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民權研討會專題

革命已成爲唯一選擇

(“民權研討會”發言錄音謄寫) 

王天成

 

各位長輩、各位朋友、各位來賓: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到加州來,第一次到國父紀念館。站在這裡我的心情非常特殊。我感到非常地自豪,我們中華民族、我們現在仍然活著的幾代人,曾經有過如此偉大的先輩,在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民主國家還很少的時候他就在從事民主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也感到非常地沉重,到現在中國大陸人民仍然處在被奴役之下,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耻辱,我們當奮力前行。

我今天這個發言其實是一個命題發言,因爲我前不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那本書是我二零零八年到美國以後 ,在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和紐約大學這些學校做訪問學者期間,研究的基礎之上寫的。我研究了幾十個國家的民主轉型的案例,在這個基礎之上寫的。在這個書裡面,我比較系統地批判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中國知識界關於中國民主轉型的主流的觀點 ——“漸進改革主義”。同時提出了一種不同於漸進改革主義的戰略思考框架。

那麽我下面就想報告一下,我對“漸進主義”的一些看法。同時,也要報告一下最近我的想法的一些改變,用辛灝年先生的話說就是“往前又跨出了半步”,得出了一個進一步的判斷,那就是:革命已經成爲中國唯一的選擇。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能展開來討論漸進改革主義,不能細緻地去分析它的各種主張、去揭示它的危害,它對我們民族的心態,以及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危害,我不能進入到這麽細節。在這裡我只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下,人們在講到“漸進改良”的時候,到底是什麽意思? 它意味著什麽?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也不能展開來講我對於中國如何民主化的看法,但是我在我的書裡有很大的篇幅是講中國如何民主化的我的一些看法,我首先批判了“漸進改革”。

我現在就先講講當一個中國的學者、當一個中國的活動分子,在給你講“漸進改革”的時候,他其實是什麽意思?我想先請大家先看一下這幅圖:有一叢灌木,綠綠的、鬱鬱葱葱的,圍繞這個灌木,有一串脚印。你看到這麽一個圖時,你會提出一個什麽問題呢?我提出的問題就是:誰在繞圈子?

這個圖是我在Google搜索裡面下載下來的,上面還寫著一行英文字To Beat Around the Bush,英文的意思就是說話回避 、繞圈子、回避要害。那麽誰在繞圈子呢? 中國八九年以後,絕大多數的主流知識分子、包括很多知名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都在繞圈子,他們是“漸進改革主義者”。

 To Beat Around the Bush

這幅圖中間的灌木叢代表什麽意思呢?它就是叫“民主轉型”,那麽這個民主轉型包括一些什麽內容呢?其實這個是件常識性的東西,幷不難理解。從理論上來說,政治學家們把它劃分爲兩個階段和兩個維度。第一個叫政治自由化,第二個叫民主化。政治自由化包括些什麽內容呢?它的核心就是開放言禁、 黨禁,容忍政治反對自由派的存在;政治民主化就是指全國政府要自由直接地選舉産生。這裡不是指地方政府,是全國政府,就是全國政權由直接民選産生,這就是民主化,應該幷不難理解。但是中國國內的學者,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講:“漸進改革”是中國最現實、代價最小的轉型路徑。但是他們所談的“漸進改革”,其實是與民主轉型沒有多大關係的。

我們先看“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有很多人談,但是他們在提出具體的改革主張的時候,很少有人把“言論自由”列進去的。其次是“開放黨禁”,這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學者最大的禁忌,他們基本上是回避的。那麽“全國選舉”到現在爲止,你們可以去查一下這些學者的文章,我沒有發現誰提出過儘快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那你可能感覺非常奇怪,這些人天天說我們要民主,但是竟然沒有提出“民主化”的要求來,這不是個很大的諷刺嗎?

我只講這個現象。簡而言之,就是說民主轉型的關鍵內容,被中國很多的知識分子給回避了。他們竟然在說“漸進改革”是中國最佳、最現實的路徑。那麽,你可能要問,他們講的“漸進改革”,究竟是要改什麽呢?他們的主張是什麽呢? 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說他們主張從地方選舉、基層選舉開始。他們的理由就是說,要是全國普選,你共産黨不願意幹,可能會立即威脅到你的統治地位,那麽地方選舉、基層選舉是比較好控制的,那你可不可以做做這個事啊?

再就是說所謂“黨內民主”,那你共産黨不願意放弃你的一黨獨裁,那你可不可以在黨內先搞點民主啊。那麽我們可以先接受你這個一黨獨裁, 但是你在國內、黨內搞點民主也可以呀。 還有他們說“司法獨立”,這是很多“自由知識份子”一直在津津樂道的。就是說如果說直接威脅你權力的改革你不願意做,那你先司法有個獨立性,這個是可以的吧,它幷不威脅你的統治地位啊。這實際上是說,他們把民主轉型以後才能够實現的東西提前到現在了。你要是沒有民主化的話,你的司法怎麽可能獨立,誰去保障它呢?

他們繞了這麽一大圈,他們的基本的設想、基本思路就是說,最重要的是說你先讓他們開始改革。你提出一些比較高的要求,共産黨不會同意,那我們就提些低一點的要求。他們想以這個方式來說服共産黨改革,或者說誘使共産黨改革,他們以爲共産黨像他們一樣幼稚。但是共産黨它的統治集團是非常清楚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開放,都有可能造成“雪崩效應”,所以他們是不會接受你們的建議的。這樣就變成了“漸進改革主義者”一厢情願了。“六四”以後,很多人一直在被“漸進改革”的言論所誤導。那麽這些人的名字,我這裡就不提了,我在我的書裡面對他們進行了批判。這些人的漸進改革到底是什麽樣的漸進改革?如果我說它是“僞漸進主義”,我想大家會同意我的看法。

這裡我想進一步舉幾個例子,把中國的“漸進改革主義者”們的主張和幾個歷史的案例進行一下比較,看看“漸進改革”到底是不是中國實行“民主化”的一種最現實的、代價最小的、最佳的路徑。

大家知道清朝末年的“預備立憲”,各省是成立了諮議局的。這個諮議局的議員,是由選舉産生的。但選舉方式不是像現在這樣,有一些差別。剛開始還是直接選的,後來選民選出來的那些人再互選,還是有相當的競爭性的。然後它在全國成立了資政院,這個資政院的議員一半是皇帝欽定的,一半是各省諮議局選舉産生的。讀那段歷史的話你也看到資政院有時候真有點像個議會。有幾次他們還大模大樣地質詢政府,要彈劾大臣。另外,清朝末年,“立憲派”舉行了三次很大規模的請願,要求將九年預備期、立憲期縮短改爲三 年,要求速開國會。

我們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今天的“漸進改革主義者”他們的主張,還不如清朝末年的預備立憲派,那些立憲主義者。這些年由於“保守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他們不僅否定辛亥革命,他們連立憲派都否定。他們說他們太激進了,九年預備立憲期時間幷不長,還可以更長點。但是立憲派認爲它的時間太長了。清朝末年,已經開始改革的清政府,由於它的改革的速度跟不上社會動亂的速度, 因此被革命所推翻。

然後我再講講前蘇聯。我們中國大陸一般很多學者都在講,包括官方的媒體:蘇聯的改革太快了。其實不是那麽回事,蘇聯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正好是“漸進改革”,他首先是舉行了全國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但是那次選舉是非常受限制的選舉,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留出來給共産黨啊、共青團啊所謂這些社會組織,由它們去選舉。這樣他們就不用去參加競選了。另外蘇聯共産黨控制了絕大多數候選人的提名。不過在蘇聯它仍然是一個破天荒的事情,還是動了真格的,還是有相當的競爭性的。當時有很多地方高級官員,包括州一級的第一書記都落選。但是更激烈、更自由的選舉發生在加盟共和國一級。當時蘇聯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當加盟共和國的民選出的政權運作以後,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立即對戈爾巴喬夫爲首的全國政權的權威構成了挑戰,因爲你不是一個在充分民意基礎上的政府,你的合法性不如加盟共和國一級,加盟共和國一級的民選政權就變得非常地强有力,這正是蘇聯後來分崩離析的一個極其極其重要的原因。

那麽我在這裡順便講一下中國的“漸進改革主義者”關於中國的選舉順序的設想。按著他們的思路要先搞基層選舉,然後一級一級往上到省,最後是搞全國選舉。我在我的《大轉型》一書中有一個預言:如果中國運用這樣的選舉順序,那麽中國將步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後塵,會分崩離析,國家分裂。大家知道,中國也是有分離主義分子的,那麽在一個有分離主義思潮的國家,改革開始以後,如果你的轉型過程太長,你的步伐太慢,如果你的選舉順序發生錯 誤,那麽尤其危險。

我再講一個例子就是埃及,那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二零一一年的時候已經被推翻了。很少有人知道,其實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他八十年代剛上臺的時候是推行了“漸進民主改革”的,達到了什麽階段呢?反對黨在議會中間贏得了百分之二十的席位,也就是說它有限地開放了黨禁,當時埃及在短時間之內就涌現出一千多個非政府組織。這個時候,穆巴拉克一看情况不對,就開始打壓、開始限制反對黨的發展。那麽他也借改革鞏固了自己的權威,之後埃及的改革就停滯下來了,直到二零一一年穆巴拉克被群衆所推翻。那埃及的例子表明了小改小革是很容易停止的,中國的“漸進主義者”假設只要改革開始了,哪怕是小的它可以直綫向前發展,這個假定是不成立的。那中國的“漸進改革主義者”,他的主張當然也和埃及有差距,和穆巴拉克的改革有差距,穆巴拉克還是動過一些真格的,他還是有限開放了黨禁的。

我講最後一個例子就是土庫曼斯坦。它是前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它和中國一樣是以“漸進改革”的名義回避和拒絕改革的。土庫曼斯坦一九九一年從蘇聯獨立出來以後,它的領導人尼亞佐夫就說我們要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民主,我們不能像蘇聯和其它國家那樣推進得太快了,否則會造成動蕩,我們要慢一點。尼亞佐夫還把土庫曼共産黨改名爲土庫曼民主黨。結果是到現在爲止土庫曼斯坦都沒有進行過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和開放。它和中國一樣是當今世界上十五個沒有進行任何政治開放的國家,而且它的情况比中國現在還要糟糕,因爲它在經濟上還基本沿用了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 。所以我就說土庫曼斯坦的改革在時間的河流中,以“漸進”的名義停止了。

下面我來談一談“革命與改良”的問題。因爲這涉及到我想法的一個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關注的人很多。我在書裡面批判“漸進改革”,贊成“快速改革”。我覺得像中國這麽一個國家要轉型的話,慢速是非常危險的,你必須迅速地通過民主選舉,確立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這樣國家才能够維持它的統一,這樣轉型才不出現大的動蕩。 我的想法和那個“漸進改革主義者”正好是相反的。當然我的主張是有案例支持的, 中國的“漸進改革主義者”還提不出一個案例來支持他們的觀點。我曾經和其中一位朋友,他是也寫過書,在這方面也比較有名,但是他舉不出一個例子來,就是說哪個國家是通過“漸進改革”成功的。

我是贊成快速變革的。我在書裡說,共産黨如果沒有主動改革的可能性,或者主動改革的可能性也不大的話,那麽今天我說革命已經成爲我們的唯一選擇。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情况,其實是非常嚴峻的。鄧小平主宰了中國政壇十九年,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七年他死去;江澤民控制了中國十多年。那麽胡錦濤基本上是個小媳婦;到習近平,我想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如果不是因爲內部的宮廷的政變或外部的革命把他趕下來的話,他很可能控制中國政壇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你不要指望中國有政治改革。我們要清醒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也正是基於這一個考量,我認爲革命已經成爲我們唯一的選擇。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或比我們年輕一點的七零後 、八零後、九零後,要對得起歷史,承擔起歷史給我們的責任的話,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

那麽革命有不同的形式,它有暴力的、有非暴力的。我是主張非暴力的。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的异議人士中間,一直是有爭議的。在這裡我講一個統計數據,二零零五年的時候,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國際知名的智庫“自由之家”,它的統計數據是國際政治學界研究民主轉型、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它在兩千零五年的時候有一個統計表明,從七十年代末到兩千零五之間,將近七十個發生過民主轉型的國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轉型,“非暴力抗爭”起了關鍵作用。只有十四個國家,它的轉型是依靠自上至下的改革進行的,而且這十四個國家中間,後來有四個國家倒退回了威權主義、不自由國家。那也是能够理解的,因爲它是自上至下改革的,它的舊有的勢力、舊有的權力結構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再往回走它更容易。

總之,“漸進改革”在我看來是一個玫瑰夢,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直在呼籲改革。他們以爲這樣一直呼籲下去改革終究會發生,這是一個錯覺、這是一個幻覺。在“漸進改革”與“革命”之間還有一個“快速改革”。但是中共不可能選擇“快速改革”。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革命。當然革命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容易的,不過革命必須在中國發生,否則中國沒有希望!

今天在國父紀念館,我想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結束我的發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