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

 

和必須重新評價中共的“解放戰爭”

 

 

“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

 

—— 四評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四

 

 

陳智淙

 

 

 

       3.中共“對毛作評價”為什麼會一拖再拖,一捂再捂以及解決此問題的出路所在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召見華國鋒等人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 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 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 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1981 年也就是毛死後五年, 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認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內亂。”在四千高幹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會議上,就有不少老幹部聲討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錯誤是十六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棉裏藏針。”方毅則說“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 薛暮橋說,“49年以來,我們沒有做對幾件事

        “鄧小平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顧委聯席會議上,作過如下的發言:作為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作一生政治評價,我們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顧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顧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我們是錯的,這錯誤要由我們的一代來負責,主要由我來承擔。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毛澤東作為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機制不能正常展開,我們都有責任。毛澤東從部署、策劃到展開文化大革命,到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大多數人是不知的,連周總理都難知道。這當然毛要負很大責任。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浩劫,是符合事實的、是嚴肅的、是尊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實際也包含了對毛的評價。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爭議基本沒有;但對毛的評價還是有爭議,這裏面有多種因素。再過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對毛再作評價是必要的,時間成熟了。”  這段話據說是萬在今年給中共政治局的信函裏面提到的……

        說對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個問題不能作出符合實際的回答,並不是說鄧小平、陳雲等人心裏不知道這個答案。出席會議的五十六個高級幹部,最 後有五十二人都同意鄧的講話,說明他們或者是心照不宣,或者是在私下裏互相交流過意見而取得了共識,都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鄧說了:我們是清醒 的。但是他們也都知道,把這個共識公佈於眾,對共產黨將會造成極大的政治傷害,還是胡耀邦說得直率:我們黨經不起實事求是。因此他們決定保持沈默, 說要等十五、二十年,實際上就是說,要把這個秘密捂在肚子裏,帶進棺材裏去。周恩來在臨終時對妻子說,他心裏有許多話,但不說了。鄧小平、陳雲等人,看來都是周的追隨者。”〔引自於華新民的《 追溯毛澤東思想的軌跡》 〕

  12年後, 1993115日鄧小平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有如下講話:“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 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 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給後代對評價留出了很大空間, 用意很明顯.當時狡猾機靈的江澤民 在會上提出,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它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決,一致通過。

          就這樣狡猾的江澤民把這問題留給了胡錦濤, 又隔了11年, 時間到了鄧小平指示的“下世紀初”,2004年了,“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胡錦濤2004年7月在與萬談話時講:“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和平的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從而又被搪塞過去了。

          200699日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前夕,中國政府受到了來自黨內外和社會的巨大壓力。這壓力來自如今尚健在的中共第二代元老、第二代知名民主黨派人士、 知名科學界元老,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中共中央,就毛澤東一生,本著唯物主義精神、求真務實、去偽存真的立場,對歷史、對國家、對黨、對人民負責和承擔的態度,作出新的、能經受時間鑒定的評價。所以,對毛澤東一生重新評價是必須的。不少老一輩在生前留下囑咐中也有提出,對毛澤東一生再評價,是共產黨的責任。然而,對毛澤東一生功過的重新評價,竟已成了胡錦濤這一代領導層的政治包袱、壓力和負擔了。胡錦濤此人自以為聰明,班想要接的,官想要當的,可一丁點的責任也不敢承擔的,更談不上歷史的擔當了,謹小慎微,言之諾諾,行之濁濁豈不知對毛澤東的再評價拖與捂本身就是對歷史的犯罪,是對人民的犯罪,我們可以明確地說,胡錦濤自從進入中央最高層後必定化費了不少的時間,查閱了中共最最機密的檔案,如同鄧小平說的我們是清醒 的一樣,對中共本身的真實的歷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比如說,中央批准 薄一波叛徒案的檔案,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一共餓死多少萬人的檔案,是誰下的六四開槍的命令的檔案,六四死了多少人,等等,等等。但是他也都知道,若把這些事實完全公佈於眾,對共產黨將會造成滅頂的政治傷害,還是胡耀邦說得直率:我們黨經不起實事求是。因此他們決定保持沈默, 說要等十五、二十年,要等三十年、五十年,等到共產主義吧,實際上就是說,要把這個秘密捂在肚子裏,帶進棺材裏去。好在中國沒有檔案解密一說。胡錦濤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良心泯滅,人性泯滅了,卻還要裝著說人話(編按:正是在胡錦濤當權的時期,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基礎工程學院”;2006年在廣東視察教育時,指示要把“文革革命樣板戲”列為中小學的必修課;在中共國慶六十周年大典上又推出了“毛澤東思想方陣”; “唱紅”和復辟文革的噪音開始響遍中國大陸……)。現在狡猾的胡錦濤學著他的前任狡猾的江澤民又把這問題推給了二代習近平了。現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了60多年,毛己死去30多年,從小就生長在毛澤東時代的人也已六、七十歲了,應該是能對毛澤東一生功過全面評價的時候, 難道這歷史責任會從黨的這一代推到黨的下一代,從黨的下一代推到黨的再下一代,一直推到未來的考古學家的身上嗎?

        為什麼在“對毛作評價”此問題會一拖再拖,一捂再捂呢,會推到何時呢?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點:

 

①中共背離了“真正決定歷史的是人民”這一準則,根本無法解決對毛作評價” 此問題。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些中共高層在“對毛作評價”問題全都忘了,真正決定歷史的是人民,而不是你幾個中共高層 ,儘管你幾個中共高層可以將“對毛作評價” 此問題或一手遮天、或一推再推,人民也一直在思考對毛作評價”此問題的出路。就算你幾個中共高層作出了什麼決議之類的東西,那也需要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才行。1981 年也就是毛死後五年,經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的鄧小平逼退了華國峰,重掌大權之時,自恃功高無量,一言九鼎了,本想“對毛作評價”一事,只要通過中央全會作個決議,加上中共搞的民主集中制,就可以了結完事了。從而便有了六中全會的那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起草這個決議,鄧小平不僅劃了框框,定了調子,而且正是鄧小平一連串講話內容的集中,可以說,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鄧小平個人的意志。首先,鄧小平反復強調,“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甚至還用了三個最——“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來強調這一條。故《決議》給文革的定 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裏竟然連毛澤東的名字都捨不得點,只含混地說是“領導者”更嚴重的是,究竟是誰利用誰的問題。“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元的。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我們不會像赫魯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在對文革前17年的評價上,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上,對毛澤東個人功過的評價上等等全都遭到了中共高官質問與抵制。可參見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一文。看來鄧小平所定下的框框不管用了,故1993年1月15日鄧小平只好說,“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並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再一次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全黨無法統一,留給全國人民的只能是一本糊塗帳,但中宣部仍在那裏撒謊,教科書仍在那裏誤人子弟。

剛上臺不久的習近平強調指出:"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該文發表後,但在網路上,迅速招來網友"吐槽"。推特網友"苠鐵蛋"認為"對毛用不著否定,公開檔案,出版自由,一切真相大白;是神是鬼還是人,立觀原型。再說希特勒倒了、史達林倒了、齊奧塞斯庫倒了、波爾布特倒了,天下大亂了嗎?"〔引自於吳雨《習近平:否定了毛澤東,天下會大亂》 〕可見由於人民日益覺醒,以及廣大有良心的史學研究者的不懈的努力,在中共黨史,這一直為中共高層視為禁臠的官史領域,以及近代史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真相逐漸透露出來。學術界非常活躍,成果累累,出現繁榮景象,從檔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對史實以及歷史人物重新評價,推翻了不少以訛傳訛的舊說,澄清謊言,振聾發聵。韓鋼在《中共歷史的民間研究》一文中寫道;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民間研究逐漸興起。民間研究是一個與官方研究對應的概念,目前尚無明確界定。兩者的區別在 於:後者屬於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具有明確的政治指向,旨在通過建構歷史來證明既往和當下政策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而前者不背負作政治結論的責任,它追求的是學術價值,注重對歷史的還原和解讀。

搜集和利用多國多邊多層的檔案和史料,〔特別是,蘇聯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筆者注〕是民間研究最為突出的進展之一…

        理念的更新帶來了方法的變化。很長時期裏,中共歷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種模式,這個模式以既定的結論為中心構成了一套縱向敍事框架。在這個框架裏,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歷史人物的褒貶臧否、歷史問題的是非曲直都有統一的結論,研究者所做的不過是按照既定結論選擇史料,再反過來詮釋既定的結論。從這樣的歷史著述中,人們常見的是抽象和宏大的判斷,卻很難看到繁複和具象的歷史事實及細節。民間研究則以事實和經驗為基礎,採用實證研究、微觀研究和個案研究的方 法,強調只有經過實證研究、微觀研究和個案研究來厘清史實,然後才可能建構相對可靠的歷史知識體系。…有意思的是,一旦呈現歷史的細節,人們熟悉的那些宏大結論多半難經推敲,而顯得脆弱和無據。採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民間研究修正了許多長期流傳的訛誤,填補了過去被忽視甚至無視的空白。”由此可見,中國人民還是有希望的。

 

 ②史學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中共搞的描述性史學也吧,解釋性史學也吧,就史學研究方法而論,搞的有階級分析方法、加減計算方法、革命史觀決定論、或西方中心論、或一分為二思維方法等的歷史研究方法,但全都忘了,史學研究的目的為何這一根本性的問題,除了造假以外還是造假,全都無法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治理中國的經驗教訓,如何使本皇朝能夠長治久安、千秋萬代永存下去。就拿專制皇朝來講,也非常重視歷史研究,常說的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因為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姓的家族掌權,一個家族掌權者自然害怕以後權柄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比如說,批判了文革,最起碼可確定的一條教訓就是,批判毛澤東無法無天的“革命”精神,要依法治國、法律至上。揭露了“三年災害餓死了千多萬”,最起碼可確定的一條教訓就是,必須廢除新聞管制制度,開放言論自由。…這是從“對毛的評價”朝向未來的角度來分析。由於沒有認真從“對毛的評價”中吸取治理中國的經驗教訓,全國於1989年爆發了震撼世界的六四運動。鄧小平最後不惜動用軍力來保衛已經佔有的統治權,以在天安門廣場流血和喪命來告終。老的問題沒有解決,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③推翻了老的“兩個凡是”,又樹立了新的“兩個凡是”。

對毛作評價”問題又直接聯繫到“對鄧小平作評價”這一問題,特別是對六四運動的評價問題。一個軍委主席是否有權力下令,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麼?一個軍委主席下的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的命令是否是正義的?現在鄧小平己走了,作為後來人,是不是也要如是簡單地重複,“我們不會像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鄧小平呢 ?”在毛澤東活著時處理一切案子全都是查他為何會如此地“反黨”的,好給全國的父老鄉親們,特別是四、五歲的娃娃作一“清晰”解釋。比如講此人原先就是叛徒、特務、內奸、一貫地反黨等等、等等。而全國的父老鄉親們,全都象永遠也長不大的四、五歲的娃娃一樣高呼偉大、英明。而今要“對毛作評價” 時鄧小平卻一捂再捂,講這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講什麼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我的錯誤不屬於我的);別人的正確思想都歸入毛澤東思想(你的正確倒歸屬於我的)!使全國的父老鄉親們越聽越糊塗了,事實被越描越黑了。這是從“對毛的評價”朝向過去的角度來分析。“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與會的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麼‘空前’浩劫!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據有關黨史資料的記載,單是“富田事變”中,抓“AB團”“第三黨”,大搞逼供信,紅 20軍從班排長直到軍一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被殺的慘劇。…譚老在回顧這些沉痛的歷史教訓時痛心疾首地說:“對於這些嚴重錯誤導致連續發生的黨內外災難,我們長期不願正視,諱疾忌醫,不汲取過去的教訓,才會產生建國以來歷次‘左’的錯誤的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頭破血流,才開始覺悟,卻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郭道暉 《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上]》〕無論是從“對毛的評價”朝向未來的角度來分析,還是從“對毛的評價”朝向過去的角度來分析,“對毛作評價”此問題己成與當前中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緊密相聯、休戚相關的核心問題,繞是繞不過去的。而“對毛作評價”此問題又確切地講是鄧小平以降的中共各屆望而卻步的難題。中共己無能解決“對毛作評價”此問題,那人民該怎麼辦呢?這就是每個中國人都必須要嚴肅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要解決“對毛作評價”此問題,必須首先要在哲學認識論〔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的角度、歷史史觀的角度、正義戰爭理論的角度這三大方面要有一個全新的認知上的揚棄、改造、突破和發展,方能獲得完美的結論。

 

 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呢?

眾所周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曰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真是這篇文章,“ 開啟中國人的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 ” ,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真是這一句被譽為 “ 二十多年來最響亮、最具關鍵意義的口號 ” , “ 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一方面我們首先要肯定由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起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當時歷史背景條件下所起的歷史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句錯誤的口號”。只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殊不知檢驗真理還有邏輯標準、價值標準呢!《質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我於2005至2006年間寫的一篇讀書筆記。主要的論據,即關於真理的三大學說,其一、一致與符合說,“真理符合”,其二、關聯說,“真理關聯”,其三、為普遍接受說“真理共識論”,是引自於法蘭克福大學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邏輯和科學哲學,經濟科學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對應的是哲學意義上的源於希臘的哲學家亞裏斯多德的關於真理的一致與符合說。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關聯說,這一學說可追溯到,或溯源於辨證法大師黑格爾。這學說認為,一個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須與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相一致就是指邏輯上的無矛盾性。價值理念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對文化科學範疇的理論是極為重要的,它對應的是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為普遍接受說。這個以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為代表的學說認為,一個理論若為真理,它必須是為普遍所接受的。小結一下,實踐、邏輯與價值理念,這才是真正的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

 

  ⑤必須樹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歷史史觀,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舊的歷史史觀。

           筆者於2013年4月16日從博訊上看到了資中筠的《“以史為鑒”的不同出發點——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一文, 該文是筆者自從去年初發表本系列文章《“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 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以來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它揭示了“以人為本”和“以人的尊嚴為本”二種不同的價值觀在歷史史觀上的對立。對“ 蘇聯解體的歷史經驗”、如何看待“亡國”“ 亡黨”和所謂“欲滅其國,先滅其史”等等觀點作了深刻的分析,值得一讀

           張君勱老先生曾說,“所謂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嚴,天賦人權之說,來推翻當時的專制統治,建設合於人類尊嚴的政治,從人的尊嚴,發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別,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又說,“所謂人權的意義,在哲學上看即康得所謂拿人當目的,不拿人當手段、工具,也就是說人類有其獨立的人格,政府應待其人民為有人格之人民,不待之如奴隸。”〔張君勱《中西印哲學文集》245頁,247頁〕這裏講的從人的尊嚴這一價值理念出發,引申出民主政治、人權等領域上的新的內容、新的意義。運用到歷史史觀這一領域上,便產生了“朝廷是目的”和“人民是目的”二種不同的價值觀在歷史史觀上的對立。

            以“朝廷是目的”的舊的歷史史觀,就是“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如同資中筠的《“以史為鑒”的不同出發點——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一文所講的,“歷史著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是必須要顧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民可以載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 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什麼呢?是為了承載上面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 唐太宗又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裏“替”是關 鍵,為什麼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後被下一個朝代給“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後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可 唐太宗的“以民為本” “以人為本”也好, “以史為鑒” 也好,儘管延長了大唐王朝的壽命,也逃不了滅亡的命運。究其原因,無非是“朝廷是目的” 是靠不住的。直至辛亥革命孫中山舉起了共和的大旗,開創了民國。但是何為共和,何為共和國,何為人民,何為人民共和國卻是一直含糊不清。請參見孟泳新《建立張君勱紀念館,這是我的最大的心願》一文。

          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歷史史觀,就是以人的尊嚴為本,人是目的,而統治方式的選擇、政權的興替,制度的變遷只是手段,歷史史觀就應以人權的解放、公平正義的保障、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用這一把尺度去衡量,什麼樣的政府和什麼樣的制度是合適的,不合適就該被“替換”。

 

⑥評點《求是》文章《反對“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在解釋新的正義戰爭理論之前,我們有必要來分析一下在上面幾個問題上存在哪些糊塗的觀念。可選的文章非常多,只能選一篇極其代表性的,《求是》雜誌2009年第6期發表一文《反對“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作者是教育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由梁柱執筆,下麵簡稱之《教文》。

該文的推薦者按寫道,“原題《近現代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視的領域》,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明確地提出了反對社會思潮中否定革命正義性和必要性的逆流。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中,正在進行著極其激烈的鬥爭。否定劉胡蘭、雷鋒、黃繼光、董存瑞的價值,半夜沒有雞叫,為黃世仁翻案,推翻烈士墓,近日發生的重慶烈士墓養雞事件和南海衝突中國尊嚴盡失,以及反毛揚蔣,全面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否定新中國建立的價值,否定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價值和貢獻,否定馬列, 否定毛澤東,否定朝鮮戰爭的正當性,等等,都是其中極其重要的嚴峻步驟。這是有目的、有步驟、有計劃地全面否定PRC〔中華人民共和國〕、CCP〔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歷史合法性,從而將中國全面演變為洋奴買辦的殖民地。同時,該文作者告訴大家: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才能使民族走向富強。”… “在一些人眼裏,革命成了破壞現代化的“萬惡之源”。其實,所謂“革命史觀”是他們否認革命而生造出來的一個概念,並不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我們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歷史觀,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以研究。事實表明,革命決不是同現代化相矛盾、相對立的,革命是現代化最重要、最強勁的推動力量;如果沒有革命為現代化創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永無實現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闡明瞭革命和現代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還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被否定、被抹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點。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的思潮曾大行其道。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值得記取的”。…“正是經過這樣的“重新評價”,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9年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因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虛無主義把“重新評價”的重點放在近現代史的原因。鼓吹歷史虛無主義, 實質上是從歪曲革命的歷史、我們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入手,達到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筆者如此引文,只是想通過這段引文說明,

           其一,本引文之前二小節所說的,戰爭的道德正義性的討論是何等的重要,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以後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每一個社會在維護自身的合法性正當性方面也都不遺餘力的,共產黨更是不遺餘力的。

           其二,如同多篇網評所說,帽子亂扣,棍子亂打,口氣嚇人,來勢洶洶,氣急敗壞,全篇充滿誅心之論。因為以文風來論,見識過文革的人對這篇文章的風格應該是不陌生的。歷史是過往的客觀存在,可又是被形成了文字的本本。歷史虛無無非把歷史事實是按當時的政治需要,用不同的文字編造。歷史虛無,當然應加上主義,看並不可怕,只要時間不停留,一切都會付流水,如偉大領袖的“十次路線”論。因為人類總要進步,總要探索,只要是假的,都終將立不住腳 。以論證來看,文章的水平還是當年《紅旗》時代的教條化水平。雖然立論的依據從馬克思主義的群眾本體論,到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的唯物史觀,再到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主義方法路徑,可謂一馬到底,馬得不能再馬。其實這恰恰表明,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麼叫馬克思主義。

   筆者認為,多篇網評都很客觀,也很到位。下面僅補充說明一下。

   其三,《教文》的標題《反對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本身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在黨刊《求是》雜誌上發表的《教文》明確地推翻了1981 年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教文》本身就是一篇反“黨”、反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陰謀文章。

   該《決議》講了“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 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 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 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從《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看來, 革命應該分為二種不同類型的革命,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樣的假的革命,故講否定革命,比如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應該得到肯定的,讚揚的。問題就出在,怎樣區分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樣的假的革命。問題就出在,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必須是學會了反思、認真進行了反省的民族,而今中國共產黨,就是害怕反思,害怕反省。正是在這一點上,明面上講的是,堅持唯物史觀,實際上搞的是,唯心史觀的那一套。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一場歷史大浩劫,如今的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媒體要麼回避這個話題,要麼只說一切向前看。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 堪回首,加害者不願反思,後來者不甚了了。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老一代三緘其口,新一輩不求甚解。三十年前鄧小平曾宣稱徹底否定文革,然而徹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評價毛澤東,重新評價毛澤東,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義。所以中國共產黨認為最好的 方式就是讓時間沖淡記憶,讓中國新一代徹底忘掉那段歷史。這不是明顯的唯心主義的鴕鳥思維嗎!那來的唯物史觀呢!

   其四,對所謂欲滅其國,先滅其史的意見資中筠的《以史為鑒的不同出發點——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對此有一點評,“還有一種說法,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歷史本身客觀存在,如何得了?這裏指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歷史文本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說法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取捨。…近代這句話最適用的時候是日本侵略時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後,建立滿洲國,那裏的學生學的完全是另一套歷史,目的是說明滿洲國本來就該獨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國年輕人不瞭解原來的歷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滿洲國民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說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書,為的是奴化一國的國民。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滅史之說可以成 立。

蘇聯的《聯共(布)黨史》,就是圍繞著為史達林專政的合法性辯護而撰寫的。現在已經知道其中謊言甚多。中共過去也是以這部歷史為國際共運標準文本,所以整個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真正起到了滅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這部著作,就是了某一個政權所建立起的神話,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歷史真相,壟斷歷史文本,是維持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壟斷歷史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必要。”

            其五,《教文》的作者是教育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而教育部主管著上億人的大中小學的教育部門,怎麼連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給忘了呢通篇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通篇的什麼價值、什麼價值的,通篇的什麼歷史觀,通篇的什麼虛無主義,而正義性、必要性、價值、歷史觀、主義那都是與實踐相左的價值理念方面的概念,實踐看來不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了吧!也許大概是該“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突破吧!應該說,由《教文》也從反面印證了,實踐、邏輯與價值理念,這是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如果只要讀一下《教文》,馬上就會查覺到《教文》通篇邏輯性極差,多處違反了最常見、最基本的邏輯規則〔如上面其三指出的《教文》的標題中就有〕,如網評說的那樣,來勢洶洶,氣急敗壞,全篇充滿誅心之論。

            其六,《教文》通篇邏輯性極差,比如說,《教文》中講,“反毛揚蔣,全面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什麼樣作用呢?有什麼樣的證據來說明呢?《教文》該文的推薦者卻隻字未提。如果說,作用是多少年來一直說的“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蔣介石沒有栽過桃樹,要下山摘桃子了”。那麼,“反毛揚蔣,全面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的重要罪人只能是中共首領胡錦濤了。到了200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胡錦濤只好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 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 正如一中央黨校教授所言,“並不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功績說得越大越好,作用說得越重要越好,關鍵是實事求是,客觀公正,讓人信服。如果人們不信服,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連整個抗日戰爭史都不相信了。” 〔請參見《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其實,胡錦濤的“承認”也是“與史不符” 的。辛灝年說,即使60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不改口,不肯承認是“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帶領中國取得的抗戰勝利”。辛灝年說:“抗日戰爭的歷史在胡錦濤的嘴巴裏是個小姑娘,他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比如說,他剛剛說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臺灣報紙都登了, 三天後胡錦濤又說了,抗戰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然後他對內部又說了,國民黨根本沒有抗日,主要的抗日是我們打的,所以人民解放軍要聽黨的話,是共產黨領 導的抗戰。”

           正如廣大的有識之士所認為的那樣,由於目前對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等涉及重大歷史史實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到頭來總是紙裏包不住火,全面肯定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抗日功績只是個遲早的問題。在中國大陸還抗戰歷史真實面貌的那一天已經不會太遠。因為我們堅信不移地認為,實踐、邏輯與價值理念,這是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一》論述了,共產國際的輸出革命,才有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二》又論述了,是史達林,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共產黨的軍隊蒙上一層“合法”的外衣。《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二》也論述了,是史達林支持毛澤東獲得中共最高領導權。《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又論述了,主要靠的是史達林的世界及東方戰略和謀略的成功,毛澤東才能打敗蔣介石,奪取政權。揭示這中間所包涵著的邏輯關係則是我們全本七評《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的一項任務。但我們認為,僅僅依靠“實事求是”的證據,還是不足以認清毛澤東的全貌,我們也認為,僅僅依靠歷史史實,加上邏輯推理,如同從《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一》起至今的絕大部分的論述,如同諸位歷史學家和民主運動活動家們所揭示的那樣,也是不足以認清毛澤東的全貌,因為還需要有精准的價值判斷,否則,批判了毛澤東,還會出現“鄧澤東”,“劉澤東”,“薄澤東”呢!為什麼如是說呢?

 

      4.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重要性、難度所在以及出路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談到自己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他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 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後,對後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經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了浩劫。但正是由於前一件事的成功——打敗了蔣介石,問題就出來了,若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說法,加上民眾中普遍存在著的以成敗論英雄,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正確的就是真理”的簡單的思維邏輯,於是就有了鄧小平的“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的說法”,“繼續神化毛澤東”和直到現在的習近平的“否定了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的說法,故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則成了正確地評毛澤東的關鍵所在。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正是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指揮百萬雄師,“解放”了全中國,使毛澤東為一群人從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澤東在建國後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一的標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 是個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史達林的世界領袖。”〔引自於謝韜為《陳獨秀、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一書寫的序〕而正是未能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未能破解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難題,未能認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就無法認清毛澤東的全貌,就無法完全將毛澤東從神的尊位還原到普通人。列寧締造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終於還是被歷史所否定,歷時74年。“十月革命”是從民主共和向封建專制的復辟。1991年,蘇聯解體分解為15個國家,蘇共解散。全國靜悄悄。沒有抗議,沒有鬥爭,沒有人起來捍衛這個黨,這個國家。真是瓜熟蒂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蘇聯解體了,為什麼中國的紅旗還沒落地 ? 蘇聯敗亡於“三個壟斷”,我們舉的“紅旗”是從蘇聯老大哥那兒傳來的,不也是“三個壟斷”嗎?為什麼我們的“紅旗”沒有落地呢?究其原因,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正是因為中國靠的是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才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上臺不久的習近平強調指出:“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假如未能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未能破解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難題,未能認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那麼中國的“紅旗”就不會落地。

       正是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為之中共編織了它的最後一道神話,即中共在大陸廣泛宣傳的“是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諸如此類的神話。也有許多國內外的歷史學家們、特別是國內的黨史學家們為之編織了他們的各式各樣的神話故事和謬論,使之成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後一道防線,故講,如前所言,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假如未能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未能破解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難題,未能認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那麼中共還會在臺上自說自話。

        許良英在博訊2003年6月21日發表的《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 》中寫道,“  他〔李慎之〕對160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各個階段的歷史,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且常有驚人之語。如說1949年以後,"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 中國傳統的專制變成了極權主義”。這封信非常有價值,可以說是他準備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的一個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結果,處處閃耀著他的思想的光芒。當然,也難免有考慮欠周的地方。我給他的回信,首先贊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決定經濟、 文化、國民性的大膽論點,這顯然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論斷直接對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實來支持他,尤其是作為西方文明源泉的 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說明問題。同時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於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對他一些明顯考慮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誠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後"三年戰爭共產黨大獲全勝,可稱歷史奇跡。我是過來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偉大之外,到現在還有莫名其妙之感。"對他的這兩點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這樣回答他:"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軍事指揮上確有高招。但由於軍隊士氣高昂,各路將領大多身經百戰,才藝高強,完全能獨立作戰,統帥即使換上周恩來這樣的人,戰爭照樣會勝利,充其量不過時間可能拖後一年半載。把功勞主要歸功於毛澤東,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會同意。我始終認為,革命事業只能依靠集體力量。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人心向背問題。"”(編按:內戰究竟是誰發動的,應該有新的結論了。)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通信中我們可看到,儘管許多廣大的有識之士如同李慎之、許良英一樣己經清楚地認識了中共政權的實質,己經清楚地認識了毛澤東的最實質之處,但由於未能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未能破解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難題,未能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也就無法解釋毛澤東的全貌,也就無法向全國的父老鄉親們去解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就無法在全國人民面前戳穿中共編織的最後一道神話,也就無法向全國人民公開全部的真相,原因就在於嚴重地傷害了融貫性,它也是習近平的“否定了毛澤東,天下會大亂”的由來、出處,故,李慎之、許良英、一大群有識之士對毛澤東的認識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加深才有可能。

        提起融貫性,那就遠遠地超出了本文的主旨。這裏只能略講幾句,美國哲學家勞倫斯. 邦久,將融貫性的基本性質表述如下:如果滿足下列條件,一個信念的體系就是一個奠基於論證的、融貫的體系:、它在邏輯上是無矛盾的;、它擁有高度的無矛盾可能性;、它的組成信念彼此之間有著相當數量相互強烈邏輯蘊含的關係;、只有少數無法說明的異常狀況;、它提供了某種對於世界相對穩 定的理解方式(意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滿足 的條件)它滿足了觀察的要求,亦即,它必須包含一套法則,這套法則足以提供人們在合理範圍內形成自發性的、多樣性的認識信念,包括內省性的信念。這就叫融貫性。我們講,對毛澤東的評判,實質上也可以講,是對毛澤東其一生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評判,由於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對毛澤東的評判,又可講,是對整個中國共產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評判,故自成為或者說應該是一個融貫性系統。由於種種原因,以及許多的理論難題尚未破解,中國人對整個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李慎之、許良英、一大群的有識之士目前對毛澤東的認識,那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歷史進程中的正常現象。這是情由可原的。因為按邦久的定義,只有少數無法說明的異常狀況。但有不少民主運動人士卻將毛澤東二十多歲時所提出的、以後又被其本人否決了的廢紙堆一頁廢紙,即聯邦制,在中國沒有出現任何新的重大原故的情況下,在對毛澤東當年為什麼提出,以後為什麼又否決了聯邦制未加任何分析和說明的情況下,奉為圭臬,推之為“未來民主中國憲法”的主線和最重要的訴求,因為它將嚴重破壞了融貫性,徹底否定了融貫性,造成了在一個信念的體系中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毛澤東一方面公認的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頭號死敵,另一方面又為一部分的民主運動人士推之為“未來聯邦中國之父”,故這是不可容許的。查其原因,也許是沒有解決了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問題所導之。

講完了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重要性以後,我們必須要解釋為什麼長期以來一直未能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的原因所在。原因之一,就是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影響,人們的思維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就戰爭的評價來看,很多國人信奉「勝者王侯敗者寇」,相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硬道理,在戰爭中「打得贏」才是硬道理,實力決定一切,「弱國無外交」,不相信在國與國之間有什麼真正的道義,道德話語充其量也就是裝裝樣子,打打口水仗吧了。在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研究中,一旦有人提出了新的發現和發明,很快就會為世人所公認,由於它只需要實踐尺度和邏輯尺度就可,而社會科學卻非常艱難,因為它還需要價值尺度。原因之二,就是由於世界各國已有的理論與實踐中還沒有出現過類似於象毛澤東一樣靠打嬴了解放戰爭,打敗了蔣介石,而奪得了政權的例子。故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必然成了長期以來未能破解的理論難題。因為不存在著現存的價值理論拿來套用,來借用。惟有創立新的價值判別理論,方能解決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方能解決中國現代歷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難問題,國共內戰的道德正義性問題和四九年中共建國的正當性問題。在此提出我多年思考的新的價值判別理論-《正義戰爭鍳別理論》,供天下人來評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