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七期

第十三章 古拉格系統的巔峰與危機

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既無新的大恐怖,也沒有更多裝模作樣的公開審判,但沉重而壓抑的氣氛在戰後的蘇聯依然持續,並且對多種社會行為的刑事定罪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人們曾經幻想當局在那曠日持久且血流成河的戰爭結束後或許會放鬆其掌控,但此希望終成泡影。伊利亞‧愛倫堡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在回憶錄中寫到:「人民受盡了苦難;無法想象歷史將會重演。」然而,他瞭解體制的內情和性質,於是立即補充道:「但我卻充滿迷惘和苦悶。」這個預感竟然是那麼有先見之明。

「人民一方面對極其困苦的物質條件感到絕望,另一方面卻又憧憬著改變。」這是蘇維埃中央委員會派到各州的視察員們,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和十月發回莫斯科之多份報告中不約而同的說法。這些報告聲稱,蘇聯的許多地方依然處於混亂狀態。一九四一和四二年向東撤退工人的大批自發遷徙,造成了生產的遲滯。一波規模前所未見的罷工搖撼著烏拉爾山脈的冶金工業。饑饉與惡劣的居住條件已成常態。全國有兩千五百萬人流離失所;體力勞動者的每日麵包定量不足九兩。一九四五年十月底,新西伯利亞的情況非常惡劣,以致於該地區黨委的負責人甚至建議不要讓工人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的遊行,因為有太多的人衣不蔽體。在此慘狀當中謠言四起,尤其是集體農莊即將解散的小道消息。事實再次證明,集體農莊不能養活農民;後者一年的辛勞只能換回幾百斤小麥。

農業戰線的情況最為危急。由於戰爭和嚴重乾旱的肆虐,再加上機械和人力的極度短缺,一九四六年秋的收成是一大災難。儘管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講中承諾要結束定量,當局卻不得不再次延續這一制度。政府拒絕正視這次農業災難的原因,而是把過錯歸咎為少數個體農民的貪婪,並且決定要「消除對集體農莊體制的所有抵觸」,以及懲罰「破壞收糧的敵對與外國分子、盜賊及竊取收成的任何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九日,以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為首的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宣告成立;任務是沒收在戰爭期間被集體農莊農工「非法佔用」的全部土地。在兩年的時間裡,該部門收回了將近一千萬公頃;這都是想要生存的農民們為了補充各家的小自留地而擠佔的土地。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一項標題為「保衛國家穀物」的政令規定司法部要在十日內從速審理所有盜竊案件,並且再次啟用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所頒佈法律的嚴厲懲罰(該法律此前業已停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超過五萬三千三百人——大多為集體農莊農工——因盜竊穀物或麵包遭到判刑並押送集中營。數千名集體農莊主席由於「破壞鄉村收糧運動」而被捕。初期的收糧一般只達到目標的三分之一,但在這兩個月裡該比例攀升到百分之七十七。此增加代價不菲。在「鄉村收糧遲緩」的輕描淡寫中,潛藏著另一場饑荒的悲慘現實。

一九四六到四七年秋冬兩季的饑饉肆虐了一九四六年旱災最嚴重的地區,即庫爾斯克、坦波夫、沃羅涅什、奧廖爾、羅斯托夫諸州;至少有五十萬人受害。如同一九三二年一樣,一九四六到四七年的饑荒也是悄然無息地度過。某些地區的收成僅達每公頃二百五十公斤,因此當局對強制收糧目標的堅持就意味著讓短缺演變成饑饉。捱餓的農工們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偷些儲備糧。在一年裡,有記錄的盜竊案件數目攀升了百分之四十四。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媒體發表了政府一天前頒發的兩項命令;其精神和措辭都很像著名的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法律。這些命令規定:對任何「侵佔國家或集體農莊財產」的行為,取決於是個人還是團伙犯罪,以及是首次違法還是屢教不改,可判處五到二十五年的集中營監禁。任何人倘若知曉盜竊準備或目擊盜竊活動但沒有向警察舉報,將獲判一到三年刑期。一份機密通知提醒各法院,此前最高處罰為剝奪公民權利一年的工作場所小偷小摸行為,現在由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的這些新法律管轄。

該年的下半年裡,超過三十八萬人——包括兩萬一千未滿十六歲的少年——被按照此嚴酷的新法律判刑。哪怕只是偷拿數公斤黑麥,都可能獲判八到十年的集中營刑期。例如,弗拉基米爾州蘇茲達爾區人民法院曾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做出如下判決:「NABS係十五歲和十六歲少年;二人在夜裡看守集體農莊馬匹時,從集體農莊菜地偷竊三根黃瓜被抓獲……因此判處NABS在普通勞改殖民點服刑八年。」在六年裡,一百三十萬人被依照六月四日命令而判刑,其中四分之三的刑期超過五年。到一九五一年,這些人佔古拉格系統中所有普通罪犯的百分之五十三,以及所有囚犯的將近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十年代結束時,對六月四日命令的嚴格執行顯著加長了普通法院的定罪平均刑期;長於五年的刑期由一九四零年的百分之二攀升到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九。值此斯大林統治的頂峰時期,由各級人民法院所給予的「普通」鎮壓性懲罰,取代了一九三十年代更為常見的內務部之法庭外恐怖手段。

因盜竊而獲刑的人當中有數不清的婦女,包括戰爭寡婦和幼兒的母親;她們已淪落到靠乞討和偷竊為生的地步。一九四八年底,古拉格系統有超過五十萬囚犯(是一九四五年的兩倍)。其女囚營的「嬰幼兒之家」收容了約22,815名兒童。到一九五三年初,該數字增至三萬五千。為了不讓古拉格系統變成巨大的育幼院,政府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下令部分大赦,因而有將近八萬四千兩百名母親和兒童獲釋。儘管如此,數十萬因小偷小摸而獲罪之犯人的持續流入,意味著直到一九五三年,古拉格系統依然關押著相對多的女性;她們通常佔到全體囚犯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政府的鎮壓性法律又添加了若干項命令。這些命令對當時的氣氛頗具揭示意義。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的一項命令禁止蘇聯公民與外國人通婚。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的另一項命令則規定了「對洩漏國家機密或丟失包含國家機密之文件的懲處」。最廣為人知的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之命令,其中規定「所有間諜、托洛茨基分子、破壞分子、右翼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白黨分子及其他反蘇團體分子,在集中營關押期滿時將流放到科雷馬地區、新西伯利亞州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州……以及哈薩克斯坦的某些邊遠地區。」事實上,監獄當局更希望嚴密看管這些「反蘇分子」(多為一九三七和三八兩年依照第五十八條而獲刑的政治犯),因此隨意地把他們的刑期又加了十年。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同一天,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了另一項法令,命令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驅逐「拒絕服從集體農莊最少工作天數規定且像寄生蟲那樣活著的所有人」。六月二日,這項措施被擴大到全蘇聯。那些破敗的集體農莊根本無法保證農工的最起碼報酬,因此數不清的農工經常不遵守當局規定的最少工作天數。數百萬人於是在一夜之間受到了這項新法律的威脅。由於認識到對這項關於「寄生主義」新法令的嚴格實施將進一步擾亂生產,地方當局往往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儘管如此,僅一九四八年一年,就有三萬八千多名「寄生蟲」被放逐並發配到內務部的軍管單位居住。這些鎮壓措施完全抵消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對死刑的象徵性(且短暫)廢除。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二日,為了處決「列寧格勒案件」中的受指控者,死刑得到恢復。

在一九三十年代,流放犯人和「特別移民」的「返鄉權利」導致了政府政策中的某些不一致和自相矛盾之處。到一九四十年代末,這個問題被用相當極端的方式加以解決:當局決定,一九四零到四五年間遭到放逐的所有人,都事實上被「無期」放逐。這樣一來,由流放犯人已成年孩子的命運所造成之問題就煙消雲散。他們及其後代將終生屬於「特別移民」。

一九四八到五三年間,「特別移民」的人數在繼續攀升,由一九四八年初的二百三十四萬兩千增至一九五三年一月的二百七十五萬三千;這是若干波新放逐行動的結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和二十三兩日,在繼續抗拒集體化的立陶宛,內務部發動了定名為「春季行動」的大規模圍剿。四十八小時之內,36,932名男女老幼遭到逮捕並用三十二列車隊押送他鄉。這些人統統被劃入「匪徒、民族主義者,以及這兩類人的家屬」。在經過長達四五週的旅程後,他們被分配到東西伯利亞的數處軍管單位,在多個不同伐木中心的嚴酷條件下強制勞動。內務部的一張便條描述說:

那些作為勞力而送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拉加拉林業中心的立陶宛家庭,目前的生活條件很不適合當地的氣候:屋頂漏雨,窗戶沒有玻璃,沒有傢俱,也沒有床。這些流放犯人睡在地板上,以青苔或麥杆為鋪。擁擠的居住,以及對衛生條例的不斷違背,已經導致在特別移民中出現有時致命的傷寒和痢疾病例。

僅一九四八年,將近五萬立陶宛人作為「特別移民」遭到放逐,並有三萬人發配到古拉格的勞改營。此外,按照內部事務部的數字,在立陶宛展開的多次「平定行動」中有21,259名立陶宛人喪生。到一九四八年底,面對當局不斷加劇的壓力,在波羅的海諸國依然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土地實現集體化。

一九四九年初,蘇聯政府決定加快在波羅的海諸國的蘇維埃化進程,以及在這些新近兼併的共和國裡「一勞永逸地剷除匪幫和民族主義活動」。一月十二日,部長會議頒發命令:「關於從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驅逐並遞解出境所有富農及其家屬、匪徒和非法民族主義者的家屬、在武裝衝突中被擊斃之匪徒和曾被逮捕或釋放但依然從事敵對活動之匪徒的家屬、以及任何匪徒幫凶的家屬」。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五月間,這些波羅的海共和國的將近九萬五千人被流放西伯利亞。謝爾蓋‧柯魯葛羅夫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寫給斯大林的報告稱:那些「蘇聯政體的敵對和危險分子」包括27,084名未滿十六歲的少年,1,785名年幼孤兒,146名殘疾人,以及2,850名病弱老者。」一九五一年九月,一系列的新掃蕩導致又有一萬七千所謂之波羅的海諸國富農遭到放逐。一九四零到五三年間,從波羅的海諸國流放的人犯總數估計為二十萬,包括十二萬立陶宛人、五萬拉脫維亞人、以及略多於三萬的愛沙尼亞人。這些數字尚不包括古拉格系統關押的波羅的海諸國人——一九五三年總計七萬五千名,包括專門關押強硬政治犯之特別集中營裡的四萬四千人。在這些特別集中營中,當時有百分之二十的囚犯來自波羅的海諸國。合在一起,波羅的海諸國成年人中有百分之十遭到放逐或關押在集中營。

摩爾達維亞作為被蘇聯兼併的另一個國家,也強烈抗拒了蘇維埃化和集體化。一九四九年底,當局開展了針對「社會異己與敵對分子」的大規模抓捕和放逐。這些行動由摩爾達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後來曾任蘇共總書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領導。柯魯葛羅夫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七日發給斯大林的一份報告表明,94,792摩爾達維亞人已作為「特別移民」而遭到「無期」放逐。假設摩爾達維亞行動的運輸死亡率與其他放逐相同,那就意味著在摩爾達維亞抓捕了大約十二萬人——佔該國人口的將近百分之七。一九四九年六月,57,680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及土耳其人被從黑海沿岸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和阿爾泰。

一九四十年代的後五年裡,在烏克蘭捕獲的烏克蘭民族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游擊隊員在「特別移民」中佔了很大部分。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聯當局曾七次號召起義者交出武器並承諾大赦,但並未獲得切實效果。在一九四五到四七年間,烏克蘭西部的鄉村依然大部分由反叛者掌控;他們得到了反對任何形式集體化的農民支持。這些反叛武裝遊走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當受到追擊時就躲到國境的另一邊。透過蘇聯政府為協調打擊烏克蘭「匪幫」的鬥爭而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署的協定,人們可對該反抗運動的規模有所瞭解。作為協定的結果之一,為了讓烏克蘭叛軍沒有根據地,波蘭政府將其整個烏克蘭族人口搬遷到波蘭西北部。

一九四六到四七年的饑荒迫使數以萬計的農民,從烏克蘭東部逃到災情較輕的西部,這也加大了反叛者的人數。由烏克蘭內部事務部長簽署的最後一份大赦呼籲,可以看出這些叛軍並非純粹由農民組成。其措辭提及了多個不同的匪徒類別,包括「逃離工廠、頓涅茨克礦區及工業技校」的青少年。經過強制集體化,多座村莊的整體搬遷,以及對三十多萬人的抓捕和放逐,烏克蘭西部於一九五零年底終於「平定」。按照內部事務部的統計資料,將近十七萬二千名烏克蘭民族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成員,往往攜家帶眷,被作為「特別移民」而在一九四四到五二年間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

對內部事務部所描述之「多樣群體」的放逐行動一直持續到斯大林過世。一九五一和五二年,作為多項小規模行動的結果,下列人等遭到放逐:格魯吉亞的11,685名明格列爾人和4,707名伊朗人,4,365名耶和華見證人,白俄羅斯西部的4,431名「富農」,烏克蘭西部的1,445名「富農」,普斯科夫地區的1,415名「富農」,自稱為「真正正統基督徒」教派的995人,塔吉克的2,795名巴斯馬奇(盜匪),以及591名「流浪漢」。與那些受到「懲罰」之民族相比的唯一區別,在於這些「多樣群體」所獲判的不是「無期」,而是十到二十年徒刑。

如新近開放的古拉格檔案所證實,一九五十年代初期既是此集中營系統的高峰——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被關押在各集中營、強制勞動殖民點及懲戒定居地,也是該系統面對前所未見危機的時期。

一九五三年的頭幾個月裡,古拉格系統共有二百七十五萬囚犯;分別關押在三類不同的設施:

 

·       遍佈所有地區的大約五百處勞動殖民點;每處平均關押一千到三千名囚犯,多為刑期不超過五年的普通罪犯

·       大約六十處大型懲戒綜合設施,或稱勞動集中營;主要設在北部和東部地區,分別關押數以萬計的囚犯,多為刑期超過十年的普通罪犯和政治犯

·       遵照內部事務部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指示設立的大約十五處「特別體制」集中營,只關押總數約二十萬之經認定特別危險的政治犯

 

這個龐大的集中營世界因此就包含了二百七十五萬名囚犯;另外還有二百七十五萬名「特別移民」,則隸屬古拉格管理局的另一個部分。這些數字給管理和控制,以及經濟效益,都帶來嚴重問題。一九五一年,內部事務部長柯魯葛羅夫將軍,由於對懲戒系統工人生產力的持續下滑感到擔憂,開始了一次對古拉格系統狀態的全面視察。視察委員會的報告揭示了一個極其緊張的局面。

首先,在那些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收押「政治」犯人——被擊敗遊擊組織的烏克蘭與波羅的海諸國「民族主義者」,新近兼併地區的「外國分子」,真實或想象的「通敵者」,以及其他「叛國者」——的特別體制集中營,囚犯們遠比一九三十年代的「人民公敵」要毅然決然;後者多是前黨官,堅信其獲囚只是非常倒霉的誤解。與之相比,這些獲判二十到二十五年刑期且毫無提前釋放希望的新犯人,感到他們沒有任何放不下的事情。此外,他們在特別體制集中營內的與世隔絕也消除了普通罪犯對他們的影響。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指出,唯一能夠阻止在囚犯之間形成團結氣氛的事情,就是有普通罪犯在場。一旦消除了此障礙,這些特別集中營就迅速成為抵抗與反叛蘇聯政權的溫床。來自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的囚犯在反抗當局上尤其活躍。罷工、絕食、大規模逃亡及騷亂都日益常見。迄今的研究揭示,一九五零到五二年間有十六起大規模騷亂與暴動;每次都有數以百計的囚犯參加。

柯魯葛羅夫的一九五一年視察也揭示了常規集中營狀態的惡化,發現「紀律普遍渙散」的情況。一九五一年,囚犯的抗議和罷工造成一百萬個工作日的損失。其他問題還有集中營內犯罪率上升,囚犯和看守之間的暴力對抗不斷增多,以及囚犯勞動生產力的下降。按照當局的說法,此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囚犯中不同幫派之間衝突的結果——一個團體拒絕工作,同時鄙視其他參與工作的團體,罵他們通敵。派系的內鬥和囚犯之間的爭鬥腐蝕了組織紀律,並且往往造成混亂。刺傷致死比餓死或病死更常見。一九五二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古拉格司令官會議承認:「儘管當局迄今為止能夠從囚犯群體之間的敵對中有所收益,但目前已經開始失去對事態的掌控……在一些地方,有的派系甚至開始在集中營內自行其是。」為了打破團體和派系,當局不得不把那些往往關押四萬到六萬人的最大型監獄永久改組成多個部分,從而可以讓囚犯們不斷地流動。

除了注意到由不同派系所產生的嚴重問題外,一九五一和五二年的許多視察報告,還承認有需要對所有監獄及其生產系統進行完全改組,以及大規模縮減整個運作。

一九五二年一月,關押六萬九千囚犯之諾利斯克集中營的司令官尼古拉‧澤維列夫上校,在向古拉格系統總司令伊萬‧多爾津將軍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做出下列建議:

 

1.     隔離幫派成員。「但是,」澤維列夫寫到,「鑑於每個派系都有人數眾多的囚犯,我們甚至只把頭頭們隔離都殊非易事。」

2.     放棄範圍巨大的生產區;在那裡數萬名屬於不同派系的囚犯目前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並肩工作。

3.     建立較小的生產單位以確保更好地監督囚犯。

4.     增加看守人數。「但是,」澤維列夫補充道:「目前不可能用理想的方式來調度看守,因為這需要幾乎加倍看守的人數。」

5.     在所有生產地點把自由工人與囚犯分開。「但是,構成諾利斯克綜合設施之多家公司間的技術連接,以及不停頓生產的需求,再加上嚴重的住房短缺,都意味著目前不可能用令人滿意的方式把囚犯與自由工人分開……泛泛地說來,要解決生產力和不停頓生產的難題,唯一方法就是提前釋放一萬五千名犯人;這些人反正也無法離開所在地點。」

鑑於當時的輿論氛圍,澤維列夫的最後一條提議遠非個別看法。一九五一年一月,柯魯葛羅夫就曾經提請貝利亞:提前釋放六千犯人,並將這些人作為自由工人派往斯大林格勒的巨型水電站建設工地。該工地當時有兩萬五千名犯人在做苦工,其方式據認為極其低效。提前釋放的做法,尤其是對符合某些條件的犯人,在一九五十年代初期相當常見。這也讓人們質疑集中營作為一個過時系統的經濟價值。

面對囚犯人數的巨幅增長,再加上這些犯人遠非過去那般馴順,以及林林總總的後勤與監視問題(古拉格系統當時已有大約二十萬八千工作人員),這架龐大的行政機器越來越難以繼續製造成功的假象並確保或多或少的效益。為了治癒此痼疾,當局有兩個解決方案可選:要麼最大限度盤剝所有勞力而無視人命損失;要麼則通過給予勞工較好待遇來確保古拉格系統的生存。直到一九四八年,當局慣用第一個辦法。然而,時至一九四十年代末,黨的領導人們認識到:戰爭讓整個國家元氣大失,經濟各部門都面臨人力短缺,因此以更經濟的方式利用囚犯勞力更合乎邏輯得多。為了試圖鼓勵生產,當局開始發放獎金與工資,並且提高了達到生產配額犯人的食物定量。如此一來,死亡率立即下降了百分之二到三。然而,這些改革很快就因集中營系統的嚴酷現實而舉步維艱。

時至一九五十年代初,古拉格的生產基本設施一般都有超過二十年的歷史,並且沒有得到任何新近的投資。儘管在一九四九到五二年間有過無數次的嘗試,那些龐大的監獄設施——分別關押數以萬計的犯人且當年是為大型項目所需的眾多勞力而興建——極難改組成多個較小的生產單位。犯人們領到的菲薄工資——一般每年只有數百盧布,不及自由工人報酬的十五至二十分之一——也不足以刺激生產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囚犯放下工具,拒絕勞作,並且組成需要日益嚴密監控的有組織團體。無論是支付更高的報酬,還是更嚴密地看管,所有犯人——包括與當局合作者和選擇與其他罷工者團結一致者——的經濟成本都在不斷攀升。

一九五一和五二年視察報告的全部信息一致表明:古拉格系統已經變成一個極難掌控的機制。斯大林時代主要利用囚犯勞力興建的所有大型項目,包括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水電站、土庫曼斯坦運河、伏爾加河-頓河運河,都嚴重脫期。為了加快建設,當局不得不調入大量自由工人作為補充,並且提前釋放一些囚犯以期鼓舞他人的士氣。

古拉格危機對大赦一百二十萬囚犯提供了新的解釋。該大赦的命令由貝利亞在斯大林死後剛過三個星期的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達。的確,政治理由本身並不足以讓斯大林的潛在繼任人聯合起來宣佈部分大赦,但所有人都明白管理過度擁擠且無利可圖之古拉格系統所面對的巨大困難。然而,就在所有監獄管理單位一致請求削減囚犯人數之際;邁入老年後日益偏執的斯大林,正在籌備新的一輪大清洗,一場二次大恐怖。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且最混亂階段,此等自相矛盾的情況比比皆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