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六期

 

 

第十二章、勝利的另一面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蘇聯歷史中最鮮為人知的祕密之一,就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對多個族群的全面放逐——這些民族被統統指稱為進行了「顛覆活動、諜報,以及與納粹佔領軍的合作」。直到一九五零年代末,當局總算承認了有「過火和擴大化」的情形。在一九六零年代,多個當初因為通敵而從地圖上被抹去的自治共和國,終於得到重新確立;但是直至一九七二年,最後一批幸存的流放犯人方可「自由選擇居住地點」;並且要到一九八九年,克里米亞韃靼人才獲全面平反。直至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對這些民族之諸般制裁措施的逐步取消依然是最高機密;並且一九六四年之前頒發的法令從未公佈於眾。要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最高蘇維埃宣言」,蘇聯政府才最終承認「斯大林當局大規模放逐各民族的野蠻行徑乃是非法犯罪」。

  在德軍入侵蘇聯後的數週內,德意志人成為遭到全面放逐的第一個族群。按照一九三九年的人口普查,蘇聯境內有一百四十二萬七千德裔居民,大多數是德國殖民者的後人。這些殖民者當年應凱瑟琳二世的邀請,來到俄國南部廣袤空曠的原野定居。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建立了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伏爾加德意志人約三十七萬,只佔俄國各地(主要在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沃羅涅什、莫斯科及列寧格勒)、烏克蘭(有三十九萬)、北高加索(主要在克拉斯諾達爾、奧爾忠尼啟則及斯塔伏羅波爾)、以及甚至在克里米亞和格魯吉亞之德意志人的四分之一。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命令,責成將伏爾加自治共和國、薩拉托夫地區及斯大林格勒的全部德意志人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該命令聲稱此舉乃是一項人道措施。

  當時紅軍正在各條戰線上節節敗退,每天都因戰死或被俘而損失數以萬計的兵力;貝利亞卻從內務部抽調了一萬四千多人來開展這項行動。這批人由內務人民委員部長伊萬‧謝羅夫將軍



揮;此人在波羅的海諸國的種族清洗中業已表現出其開展此類行動的效率。即便將當時的異乎尋常形勢及紅軍的意外失利考慮在內,這項行動在開展時的殘酷程度依然令人震驚。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到五日間,446,480名德意志人由二百三十個車隊押送放逐;每個車隊平均有五十輛卡車。這意味著每個車隊要運送近兩千人,或者說每輛卡車裝載四十人。這些車隊的行進速度每小時只有數公里,經過了四到八週方抵達在西伯利亞南部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及巴爾瑙爾和西伯利亞東部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目的地。如同先前對波羅的海諸國人民的放逐一樣,根據官方的指示,這些被迫遷徙者有「一定的時間來籌集至少一個月的口糧」。

  以下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命令的摘要:

  

  根據軍方接到的可靠情報,生活在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當中藏匿著數萬破壞分子和間諜;這些人一旦收到德國的信號,就會立即在所居住的地區組織破壞活動。蘇聯政府先前未曾得悉這些破壞分子與間諜的存在或其數目。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正在哺育人民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倘若伏爾加自治共和國或周邊地區的德裔破壞分子和間諜,在德國的命令下確實進行了破壞行動,那將會血流成河;因此蘇聯政府值此戰爭時期,不得不對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採取懲罰措施。為了避免此最壞結果和盡量減少流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業已批准一項決定,遷移伏爾加管區的全體德意志人;由政府提供土地和幫助,讓他們得以在其他地區重新定居。

  在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阿爾泰、哈薩克斯坦,以及相鄰地區,擁有大片土地的多個管區被用作此目的。

  

  在進行此主要放逐的同時,隨著戰況的起起伏伏,還有一些次要行動。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及日丹諾夫向斯大林建議:應當清洗居住在列寧格勒市及周邊地區的九萬六千德意志人和芬蘭人。次日,德軍到達涅瓦河,切斷了列寧格勒與蘇聯其他地區的鐵路連接。包圍的風險日益加劇,但當局並未採取措施來疏散該城的平民百姓或囤積任何食糧以應對圍城。就在同一天,即八月三十日,貝利亞發出通知,命令從列寧格勒地區遞解十三萬兩千人:九萬六千人乘火車,三萬六千人走河道。結果是,當因德軍部隊的到來而不得不暫停遞解行動時,內務部只有足夠的時間逮捕和遞解一萬一千名德裔蘇聯公民。

  接下來的數週裡,類似的行動在多處展開:在莫斯科地區, 9640名德意志人於九月十五日被放逐;在圖拉,2700人於九月二十一日被放逐;在高爾基(前下諾夫哥羅德),3162人於九月十四日被放逐;在羅斯托夫,38288人於九月十到二十日間被放逐;在紮波羅熱(31320人於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在克拉斯諾達爾(38136人於九月十五日);在奧爾忠尼啟則(77570人於九月二十日)。一九四一年十月,另有居住於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北高加索及克里米亞的十萬名德意志人遭到放逐。截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94600德意志人被放逐,多數發配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倘若計入一九四二年遞解的德裔,總共有大約1,209,430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遭到放逐,相當接近一九三九年人口普查所報告的1,427,000名德意志人。

  如此一來,蘇聯領土上超過82%的德意志人遭到放逐;而此時此刻,所有警察和軍隊都應全力以赴武裝抗擊入侵的敵人,而不是遞解數十萬無辜的蘇聯公民。事實上,倘若計入從紅軍部隊中開除並組成「勞動軍」之懲戒隊並發配到沃爾庫塔、科特拉斯、克麥羅沃及車里雅賓斯克的德裔官兵,則被放逐之德裔蘇聯公民的比例甚至比前面的數字更高。僅在車里雅賓斯克市,很快就有超過兩萬五千名德意志人在冶金廠勞作。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存機會比在古拉格的勞改營好不了多少。

  關於遞解車隊的信息非常支離破碎,因而目前無法計算在這些德裔當中,有多少人死於前往新安置點的路上。此外亦不清楚,在一九四一年秋季淹沒整個俄國的大混亂當中,總共有多少個車隊實際到達目的地。按照計劃,到十一月底會有29,600名德裔流放犯人到達卡拉幹達地區。但是截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僅有8,304人實際到達。當局的意圖是讓130,998人在該地區定居,但事實上只有不超過116,612人到達。其餘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究竟是死在路上,還是被轉運他處?阿爾泰地區計劃接收一萬一千名流放犯人,但實際接收了94,799人。更糟糕的是,內務部關於流放犯人到達的報告,毋庸置疑地表明這些地區對於接收此等人犯毫無準備。

  在凡事保密的氛圍中,地方當局只有到最後時刻纔會得知將有數萬流放犯人到達。由於沒有住房,流放犯人只能在馬廄、兵營中過夜或露宿,即便冬天很快就要到來。盡管如此,在此前的十年裡,當局就此類情事業已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在一九三零年代早期,遭到遞解的富農常常被拋棄在森林裡;而對這些新來者的「經濟移植」,效率則要高得多。經過數月之後,大多數流放犯人都作為「特別遷移者」而生活,也就是說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求生。他們受內務部指揮所(komandatury)的管制,居住在集體農莊、實驗農場或工業基地,食物匱乏且工作艱苦。

  發配了德意志人之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四年六月間,發生了第二波大規模放逐。六個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拉柴人、巴爾卡爾人及卡爾梅克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及吉爾吉斯斯坦,藉口是他們「與納粹佔領者有大規模合作」。此次主要放逐後,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到十二月間,還有一些其他行動,旨在從克里米亞和高加索清除其他幾個據認為不值得信任的民族: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克里米亞的亞美尼亞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及高加索凱米辛人。

  最近公開的檔案文件,就高加索山地人、卡爾梅克人或克里米亞韃靼人與納粹的所謂通敵,沒有提供任何新的線索。一些事實顯示,在克里米亞、卡爾梅克、卡拉柴地區及卡巴爾達-巴爾卡爾有為數不多的通敵者,但沒有證據表明在這些地區通敵是普遍原則。最具爭議的一些通敵事件,發生在紅軍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在頓河畔羅斯托夫失利後,以及在德軍於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佔領高加索期間。在蘇軍撤離和德軍到來之間的權力真空裡,在卡拉恰伊-切爾克斯之自治地區的米高揚-謝加,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的納爾奇克,以及在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的埃利斯塔,當地領袖建立了「國家委員會」。德軍對這些地方委員會的權力給予承認,後者在數月裡享受到宗教、經濟及政治的自主。當高加索的這項實驗加強了在柏林流傳的「穆斯林神話」(即蘇聯之伊斯蘭教地區或許可加以利用的觀點),克里米亞韃靼人也獲准在辛佛洛普設立自己的「穆斯林中央委員會」。

  盡管如此,由於納粹擔憂一九二零年代中期遭紅軍鎮壓的泛土耳其運動死灰復燃,克里米亞韃靼人從未獲得卡爾梅克、卡拉柴人及巴爾卡爾人曾經享受數月的自治權。作為對所獲之少許自治的交換,此等地方當局貢獻了一些部隊,用於對付附近繼續效忠蘇維埃政權的微不足道抵抗力量。這些部隊合計不超過數千人:克里米亞有六個韃靼人營,以及一隻卡爾梅克騎兵部隊。

  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僅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到十一月中被納粹小部隊部分佔領了約十週,並且沒有任何通敵的證據。但車臣人向來桀驁不馴。蘇聯當局先前曾於一九二五年進行過若干次旨在收繳當地人所持武器的懲罰行動,並於一九三零到三二年再次採取行動以試圖打破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對集體化的抗拒。一九三零年三月和四月,以及一九三二年四月和五月,在對「匪徒」的鬥爭中,內務部的特別部隊動用了大炮和空中打擊。在歷來就抗爭莫斯科影響的人們當中,這挑起了反抗中央集權的強勁海嘯和獨立的願望。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有五次大規模放逐行動,均採用慣常的方法完成;但與過去對富農的放逐不同,這些行動的特徵在於具有「令人稱道的組織效率」(貝利亞語)。後勤準備有長達數週的精心組織,並且由貝利亞及其助手伊萬‧謝羅夫和波格丹‧科布洛夫親自督導;他們都乘坐裝甲專列前往各地。這些行動需要為數巨大的車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到三十日,93,139名卡爾梅克人用四十六個車隊(每隊六十輛卡車)押送;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到二十八日,521,247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用一百九十四個車隊(每隊六十四輛卡車)押送。在戰事如火如荼之際,內務部為這些非常行動使用了十一萬九千名官兵。

  這些計劃到最後一分鐘的行動開始於逮捕佔人口12%的「潛在危險分子」,大多數為婦孺和老人;當時大多數成年男人都在蘇軍中參戰。倘若莫斯科接到的報告可信的話,這些行動均極其迅速地展開。克里米亞韃靼人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到二十日遭到抓捕。在首日當晚,負責指揮是次行動的科布洛夫和謝羅夫,發電報給貝利亞:「截至今晚八時,九萬人已移送至車站。十七個車隊已將四萬八千四百人運往目的地。二十五個車隊正在裝車。整個作業運轉極為順利,並且正在繼續。」五月十九日,貝利亞告知斯大林:在第二日,165,515人已在各車站集結,並且136,412人已經登車。五月二十日,謝羅夫和科布洛夫向貝利亞拍發電報,聲稱行動已於該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完成,總計押運173,287人。載運剩餘之6,727人的最後四個車隊將於當晚啟程。

  按照內務部官僚機構報告的說法,這些影響到數十萬人的放逐行動似乎純粹是走形式;每次行動都比前次更為「成功」、「有效」或「經濟」。在將車臣人、印古什人及巴爾卡爾人放逐後,內務部的公務員索羅門‧密爾斯坦就「與先前的行動相比,在最近的放逐中對卡車、木板、水桶及鐵鍬的節省」,撰寫了一份冗長的報告:

  從運送卡拉柴人和卡爾梅克人時獲得的經驗,讓我們能夠採取某些措施,因而可以減少車隊所需的物品,並且最終降低所需的運送次數。我們目前在每輛牲畜卡車上裝四十五人,而不是先前的四十人。通過把人和行李裝在一起,我們也減少了所需車皮的節數,因而節省了37,548米木板、11,834個水桶及3,400隻爐子。

  

  以令人震驚的效率展開的內務部行動?在此官僚美夢的背後是什麼樣的可怖現實呢?一九七零年代末收集到一些倖存者的經歷。有人回憶道:「去撒馬爾罕地區之澤拉布拉克的路途走了二十四天。從那裡轉到真理集體農莊;我們在農莊的活計是修理馬車……工作很苦,而且總是吃不飽。許多人站都站不穩。我們村有三十戶被流放,只有五家剩下一兩個生還者,其他人統統餓死或病死了。」另一位倖存者回憶道:

  

  在密不透風的車廂裡,人們由於飢餓和空氣不足紛紛死去;沒有人給我們任何食物或水。在途經的村莊裡,我們被說成是叛徒,遭到百姓的敵視;他們雨點般地向車輛的兩側和門投擲石頭。他們在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上打開了車門,給了我們一些軍用乾糧,但沒有任何喝的。他們命令我們把死人扔在鐵道兩邊卻不加掩埋,接著我們就繼續前行。

  

  當抵達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或西伯利亞的目的地後,這些流放犯人被分到集體農莊或當地工廠。如內務部當地機構的報告所清楚顯示,他們每日都面對居住、工作及生存的挑戰。這些報告都呈遞給中央政府並保存在古拉格「特別人員」處的浩繁檔案中。一九四四年九月發自吉爾吉斯斯坦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在最近放逐到該地的三萬一千戶當中,只有五千戶分到居所。並且「有居所」本身似乎也是個很靈活的說法。報告的文字揭示,在卡梅宁斯基管區,地方政府把九百戶人家安置在一家國營農場的十八套公寓單元裡。換言之,就是每五十家合住一個單元。這些往往有許多孩子的家庭必須輪流在公寓裡睡覺,其餘時間就不得不在戶外過夜;而嚴冬卻即將來臨。

  放逐卡爾梅克人的一年多後,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寫給米高揚的一封信裡,貝利亞本人承認道:「他們被置於異常困苦的環境中,衛生條件極端惡劣。許多人沒有內衣、鞋子,衣服也很少。」兩年後,兩位內務部領導人報告稱:「在有勞動能力的卡爾梅克人當中,30%因為沒有鞋子而無法工作。他們完全不适應惡劣的氣候和異常的條件,而且不懂當地的語言,這就又造成了一系列的困擾。」他們背井離鄉、飢寒交迫;他們工作所在的集體農莊管理極為不良,以至於他們只能勉強糊口;許多在工廠工作的流放犯人沒有得到任何培訓,因此很不能勝任其工作。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前總統D. P. Pyurveev在寫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

    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卡爾梅克人境況悲慘,他們失去了全部牛隻。他們到達西伯利亞時一無所有……他們非常不适應所到地區的新生活……在集體農莊工作的卡爾梅克人幾乎得不到任何東西,因為這些農莊的原有農工都食不果腹。那些分配到工廠的人發現極難適應新的生活,並且因為沒有拿到適當的報酬而無法購買正常的糧食定量。

    這些曾經以遊牧和農耕為生的卡爾梅克人,現在不得不站在機器前度過餘生,而且微薄的工資還往往因為罰款而完全拿不到。

  有幾個數字可以揭示這些流放犯人的死亡比例。根據特別再安置管理局一九四六年一月的計算,在兩年前放逐的92,000卡爾梅克人當中還剩70,360人。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35,750個韃靼家庭共151,424人到達烏茲別克斯坦;六個月後戶數增加了818,但人數卻減少了16,000。在從高加索放逐的608,749人當中,截至一九四八年有146,892人(即將近四分之一)死亡,而同期只有28,120人出生。在從克里米亞放逐的228,392人當中,四年後已有44,887人死亡,而只有6,564人出生。倘若攷慮到這些流放犯人中有40~50%的人未滿十六歲,因此「自然原因死亡人數」只佔這些統計數據中很小的一部分,此极高的死亡率就變得更加触目惊心。存活下來的兒童也幾乎沒有前途:在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的八萬九千名兒童當中,四年後有機會上學的不足一萬兩千。不僅如此,官方還規定對「特別遷移者」後代的全部學校教育都必須只用俄語進行。

  這些並非就是在戰爭期間進行的全部官方放逐。放逐克里米亞韃靼人之行動結束的數日後,雷納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致信斯大林:「內務部亦認為有理由驅逐克里米亞的所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及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被指控「在為德軍製作麵包和其他食物方面積極協助德國人」,以及「與德國軍事當局合作以搜查紅軍戰士和游擊隊員」。希臘人被指控「在入侵敵軍到來后建立了一些小工業;德國當局也曾幫助希臘人從事生意和組織運輸等等」。亞美尼亞人則被指控在辛佛洛普建立了以亞美尼亞陸軍將軍E‧德羅為首稱作德羅梅達的通敵分子中心。其目的據稱「不止於宗教和政治,還要開發小工業和私營企業」。在貝利亞看來,該組織「不僅曾為德國人的軍事需要籌集資金,而且意圖建立亞美尼亞軍團」。

  四日後,即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斯大林簽署了國防委員會的命令,指示「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驅逐應伴隨對三萬七千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及亞美尼亞人——均為德國走狗——的驅逐」。如同對其他被放逐者群體一樣,該命令為每個「歡迎地區」隨意指定了配額:哈薩克斯坦的古里耶夫地區七千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一萬人,烏拉爾山區的莫洛托夫州一萬人,克麥羅沃州六千人,巴什基里亞四千人。如同官方所一貫聲稱:此次行動已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七、廿八日成功進行。在那兩天裡,41,854人遭到放逐。按照該報告的強調,此乃「計劃數字的111%」。

  在剷除了克里米亞的德意志人、韃靼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及亞美尼亞人後,內務部決定清洗高加索的邊境地區。基於對國家邊界之同樣的全神貫注,這些大規模行動在許多方面,不過是以更系統的方式對一九三七到三八年之反諜報行動的自然延續。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簽署了國防委員會的一項新命令,指示將格魯吉亞邊境地區的八萬六千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及凱姆辛人放逐。由於該地區多山,以及這些民族的遊牧生活方式(他們直至不久前還屬於奧斯曼帝國,並且一直在蘇聯領土和土耳其領土之間自由穿行),放逐的準備工作就變得特別漫長。是次行動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一直持續到二十五日,由內務部的一萬四千人特別部隊完成。美國以租借方式(在對德戰爭中向同盟國供應大量軍火的法案)提供的九百輛斯蒂旁克卡車,被挪用來押送流放犯人。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給斯大林的一份報告中,貝利亞稱「在特別艱難的條件下」已於十日內轉移91,095人。在貝利亞看來,所有這些人都是土耳其間諜,儘管其中超過49%的人未滿十六歲。「這個地區的多數人口與土耳其邊境地區的居民有親戚關係。他們大部分是走私者,具有強烈的移民傾向,而且為土耳其情報機構和沿整個邊界活動的匪幫提供了許多新生力量。」按照古拉格「人員移動」處的統計資料,將近94,955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七月間,19,540名梅斯赫特人、庫爾德人及凱姆辛人因流放而喪生,佔所有遷徙人口的約21%。此四年內20~25%的死亡率,對於遭到當局懲罰的所有這些民族來說,幾乎是相同的。

  在戰爭中按種族放逐的數十萬人民,令「特別遷移者」的數目從大約一百二十萬增至二百五十萬以上。戰前非富農化運動的受害人曾經佔「特別遷移者」的大部分,但其數目由戰爭爆發時的約九十三萬六千人降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六十二萬二千人。事實是,數以萬計曾被劃分為富農的成年男子(戶主除外)被徵兵參戰。他們的家小因此恢復了先前的自由公民身份,不再屬於「特別遷移者」。但是由於他們在戰時所處的境況,尤其因為他們的全部財物及房屋已被沒收,這些新近獲得自由的人們實際上幾乎無法離開其指定的居住地。

  一九四一到四四年是古拉格生存條件最為艱難的時期。饑饉、流行病、過度擁擠、以及慘無人道的壓榨,都加重了犯人們的長期磨難;他們還必須承受異常嚴酷的工作條件,並且始終遭到大批告密者的監視;後者的任務是要揭露「犯人中的反革命組織」。就地處決每日都在發生。

  開戰頭幾個月中德軍的快速推進,迫使內務部撤離了一些即將落入敵手的監獄、勞改殖民點、集中營。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二月間,關押近七十五萬囚犯的二百一十個殖民點、一百三十五座監獄及二十七處集中營向東轉移。在總結「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古拉格工作」時,古拉格首腦伊萬‧納謝德金宣稱:「集中營撤退的組織相當有序」。但他接著補充道:「由於缺乏運輸工具,大多數人犯都是徒步撤退,有的走了上千公里」。這些犯人在到達目的地時的狀況可想而知。倘若沒有足夠的時間撤離某個集中營(在開戰的頭幾週裡經常如此),犯人們會被就地處決。這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尤其嚴重:截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底,內務部在利沃夫屠戮了一萬名囚犯,在魯特斯科的監獄殺了一千二百,在史坦尼斯拉維夫為一千五百,在杜布諾有五百。德軍在到達利沃夫、日托米爾、文尼察時,發現了數十處萬人坑。用這些「猶太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暴行」為藉口,納粹特遣隊立即屠戮了數以萬計的猶太人。

  一九四一到四四年間出自古拉格的全部行政報告,都強調了戰時各集中營生活條件的可怖惡化。在這些擁擠不堪的集中營裡,囚犯的平均生活空間由1.5平方米降至0.7;犯人們必須輪流睡在木板上;床鋪成為奢侈品,只供身份特殊的工人使用。糧食的日平均攝取量於戰前相比下降了65%。饑饉變得隨處可見;到一九四二年,傷寒與霍亂開始肆虐這些營地。按照官方數字,每年有近一萬九千犯人死於這些疾病。一九四一年,僅在勞改營就有將近十萬一千例死亡;這尚且不包括強制勞動殖民點。如此一來,年死亡率就幾近8%。一九四二年,古拉格管理局登記了二十四萬九千例死亡(死亡率18%),一九四三年為十六萬七千例死亡(死亡率17%);再加上處死的囚犯和監獄與強制勞動殖民點的死亡人數,就可大致計算出僅在一九四一到四三年間,古拉格系統就有六十萬左右的人喪生。倖存者的狀況也頗為可憐。按照管理局自己的數字,到一九四二年底,只有19%的囚犯能夠從事重体力勞動,17%能夠從事中等強度勞動,64%的人能夠幹「輕活」——也就是說患病在身。

  以下是古拉格管理局運營處助理處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關於西伯利亞營系統狀況報告的一些摘抄;

  

  根據新西伯利亞內務局運營處接到的信息,西伯利亞營系統之Akhlursk、庫茲涅茨及新西伯利亞等處的死亡率有急劇攀升。

  此增加和登記死亡人數巨幅上升的原因,無疑是長期糧食匱乏和嚴酷工作條件造成的大範圍營養不良,這給心臟帶來沉重的負荷。

  囚犯的缺毉少葯、工作難度、漫長工作日、以及缺乏足夠食糧,都促成了死亡率的急劇攀升……

  在由多個分選中心送往這些集中營的囚犯當中,也記錄了營養不良、口糧不足及大範圍流行病導致的眾多死亡。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在由新西伯利亞分選中心送往Marinskoe分隊的539名囚犯中,超過30%的人極度體重不足且身上長滿蝨子。與犯人一起到達的還有六具屍體。十月八日夜間到九日早晨,又有五人死亡。九月二十日從同一個分選中心到達Marinskoe分隊的另一個車隊,所有犯人身上都長滿蝨子,並且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內衣……

  近來在西伯利亞營系統,由犯人組成的毉務人員當中有數不清的破壞行為。Taiginsk處阿澤爾營的一名助手(該人因觸犯第五十八條第十節而獲刑)組織了一群犯人來破壞生產。經發現這些人把患病工人派往最艱苦的工地而非給他們治病,以期減慢集中營的生產和防止達到指標。

  古拉格管理局運營處助理處長、保安隊大隊長科根曼

  

這些「囚犯們遇到的嚴重健康問題」(按照古拉格的委婉說法)並未阻止當局對犯人施加甚至更大的壓力,往往直至他們倒地不起。古拉格首腦在報告中寫道:「從一九四一年到四四年,每個工作日的平均價值從9.5盧布上升到21盧布」。數十萬囚犯被送到兵工廠工作,以替代應徵入伍的人力。古拉格在戰時經濟中扮演了極其顯要的角色。根據刑事管理部門的估計數字,在軍火工業的一些關鍵部門(尤其是冶金和採礦),將近四分之一生產要歸功於囚犯勞力。

 

  儘管有囚犯們「堅定的愛國態度」——其中的95%「強烈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對他們(尤其是政治犯)的鎮壓一如既往的嚴酷。作為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頒佈之一項命令的結果,在戰爭結束前,任何「五八」分子(依照刑法第五十八條而被判刑的囚犯)都不會得到釋放,即便該人已經刑滿也不例外。因政治罪(例如屬於反革命黨派或某右翼或托洛茨基派組織)或因間諜罪、叛國罪或恐怖活動罪而獲刑的囚犯,被隔離關押在重兵把守的特別集中營。這些集中營設在氣候最惡劣的地區,例如科雷馬地區和北極圈內,其年死亡率經常高達30%。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一項命令頒佈後,特別加強的懲戒營投入使用。這些集中營實際上成為死亡營,因為囚犯在其中遭到的壓榨令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在金、煤、鉛、鐳等礦山(多數位於科雷馬地區和沃爾庫塔地區)的有毒環境中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無異於死刑判決。

  從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集中營系統的特別法庭對十四萬八千名囚犯判處了新的處罰,並且處決了其中的10,858人:208人因間諜罪被處決,4,307人因顛覆和恐怖活動,6,016人因在集中營內組織暴動或騷亂。按照內務部的數字,在戰爭期間於古拉格內剷除了603個「犯人組織」。儘管這些數字或許只是要顯示,雖然有顯著的重組——許多曾經看守集中營的特別部隊被抽調去完全其他任務,尤其是放逐押送工作——該系統依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毫無疑問,在戰爭時期,這些集中營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批逃亡和大規模騷亂。

  事實是,在戰爭時期這些集中營的人口結構有顯著改變。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的命令頒佈後,五十七萬七千名囚犯得到釋放且被立即納入紅軍。當局自己承認,這些犯人因「無故曠工或小偷小摸等不足道的罪行」而獲刑。如果包括服刑期滿者,在戰爭期間,一百零六萬八千名犯人從古拉格直接奔赴前線。在一九四一到四三年間死於古拉格的約六十萬人當中,包括了最羸弱的囚徒和最不适應集中營無處不在之嚴酷條件的那些人。儘管整個集中營與殖民點系統出空了如此多的輕罪犯人,那些最堅韌和最頑強的人留了下來且生存下去;無論這些人是政治犯或普通罪犯。那些根據第五十八條而獲判長期監禁(八年以上)的人,在所有囚犯中所佔的比例由27%增至43%。監獄人口局面的這一改變在一九四四和四五年就更為明顯;當時古拉格系統有巨幅成長,其人口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加了45%以上。

  一九四五年的蘇聯留給人們的最難忘記憶是一個滿目瘡痍但最終勝利的國家。正如弗朗索瓦‧傅勒曾經寫道:「一九四五年,蘇聯作為一個偉大光榮的國家,加入了實現拯救人類之新願景的巨大物質力量。」沒有人記得,或者至少沒有人願意回想起,那遮掩得很好的故事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檔案所展示,那勝利之年亦是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巔峰。當與世界其他地區實現和平共處之際,國內的鬥爭在如火如荼地繼續;當局對遭受四年戰爭創傷之社會的控制絲毫沒有放鬆。恰恰相反,一九四五年是蘇聯隨著紅軍的西進而收復失地的一年,也是曾經逃脫該體系控制的數百萬人現在不得不屈從的一年。

  一九三九到四零年吞併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國、白俄羅斯西部、摩爾達維亞及烏克蘭西部——在戰爭期間基本不受蘇聯掌控,但此時卻不得不經歷第二次蘇維埃化過程。民族主義反對運動因抗議蘇聯而興起,由此開始了一輪武裝鬥爭、迫害及鎮壓。對吞併的抵抗在烏克蘭西部和波羅的海諸國尤其激烈。

  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對烏克蘭西部的首次佔領,造就了一個相當強大的武裝抵抗運動,即烏克蘭民族組織(簡稱「烏族組織」)。此組織的成員隨後作為特別部隊加入黨衛軍,與共產黨人和猶太人鬥爭。一九四四年七月,當紅軍到來時,烏族組織建立了烏克蘭解放最高委員會。烏族組織首領羅曼‧舒克維奇成為烏克蘭起義軍司令。據烏克蘭來源稱,到一九四四年秋,烏克蘭起義軍的兵力超過兩萬人。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貝利亞簽署命令,指示將烏族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士兵的所有家屬逮捕並流放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從一九四四年二月到十月,十萬零三百平民(主要為婦孺和老人)被按照貝利亞的命令放逐;而在此期間抓獲的三萬七千名士兵也全部送到古拉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的都主教安德烈‧Sheptytsky逝世後,蘇聯當局強迫該宗教團体與東正教合併。

  為了根除蘇維埃化的所有反對力量,內務部警探將目標指向學校。針對烏克蘭西部屬於「資產階級」波蘭時期的在學兒童,他們翻閱了其教科書,並且制訂了作為預防措施而要抓捕的名單。在這些名單的最前面列出了那些最優秀的學生;這些孩子們據認定「對蘇維埃體制有潛在敵意」。貝利亞的助手科布洛夫在一份報告中稱:一九四四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間,在白俄羅斯西部——另一個被視為「充斥著蘇維埃政權敵對分子」的地區,逮捕了十萬餘「逃兵」和「通敵者」。關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五日期間的立陶宛,現有的少許統計資料記錄了2,257起種族清洗行動。

  這些行動的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六千多「匪徒」的死亡和七萬五千多「匪徒、逃兵及民族主義團體成員」的被捕。一九四五年,從立陶宛放逐了三萬八千多「社會異己分子、匪徒、民族主義者的家屬」。一九四四到四六年間,古拉格關押的囚犯當中,烏克蘭人的比例增加了140%,波羅的海諸國百姓的比例增加了420%。到一九四六年底,烏克蘭人佔集中營系統人口的23%,而波羅的海諸國百姓則佔到6%;高於這些民族在蘇聯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古拉格在一九四五年的成長,亦能夠用「管制與篩選營」轉來的數以千計囚犯加以解釋。這些集中營是在一九四一年後與古拉格勞改營並行建立的,意圖關押被敵方釋放或從敵方戰俘營逃脫的蘇聯戰俘。這些戰俘都被懷疑為潛在的間諜,或者至少由於曾經呆在蘇維埃體制之外而受到污染。這些集中營關押著先前曾被敵方佔領之地區的役齡男子及資深官員,以及在佔領期間曾任一官半職——無論職位多麼卑微——的任何其他人。按照官方數字,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到一九四四年十月間,這些管制與篩選營收容並轉送了超過四十二萬一千人。

在紅軍向西推進並收復由德國人控制了兩三年的土地後,對蘇聯戰俘和勞改營犯人的解放,以及對蘇聯軍人和平民的遣返,就成了當務之急。一九四四年十月,蘇聯政府建立了遣返事務部,由菲利普‧戈利科夫將軍任部長。該將軍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的報刊訪談中強調:「蘇維埃政權最關心其遭受納粹奴役之子孫的命運。他們將像祖國誠實的後代那樣有尊嚴地回家。蘇聯政府相信,即使那些在納粹的威脅下曾有危害蘇聯利益之舉動的蘇聯公民,只要他們願意在回歸後履行其作為蘇聯公民的責任,都無需為那些作為負責。」這項廣泛流傳的宣稱欺騙了同盟國。否則的話,在執行雅爾塔協定關於遣返「目前在居住國境外」的全部蘇聯公民條款上,這些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又該如何解釋呢?儘管該協定規定,只有那些曾著德軍制服或主動通敵的人將遭到強制遣返;但實際上,在國境外的任何蘇聯公民,一經發現就會移交給內務部警員押送回國。

  停戰三日後,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五年五月11日下令設立一百座新的管制與篩選營,每營都可容納一萬人。被遣返的蘇聯戰俘由反諜報機構鋤奸總局管轄;而平民則由內務部以專案方式進行篩選。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間,超過四百二十萬蘇聯公民被遣送回國;其中包括德國人抓獲之五百萬戰俘中的1,545,000名倖存者,以及2,655,000名平民、勞改犯或在戰爭爆發時逃到西部的人。在將他們強制關押於管制與篩選營後,57.8%的人——主要為婦女和兒童——獲准返家,19.1%被再次徵入部隊——往往編入懲戒隊,14.5%被送入「重建隊」——通常至少為兩年,8.6%——即大約三十六萬人,要麼因為「背叛祖國」而被判處十到二十年徒刑,要麼則作為「特別遷移人員」而轉給內務部的指揮所。

  弗拉索夫追隨者,即曾在蘇聯將軍安德烈‧弗拉索夫指揮下戰鬥過的蘇聯軍人,有著獨一無二的命運。弗拉索夫曾任第二集團軍司令,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德軍俘虜。基於其反對斯大林主義的信念,弗拉索夫將軍同意於納粹黨人合作,以從其祖國驅逐布爾什維克黨的暴政。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弗拉索夫組建了一個俄羅斯全國委員會並訓練了兩個師的「俄羅斯解放軍」。納粹德國戰敗後,同盟國將弗拉索夫將軍及其麾下軍官交給蘇聯,這些人不久就遭到處決。弗拉索夫軍隊的士兵, 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一項赦免令後, 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及遠北地區達六年之久。一九四六年初,148,079名弗拉索夫追隨者——大部分為士官——被指控為叛國且發配到古拉格。

  在戰爭勝利之年,「特別再安置點」、古拉格、強制勞動殖民點、管制與篩選營及蘇聯監獄,關押了前所未有之多的囚犯:總數幾近五百五十萬人。這個數字被勝利的狂歡和「斯大林格勒效應」掩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開始了蘇聯歷史上持續將近十年的一個新階段;在此期間,蘇聯模式讓世界各地數以千萬計的人民著魔。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付出最大的傷亡代價——此代價因斯大林自己的錯誤和不良判斷而大大加劇——不僅遮掩了斯大林主義獨裁統治的特徵,而且消除了該政體先前在莫斯科審判時代及由納粹蘇聯協定所引起的全部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