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六期

 

革命的常識及悖論

 

 

 

行 易

 

 

人類社會中的眾多事務,雖說撲朔迷離,但也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當然,有規律(正論)就難免出現例外(悖論)。而正論與悖論之間又表現出錯綜複雜的關係。革命作為一個驚天動地的政治現象,也是如此。

 

變與不變

 從常理而言,舊制度下的高壓政策和頑固不變將誘發革命。例如,秦朝的快速滅亡,不是因為秦二世放鬆了高壓政策,而是因為此人繼續維持秦皇的專制暴政。陳勝、吳廣起義發生在持續高壓之下。西周末期,周厲王採取鉗制言論的政策,愈演愈烈、不斷強化,達到“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程度。國人忍無可忍,奮勇起義,厲王終於落得個丟失王位、落荒而逃的命運。一位大臣(召穆公虎)勸諫厲王的話流傳下來,成為古訓:“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史記·周本紀》)高壓政策不可持續,既是事理之必然,也有古訓為證。因而,中國歷代專制統治者無不對這條古訓有所畏懼。常識裡面往往蘊含著樸素的真理,決定事態發展的方向。

 不過,托克維爾的一個觀點近些年來頗受關注:“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參《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一零頁,托克維爾著,馮裳譯,桂裕芳、張芝聯校,商務印書館)實際上,一般而言,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者並不認為路易十六是一位實施寬鬆政策的變革者。歷史學家不作如是觀,政治學者大概一般也不作如是觀。當第三等級聯合一部分貴族、教士,要求將三級會議改為一人一票的國民會議時,國王的表現令人哭笑不得:“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像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後,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並宣佈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於6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併為一。”(《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第三四七頁,斯塔夫裡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如此看來,似乎國王性格因素與革命爆發的關係更大一些。斯塔夫裡阿諾斯又寫道:“可表明國王真正意圖的是,他於711日解除雅克·內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幾個團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第三四七頁)“國王路易決不願意接受84日的徹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則。他告訴一位大主教:‘我決不答應讓我的教士或貴族遭受掠奪。我不會批准使他們受到掠奪的法令。’”(《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第三四九頁)據阿倫特的敘述,當巴士底監獄被攻佔時,拉羅什福科公爵利昂古爾向路易十六報信,路易的反應是強硬的,而利昂古爾似乎明白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革命:“當路易十六宣佈巴士底風暴是一場叛亂時,他堅持以手中權力和各種手段,來對付陰謀和各種逆亂。利昂古爾回應道,那兒發生的事情是無可挽回的,是君權所不能及的。”(《論革命》第零三六頁,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至少路易十六並沒有放棄鎮壓的意向,不過由於時勢所迫,已經無法施展。

 的確,法國革命爆發時,法國正處於相對富裕的時期,但是底層人民卻是貧困的,而法國政府的財政也是捉襟見肘。其實,富裕或貧困並不是革命是否爆發的決定因素,普遍較富裕的美國當年就以革命的方式取得了獨立。當然,阿倫特認為美國革命具有非暴力的性質。路易十六作了一些機構變革,托克維爾發現國王的這類舉動只有負面效果。撤掉一些機構,又以新的名目設立一些機構,如無變革誠意,將不會產生任何積極效果,只是徒然地製造混亂而已。從這個觀點看,路易十六的機構變動,不可能阻止革命的爆發。當年的滿清也是如此這般地進行了一些機構變動。而武昌起義卻是在清廷努力維持現狀及採取高壓政策的形勢下發生的。雖然清廷已經感覺到變革的必要性,但對此已經力不從心,喪失了變革的能力,最多只能做做樣子,每次的行動總要慢上幾個節拍。晚清時候,強硬的專制手段仍然作為一個常態存在著。托克維爾從眾多的法國歷史檔案資料中發現了某些事實,對於法國革命的研究頗有價值但是,法國大革命發生時的寬鬆及富裕現象具有表面性、局部性及偶然性,況且,當時專制權力對社會的控制強度實際上並未減弱。如果以人類社會歷史的視野考察政治革命,這些因素卻具有偶然性,並不能決定革命是否爆發。或許,托克維爾的論述,並不是說高壓環境中不會發生革命,而是對革命在似乎相對寬鬆、富裕的環境中發生感到詫異。

 托克維爾在同一本書中論述的另一個觀點,似乎與改革導致革命的觀點相互矛盾:“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零一頁)那麼,按照這個觀點,專制君主可以用改革來替代革命,這樣“危險較小”。其實,無論變與不變,在革命的大氣候下,大變局都將不可避免地來臨,這終歸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反對革命的勢力(利益集團)如果破天荒地進行變通,那是為了追求一個更好的結局,可以稱之為明智的表現。大變局是必然的,不作任何變動,強化專政措施,必然敗亡無疑;但是,沒有變革的誠意,雖然作出了一系列變動,卻不過是變戲法而已,同樣難逃滅亡的命運。當然,後者會給某些人帶來放鬆高壓政策將引發革命的錯誤印象。一場革命可能發生在嚴酷的專制環境中,也可能發生在較寬鬆的時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不可抗力

 用阿倫特的語氣說,革命意味著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新開端。當舊制度千瘡百孔無法維繫的時候,呼喚一個新開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來臨。那麼,革命對於今天黑暗的大陸而言,就是回到辛亥革命這一偉大開端之下,恢復和重建中華民國(新中國)。大變局的發生具有必然性,表現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背後推動著時勢,使得從上到下的幾股勢力或被動或主動地要走變通之路。晚清時候,洋務派、保皇派、立憲派、革命派等幾派政治力量相互角逐。當時嚴峻的現實環境和形勢要求清廷必須作出改變,而洋務派代表著清廷不得不被迫改變的境況,但清廷的主流,仍舊是頑固保守的。民主理念的新權威將替代舊權威,法律權威將壓倒官長陋習。這是一場變革及革命的競賽,沒有守舊的位置,勝出者淘汰落後者。而勝出者之所以勝出,自有天理存乎期間。大變局出乎天理,而頑固地謀求維持舊局面,不過是受私人貪欲控制,損人不利己,又可謂喪盡天良。滴水不漏的專政機器是不可能建起來的,因為人不是機器,如果看到一部這樣的龐然大物,其內部及連接部一定非常脆弱。極權主義政權的統治者願意將戈培爾的一句話奉為圭臬,以為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能變成真理。這句話本身就是謊言。實際上,謊言即使重複一萬遍還是謊言。一個需要重複一千遍才可維持的謊言,當然是極其脆弱的,可以說,只要輕輕地戳那麼一下就會破滅。即使在極權統治之下,隨著時間的延伸,受謊言欺騙的人也會越來越稀少。比較而言,舊專制政體畢竟還是比當代極權政體寬鬆,但極權主義的轟然倒塌,卻可能異常地迅速,前蘇東各國的大變局(革命)即是典型例子。

古往今來,革命都是作為一種強大的不可抗力出現在歷史舞臺之上。那麼,在革命的洪流之中,革命者與革命的關係又是如何呢?一般認為,革命者至始至終領導著革命,如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党領導著辛亥革命。不過,出人意料的悖論同樣是難免的,不可抗力的作用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革命的過程不可抗拒、不是人所能操縱的,對於革命參加者而言,似乎尤其明顯。“在形形色色的隱喻中,革命不是被看作人的作品,而是被看作一個不可抗拒的過程。湧流、洪流、激流,這些隱喻還是革命行動者自己杜撰的呢,不管痛飲抽象意義上的自由之酒會有多醉,他們明明已經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當局者了。”(《論革命》第零三八頁)阿倫特認為,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領導者及參入者均作如是感受。由於不可抗力的作用,革命的實際爆發令人吃驚,革命具體在何時、何地發生往往具有不可預測性:“大多數革命的爆發都令革命家集團和黨派大吃一驚,他們驚詫的程度並不亞於其他人。幾乎沒有一場革命,要歸咎於他們的活動。通常是相反的:革命爆發,可以說從牢房、咖啡館或圖書館中解放了職業革命家。甚至列寧的職業革命家黨派也未能‘締造’一場革命;適逢政府垮臺的那一刻,他們最後是別走開,或趕緊回家。托克維爾在1848年觀察到,君主制‘是在勝利者打擊之前而不是打擊之下’垮臺的,‘勝利者于勝利之詫,不稍遜失敗者於失敗之驚’。這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證實。”(《論革命》第二四三頁)革命並不是全然由職業革命家製造和發動的。但是,革命家的作用又是巨大的,阿倫特也看到:“職業革命家在革命爆發中扮演的角色,常常微不足道得可以忽略不計,他對一場革命實際進程的影響,卻被證明是十分巨大的。”(《論革命》第二四四頁)阿倫特觀察歐美革命的歷史事實,作出的精彩論述,雖然不一定符合辛亥革命的史實,卻又有一些相契合之處。當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先生正下榻于美國丹佛市的一家旅館,對起義的發生並不知曉。到了十月十二日,才從當地報紙得知起義的消息,立即展開外交活動,尋求各國支持,直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從馬賽啟程回國。當然,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党順應“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領導了辛亥革命,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的關鍵在於對即將來臨的革命的深刻認識。

 摧毀了整個貴族階層的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是由貴族發動的,革命的不可避免,又一次以悖論形式表現出來。一七八七年,由於財政匱乏,路易十六決定向所有階層徵收地價稅。這一行動激怒了享有諸多免稅權的貴族和教士,他們認為國王無權決定和徵收這一稅目,於是貴族聯合教士,向國王發難,提出召開三級會議的要求,國王不得不對此作出讓步。“為了撫慰人心,國王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僧侶、貴族和第三等級(資產者與農民)派代表參加,他們自1614年以來就沒有舉行過會議,因此這次會議本身就是一次革命。”(見《歐洲史》第四四六頁,德尼茲·加亞爾等著,蔡鴻濱、桂裕芳譯,海南出版社)大革命由此拉開了序幕:“法國每個城市和村莊都準備推選代表,而且對社會的弊病進行長久的討論。到處都在起草準備在三級會議上提出的陳情書。陳情書主要涉及地方上的要求,但也表達了改革法國政府的迫切性。” (《歐洲史》第四四七頁)

 

預知革命

 如果對歷史上的革命作事後分析解釋,可以發現,每一場真正的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理論上,革命應該是可以預測的。但是,革命的爆發雖說是可以預先感知的,卻具有某種模糊性。而具體的時間、地點,則往往有著不可預知性。又因為革命的奧秘難以被人諦視,時人往往對欲來的暴風雨懵然不知。在較好時期發生革命,也恰恰說明革命的來臨還具有難以預測性,正論之中存在一個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