如果沒有正義,國家和搶劫集團有什麽分別?普通的搶劫集團就是一個小國家,在他們那裡,上級指揮下級,共同歃血爲盟,根據內部約定俗成的慣例進行分贓。當這些匪徒的力量大到可以修建城堡,擁有城市,征服鄰國時,他們的統治集團就不再被看作從事搶劫的團夥,而是有了體面的名字:國家。” 也就是說如果國家失去了正義,也就淪爲了一個搶劫集團,這樣的搶劫集團則會以國家的形式存在。

正義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一個良好國家的建立,必然伴隨著對正義的追求。所羅門王因著從上帝而來的智慧,以公義建立起了强大的王國,也因著他的墮落,導致國家正義的缺失,最終亡國。德國魏瑪共和國當年因爲對自然法的不認同,整體傾向於法律實證主義理念,最終使得德國無法抵禦納粹的邪惡,將整個國家拖入了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之中。德國著名的法學家、曾兩度出任魏瑪共和國司法部長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戰後的一次演講中懺悔道:“幾十年來爲德國法學家公認佔主導地位的法律實證主義觀和其主張‘法律就是法律’,在以法律表現出的不公正面前失去抵抗力,黯然神傷。這種學說的追隨者被迫承認這些非公正的法律爲法。法學必須重新思考幾千年來古代、基督教中世紀和啓蒙時代的全部智慧結晶,即存在著一個作爲法律的高高在上的法,一個自然法、上帝法、理性法,換而言之,超法律之法。

 戰後,拉德布魯赫在他的著作《法律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一書中確立了三條準則:

1.所有的實在法都都應當體現法的安定性,不能够隨意否定其效力;

2.除了法的安定性之外,實在法還應當體現合目的性和正義。

3.從正義角度看,若實在法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爲法的“法性”,甚至可以看作是非法的法律。

這三條法則對後世法學界的影響非常的深遠,它既確定了實在法的安定性,不能隨意的更改,以確保國家政體的穩定,也以自然法的正義標準,界定了惡法非法準則,以保證國家的正義與合法性。三條準則中的第三條告訴我們:若實在法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爲法的“法性”。那麽我們能否推論出若一個國家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是去了之所以爲國的“國性”,也就是奧古斯丁認爲的那樣國家淪爲了搶劫集團?當掌權者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也就失去了掌權的資格?

任何一個政權都是不完美的,總會出現違反正義的情况,但是這幷不意味著掌權者能够爲所欲爲,因爲當不義達到一定的程度時,人民有權基於上天賦予的權利,合法的推翻掌權者。索多瑪、蛾摩拉這兩座罪惡的城市,上帝也沒有一開始就把他們毀滅,但是當這兩個城市違反正義達到了不能再容忍的程度時,上帝毅然將其毀滅。上帝教導女人、妻子要順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同時也教導男人、丈夫要愛自己的妻子。在這裡順服與愛是一對互生的關係,缺一不可,單一的討論順服或者愛都是無意義的。

在中國,邪惡的掌權者顛倒是非黑白,罔顧事實,打破順服與抗爭的互生關係, 對於非基督徒,散布沒有共産黨中國就會大亂的謠言,對於基督徒,則引用聖經羅馬書,要求基督徒順服掌權者,其目的只有一個,維護其邪惡的統治。既然這些掌權者引用聖經,那麽我們就來仔細的看看聖經,上帝究竟是如何教導他的子民的?

順服的義務與抗爭的權利

在中共眼裡,聖經似乎從來只有一句話,就是羅馬書13章:“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他們已經沒有勇氣再往後讀,因爲後面的經文就是:“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贊。

可見在羅馬書中,順服掌權是與懲惡揚善聯繫在一起的,作爲教會如果把側重點放在教導神的子民的要順服掌權者,那麽這就不僅僅是犯了錯誤,而是嚴重的犯罪行爲。如果哪一個教會這麽教導他的子民,那麽他就等於將他們的子民帶入罪惡之中。因爲在彌迦書中616節很清楚的寫到:“因爲你(指以色列人)守暗利的惡規,行亞哈家一切所行的,順從他們的計謀。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們也必擔當我民的羞辱。”經文中暗利是以色列王國的第七任君主,亞哈是他的兒子繼承了父位,成爲以色列國第八任君主。當時以色列人順服他們罪惡的國王的權柄,上帝就懲罰以色列人,讓大地荒凉,以色列的居民們被世人嗤笑。 所以說順服邪惡的掌權,不僅不是上帝的訓誨,反而是在上帝眼中一種巨大罪惡。聖經中的掌權中的權,跟自然法中的法,有著極其相似的屬性。在自然法的理念中,惡法非法。法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爲法的“法性”。那麽世上的掌權者們最初從上帝那裡獲得的權力,當權力的行使中喪失了正義,那麽掌權者也失去的之所以爲權的“權性” 。既然惡法非法,那麽行惡的掌權者的權力也就不再是權力,而僅僅是一種强力。我們可以說國家行使權力,能說搶劫集團也在行使權力嗎?如果非要認同搶劫集團所擁有的强力是一種權力,那麽國家憑什麽去打擊犯罪集團的犯罪行爲?打擊犯罪集團豈不是成了兩國開戰了嗎?所以强力不等於權力,國家擁有權力,但是當國家的權力徹底失去正義、淪爲搶劫集團的時候,這時的國家已經不能稱爲國家,這個國家的惡法已經不能再稱爲法律,所謂的掌權者也不再是掌權者,僅僅是土匪頭子。那麽,作爲上帝的子民擁有的不再是順服的義務,而是抗爭的權利。啓示錄中上帝責備以佛所的教會丟掉了起初的愛心,但是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恨惡尼哥拉一党人的惡行,而這惡行這也是上帝所恨惡的。

上帝教導他的子民愛人如己,但是從來沒說過要愛惡行。更何况上帝本身也恨惡邪惡的,如箴言所說:“恒心爲義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惡的,必致死亡。”共産主義如同納粹一樣,被公認爲邪惡的集團,如今中國正被這個邪惡的集團所控制,出於對人的愛(包括共産黨人),我希望所有的國人清醒幷且行動起來,以自己特有方式對抗邪惡政權:沒槍的公民不在再與現在政權合作,不再順服;有槍的公民對待自己的同胞請抬高槍口1厘米,甚至調轉槍頭。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悲劇莫過於共産主義的掌權,希望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能迎來最大的勝利——推翻共産專制。因爲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殺戮,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願上帝的正義與世人同行。

 

(摘自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