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赤嬰的誕生

 

 

 

 

 

李 聿

 

 

1927年是中共接受血洗禮的年代,寧漢為什麼分裂又合作?中共同國民黨和俄共與第三國際(產國際,Comintern)是怎麼樣的關係?史達林對國民黨和中共又有何評價?史達林電報內容是什麼?對後世有何重大影嚮?從近年公佈的第三國際檔案和史達林的信件,筆者比較中共方面,國民黨方面,西方著作和俄共方面的資料,試著提供對國共第一次破裂做一個較全面的分析

國民黨常用螟蛉(乾兒子)來形容中共與俄共的關係,網上查了一下;螟蛉是一種綠色小蟲,蜾贏是一種寄生蜂。蜾贏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窩裏,産卵在它們身體裏,卵孵化後就拿螟蛉作食物。筆者認為蜾贏是第三國際(它的後台老闆是列寧和史達林)國民黨才是螟蛉(作為培養蜾贏幼蟲的高蛋白營養補品),不自覺地演化作春泥和護花的角色。中共就是那顆蜾贏卵。他們之間的關係類似鐵扇公主同鑽進她肚內的孫悟空和如來佛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國民黨為了打倒軍閥統一中國,需要錢,當第三國際的"代理孕母",以便能拿俄國的錢和軍火來建立自己的軍隊。這顆赤色胚胎幕後金主就是第三國際的真正老闆史達林(雖然他的正式頭銜只是俄共總書記,但他對第三國際的所有重大政策都會直接,熱心地關懷)

史達林文選第九冊第二百二十八頁 (在1927 513日,回答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的第四個問題),"中國更應該認為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說國共第一次"合作"是註定要以流血,暴力告終。一是國民黨(代表小資本主義革命) "自我消滅",以便完成歷史階段性使命,讓開康莊大道,""產主義的赤色政權。一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地替自已作"人流",與共產黨(史達林,第三國際,中共)澈底決裂。在1927 6月間,汪精衛就面臨這種兩難的抉擇。

手上沒有一把米,叫雞,雞都不來。錢在中國近代史所處的決定因素,似乎常被忽略。陳獨秀聽說是因為嫖妓而被北大開除。在沒錢,又沒有特殊技能之下,所謂 "創立"產黨,成為總書記。其實只是用他這塊名人招牌,當第三國際中國分區的"店長"而己。俄共不顧國內剛遭受飢饉荒年的蹂躪,私賣充公來的王冠珠寶,湊錢豢養六十多位總書記,分佈在全世界各國,主要任務是進口由原產自莫斯科的革命,執行第三國際指令,推翻本國政府,建立赤色政權,成為蘇維埃世界聯邦的成員。沒有俄國持續的金援,各國產黨早就都關門大吉了。其他的中共"創黨"名人,以後紛紛離開,想必是因為組織太過嚴密,老闆要求過高,大部份中年"創黨"元老都受不了約束,去別處打工,幹革命是個要掉腦袋的勾當,比較適合沒有穩定社會基礎的"熱血"青年。每月領10美元的薪水當個職業的煽動者,終是件不容易的差事。

近代中國史上所提到的頭銜,也常常名實不符,甚至名實相左;包羅廷 (Borodin, 1884-1951) 雖然只是"顧問",因為他是第三國際派駐國民黨的代表,替俄共看緊荷包袋,能掌握莫斯科之金 (Moscow's Gold,對各國共產黨,經第三國際認証為會員或為代理孕母以後,向俄共領的薪水,資助,撥款和軍事援助的統稱), 他其實是太上皇,孫中山逝世後,他就開始呼風喚雨,興風作浪了。蔣介石在北伐軍勝利解放南中國,中共背叛北伐并勾結汪精衛成立武漢“俄國政府”時,因得到江淅財團的支援,才決心開始“清黨”。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后,他在撲滅新舊軍閥殘餘的叛亂時,也常常"買"通對方部下倒戈。說穿了還是錢有魔力。

“清黨”以前,北伐的資金大都是來自俄國。在1927 624日史達林寫給莫若托夫的信件中有提到,武漢政權要求一仟伍佰萬元(盧布?)由此可看出武漢政府財政困乏,也註定他們要被迫接受來自第三國際更多難堪的命令。筆者認為促成分共的最最關鍵因素是史達林給羅易(Roy1887-1954第三國際特使)的命令(中共學者稱五月指令, 西方學者稱史達林電報)。這是第三國際通過它的特使,向它的下屬中共中央間接宣佈的命令,內部絕密文件。羅易竟然給汪精衛看,而且還給了他一份副本,讓他可以同其他國民黨左派高層共同研究,商討對策。明瞭了史達林的意圖,知道沒有退路以後,汪精衛才決定同蔣介石合作的。在介紹這份特別重要的電報之前,先介紹當時俄國的外交窘境:

歷史常常重複上演相似的老戲碼,往往發生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加拉汗(Karakhan) 發表放棄一切俄國在華特權(1919年),相同外交辭令也對波斯提出過。統戰是俄共克敵致勝的法寶之一。在192112月,第三國際就命令其下屬的歐州各國共產黨,向其對手統戰,法共不了解,為什麼要同敵人做朋友,第三國際耐心地解釋。經典的名句是 "在我們的懷抱裏扼殺他們" (只要在google打這半句話stifle them in our embrace+Radek就可以找到全文)。國共的第一次合作,就是統戰,也曾在英國的政壇重覆嚐試上演過。英共(CPGB)多次要求加入工黨,或是以集體名義,或是以個人名義,或是放棄英共主張等為前提,但都被拒絕,說到底工黨不缺錢,不需要英共後台老板的財力支持和政冶干涉。在不勝其擾和困惑好奇之下,工黨聘請專家研究,將英共的特性,加入本黨的真正意圖都分析的很清楚。因為篇幅關係,細節在此省略。在北京搜查俄國使館(1927年 4月 6日) 的後一個月,英國就搜查俄國國營的Arcos公司和俄國駐倫敦的貿易單位(1927年5月12日至5月16日), 隨後將此次搜查到的文件和歷年收集的資料編集成冊,來証明俄國有從事顛覆英國政府活動。兩國於同月27日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俄國辯稱自己同第三國際毫無任何關連。

"選擇性"地忘記寇松最後通牒 (Cruzan's Ultimatum) 的事件。早在1921 9月 7日,英國外交部就提出一份,根據內閣會議,定名為"俄國在阿富汗與其他地區的敵意與反英宣傳"的備忘錄,正式向俄國外交部抗議。俄國當然義正言辭地逐條反駁。這類外交口水戰後兩年多,忍無可忍的英國政府終於在1923 529日提出寇松最後通牒。英國從破譯的俄國外交電碼中得知,俄國積極、持續地在亞洲英國殖民地從事反英活動;俄國在塔什幹 (Tashkent) 創立基地來訓練專業革命家(類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培養阿富汗和印度的熱血青年來為反英帝國主義奮鬥 (由後來派到中國的羅易主持),提供金錢,彈藥和飛機給位於喀布爾的政權,並預定在阿富汗東部,接近印度矛盾最多的地區設立領事館(不是為了服務俄僑,而是利用外交豁免權為掩護,從事渗透、顛覆、推翻當地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活動)。英方特別指出俄國的行為與他們正在談判(俄英商貿協定是在19242月完成的)的國與國之間的商業文件中寫明"不在國境之外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反對對方政府的宣傳活動",完全背道而馳。為了保護英方有能力破譯俄國外交電碼這一重要情報,英國逮捕數名接受俄國訓練的當地熱血青年,剿獲反英宣傳品等。俄國外交部表面上還是老調重談;大義凜然,大言不慚,大氣不喘地辯稱自己與第三國際毫無關係(技術上來說,第三國際是各國共產黨反資聯邦的中央,俄國是俄國。但是錢全部都由俄國提供的,命令又都是由俄共總書記下達的,想要推卸任何責任是不可能的),但暗中卻停止了一切對阿富汗和印度的反英活動。

為了俄共的萬代生存, 它用變賣沒收來的沙俄貴族珠寶來創立第三國際,以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取代民主思想,並以建立世界蘇維埃聯邦為目標(它所謂的"世界革命")。在對波蘭的戰爭(1921年3月)和由第三國際指揮德共漢堡暴動(1923年10月)失敗以後。它將世界革命的重心向亞洲轉移。口號千百句,終歸是造反有理;推翻俄國“二月民主政府(1917)”是用"和平,土地和麵包";司巴達派(德共的前身)暴動(1919)是用"和平和麵包";亞洲是用"反帝國主義";歐州各國共產黨是以"謀工人福利"為主旋律。這些戰術(Tactics) 都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和因事制宜,尾尾動聽的甘言蜜句,真正的本質是許你個美願,來借你顆腦袋,成就它的志業,用你的熱血,灌溉培養它的紅花,其最終戰略(Strategy)目標是建立以俄共為首的世界蘇維埃聯邦。第三國際創立並搖控各國共產黨去執行此項遠大使命,組織和記律就顯得格外重要。

孫文越飛宣言(19231)中強調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是北京政權,世界各國只承認一個中國。南方的革命政府只是與第三國際口頭建交的地方政府(編按:孫文越飛宣言發表時,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慘遭失敗,南方革命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人已在上海,不在廣州 )。之前設立的廣州領事館也不是為了服務俄僑,而是成立利用外交豁免權來從事推翻當地政府的俄共大本營,它至少可以掛三塊招牌 (一是俄國政府的領事館,一是第三國際中國分部,一是俄共中國軍事部分部)。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下,不管掛多少塊招牌,個人要絕對地服從組織,省委要絕對地服從中央,中共要絕對地服從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必須服從史達林,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必須絕對地聽命於他。他們存在的共同價值就是為了貫徹史達林個人的意志。如果命令有錯,就是執行者的罪過。同史達林相比,其他的各路英雄入物,只是他的棋子,是在這場以世界為祺盤的戰場上,為俄共的最高利益而拚殺的馬前卒。

黨中央與大陸學者的關係就類似第三國際與建政前中共(上下之間的絕對服從)的關係;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和立場,也瞭解要如何才能表達黨在群眾心目中的正面形像。關於史達林電報的記載,《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的第三冊,由張靜如主編,1926-1927北伐戰爭在第八佰零四頁,只有提到"羅易把共產國際緊急指示給汪精衛看",並沒有提及內容,或是覺得不值一提,或是不方便提。在陳夥成所著的《國共合作北伐記》一書的第兩佰六十頁,有提到"羅易洩密......指示電要點為實行土地革命; 將更多的工農領袖安排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組織共產黨領導下的五萬軍隊; 組織軍事法庭; 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系鎮壓工農的軍官"。楊天石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第五佰七十九頁的五月指示,也有些敘述(重覆處省略); "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必須靠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千佰萬會員來擴大地方組織......" 劉秉容所著的北伐秘史,第六佰九十三頁有這段描述(重覆處省略) "阻止農民的過火行為,懲辦反動軍官。豈料汪(精衛)乃反復無常之小人,其見電大懼(既然是反復無常,大腿選粗的抱,有什麼值得害怕的),乃召集......密議防共之事"。同書也有引用汪的自述"徐謙等看了決議案,亦都冷汗直流,深感事態嚴重。國共分道在即"

這封第三國際由羅易或包羅廷轉交給中共中央執行的電報命令,由以上大陸學者披露,似乎故意漏掉些重要細節;什麼命令會讓汪精衛"大懼"和徐謙等"冷汗直流"?後來國民黨左派少數高層都應該看過,並和史達林討價還價過。筆者很好奇,在同徐謙一起先睹為快,一起冷汗直流的神祕同志的身份? Robert North所著的Roy's Mission to China第一百一十二頁,可找到相關描述。"汪馬上將副本給宋慶齡和徐謙看,看過內容之後,徐謙臉色蒼白地說, '這意味著國(左派)共之間的戰爭'次日羅易又拜會汪精衛,他說: '我很欣慰,讓你讀了那份電報,你可以把它當成是最後通牒。如果你接受該電報的精神並認真執行的話,第三國際會繼續同你合作,反之,國共關係到此為止。' "由這位印度人(也算是被壓迫的民族)口中說出,只因為頭上頂著第三國際赐與的赤色光環,顯得格外粗暴。

在列舉西方和俄方(英譯)的資料之前,先聽聽台灣學著的說法。

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第二冊第八百三十五頁,有五條史達林的訓令; 第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第二,制止農民過火行動。第三,武裝兩萬共產黨員,選五萬工農份子,組新軍隊(創建紅軍)。第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向國民黨左派奪權)。第五,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清洗軍官隊伍)。在蔣緯國主編的《國民革命戰史》的第四部,反共戡亂上篇,第五十二頁,有如下記載一,沒收土地。二,在國民黨中重建一個新的共產黨領導權,並剝奪國民黨左派分子之職務。三,改造國民黨,其最後目的為消滅國民黨而代以中國共產黨。四,組織革命法院,審判反革命份子。五,組織以二萬名共產黨員及五萬名農工的軍隊。兩岸專家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台灣方面有明白清楚地列出五條。

Robert North所著的Roy's Mission to China第一百零五頁,有提到羅易和包羅廷,為中共未來對國民黨左派的政策與態度而爭吵不休。羅易直接向莫斯科報告,六月一日, 收到史達林的電報命令(重覆處省略):" 我們(第三國際執委, ECCI)決定土地由下層民眾奪取......(關於農工份子加入中央委員)他們無畏的聲音或能成為那些舊份子(指國民黨左派)的主心骨,或許能把他們的腐杇無能給比下去。國民黨(左派)現行的結構必須改變……增加有群眾背景的新領導人...... 儘快訓練學生成為軍官,儘快組建一支可信賴的軍隊... …否則無法保証會不失敗...... 這項任務非常艱難,但是沒有其他路子。(關於組織革命法庭),由非共產黨員的國民黨員(擔任法官)。政變軍官;或是和蔣介石有連絡的軍官或是曾鎮壓工農群眾的軍官,光跟他們耍嘴皮子是不夠的,該是行動的時候了。那群流氓必須受到懲罰(清洗)。如果國民黨(左派)不想學習成為革命的雅各賓派(Jacobins,法國大革命時,最凶殘的派系,先將貴族們,成批成群地送上斷頭台,再將自己的同志,成批成群地送上斷頭台,造成法國大革命時期最黑暗,血腥和最最恐怖的統冶,1793-1794)(編按:要真正了解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和他的進步意義以及錯失之處,不能以此來全盤否定雅各賓派),他們會同時失去群眾和失去革命。"包羅廷認為這些命令太荒謬,將它擱置不理。很禮貌地回覆:“命令收到。會在適當時候儘快執行'”(請注意原文英譯是order而不是directive指令或instructions指示)。包羅廷這位第三國際駐國民黨的太上皇,對他的上級是如此恭敬,這就是組織和記律。作為只能經由包羅廷手中轉收命令的中共中央(應該說是第三國際的中國分部),憑什麼資格同第三國際稱兄道弟地平起平坐?準確地說,它和英共,美共,德共和俄共(由它控制俄國的軍事財政和外交等一切資源同技術)都是"打工仔",都聽命於第三國際(類似黨中央和省委的上下關係)。第三國際的真正後台老闆是史達林。好幾任第三國際主席和高、中、低級主管都在大清洗時期(1936-1939) 集體被槍斃。第三國際是共產蘇維埃世界聯邦的中樞神經,它透過俄共指示俄國出錢出力,創立、扶持並搖控全世界的蘇維埃政權。它同各國共產黨是單線連絡的從屬關係。各國共產黨相互之間無任何關聯。

Ishikawa Yoshihiro發表的文章(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Eight ECCI Plenum) 也有提到那份電報,他綜合各方資料,列出四條命令,(重覆處省略): "第一,我們認為目前中國革命形勢已經發展到了群眾革命,因此你們應該沒收富農和中農土地。後者可暫緩......。第二,國民黨代表同工農小資的革命聯盟,因此國民黨組織應該進行民主改革(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到了化作春泥的時刻)。換言之,應該有新的領導們進入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替國民黨左派改頭換面)。第三,因為目前大多數的北伐將領都不可靠(都得分批清洗),必須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來自湖南和湖北的五萬工農(創立紅軍)加入北伐。第四,必須組織革命軍事法庭(由國民黨主左派主持清洗)..."在筆者將各方面的說法比較,解讀和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先再多介紹一下第三國際,俄國人的民族性和史達林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評價:

國民黨用聯俄容共,中共稱聯俄聯共來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聯有合作,平等和遵重的意思;有錢的可以同有技術的合作。沒錢,又沒技術的(所謂三大法寶都是山寨版,是俄共原創的),只能仰人鼻息,唾面自乾。俄共知道,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共產黨的話,它遲早會被資本主義國家圍而殱之。而且俄國東邊有日本(1905曾戰勝俄國),西邊有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未期,幾乎消滅俄)。列寧創立的第三國際,曾親自制定入會二十一條規定;要完全接受了它們才有資格稱為"某國"共產黨(第十七條);遵守鐵的記律(第十二條);時時清洗(重新登記)組織內小資因素(第十三條);要無條件地保衛蘇俄(第十四條);切實執行第三國際的決議(第十六條)。各國共產黨不是創立的,而是由俄共設立的。黨員不是自由加入的,而是要組織批准的。第十七條還稱 "名稱“的問題,不僅是形式的問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第三國際向所有的資產世界宣戰....." (只要在google打這半句話 has declared war on the entire bourgeois world就可以找到全文)。俄共以第三國際的名義來領導各國共產黨(第三國際的分支),去推翻各國政府,試圖消滅世界文明。如果美共(CPUSA)成功了,如果英共(CPGB)成功了,如果法共(PCF)成功了,如果德共(KPD)成功了,如果其他六十多個共產黨都成功了,你能想像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看看現在的朝鮮,回想76年以前的中共(CCP),大概會有點概念了

俄共提供資金技術學校。類似連鎖店,有嚴厲組織和記律。拿了他的錢,送人去學習共產理論,軍事理論,鬥爭技巧和特務技術。不用交一毛學費的幹部,接到"組織"命令,如果不堅決執行,你猜會有什麼下場?讓筆者舉幾個例子來介紹俄共領導的性格;史達林曾是布爾什維克黨(俄共的前身) 的行動隊長,策劃了多起武裝搶劫銀行的行動,為黨提供不少資金。紅軍在內戰期間(1917-1922) 有十殺一法(decimation)。戰敗的士兵,集合起來,每十名隨意槍斃一名,以示懲戒貝利亞 (Beria 1899-1953 特務頭子,元帥銜),在審訊一位特別堅強的高幹面前,當場用小皮棍將該高幹無辜的青少年兒子,一頓亂抽,活活打死。史達林書桌內有張紙條,是鐵托 (Tito 1892-1980) 寫的,他說別再派人來暗殺了......。和他獨立山頭的"罪過"相比較,馮玉祥騙了一批俄國軍火,他的"意外"死亡就不用太訝異。將俄國大間諜Sorge (1895-1944) 舉報給日本當局的日本女子,在上海夜總會駐唱,被殺。由這麼多偶然可以歸訥出一個必然:套句老話 "犯我天威者,雖遠必誅"

俄共將組織紀律和絕對服從,推上人類道德規範的新高峰;組織就是真理,個人僅是該龐大機器的一根隨時可以替換的小螺絲釘。不管是"冒進" "盲動" "機會"等都是給替罪羊戴上的政冶大帽。如果史達林犯了錯誤,你猜猜他會承認嗎?如果他承認了?組織的威信能不受影嚮?運動本身總是對的,問題往往出在"擴大化"。只是執行者的理解力差,理論水平有限或頭腦一時發熱......等等。史達林代表的真理和第三國際與"孕育"著中共的國民黨的互動關係,在19276月到達了最關鍵時刻。在這種絕對地上下級從屬關係結構之下,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只是單方面的超級良好願望。從俄國方面的資料,更能清楚地看到國民黨和中共在"真理"眼中的卑微地位。 

史達林在1929年才真正成為俄共的領導人,兩年前他已經打倒了主要敵人,幾名次要敵人己經不能對他構成任何威脅。"搖控"中國的政局,只是牛刀小試,作為進入世界政治舞臺,成為反產世界的霸主之前"著裝預演"。在1927年一次高層祕密會議上,他說他要把蔣介石(有的書用"他們",應該是泛指國民黨這位"代理孕母")利用到底像榨乾一顆檸檬,然後再拋棄(可用關鍵詞彙Stalin+ squeezed out like a lemongoogle上查到全文)。在192779日, 史達林寫給莫若托夫的信中"在中國,我們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級黨員是很好的戰鬥材料,但是完全缺乏政冶(鬥爭)經驗,除去他們,現在的中共中央還剩什麼?他們(指中共高層)只不過是這一堆,那一堆收集起來的泛泛套話的混合產物(用關鍵詞彙 amalgamationan general phrases gathered here and theregoogle上可查到全文),互不連接,更沒有(馬克斯理論的)中心思想。我不想對他們(中共中央)太苛求。太苛求也沒用,但是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要求:(要他們)切實執行第三國際的指令。他們做到了嗎?沒有,沒有。因為他們不理解指令,因為他不想要執行,他們就哄騙(hoodwink)第三國際,或許他們沒有能力完成所交待的任務。這是事實(這也是"搖控"的不便之處)"幸好他們不是俄共黨員,沒有住莫斯科Lux旅館(外國共產黨員在俄國的指定旅館),讓史達林不信任的人或組織(從他輕蔑而無奈的口吻和被他清洗過的幹部的能力作比較),祕密警察早就半夜來拜訪了。抓去總部地下室幾頓飽拳,再甪大口徑手槍轟後腦杓。幾乎所有的波共(KPP) 高層在大清洗(The Great Purge 1936-1939)時,都被當成次品,一鍋端掉。全成為不穩定因素,給集體處理掉了。被史達林冷嘲熱諷的中共中央,都能保住腦袋,真是非常幸運。

同後來許多事件比較,史達林的這封電報具有劃時代的象徵意義; 它是向表面上的"合作"夥伴(實際上的"次要"敵人)"暗中"發動政變的總命令,是揭開統戰面具和赤裸裸地露出第三國際的本質的一份珍貴文件。他命令中共暗中全面奪取國民黨上層的話語權。在二十年後,此項經驗成功地應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被俄軍佔領的東歐各國,各國由俄國豢養的共產黨與當地政府組織聯合政府,特別注重內政部長(可掌握警察) 一職,在關鍵時刻就可以立即改朝換代。

根據列寧規定的加入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款(在被賜封為CP,共產黨,領莫斯科薪水之前)的第十三項,時時清洗(重新登記)組織內小資因素。如果把小資改成不穩定,以後俄共和中共的歷次運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大到從打AB團(史達林看過報告以後,一定會龍心大悅),延安審幹到俄共大清洗和中共建政後鎮反肅反及各類運動,和小到殺顧順章全家。都不是因為你已經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你可能會做什麼: 出生決定了未來,關係也決定了前途。連在顧順章家的牌友(其中有周恩來的救命恩人)都不放過,顧妻不可能因為一句話,而改變她被做為超級特大叛徒妻子的最終命運。多年以後,數以百萬人,因為冤,假,錯案而產生的歷史問題被平反,而且"摘掉"帽子,很是符合"時時清洗"的精神(這是列寧創造,史達林發揚光大的)。它有點像是軟件升級,為了保証組織的純潔性,時時要改版更新。

大部份國民黨(左派)軍官都是不可靠的,而且要由國民黨左派高層,親自執行軍中大清洗(槍斃)。可惜汪精衛不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要他或他的同志將自己的軍官分批整肅也太令人難堪。將他們處決以後,他還剩下什麼軍事資本?這種"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態度在十年後的俄國也轟轟烈烈地實施過,名曰大恐佈(The Great Terror 1937-1938)。那些百萬,甚至千萬集體化作春泥(更護花) 的幹部,黨員和人民有什麼罪過?執行者是曾成批屠殺沙俄貴族,富農和非俄共黨員的祕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1934-1954)的人,讓這些專業人士來處理不穩定因素,效率能提高許多。汪精衛下不了這個決心。如果他想要繼續同第三國際合作(同史達林後來的大清洗比起來),等待武漢政權的未來是可以預料的。

史達林命令組建五萬工農紅軍,他一定也會準備相應的後勤補給。從兩萬黨員外加五萬工農軍的比例,可以估算出,黨支部致少要建在班上,而且每個班平均可以分到三名黨員,結構可謂嚴密。未來的紅軍軍隊也有了固定的薪俸來源。不用像武漢政權這個伸手乞討、看人臉色的拖油瓶;上層要交出領導權,中層要消滅大批軍官,下層要創建五萬紅軍。上中下全方位地自動讓出領導權,國民黨左派提早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或是自動消失,或是被不想被槍斃的軍官消滅,或是被共產黨消滅,或是只能當搖尾乞憐、掇臀捧屁的狗尾巴黨。紅軍是奉史達林的旨意成立的。中國近代歷史又翻開了另一血腥的新頁。

看後大懼的汪精衛如果接受了這份政治"淩遲"的最後通牒,他的下場肯定比溥儀更悲慘,那些閱讀過這份電碼而冷汗直流的國民黨左派高層,不知會作何感想?還是史達林誠實,將他個人的成功祕訣與同志分享: 不用恐怖(當成專政的工具)如何能爭取群眾?如何能取得革命成功?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能統一天下)。史達林曰“殺人者能一之”。前者是代表舊社會的儒家思維,後者是代表馬列精神的“進步思想”。在比較,綜合各方面對史達林電報的說法和提供自己的看法以後,希望讀者們能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真正原因,有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