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七期

 

臺灣現行代議制的危害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盼復國

 

編者按:來自臺灣的這篇稿件,從另一個視角討論了中華民國憲政制度的問題。關於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理論和國民大會制度,盼復國先生的解讀代表了數十年來了在臺灣和國民黨內很有影響的一套體系,在原理問題上與司徒一先生的觀點有所不同。關於立法院的定位,上述兩種觀點有很大共識,即立法院應由專業立法人員組成,立法權與國民代表權分割。

 

臺灣地區常被華人所樂道為中國人的民主基地,是1912年國父倡導國民革命,所建立中華民國的國祚根基所在,但是經歷七次增修憲法後,其原本五院國大體制的精神已被破壞。臺北現行體制,雖表面仍為五權憲法體制,實際上已經變為歐美三權代議體制模式,而現行體制其實已經沾染國父在其民權學說上,對於西方代議制度的批評。

國父對代議制批評與國大立院體制原理[1]

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於西方代議制度批評甚多,其中最主要的部份是批評西方議員,議員多以能言善道而當選,這在現代可能會以「民粹」加以評價,所以國父主張將考試院獨立,對政府官員進行考試審核,方能參選,這可追溯到民國前六年(西元1906年)「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演說。國父更在民國13年講演三民主義時,於民權主義第四講中,批評的範圍不僅包含了民國初年的代議制,更包含了世界諸國的代議制度,指出各國議員就如同「豬仔」一般,為錢賣身,而人民僅僅只有選舉權,若議員當選後行為不良,人民僅能透過下屆選舉以求制裁。而歐美的所謂民主,又以代議政治為民主之底線,而使得民主停滯不前,制度無法進步。

自從國父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的演說中提出五權分立的構想以來,一直要到「建國大綱」的完成,方才確定其具體輪廓。我們以國父民國12年所寫的「中國革命史」一文為分割點,在民國12年(含)之前,文獻固然有提到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但每縣選出的國民代表所組織的國民大會,其職責僅在於實行罷免、創制、複決三權,與五院對國民大會負責,但我們若細查立法院,其成員是由各縣所選出的議員(代議士)所組成,立法院主要職權在立法,並對總統提出其他四院人事有同意權。但在民國12年之後的文獻,如「建國大綱」,確立中央統治權歸國民大會,並實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而對於立院則與其他四院並立,並表示訓政時期五院人事由總統任免,而憲政時期中央統治權移交給國民大會。

國父在講演民權主義第四到六講中,更提出權能區分、權能平衡、五院政府、專家政府的理論,國父是將由縣民直選組成的國民大會,作為中央「政權」代表組織,而五院政府含括立法院,作為中央「治權」政府組織,而立法院作為五院政府一環,主要在於專業立法,解決國父針對人民代表兼任立法者之弊病,使立法除了專業之外,必須接受人民代表機關的監督。

修憲後立法機關「獨裁性」

甚麼是代議政治呢?國父在三民主義十六講中,民權主義第四講指出,代議政治又稱為「議會政治」,國家大權掌握在國會議員手中,行政與司法機關的議案若不被立法機關通過則無法實行,最具代表性就是英國內閣制,但是國父在「五權憲法」演說中,批評英國體制為「議會獨裁」。

現代民主國家講求就是法治,既然是依法治國,更別說靠關係影響政治了,所謂關說的行為,更是不容存在,更別說對正在偵查中的司法事件表示關切。

臺北的中國時報特別報導中[2],引美國參議院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的「選民服務指南」,明確指出對於司法事件之不得關切。200610月,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杜曼尼奇和眾議員威爾遜女士致電檢察官伊格里夏斯,希望檢察官早些起訴同選區民主黨某位涉貪瀆參選人,使其無法參選11月的選舉,但被檢察官拒絕。在檢察官把這件事透露給新聞界之後,共和黨參議員杜曼尼奇和眾議員威爾遜女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儘管二位議員矢口否認施壓或威脅,美國司法部還是展開調查,美國國會司法委員會召開公聽會,民間的監督組織也向參、眾兩院檢舉。杜曼尼奇後來不得不鄭重道歉,並且表示「很後悔打了這通電話」。雖然沒有通聯紀錄,兩造說法又不一,因此無法證明杜曼尼奇向檢察官關說。但是美國參議院紀律委員仍然通過懲戒杜曼尼奇,原因是「打了這通電話,就屬明顯的行為不當」。

美國參議院《紀律手冊》第8章,議員不得與正在進行中的案件有關之司法人員聯絡。美國眾議院的《紀律手冊》第7章也有類似的規定。美國在1976年通過的《政府陽光法》則有規定,除非通知了所有相關各方,並且置於公開紀錄中,否則議員不得就正在進行中的案件與司法人員聯絡,「不論這種聯絡是口頭或書面為之」。

臺灣現狀突顯各國國會通病,去年(102年)9月發生的立法院長王氏,致電法務部長曾氏關切柯姓立委一案,遭檢查總長黃氏舉發後,兩位立委不僅未受調查。柯氏與在野黨立委反而針對檢察總長與特偵組,對此事件監聽程序之粗糙偵辦,在立法院對行政院質詢上加以批判,轉移原本事件焦點[4],並因此事件濫用立法權在通保法修正案和103年中央政府預算上[4-9][3],造成議會獨裁之事實,突顯臺灣當前修憲後代議體制之危害,立委藉其立法人員地位,奪取利益,對其他四院組織施壓,動輒對行政院提不信任案,威嚇刪經費預算,甚至修法廢除該組織,逼迫其他四院官員低頭。

在立法院閉會前(103114日),院會通過了146個議案,這是典型法案清倉的草率行為。不僅如此,立法院對於一些具爭議即時性,且被行政院列為優先通過的法案,加以擱置,臺灣的媒體在近日也發表社論抨擊[4]。一種新世代的特權立法貴族,正在無形中掌控著國家。

恢復憲政五院國大制度

臺灣現今亂象的根源,其實在於修憲後立法權欠缺專業性與濫用性。利用其人民代表權,立委挾持「民意」,使其成為無人得以置喙的機關,連同司法權威均需向其低頭。

由此可知國父對於代議制批評之有理,所以才需要將立法權與國民代表權分割,使得立法院由專業立法人員組織之,對國民大會負責,透過有效監督,使其對憲政體制有貢獻而非傷害。

 

註:

[1] 國父提到五權憲法大大小小的文獻很多,這裡舉些內容較為重大的,以供讀者查閱。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演說

設立考試權糾察權以補救三權分立的弊病,談話

監察考試兩權為中國歷史所獨有,談話

采用五權分立制以救三權鼎立之弊,演說

孫文學說,第六章

五權憲法,演說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專著

中國革命史,專著

權能區分的意義,談話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到六講

建國大綱

[2] 最友台的美參議員布朗:我不能關說司法案件,2013-09-23 01:41,中國時報,劉屏/華盛頓21日電

[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十一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二條之一,立法院公報初稿資料,中華民國 103 1 14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8 次會議通過。

[4] 臺灣於102年影響社會關注的事件頗多,以時間上大致排列為:核四廠興建爭議與公投、廣大興號漁船遭襲事件、洪仲丘禁閉室虐死事件、王柯關切司法事件、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徵地事件後續、大統黑心油事件、竹科擴區苗栗大埔徵地事件後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