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終結 馬克思主義 

 

 

(連載之二)

 

紫電

 

 

 

七、商品交換

 

李嘉圖說:“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基礎,”(《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一卷第一章15頁)。這是正確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中,它只是一個在抽象意義上運用的概念,它並不能因此引起勞動成為唯一的標準價值尺度。從原始的簡單交換開始,從古至今,一切交換都不是只在勞動量的衡量下進行的。如果是這樣,那人們交換尋求的就不是財富,不是享用物,而是一個斤斤計較的勞動耗費上的平衡。

在現實生活中,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從來沒有哪一位只關心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而忽視它的使用價值。人們正是看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才產生的購買願望。只有對商品生產者或對商人來說,他們注重的才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正如亞當·斯密說的那樣:“商人所考慮的只是貨物的名義價值或其價格。”但是,這個名義價值或價格的後面,仍然是貨物的使用價值。或者如西尼爾說的,是效用,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7頁)。商品不具備這個能力,就不成其為商品。這個能力決定商品的成否,也決定商品的沉浮,即對商品的價值大小,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即使是商人,也只有從使用價值的大小,即物品的效用大小上,才能讀出這個名義價值的物理量,從而求出交換價值的實際量,僅從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上是讀不出多少這個只謀求利得的量的。對於使用者來說,他們就更是只認為使用價值才是商品唯一可供滿足的。

這裏使用了“唯一”這個詞,並不是說使用價值的大小是決定交換價值的唯一因素,而是就它對消費者購買所起的作用。

儘管購買者的欲求只是他交換到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物品的實際效用,但商品是一個人人都可平等選擇、爭取的事物。因此,除使用價值外,還有一個與勞動相關的因素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產生影響,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商品價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因素是如何決定商品交換的。首先我們看看使用價值。

下面是我們借用前面的例子列舉的幾種使用價值不同時的情形:

1)、斧與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一樣時,斧能使用15天,網能使用10天;

2)、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一樣時,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網能使工效提高1倍;

3)、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網能使工效提高1倍,斧能使用10天,網能使用20天;

4)、同樣1把斧或1張網,勞動者A能用15天,勞動者B能用10天(近似於第一種情形)。或者,勞動者A用它能使工效提高2倍,勞動者B用它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近似於第2種情形)。這一點似乎是節外生枝的事,但從此處我們看到,比如像文化、體育、娛樂等等這類物品,如果是在一個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群體之中,其使用價值就會極小,甚而可能無任何使用價值。而這些物品如果在一個有一定發展的群體之中,就會顯得極為重要,其使用價值就會顯示出來,物的效用就可能得到充分發揮。

只要我們能認識到,物在不同人手裏確實具有不同的使用價值這一點,我們就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選擇適合的商品從事生產,讓物發揮它的效用,而不是衝動、盲目地要求市場憑空承認自己的勞動,更不是由行政法規去強制市場憑空接受那些無效勞動。

在第一種情形下,一把斧能用15天,一張網只能用10天,都要製作者耗用1天勞動時間,而購買者如自己製作時要耗用2天勞動時間。這樣,斧的使用時間長,反而會因此使得它的交換價值降低。因為網用壞時斧還未用壞,製作斧的勞動者在網用壞後就會首先急著去找製網人交換。製網人因斧還未用壞不急於換斧,就會借此抬高網價。

這是多麼順理成章可又是多麼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按等量勞動相交換,一把斧也能理直氣壯地換一張網。可上述不合理的現象卻得到了這樣一種理論的支援,並運用數學的精確計算把它說得煞有介事。

這個理論說:因為較為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慢,較不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快。斧因為較為耐用,其價值每次就只有一小部分轉移在鹿身上,而網因為較不耐用,其價值每次就會有更大的部分轉移在魚身上。

這樣,鹿肉的交換價值在這方面就會低於魚肉的交換價值。這就必然使得石斧的交換價值也小於漁網的交換價值。因為人們很容易就想像得到,如果糧食的交換價值很低,農具的交換價值會高得了嗎?農業機械化的步伐又快得了嗎?

這個理論如果用於企業對自身產品的經濟分析和評價是合宜的,但要用在國家制度規定的產品價格管理上,對國民財富的增長將起著極大的阻礙作用。公有制經濟從來就是把它作為各生產部門產品的主要定價依據的。

當製斧人看到這一點並有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他就會只用0.8天時間製作一把只能用10天的斧交給製網人用以換網。那立即,他們的勞動又會不等量。

當然,製斧人不一定非偷工減料。因為市場上不止一個製斧人與製網人,就會形成兩個製斧人與三個製網人對立,用兩把斧換三張網,使市場上網與斧的需求與供給平衡。

這樣變動後對商品價值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這時對製網人來說,1日勞動=2日勞動;對製斧人來說,0.8日勞動=2日勞動,1日勞動就等於2.5日勞動。這兒出現了不平衡,情況對製斧人有利。

那大家都來製斧,比如形成3個製斧人與2個製網人對立。3個製斧人1天製3把斧能用3×15=45天,2個製網人1天製2張網只能用2×10=20天。那市場供求不平衡,又會亂了套。如要市場平衡,就只好用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來搪塞,硬說製斧人的0.8日勞動應該等於製網人的1日勞動。於是問題得到了解決。而的確也存在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得到了認可。

事實上,任何有用物品在生產的難易程度與使用價值上都不是成正比例的。儘管世界上確實存在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但這裏的斧與網不同絕不是這種區別引起的,而是上述比例不同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製斧人佔有天時地利之優。這種優越本來是使用價值使形成的,可人們都一概而論認為是勞動不一致形成的。加上一切價值都是由一定量勞動創造而來的認識,這就使人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勞動是衡量價值的標準尺度,商品的交換價值就以商品中通常所耗勞動量或必要勞動量相一致。

可人們只要細心地留意一下就會看到,人們在市場上選擇的並不是勞動,而是享用物。當人們購買準備付價時,並不是掂估該商品耗用了出賣者多少勞動,而是掂估該商品對自己有多大用處。

在一個市場上,任何兩件商品對立時,都會存在種種顯豁的差別。只要兩個持有人心甘情願地交換,就必然都受益匪淺。但兩人受益大小是很難絕對一致的。受益小的,也不一定是吃虧,因為可能是他沒有或不能把換到手的商品使用價值像別人能做到的那樣發揮到最大。

如果他是能將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並且有相當的消費者都不如他,撇開商品價值這方面的影響,那他就是能出最高價格購買該商品的人。但該商品顯然無法用這個最高價格在市場上立腳,它必須退讓到一個能擁有必要的消費數量的價格線上。那這個能把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就會佔便宜,就像日本人在中東石油價格上占的便宜那樣。

所以我們說,使用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係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2種情形是,在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一樣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比網高。

這種情形最能左右它們協助生產的那類產品的相對價值。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高,使獵物的捕獲量比魚的捕獲量在同量勞動下增加較多,同量的獵物相對魚的價值就會比過去降低,但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卻會上升(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討論過,這裏就不再贅述)。而不是像以往人們論證的那樣:只要勞動量不變,各類商品之間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就始終不變。

斧與網的價值是通過它們協助生產的能供人們直接消費的那些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因此,這些產品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就必會使它們的相對價值也相應地發生變化。斧由於效用高,使用價值大,它協助生產的一定量產品的相對價值降低了,但總體的相對價值卻必然會增大,它自身的價值也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增大。

在這裏,降低,是說明人類謀求生存所耗費的勞動在減少;增大,是對勤勞和智慧的報償。

如果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只是彌補了徒手勞動時的不足。比如在未使用工具前,徒手獵獲的野味是平均1日2.5公斤,捕獲的魚是平均1日5公斤。當有了斧與網這兩種工具後,使平均1日獵獲的野味和捕獲的魚都同樣是10公斤。在這種情形下,用斧幫助提高的工效較大,在其他因素都相同時,其與網的相對價值會如何表現呢?

這種較為特殊的比較,只能說明未使用工具前,徒手捕獵的勞動收效低,一定量獵物的價值相對較大。但同量的野味和魚用於充饑時其使用價值是相當的。野味只會因其稀少在口味追求者這一邊能贏得較多的消費者。如在饑

餓所迫到一定程度,人們就只會選擇從事漁獵生產而顧不及野味了。而只有在使用工具使兩種勞動的價值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會使兩種勞動按比例進行。在這裏,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高,但它的價值效率相對網並不高。

因此,在討論勞動效率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價值效率的大小。價值效率大的,產生的使用價值就大,交換價值也必然大。我們在這裏為說明商品使用價值舉例的斧與網提高的勞動效率大小,也是在有價值效率區別的基礎上才有意義。

3種情形從表面上看,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但只能使用10天,網雖然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卻能使用20天,它們似乎在工效與耐久性上使它們相抵了。因為如果兩把斧依次使用和兩張網同時使用時,正好可以相抵。

其實不然,兩把斧依次使用必然有一把暫時閒置,即意味著這一把用不著急於購入佔用資金或不必在開始就用這樣大的勞動預付。並且它是1人操縱。而兩張網必須同時使用才能使工效提高兩倍,即要由兩人來操縱才能實現。這樣斧與網的使用價值仍然不同。斧相對網即成為投資小,見效快,效用高的工具。儘管它們都是同樣要用一天的勞動時間,分別由具有不同專長但智力一樣的勞動者製造出來,仍然無法使它們平等地被市場接受。

所以我們還得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係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

4種情形近似於第1和第2種情形,這裏就不再多述。

下面我們再看看商品價值是如何影響商品交換的。

前面我們在討論商品價值時提到了這樣兩個等式: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製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   對製作漁網的勞動者。

 

在這兩個等式中,兩個勞動者都同樣耗用了1天勞動,交換結果都取得了兩天的勞動價值。也就是說,在這個斧與網的交換中,它們的勞動耗費是等量的,商品價值也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設想當兩件商品的商品價值不同時,對它們之間的交換會產生什麼影響。

比如,製作石斧的勞動者1天製1把石斧,2天製1張漁網;製作漁網的勞動者1天能製1張漁網,3天才能製1把石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製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製作漁網的勞動者。

 

這樣,斧與網的商品價值就不一樣。如果它們交換時,對製斧人,l天=2天;對製網人,l天=3天。網的商品價值=3—1=2天勞動價值(對製網人)。斧的商品價值=2—1=1天勞動價值(對製斧人)。

如果斧與網的使用價值一樣,在商品價值相差不大的時候,儘管製網人由於交換取得的商品價值較高,交換的心情要迫切一些,但交換對雙方都有利,並且是在等量勞動下的交換,表面上也許還看不出會妨礙交換。但製斧人自己動手製網的能力或者製網人自己製斧的能力使商品價值懸殊到一定程度時,就很難設想不會不影響到交換了。

如果製斧人1天製1把斧,3天製1張網;製網人2天製1張網,3天製一把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3天勞動)   對製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2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製作漁網的勞動者。

 

如果1把斧換1張網時,對製斧人1天=3天;對製網人2天=3天,l天=1.5天。它們的商品價值和物化勞動量都不一樣。如要使它們的物化勞動量一樣,就只能用2把斧換1張網。那對製斧人2天=3天,l天=1.5天;對製網人2天=6天,l天=3天。和前面正好顛倒過來,結果對愚人和懶漢反而有利。

這種等量勞動相交換的理論在自由競爭下難道也成立?就一般而論,自由競爭是智者爭先。這種理論只有在沒有合理競爭的公有制經濟中才成立。所以公有制是懶漢和愚人的天堂。

也只有在自由貿易中,商品價值才會表現出來,作為價值規律的影響因素,左右商品之間的交換。

儘管我們在這裏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介紹得如此表淺,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商品價值是交換的動機或交換的基礎,使用價值是交換的價值依據;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個因素,在商品交換中缺一不可。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只有商品價值而無使用價值的物品根本就不存在,卻有那種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商品價值的物品,比如空氣和陽光就是這類物品,它們的使用價值都很大,但卻對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商品價值,因此它們無從用來交換。

那商品在市場中的交換價值又是如何來具體確定的呢?它是由一個商品使交換對方取得的商品價值量或在一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商品價值量,結合交換對方取得的使用價值量或在一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使用價值量來確定。用式子簡單表示就是:

 

使用價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在用於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時,並不是由生產者自己來認可,而是由市場來認可。生產者對自己的產品認可的商品價值只決定他交換的動機,即他是生產商品而不是直接生產自身所需物品的原因。比如在前面的式子中。漁網的商品價值對製網人來說是3-l=2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對製斧人來說是2-l=1天勞動價值。這實際是對製作者或售賣人來說的。對市場來說。則應把結果倒過來。因為商品不能按售賣人的意志來定價,而要由公正的市場意志來定價。這樣,實際是網的商品價值由製斧人或市場認可應是2-1=l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則由製網人或市場認可應是3-l=2天勞動價值。

那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在市場中又是如何來確定的呢?

我們在前面討論商品價值時已看到,商品價值並不是簡單地僅由商品中的物化勞動量或社會通常所耗勞動量來確定。對社會來說,商品價值是由買者如自己生產時將會耗用的勞動量減去賣者生產時耗用的社會必要或通常所耗勞動量來確定。

由於買者如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賣者,並會浪費較多的資源,因此社會應大力提倡商品生產,並協助它不斷擴大和細化。

對單個消費者來說,商品價值則是由買者如自己生產時將會耗用的勞動量減去買者交換時付出商品的實際耗用勞動量來確定。同樣,由於買者如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其交換時付出商品的實際耗用勞動量,因此,對個人來說,也會積極參與商品生產。

由於社會市場總是由形形色色的生產者和形形色色的消費者所構成,即使能確定生產者是相對穩定的,消費者也是從來不穩定的。誰都可能買,種地的、做工的、教書的……,等等。各行各業以及各個消費者對商品的認識都會不同。因此,商品價值將是一個至少在一定範圍內必然伸縮的量。它由各個消費者獨立確認,並彙集為一個社會值由市場確認。

而使用價值呢?也近似於這種情形。對同一種物,各地的和各個購買者的派場和用途也不相同,因此使用價值也是一個至少在一定範圍內伸縮的量。

對於兩件交換價值相同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也並不會一定相同。並且對同一件商品,不同的購買者購買時認定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的比例也不一定一致,它只是說明該兩件商品在一個市場中被“確定”為使用價值與商品價值結合後的交換價值相同。

並且只是被市場所“確定”,並不是每一個購買者都會受益一致。這就是為什麼凡商品存在市場上,並不是每一個有購買能力的人都會買,而買的人中間也有的人認為很合算(這並不一定會刺激他超過需要的買),有的人則認為不大合算。但決定於買賣雙方各自的利益所在,它將驅使商品朝向顯示其最大的價值能力和發揮出最大的使用價值方面努力。

因此,讓商品在市場上自主地謀求一個相對最高的價格出售,將有利於發揮它的最大效用。這就是自由價格下才會使物盡其用的原因,也是亞當·斯密描述的“看不見的手的效應”的作用所在。

最後,我們來為前面提到的商品的定義作一個歸結,原因是這個定義顯然失之過窄。我在這裏要給商品下的定義是:

通過交換實現的,用最簡便的方法生產出來,並使用得最得當的那些物品。

這是從社會角度來說,我們對商品應有的認識,對生產者或從個別角度來說,對商品的認識還可以是:用最簡便的方法生產出來的最大物質財富的媒介。

顯而易見,商品交換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用物質方法以外的社會協作方法使盡可能用少量勞動取得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

因此,商品既繁榮國家,也充裕個人。它並不是馬克思形容的那樣,“是一種古怪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87頁)。

 

八、商品交換價值的理論探源

 

關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著作中說道:“價值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表示的是某種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佔有這物品後所取得的購買他種財貨的能力。前者可以稱為使用價值,後者可以稱為交換價值。”這就是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一件物品價值的兩個方面。

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又如何區別和聯繫呢?這“兩種不同的意義”又如何反映物品的價值呢?例如一件上衣用於自己穿著時,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換一定數量的大米用以充饑,實現另一種效能。當它用於穿著時其保暖的作用或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樣一件上衣用於交換大米時具體能交換30公斤還是50公斤卻是不確定的。於是,一件商品到底能交換多少其他商品,就成為人們討論的重點,也成為人們認識價值的關鍵。

李嘉圖對此結論說:“效用(即使用價值)對於交換價值說來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一卷第7頁)。他對商品交換的結論是:使商品之間成交的,是它們包含的勞動量。

我們需要注意,這一結論除非是上述交換的雙方,即那個用上衣交換大米的人和那個用大米交換上衣的人,對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沒有認識,只對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有所認識。

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換上衣時,不是根據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據上衣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同樣,上衣持有者要交換大米時,不是根據大米的充饑效用而是根據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

這在實際交換中是否可能?並且,按斯密的說法,使用價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是指物品交換他種財貨的能力。這裏說的這個“財貨的能力”,當然是指物品交換到的“他種財貨”所具有的使用價值。因為“財貨”是就使用價值來說的,不是就勞動來說的,誰也不能拿包含在“財貨”中的勞動來享用,只能拿“財貨”的使用價值來享用。因此,交換價值實際還是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

那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又如何區別大小呢?即一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與3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呢,還是與5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們當然永遠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換上它們必須要有一個對等量,於是,這就與它們中必須耗費的勞動量有關聯的商品價值相關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勞動耗費量只是決定交換的因素中的一方,另一方,即使用價值的變數,只是因它在與他物比較下的高度抽象性(物的使用價值在使用時是具體的和絕對的,在與它物比較時,就變得抽象了),使它在馬克思之類被意識形態扭曲了正常思維的所謂“思想家”中無法認識到。對平常人來說,任何一個消費者的交換行為,都顯示出他對欲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準確判斷,卻對該商品中包含的任何勞動量,確確實實都嚴重地認識不足。儘管各個消費者的意見並不一致,但是他們對使用價值的真切感受,卻是無可置疑的。

為什麼書本與現實生活會如此地相互背離,是書呆子們的錯,還是只注重物質享受,只看重利得的消費者們的錯?

一件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可以在靜態分析中,即在既定的社會生產狀態下,適用來衡量和探究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這種既定的生產狀態下,社會各種產品已經根據它們的使用價值大小,確定了它們的生產比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即在決定交換的其中一項已經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才可能參與決定它們的交換價值。

也就是說,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連價值的資格都不具備,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根本無從決定它的交換價值。

因為無效勞動理所當然不會被社會承認。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必須在它的使用價值與它物比較下具有為生產它付出一定量勞動的前提下,才能參與決定商品的交換。

這就表明,一件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本身,也是它的使用價值決定或賦予的。只有它的使用價值量,即效用能力支撐下的勞動付出才是有價值的。否則,誰也不會理睬和看重它。

即便這樣,這種由一定勞動量參與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情況在競爭的社會生產中也是轉瞬即逝,很難長久穩定存在的。因此,僅用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價值甚至決定價值量是何等地無知。

斯密和李嘉圖也正是從一個局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各種商品生產的難易和需求狀況,從靜態上探究商品之間交換的依據,從而論述價值和價值量。

顯然,一個產品是否值得耗費那麼多勞動量,是由它的使用價值來決定的。正是使用價值與勞動耗費量的結合,在決定一個物品與其他物品的生產比例。也只有在這個比例已定時,用勞動量來確定交換比例才是可能的。

因為勞動創造價值的前提是,創造物的效用和功能。勞動創造的是效用,是財富。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它們的價值關係必須先由其效用,即使用價值來確定或做它們的“生存”依據,由勞動耗費量來參與決定它們相互“依存”的比例和參與決定相互交換。

物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在一個時期或一個自由貿易區內穩定的局部時期,才可能決定商品之間的交換,它在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只能參與價值分析和產品生產、生存前景和地位的評估,而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唯一依據,更不可用制度將之固定下來。如果這樣,無疑會窒息勞動創造,對社會財富生產和交換秩序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一個物的使用價值,在消費者手中是其親身感受產生的,它是個絕對的量。但此物與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這裏的一件上衣和一定數量糧食)的使用價值比較時,卻很難絕對它們之間的量,因而是相對的。它們在同一時期的不同消費者,在同一消費者的不同時期,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難以絕對化。

商品價值中的勞動因素卻不同。在一定情況下,不同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卻能夠用絕對的量來衡量,如幾個工作日或幾小時等。

因此對任何兩種商品在一定數量(如幾件、幾斤、幾打等)的比較下,它們之間在使用價值量上的相對徘徊,就能夠在一定量勞動耗費下被穩定下來,或被最終用來確定它們之間的交換比例。

但我們清楚地看到,勞動耗費在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或交換比例上,只起到了一個穩定劑的作用,交換的依據卻是使用價值,這一點是不可動搖的。否則,我們就會找不到勞動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商品社會中勞動是為了什麼,更無法明白價值波動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商品交換本身也是勞動交換,是勞動的社會協作,勞動耗費量不可能不在商品交換中起到一定作用。

但歸根到底,既然勞動是為了生活和享樂,勞動創造的是享用物,那麼交換的依據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增大或相對減小,必然隨時突破勞動耗費量的規定改變交換比例。

勞動耗費量的變化當然也會對商品交換產生影響,但遠不及使用價值大小的變化對商品交換產生的影響要敏感和作用顯著。

在競爭的動態下,對商品交換價值起主要作用的必然是使用價值。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今天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尋找不到新技術得以開發和啟用的動力,還會從此失去改善我們人類智力狀況的環境。

李嘉圖對此還說:“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泉源得來的—一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一個是獲取時所必需的勞動量。”稀少性是由自然決定的,一般也只有勞動可能改變它,於是,在他的理論中,這個結論無異於說,勞動量是交換價值的唯一泉源,勞動量的大小就決定價值的大小。李嘉圖從來也是這樣結論的。馬克思的結論,於此之中也有很大關係。

但李嘉圖說到的“商品”,是“具有效用的”,馬克思乾脆連這個部分一概去掉,只堅持:勞動量等於價值量。

李嘉圖的這一結論顯然失之偏頗,因為誰也無法確定這個“必需”的勞動量到底是多少,即使是市場確認,也從來沒有哪一個市場對商品用勞動來標價。

並且,商品僅僅從它獲得的困難程度—稀少性和生產需耗費的勞動量—就成了它定價的依據,那商品的立腳點在那裏?“困難”顯然不是它成為商品的理由。它要成為商品,首先要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其次才是它的“困難”。即使它具備了第一條件,結合獲得它的“困難”,使它成為了商品,它的“困難”度也絕不是它定價的依據。

李嘉圖等人也許忽略了“稀少”的原因。譬如某一物品本身很多,但是某一時期或在某一地區需求的人群大,個體需要的量也大,等等。恐怕沒有人會對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產生需求欲望吧。沒有使用價值的物,任它稀少,以至獲取難如登天,也不會引起人們對它產生任何興趣。

某一物品的稀少或缺乏,是由人們需求的程度決定的,而需求是由該物引起人們享用欲望的特質形成的,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人們為什麼要忽視事物的本質,去追究它的表面現象呢。稀少啦,生產它費時、費力、費腦筋啦。它耗費的勞動多,它的交換價值就大。那人們乾脆把一切本來容易辦到的事情,都採用費時費力的辦法去做。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就得到的是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在不知不覺地這樣在做。

一件商品為什麼要費時、費力、費腦筋去製造它呢?原因就是它的使用價值值得為它去這樣做。並且,每個這樣做的勞動者,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自覺地努力減少勞動耗費,同時努力提高商品的效用和質量,即增加商品的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價值功能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大公無私或者奉獻精神等等能起作用的地方。

商品的價值定量在使用價值,它的價值定位在費時費力。因此,使用價值才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主要因素。馬克思經李嘉圖一挑唆,立即就老眼昏花,所看見的就只有勞動,再也看不見使用價值了。

實際上,馬克思只是在紙筆之間看不見使用價值,他在肚中饑餓時,就會體會到,並且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見麵包的價值是充饑的功能,而不是麵包師製作麵包耗費的勞動。他掏出馬克支付麵包費時,一心只想滿足他的胃和他那張嘴的需要,而在紙片上糊塗亂寫時,卻說他支付的馬克,是為購買麵包師製作麵包耗費的勞動。這個連日常生活都教不乖的十足的白癡。

李嘉圖的上述結論,同前述情形一樣,須在一種極為穩定的靜態的社會生產,或叫既定的生產狀態下,才是適用的,在謀求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就難以適用了。我們如果閱讀李嘉圖“論價值”這篇文章中有關價值來源的論述,就可看到李嘉圖正是在對社會生產作靜態分析時,或是把社會生產的一個斷面拿來分析時得出的結論,這就難免他的結論在動態的社會生產中出現偏差了。

但這一顯見偏頗的結論又被馬克思取用為其“勞動量等於價值量”的理論根據,並出於強烈的意識偏見,不但否定了勞動效率在商品社會中的作用,也完全否定了過去勞動的價值作用,完全混淆了勞動創造與勞動耗費的區別。使他的理論成為阻礙社會財富增長的障礙,成為扼殺人們勤勉、努力、節儉等良好品性的消極理論。

 

九、資本與剩餘和資本運用的變遷

 

政治經濟學在追尋資本積累或預先積累的進程時,很形象生物學追尋萬物演化的進程。生物進化本身就是一種積累,生命起源和形成過程也是一種積累。如要夢想那種現成的天堂,這個天堂就不屬於人類,也不屬於生物和生命界;艱辛和困苦就是一切生命形成的過程總結。

還在地球上第一個生物分子形成之前,偉大的生命界還未開始它的長征,星體的形成和演進就已經歷了千萬年的漫長積累過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經心的手,隨意地撫弄著這個宇宙世界。

偶爾,在一個星體的表面上,溫度開始降低,開始是基本粒子集聚為原子核,稍後是質子、中子和電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間有著質的差別,個體的區別在這個星球上開始出現了。這種區別的形成過程與這個星球本身的形成有著同樣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為,也不是任何既成的規約,它純粹是大自然的隨意作為。

隨著溫度繼續降低,使各種化合物的形成具備了適宜的條件。但溫度又保持住了,使這各式各樣,新奇多態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這個繼續冷卻的星球凍餒。使這個星球保持住這個適宜溫度的,就是這個星球上一切生命的太陽。從此,生命的偉大進軍開始了,有機大分子開始了它們的自我複製過程,同時通過一定的組合方式構成生命的基體——細胞開始誕生。

這整個漫長的演化過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艱難的積累過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賴已成的自然條件。這個積累過程,更以適宜的自然條件分不開。同時,新的合成又以其母體為範本,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須使合成自身而後有所剩餘,以便進行新的合成。否則,生命就無法形成。

這一切表明剩餘的存在對推進演化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表明,剩餘的產生所依賴的各種條件的預先存在。這個預先存在來源於不斷的積累,積累又來源於剩餘的產生。剩餘的量越大,積累的規模就越擴大,積累規模的擴大又不斷為新的剩餘量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這種生物演進的過程與人類社會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發展過程是多麼地相似,簡直就是它的範本。

生命依賴的預先存在,是生物在一定階段賴以生存的條件,我把這個條件叫做生物生存資本或叫生物資本,而把生物依靠一定的生存條件即這個生物資本維持自身生命過程的能量剩餘稱為基礎剩餘或基本剩餘,生命體缺乏這個剩餘就必然滅亡。

如果一個生命體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資本取得的能量,大於其維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麼積累開始,它的發展也就開始。如果取得的能量僅夠補充消耗掉的能量,那麼積累停止,它的發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於消耗掉的能量,那麼該生命體就會很快消亡。

自從地球上有了細胞,多種形式的生命體開始了各自的長征。各種各樣複雜的生物體,都同樣以細胞作為自己的起跑線。在這場大競賽中,人類有幸處於領先地位。人類之所以能領先,完全是人和分化為人的祖代的這種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價。

還僅在細胞時代和生命體還未表現出自身活力的時代,任何生物的演進都只能得愛于自然的選擇和先天的決定。一但生命體能表現出自身活力的時候,各自的奮鬥就與自然選擇緊密結合起來。

也許是某一種生命體在演進過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選擇中搶先一步,也許是自然界對偶然形成的某種生命體的差異性表現出偏愛,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使這一種生命體構成了高智慧的大腦細胞基礎,成為人類的祖先繼續在生物界與其他生物一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驗。

在這個過程中,生物之間的差異最初是各自演進過程中自然條件和環境的差異形成的,繼之這種差異性既有自然條件下的差異,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種複雜條件下各自努力生存採取的方式不同的差異。而這後一種差異,又在擴大前一種差異。

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機會發展進化的生物,它們在大自然提供的現存條件下所能獲得的維持自身生命需要的能量必然大於為獲得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從這一點來看,凡是能生存下來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愛的。大自然提供給了它們生存的資本,其他的卻沒有給。

但各類生物為獲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一樣的。這樣,生物自身的適應能力也就成為生存的另一關鍵。

顯然,如果一個生命體或某種生物為採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從所採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補充並有餘,那麼這個生命體就會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一種生物有很好的適應能力,對自然界提供的現成物產能充分利用,其採擷能力很強,使它從消耗的能量獲得的食物,不但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補充並剩餘量較大,那這種生物就有足夠的時間用於恢復體力,即使在食物逐步減少時也能有充足的時間繼續尋覓新的食物來源。並且它能努力地不畏辛勞地這樣做,那努力的結果就會使它不斷得到改進,不斷增強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取決於大自然的供給。隨著生命的形成和發展,大自然也在不斷完善其環境,如果要說天堂,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給總是有限的,不能供給生物無限發展。生物的競爭就在於各種類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和對自然提供的物產的採擷能力。種類之間的競爭和種類內部的競爭共同使能適應者和強者保留下來。如果要說殘酷,這就是最殘酷的現實。達爾文對此有過精闢的描述,馬爾薩斯的筆調雖然悲觀,但卻是現實的。這兩位大師從兩個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結論。

自從類人猿在生物界分化為一個獨立種類,其生存跟其他生物一樣,仍然依靠的是那種生物資本和基本剩餘。但作為動物界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類人猿與其他動物一樣,其生物資本與基本剩餘的情形這時與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為生存資本,這時的生物資本是指無意識運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氣、陽光、雨露、食物來源的為難為易,以及自身具備的一定的先天條件。如身體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對自然物產的採擷能力,四肢的發達和靈巧性,視、聽、嗅等等一切官能的完備性。類人猿正是以這種種條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輩遺傳的),作為其生存的資本。

但這個生存資本的運用也並不是天堂的諧音;大自然風風雨雨,喜怒無常,此時的類人猿與其他動物的差異性並不一定都是它的優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敵害之一。

當然選擇在樹林高處築巢定居並不一定就是為了躲避敵害,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樹木高處的物產豐富、果實累累,對已具備了特定先天條件的類人猿來說,選擇在這個區域內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體力消耗採擷到更多的食物,從而產生更多的基本剩餘。

正是由於從採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補充採擷過程中和肌體正常運轉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所剩餘,類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一樣得以生存下來,並從這個基本剩餘中求得發展,提高自身對變化無常的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這種基本剩餘量極少,或其不善於利用這個剩餘進行積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就必然會發展遲緩,從而被其他發展較快的生物擠出生物圈。

人類現今的存在狀況,依然在演繹著這個過程。很顯然,類人猿在諸生物中是最善於積累他們的基本剩餘的一個種。他們在這個積累中發展了他們的智力,強健了他們的肢體,從而又為產生更多的基本剩餘創造了條件。這個條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資本”。它是生物無意識積累和自然條件結合形成的。

生物資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賦予,上天對一切生命的恩賜,同時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艱難困苦,積累又積累取得的結果。而在地球上的千萬種生物中,也惟有類人猿通過這種積累,通過生存方式的適時選擇突破了生物資本的界限,——當生物資本轉化為勞動資本後,同時也是從依靠基本剩餘積累轉化為依靠勞動剩餘積累以後,類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進化過程。

但並不是說,人類從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資本和那種生物性質的基本剩餘,直到今天,人類也在依賴這兩種剩餘發展,依賴這兩種資本創造,既創造物質文明,也創造人類自身。

當原始人在足夠的基本剩餘下摸索著製作出工具,工具的產生標明勞動的出現,它也正是勞動剩餘和勞動資本的出現。人類的生存發展開始由生物資本向勞動資本轉化。人類從無意識運用基本剩餘進行積累與其他生物競爭的時代,跨越到了有意識運用勞動剩餘進行積累競爭的時代。這是其他生物無與倫比的,人類從此將其他生物遠遠拋在了後面。

勞動剩餘出現後,在工具的幫助下,原始人的勞動收效倍增,它產生的剩餘使積累加快。

那個時候,由於人人都能真切地從自己的勞動中獲得相應的物質報償,人們的勞動熱情必然極高;由於積累的財富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人們運用積累來改良他們的勞動都能如願以償地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因此人們積累的熱情也很高。

在這個時期,勞動資本(儘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權者獨立享有並自主運用,勞動成果由創造者完全佔有的時期。這就是人類最早的勞動資本運用方式。它是由自然規則形成的人類最早的生產方式。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農業和商業的興起產生的更多勞動剩餘,使財富的積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奪方式取得財富比勞動生產更為便當。人類的生存競爭最終發展為戰爭的形式,並在掠奪和反掠奪中不斷擴大。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少部分人逐步脫離了生產勞動而成為專事強奪他人勞動剩餘的寄生蟲——奴隸制開始形成。

這是在財富的增長過程中,在完全消除自然天敵的時候,人類為自己造下的更恐怖的敵害——奴役與專制。

這是人類權力欲望的表現,但更多的卻是利益欲望使然。奴役者首先看中的就是勞動創造的財富。

在奴隸制社會中,奴隸在強迫下不得不從事高強度的勞動。但一切勞動剩餘完全被奴隸主佔有,是否用於積累轉化為資本也完全由奴隸主的喜怒決定。勞動資本已經被奴隸主強奪獨佔,連同奴隸即人本身也成為奴隸主的財產。

這個時期,是一切勞動剩餘以及被迫為奴的人都被奴隸主強行佔有並揮霍浪費性使用,生產資本被奴隸主毫無章法地運用的時期。勞動熱情在這種制度中已經蕩然無存。所存在的只有奴役者無止境的欲望。

隨著人類良知的逐步覺醒,思想家們揭示出人相奴役的恥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隸,使人不再成為生產資料被任意驅使,人類終於向文明邁進了一步。

奴隸解放使勞動者從此不再屬於生產資料,他們分離了。無論這種分離於資本擁有者還是于勞動者誰更有利,奴役強度的緩釋和奴隸鎖鏈的打破帶來的是社會進步,是文明的升揚,但馬克思卻對此予以抨擊(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782—783頁。),他要從資本主義的形成條件,追究奴隸和農奴擺脫出生產資料造成的原始的資本及以之相適應的資本自主生產方式的前史。

奴隸的解放在中國遠在武王伐紂之後的三千多年前,可在歐、美,卻近在幾百年前,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整個過程中都伴隨著,因為那裏一直是自由民與奴隸並存的社會。這場革命的歷史文獻中曾經記載了長久在奴隸主“關愛”下的奴隸離開主人後的無奈。他們已經喪失了自由、自主和獨立的本能。但社會正義一直在“迫使”這群人走向自由,走向屬於人的彼岸。不單為他們,也是為“人”的尊嚴,為人類創造力的解放。

從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或者直接說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它終使得勞動生產和勞動剩餘的佔有方式及資本運用跨入了新的時代,文明、進步的時代。無論馬克思怎樣攻擊奴隸從生產資料中解脫出來後如何成為無人“照顧”的自由民,從而如何為自主資本創造了何種條件,也詆毀不了解放奴隸重新建立的資本自主生產方式的進步意義。但他的詭辯終使得他的“公有制”奴役方式在現代社會中“理直氣壯”地建立起來。

奴役方式最初的轉變只釋放了部分生產力,封建制度的建立使盤剝和掠奪有了底限。賦稅方式取代了強制集體勞動方式下的完全佔有,使勞動生產有了部分空間。

但在封建的,仍然帶有直接強制勞動和專制奴役的社會體制中,封建領主連同帝王和他們的侍從,占踞著社會上層,霸佔了全部社會資源。這個階級陣容龐大,人數眾多,他們不從事任何勞動,並通過世襲世代維持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欲,他們不但強行霸佔了自然賦予人類的一切財富,還憑空向人民強行徵收沉重的賦稅。勞動剩餘在嚴苛的賦稅盤剝下所剩無幾,資本積累受到極大制約。勞動生產的等級制約和重稅盤剝遏制著社會進步。

在這個制度中,人民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從事生產。加上統治者的重稅盤剝,人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餘力去改良生產,因為任何努力都是難以奏效的,封建領主的胃口極大,會毫不猶豫地鯨吞一切。

在這個時期,是勞動剩餘被封建主強行盤剝佔有並任意揮霍浪費和生產資本在封建等級制制約下運用的時期。

產業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級制度,使繼奴隸的人身解放之後,實現了勞動剩餘和資本運用的徹底解放,從而全面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恢復了勞動剩餘的勞動者自行佔有和生產資本的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為社會財富增長創造了完美的條件。

雖然這個時期的生產資本運用與原始時期表現不同,但這並不是性質的變化,而是資本在較大規模上運用,使社會協作和資本內部的勞動分工不斷細化的結果,它直接帶來的是勞動效率提高和資源耗費減少。馬克思正是以此為理由,鼓動用暴力推行集體勞動,聲稱這種集體勞動更能提高效率和減少資源浪費,以藐視人類的記憶和善惡評判能力,他要將人類的勞動生產方式重新推回到政治強制方式下。他把大協作的勞動方法顯示的生產力,解讀為強制集體勞動的生產力。他以國家的名義並明確表明最終將消滅國家推行國際化的產業軍團集體勞動。

人類勞動從來就建立在協作的基礎上。越來越擴大的資本和資本集團,表明人類並沒有停止,而且不但沒有放緩而是在加快擴大協作的規模。資本托拉斯的出現,跨國集團的形成,顯示出人類協作的自然傾向和強烈願望。它遵循著自然法健康地發展,它伴隨著人性良知的不斷啟發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但人類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社會生產都絕不會再接受強制。奴隸制度下的集體勞動是一次強制,封建制度解體了這種無人性的強制勞動方式,但仍然維持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強制關係。產業革命徹底否定了一切形式的強制關係。但馬克思主義卻運用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建立起了這種強制制度,同時迫使國民的社會生活墮落到圈養下的動物生存狀態下。

這是人類災難的新體驗,中華民族是這個災難蹂躪下最不幸的民族。

 

十、剖析馬克思的資本觀

 

產業革命恢復了勞動剩餘由創造者自行佔有和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為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掃清了障礙。剩下的事情應該是共同尋找社會財富增長的路徑,研究那些可能阻礙財富增長的原因,並嘗試消除它們的方法。政治經濟學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但我們也別以為政治經濟學只是近代人的科學,實際上,遠在紙墨論爭之前,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存、競爭就已經寫下了最好的政治經濟學。紙墨登場後,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現實生活這部政治經濟學的翻版。因此,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立足生存現實。它討論的正是眼前或當代對國民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相關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只是為實現這樣一個目的,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富強和繁榮,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這個問題上說道:“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所教導的,並不是交換價值怎樣由個人來生產,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怎樣被個人所消費。……作為一個政治家,此外還首先應當並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激發、增長並保護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他還須懂得這種生產力在怎樣的情況下就會趨於衰退,處於睡眠狀態或被完全摧毀;怎樣依靠了國家的生產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來利用國家資源,從而爭取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權力、文化與遠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98頁。)

儘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突出強調了國家意識,他甚至把政治經濟學說成是國家經濟學,是“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在世界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的科學”。(同上書106頁)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論說成是世界主義經濟學,因為他們的理論“是從事研究如何使全人類獲得發展的那種科學”(同上書106頁)。但我們看到,在文化國界的現狀下,任何國家或民族只要願意,都可以方便地取得他國的文化資產。包括李斯特在內的全部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都可以毫無限制地運用於一切國家。儘管斯密等人的理論是立足於全人類的發展,但在現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國家的存在使“人類”這一無限包括的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中還不具有實際的意義。國家利益要實際得多,也現實得多。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還是為一個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該國國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務的科學。生產資本和勞動剩餘正是在這一前提限制下進行討論和加以運用的。

毋庸諱言,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尋求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滿和舒適愉快,使國民增強信心,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優勢,其次才是人類整體的利益,這是當代世界政治決定的立場。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振作全體國民,激勵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要做到這一點,依靠國家的行政規章一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斯密總結的那樣,“是合理的租稅,公正的司法與政治民主”。

對社會財富的增長,斯密曾有過精闢的論述;李嘉圖、魁奈、薩依、馬爾薩斯、西尼爾、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都共同從財富的增長著手,對社會財富的生產、分配、消費進行了分析。其中,勞動剩餘的產生和積累,以及資本的合理運用對財富的增長具有的作用,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是以勞動剩餘和積累和資本為主要內容,但馬克思卻機警地回避了財富,至少沒有直接非難它。因為這樣做將極為危險,容易被人們識破而引起反感。

可實際上資本本身就是一筆財富,只不過是用於再創造財富的財富(“資本是一個國家為了未來生產而使用的那部分財富”。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37頁)。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資本就常常跟財富聯繫或相隨使用,原因就是“財富是指我們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質對象”(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章第一節)。而資本就是這些物質物件當不用於消費而用於再創造財富時的稱謂。因此,對國家的生存來說,資本實際比用於消費的財富更為重要。

資本形成依賴的是積累,積累又依賴於勞動剩餘的存在。因此,資本就是人們有意識將勞動剩餘節儉積累形成的。從第一件勞動工具的誕生,就意味著人類有意識將勞動剩餘進行積累創造的開始;而有意識的積累則是勞動者所期望實現的更大的收穫。如果積累不能使他的願望實現,或願望沒有保障,那勞動剩餘就又會被用於消費,不會用於積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探明勞動剩餘如何才能更多的用於積累,而不是被那些與財富增長無關的因素所奪走。

並且,已經積累起來形成的生產資本如何運用才更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生產,也曾經是政治經濟學討論的問題。無論如何,將生產資本交給一個與這筆財富的積累、創造和最終命運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來掌管,就算他天生一顆善良的心,也無法使他做到與直接創造這筆財富的人,與這筆財富的利害攸關的人同樣真誠地對待這筆財富。

對一個國家來說,單個資本無論所有權所屬多麼不同,都必然構成國家財富的一部分。但資本的歸宿和所有權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繁榮與衰亡。因為它將決定國民勞動的熱情,社會勞動剩餘的積累,以及資本能否有效地運用。國家要走向繁榮,只能依靠全體國民的勤勞、智慧和節儉。

斯密就強調了這樣的一個道理,他說,有一種與貿易差額全然不同的差額,隨著這種差額的為順為逆,會促成任何一個國家的繁榮或衰退,這就是每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差額。這說明剩餘的積累和資本的合理使用對國家的繁榮是多麼重要。馬爾薩斯也說,“如果在一定期間,一國的生產超過了消費,就具備了增加資本的手段,……如果在這一期間,消費與生產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資本的手段,社會將處於接近停滯的狀態。如果消費超過生產,那麼在每個相續期間會看到,社會獲得的供應將越來越差,其人口,其繁榮,將每下愈況。

“既然這種差額這樣重要,既然它決定一個社會處境的進步、停滯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對順差作出主要貢獻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勢的另一面佔優勢的那些人區分開來。沒有這樣的區分,我們就無法探索為什麼這一國繁榮而另一國衰退的原因,也無法明白解釋,為什麼工商業者眾多的那些國家,要比以宮廷和貴族的侍從佔優勢的那些國家富裕得多。”(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章第二節)。

因此,國家財富的分配是傾向於生產還是傾向於消費,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勵起生產,是一國走向繁榮和導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馬克思與眾不同,他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立場和觀點。因為他不是從財富的生產和增長著手,這些對於他是次要的,財富只不過是政治經濟學的命題,而他的目的正是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在這個批判哲學中,財富自然就不能有象在政治經濟學中那樣的地位,作為財富母體的生產資本也自然就成了另一副面容。

並且,他的研究是以剝削和掠奪為前提的,而他又堅持認為剝削和掠奪是以資本自主生產為前提的。於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是通過勤勞和節儉積累起來作為財富產床的資本,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成了用戰爭、殺戮、掠奪而來的用於榨取剩餘價值的元兇。

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圍繞資本將勞動的剩餘產品改稱為剩餘價值,又為了建立剩餘價值理論將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

就資本而言,政治經濟學是把它當作國民財富的增長之源來研究的。馬克思卻完全不同,他一方面否定了資本的勞動形成過程,稱“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782頁)。另一方面,他又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餘價值一次次積累形成的。這時,他卻是為了說明資本家的資本實際是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得來的。並由此給資本定下了一個可怕的形象,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同上書829頁。)

在政治經濟學中被大加頌揚的資本,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卻成了猙獰怪獸。因為馬克思既不是從經濟著手,也不是從政治經濟問題著手,而是從意識形態著手去研究現實社會的。這種研究手法自然與政治經濟學難入同轍了。

在他的《資本論》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中,馬克思這樣說道:“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製造者,作為剩餘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344頁)。而對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馬克思也說道:“‘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同上書791頁。)

這幾段文字既是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價,也是他對資本自主的結論;它使以往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在這一結論中得到了自它們滅亡以來最高的昇華,強調了資本自主主義才是人類最黑暗的社會;而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人類最悲慘時代到來的開端。可歷史又是如何評價這一開端的,他卻並不理會。

從奴隸制開始,武力直接強制勞動就代替了過去的間接“強制”關係。過去一直以來,人必須相互依靠,原始時期就結成了捕獵的,防禦敵害的生產和生活依賴或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如要稱為“強制”關係也未必不可,因為那個時候,人們就已經相互不能離開,他們已經不能獨居而“不得不”跟隨群體生活。

但這種因為依賴形成的所謂“強制”,比起奴隸的枷鎖和死亡威脅下的直接強制,以及隨後稍有緩釋但卻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強制,應該如何評價?

資本的“強制”形象由馬克思勾畫編排出來,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時代由於相互依賴形成的“強制”關係的發展,它再具有馬克思賦予的醜惡形象,也只能如同那一時期的相互依存關係產生的“強制”一樣。當然,一些人因此擁有了優勢和在利用這種優勢,產生了種種不合理。而馬克思卻把這種“強制”怒斥為,比奴隸的枷鎖和封建的鎖鏈更加殘暴和更無人性的強制關係。他也由此開始導演了一場武力直接強制的歷史大重播,用專政的直接強制方式取代了資本的間接強制方式。

馬克思不會不知道他也是在發展一種強制關係。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像資本,像封建制,像奴隸制這樣龐雜的,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關係和系統,他的強制力在規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間接強制和約束為基礎的強制制度。伴隨他的階級專政理論,他在政治經濟領域大肆宣揚武力直接強制遠比資本的間接強制溫和和親切,世界和平因此被他破壞,半個地球的勞動人民又陷入了他鼓動的武力直接強制的奴役之下。

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判是將資本拉出它與勞動相伴的世界而將它強制到政論的沙場上。在這個沙場上,政治經濟學失去了它的功能;這門科學不再是為人類的發展,為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國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務的科學,而成了一門道地的鬥爭哲學。

可又在幾乎同一個地方,馬克思這樣對資本描述道:“假設這個工人自己佔有生產資料,並且滿足于工人的生活,那麼只要有再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比如說每天8小時,對他來說就夠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夠8個勞動小時用的生產資料。但是,資本家(即自己佔有生產資料的這個工人,這時馬克思叫他做‘資本家’,是因為他不知滿足)除這8小時外還要工人再進行比如說4小時剩餘勞動,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追加的貨幣額,來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按照我們的假設,他必須使用兩個工人,才能靠每天佔有的剩餘價值來過工人那樣的生活,即滿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生產的目的就只是維持生活,不是增加財富;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增加財富是前提。為了使他的生活比一個普通工人好一倍,並且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一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和工人人數都增加為原來的8倍。”(同上書第341一342頁)。

我們倒要問,怎樣來增加呢?難道靠資本家念一個咒語?在這種意義下談增加資本,總得靠預先積累,靠政治經濟學中那種勤勞、節儉的積累,而不至於又是用劫掠和殺戮吧。資本家不可能一當資本不夠時就去發動一場戰爭。當然他此時也不能用剝削的這種手法啦,因為此時還是他自己在佔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又是自己在勞動,如果他要剝削的話,就只能剝削他自己。這一下矛盾又一次顯露出來,馬克思自己顯然一點沒有察覺,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後面那幾卷來。

 

十一、反動的剩餘價值理論

 

要置資本於死地,只是用“原始積累”的悲慘經歷還不夠,【2】資本一方面也是依靠勞動剩餘積累形成的。而如果要說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勞動的收穫總可能會大於人的需求,所以就會有所剩餘,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人的需求永遠都不會滿足。

那勞動剩餘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實際正好說明人的需求太大,為了謀求更大的需求而對勞動所得的暫時節欲。政治經濟學,包括我們的文學都把這種暫時的節

欲稱之為節儉。但馬克思對此嗤之以鼻。出於對資本的厭惡和對積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審查勞動剩餘,因為只有否定勞動剩餘的節儉積累,才能達到批判資本的目的。於是,馬克思建立了他的剩餘價值理論。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從“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說起。不過馬克思的“勞動過程”要晚得多。儘管他強調,“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他還是一開始就置“勞動”於資本主義形式下,從勞動已有大量機會利用非所有權的資本的較晚時期,即資本在較大規模下運用,個別勞動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的現象只是這個時期的支流這樣一種社會形式下來考察勞動過程。

在這個過程(即勞動過程)的敍述中,馬克思開始只是泛泛而談。例如:“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於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等等。不過他在之中說道:“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同上書第203、205頁)。這種認識的流露,對他在後面把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顯然是一個敗筆。

這樣敍述顯然事倍功半,他於是抓了一個資本家,並從他“狡黠的眼光”開始,把從對物的敍述變成了對人的輕蔑。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這位主角先生不滿足于價值形成過程而堅持要超出這個界限實現增殖,才帶來了人間的種種不愉快。他說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超過這一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同上書第221頁),而這個過程“正是他(這個資本家)發笑的原因”。(同上書第220頁)。

可我們只要細心地想一想,如果這個資本家不會笑,也就是說,不論他投人多少資本,他都只能形成這個資本,他投人一佰,收回的也是一佰;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像孫悟空在如來佛手心中的筋斗一樣,那他還會去自找鎮壓嗎?他還用得著資本嗎?這個時候,他就只會把已經足夠自己使用外的一切也都消耗掉。這樣一來,人類社會將會是什麼樣子?【3】

從這兩個過程中吸取了“靈感”後,馬克思開始了對資本的分解。

我們知道,利潤是就資本的增益來講的,資本就是用來再創造財富的財富。但這樣就掩蓋了剝削,必須要把資本中的一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作用否決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勞動上,才能實現“揭露”剝削的目的。

為此,馬克思說道:“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同上書第255頁)。並且,“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掉的是它們的使用價值,由於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勞動製成產品,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沒有被消費”(同上書第234頁)。

被否決的正是資本中這個生產資料的部分,馬克思稱它“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就把它稱為“不變”資本。

好像這個不變資本是一種天然服務。當你建造房舍,修造機器的時候,我在一邊欣賞,當你建好房舍,造好機器的時候,我就住進去,然後按時付給你的只是這座建築和其中機器的消磨折舊費。一切都是合理的,因為我付足了房屋和機器的消磨折舊費,它們的價值就還在;當房屋倒塌機器報廢後,一切就又原封不動回到了你手裏。只是時間過去了,你的苦心白費了。

如果真的籌備生產資料只是某些人的義務,那人人都樂得坐享其成,剩餘就不可能會有,資本就不可能形成。

緊接著馬克思對勞動力卻說道:“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並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會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勞動過程在只是再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並把它加到勞動對象上以後,還越過這一點繼續下去。要再生產出這一等價物,6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6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12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餘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餘額。”(同上書第234—235頁)。

於是,“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餘額,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數不斷變為可變數。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可變資本。”(同上書第235—236頁)。

這樣,資本中就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是資本,因為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創造價值,既創造原資本的價值,恢復了舊價值,又創造了新價值(預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同上書第234頁),更又創造了剩餘價值。一切都是可變資本的變化作用。孫行者只有七十二變,可變資本卻有無數變。

但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變資本叫做不變資本,因為他意識到,沒有不變資本參與,可變資本也變化不了。於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產生了這樣一對荒誕的對詞。

在否定了不變資本的資本作用後,馬克思把資本增殖的這兩個部分,即新價值和剩餘價值都定論為是活勞動的創造。新價值已作為工資付給了勞動者,剩餘價值也應該同樣交出來,但卻不是交給勞動者。《資本論》中處處可見馬克思譴責資本家通過佔有剩餘價值剝削工人的言詞,卻沒有剩餘價值應該由工人佔有、支配的表示。馬克思雖然堅持新價值和剩餘價值都是活勞動創造的,但作為付出活勞動的勞動者,是否有權佔有這兩部分價值,即全部勞動成果,他卻始終含糊其辭,並旁敲側擊的以“社會扣除”,和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沒有價值意義,否認勞動者有權佔有任何一部分價值。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新價值作為勞動力價值,是資本家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在共產主義中,勞動者不能按這種價值計量領取報酬,它不符合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勞動者應該憑勞動符號領取工資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因為勞動者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中是“商品”,在共產主義中是“貢獻”。

不要說這聽起來讓人覺得荒誕不經,就連說起來也感覺荒誕得無法敍述。馬克思憑一個抽象勞動理論,一個剩餘價值理論,就將兩個參與勞動過程的主體享有勞動成果的資格全取消了?再加上一個“共產黨宣言”,就將全部勞動成果都劃歸了共產黨?

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歸在共同勞動的人們名下公平分配?它要麼被強勢者借勢過多佔有,要麼被歸在所謂勞動者的代表名下,從此被別人全代表。

馬克思否認資本享有勞動成果權的根據是,沒有勞動者的現在勞動,機器就不會運轉,產品就生產不出來。那沒有機器和相關的廠房設施這些過去勞動呢,產品是否也能同樣生產出來?他看不到。實際只是這個時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過,後面他還要看到。因此他激動地譴責資本家,要資本家把已經實現資本投入後的剩餘價值全部交出來。

交給誰?為什麼要交給那些根本不勞動,與財富創造根本不沾邊的政客和意識形態者呢?這些人僅僅以“社會扣出”的名譽就要佔有這部分財富,而這個“社會扣出”是沒有底限的。這就又把勞動者推入沒有底限的盤剝和壓榨之下。

但在另一種場合,馬克思又聲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餘價值一次次積累形成的,而剩餘價值又是工人創造的,因此資本也是工人創造的,他鼓動強奪資本,佔有生產資料,把機器和廠房全部收歸“國家”所有。這時他又看到了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的重要了。沒有它們,產品同樣生產不出來,沒有它們,勞動就只是一句空話。

馬克思顯然把這種資本自主運用方式的勞動過程看成是原始採擷過程,就象資本是自然物產—樣,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利用這個自然富源採擷。因為自然物產是不會向採擷者要求代價的,資本也就不能要求代價。這種勞動秩序如果永恆的話,勞動資本就不可能形成,人類將永遠駐足於自生自滅的動物狀態。

從剩餘價值的資本佔有,馬克思即判定了資本的剝削(不管這是否過於草率,反而會掩蓋現實存在的剝削)。這一立論即是以資本對剩餘價值的佔有來確定的,那麼資本對剩餘價值的佔有率,就可確定為資本的剝削程度。即如果剩餘價值被資本全佔有時,剝削程度就為100%,如果剩餘價值被資本佔有—半時,剝削程度就為50%。但這對宣揚剝削,扇動階級仇恨還不夠給力,馬克思為此在理論上把從宣傳上說的資本對剩餘價值的佔有改為對剩餘價值的產生,他的剩餘價值率就是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率。【4】

於是,剝削程度就變為資本中的“可變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產生率。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種危害性的後果,我們請看下面的分析:

馬克思先把總資本C(見《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的符號和公式,下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不變資本c,另一部分是可變資本v,即C=c十v。當生產過程結束後,得到的產品價值=c+v+m(剩餘價值)。這時的總資本就變為C+m=C’。

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餘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餘部分決定,所以從這裏可以得出結論: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餘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餘價值率m/v=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因此,剩餘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對此舉例說道:“假設產品的價值=410鎊(c)+90鎊(v)+90鎊(m),預付資本=500鎊,因為剩餘價值=90,預付資本=500,所以……剩餘價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說,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5倍還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之所以要採用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說後面這句話,他要從物化勞動的形式和流動勞動的形式上表現的工人為自己的勞動和為資本勞動的比率來判定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

可這種比率卻正好說明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社會不同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因為技術進步就意味著生產中所耗用的勞動量越來越少,社會發展也表現出人類生產勞動中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5】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論走人絕境,進而引導它的追隨者們擁入死亡狹穀。

我們來看,如果一個資本的構成是50c+50v+20m,那麼剩餘價值率m’=20/50=40%;另一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麼剩餘價值率m’=20/20=100%。如果我們因此得出結論說,前一個資本因為剩餘價值率低,它的剝削就少,它就要善良一些,後一個資本因為剩餘價值率高,它的剝削就多,它也就要殘酷得多,那我們就真的要誤進八陣圖了(諸葛亮擺的迷陣)。從前一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必然代表一個相對陳舊落後的生產設備,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儘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一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一個相對先進優良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動力,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較小,但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

儘管我們仔細考察了不同行業之間,同一行業的不同資本之間,以及社會不同時期的資本構成不同的各種情況,無論怎樣比較,也無法得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能夠說明資本剝削程度大小的情況。相反,這種所謂剩餘價值率較高的資本,不但不是剝削程度較大,它說明的正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情況,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娛樂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實,物質生活的豐裕,而不是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難道我們能說,在人均創造價值大的資本中,剝削就嚴重,而在人均創造價值低的資本中,剝削就輕微,或甚至規定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所占比例大的資本,必須在剩餘價值率上與落後的資本看齊。那這樣一來,人類社會就只好走向倒退。

這種剝削理論並不能夠揭示真正的剝削。馬克思其實也並非想要揭示現實社會中由不公正和各種不平等導致的實際存在的剝削,他的意圖是挑起階級仇恨,鼓動階級鬥爭;這種意識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學的結論,它對消除不平等,剷除不公正毫無益處。相反,他的錯誤理論只會導致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來。

勞動剩餘就它的存在來說,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前提,就它的產生來說,只能是勤勞、節儉的結果,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管它是國家的還是世界主義的經濟學,都是這樣。資本積累預示著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資本的運用方式曾經被政治強制幾經變異,但它必然回歸在自然法則的規定下。迄今為止,人們還不可能尋找到比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更合理的運用方式。因此,馬克思的思路不管從歷史來說,還是從現實來說,都不但與政治經濟學截然相反,更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和文明進步背道而馳。人類要謀求發展,特別是一個國家在當代世界政治背景下要謀求生存、獨立、強盛、權力和繁榮,它的人民要尋求幸福、美滿和舒適、愉快的生活,就必須立足現實,依靠我們的勞動、勤奮、智慧和節儉,而不是靠暴力搶奪。

 

註:

1】以往的論述家們都認可商品的使用價值就直接體現了財富價值,可又正是這些論述家們在以社會財富和它的增長為主要研究物件的政治經濟學中,卻把體現社會財富的商品使用價值看得如此無足輕重,有的甚至竟把它說得毫無研究價值。這就像人們辛勤勞動追求的不是財富,倒是勞動耗費本身。

2】馬克思把資本的預先積累稱之為:“原始積累”,並用此專列—章。在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充滿仇恨的人類生存的罪惡史(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3】馬克思特別強調單純價值形成的必要勞動,他說道:“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578頁),而真的有一天實現了這一點,那人類的末日也就隨之實現了。

4】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已經遠不是斯密說的剩餘產品,斯密的剩餘產品是就總資本說的,它實際就是資本的利潤。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是就他的可變資本說的,構成資本生產資料部分的不變資本是一個與此毫不相干的部分。實際上,就人類社會整體來說,生產資料才真正構成人類的勞動資本,不管單個資本家如何變通使用他的資本,都改變不了人類整體對已有生產資料的物質利用狀況,因此,馬克思的所謂可變資本純粹是一個意識形態產物,它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相去甚遠。

5】在馬克思的m/v這個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總資本中所需的勞動量,或者說僅只是總資本中用貨幣代表的勞動量所占的份額。m並不是通常認識中資本的利潤,它遠比利潤更大,它是資本總增益。它是由c+v來共同推動的,而不是馬克思理解的那樣僅僅只是由v來推動。當—個資本中c的比重加大時,在v不變甚至減小的情況下,m必然會增大,這種情形反映的真實情況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用馬克思的m’=m/v公式卻反映出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馬克思的這個公式,社會生產力越是發展,工人們的處境就越悲慘。這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性,他的m/v公式正是誘導人們進人死亡狹谷的魔鬼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