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七期

日知會碑文述義

 

行 易

 

日知會是一個教會機構,卻為武昌起義的爆發作了至關重要的準備工作,以其獨特性出現在歷史視野中,尤其值得紀念。約七十八年前的一天,幾位當時還在世的日知會員在花園山麓日知會舊址(今武漢市三十三中學),立了一座日知會紀念碑。近千字的碑文依據當年所曆所聞,述說著一個壯烈的故事,基本上不受思想偏見或刻意歪曲的影響,保存了歷史的真實。順著碑文提供的線索,可以勾勒出一幅跌宕起伏的歷史畫面。

植首義之基

碑文開篇雲:“辛亥武昌義旗一舉而天下景從,清社以屋,此誠當日憂時志士揭櫫革命,呼號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實為日知會。”

從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七年初,日知會以演說、講課、提供書報刊物、發行革命書刊、街頭遊行宣傳等等方式,啟發新思想、學習新知識、宣傳革命,在青年學生、新軍中醞釀革命力量,促進各類革命組織的產生、發展。後期還以“抬營主義”(向軍隊輸入革命青年),為發動新軍起義做準備,終於在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領導下取得武昌起義的成功。當年日知會的活動為武昌起義成功,做了諸多基礎性的準備工作,包括宣傳和組織人員的預備,構成了辛亥武昌起義的重要環節,其巨大的歷史功勳值得紀念。辛亥武昌起義的領導者和骨幹人士中,曾經是日知會員的不在少數。武昌起義的參謀長為共進會(同盟會關聯組織)孫武,孫又是當年的日知會員。武昌起義中指揮攻打總督衙門的隊官吳兆麟,曾經是日知會的成員。又如,首義志士王憲章、蔡濟民、熊秉坤、李長齡等人也曾經是日知會員。武昌起義前夜,被瑞澂殺害的革命志士彭楚藩、劉堯澂、楊洪勝三人,均是起義組織者,其中的彭、劉二烈士,曾經為日知會成員。武昌起義爆發後,在河北回應武昌起義的吳祿貞、藍天蔚,與日知會有重要關係;而在新疆伊犁相應武昌起義的馮特民、郝可權、馮大樹等人,都曾是日知會員。

碑文雲:“晚清之際朝政敗壞,外侮紛乘。甲午戰後繼以庚子之亂,國人雖受大懲創,猶旁皇不知所以救濟之策。聖公會會長黃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漢,與中美同道籌商,就武昌府街聖公會設一閱書報處,購各種新聞雜誌及新書,任人入覽,以淪進知識。顏曰日知會,時光緒辛醜年也。

一九零一年,聖公會教士黃吉亭被任命為武昌日知堂(又名聖約瑟堂,地址在武昌高家巷)會長,黃又在日知學堂(地址在武昌府街)救世主堂內興辦了書報閱覽室,名之曰日知會,“向上海等地購買鼓吹革命救國的書報”。這時胡蘭亭任文華書院監學。一九零二年,黃吉亭受殷德生主教之命,改調長沙三一堂任會長。黃在長沙也辦起閱覽室,亦名日知會。胡蘭亭繼而被任命為武昌日知堂會長。(參《武昌文史》第1輯第5051頁)這時胡將日知會遷到日知堂,增購新書報,擴大其宣傳活動,使之走向革命化。(參《武昌文史》第2輯第43頁)黃、胡二位會長均抱有革命救國思想,並得到聖公會的支援,馮自由記述:“在武昌之聖公會設于高家巷,胡蘭亭牧師主之。在長沙之聖公會在吉祥巷,黃吉亭牧師主之。胡、黃具抱革命思想,故於庚子(一九零零年)八月,唐才常、林錫圭失敗之後,湘鄂二省志士劉貞一、馮特民、曹亞伯、禹之謨等恒假聖公會為護身符。”馮自由將胡蘭亭列為鄂省武昌日知會員之首,劉貞一(即劉靜庵)次之;黃吉亭列湘省長沙日知會員之首,黃軫(黃興)次之。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均是湘省日知會員。(《革命逸史》初集第247-248頁,中華書局)

 顧炎武著《日知錄》,終身不食清祿,又提出“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日知錄》卷九“守令”)等古代民主思想。在《日知錄》中,顧炎武的民族主義情節及古代民主意識與國學典籍無形中連接起來,這時成為革命志士反專制義舉的一個推動力。《日知錄》堪稱國學經典,日知會的名稱當來源於此,而日知會最初又實在是聖公會下屬的一個讀書、閱報機構,但又不僅僅只是一個閱覽室,那時即具有聯絡革命志士、醞釀革命力量的功能。日知會一名,還與子夏的名言“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論語•子張》)有關。當時到日知會閱覽的青年學生和新軍士兵甚多,許多人還來該會訂購書刊。日知會從一開始就舉辦演講活動,範鴻勳回憶:“多擇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舉行講演會,每每延至初夜。到會人數,逐漸加多,演說內容,初系說明時勢,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後就坦直宣傳革命,辭意激昂,有時聲淚俱下,很能吸引聽眾。”演講會之外,又偶或放映電影幻燈,或作物理、化學實驗,其間穿插革命宣傳,形式生動活潑。(《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第80頁)日知會的演講活動,初辦時是每月一次,以後逐漸增多,每逢週六、周日舉辦。馮特民演講次數較多,頗能打動聽眾,吳祿貞、餘德元等人也曾是主講人(《辛亥武昌首義紀》第6頁,湖北通志館)。(注:吳祿貞一八九六年入湖北武備學堂,次年受張之洞所派,赴日本士官學校習騎兵科,約在一八九八年留日其間加入興中會。)

早在一九零一年武昌聖公會就設立了日知會,並非遲至一九零六年才成立。而日知會宗旨也是貫徹始終的,並未在中途發生原則性的改變。日知會的革命活動,在大陸曾經被有意無意地予以淡化和忽視,一個教會組織對於武昌起義竟然有如此直接正面的推動作用,又如此關鍵,不能不令中共的馬列歪理教條出盡洋相。

江潮湧動

碑文雲:“先是,孫總理鼓吹革命,其說由海外達于內地,武昌軍人學生,起而承其流。初組織科學補習所於多寶寺街,為革命運動。尋大吏偵知,被解散,俱悵悵若無所依,思再相結合。適補習所同志劉靜庵先生,佐聖公會胡蘭亭、劉藩侯兩會長,處理日知會事。靜庵性沉毅純潔,負責任,對閱書報者,乘間灌輸革命大旨。凡《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均於茲布出。

早在一九零三年,劉靜庵、曹亞伯就常到武昌日知會參加活動,黃吉亭會長追述當日情形:“武昌聖公會則由胡蘭亭繼任會長。癸卯(一九零三)年間,因黎元洪部下書記劉大雄常來閱覽書報,與胡蘭亭成為好友,胡遂請其擔任日知會工作,用原名靜庵。同年曹亞伯由湘返鄂,經余介紹與胡,複由曹君介紹多人入會。”(馮天瑜《從花園山聚會到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引《黃吉亭日記》,《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劉靜庵,湖北潛江人,一九零三年由吳祿貞推薦開始任黎元洪手下書記,約在第二年四、五月間,黃興寫給他的書信落入他人之手,劉辭去該職,此時開始任日知會司理。劉靜庵任司理以後,日知會會務迅速發展。到該年秋季,科學補習所的成員大多會聚到日知會。

一九零四年七月三日,曹亞伯、呂大森、胡瑛、張難先、劉靜庵等人在武昌多寶街(時象晉寓所)成立科學補習所,後遷到武昌魏家巷一號。創辦時宋教仁、易本羲在武漢,參與科補所活動。當時張之洞招募的新軍大半來自該所。當時華興會定於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辰時在長沙起義,並聯絡武昌的科學補習所,屆時湖北回應,但此事被清廷偵悉。(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55頁,文海出版社)科學補習所被破壞後,其成員多轉到日知會,力量得到加強,活動大幅增多。胡蘭亭會長曾組織救世軍、學生軍,率“二三十名學生, 每週星期日下午,在蛇山整隊歌唱,伴以樂隊,進行公開宣傳活動”。(《武昌文史》第2緝第45頁)此時,日知會的活動除講演(在日知會或文華書院)、遊行之外,還秘密印刷和散佈革命書刊,有些日知會員甚至在武昌城內散發革命書刊。日知會員也以講課的形式宣傳革命,那時劉靜庵、張純一、范煥文還任文華書院國文講席,授課時常多加發揮,引申及講述民族、民權思想。吳祿貞對日知會多有支助,如曹亞伯曾敘述:“開幕之日,吳祿貞捐月薪五十兩以作開辦之費,斯時吳祿貞將調往北京陸軍部也。”(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編第10頁,上海書店)吳祿貞於一九零四年五月調離湖北,所說的“開幕”,不應是一九零六年春舉行的日知會改組會議。吳作日知會的演講人,也應在一九零四年五月之前。另據回憶,吳祿貞在鄂時以月薪之半捐助日知會;藍天蔚任新軍標統,有一次捐款五十元。吳、藍各介紹多人入會,二人離鄂後仍同日知會保持聯繫。(參馮文)

日知會的活動得到美國聖公會武漢各堂的支持,尤其吸引了其中的華人會長和教士。如:保安街(現武昌紫陽街)的聖馬可堂、聖救世主堂(黃吉亭創辦)、聖保羅堂(會長王理堂)。(《武昌文史》第2輯第44頁)日知會也運用報刊作為宣傳革命的媒體。劉靜庵、余日章等發行文華書院校刊《文華學界》,公開載文鼓吹革命。(《武昌文史》第2輯第45頁)一九零五年,富商劉歆生在漢口英租界創辦《楚報》。此報由日知會員馮特民主辦,陸費逵、張漢傑擔任主筆。後來因馮特民在此報揭露張之洞向英國借築路款事,張漢傑下獄,馮、陸則逃離湖北。

 黃興與長沙日知會會長黃吉亭交往密切。一九零三年,黃興從日本回國途經上海,由吳國光函介與長沙黃吉亭相識,成為日知會會員,“從此學界、軍界皆入於聖公會之門而長沙日知會乃極一時之盛”。(曹著自敘第4頁)長沙日知會時為從事革命活動的機關。一九零四年秋,黃興等人起義事泄。黃吉亭護送宋教仁出長沙;黃興則藏匿于長沙聖公會,後又由黃吉亭護送出湘。武昌科學補習所被破壞,劉靜庵在高家巷日知會堅持革命活動。

碑文雲:“不久,會址遷高家巷。聖公會又商辦東遊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廣事號召。至是,昔之補習所所員多麇集於此,其他來者亦眾。綜計著籍者萬人,如曹亞伯、余劍儕、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馮特民、李亞東、吳貢三、李長齡、成邦傑、何季達、徐竹坪、梁鐘漢、殷子恒、張難先等,其最著也。

劉靜庵任日知會司理之後,日知會各項革命活動迅猛發展,成員大幅增加,其影響力已今非昔比。當時,日知會下設幹事會和評議會。“推胡蘭亭任會正,劉敬安(即劉靜庵)副之。幹部有評議員五,選舉馮特民、陸費速、李亞東、濮以正等任之。”(曹著前編第10頁)幹事會總幹事為劉靜庵,幹事辜天保、李亞東、潘善伯、李勝美、徐竹坪等。一九零六年正月,日知會改組,規模擴大、功能增多。會議在武昌高家巷日知會舉行,有百餘人參會。馮特民宣讀會章,何季達、朱元成、馮特民、孫武(時名葆仁)等人相繼慷慨陳詞。張漢傑作會議記錄。(參馮文)其間,由劉靜庵作籌備報告,指明日知會的宗旨為:“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曹著前編第14頁)關於成員人數,回憶者所說頗不同,或一、二百人,或數千人,或約萬人(曹亞伯、日知會碑文)。差異應來自于成員定義的不同,由這些不同的說法,似可以作出一個合理推測,當時日知會的骨幹人士有一、二百人,而登記為會員者約有萬人。

一九零六年正月,日知會中黃岡籍會員熊十力等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此為日知會分會,“每星期日為大規模之集會演講”。“軍隊中則陰合十人為一組,各組隨時私聚,而為革命之計畫”。散佈和傳播的書籍有《民報》、《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孔孟心肝》等,“ 其宣傳甚有力”。(參曹著前編第136頁)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設在武昌正衛街,活動範圍在武昌,成員不限於黃岡人。一九零五年時,梁耀漢(梁瀛洲)、吳昆、馮特民等人即在武昌左二巷(今九龍井街)組織群學社。梁耀漢又與李亞東等人在武昌朗家巷開辦明新公學,開設國文、歷史、物理、經學、算學、體操、圖畫、音樂、英文等課程,講授中以“以灌輸革命思想為主”。其中還有韓國人作教員,學生數達到500人。(《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第56頁)創辦時群學社以孫中山為“革命共主”,與日知會之間存在競爭現象;後由李亞東居間溝通,群學社併入日知會,明新公學亦由日知會接辦。(曹著前編第83頁)余誠(餘劍儕)一九零六年回鄂,主持日知會創辦的東遊預備科和江漢公學,李亞東等參與。余誠作為同盟會湖北分會主盟人,回鄂後即發展劉靜庵、馮特民等入同盟會,以日知會為依託從事革命活動,許多日知會員加入同盟會。余原是科學補習所主要成員,也是日知會員。

這時,發行革命書刊成為日知會從事革命宣傳的重點。梁耀漢與吳貢三補充石介著《孔夫子心肝》,作成《孔孟心肝》一書,(曹著前編第197-203頁,保存了該書上半部內容)為日知會主要宣傳品,印發兩萬冊以上。此外,還翻印發行《猛回頭》、《作新民》、《破夢雷》、《警世鐘》、《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俄占遼東》、《黑龍江》、《訓兵談》、《革命軍》、《太平天國史》、《黃帝大刀闊斧像》等革命宣傳品。其中,《作新民》、《破夢雷》為日知會員吳貢三所著,《黃帝大刀闊斧像》則為吳貢三刻制;《俄占遼東》、《訓兵談》由日知會撰。吳貢三、梁耀漢、殷子恒等一九零六年在黃州創辦鴻譯書社,該書社來自吳、殷等人會同留日學生夏占奎、吳昆等在黃岡團風創辦的坪江閱報館。鴻譯書社不久即成為日知會的秘密印刷、發行所。當時,這些印刷品由殷子恒密送武昌日知會,交劉靜庵散佈到軍學界。(參閱川村規夫《日知會的革命活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日知會大量散發《民報》,每期由東京範騰霄(日知會員)郵寄武昌日知會,三、五千份不等。(見馮文)日知會員曹亞伯又是《民報》(同盟會機關報)發行人,借助教會的掩護,《民報》在湖北發行甚多。

丙午黨獄

碑文雲:“丙午夏,東京同盟會會員吳昆,偕法國民黨歐幾羅氏至會講演,當道震恐,派人偵緝。迄秋,萍醴事起,孫總理令朱松坪、胡瑛、梁鐘漢等,回國襄助。在鄂事泄,捕松坪、胡瑛、鐘漢及劉靜庵、張難先、李亞東、季雨霖、吳貢三、殷子恒,九人下獄。聖公會主教吳德施,會長孟良佐、黃吉亭,營救甚力。

一九零六年五月,法國人歐幾羅(武官)來日知會演說,盛況空前。當時華興會已挫敗,光復會重點在海外,故歐幾羅說日知會是中國大陸唯一之革命團體。(參馮文)歐幾羅具同盟會員秘密身份,負有來漢視察的任務。此事驚動清廷官吏,開始注意日知會,對劉靜庵加強了監視。一九零六年十月,瀏陽、萍鄉、醴陵會黨礦工起義,很快漫延到湘、鄂、浙三省。這時,孫中山派朱子龍(朱松坪)、胡瑛等回鄂組織新軍回應起義。19061112日,劉靜庵在漢陽伯牙台召集會議,策劃、部署回應起義事。此事被人告密,清廷巡警四處搜捕日知會會員,將劉靜庵等九名日知會成員逮捕入獄,又查封日知會。清廷認定劉靜庵即湖南會黨首領劉家運。

此時胡蘭亭已赴日學習,高家巷日知堂劉藩侯會長正調往長沙,日知堂由余文卿(余日章的父親)任會長。(曹著前編第140頁)為營救劉靜庵等九人,聖公會漢口教區主教吳德施(L.H.Roots)請美國駐京領事穆德向清政府施壓,並在聖公會刊物上發文爭取支持。在聖公會主教吳德施、會長孟良佐(Alfred Cilman,副主教)及黃吉亭營救下,九人免於死刑。此即轟動一時的丙午黨獄。(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美聖公會傳教士吳德施來漢,先住在聖約瑟禮拜堂,同年改任位於漢口英租界四碼頭附近的聖保羅堂。殷主教于一九零三年去世,該年吳德施繼任主教。參閱《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1045-1047頁)聖公會對日知會的革命活動當然知情,英國駐漢公使朱爾典在給倫敦的備忘錄中,就提到其關於革命活動的情報來自美國聖公會。教會管理層支持和認同日知會的活動,數次在危難關頭給予革命義士重大的幫助和營救。吳德施主教、孟良佐副主教對於日知會的活動,當然也是默許、甚至推動的。後來,武昌起義爆發時,吳德施主教又動員教區資源救護傷病,還為起義籌款。

吳德施支持日知會的革命活動,既源之于對中國人的愛心,又來自對天理的認知。吳主教在文章中寫道:“我們要低頭俯首想想,在美國我們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大不列顛在中國對鴉片通商的處理所鑄成的大錯和自私的行為……表現得太過火了。”“各國各族各俱愛國之心,故理所當然,上帝所使然,而教會切不可以為非然者。”(康志傑、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會革命活動評述》引吳德施,《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在基督教傳教士中,關心民生疾苦及政治事務者時或有之,並不受宗派背景的影響,如李提摩太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司徒雷登是美南長老會傳教士,雖然宗派不同,關注所在國的社會政治革新卻是一致的。

碑文雲:“顧吾黨不以此稍挫其志,立會集社,賡續不絕;浸淫漫衍,推而彌廣,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蕆全功。故日知會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 

日知會的活動本身即超出了湘、鄂範圍,如:文晉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回安徽,徐於等人在奉天,均進行革命活動。(參馮文)日知會成員季雨霖、徐祝平等人在襄河流域宣傳革命,聯絡哥老會。季雨霖是荊門人,曾是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成員。張難先在沔陽仙桃鎮設立集成學校,宣傳革命思想。(《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第81頁)一九零五年,呂大森等人與湖南人曾伯勳在鄂西恩施司南鎮發起組織日知會分會,從事革命活動。此前一九零三年,恩施籍學生呂大森、朱和中即開始在恩施秘密散佈革命書報;第二年,華興會成立,黃興派呂大森、康秉鈞與劉漢卿往恩施聯絡會黨,準備回應長沙起義。(《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卷第135頁)

還在丙午黨獄之前,日知會即在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即使在日知會後來遭到破壞,其推動革命的作用仍然持續存在。有一個例子頗能說明日知會對鄂湘以外地區的影響:胡厚齋牧師一九零六年春在日知會聽了劉靜庵的演說後,返回九江即創辦開化閱書報室,購買新書,又附設平民學校。南昌人黃大可受其影響,也把自己的住宅辟為閱覽室之用。黃大可親房弟兄反對,黃乃於門首寫一字條:“此屋已捐與開化書報社營業,如有阻撓之者,餘當變厲鬼以擊其腦。”吳祿貞、藍天蔚即使調任河北及東北,仍然與日知會保持著聯繫。(均參馮文)即使日知會遭到破壞,劉靜庵、殷子恒等人入獄,仍有日知會成員在各地繼續創設學社、旅館、書報社、照相館等,從事革命聯絡工作。例如:日知會案發後,上述日知會恩施分會改名天錫會,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直至一九零七年八月,劉漢卿下獄,天錫會自行解散。辜天保、吳昆、徐竹坪等在奉天,馮特民、馮大樹、郝可權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漢、彭漢一、周海珊等在四川,不懈地從事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爆發時又在各地積極回應。

武昌起義的爆發和成功,得益于革命志士多年來所做的大量準備工作,流血犧牲,也與同盟會組織特點有關。同盟會是革命團體的聯合,其名下各組織雖相互聯絡,擁戴孫中山先生,但因受交通、通訊等因素的限制,往往根據時機和預備情況自行採取革命行動,條件成熟時必然成功。所以,雖然直至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孫中山才從當地報紙知道這件大事,但也還是在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旗幟下取得勝利的。

同建豐碑

碑文雲:“蓋日知會,為聖公會創立,聖公會奉行基督教,其教義以博愛救世為旨,構一天國,勉人之向善,意量賅遍宇宙,罔有封畛,犯難前進,摩頂不辭。耶穌生時方丁猶太民族衰弱,為羅馬摧殘暴恣,爰宣導革命,求複平等自由。故傳教雖久遠,而革命性仍保持未失。吾黨憤清廷之淫虐,漢族呻吟其下,日瀕於危亡,期為一旅之剪除,與耶穌革命之志相符。聖公會即本教旨,纘基督之緒,設日知會,進而為吾黨援。此足證基督教之偉大,主持聖公會者之賢明,勇於赴義也。 

殷子衡以基督教的博愛,作為自己參加革命的動力;孫中山先生也宣導博愛。殷子恒談到自己從事革命活動的心路歷程:“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我們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作真基督教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殷子恒受洗時說:“我認定聖公會所定的道理,確是寬宏大量,思想自由,准古酌今,捷長補短,可以涵蓋基督教的各宗派。加以我們從前用以為革命機關的日知會,是設在聖公會內的。在該會內我認識的朋友不少,引導我相信基督的劉靜庵先生,也是聖公會的教友,所以我也要進聖公會。”(《殷子恒先生皈依基督自述》第6263頁,鄂湘五運委員會1931年)孫中山則論述說:“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而“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一心術”,“其性質則皆為博愛”。(參《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3頁)

固然,博愛是當時基督徒參加革命的一個動因。實際上,還有一個潛在的動因始終存在著,那就是公義。上帝是公義的,基督徒當然要追求社會正義,與上帝站在一起。在極權專制統治下,革命往往成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唯一途徑。中國傳統中並不乏公義的精神,因而,在辛亥革命義士之中,既有傳統士君子,又有基督徒,前者如國學家章太炎,後者如孫中山。此時的基督徒往往也具有深厚的傳統素養,同時兼有兩種風範。熊十力曾為日知會成員,參加辛亥革命,後來成為著名的國學大家。熊氏貫通中西的學識,得益於其日知會經歷者應該相當多。身為基督徒的著名哲學家張純一,曾任教於聖公會所設立的文華書院,當時是日知會的重要成員。黃興也在長沙登記為日知會會員,與長沙日知會會長黃吉亭牧師來往甚多,在萬分危急的時刻還得到黃牧師的保護和救助,黃興後來受洗成為基督徒。太炎先生對黃興深為敬佩,在黃病逝時曾贈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傳統精神、由宗教而來的責任感,都可以成為革命的要素,其發動即有“以正披逆”之勢,銳不可當。可見中國傳統精神和基督教因素都在辛亥革命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勿忘美風誼

碑文雲:“今回溯往事逾三十年,曩之聚處一室,被誠瀝鬲商討大計者,皆如浮雲四散,或則墓木已朽,其倖存者亦多零落塵莽,憔悴白首。社會人士于日知會,幾不能舉其名,若詢以過去之歷史與吾黨之關係,蓋茫然無以應。此時不有記載,則將來更淹沒無聞矣,豈不劇可慨哉!今特銓次其跡,勒諸貞石,以昭日知會風誼之美,而兼志吾黨之不忘,永資觀感焉。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日知會丙午党獄同人梁鐘漢、殷子恒、張難先及前同盟會會員吳昆等敬立。沔陽歐陽瑞驊撰文、沔陽張難先書丹

在中西交流的意義上,日知會具有某種典型意義,發人深思,但這一重點往往被人忽視。日知會所傳播的書籍中,許多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的,這當然也得到了聖公會的默許,實際上與其信條全然相容。如排除個人私心和偏見,傳統國學其實完全可以與基督信仰並存不悖。國學講今生的真知識,超越於利祿之上,又尊天道,追求以仁義成就人格,足以在生活、社會領域貫系古今人生。但是,國學雖源遠流長,在當今之世,卻不可自足自限,尤其不能自高自大。當代系統的民主自由思想、聯邦憲政制度等,就明顯地需要借重于人類文明的寶庫。再如,宗教信仰作為人生命的精神基礎,涉及永恆之道,對人而言當然是極為重要的,卻又容易被不經意地忽視,因而需要深思而細辨,虛心求問于精深此道的師尊。況且,許多民族對之孜孜以求,絕不應以虛妄目之,反而是生命智慧的表現。此處更應該學習古人虛心求道的寬闊胸懷。其實,並不是沒有這樣的典範人物。蔣介石先生有嚴謹的讀經、禱告生活,持之以恆,長期堅持不懈。其傳統理學精神與基督信仰並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參《蔣先生的生活和新生活運動》,《黃花崗》雜誌總第34期)蔣先生讀《聖經》,也喜讀國學經典,如《孟子》、《傳習錄》等。蔣在病危之際,還請兒子蔣經國為其誦讀《孟子》。(參《道義與道德》,《黃花崗》雜誌總第39期)

歷史記憶需要保存下來,但保存不易,即使珍貴的歷史記憶也常常有失落的危險。果然,日知會紀念碑原有的石牌坊和碑亭均已不存,僅有碑座殘餘,不過,斷損的石碑保留於博物館,而值得慶倖的,碑文拓片保存下來,可見完整碑文。落款人中,梁鐘漢、殷子恒、張難先曾於丙午年底(一九零七年一月)因日知會案身陷牢獄;吳昆是群學社組織人之一,後來群學社併入日知會,因此,吳既是日知會成員,又是同盟會會員。許多日知會員具有雙重身份,如曹亞伯、范騰霄、宋開先、吳昆、馮特民、胡瑛、劉靜庵、餘誠既為同盟會員,又是日知會員。不過,有些日知會重要成員並為加入同盟會,如張純一為日知會員,卻未加入同盟會。歐陽瑞驊是碑文的執筆者,沔陽(今仙桃市)人,科學補習所組建人之一,該所成立時任文普通代表,後為日知會員,大中華民國期間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