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六期

 

 

 

追尋人生價值的

 

悲壯詩篇

 

 

——評中國杰出女作家竹林的長篇小說《嗚咽的瀾滄江》

 

 

 

耿華

 

 

 

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價值究竟如何來體現?這是每個有思想的人都會思考的問題,也是人類不斷地認識自身和認識社會的最基本的努力。

  竹林的長篇小說《嗚咽的瀾滄江》,就是一部描述中國有知識有思想的青年一代探索這些問題的力作。

  

 

  這部作品寫的是一群來自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識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裏,在極左思潮和政策的驅使下,來到中國西南邊陲西雙版納。他們在那裏建立農場、種植橡膠,並以軍隊編制進行組織管理,接受思想教育的故事。

  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小說,已經有相當可觀的數量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竹林早期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開創了這類題材小說創作的先河。然而,從直接描寫和反映上山下鄉運動中知識青年的不幸遭遇,到進而用歷史的哲學的目光去分析評判這場運動的本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中國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影響和震盪,這就需要一個過程。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是,這個過程,還是由《生活的路》的作者來完成了。新作《嗚咽的瀾滄江》,擺脫了單純描寫知識青年在這場運動中的貽誤和苦難的傷痕文學的模式,站在歷史的新的高度,回過頭去審視和總結了這一代青年的奮鬥與思考,失落與追尋。從而,也就賦予了這個似乎已經陳舊的題材以新的深刻的一面。

  上山下鄉運動,原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來的口號。開始的時候似乎是要讓青年知識份子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把知識文化與科學技術帶給農民,以改造中國的社會,把中國廣大貧窮、落後的農村面貌改變過來,把農民從傳統的愚昧落後的封建文化桎梏下解放出來。應該說,這種想法起碼在理論上是合理的,正確的。因此,這時期的上山下鄉主要是動員農村裏出身並在城鎮學校念書的畢業生回自己的家鄉參加勞動和建設,影響當然是正面的。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後,上山下鄉運動重又被提出,而且不但動員中學畢業的青年人,甚至還將大批工人和知識份子,都送到農村去勞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所謂“一片紅”時期,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將所有的初高中畢業生送到農村去,將城市過剩的人口負擔轉嫁給農村,這就使事情走向了反面。

  其實,上山下鄉的思想理論,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想當然,是不顧實際環境的做法。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要求他們以自己的文化去影響和改造農民;結果卻發生了倒轉,變成了讓知識青年去接受再教育、讓農民教育知識份子的荒唐政策。中國傳統文化積澱的根深蒂固。看似一次大規模的運動,猶如一滴油溶進了浩瀚的大海,被淹沒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就只有知識青年的被貽誤和受苦難了。因此,知青們自嘲道:按進化論的觀點,勞動使猿變成人;而現在將他們送到農場“再教育”,是想讓勞動使人變成猿。

  《嗚咽的瀾滄江》中寫到的知識青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送到雲南邊疆去的——龔獻是因參加文化大革命中高幹子弟的造反組織“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從監獄裏放出來後直接被送往軍墾農場,到火車站時才被去掉了手銬的。另外的北京知青,如何士隱、孫耀庭、李凱元等,雖然作者沒有詳細寫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經歷,但他們都肯定參加過紅衛兵組織造過反。至於小說的主角陳蓮蓮,則和那些北京知青不太一樣,她當時僅僅是一個十六歲的不諳世事的少女,因出身不好,爸爸是右派,因此沒有資格參加“革命”,她也許就只能作為減輕城市負擔的原因被送去農場。

  是什麼樣的原因使知青們拋棄家鄉和親人到邊陲接受“再教育”,這無關緊要,因為這是社會政治原因決定的,他們無法知道,也無力自主,只能看作“命”。重要的是,他們聚集在一起了,代表這一代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了;而且通過這場“再教育”,使他們經歷了一場特殊的生活磨煉和思想激變,從幼稚的朦朧的被生活扭曲了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中清醒過來,成熟起來,有能力進行人生價值和理想的思考與追尋。

  

                    

 

  那麼,知識青年們經歷了一些什麼樣的磨煉,這些磨煉又促使他們思考了些什麼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知青們到了西南邊陲的這片荒蠻之地,首先遇到的是極其艱苦的軍事生活:他們在來這裏以前,被告知的是風景秀麗的亞熱帶富庶之地,貧下中農階級覺悟很高,請知青們去幫助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然而,到了那裏一看,他們落腳的地方,是“瑟縮在荒山野嶺下的一塊小小的壩子,無疑是遠離人世的一個孤島”。這裏沒有住的地方,必須自己動手砍毛竹、割茅草、搭草房;沒有菜吃,只能喝“玻璃湯”(鹽開水)。然而他們必須在這裏“學大寨,展宏圖”。他們白天“燒山,炸坡,造梯田”,“走百里路,挑十擔水,澆一棵苗”,晚上還要展開“大批判”,改造世界觀。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下出去挑燈夜戰的女知青,終於摔死在山溝裏。至於當地的老鄉,竟都是迷信的、反對學大寨壘梯田的“落後分子”。

  還有,就是有一批女知青有幸脫離了繁重的苦役,被調到團部去當廣播員、送出去招工、讀大學,以及入黨提幹;為此她們付出了貞操的代價。年輕漂亮又溫柔的女知青露露,在團廣播室被“權力野獸”們像牲口似地姦污、蹂躪。

  再有,男知青李凱元被團部武裝部長活活打死。知青們群情激憤地起來抗爭,為李凱元送葬,竟被圍在孤島上,被燒了房子,斷絕了糧食供應,以致演出了種種慘劇……

  然而,逆境雖然可以使許多人消極沉淪,同流合污,甚至使絕大多數人一時間鉗口銜枚,俯首貼耳,卻禁不住人們的思想。可以說,人之所以區別於一般動物,除了生物學上的能夠直立行走外,主要的是他還能獨立思想。

  ——“一個人可以放棄好多東西,卻不能不想……你去想吧,你悄悄地想,在夜裏,在某一個黑暗的角落裏,也許不被他人所知。”

  ——“思想是一種力量,一種富有創造性的生氣勃勃的力量。它超越國界,超越歷史。”

  而青年們,又是社會中最有生氣,最勇敢,最善於思想的群體。他們終於面對這樣的逆境,在困惑中開始了思想。他們發現,平時接受的所有教育(從幼稚園開始,小學、中學,廣播、書籍、報刊、電臺),那天天講,月月講的教條,和眼前的生活現實,有著太大的距離;儘管天天開會學習,天天搞“大批判”,抓階級敵人,但他們兵團的知青內部,似乎沒有那麼多的階級對立和敵人,倒是知青們與團部的頭頭之間,常常發生衝突。而從另一方面來講,知青們遠離了自己的父母家庭和親人,來到一個偏遠陌生的地方,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愛。也許,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可是上面不允許他們講愛,因為“愛”是資產階級人性論,是要批判的。但知青們感覺到,如果把“愛”、把人性、人道主義都送給了資產階級,則無產階級剩下的,就只有階級鬥爭了。這是多麼令人不能理解!

  知青們終於衝破禁令的約束偷偷地秘密地“愛”了起來,這是感情的需要,也是人生自我保護的需要。因為女知青們覺得“與其被團部的頭頭們用各種革命的藉口弄去隨意玩弄,還不如在知青中找一個靠山”。

  一種逆反的現象開始了: 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抓得越緊,知青們心底裏的那種自發的愛的饑渴也越強烈。終於,在一片黑暗裏,他們發現了一絲亮光。他們驚喜若狂,將它當作了靈光、聖光,向它頂禮膜拜,並拿出全部的熱忱和勇氣來追隨它。這聖光就是《南共綱領》中講的“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人類之愛”。客觀的社會條件,決定了這一代的青年們的思想走勢——世界上只有兩種制度,兩種理想: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先進的制度,是人類的天堂,是客觀規律;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制度,必然滅亡。因此,他們認定,這個講“人類之愛”的共產主義,必定是人類的最高理想。於是,他們憑著一腔熱血組織起了秘密的“人類之愛”小組,企圖為之奮鬥。

  然而,他們太幼稚、太莽撞了。他們不知道,“博愛、平等、自由”,本來自有人類文明史記載以來,就是人類最美麗、最基本的理想。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中,不知道有多少志士仁人、勇者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內的昂貴的代價。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為著博愛、平等、自由,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我們的熱血……”

  這首歌的歌詞告訴了他們,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因此,龔獻他們這批知青,願意而且也真的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知青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

  小說的男主角之一龔獻,作為幹部子弟,他首當其衝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起先,他站在被衝擊的父親的立場上,“相信父母的話,聯合一幫共命運的小兄弟,毫不猶豫地參加了‘聯動’,駕著摩托跟蹤江青的轎車”,“為捍衛父輩開創的紅色江山”,他“加入了暗殺紅色女皇的敢死隊,鋃鐺入獄後每天悲壯地高唱國際歌”。後來,他通過童年時代的女友參加紅衛兵用寬皮帶抽打已經成了“走資派”的他的父親這件事,經過理智上的認真反思,終於認識到,根本原因是自己的父母利用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不人道地迫害過善良的女教師,他們被階級鬥爭的理論弄得失去了人性。同時,他又在監獄裏“認真讀了不少馬克思的著作”,悟到了“真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而小說的女主角陳蓮蓮,她對文化大革命的體驗則又是另一個樣子——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才小學四年級,我經常鑽來鑽去看大字報,看批鬥會。當我看到那些真理的化身,那些大大小小、道貌岸然的官們彎下偉岸的身體,低下尊貴的頭時,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像閃電似地傳遍我的全身。要是我有錢,要是媽媽不阻撓,我也要買綠軍裝,買寬皮帶抽人!一切侮辱我們、鄙視我們、把我們推向不幸的泥坑裏還踏上一隻腳的正人君子們,我通通都要抽,一個也不饒恕!

    有一天,她跟媽媽去上海,在南京路上遇到了原先整死她爸爸,將她一家逼得家破人亡的走資派正站在卡車上戴著高帽子遊街,母女倆心裏痛快極了,“跟著那輛大卡車,一直走到外灘”,邊走邊舉手喊口號。“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造反有理!”她們認為,這打倒走資派的口號是公允的,文化大革命是應該的!

  現在看到的幾乎所有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中,都把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說得絕對正確一樣。然而,這本小說中男女主角對文化大革命的感受和理解,卻是既真實又獨到,值得人們認真地思考。

  應該看到,任何一場能夠使絕大部分群眾都積極地參與的運動,都是有它自然的合乎歷史發展邏輯的一面的。長期以來,執政黨的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作風,已經在群眾中造成了巨大的逆反心理。因此,“造反有理”的口號一提出,就會像洪水決堤一樣,使全國幾萬萬人民為之癲狂。這一點,似乎可以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另外,文化大革命中,這樣大規模地由群眾自發起來揭露和批判那些當權派(走資派)的劣跡以至隱私,撕去了裹在他們頭上的面紗,從而至少使人民群眾的認識更接近于現實,並使他們由盲從走向思考,這不能說不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以後的思想解放,以及改革與開放,恐怕也是以此為發軔和前提的。

  

 

      知青思考的第三個問題是“人生價值”的問題。

  這一代知青(老三屆和新三屆的中學生),他們有幸生長在社會政治動盪變革的特殊時期。從“文革”前接受的正規正面教育,到文化大革命中由狂熱而轉向失望、迷惘和痛苦,使他們由堅定不移地相信教科書上講的共產主義理想到由於造反而揭出了“神”的真相,而走上了另一個否定理想、否定信仰的極端。被迫上山下鄉,使他們在精神和肉體上又受到了更大的壓抑和摧殘,從而他們的內心感到空虛,逐漸形成了較為普遍的“信仰危機”。

  然而,有痛苦就會有思考,有空虛就會有追尋。

  應該說,龔獻對人生價值的追尋,是從小時候就開始的。那時候,他就覺得自己爸爸的老朋友、救命恩人王叔叔和父母親不一樣。王叔叔也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可他的人性、良心和黨性統一起來了,他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更符合龔獻追求善和美的本性。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父母卻無情地出賣了正直善良的王叔叔,再加上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他對自己的父母以及他們的一套理論徹底地失望了。他發現他們“在理論上出了毛病”,並認為這個毛病就在於用主觀唯心主義代替了辯證唯物主義,用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抹殺了人性和人類之愛。尤其當他在兵團看到了一系列的“權力野獸”們打著“革命”、“共產主義”的旗號,幹著極端殘暴、荒淫甚至滅絕人性的醜惡勾當的時候,他震驚了,他憤怒了,他不願意像“指導員”那樣做一個沒有自己的思想、用別人的頭腦來指揮自己的行為的可憐蟲;他要自己去思考和追尋。他相信可以“將人類之愛寫在我們的旗幟上”,“他氣呼呼地拍了一下那只當做飯桌的箱子……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獻出我的生命!”“如果我們能通過這次事件,讓大家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我們真正的共產主義綱領,那麼,我死而無憾。”

  龔獻是共產主義的忠實、虔誠的信徒,同時又是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者。當他被通緝、追捕的時候,遇到了一個丟落族的純潔的女孩子,願意幫他脫離危險、逃避到國外去,可是就在即將離開祖國土地的一刹那,他又放棄了這個機會。因此,他背上了一個企圖叛國的罪名,永遠也不得平反。

  最後,龔獻被自己可怕的預言擊中了。在“四人幫”垮臺後的思想、理論混亂的年月裏,被當做反革命槍斃了。龔獻終於倒在了自己營壘裏的屠刀下,變成了這場政治荒誕劇裏的自作多情的殉道者。

由於龔獻所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局限,他無法超越社會的思想和理論的桎梏,好比自己蹲在籮筐裏一定要想將自己拔起來一樣,他註定要作歷史前進的犧牲品。不過,龔獻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正如他的戰友何士隱在他死了許多年以後重返瀾滄江畔時說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驕傲和值得歌頌的英雄。歷史把責任放在這個人的肩上,讓他擔當了這個角色,這個角色就有了它特定的歷史意義。他的死就有了價值。在人類歷史前進的道路上,佈滿了地雷和陷阱,先驅者在探索中可能踩響地雷和落入陷阱。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後來的人能夠繞過危險。而當我們輕而易舉地繞過危險的時候,又有什麼權利去嘲笑那些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的先驅者呢?”

小說中另一個男主角何士隱,雖然占篇幅不多,卻是作品中的關鍵人物。他對人生價值的認識和追尋,另有一條軌跡。他喜歡讀書,善於思考,性格內向,又溫文爾雅。他出身于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家庭。他的父親是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也許正是這種家庭薰陶,使他養成了用較為客觀的冷靜態度去觀察社會和思考人生。他不像龔獻那樣偏激和狂熱,能正視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方法,較策略地指導自己的行為。可以說,在以龔獻為首的這批為尋求理想和人生價值,為尋找“人類之愛”而自發結合起來的知青中,何士隱是一個頭腦冷靜的智慧型人物。

  每當龔獻對問題考慮不周或感情衝動的時候,他總是會出來及時地提醒他注意: 比如龔獻和陳蓮蓮開始熱戀時,何士隱要墜入愛河的龔獻不要洩露了他們的機密;在李凱元被“太君”打死,龔獻去團部談判時,他又告訴龔獻談判的條件;當知青們被困在孔雀壩糧盡炊斷以後,龔獻準備孤注一擲,自製炸藥準備硬拼時,何士隱竭盡全力勸阻這拼命三郎的極端行為,甚至親自去找陳蓮蓮,讓她以感情的力量制止這種冒險舉動。但是,他只是阻止無謂的犧牲,並不是怕死。在知青們被包圍的黑夜裏,當大家都認為對方向他們投來了手榴彈的千鈞一髮的時刻,何士隱毫不猶豫地一把推倒了企圖沖上去的陳蓮蓮,自己撲了上去……

  特別感人的是當陳蓮蓮因知青們誤以為她出賣了龔獻,從而在李凱元的墓地對她施暴的時刻,何士隱冒著被大家誤解的風險,挺身而出,維護了一個女孩子應有的人格尊嚴。儘管這個時候,他自己也未必完全搞清楚蓮蓮和龔獻之間的微妙關係。從這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何士隱這個人物的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

  那麼,何士隱是怎樣追求人生的價值和理想的呢?

  何士隱認為,首先就在於人需要自由思想。這個觀點當然是對的。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假如一個更為公平的經濟制度,須是先封閉了人類的自由思考,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然而,這個代價,知青們正在付出。他們當時面臨的現實是:“不准你思想”,“假如有一個早上你突然發現了你自己,假如你想把這種發現表達出來,那麼,你的悲劇也開始了。”

  正是因為何士隱從知青們面臨的特殊的社會境遇中悟到了這樣的兩條真理——爭取自由思想的必要和不准思想的現實,所以他的頭腦就比龔獻清醒,他的思想也就比龔獻深刻。他曾經對陳蓮蓮說: “一個人是一個宇宙。思想就是宇宙中造物的神,無所不至,無所不在,統治一切,創造一切。我相信,每個人的神都是無與倫比的。要是有一天,這些無與倫比的神能夠坦誠相見、共用陽光的話,那麼眾神自會組成一個最美好的社會。”這也就是何士隱對人類社會的理想。他的這個理想和龔獻的不一樣。龔獻由於自己思維視野的局限,當他一看到《南共綱領》裏那句崇尚“人類之愛”的話以後,就把它當做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曙光;何士隱當即駁斥了它,指出那綱領也規定了要用鐵的手腕去達到目的,而“目的必須用高尚的手段來爭取,如果拿目的來替手段開脫罪責,那麼這個目的一定也有卑鄙的地方”。並且無情地批評了龔獻:“我說老兄,我們為什麼只坐在井底爭論井口的那一塊藍天呢?你講的那種理想,目前只是水裏的一個月亮,圓滿美麗、清晰誘人,可我們撈不著。”

  很明顯,何士隱已經超脫了某種理論的局限,這是他追求思想自由的結果。他和龔獻關於共產主義問題的爭論,就好比兩人在賣牛仔褲的攤子前,龔獻只和人家計較哪個牌子是正宗貨,而何士隱卻說,將來的人不一定只穿牛仔褲。是的,人類將來的理想社會究竟是怎樣的,那將由自由思想的人在生活實踐中去按人類自身幸福的需要來創造,任何對未來真理的預言都是跛腳的,因為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預言家,因為真理的長河是無止境的。就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也在《共產黨宣言》中嚴肅地宣告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可以說,何士隱對理想和人生價值的追求,代表著一代思考著的、有知識的中國青年的追求方向。

  故事中女主角陳蓮蓮的命運,是貫串全部作品的主線。陳蓮蓮的一生,是在極左路線統治下中國婦女苦難深重的典型體現。因為蓮蓮經歷的苦難最多,所以她的思想震盪也最大。她對人生的第一步認識,就是與被壓在生活的最底層倒馬桶的母親一起受人歧視和白眼,因為她的爸爸是資本家的兒子,而且又是右派。儘管,她還孕育在媽媽的溫暖的子宮裏時,她爸爸已經被埋在淮北煤礦冒頂的煤層中了,但“血統論”的緊箍咒使她無法逃遁命運的肆虐。

  不過,少年時代的陳蓮蓮尚未失去自我,她學會了反抗,用拳頭和牙齒捍衛著自己的尊嚴,以背叛躲開了母親帶來的羞辱。但到了兵團接受“再教育”後,她連這點“自我”也失落了。她必須“活給人家看”:在幹了一天活,又累又餓的晚上,還要去當“標兵”參加夜戰,為的是做給今晚來視察的團部頭頭們看,“給正在整理的我的材料上續上一段華彩的樂章。”她的靈魂第一次飛離了自己的肉體。後來,在和龔獻的關係中,她的靈魂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然而,兩人愛得很艱難、很痛苦,也很深沉。如果說,龔獻是把個人感情也當做政治理想的附屬品來對待的話,陳蓮蓮恰好相反,她把政治理想當成了感情。於出走逃亡途中,她決心去實現龔獻關於同情人、愛人的共產主義理論。她在一個自以為患了麻風病的男人那裏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卻得到了“麻風病人”滅絕天良的侮辱。

  殘酷的生活對陳蓮蓮的打擊接二連三。接下去是龔獻被捕,母親去世,自己因憂憤、貧病而下半身癱瘓,接著又得到了龔獻被槍斃的噩耗,身心完全陷於絕境。

  她失望了。對於人,對於生活,對於信仰,對於她心目中崇拜的神——龔獻的理論,統統失望了:“人算什麼?人……一種最卑鄙最殘忍的野獸罷了。人的醜陋與自私是胚胎裏就生好了的,沒有一種靈丹妙藥可以把它剔除。至於信仰——信仰又算什麼呢?毒蛇的唾液,美麗的曼陀羅花罷了。”

  

  可以說,陳蓮蓮遭受到了太多的苦難,使她在追尋人生價值的艱難途程中,陷入了迷惘的境地。

  正在這時候,那個曾指揮她“活給人家看”的指導員來了。他是一個喪失了自由思想能力、只會按上面的佈置去做的“老實人”。正是這個“老實人”一直在追求著蓮蓮,乘這個時刻,他在肉體上搭救了她,佔有了她,也塑造了她——將她訓練成了一個健美冠軍。然而,蓮蓮又一次產生了靈與肉分離的痛苦。

  到哪兒去尋找飛離了肉體的靈魂呢?陳蓮蓮想到了何士隱。應該說,在陳蓮蓮追求人生價值的道路上,和龔獻、何士隱的關係是相向變化的。

  ——起先,她把龔獻當做自己的保護人,自己心中的神。她相信他的理論,但同時又認為他們之間存在著階級的鴻溝。在“最後的晚餐”一章中,蓮蓮晚間拒絕接納龔獻時的矛盾心理,寫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催人淚下。陳蓮蓮最後對龔獻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她終於認識到“他為之奮鬥的一切,像是先天不足的軟殼蛋,永遠也孵不出生命的青鳥。”

  ——至於何士隱,開始時蓮蓮只是因為他講到了瀾滄江畔的竹子的哲理和自己媽媽講的“修養”完全一致,才注意起他;以後何士隱在孔雀壩橋頭冒死拆“手榴彈”,在墓地挺身救護她,以及他關於一個人的思想是“眾神之神”的話,給她越來越深的印象。直至最後龔獻犧牲,何士隱一面為龔獻的平反不停地努力奔走,一面又寫信安慰她。與此同時,他又孜孜不倦地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繼續知青們原來的探索與追求。終於在使自己的靈魂回歸肉體的追尋中,陳蓮蓮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神”。因此,她決定放棄冠軍的寶座,離開那個即將成為自己的丈夫的沒有自己的思想的人,隨何士隱去進行新的追尋。

  經過痛苦的追尋、迷惘,到再追尋的歷程,陳蓮蓮終於在苦難和對於舊價值觀念的否定中獲得了新生!這也就是陳蓮蓮這個形象的典型意義所在。

  自從人類開始組成社會群體以後,任何社會制度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人的價值。長篇小說《嗚咽的瀾滄江》在描寫大陸上當代青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鬥爭中,從盲從、狂熱到失落、迷惘;從彷徨、痛苦到反思、追尋的過程,反映了從上山下鄉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這段觀念形態劇烈變化時期的深刻的歷史內涵和真實的社會生活圖景。它是一部當代中國青年追尋人生價值的壯麗詩篇。

  

  

《嗚咽的瀾滄江》作為近代中國政治動盪和變革時期的一部歷史畫卷,它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也有相當的特點。

  作品的藝術形式是現實主義的。作者將自己對於知識青年生活的獨特的感受同秀麗的西雙版納風光結合起來描寫,給人以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和親切感,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

  看那洶湧、剽悍的瀾滄江,那火紅的鳳凰樹,那巨大的貝葉樹、大青樹,還有芒果樹、芭蕉林、橡膠林、鳳尾竹和黑心樹,奇特的薩拉蒙、螞蟻塚……在這樣的環境裏,發生的事情也是獨特的,也許你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看到過:女知青在廣播室受到團部頭頭畜生一般的蹂躪;一批未婚的女孩子當起了接生婆,用自己的雙手迎接了一個小生命;還有那丟落族婦女替穀子招魂的圖景,將西雙版納的民俗風情同作品的主題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地加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突然,我看見,在綠色的林莽包圍中,一塊如小小手掌一樣伸向藍天、傾訴著焦渴的壩子上,一隊身著黑衣黑裙的女人在邊舞邊唱。他們背上背著雞籠,雞籠中插著各色鮮花,而雞籠裏卻滴著血……他們唱的,是一首招魂的歌:

  

           穀子魂來喲,

           穀子魂來喲;

           谷根留下,穀魂不留;

           穀殼留下,穀粒不留;

           谷稈留下,穀灰不留;

           我背的金穀像僧描果一樣閃亮,

           我用鮮紅的公雞的血,

           來叫你的魂……

  

  乾旱的大地,正貪婪地吮吸著鮮潤的血漿,而血,則像流不盡似的,一路滴過去,如盛開的紅玫瑰。

  在表現手法上,由於作者對生活和人生價值的思考是站在新的現實的高度對歷史進行回顧和審視的,所以作品也相應地採用了每個章節開頭都從現實寫起,然後向後推進,回顧過去的寫法。這種寫法,表面上似乎把情節隔開了,但是讀完整篇小說,仍能體會出作品情節的邏輯層次和連貫性,同時又能給人以更多的親切感,好像一個現實中的人在以現在的生活對照著向你娓娓講述過去的故事,向你總結以往的人生道路,有情有理,生動逼真。這種寫法熔現實主義與現代的意識流手法於一爐,是對中國小說現實主義傳統表現手法的一種較為成功的發展與創新。

  最後,還要談一下這部長篇的散文筆法。用散文體的格調來寫小說,將清新、優美、詩情畫意的散文特點契合進敍事中去,無疑能使敍事更加精彩動人。然而,用這種寫法需要作者具有很深的生活底蘊和綜觀全局的構思佈局能力。一個藝術上功力不足的作家最好不要輕易嘗試。我們曾經見到不少自我感覺很好,名聲也不小的大陸作家用這種手法寫出來的長篇,像一個摜散了的鋪蓋卷,無論如何也無法收攏。但是,《嗚咽的瀾滄江》卻不然,它將整部小說寫得清新秀麗,有如一首優美的散文詩,同時又一氣呵成。將整個敍事架構建設得亭室樓閣,層次分明,嚴絲合榫,從而使作品透闢精到的思想哲理在散文詩般的意境中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

  用散文筆法完成一部敍事長篇,作者必須有悠長的藝術氣韻和深厚的藝術功力。這種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然而,《嗚咽的瀾滄江》的作者,已經將這種藝術手法成功地運用到了她的整個創作中去,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其力量就在於它的思想的批判性和藝術性。但是,要達到兩者的統一,卻是很不容易的。我以為,這種統一,在長篇小說《嗚咽的瀾滄江》裏,終於達到了較為和諧完美的程度。

 

                     

再版後記

 

本書是繼《生活的路》之後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說。書稿完成於1988年。1989年上海《小說界·長篇小說專集》(第十四期)和加拿大華文文學雜誌《女性人》全文刊載。1990年臺灣智燕出版社出版繁體字本與評論專集。書稿在前兩個刊物發表時名《女性——人!》,智燕出版社出書時改為《嗚咽的瀾滄江》。由於當時大氣候等的原因,大陸直到1995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略作刪節後出版,但其間書商卻有大量盜印。

現恢復原稿全部內容,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再版。在此向武大出版社致意。

              作者2013年中秋節於上海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