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六期

 

 

也為竹林的長篇小說

 

 

嗚咽的瀾滄江

 

 

 

(大陸)  蕭 乾

 

  

          

               一代的反思

 

  讀書人出遠門打點行李時,總先考慮路上該帶點什麼讀物。萬一選得不當,讀不進去,旅途難免有些惆悵,仿佛碰上了一位不稱心的旅伴。

  五月下旬在飛滇之前,我一邊往手提箱裏裝牙膏、襯衫,一邊就在琢磨著該帶什麼書的問題。我選了一中一洋。洋的是一位英國友人剛寄來的一本有關喬伊絲的新著,中的我選了竹林的《嗚咽的瀾滄江》。這是一本描述上海知青赴雲南西雙版納參加兵團的小說。半個多世紀前修築滇緬公路時,我也曾跨過發源于西藏途經雲南而注入東南亞的那條名河——瀾滄江。竹林這長篇小說我曾粗讀過,一直認為值得再讀一遍。於是,它就成為我今番滇行中的伴侶。

  這部長篇最早於1989年發表在《小說界》(長篇小說專輯總第14)上。聽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正準備出版大陸版。此行我看的是臺灣智燕出版社的1990年版。全書分31節,共480頁。這個臺灣版,出版後就在臺灣和美國、加拿大等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臺灣還為此專門出了評論集子(見臺灣智燕出版社《兩岸文學互論》第一集)。

  竹林是以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起步的,是八十年代我國文藝界湧現出的幾位既有才華又刻苦勤奮的青年女作家之一——而且是安於寂寞的。她先後出版了《蛇枕頭花》、《苦楝樹》、《晨露》、《蛻》、《地獄與天堂》等十幾本長篇和中短篇集子。她的短篇小說《網》、《過了清明花不好》等被譯成英文。最近獲悉,夏威夷出版社即將出版她的中短篇小說集。她是新時期獻身文學事業的一位女作家。

  初讀此書,我曾以為這只不過又是一本以知青為題材的長篇。的確,書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由北京、上海去雲南參加兵團的知青。然而這次重讀它,發現它的內涵遠遠超出知青生活的描述。小說以陳蓮蓮與龔獻之間悲劇性的戀愛為主線,通過這批知青在兵團中種種駭人聽聞的遭際,揭示出一些當權者在革命旗幟的掩護下,以革命的神聖名義,幹下了駭人聽聞的勾當,踐踏了最起碼的人權。由於故事發生於十年動亂期間,《嗚咽的瀾滄江》也可以說是對“文革”那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書中刻畫了龔獻、孫耀庭、何士隱、李凱元等青年遠離父母,在特定的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接受改造期間各自的精神面貌。有的既來之則安之,有的則望著藍天、綠樹和遠岸,靈魂日夜感到不安。龔獻則不斷用馬克思主義真諦來對照兵團領導的所作所為,進行反抗。知青們自稱是“螞蟻”,而稱掌握改造大權(最關鍵的是先放誰回城)的團部領導為“太君”或“兩隻腳的禽獸”——他們打著共產黨的招牌,幹的是慘無人道的勾當。書中描繪了李凱元活活被打死,以及團部廣播員露露被衙內小李和副團長輪奸後懷孕以至分娩的情節,最為驚心動魄。露露原是一個容貌秀麗、口齒伶俐的姑娘,尤其感人的是她還有一副俠義心腸。當她看到“權力野獸”撲來時,她趕緊丟給蓮蓮一根月經帶,使她逃過一場災難。“太君”們手裏的王牌就是“招工表”,他們掌握知青們回城的大權,也就掌握了他們的命運。這些“權力禽獸”還有一套從林彪那裏領來的理論作擋箭牌,就是所謂“大節”和“小節”,因而,他們只要把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嗚咽的瀾滄江》對“文革”時期的“假、大、空”,揭露得淋漓盡致。這主要都是通過幾個知青的一些“歪話”表現出的。如說“真理都是經過梳妝打扮的。黑與白,好與壞,善與惡,香與臭——統統不過是這光輝所到之處的一塊色彩繽紛的橡膠泥,可以被人隨心所欲地捏成方的圓的。”在政治生活中,“要緊的是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待”。小說描寫這些知青對於走過場的政治學習大多持有懷疑以至反感,認為“大概聽到的真理太多了,所以當它無論在什麼地方,以什麼面目出現時,我都只有向它投去疑惑的一瞥,同時傻乎乎地張著嘴巴,對它的召喚不置可否。”

  幹部家庭出身的龔獻是個有理想、肯動腦筋,不人云亦云的張志新式的人物。“文革”初期,自從他目睹童年女友(蹺蹺板上的小姑娘)竟然用皮鞭去打他的父親,他就開始對“四人幫”那套“造反精神”產生了懷疑。他篤信馬克思主義,但他不認為要革命就得否定人性,也不認為人只有階級性。

  從搭窩棚起,龔獻同蓮蓮之間就有了感情。蓮蓮一直為他那精神力量所吸引。“四人幫”倒臺後,他們本可以結合。蓮蓮又由於誤以為自己染上了麻風病而堅決拒絕了他的愛。龔獻最終由於反對“兩個凡是”而被判為反革命分子並被處決了。

  通過龔獻與蓮蓮的愛情悲劇,以及兵團從李凱元、露露和在大紅山上學大寨移土造梯田時坍方摔死的女孩子的悲慘命運,作品深刻地控訴了極左路線對民族和國家的危害,揭露了“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運動(這裏是兵團)中對青年一代的糟蹋與殘害。同時,作者不僅僅是停留在控訴和揭露上,而是通過人物命運和故事情節(有時是作者自己的旁白與議論),在努力尋找出造成這場悲劇的深刻的民族、歷史、社會的,甚至是理論方面的原因。

  正因為作者是站在當今時代的現實高度上去分析和觀察已經過去了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因此,這部作品的思想意義就不同於一般的直接描寫知識青年的不幸和苦難的傷痕文學,而是從歷史和理論的高度上,回過頭去審視和總結這一代青年人的奮鬥與思考、失落與追尋,從而,就賦予這個看似已經陳舊了的題材以新的內涵。值得指出的是,第一部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它的作者,也是竹林。當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底在北京召開全國性的會議,討論《生活的路》的時候,對上山下鄉運動做了否定結論的昆明會議尚未召開。因此,可以說《生活的路》這部作品的真正的社會意義,不僅僅在文學藝術方面。

  《嗚咽的瀾滄江》的另一個特點是真實和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婦女的命運。作品通過陳蓮蓮母女倆的痛苦與不幸、艱難與曲折的生活道路的描寫,將中國婦女受到的傳統的、現代的種種壓迫都活生生地表現出來了。陳蓮蓮的母親受盡了社會的政治壓迫和生活壓力,甚至她的親兄弟都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利益而出賣和欺侮她。她為了自己和女兒的生存,不得不向現實生活屈服,以替人倒馬桶為生。她也不得不向自己的本能屈服,在扭曲的性愛中尋找自己的寄託。但她以一株被彎曲而仍然堅韌不拔地生長的竹子為生活的榜樣,頑強地生存下來了。當然,她最終仍然逃脫不了悲慘的命運。作品的女主人公蓮蓮,更是從單純的少女時代她就受到歧視和精神摧殘,及至到了“兵團”,則更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愛情上的一系列苦難和不幸。可貴的是,作品不是簡單地寫這些不幸,而是通過主人公向社會和人們發出激憤的呼籲,用主人公的行動向自身和社會進行內省和追尋,並且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極其深沉的問題——中國女性如何做一個大寫著的人!

  我還想說的一點是,19581961年,我曾在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過三年多。19691973年我又在湖北咸寧蹲過三年半的“五七”幹校。《嗚咽的瀾滄江》之所以吸引我,可能是由於它喚起了我不少痛苦的回憶,也勾起當時我的一些感觸。這是一部以令人驚心動魄的情景反映了那段生活的作品,它無情地揭示了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改造”會給被改造者的靈魂留下怎樣的陰影。

  不言而喻,知青同五七戰士之間的共同點是很多的。首先,下去都是為了接受改造,因而,下去之後就有了改造者與被改造者的區別。王牌都在改造者手裏,平時是工種的分配,最終,他掌握著回城大權。小說裏所描繪的為了回城而在勞動中爭當標兵的情況是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兵團與幹校有一點上是不同的:知青都是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而“五七”幹校則既有少壯也有老弱病殘。一到幹校我很快就發現,工種的分配不是按體力強弱,而是看政治身份。我那時已六旬出頭,而馮雪峰同志還大我許多。我們連的頭頭將我借到别的連勞動時,竟交代“此人能扛二百斤”。挑石修橋可是重活,我親眼看見雪峰同志一連挑了好幾天。

  《嗚咽的瀾滄江》對那種“主與奴”式的改造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笞。那樣的改造只會把人變成鬼。它會扭曲人的本性,泯滅人性中的善良,鼓勵矯揉造作與虛偽,強化人與人之間的等級,歪曲並醜化革命,從而達到與“改造”正相反的結果。

  時代終於前進了一步。身曆其境的一代青年又走過了一段人生歷程。當他們回過頭去再看那段生活時,發現了許多荒唐與謬誤。他們不能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造世界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治理論,進行深刻的反思。我想,通過這樣的反思,儘管也許還有彷徨,但最終,他們會找到希望的。

          1992530日於西雙版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