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六期

 

 

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

 

和必須重新評價中共的解放戰爭”

 

 

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 之五〕

 

 

孟泳新

 

 

 以法國革命而論,法國的專制機器,似乎超越當時的歐洲各國,儼然一個龐然大物,不可一世,卻又是外強中乾的。據歷史學家分析:“法國直到拿破崙登臺後才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至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於停頓狀態的國家。正是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第三等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第三四四頁)其實,雖然不同的國王在專制形式上會有某些變化,舊法國的專制統治,其性質卻一以貫之,形式也大體一致,一直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革。有的歷史學家從另一個角度作出分析:“法國社會的疾病並非始於1789年,但兩種情況使1789年在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整個18世紀,國家的財力有所增加,然而1787年及1788年的歉收引起了嚴重的食品匱缺,運輸的不穩定更使形勢惡化。小麥價格高漲,城市貧民幾乎買不起麵包。”“路易十六優柔寡斷,不知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於是託付給財政大臣處理,而一任又一任的財政大臣都無力擺脫困境。他們想擴大納稅人的數目,實現捐稅前一律平等,於是特權階層便真正地奮起抗爭了。”(《歐洲史》第四四六頁)也就是說,到了這個時候,此種或是彼種偶然因素將會必然地摧毀專制機器。法國的舊制度之下問題叢生,一個也解決不了;即或有幸解決某一問題,又會產生更嚴重的問題。當王朝到了路易十六手裡的時候,種種有利於革命的條件為大革命作好了準備,革命必然會以某種形式爆發,這是人力無法改變。

 歷史是一面可以反照現實的鏡子,但這兩年,一些人卻被鼓動著做起各種各樣的夢,包括以不變來防堵革命的美夢,這樣的夢近乎幻想,也難免幻滅的結果。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六.《正義戰爭別理論》在學術理論上的位置,重要的幾個基本概念

《正義戰爭鍳別理論》也可稱之為《歷史革命戰爭鍳別理論》,它的主要適用範圍是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一個鍳別的作用。而對於屬於國際間的戰爭和民族間的戰爭範疇的戰爭,一般來說,則不在適用範圍之內。

為了能用一個盡可能短的篇幅,來解釋《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筆者首先要指出,《正義戰爭鍳別理論》在西方的知識譜系中的位置,它是處於一條縱軸線正義戰爭理論的歷史演進線和一條橫軸線道德理念、價值理念的歷史演進線,這條縱軸線和這條橫軸線它們的引伸線的交點。

一條縱軸線就是正義戰爭理論的歷史演進線,就是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西塞羅→奥古斯丁→阿奎那→格老秀斯→沃爾澤→《正義戰爭鍳別理論》

一條橫軸線就是橫軸線道德理念、價值理念的歷史演進線。康得→新康得主義〔特別是西南學派〕→拉德布魯赫→哈貝馬斯的真理理論、交往行為理論、商談理論〔哲學〕→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法哲學〕

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1937-〕發表了《正義戰爭和不正義戰爭:借助歷史例證的道德論辯》一書,將系統的理論思辨與廣泛的實例分析熔為一爐, 對西方正義戰爭思想作了全面總結和重要發展,不僅直接推動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 義戰爭論的復興,而且至今仍是最優秀和最有影響的戰爭倫理著作,被譽為正義戰爭論“最重大的現代重現”,一部“使戰爭之道德問題重返文明討論”的當代經典。

沃爾澤的正義戰爭論有兩個基本前提:其一,根據正義戰爭傳統,他承認戰爭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其二,根據其一般正義論,他強調正義戰爭的根本目的是維 護人權。其理論有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

什麼叫真理呢?哈貝馬斯認為,人們通過理性討論而達成的共識就是真理,哈貝馬斯把真理的標準重新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之上,只不過與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不 同,哈貝馬斯的理性不是主體性的,而是相互主體性的,真理不是存在於孤獨的個人心中,而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和對話之中。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的理論物件就廣泛得多了。他用有效性申述來取代真理。有效性申述主要有三類。其一是,真理申述,它考慮申述的真值,它涉及到申述與客觀世界的關係;其二是,正當申述,它考慮言語行為的正當性、適當性 和合法性,它涉及到申述與 社會生活世界所共有的價值和規範的關係,這裏哈貝馬斯不用道德上對與錯這個傳統概念;其三是,真誠申述,它考慮明確表達意圖和情感的真摯和誠實。本質上, 這些申述都可以被爭論、批評、捍衛和修改。存在著許多解決有爭議的申述的方法,例如訴諸于權威、傳統 和殘酷的暴力。但是,訴諸於理性,是理性觀念的關鍵之處。

德國法學家阿列克西以普遍實踐論辯理論〔即哈貝馬斯的商談理論〕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理性法律論證理論。1973214日,德國憲法法院第一審判庭發佈的一項決議中規定: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須建立在理性論證的基礎上〔《聯邦憲法法院判例》(BverfGE34269287)〕這是作為自由民主的德國的最 高司法機構,德國憲法法院對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出的最高認定和最高嘉獎。

若將縱軸線 正義戰爭理論的歷史演進線和橫軸線道德理念、價值理念的歷史演進線結起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將哈貝馬斯阿列克西所創立的理念理論運用于正義戰爭理論歷史發展系列中,如同沃爾澤那樣來對國際間的戰爭展開道德分析和論辯一樣,對國內戰爭、特別是一般號稱為“革命戰爭”的戰爭,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進行評判,進行價值判斷價值分析。在進行論證理論時,重點放在解決其中存在著的必須要解決的分界問題,鍳別正義的革命戰爭與非正義的冒牌的“革命”戰爭,就是要在正義的革命戰爭與名義上的但實屬非正義的冒牌的“革命”戰爭這兩種情況之間,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一種劃界,進而作為判別歷史的己經發生過的國內戰爭、一般革命戰爭的正義性問題,從而確立了《正義戰爭鍳別理論》。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對其進行道德分析和價值評判。

這裏,需要說明的,如果更嚴格地更精確地更確切地說,橫軸線道德理念、價值理念的歷史演進線中的拉德布魯赫→阿列克西是屬於法理學法哲學的範疇,其他的屬於哲學的範疇,這是其一。《正義戰爭鍳別理論》從名稱、內容上來講,則明顯地屬於正義戰爭理論的範疇,這是其二。筆者的工作只是將哈貝馬斯阿列克西所創立的理念理論運用于正義戰爭理論的範疇,對毛澤東的解放戰爭作一道德評判,在學術理論上主要集中在正義戰爭理論的範疇,這是其三。

 

. 《正義戰爭別理論》的基本內容與借助以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道德論辯和論證說明

 

 1.介紹王芸生長春之戰和徐沛博士太原保衛戰

下面首先介紹一下至今中國人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正義性的認識。中共的正統的宣傳和絕大多數的人的認識,大家都是清楚的。原因就在於,一般人常以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自己的認識的大前題,而此大前題是錯誤的,〔前面己多次談過了〕可見其結論的可信度了。而有極個別的有識之士,認為,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非正義的”。這裏僅舉二個人物及二個證據。從中可看出許許多多的問題。

人物證據一。先從王芸生和長春之戰說起。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於1946年4月16日發表大公報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寫道:“ 現在抗戰勝利了,日問崩潰,偽滿煙消,中國的東北,應該歸回中國,就在這時候,蘇軍也根據中蘇盟好條約紛紛撤離東北。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應該光復了,卻災難愈深,那裏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現在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了,卻在斫斫殺殺,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恥不可恥?… 

東北是國家的,東北應該由國家在抗戰勝利中收回,以恢復國家的完整。這一點,蘇聯盟邦受盟約拘束,法理與事實,蘇軍俱必須把東北交由國民政府接收,共產黨何以必要爭奪?若說民主,則必不可割裂國家;再說民主也必不可以軍隊爭奪,以軍隊爭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

在東北,我們尤其祈禱先停戰,先實施整軍方案,我們謹為國家祈福,謹為生民乞命,請快停手吧!敵人降了,盟軍撤了,我們自己卻打起來,實在太可恥了!快停止這可恥的長春之戰吧!由長春起,整個停止東北之亂;更由東北起,放出全國和平統一的光明。”

口口聲聲要“解放長春人民”,要使“天下的窮人翻身得解放”,長春一戰,最保守的估計,死去的無辜百姓也有三十三萬之眾。“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也使長春成為白骨之城。為了革命的根本,政權早日到手,不惜用槍桿子奪取,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世界內戰史上,長春之戰寫下了可恥的一頁。

王芸生在另一篇社評《我們反對武力解決》(一九四六年五 月三十日)中正告:“警告嗜戰者,你們不要以為你們聰明,要知道的你們才是糊塗透頂。你們不要以為武力可靠,賊夫人之子,又豈能得好報?希特勒、墨索 裏尼,東條英機之徒,都是超一流的嗜戰者,武力也比你們強大得多。叱吒一聲,風雪震色;魔手一揮,天下大亂。但是,結果如何?殺人盈野,血染世界,結果他們都破國亡家,個人也都焚身碎骨,或是待決之囚。”

浩瀚的蒼穹,天國的一角,我們似乎聽到了死去的三十三萬長春無辜平民的悲憤呼喊:“可恥的長春之戰!”千百萬次重複的謊言,“長春人民翻身得解放!”已經成了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謊言”。由蘇聯一手導演長春之戰,乃至全東北全面大內戰,確實可恥。

人物證據二。徐沛博士和太原保衛戰。

留德學者徐沛博士在《閻錫山與九尾狐狸精》一文中寫道,“我父親是1947年被騙入共軍的山西人。我曾兩次到太原探親,在那裏首次聽說閻錫山昔日的公館東花園。上網後,我才獲知中共攻佔太原花了六個多月, 有近百萬人被捲入其中。《閻慧卿致閻錫山的絕命電》記錄了當時的情況,“連日炮聲如雷,震耳欲聾。彈飛似雨,駭魄驚心。屋外煙焰彌漫,一片火海……軍民千 萬,浴血街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國家狂瀾于萬一,死後當遵命屍首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 言!今生已矣,一別永訣。來生再見,願非虛幻。妹今發電之刻尚在人間,大哥至閱電之時,已成隔世!前樓火起,後山崩頹。死在眉睫,心轉平安。嗟乎,果上蒼 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憫耶?”閻慧卿是閻錫山的堂妹,在太原被共軍攻破前,她像山西省政府委員代理主席梁敦厚等愛國義士一樣恪守閻錫山的教導“誓死 保衛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以身殉國。

梁敦厚等山西民國軍政要員寧死不屈,與向共党投降的傅作義等相比,無疑是忠烈之士。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後,在36位立法委員的提議下,行政院拔款在 臺北圓山修建“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牌坊、碑壇、祭堂等相關建築。這是因為中國歷史上有“田橫五百義士”之說,深受閻錫山推崇。閻錫山除撰寫祭文外 還寫作了“太原五百完人歌”讚頌:“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從中共媒體則可以獲知,中共當年動用了1300門大炮轟炸太原,在城牆上炸開了十二個缺 口,25萬大軍攻入城內,在殲滅了13萬餘人,共軍也付出了4.5萬餘人的傷亡後,佔領太原。換言之,殉城的民國官兵包括市民達13萬餘人。”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如何訴諸武力涉及作戰過程中的正義問題。它是由維多利亞等自然法學者首倡。他們認為,即便具備了訴諸武 力的全部條件,但如果在作戰過程中濫用武力或者蓄意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暴行,那麼也不能稱之為正義戰爭。維多利亞吸收了古羅馬法以及中世紀騎士行為準則中一 些關於避免濫用武力和避免無辜平民傷亡的規定,提出了作戰正義的兩大原則:區別對待和對等性。所謂區別對待,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濫殺無辜”;而對等性則 是“報復和補償應該與所受到的侵害對等,不能過分”。通俗地說,區別對待就是要區分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不能將平民作為施暴對象、濫殺無辜。而對等性則 是指在作戰時不能濫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傷亡,特別是不能導致大量非戰鬥人員的傷亡和非軍事目標的毀壞。此後,這兩大原則為正義戰爭學者所繼承,成為判斷 作戰正義的主要標準。作戰正義中的對等性和區別對待兩大原則後來逐漸成為國際人道主義法(戰爭法)的重要內容。沃爾澤把交戰正義原則稱為“戰爭慣例”。交戰正義涉及參戰國政府、軍隊首領以及普通士兵的戰爭責任,目的在於規範戰爭行為,盡可能減少戰爭損害,特別是生命損失。沃爾澤繼承和發展了正義戰爭思想傳統中的“義務論”,主張一般而言即使正義的一方也不得 為贏得戰爭而做就此必需的一切。正義的一方必須正義地作戰,哪怕可能因此輸掉戰爭。沃爾澤堅持認為,人類歷史上並無真善美總是戰勝的保障,有時好人必須接 受失敗;他們必須拒絕用惡的手段來贏,拒絕讓善的後果壓倒惡的手段。而今“長春一戰,最保守的估計,死去的無辜百姓也有三十三萬之眾”。  筆者曾于七十年代工作在東北時聽說,長春之戰時,一個金戒指換不到一個窩窩頭,這是在全東北路人皆知的事。                         評判結論。

 ①從長春之戰 和太原保衛戰二個戰例可以證實,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中許多的戰爭戰役是違反了作戰正義的兩大原則之一的區別對待原則。主要表現在避免無辜平民傷亡的原則和戰爭方法的選擇〔採用了久圍不打的方法〕方面存在著嚴重的衝突以及不妥之處,但與張獻忠屠戮婦嬰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

 ②故單憑幾個戰爭戰役違反了作戰正義的某個原則這一點還無法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整體上是不是違反了作戰正義原則下一結論。還必須結合其他二個原則方可下結論。

長春之戰 和太原保衛戰只能評為AA級的證據。

評判的說明。

①儘管王芸生老先生的《可恥的長春之戰》論〔長春之戰是非正義的〕構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理性論證,但從上述王芸生老先生的一段話中可看出王芸生老先生的思想中己經有了“什麼是非正義戰爭”的蒙矓的概念,這是極為難得的。“那是中國的地方”,“那裏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法理與事實,蘇軍俱必須把東北交由國民政府接收,共產黨何以必要爭奪?”“若說民主,則必不可割裂國家;再說民主也必不可以軍隊爭奪,以軍隊爭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這就是證據。

②儘管王芸生老先生的《可恥的長春之戰》論缺少了大前題和對大前題的證立,但極為難得的是王芸生老先生己經破除了世俗的“以成敗論英雄”,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論的這一個易為常人所推崇的大前題。

 ③“比如畢氏定理,中國有勾三股四弦五這句話,但好像沒有人把它作為定理證明出來”。“西方叫畢達哥拉斯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a^2+b^2=c^2, 畢達哥拉斯就是把這個定理證明了,而且據說他證出來之後殺了一百頭牛來慶賀。”如同數學自然科學一樣,在歷史研究和政治哲學研究中,欲想使天下人心悅誠服,惟有理性論證這一條道路,惟有按照哈貝馬斯的商談理論和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注重程式的正當性才能實現。

 ④在人們論事時常常容易犯的錯誤有:缺少了大前題和對大前題的證立;使用錯誤了的、模棱兩可的、似是而非的大前題來推論;不按理性論證的程式來推論;我們應該努力地克服之。

 ⑤在歷史研究中,我們知道,有些名家為了要證立自己的一條立論,常常提出了許許多多的證據。在此筆者提出,凡要證立自己的一條立論,首先需要對自己提出的證據作一分類,即按理性論辯中有效性分成A類〔一定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大的疑義〕、AA類〔極強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小的疑義〕、AAA類〔無可爭辯的並不存疑義的〕。質疑是允許的,但需要理由,並需要說明是針對哪個證據或針對哪一步推斷的,且此質疑必須是要針對或回應AAA類、AA類的證據的,否則,質疑僅僅針對或回應A類的證據的話,可將視此質疑為無效。

 《正義戰爭鍳別理論》主要目的是,對於歷史的己經發生過的國內戰爭、〔民族間的戰爭和國際間的戰爭不屬於本《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適用範圍。〕一般號稱為“革命戰爭”的戰爭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進行評判,進行價值判斷進行理性論辯時,解決了其中存在著的必須要解決的分界問題,鍳別正義的革命戰爭與非正義的冒牌的“革命”戰爭,就是要在正義的革命戰爭與名義上的但實屬非正義的冒牌的“革命”戰爭這兩種情況之間,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一種劃界,進而作為判別歷史的己經發生過的國內戰爭、一般革命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的大前題。與此同時,在這裏僅以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對其進行道德分析和價值評判,進行道德論辯和理性論證。

2.下面我們就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第一個原則:

根據中外正義戰爭傳統,戰爭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故要慎战,要慎而又慎。這叫慎战原則。

說明 :

慎战原則,這是我們討論的問題的基本前提,亦是我們討論的問題的的起點。           

慎战原則的由來。慎战原則,實質上是由,西方正義戰爭理論基本原則第6條原則 、即最終手段原則結合了中國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張“慎战”而產生的。最終手段原則:“任何時候都不放棄和平解決的途徑及其可能性;正義戰爭始終是最後考慮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執行手段,開戰之前必須確認所有非暴力手段已無可能。”〔引自于周桂銀 沈宏 《正義戰爭理論的傳統及其當代論爭》〕孟子點出了“義战”的觀念,說明正當性战爭能被容許,非義的爭是不能發動的。

我們討論的問題,即對於歷史的己經發生過的國內戰爭,〔民族間的戰爭和國際間的戰爭不屬於本《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適用範圍。〕一般革命戰爭正義性評判問題,由於,一般革命戰爭從屬於一般性戰爭,它是一般性戰爭的一種特殊型式,自然地講,根據正義戰爭傳統,戰爭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一般被當時人稱為“革命”戰爭是不是真正的能稱得上“革命”兩字,一般“革命”戰爭也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也有真“革命”與假“革命”之分。“兵為凶事”,戰爭是極端情況下的一種特殊人類活動,戰爭是要大量死人的。即使是有正當的理由,也不可輕意發動戰爭。為了要強調這一點,我們特別西方正義戰爭理論基本原則第6條原則 、即最終手段原則從開戰正義子系統中抽出來,單列一項。

提出慎战原則,主要目的是

 ①必須破除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論。王芸生,在其臨終前曾說,“毛澤東那句至理名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應改為“槍桿子裏面出獨裁政權”。它點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實質,是封建帝王封建軍閥武裝割據的邏輯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獨裁、流寇強盜的邏輯根據。 通過戰爭奪取政權,說明是有些人的槍桿子裏出了政權,而 另一些人的槍桿子裏失去了政權。如果“槍桿子裏出政權”,那麼,野蠻的屠殺就不可避免,人類社會將永遠遵循森林法則,弱肉強 食。現代文明已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權力屬於人民,不能夠誰更暴力誰就當老大,靠槍桿子說話是強盜邏輯。

必須破除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論。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戶曉的話,就是“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有了這個道理,於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幹社會主義”。這本是毛澤東在延安慶祝史達林誕辰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造反有理”的“理”就在於“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尋求人人平等”。這句話在延安時代本身就是一句歧義極大的錯話。主要由史達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只能叫列寧主義,或史達林主義〕本身是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一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毛澤東這句話表現出毛澤東對由史達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偏面的理解,一種誤解,重而構成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二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用到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在這裏暫且指出這二條錯誤所在。其一是,人類社會到處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無時無刻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都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而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不僅僅是造反、武裝起義、暴力鬥爭這樣一種暴力的無序的極端的方式,一種不講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國更常見的更普遍採用的是法律途徑,這樣一種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一種講理的文明的方式,馬克思一生也從未說過,作為生產力極為低下的中國,實施暴力革命,以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的途徑。況且馬克思說的話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確的,還有待於實踐的檢驗。〔這只是按“真理符合論”的講法。若按“真理關聯論”和“真理共識論”那就有可能發現馬克思說的話存在著許多繆誤之處。〕而我們在這裏講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對於毛澤東來說,可觀其一生,則是毛澤東的軟肋了。其二是,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想搞掉修正主義,一種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有革命的、造反的、社會主義的,也有掛著革命、造反、社會主義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革命、造反、社會主義都有真的與假的之分、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分。而不能光聽他說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夠的。按一般人的思路來講,必需首先解決如何劃分,怎麼樣來劃分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問題,然後再考慮後續問題,以及目的問題,收尾的問題。而才到發動初期,一群中學生翻出了“ 造反有理”這一段話,此時毛澤東理應講,應該將其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界線告之天下人,但卻沒有這樣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澤東對此分野還未搞清楚,或者說,毛澤東對此分野是以毛澤東作為基準來劃分的,故不宜公佈為佳。比如說,什麼叫走資派,制定政策的,怎麼樣確定之,單純的執行者,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說,什麼叫反黨集團,上下級工作關係,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其實,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從執政起毛澤東沒有幾件是解決好了的。結果,全國爆發武鬥,只好借助於毛澤東主動發起的中蘇邊界戰爭來轉移國內視線,以求得國內的平息。

  ③必須破除列寧毛澤東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為國內戰爭,進 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一論斷就被公認為無比正確。所謂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講了: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 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 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 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頁〕毛澤東在這裏首先肯定了戰爭分為兩類,正義的和非正義的。這點與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分界在什麼地方呢?毛澤東僅僅指出了“進步”這一條是不夠的,並且沒有對什麼叫“進步”作深入的分析,這一點留下後面再議。毛澤東接著就講解了列寧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現在俄羅斯學者通過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曆 史發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實質上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現在許多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一場少數政治精英的政變。〔可參見,張鎮強:《從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寧》,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3.下面我們就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第二個原則:

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決定開戰正義。這開戰正義鍳別原則。

說明 :

依據沃爾澤理論圍繞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來展開道德分析和論辯。開戰正義,指一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 考察戰爭的理由來判定戰爭本身是否正義。我們將戰爭大致地劃分為二大類:國際戰爭和國內戰爭。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說,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而利用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許多結無法對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國解放戰爭做出明確的道德分析和評判的。

張書元、石斌在《沃爾澤的正義戰爭論述評》一文寫道,“按照西方正義戰爭思想傳統,“開戰正義”一般涉及六條基本原則:正當理由、合法權威、正當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稱性和最後手段原則。
與某些傳統觀點認為雙方都可能有正當理由不同,沃爾澤明確主張,正義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以人權為基礎的國家權利,即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因此只有自衛才能證明戰爭的正義性。正義只 能歸於一方,或者雙方都不具有正義性。”

很明顯,就按“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對歷史上的所謂革命戰爭,國內戰爭來說,並不存在什麼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問題。這是一個問題。另外按傳統觀點,內戰責任涉及:第一,哪一方蓄謀發動內戰;第二,哪一方主動挑起內戰,認為這是內戰雙方爭議嚴重的問題。而第二次國共內戰因零星戰鬥,局部戰鬥,全面爆發和政治談判交織在一起,爭議極大。中 共方面認為,1946年6月,國軍精銳部隊在東北戰場以及其他戰場頻頻傳來捷報,蔣介石在做完軍事部署後,認為發動內戰時機已經成熟,即單方面公開撕毀 《雙十協議》和「政協決議」。6月26日,以國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內戰全面爆發。而國府方面認為,中共在1945年9月即開始發動上黨戰役,平綏戰役圍攻國軍。尤其在雙十協定簽署之後的兩個月內,中共仍然違 反雙十協定圍攻傅作義在歸綏,包頭的主力部隊一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圍,並主動進攻一直在國軍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區;另中共在山海關設 防,開火阻擊依照中蘇條約進入東北接收的國軍。且中共抗戰勝利後大面積破壞津浦鐵路和平漢鐵路。按傳統的相稱原則〔要求公開宣戰〕和正當的理由的說法,“正義戰爭的理由必須能夠提供明晰而準確的是非判斷,必須從根本上基於受侵害的前提條件;自衛不能是預防性的和進攻性的;¨”而第二次國共內戰,戰爭雙方就開戰正義中的各個細項爭議極大,這又是一個問題。故講沃爾澤理論,對歷史革命戰爭,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國解放戰爭來說,是不適用的。《正義戰爭鍳別理論》,要想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一個鍳別的作用,唯有另闢蹊徑,必須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盟國政府在德國東南部的歷史名城紐倫堡組成了國際軍事法庭,對22名被控犯有密謀罪、破壞和平罪、戰爭罪、種族屠殺罪以及反人類罪的納粹德國主要戰犯進行審判。此為後人稱為紐倫堡審判。紐倫堡審判中揭露出的納粹政府從1933年開始實施其排猶政策和1939年二戰爆發以後,納粹開始 在其控制的歐洲各地建立集中營,對猶太人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的真相。筆者在研讀有關紐倫堡審判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商談理論的資料時得到了這樣的經驗,作為一名檢察官,要想取得成功,必需要找出明晰而準確的無可爭辯的證據。屠殺猶太人,便是這樣的AAA類的證據。AAA類的證據是無可爭辯的並不存疑義的。

又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戰爭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為的雙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當分岐超越一定範圍後,從而產生了或形成了有爭議的申述。存在著許多解決有爭議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為二大類,一類例如訴諸于權威、傳統 和殘酷的暴力,訴諸於非理性,比如說戰爭,由此而產生了戰爭;另一類例如訴諸於理性,商談方式,協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這是實現理性觀念的關鍵之處。

而今想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說是的一方和說不是的一方自然形成了商談的雙方。問題的關鍵,戰爭雙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問題,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

哈貝馬斯承繼康得的世界劃分方法,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觀世界。哈 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溝通行為,其中言語總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時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這就要求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 不明確地提出和這三個世界相對應的三個有效性要求,而且總是同時浮現。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譬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當性時一致協定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檢查他的訴求、斷言、言說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故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一

對開戰正義這個子系統進行道德論辯和理性論證的應用說明。

  ①開戰正義,指一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考察戰爭的理由,即對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的有效性要求來判定其發動和進行戰爭本身是否正義。

  ②開戰正義的“開戰” 兩字指的是於戰爭的爆發之前所表達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和為戰爭作的一切準備活動。故在戰爭的爆發之以前的該方的一切與戰爭的爆發有關聯的活動可視為考察其“開戰” 是不是正義,即開戰正義的範圍。

 ③《孫子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國從古代到民國〔如討伐袁世凱的檄文〕要討伐昏君暴徒、國賊叛逆時候所寫的文章。為了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所以檄文的內容都寫得非常黑白對立、善惡分明,細數對方之犯行奸孽,罪惡滔天,而自己多麼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來為民討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卻在戰爭的爆發之前從未發表討伐蔣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呢。現僅存有一篇被有些人稱為討蔣檄文的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佈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講法,戰爭己經爆發了一年有餘了。其實,沒有檄文,也不妨礙我們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點時間而己。

 ④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呢?戰爭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可從戰爭雙方主要領導人在戰爭的爆發之前的言論探究之,另一方面可從戰爭的演變、戰爭的形成、戰爭的發展上來尋覓之。

 ⑤凡研究有文字記載的古今中外的戰爭的話,不難發現,所有的戰爭可分為兩大類,即有發動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的和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的。有發動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的戰爭,其目的實際上就是要占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但這種訴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訴求的戰爭又可分為有正當理由的戰爭和有藉口的戰爭,此時可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即按照開戰正義鍳別原則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一。而對於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一方的訴求的戰爭,可分為後補訴求的戰爭,即爆發當時無訴求、後來補上了一個訴求的戰爭〔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就屬於此類〕,和自始至終皆無訴求的戰爭,則可按照慎战原則,必要時〔如對“後補訴求的戰爭”〕可結合開戰正義鍳別原則,來確定是否是開戰正義。在此對於慎战原則和開戰正義鍳別原則的應用時關係作一說明。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應用。

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實證和證據

實證和證據一1937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這是一本摘選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和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發表的評論和文章而成,該書由李慎之作序,自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便沒有再版或重印。儘管它收錄的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言論,它沒有任何“造謠誹謗”的成分,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AAA類的證據。

比如《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有一文是哈里森.福爾曼著《西行漫記》第二十一章摘要,《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那樣的共產黨 ,不會模仿蘇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澤東與福爾曼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政治方面,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畫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我們也和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在《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一文寫道,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 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歷史,“政怠宦 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 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 人亡政息。” 事實上,直到今日共產黨連門都沒摸著呢! 又比如針對一黨獨裁的危害,《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有一文是1946年3 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文章指出:一黨獨裁,遍地是災。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說:“各方面正在 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 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在《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劉少奇》一文中劉少奇指出,“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 ‘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強調,中共希望的民主政權,“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如果能夠建立政 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 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等等。鍳於篇幅所限,僅此簡說明之。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就對歷史革命戰爭而言,在此我們拿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來講,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當時一些場合的講話、言論以及摘錄中國共產黨在四十年代創辦的兩大報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它即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西方民主觀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近期、中期、遠期的夢想的訴說〔如同習近平上位後提出的中國夢一樣〕,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作出的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更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要說起它也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這一點,這裏還有證明,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全過程。鄭大華在《張君勱與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一文中寫道,“進入小組討論後,各 黨派和社會賢達圍繞今後中國應採取什麼樣的憲法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當時有三種憲法藍本可供人們選擇:一是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二是英美式憲法,三是蘇聯式 憲法。國民黨主張採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要求以“五五憲草”為憲法的藍本。民盟、青年党和無黨派人士則大多傾向于英美式憲法。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一個英美式憲政,“以期打破國民黨壟斷政權之局”〔梁漱溟.《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梁漱溟全集:第6卷〕”。筆者在這裏需要指出三點望讀者注意,其一是,“張君勱提出了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方案。張君勱的這套方案提出後,“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周恩來表示“佩服”,國民黨代 表孫科也表示支持。”〔鄭大華〕如果讀者細心一點,再分一下類,與由張君勱所起草的四六憲法相對照,就可以發現,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全部主要訴求全都蘊涵於四六憲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憲法卻為中國共產黨定之為“偽憲法”,而因為四六憲法之故起草人張君勱卻為中國共產黨列為43人“戰犯”名單的最後一位。中共如此之邏輯,實乃荒謬絕倫。其二是,究竟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憲法方案呢?鄭大華文中的“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一個英美式憲政,”這一句直乃後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為信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一直心儀在中國搞蘇聯式憲法,為什麼在此近一年的時間內卻要深藏若虛,一字不露呢?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直到今天的胡錦濤習近平,〕不是一直堅決反對在中國搞英美式憲政,為什麼當時在決定中國前途的重要時刻還要趕來湊熱鬧,對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高喊贊成、佩服呢?這中間毛澤東周恩來到底賣的是什麼關子呢?而當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通過成了四六憲法後卻又變臉了,四六憲法又成了“偽憲法”。其三是,張君勱在那段夜裏與中共授課講憲法、白天與國民黨吵架爭憲法的日子裏,己經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將違背舊政協各黨派所達成了的協定、發動內戰、來實現獨覇政權、在中國搞他的蘇聯式史達林憲法的狼子野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張君勱在他出版的專著《辯證唯物主義駁論》的跋中寫道,“我本堅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戰後反與中共人事往還聚晤,此由於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國共衝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調停,新四軍事件也和議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間,至於我與周氏董氏往還,起於政治協商會之後,協商會中僅通過憲草原則若干條,會畢我已返滬上矣。重慶來電雲憲 草修正委員會卽日開會,我又由滬入川,暇時本政協原則若干條,擬成一部憲草,國共兩方均認作底稿,由會中分散于各代表,按條討論,迄四月之終,除二三項未 解決外,全稿通過。會終之日李維漢起立曰,此為記錄,並非草案。”至於為什麼張君勱會同意民主社會黨去參加國大呢?張君勱寫道,“自測中共平日信奉辯證唯物主義以統一思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獨霸政權,設集 中營以鋤異己。我自問我自己與民社黨無法與中共合作,乃本兩害取輕之義,決然捨棄中共而要求國民黨採用憲草以為參加國大之條件。簡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 立場而已。”“ 我之所以嘵嘵,誠不願吾六萬萬同胞隨蘇聯而殉葬也。”

前面己經講了,有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就判別真實性、正確性而論,也就是說,對於一般人而言,也許有一定的難度,但對判別真誠性來講,即“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是否是真誠的,在言說時,也許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而今半個世紀己經過去了,當年的承諾依然全都沒有兌現,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結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沒有一點真誠性,完全靠的是欺騙和謊言來迷惑中國廣大人民,騙得了中國廣大人民的支持,從而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奪得了政權。

評判結論。

中國共產黨必須清楚地承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半個世紀前給中國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自己卻不想去兌現這樣的承諾,這起碼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的言而無信,這是對中國人民欠下的一筆帳。

 ②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的內容以及它的出版與禁止的命運正確無誤地說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是非真誠的,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一點上是非正義的。  AAA類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AAA類的證據。

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已經抵達重慶,開始了國共談判,談判的主旨就是避免內戰,其中包括要求中共留在原地駐防。而先期進入瀋陽的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瀋陽衛戍司令部後擔任瀋陽衛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簽署的中蘇條約,“在(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軍表面上要求八路軍已經到達瀋陽、 承德、長春、大連的部隊退出這些地區,等蘇軍撤退後,由中國自行解決國共兩黨的軍隊如何佔領東北的問題,私下裏史達林則派特使米高揚專程到瀋陽,告訴曾克 林,“蘇軍願意在桌子底下給予中共幫助”。〔-引自于人民文章,《劉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始末》〕〔筆者評點:這表明了,①假若沒有史達林的世界及東方戰略和謀略以及史達林的具體指導和實施,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1945914日曾克林與蘇軍駐東北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貝魯羅索夫中校(其他文電又譯為衛斯別夫中 校)及翻譯謝德明,乘飛機從瀋陽經多倫到達延安。這架小型軍用飛機於當日上午11時許,降落在延安東關機場。在機場,受到楊尚昆、伍修權的迎接。

貝魯羅索夫中校一下飛機,就去拜會朱德總司令,向朱總司令正式轉達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的意見:在蘇聯紅軍退出東北之前,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均不得進入東北;已到瀋陽、大連、長春等地的八路軍,必須請朱總司令下令這些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 區;蘇聯紅軍不久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東北應由中國自行解決,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經過談判交涉,蘇軍同意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部隊先以“東北人民自治軍”名義開展活動,蘇軍將不再加以限制。這顯然是蘇聯政府的意見,不可等閒視之,朱德立即將情況告訴劉少奇。

1945914日,延安王家坪。由劉少奇緊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於下午1點準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高崗、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 劉少奇看與會人員都到齊了,便讓工作人員將在隔壁窯洞休息的曾克林領進會議室。劉少奇拉著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們第一批出關的先鋒官曾克林同志,現在請曾克林同志談談他們出關的情況和目前東北的現狀。”
曾克林說:“我們翼熱遼軍區第16分區接到向遼寧、吉林進發的命令後,於816日出發,由我和分區副政委唐凱率領,共4000……,”“部隊發展情況怎麼樣?”朱德迫不及待地問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說,“目前,部隊已擴 大到3萬多人。” “3萬多人!”任弼時驚笑道,“不到一個月,就擴充了八九倍!” “武器裝備和後勤供應情況如何?”朱德又詢問道。 “我們接管了大量倉庫,軍火、糧食、被褥,什麼都有,我們都換裝了……”曾克林興奮地說。〔筆者評點:如同一群盜墓山寨王們在聽取他們的先鋒小嘍囉新發現了一群漢代墓,並預挖了一個墓葬的偏室,收穫就如此豐盛以後,驚訝讚歎不己,興奮不止。豈不知,漢代墓葬乃屬國家所有,盜墓是非法之行為。此乃是始於對當代的群夥犯罪心理學的分析結論吧!〕

劉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勢對曾克林說:“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

會議從14日下午1點,一直開到15日淩晨。中央政治局會議根 據曾克林彙報的情況,在摸清蘇聯紅軍具體態度的基礎上,詳細研究了對東北工作的方針和具體部署。會議認為,東北的日、偽軍已被全部摧毀,國民黨的勢力尚未 進入東北,這是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的“千載一時之機”;應迅速調整力量和部署,全力爭取控制東北。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陳雲、程子華、 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彭真任書記。彭真、陳雲、伍修權等隨後搭乘蘇聯紅軍的飛機,前往東北赴任(程子華、林楓已到東北)

會議結束已到深夜,劉少奇回到窯洞,顧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連起草了三份電報,連夜發出。第一份是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全黨的指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筆者評點:什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動挑起了戰爭的明證。挑起了戰爭,難道就不考慮承擔歷史責任嗎?〕第二、第三份電報是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是向他們彙報幾個戰略區領導人的調配情況,二是提議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並以此作為向國民黨談判的一個讓步條件。915日,果真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上提出把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筆者評點:演得不錯,終於將重慶談判演成了矇騙公的忽悠、自擺烏龍。〕

915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見了貝魯羅索夫中校,將寫給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信件請他帶回。該信是以中國國民革命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寫的。筆者評點: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照牌就那麼的香嗎?至此了還有必要打用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名字嗎?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隊,“在東北決不能採用八路軍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名義公開和紅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而只能用東北地方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以及非共產黨的面目,才能與紅軍指揮機關作正式的接洽,並取得紅軍的各種幫助…”〔筆者評點: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因此中共在華北大規模破壞主要的鐵路交通線。此時中共陸續派遣十一萬大軍挺進東北,劉少奇還特意囑咐,派往東北的幹部不要帶武器,一律穿便裝,打扮成勞工模樣,“你們要趕快去搶”。〔轉引維琪百科自於《黨史博覽》2006年第08期〕〔筆者評點:“搶”這一字用太妙了,太傳神了〕

評判結論。

 ①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

②它嚴重地違反了慎战原則。

③它嚴重地違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誠信原則和東方中國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則

嚴重地違反了1945年10月10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簽署的《雙十協定》和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政黨共同達成的政協協議的主旨,“堅決避免內战”,“認同軍隊國家化”,以及由張君勱參與制定的“四六憲法” ,這部憲法尤其在「軍隊國家化」上著墨甚力,規定“任何黨派和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黨鬥爭之工具,”並將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變成了矇騙公衆的忽悠與烏龍。

⑤由此可證明,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一點上,是非正義的,AAA類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