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民權研討會專題

從維穩到反恐,從維權到革命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25周年

郭寶勝   中國時政、宗教事務評論人士 

 

25年前的六四,中共開了在非戰爭年代用暴力鎮壓民衆和平抗議的先河;25年後的今天,暴力鎮壓依然是當局對付依法維權、和平抗議者的主要思維和手段。今年以來,“反恐”一詞已經取代“維穩”成爲中共當局對付民間的主旋律,除了新疆,中國內地各地街頭出現大量荷槍實彈的武警、特警,各地都在集中進行大規模的“反恐”演練,而假想敵居然是上訪民衆;當局也在各地鼓勵警察佩槍幷及時開槍,既是濫殺無辜,也以“走火”了事。顯然,在當今中共當局眼中,恐怖分子已經不止是新疆的“三股勢力”,而被擴大爲所有以前的維穩對象。

 刀具火柴購買成爲實名制;餐廳聚餐、在家討論成爲尋釁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社科院學者、大學教授成爲了恐怖分子;維護法律尊嚴的律師成爲顛覆分子;而到政府機關前上訪、抗議的民衆,隨時有可能以反恐的名義就地正法……反恐的全國化,使所有目前進行維權、和平抗議的民衆,都有可能被當做恐怖分子直接剝奪生命。25年前六四的一幕,再一次真真實實地臨到國人面前。

 種種迹象表明,反恐模式開始超越維穩模式。維穩基本上還在行政和司法內解决問題,但反恐已經上升到軍事手段。反恐模式是對中國民間社會真刀真槍的軍事宣戰、大規模的戰爭威脅。中共目前推廣的反恐模式其實是一種戰爭模式,一切對政權稍有意見者都是敵對勢力,都要格殺勿論。在戰爭模式下,現有法律和程序被拋弃,用軍事方法和手段殲滅敵人、消滅敵對勢力成爲最强音、主旋律。

維權律師滕彪近來根據自20133月抓捕“西單四君子”開始到今天,已經有200多位維權人士被捕的事實,得出了中共已經從“維穩模式”轉變爲“掃蕩模式”的結論,他指出:“原來抓捕的是越過紅綫的、冒頭的、上街的、有組織化色彩的等等,現在則有對民間社會一網打盡之勢。活躍的、有影響的、有行動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單內……原來主要以懲罰個別越綫者爲目標,維持維穩力量的優勢,現在同時要清除民間集結的節點、消滅民間領袖的萌芽、瓦解民間反抗的能力”。滕彪博士總結的掃蕩模式,其實也是反恐模式,因爲無論是掃蕩還是反恐,都是不要法律的軍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統治者已經不顧法律、對他們稍有威脅者就采用一切手段鎮壓之。只要認爲你是恐怖分子,超强超狠的一切手段都可采取。在反恐或掃蕩中,鎮壓的力度、强度和手段全面升級,肆意逮捕、任意開槍、濫施暴虐、暴力正常化。

反恐模式幷不是終止維穩模式,而是强化維穩模式,是維穩模式的擴大化、暴力化。反恐的目的,還是要維護政權的穩定。中共當局是以反恐帶動維穩、以反恐無限度地强化維穩。這一切背後的統治邏輯,近的在25年前的六四就已實施,遠的自共産黨奪權政權,就以此爲圭臬。

中共已從維穩模式轉向反恐模式,而民間反抗力量如何應對呢?這個問題在六四25周年之際更值得我們去思考。

維穩所面對的是維權,而維權基本上是以現有體制爲依托,以個案爲出發點,通過訪民、維權律師、海內外媒體、學者及體制內良知人士的上訪、司法訴訟、社會輿論甚至游行示威等,來維護諸多個案的公義和公正。近年來維權模式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許志永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許志永博士在其《新公民——我們的2012》《公民維權手册》等文章中表達了新公民運動的方法論,那就是在現有法律和體制框架內、不是坐等官方自我改革和賜予公民權利,而是公民們主動地聯合起來爭取各項權利。許志永在《我的公民理想》中寫到:“我……尊重歷史形成的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畢竟社會變革需要穩定的秩序……努力追求做一個真正的公民,享有憲法列舉的那些普世的權利,我們以理性建設性方式推動社會進步……我會努力倡導自由、公義、愛的理念,希望大家遵循溫和理性的立場,幷盡可能考慮做事情的可行性,在憲法法律框架下行動”。可見,這不是一條徹底顛覆現有體制的道路,而是一條在現有體制的基礎上,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爭取公民的普世權利,從而逐步改變更新社會的道路。隨著反恐模式的開始,這條道路越來越難行了。

另外,中國民衆的維權鬥爭也使中共非常頭痛,使中共的維穩工作越維越不穩。在這種狀况下,中共當局開始了超越利用現有體制和法律的維穩模式,而采取軍事化的反恐模式。反恐模式使中共當局收一時之效,但也使中國民衆更加明白跟中共當局講理、講法、講人道的道路似乎開始到了盡頭。

所以當中共當局從維穩模式進入反恐模式,民間也有必要以革命模式來提升維權模式。革命,是不依托於舊體制,而以暴力或非暴力方法終止舊體制的社會運動。當維權律師通過法律不僅解决不了個案甚至自己也被抓捕進去的時候,大規模的群衆運動、攻占公檢法機關甚至監獄看守所的社會運動,也許能匡扶正義;當呼籲明君賢臣進行改良改革的希望徹底破産後,發動大規模社會運動,以“民變”促“兵變”,也許真正能實現社會的轉型;當西方國家支持和資助的一個個非暴力項目被中共瓦解,而中共當局與西方國家的軍事衝突和鬥爭日趨激烈的時候,也許中國民間的軍事鬥爭開始會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反恐模式的開始,使整個中國實際上被置於戰爭狀態,我們已經活在中共當局軍事敵對人民的戰爭年代。無論我們多麽的“非暴力”和“沒有敵人”,中共當局早已把對它的一切抗議者、不滿者視爲敵對勢力(這個非法律的詞語當局從來沒有中斷過使用),甚至視爲軍事上的敵人,非要徹底殲滅才肯罷休。1989年六四,由於當局動用野戰軍對付人民,自此我們實際已經在戰爭狀態中了。我們早就應該進行超越體制的革命行動,我們將不得不進行抵抗軍事戰爭的鬥爭。

 維權就很艱難,更何况革命?沒有更多資源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何談革命?實際上革命幷不是否定維權,而是以革命來帶動維權,以維權來促進革命,維權事件應該成爲社會革命的導火索(詳見本人所著的《群體性事件組織手册》 搜網即得)。當下能够利用體制的維權案例,都應該繼續進行下去。但是,維權者在新形勢下一定要具有革命意識,要以革命作爲維權的超越目的。而且我們要堅信,當中共以軍事化的反恐開始全國性地對待民衆時,幷以軍事手段在國際社會尋釁滋事時,民衆自身的革命意識和國際社會對民衆革命的支持,肯定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六四,在25年前以中共的軍事、暴力血腥鎮壓而給中國人留下慘痛的記憶,25年後的今天,中共的反恐模式——新的軍事鎮壓手段在六四25周年之際又露出了猙獰面目。面對這個變數,最爲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形成革命的共識,幷在海內外研討這個共識、宣傳推廣這個共識,幷達成衆多可操作性的方案和方法,也許這些是對六四25周年最有意義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