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七期

文化革命的平民之惡

 

程凱

 

宋彬彬還不是黑暗一頁的全部

新年以來,中國一個令人糾結的政治話題,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為她的母校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文革中被虐打而死道歉;之前不久,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也為文革紅衛兵的暴行道歉。他們的道歉,引發熱議。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領袖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極其廣泛的全民犯罪活動,宋彬彬、陳小魯是參與全民犯罪活動的一員,他們與其他參與文革全民犯罪活動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具有“紅二代”的身份。其實“紅二代”參與文革犯罪的時間並不長,幾個月後,“紅二代”們隨著他們的父母一個個成了走資派,他們便成了“黑幫子弟”,在文革中被邊緣化了,就失去了繼續參與全民犯罪的機會。取代他們擔任文革犯罪主角的,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這些平民群體。“紅二代”在文革中的暴力犯罪之所以備受譴責,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成為當今中共權貴集團的成員,又參與了中共權貴禍害國家的犯罪活動、包括暴力犯罪,譴責他們的過去,也是譴責他們的今天。

“紅二代”的罪惡,不是我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要講的是:從宋彬彬道歉說文革中的平民之惡。

當年卞仲耘被她的學生、文革紅衛兵虐打慘死的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用畢生積蓄,到西單商場買了一部照相機,拍下妻子滿身血污的遺體,他說“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宋彬彬是這人類歷史黑暗一頁的一個符號,不是黑暗一頁的全部。宋彬彬這個符號顯示的是:中國人當年在中共驅使下向全人類展示的平民之惡是怎樣開始的。

文革十年,中國哪一個省、市、縣沒有發生過一場接一場任意批鬥人、打死人的血腥事件?我經歷過文革,我曾在文革中的一天,看到廣州市滿城的電線杆和大樹上吊著成百上千的屍體,這些人是被誰打死被誰吊上去的?文革中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綁赴刑場,是誰把她的喉管割斷?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被凌虐而死、死後被剖開肚子,是誰動手把她的肚子剖開?當然那是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罪惡,但直接的凶手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

現今國人與文革時無本質的變化

我還永生難忘在文革中目睹的另一幕: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文革進行了八年,機關干部都必須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和我的新聞界同事,前去廣州郊區三元裡附近的農村,白天為農民收割稻米,晚上參加“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會。那一晚的集會,有五六位地主的後人被定為批判對像,地主的後人有中年、青年、還有沒成年的兒童。那不是批判,那是“貧下中農”之惡的展示。批判會進行不到一個鐘頭,“貧下中農”們手持棍棒輪番上場,這些人白天還與我們在田間一起背誦毛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晚上則是另一番亢奮:他們的批判,是不由分說掄起棍棒對地主的後人暴打,任由地主後人在地上翻滾、嚎叫、哀求,直到把五六位地主後人打得血肉模糊,當場斷氣。而台下,我們這群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知識份子”,則高舉雙臂,歡呼台上“貧下中農”的平民之惡。

中國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知識份子”自跟隨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治舞台,從來都沒有表現過善良與溫和,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直到“六四”、維穩。在文革中,這幾個群體的人,有誰能說自己沒打過人?即使沒有,有誰又能說自己沒有參加過批鬥會、沒有為血腥暴力歡呼?我曾經是這幾個群體中的一員,我不敢說自己沒有。

文革使我失去了對中國“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尊重。如果未經歷文革,我仍會認為這些群體是神聖的、天然正確的。這些群體的可悲、可鄙在於: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是中共施暴的對像,同時又是對他人施暴者。

文革結束後,我曾以為文革那樣的殘暴與荒唐,不會在中國重現了。但幾年前薄熙來發動唱紅打黑,從重慶幾乎盛行全國,有人為了唱紅竟然老父親去世也不奔喪,有人說唱紅治好了自己的癌症,這就讓人知道現今的國人與文革時的國人無本質上的變化。就在宋彬彬向卞仲耘的遺像鞠躬道歉前不久,宋彬彬還與毛澤東生前身邊的人,包括毛澤東的姘婦張玉鳳,在一起紀念毛的冥誕。人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國人對參與文革暴力的平民之惡做過懺悔,看到的只是在毛澤東死去三十七年之後,舉國祭奠毛澤東冥誕一百二十周年,聆聽中共領袖對毛澤東的頌揚。於是就不能不相信,如果中國再出了一個毛澤東,指示又一個宋彬彬“要武”,又一個宋彬彬還會去虐殺又一個卞仲耘,然後作為一個符號,再啟動又一場億萬人參與的平民之惡。

文革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縮影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縮影,王晶垚老先生記錄的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在中國翻過去又翻過來。六十多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七千萬人:土改中幾百萬農村經濟與文化的精英地主被消滅,鎮反中幾十萬未及撤走的國民黨人被殺害,反右迫害了上百萬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精英,大躍進後的大飢荒餓死四千萬百姓,“六四”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北京市民。而今日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黑暗:二十多年的維穩關押和虐殺了難以計數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拆遷戶、上訪伸冤的民眾、爭取宗教自由和民族獨立的藏人和維吾爾人。一次次關押、酷刑和殺戮,展現了共產黨之惡,也展現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軍人、警察、城管、拆遷隊員、截訪人員的平民之惡。世界上從來沒有那一個民族、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禍害民族與國家的邪惡政黨如此容忍,如此心甘情願助紂為虐。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黨,有什麼樣的政黨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黨和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就是平民之惡之源。

中國人曾有反省和懺悔的機會,但不知珍惜,都錯失了,或者被阻止了。一個對自己的民族性和國民性不思反省和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未來的中國,也難以出現如在華沙二戰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前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樣的領袖,中華民族也不會進化成犯下罪行後不允許罪行重犯的德意志民族。王晶垚先生之所以拒絕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是因為她沒有揭示暴力事件的真相,不反省文革,也不懺悔平民之惡,因此是十足的虛偽,那麼人們有什麼理由對宋彬彬的道歉給以掌聲和贊揚呢?

 

原載:《動向》,2014-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