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拔掉窮根

 

種下惡根的土改運動

 

 

 

 

顏昌海  博客

 

 

 

在毛澤東建政後的土改時,在全國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已超過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改朝換代時對前朝的鎮壓。

謹以湖南澧縣的兩位人物來舉例說明:
1、楊載雄(1881-1951),又名楊懷斌,字璘軒,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今老啤酒廠附近)。楊與蔣翊武從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學堂畢業。少時好馳馬試劍,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天津時,楊加入湘軍勁字營北上抗敵。後改投湖北新軍,與蔣翊武同隊。
1911年1月,文學社成立,蔣翊武任社長,楊任本部參謀。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楊為軍事籌備員,協助蔣謀劃制定武昌起義計畫。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楊參加會攻清督署、藩署戰鬥,身先士卒,勇敢頑強。武漢保衛戰中,楊臨危受命,由第十標統帶升為步兵第六協統領,兼率馬、炮各隊,防守東湖門,搜索陽邏、葛店、武昌、黃州一帶頑敵,進攻龍王廟以牽制清軍。退守漢陽兵工廠時,受命指揮將校決死團的一部和敢死隊第三隊。敵以小船載引火物,擬火燒兵工廠,楊迅挑善泅兵士潛水焚燒敵船,致敵船損人失。漢陽失守後,率戰卒千余,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氈泥廠、下新河之線,防禦工作極堅,見者匪不稱道,是蔣翊武“守危城、卻強敵”的功勳戰將。

民國成立時,被孫中山授予陸軍少將銜,並授孫中山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所屬部隊被編入北伐第一軍,楊被任命為黃陂、孝感鎮守使。
1913年楊解甲歸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學任教。

1925年,任命為建國聯軍川軍補充團團長,參加北伐。

1927年受國民政府派遣赴瀋陽勸張學良易幟。

1927年底,因不贊同蔣政府對共產黨的清黨政策,又回歸故里,重執九澧聯立女子師範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

1937年至1939年,任澧縣國術館館長;1940年始,創辦童蒙學校,發展地方小教事業。期間著有《陸軍上將蔣翊武事略》。

毛澤東建政後,曾有毛澤東主席親筆信函寄楊,邀赴京會議國事。因年高體弱,未能成行。
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據傳當時有毛澤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我黨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

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來未與共產黨交惡過。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我黨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在全國不知道有多少精英被屠殺掉了。嗚呼哀哉。


2、顏寄村(1887‑1951)澧縣城東2公里澧東鄉人。本名顏昌榕。

自幼嗜學,約20歲時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學堂(原武昌經心書院),受學五年,曾與徐特立先生同學,並為摯友。

辛亥革命爆發前,顏追隨蔣翊武,為文學社成員,任會計兼發行;武昌保衛戰中,又隨李仲衡、岳景飛率湘第二次援鄂軍參戰武昌,擔任蔣翊武戰時司令部工作;蔣任軍務部長,顏即為軍務部秘書。武昌組設軍政府過程中,顏陳述澄清吏治,嚴肅法紀等大政尤力,深得黨人之意。後避回湖南,致力於于常德、澧州教育事業,勤懇熱誠,盡力桑梓。創設澹江完全小學,及試驗性工讀學校。又曾仔細考察京、滬、杭(州)、蘇(州)、無錫、南通、南京、武昌一帶教育發展狀況。1920-1925年任澧縣縣立中學校長。卸任後歷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學校長、湖南省審計員、安徽省建設廳科員、澧縣第一區區長。後又任事於桃源金礦局、花畹崗川鹽局、漢口捲煙煤油稅局等地。所至皆以廉潔負責著名,嘗自謂“服務多年,無所建白,惟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而已。”

抗戰勝利後,顏回澧城寓居,並授聘于縣城各中學,教授歷史、國文、地理、公民等課程。生平講學,以“學問須從圖書館搬到茶室酒寮”為言,每思深入社會,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稱道者,常謂“有寧靜淡泊之節操,必須有鞠躬盡瘁之事業。”又謂“知而不行,是一無氣力之學者;行而不知,是一無理智之勇夫。”又謂“無氣力之學者,立于人後以冷笑一世。無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進於世界。”治學嚴謹,深受學生愛戴。
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東原給顏的《六十壽頌》中,有“修身立德,斯為真儒。經世致用,雅有傳書”之贊。1951年土改運動中,程潛曾向王首道求情欲保,但遭婉拒。顏在多次淩辱批鬥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縊身亡。著有《澧縣小學概況》、《考察教育日記》、《鄉村自治寫真》、《平民家庭讀物》、《書目問答》、《中國近代史稿》、《中國文學史》等多部著作傳世。……

大陸全面“解放”的第二個年頭——1950年的“今冬明春”,毛澤東在全國農村開展土地改革。“土改”是毛澤東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在當年5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頒佈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宣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籍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傢俱、多餘糧食及其農村中多餘的房屋……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他財產……”,對於在“土改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毛澤東辯稱,這是剷除“三千多年封建勢力”所必須的。但運動主要仍是按照政策,以理服人的“文鬥”方式進行的。

但實際上,作為實際執行的土改政策,毛澤東搞的是“村村見血”的紅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槍殺一個地主以“立威”,藉以發動農民“積極參加運動”。這個政策的荒唐與非人性在於,必然害死無辜者。這樣的實證,在網路文章中比比皆是。比如:某“地主惡霸”是一個連螞蟻都不敢踩死的老實人,當他被拉去槍斃的時候,嚇得全身直哆嗦,腿都癱軟不能走動。毛澤東此一“絕招”,正與日本鬼子進村時必先殺一個村民以便順利拉壯丁去為其作苦役有異曲同工之妙。“殺雞儆猴”,正是一切暴力統治者之真傳衣缽。

除了在“鬥爭會”上殘酷鬥爭、折磨地主分子之外,即使在平時,工作隊與貧偏農們隨時隨地可以對被劃為地主的家庭成員施行人身侵犯。“查夜”是使地主們聞主喪膽的一種虐待方式。臘月寒冬,把地主一家老幼叫起來,都只穿著內衣褲,站在凜洌的北風中,再用竹片抽打白白的雙腿!一家地主的五個女兒(包括未成年者)就被“查夜”的“貧協”會員當著她們父母的眼皮底下給強姦了。不言而喻,毛澤東展開的“土改運動”,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換的痞子運動。

土改運動中,為了防止地主們把“浮財”(金銀細軟)轉移他處或者藏了起來,並迫令他們交出,而對地主當家人實行嚴刑迫供,手段極其殘酷,駭人聽聞;對於工商業地主,則通過“城鄉聯絡站”到城市抓人,一旦被“城鄉聯絡站”傳叫去,是十去九無回。能以一筆鉅款贖身而回者,算是萬幸。

由於“土改”的殘酷與非人道,令地主恐懼而又絕望,是以自殺者屢見不鮮。其時,廣東省潮陽縣棉城鎮的一個池塘,天天有浮屍,地主全家老幼綁著繩子自殺,弄得那個池塘的魚好久無人敢吃。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的暴力土改,發源地東北。毛澤東嫌當年南方土改不夠勁,特地由中南局頭頭,曾經在東北搞過土改的陶鑄坐鎮廣東,於1951年)搞“土改覆查”,禍害尤深。

毛澤東對地主的最後處理是:一、掃地出門。即將地主全家趕出原居住房屋,沒收所有生活資料,包括禦寒衣服和必不可少的用具;能安置在破廟樓宇就是莫大的恩典了。二、將地主份子及其“沒有改造好的子女”定為“階級敵人”,實行永遠的專政。地主作為“五類分子”之首,在“社會主義太平盛世”的遭遇,盡人皆知,筆者就不再在此“罄竹難書”了。如此挑動農民鬥爭地主,目的在於製造仇恨,把廣大農民綁上內戰的戰車,農民為了“保衛勝利果實”,懼怕國民黨反攻大陸,“還鄉團”回來算帳,只好“積極參軍”,跟著毛澤東去幹“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勾當。這個情況,用來美化土改的御用作品(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作者:丁玲)。獲史達林文學一等獎)《暴風驟雨》(作者:周立波。獲史達林文學三等獎),都有很生動、老實的描寫。

1958年,毛澤東挾“反右”的餘威,藉口臺灣的國民黨即將反攻大陸,迫令沿海地區的“地、富、反、壞、右”家庭遷徙至內地山區。荒山僻壤,人地生疏,謀生困難又受當地人的欺侮,地主家庭又遭受一次劫難。至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地主家庭成員慘遭殺害者,就更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

也許有人會說,土改有其正義性。“舊”社會農村中地主階級為富不仁,欺壓鄉民之行為也是不可寬恕的。這種用“正義復仇”來為“暴民政治”作辯解的說法,不用太多的理論來予以反駁,只看事實後果就可以了。“土改運動”是毛澤東治下一系列侵犯人權,罔顧法治、“多數暴政”的政治運動的濫觴。一是“正義性”,一是少數人受害,遂使暴力土改運動在人權意識闕如的中國廣大農村順利展開,毛澤東也就達到了目的。加上毛澤東在1927年寫的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理論到實踐形成了“用群眾鬥群眾”(也叫“人民欺負人民”)的治國術。群眾專改的法寶到了“文革”更登峰造極且“放諸四海而皆准”了。

順便一提:1968年在廣東省澄海縣縣城游鬥“餘(錫希)林(興勝)反革命集團”、“黑幫份子”時,有一百多名縣、公社中層幹部被活活打死。知情者指出,這些被打死者無一不是當時“土改”鬥爭地主時大打出手的“積極份子”,因“立場堅定”而節節升官者!這是“現世報”還是“暴力迴圈”?!但無論如何,毛澤東治下的每次政治運動,總是有一批人被整,另一批人整人,“被人剃頭者,人也剃其頭!”這種情況,正是毛澤東暴力土改鬧的惡例所致。人民互相鬥爭,互相戒備,互相約制,使得最高統治者得以穩坐釣魚臺。

可惡而又可笑的是,在毛澤東帶領農民中的痞子(毛澤東稱作“流氓無產者”)喪盡天良,殘酷地犧牲了地主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之後,並沒有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更沒有把廣大農民帶進“社會主義天堂”。相反地,從1956至1958年即完成“土改”,六、七個年頭之後,毛澤東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公社化”等手段,“把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奪了回去。現在是實行“土地國有化”,農民一年至頭辛苦耕耘,汗水淌下的充其量是“承包責任制”的國家土地而已。

回想這一段歷史,用一位老雇農的話來講:“咱村本來挺太平的,就是讓那幫人來給整天找窮根、拔窮根,這不到底拔出人命來了?”他說的“那幫人”是指工作隊,他並不知道工作隊也有“難處”啊,“找窮根、拔窮根”是指工作隊開始發動群眾時,啟發貧雇農:你們的“窮根”在哪啊?在地主富農身上,怎麼樣就不窮了?打倒他們!拔出“窮根”!終於不再“右傾”,農村的“階級鬥爭”帶上了血腥味,冤寃相報。“窮根”終於拔出來了,該打倒的都打倒了,該死掉的都死掉了,在極度瘋狂的時候,泯滅掉一顆人性的善心!

對於臺灣幾乎與大陸同時進行的和平土改,以至像泰國這樣一個沒有通過“土改”以“解放生產力”的農業國家,現今之經濟、發展與社會狀況,與當今中國大陸的現實相比較,一邊是善良繁茂,一邊是惡果累累。

60年不短,大陸政權現在的中下層幹部,有好多“土改”時尚未出生。有人提議辦“文革紀念館”而不可得,還是建議先辦個“土改紀念館”吧,這個紀念館就辦在傳媒、資訊上。趁當事人有些還健在,大家都來寫“土改回憶錄”,也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知道“土改”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