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鐵血手段建立極權統治

 

略談中共的土改和鎮反

 

辛灝年

 

 

 

編者按:這篇文章十多年前曾發表於香港《開放》雜志,後又被收入香港出版的《共產中國五十年》一書。《黃花崗雜志》於本期首次發表。

 

正文:

 

發動土改和鎮反運動的背景

 

一、政治根源: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建立的政權,才有打土豪、分田地和鎮壓反革命的行徑:在世界近現代的革命中,亦唯有馬克思發動的歐洲共產革命,才提出了一整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史達林早在三十年代就曾指示中共說:“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毛澤東也一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因此,毛澤東的革命政權便承襲了俄國共產專制與中國農民暴動的雙重傳統,這是中共發動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政治本質。

二、經濟緣由:中共建國伊始,因內戰而面臨經濟困難。當時的人民幣發行以一九四八年為基數,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已增加一百倍,至一九五二年已增至二百七十倍。幣值大跌物價猛漲,便要擴大稅收加緊搜括。陳雲當時曾說:“我們現在一年的稅收,大約合二十三億元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八億到九億光洋。”【1】所以,一九五0年春天,全國已出現了商品滯銷。是年一至四月,在十四個大中城市中有二九四五家工廠倒閉;十六個大中城市中,歇業的商店達九三七四家,全國城市失業人口達一一七萬,城市居民的實際購買力比建國前下降了百分之二十。【2 加上抗美援朝三年付出了一百萬億元的戰費,財政困窘關係著政權能否鞏固的大問題。因此,毛澤東遂在一九五0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

三、必然手段:毛澤東從來就認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甚至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3 毛澤東和他的中共農民造反,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曾“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險布全國恐懼之毒”(馮玉祥語),動輒沒收土地財產,隨意處決地主士紳,不僅要“將土壕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且要“沖進地主家裏,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的名義下嗜殺的特徵,再加上蘇俄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4 所以,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共奪權取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事後為鞏固政權所採用的統治方式。

 

 

殺人越貨的土地改革運動

 

 

 

一、意在奪地和劫財:首先,發動土改的表面原因,是要向貧下中農“兌現諾言”,即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因為中共是靠呼喊“打土豪、分田地”來煽動農民造反打天下的。其次,由於財政需要,而中國是農業國,所以首先從農村下手,以剝奪地主富農的財產來增加中共財政收入。一九四七年七月,當內戰正酣急需財力支持時,中共中央制定了全國土地法大綱,並明確規定要“沒收地主的一切財產,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一九五一年,再次發佈《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

及反革命份子財產的指示》。

 

 

二、藉土改建立農村專制極權統治: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政務院通過《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徵收公糧的指示》。同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了《土地改革法》,開始在擁有三點一億人口的“新解放區”,並在已實行過“清匪反霸”鬥爭和“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基礎上,施行以奪地、劫財和建立農村專制新秩序為目的的土地改革。隨後,毛澤東又指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賜,要組織農民通過鬥爭奪回土地,要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於是,中國的自由農民,特別是大小地主和自耕農,包括小土地出租者,失去田地、家破人亡直至被大批殺戮,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史無前例的血證。

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削罄盡;甚至連不願要、不敢要地主財產的誠實農民都會大禍臨頭。中共中央及各級各地黨委,雖然在土改運動中曾發出過種種文件,諸如“勸說農民以不採非刑拷打為有利”等,制止“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將中農、小土地出租者錯劃為地主”的現象,然而,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百分之十”【5 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所有財產。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在農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專制新秩序的願望遂迅速得以實現。土改後,甘肅省僅因幾個農民打了一個鄉幹部,就全部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四人被處死,三人被判重刑。【6】土改後,許多地方單幹的農民一聽說要重新劃成份,就立即哀求入社。這只能證明農村的極權專制秩序確已建立無疑。

 

 

殺、關、管三百萬人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中共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建國前後,即在所謂的新老解放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據官方統計,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二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六十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六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一九五0年三月和七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猶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

上述“反革命的總人數被嚴重誇大,加之中共要糾正“右傾偏向”,所以,在正式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就已經製造了大量的冤殺和枉殺。此與歷朝因開國而大赦天下,並儘量任用前朝賢能相比,實有天淵之別。

二、正式發動殘暴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共鑒於朝鮮戰爭(編按:即抗美援朝)和土改的需要,迅速發動了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鎮反應當“嚴厲地大規模地進行”。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其他殺得不夠的省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7 後來,毛雖批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但緊接著的二月二十一日,毛就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將死刑擴大到十數種罪行,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

配合著中共中央關於“沒收反革命份子”財產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奪,令人民從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為。誠如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所描述的——中共在十年代農村中的暴行那樣:“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裏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三、土改和鎮反製造冤假錯案:由於中共一再明文規定要大殺地主和反革命,“擴大化”必然無疑。一九五三年,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地是存在著亂捕、亂壓、刑訊逼供、誇大和造假案”【9】。 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稱:“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殺了七十萬,以後三年又殺了了不到八萬人。”毛澤東對鎮反運動的評價上堅持“根本沒有錯”,並拒絕甄別平反。

     毛事後甚至親自在中共中央《轉批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意見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說:“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 關、被鬥者的家屬……可送勞教養。”明文株連親屬。安徽省蕪湖市在鎮壓“著名反革命分子”高鐵君一案中,不但高本人被冤殺,而且,本地三百名按照“舊朝”規矩而為高聯名具保者,均被“新朝”判以反革命罪被處決或判刑【10】。

八十年代,中共終於局部地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11 一大批參與抗日戰爭的國民黨官兵,被當成歷史反革命分子而慘遭殺害;國民黨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部下絕大多數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有二萬二千人,三十年後被復查的八六八0人,撤銷原判的四九八五人。據雲南楚雄州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不完全統計,在當年被分配到該州參加清匪反霸和土改的大中學生五百八十九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九被判處反革命罪和其他罪,三十年後,被復查者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一百七十八人獲平反。

據一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七十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迄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的,就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人,占這類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五。其中官方承認錯劃糾正的僅有一四八四六人,占摘帽人數的百分之四點五,也就是說,擴大了二十倍以上。其中許多地方富農和有些歷史問題的人,因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而以反革命罪處死者,只能算罪有應得,根本不在平反之列。

上述數字足以證明,鎮壓反革命運動達數百萬以上,絕大部分是冤假錯案。然而,上述數字是中共的統計。由於反革命案本身在歷史和事實上根本不能成立,所以,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究竟冤殺、冤判和殘害了多少人,只有等到社會觀念徹底解放和中共檔案徹底解密之日才能盡知。

 

 

 

為在全國建立專制極權制度奠基

 

中共顯然沒有滿足它嚴酷的土改和鎮反運動。在土改和鎮反就要結束,社會驚悸未息之際,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又發動了知識界的“思想改造運動”,強迫大中小學教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個人歷史 ,並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之交,又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展開“對違法資產階級的大規模的和堅決徹底的鬥爭”,毛澤東指示“應把三反運動看得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甚至表示“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12 一九五三年頒佈“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強制推行專制權力型的中央計劃經濟。一九五四年,又對農村發佈“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和“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公私合營的決定”。同年發動了批判和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緊接著於一九五五年發動“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然後全面發動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的運動,從而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全面建立起專制極權制度。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宣稱“無產階級也要搞階級獨裁”的歷史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注釋:

12、《陳雲文稿選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第六七頁。

3、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3月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4、一九二七年十一日,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主持下,通過了羅明拉茲為中共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曾命令“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中國現代史》,北師大編,第二四二頁。

5­—8 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指示。

6、《董必武傳略〉,法律出版社,第一二三至一二四頁。

7、中共中央轉發的華東局指示。

 9、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羅瑞卿“關於在公安系統反違法亂紀的報告”。

10、高鐵君抗戰前歷任安徽無為縣縣長、蕪湖專員,在地方有“高青天”之譽,他亦幫助過許多中共地下黨員。一九四九年中共大軍渡江時,高為保護蕪湖不受戰火之災,勸說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棄守沿江防線,中共軍隊始得以迅速於繁昌縣等地順利渡江。然而,中共軍隊渡江後不遵守協定,大肆屠殺二十軍官兵,楊遂自殺並殺死全家。高認為是自己害了他,用自己的壽材將楊收殮。中共以此為由,於鎮反運動中將高處決,數百名具保者一道被慘遭殺害或判刑。上世紀八十年代,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曾多次說高不該殺,但中共仍藉口牽連太多,拒絕平反。

11、一九八0年五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五部門關於落實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說明〉。

12、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進行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