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Text Box: 共產主義黑皮書      第一部分: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連載)    尼古拉斯˙沃思 著                     程以克   譯        李剛  校

 

 

 

 

 

 

第十一章       集中營的帝國

 

  一九三零年代不僅以對社會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為標誌,也見證了集中營系統的巨大擴展。目前可以看到的古拉格管理部門檔案,讓人們可以仔細檢查這些機構的演變;由此揭示了組織結構的變化,最活躍的一些時期,囚犯人數、其經濟狀態、因何罪被關押,以及囚犯按照年齡、性別、種族及教育背景的劃分;但依然有許多不明朗的方面。特別是,儘管古拉格管理部門保存了其囚犯——即那些到達目的地的人們——的良好記錄,但對於那些沒能到達目的地的人,那些死於監獄或數不清之轉運中的人們,卻幾乎沒有統計數據;雖然對逮捕和判刑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不乏描述。

  到一九三十年代中葉,已有大約十四萬名囚犯在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負責的集中營裡勞作。僅是連接白海和波羅的海的巨大運河工程一項,就需要超過十二萬名工人;結果是幾萬名囚犯被從監獄轉送到集中營。被判徒刑的人數在繼續上升:格別烏一九二九年判決了五萬六千多人,一九三零年則為二十萬八千人(相比而言,一九二九年除格別烏外的其他機構判決了一百一十七萬八千個案件,一九三一年判決了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件)。這樣不難算出,到一九三二年初,超過三十萬的囚犯在為格別烏的項目幹活;其年死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十,如同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工程的情形。

  當格別烏並於一九三四年七月重組且更名為內務部(內務人民委員部)時,古拉格當局吸收了七百八十個小流放地和二十一萬兩千名囚犯;這些營地被認定為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的治下效率低且運作不良。為了提高生產力,並且符合其試圖為國家樹立的形象,勞改營日漸龐大且越來越專業化。每每關押數十萬囚犯的多個龐大懲戒綜合体即將成為斯大林之蘇聯經濟的一個主要動力。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新整合的古拉格系統有超過九十六萬五千名囚犯——其中七十二萬五千人在勞改營,二十四萬人在工作殖民地;後者是收容對社會危害較輕分子的較小單位,那裡的囚犯刑期通常不到三年。

  如此就繪出了其後二十的古拉格版圖。關押著四萬五千名囚犯的索洛維茨基群島懲戒營地孵化出多個「飛行營」;這些集中營在需要伐木的地區移動,即卡累利阿、白海沿岸及沃洛格達區域。約有四萬三千名犯人的大型斯維爾斯基營系統負責供應列寧格勒地區的取暖木柴,而Temnikovo營系統則需要針對莫斯科地區完成相同的任務。

  從科特拉斯的戰略交叉道口起始,沿著「北線」鋪設了一條通往西Vym、烏赫塔、伯朝拉,沃爾庫塔等地的鐵路,沿途是伐木和採礦作業。在邊遠的北方,烏赫塔伯朝拉營系統用其五萬一千名囚犯來修築公路、挖煤及開採石油。另一個分支則則蜿蜒伸向烏拉爾山脈及索利卡姆斯克和別列茲尼基的化工中心;而在東南方,西西伯利亞的所有勞改營及其六萬三千名囚犯,則為龐大的Kuzbassugol採礦綜合企業提供無償的勞動力。

  再往南,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幹達地區,有三萬名囚犯的草原營系統「農業勞改營」開創了草原墾荒的項目。那裡的管制似乎沒有一九三十年代中期負責興建巨型工程項目的德米特羅夫營系統(十九萬六千名囚犯)那麼嚴酷。後者在於一九三三年完成波羅的海白海運河工程之後,又被分派去挖掘從莫斯科到伏爾加河的第二條斯大林時代大運河。

  另一個龐大的建設工程就是貝爾加阿穆爾支線,這是在貝爾加和阿穆爾之間與西伯利亞鐵路平行的鐵道線。一九三五年年初,貝阿線營系統的大約十五萬名囚犯組成三十幾個分隊,開始了該鐵路工程第一段的修建。到一九三九年,貝阿線營系統以其二十六萬名囚犯成為最大的蘇聯集中營單位。

  最後,在一九三二年之後,東北地區的東北營系統為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達累斯卓中心提供了勞動力;其任務是生產黃金,以用於從西方購買設備來實現工業化。當時的全部金礦層都處於科雷馬的一個特別不宜居住地區。只能由海路到達的科雷馬,日後成為古拉格最具象徵意義的地區。其首府馬加丹市,作為所有新來者下船的口岸,是囚犯們自己建造的。其僅有的一條道路,作為也是由囚犯們修建的重要動脈,只是用來連接各個營區。那裡的生活條件極其不人道,這在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作品裡有很好的敘述。在一九三二到三九年間,科雷馬囚犯(其一九三九年的總數達到十三萬八千人)所開採的黃金從二百七十六公斤上升到四十八噸,占當年全蘇聯黃金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五年六月,當局發動了一個只能利用囚犯勞力的巨型項目,即在地處北極圈內的諾里爾斯克興建一座大型鎳生產中心。在一九五零年代初的古拉格鼎盛時期,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系統的囚犯達到七萬人。這個稱為「勞動改造營」之集中營系統的生產功能,清楚地反映了整個古拉格的內部結構。其中央組織結果並非按照地理區域或職能來劃分,而完全是按照經濟部門,比如水力發電中心、鐵路建造中心、造橋與鋪路中心等等。對於監獄管理部門和政府各工業部委來說,囚犯和殖民勞工只不過是按合同分配的大宗商品而已。

  在一九三零年代的後一半裡,古拉格所轄人數翻了一倍,從一九三五年初的九十六萬五千增至一九四一年初的一百九十三萬。僅一九三七年一年就增加了七十萬人。新囚犯的大量湧入給生產帶來很大衝擊,以至於該年的產量與上一年相比減少了百分之十三。一九三八年的生產繼續停滯不前,直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新任部長拉弗倫地‧貝利亞採取斷然措施,將囚犯的工作「合理化」。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發給政治局的一份簡報裡,貝利亞概述了其改組古拉格的計劃。他論述說,其前任尼古拉‧耶卓夫把抓捕階級敵人看得遠比健康的經濟管理要重要。當時囚犯的正常糧食定量為每日一千四百卡路里,而這是針對牢房裡完全不幹事的人計算出來的。如此一來,有工作能力的囚犯人數幾年來顯著減少:截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大約有二十五萬名囚犯喪失工作能力,並且囚犯總數的百分之八在前一年中喪生。為了達到內務部制定的生產目標,貝利亞呼籲增加糧食定量。另外,他還呼籲停止提前釋放囚犯,並對裝病者或「擾亂生產者」給予懲戒性處罰。他建議將工作時間延長到每天十一個小時,每月允許休息三天,「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部囚犯的所有體能。」

  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古拉格的檔案表明囚犯的周轉率相當高,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的囚犯得到釋放。這種輪替或可用五年以下刑期的相對高比例加以解釋。一九四零年初,這類刑期佔了所有刑期的百分之五十七。但是集中營當局和整個司法系統的隨意性,特別是對於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間的政治犯來說,往往意味著刑期被莫名其妙地延長。釋放經常並不意味著恢復自由,而是遭受一系列的管制,比如流放或軟禁。

  另一個與流行看法相左之處在於,古拉格勞改營並非僅僅關押政治犯,即那些按照臭名昭著之刑法第五十八條的十四個定義因「反革命活動」而被判刑的人。古拉格中政治犯的人數每年在全體囚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來回擺動。其他囚犯也不一定就是普通罪犯。許多人之所以被發配到勞改營,乃是因為觸犯了黨特別羅織的形形色色罪名,例如「破壞蘇維埃財產」、「違犯護照法」、「流氓罪」、「投機倒把」、「擅離工作崗位」、「破壞」,或者甚至是在集體農莊「沒有做滿最低工作天數」。古拉格的大多數囚犯不過是普通百姓,受害於工作場所的嚴酷法規及關於社會行為之數量日益增多的條條框框。他們是黨國十年來針對越來越多之社會群體施行鎮壓措施的結果。

  以下或許是對此鎮壓的一個暫且統計:

 

 

  截至一九四零年一月一日,五十三個勞改營系統及四百二十五處勞改殖民地總共關押了一百六十七萬名囚犯。一年後,此數字攀升至一百九十三萬人。此外,大小監獄中還關押著二十萬人等待審判或轉送集中營。最後,內務部下屬的一千八百處指揮所還負責看管著約一百二十萬「特別遷移人員」。即便把這些數字大幅度下調,從而與以前的史學家和目擊者(這些人往往把進入古拉格系統的人數和於特定日期已在該系統中的人數相混淆)之估計數字一致,此數據依然很好地反映了一九三零年代對蘇聯人民之鎮壓措施的規模。

  自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夏,各集中營、殖民地及古拉格特別安置點,都看到又一波囚犯的到來。這部分是對新領土進行蘇維埃化的結果,也部分由於對各類行為前所未有的定罪,特別是對工作場所行為的定罪。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世界震驚地得知,斯大林蘇聯和希特勒德國於前一日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的宣佈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震蕩,因為輿論對此國際關係的大突變完全沒有準備。當時幾乎沒有人認識到這兩個信奉似乎如此對立之意識形態的政權竟然能夠結盟。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政府中斷了與八月十一日抵達莫斯科之英法代表團的談判。該代表團的期望是達成一項協約,從而倘若其中任何一國遭遇德國的敵對行動,三國將會聯手反擊。自該年早些時候起,以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為首的蘇聯外交官們已經逐漸放棄了與法英達成協議的想法。蘇聯領導人懷疑這兩個國家準備要簽署另一份慕尼黑協定以犧牲波蘭,任由德國人在東方肆意妄為。當以蘇聯為一方、法英兩國為另一方的談判因為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陷入困境——尤其是倘若德國入侵法國,是否允許蘇聯紅軍穿越波蘭領土來進攻德國,蘇聯和德國代表在多個級別的接觸卻有了新的轉機。八月十四日,德國外交部長馮‧里賓特洛甫提議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締結一項重大政治協議。次日,斯大林接受了這個提議。

  八月十九日,經過自一九三八年底以來的一系列談判,德國和蘇聯的代表團簽署了對蘇聯來說似乎極為有利的貿易協定。當天晚上,蘇聯接受了馮‧里賓特洛甫訪問莫斯科以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該條約已在莫斯科商定且發回柏林。就此事獲授特命全權的德國外長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抵達莫斯科。該互不侵犯條約於當晚簽署,並於第二天公佈於眾。條約的有效期為十年,立即生效。該條約的最重要部分概述了對東歐的勢力範圍劃分和兼併,而這部分顯然是秘密條款。直到一九八九年,儘管有證據存在,蘇聯依然否認存在此秘密協定,即這兩個簽約強國所犯下之真正的「反和平罪」。按照此秘密協定,立陶宛由德國掌控,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及比薩拉比亞則劃歸蘇聯掌控。關於波蘭國家主權的維持沒有定論,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德國和蘇聯武力入侵波蘭後,蘇聯將收復按照一九二零年里加條約而失去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土,以及盧布林省和華沙省「歷史上和種族上均屬波蘭」之領土的部分地區。

  條約簽署八日後,納粹德軍進軍波蘭。一週後,在波蘭的抵抗即將瓦解之際,在德國的堅持下,蘇聯政府於九月九日宣佈將佔領其按照八月二十三日秘密協定應得的土地。九月十七日,紅軍入侵波蘭,藉口是幫助那些因波蘭國家解體而「面臨危險」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骨肉兄弟」。蘇聯的入侵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因為波蘭軍隊基本上已被徹底打垮。蘇聯捕獲二十三萬戰俘,包括一萬五千名軍官。

  安插某种波蘭傀儡政府的主張很快就被放棄,關於確定德蘇兩國邊界的談判開始了。九月二十二日,華沙的維斯瓦河被確定為界河;但在馮‧里賓特洛甫於九月二十八日訪問莫斯科後,此邊界被進一步向東推至布格河。作為對此讓步的交換,德國同意將立陶宛納入蘇聯的掌控範圍。對波蘭的瓜分讓蘇聯併吞了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領土,連帶一百二十萬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十一月一日和二日,經過一場鬧劇般的全民投票後,這些地區被併入蘇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個加盟共和國。

  此時此刻,內務部對這些地區的「清洗」業已展開。最先的目標是波蘭人,他們被作為「敵對分子」而遭到大規模逮捕和放逐。面臨最大風險的是那些地主、實業家、店主、公務員、警察,以及「軍事殖民者」,後者因為曾在一九二零年的蘇波戰爭中服役而獲得波蘭政府頒發的土地。根據古拉格「特殊殖民部」保存的檔案,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蘇聯佔領的地區,自一九四零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有三十八萬一千名波蘭平民作為「特別遷移人員」而流放到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哈薩克斯坦,以及蘇聯的其他偏遠角落。波蘭歷史學家們給出的數字要高得多,據稱有大約一百萬流放犯人。關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零年一月間遭到逮捕和放逐的平民,目前沒有精確的數字。

  就其後的一些時期而言,檔案資料包括了一九四零年二月九日和十日、四月十二和十三日、六月廿八日和廿九日之三波大規模搜捕和放逐的證據——從波蘭邊境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或北極地區的押運車隊往返要花兩個月的時間。就波蘭戰俘而言,到一九四一年夏,二十三萬人中只有八萬兩千存活。波蘭流放犯人的死亡數字也是極高。一九四一年八月,在與波蘭流亡政府達成協議後,蘇聯政府大赦了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以來遭放逐的所有波蘭人;但是儘管自一九四零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間有至少三十八萬一千人遭到放逐,獲釋的卻只有二十四萬三千一百名「特別遷移人員」。總共有超過三十八萬八千名波蘭戰俘、被拘留的難民、被放逐的平民得益於是次大赦。數十萬人業已在前兩年裡喪生。其中許多人遭到處決,藉口是他們乃「蘇維埃政權之死不悔改且堅定的敵人」。

  在後者當中有兩萬五千七百名波蘭軍官和平民,他們在貝利亞於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給斯大林的絕密信中被提議槍決。

 

  為數眾多的波蘭軍隊前軍官、波蘭警察及情報部門前官員、反革命民族主義政黨成員、已遭應得揭露之反革命組織成員、變節者,以及其他許多人,現已拘押在內務部設在蘇聯境內的戰俘營和烏克蘭西部地區及白俄羅斯的監獄裡;他們都是蘇維埃制度不共戴天的敵人。

  那些被監禁的軍官和警察仍然試圖進行反革命活動並煽動反蘇維埃行為。他們迫不及待地等著釋放,從而能夠再次積極參與反對蘇聯政權的鬥爭。

  內務部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和白俄羅斯的單位已經發現多個反革命叛亂組織。波蘭前軍官和前警察在這些組織核心裡都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叛徒和偷越國境者當中,許多人經確認屬於反革命間諜和抵抗運動。

  14736名前軍官、官員、地主、警察、獄卒、邊民及諜報人員(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為波蘭人)目前拘押在戰俘營,其中沒有包括列兵或軍士。他們中有:

 

  295名將軍、上校、中校

  2080名少校和上尉

  6049名中尉、少尉及軍官生

  1030名軍官和警察士官、邊境守衛及憲兵

  5138名警察、憲兵、獄卒及情報人員

  144名官員、地土、牧師及邊民

 

  除此以外,還有18632人拘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的監獄裡(其中有10685名波蘭人),包括:

 

  1207名前軍官

  5141名情報人員、警察及憲兵

  347名間諜和破壞分子

  465名前地主、工頭和官員

  5345名各類反革命抵抗運動成員和多種其他分子

  6127名叛徒

 

  既然上述這些人都是死硬、不會改悔的蘇維埃政府敵人,蘇聯內務部認為有必要:

1、下令蘇聯內務部在特別法庭審理:

a/ 拘押在戰俘營的該一萬四千七百名前軍官、官員、地主、警察、情報人員、憲兵、特別邊境守衛及獄卒。

b/ 該一萬一千名被逮捕並關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等地監獄的形形色色反革命間諜和破壞組織的成員、前地土、工廠管理人員、前波蘭軍官、官員及叛徒,從而判處最高刑罰,即由行刑隊槍決。

2、下令無須被指控者在場且不必提出具體罪名地審查其檔案。調查的結論和最後判決應如下表述:

a/ 由蘇聯內務部戰俘局為所有關押在戰俘營的人員出具證書。

b/ 由內務部烏克蘭分局和白俄羅斯分局為其他被捕人員出具證書。

3、案卷審查和判決由三人法庭完成,其成員為弗塞沃洛德‧梅爾庫洛夫、波格丹‧可勃羅夫和伊萬‧巴氏塔科。

 

  一九四三年四月,德國人在卡廷森林裡發現了埋葬被處死者屍體的萬人坑。若干處巨大的墳墓裡面埋了四千名波蘭軍官的遺骸。蘇聯當局曾試圖把這場屠殺賴到德國人頭上;直到一九九二年鮑里斯‧葉利欽訪問華沙時,俄國政府才承認蘇聯政治局對一九四零年屠殺波蘭軍官的事件負有全部責任。

  在將波蘭領土併吞之後,蘇聯政府迅即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政府首腦召到莫斯科,強行簽訂「互助條約」。按照此等條約,這些國家「邀請」蘇聯在其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隨後就有兩萬伍千名蘇聯士兵進駐愛沙尼亞,三萬進駐拉脫維亞,兩萬進駐立陶宛。這些兵力遠遠超過了那幾個理論上的獨立國家之常備軍人數。蘇聯軍隊於一九三九年十月的進駐,標誌了波羅的海國家獨立的真正終結。十月十一日,貝利亞下令在這些國家裡「剷除反蘇維埃和反社會主義分子」。蘇聯軍警於是開始逮捕那些被認為不可信的軍官、公務員和知識分子。

  一九四零年六月,在德國成功入侵法國之後不久,蘇聯政府開始按照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秘密協定的條款行事。六月十四日,蘇聯以曾有「對蘇聯駐軍的挑釁行為」為藉口,給波羅的海各國領袖發出最後通牒,命令他們組成「切實確保真誠執行互助條約的政府,並且採取步驟懲罰所有反對條約的人」。接下來的日子裡,數十萬新增的蘇聯軍隊進駐波羅的海諸國。斯大林向各國首都派去代表:維辛斯基到里加,日丹諾夫到塔林,蘇聯秘密警察頭目兼外交部副部長弗拉基米爾‧傑卡諾佐夫到考納斯,其使命是要在這三個共和國裡實現蘇維埃化。各國議會及全部地方機構都遭到解散,大多數成員被捕。只有共產黨有權為一九四零年七月十四和十五日的大選提出候選人。

  在鬧劇般選舉後的數週裡,伊萬‧謝羅夫將軍領導的內務部逮捕了一萬五千到兩萬名「敵對分子」。僅在拉脫維亞,就有1480人在七月初遭到就地處決。新「當選」的議會請求讓其國家加入蘇聯,這在八月初得到最高蘇維埃的批准;後者接著就宣佈了三個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誕生。雖然《真理報》寫道:「偉大的斯大林主義憲法的太陽,從此將向新的疆域和人們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但對於波羅的海諸國來說,這實際上開始了一個逮捕、放逐及處決的長久時期。

  蘇聯檔案也包含了一項大規模放逐行動的細節;這是按照謝羅夫將軍的命令,於六月十三日晚到十四日晨進行,抓捕了波羅的海地區、摩爾達維亞、白俄羅斯及烏克蘭西部地區的「社會敵對」分子。是次行動在此前已經計劃了數週之久;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貝利亞寫信給斯大林,報告了「清洗最近歸屬蘇聯的各個地區,剷除所有罪犯、社會異端和反蘇維埃分子」的最新專案。一九四一年六月,總計有85716人遭到放逐,包括波羅的海諸國的25711人。內務部二把手弗塞沃洛德‧梅爾庫洛夫在日期為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的一份報告中,列舉了波羅的海地區行動的結果。從六月十三日晚到十四日晨,11038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家屬,3240名前警察家屬,7124名地主、工廠主及公務員的家屬,1649名前軍官的家屬,以及2907名「其他人」被放逐。該文件中寫明這些家庭的戶主已經被捕,並且很有可能已遭處決。六月十三日的行動完全是針對那些被認定為「社會異端」的所餘家屬。

  每個遭放逐的家庭可以攜帶一百公斤行李,這理論上包括足夠一個月的口糧。內務部不負責提供旅途的食物。車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底到達目的地,大多數人去了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有些人直到九月中才抵達阿爾泰山地區的目的地。目前沒有流放犯人在旅途中死亡的人數信息,但是可以想見這個數字相當高。整個行程耗時六到十二週,一輛牲畜車皮裡要裝五十名流放犯人連同其口糧和行李。貝利亞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到二十八日晨計劃了一次類似的大規模行動。這個日子的選擇也再次證實,蘇聯最高當局對德軍計劃的六月二十二日入侵沒有準備。巴巴羅薩戰役將內務部對波羅的海諸國的「清洗」推遲了若干年。

  在佔領波羅的海諸國數天後,蘇聯政府向羅馬尼亞發出最後通牒,強令立即把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歸還蘇聯——這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秘密協約中的另一項條款。被德國拋棄了的羅馬尼亞人立即屈服。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的一部被並入烏克蘭,比薩拉比亞的其餘部分於一九四零年八月二日成為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貝利亞的助手可勃羅夫同日簽署了放逐令,將31699名居住在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反蘇分子」及歸入烏克蘭的原羅尼亞地區12191位居民流放。短短幾個月內,所有這些「分子」都使用屆時業已成熟的方式進行分類和歸檔。頭一天晚上,即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莫洛托夫就德蘇條約向最高蘇維埃發表了得勝般的講演;該條約給蘇聯帶來了二十三萬新人口。

 

  一九四零年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統計數據——該年古拉格系統和蘇聯監獄的囚犯人數達到頂峰。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古拉格監禁了一百九十三萬多名囚犯,比上一年增加了二十七萬。在新近「蘇聯化」的諸地區,五十多萬人遭到流放;而截至一九三九年年底已有一百二十萬「特別遷移人員」。蘇聯監獄,儘管理論上最多只能容納二十三萬四千囚犯,卻實際上有四十六萬二千人在押;是年遭判刑的人數有巨大飆升,一年中從七十萬增至二百三十萬。

  如此劇增的原因是對各類社會行為的前所未有入罪。在工作場所,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日是許多人難忘的日子。那天頒佈了「關於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每週工作七日,以及禁止擅離職守」的法令。任何無故缺勤,包括任何二十分鐘以上的遲到,自此都屬於刑事犯罪。違法者有可能招致連續六個月的「勞動改造」,扣減四分之一的工資,而且可能被判處兩到四個月的監禁。

  八月十日,另一項法令將對工作場所中任何「無賴」、工作馬虎或小偷小摸等行為的處罰加重到長達三年的集中營關押。基於蘇聯工業界當時存在的普遍狀況,幾乎任何工人都有可能按照此嚴酷的新法律而被治罪。

  這些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廢除的法令,標誌著勞工法中刑事定罪的新階段。在這些法令生效後的頭六個月裡,一百五十多萬人被判刑;而其中的四十萬徒刑就部分解釋了一九四一年夏以後監獄人口的劇增。因「流氓」罪被關押到集中營的人數,從一九三九年的十萬八千增加到一九四零年的二十萬。

  大恐怖的尾聲於是就以針對蘇聯普通公民一輪新攻勢作為標誌;這些人拒絕屈從於新的工廠法律或集體農莊法律。按照內務部線人的報告,一九四零年夏頒佈之嚴酷法律造成的反應是,許多工人處於「頭腦不正常狀態」;這在納粹入侵的頭幾週內尤其明顯。他們公開呼籲「剷除所有猶太人和共產黨人」,並且開始傳播內務部所稱的「挑釁性流言」。例如,一位莫斯科工人宣稱:「希特勒一旦佔領我們的城鎮,就會出具告示說:『我不會像你們的政府那樣,僅僅因為工人遲到了二十一分鐘就把他送上法庭』。」任何這類言行都遭到極其嚴厲的打擊,這在軍事總檢察長關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一日期間鐵路部門發生的各類罪行」之報告中可見一斑。該報告記錄了對2254人的判刑,包括204起死刑;412人因「散佈反革命謠言」被判刑,而110名鐵路工人因這項罪名被判處死刑。

  最近公佈的一批材料詳細描述了莫斯科大眾在戰爭頭幾個月的情緒。最明顯的是當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夏進軍時,人們所感到的全然困惑。莫斯科人似乎分成了三大類:愛國者,一大群沉迷於傳聞的搖擺分子,以及失敗主義者。最後這群人希望德國快速獲勝,從而擺脫那些已經把整個國家毀掉的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黨人。一九四一年十月,當許多工廠被拆遷到蘇聯遠東地區時,伊萬諾沃區的紡織工人爆發了一起「反蘇動亂」。工人們具有失敗主義情緒的口號表露了眾多員工的絕望感覺;他們自一九四零年以來就一直在日益嚴酷的條件下勞作。

  德國人給予了俄國人非人的待遇,認為他們勢將滅絕或遭受奴役;這種野蠻使蘇聯政府和人民之間有了一定的和解。德國入侵之後,愛國主義情緒迅速回升。斯大林聰明地開始重申傳統的俄國愛國主義價值觀。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的著名廣播講話裡,他再次使用了將俄羅斯統一了一個多世紀的語言和形象:「兄弟姐妹們,一個滅絕性的危險正威脅著我們的土地。」他應用了普列漢諾夫、列寧、普希金、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萊蒙托夫、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等人所說的偉大俄國,呼籲展開神聖之戰,即「偉大的衛國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接見即將上前線的志願兵部隊時,斯大林號召他們在作戰時要以「我們的祖先涅夫斯基‧亞歷山大和梅德‧東斯科伊為光榮榜樣」。前者在十三世紀擊敗條頓騎士團並因此挽救了俄國,後者則在一個世紀後讓俄國最終擺脫韃靼人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