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用阿倫特    透鏡 

辨別真假革命

 

行 易

 

 

 

編者按:這篇文章很值得一讀。它對於我們即將面臨的大變革,甚至是大革命,有著深刻的啟迪作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也就是阿倫特的理論,非常有可取之處,但也還有些不盡相同的看法。本刊願意展開探討。

 

在阿倫特眼裡,二十世紀一幕幕共產革命,其實只是血腥的鬧劇,其失敗命運是註定的。但是,這些在歷史長河中必將逝去和破滅的血腥泡沫,吞食的卻是數以千萬計的生命,還往往以其喧囂掩蓋了真革命的光輝。亞洲的辛亥革命、凱末爾革命等構建自由政體的革命,即是真正的革命,有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和結果。

阿倫特是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對於革命問題有深刻思考,頗多精闢論述,大多集中於她的名著《論革命》中。此著作以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作为典型,堪稱透視革命的經典。

 

革命目標

革命的目標是以自由立國,即構建自由的新政體。美國革命是構建自由的典型,美國的新政體肇始於基層人與人的聯盟,充分體現阿倫特所述的聯邦原則:美國人知道公共自由在於分享公共事務,與之有聯繫的活動絕不構成一種負擔,而是賦予那些當眾履行職責的人一種別處得不到的幸福感。他們心知肚明,人民參加市鎮集會,就像他們的代表接下來將參加著名的國會會議一樣,這樣做不僅僅是出於一種職責,也不是,甚至更不是服務於自身利益,大多是因為他們享受討論、協商和決策的樂趣。(《論革命》第一零三頁,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當年遍佈北美英國殖民地各處的市鎮集會,成為後來美利堅合眾國的搖籃。但是,法國革命開始不久,就放棄了其起初追求自由的目標,陷入到悲劇之中:我們知道在法國,以大悲劇的方式,究竟發生了什麼?那些需要並且渴望從他們的主人那里……獲得解放的人們,倉促之間為那些渴望為公共自由建立空間的人提供了支援。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解放獲得了優先權,大革命人士越來越不關心他們原本認為是最重要的事業了。(《論革命》第一一六頁)

當大革命從以自由立國這個目標轉化為將人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它就打破了忍耐這道屏障,釋放出來的,事實上是不幸和苦難的破壞性力量。(《論革命》第九十六頁)從法國大革命中釋放出來破壞性力量就是系統的暴力和恐怖政策,這股巨大的力量徹底破壞了革命本身。這樣的暴力政策,往往以消除貧困或解決某些社會問題作號召。而按阿倫特的觀點,從爭取自由到全力解決社會問題的轉折,標誌著革命的完全失敗。

保持革命的目標是極其重要的。美國革命的方向始終是致力於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對於為此而行動的人來說,民法範圍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許的。(《論革命》第七十八頁)也許,正是從這個角度,雖然美军與英軍作戰長達八年之久,在阿倫特眼裡,美國革命還是可稱之為非暴力的。其實,革命難免伴隨著暴力,但這種暴力審慎而有節制,僅用之於革命目標。對革命現象的描述,暴力不如變遷來得充分;只有發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並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為起碼目標,那才稱得上革命。(《論革命》第二十三頁)那麼,就可以從結果判斷革命:自由之制度產生於革命的大獲全勝,宰制形式則是革命失敗的後果。(《論革命》第二零三頁)宰制形式就是專政、專制、極權主義政體。

 

叛亂而已

高呼解放口號的那些暴力行動,難免淪為叛亂,或者從開始就是一場叛亂。如果人們沒有忘記叛亂的目的乃是解放,而革命的目的是以自由立國,那麼,政治科學家至少將懂得如何避開歷史學家的陷阱,後者總是側重于叛亂和解放這一最初的暴力階段,側重於反暴政的起義,而輕視略顯平靜的革命和建構的第二階段,因為歷史學家的故事中一切戲劇化場面,似乎都蘊含在第一階段中,也許還因為解放所造成的騷亂常常挫敗革命。(《論革命》第一百二十五頁)如果解放與自由無緣,那就只能是一場赤裸裸的叛亂,其結果往往是更大的枷鎖和壓制,如當代極權主義政權帶來的史無前例的壓制。解放與自由並非一回事;解放也許是自由的條件,但絕不會自動帶來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觀念只能是消極的(negative),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動機也不能與對自由的渴望等而視之。(《論革命》第十八頁)解放必須轉變為自由,即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只有這樣,革命才可能是成功的。但解放轉變為自由,需要一開始就有構建自由的意向。

中共發動的解放,從最初就不是革命,僅僅只是以暴力和謊言支撐的叛亂而已。那些煽情口號,完全針對所謂壓迫、剝削等社會問題,所反映的現實和行動,距離真正的革命非常遙遠,中間隔著一道無法逾越的深淵。那些所謂解放,僅僅只是蠱惑人心的口號,特權才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的。既然解放戰爭只是叛亂戰爭,那麼,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解放軍則是叛亂軍。最糟糕的是中共的解放,模仿了蘇俄那些最差的東西,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大規模系統的肉體及精神清洗。

必須制憲和立憲,所謂憲法不能只是一紙空文。與之密切相關的是一種甚為有害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憲法和制憲的狂熱,根本沒有表達國家的革命精神,實際上由於一種反作用力,它們要麼挫敗革命,要麼抑制它全面發展。照此邏輯,美國聯邦憲法,革命進程這一真正的終點,就被視為反革命的實際結果。這種根本誤解就在於無法區分解放和自由。沒有什麼比叛亂和解放更徒勞無益了,除非隨後能有一部體現新爭取來的自由的憲法。因為缺少憲法,道德、財富和軍隊的紀律都一文不值,即便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是如此。(《論革命》第一百二十五頁)

革命意義上的解放是迥然不同的。革命意義上的解放意味著,不僅當下的人,而且古往今來的所有人;不僅作為個人,而且作為人類绝大多數的一分子,包括貧賤者、在黑暗中長期煎熬者、一切權力的受壓迫者,他們揭竿起義,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論革命》第二十九頁)革命意義上的解放,雖然還不是自由,卻已接近于自由,需要此後的構建行動;而通常意義的解放,則更接近於追求解決迫切需求,或稱必然性問題。

 

破壞因素

從古到今都存在貧困和社會問題,即必然性問題,任何政府都應該積極地面對,但解決這些問題不是革命的唯一目的。當然,不言而喻的,建立自由政體之後,在平等、公義的架構下,社會問題容易得到更好的解決。不過,革命的時刻目標偏移會葬送革命。正是必然性,也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釋放了恐怖,並將大革命引向毀滅。最後,羅伯斯庇爾總算明白發生了什麼,儘管他只是以預言的形式來表述的(在他最後的演說中):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不是國王和暴君的陰謀,而是必然性和貧困那更有力量的陰謀,長期困擾他們,使之錯過了歷史性時刻。與此同時,革命掉轉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為目的,革命的目標變成了人民的幸福。(《論革命》第四十九頁)實際上,迫切需要在很多時候並不是必需的需要,將革命的目標集中於這些方面顯然是錯誤的,目標偏移又有巨大弊病,最終難免葬送革命。以自由立國將帶來幸福;但僅僅以幸福為目標,不僅將喪失自由,還會喪失幸福。

那麼,革命爆發後,要謹防目標偏移,原因是明擺著的:從來就沒有一場革命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社會問題,將人們從匱乏的困境中解放出來。但是,一切革命都以法國大革命為榜樣,在反對暴政或壓迫的鬥爭中,動用和誤用了苦難和赤貧的巨大力量,唯一的例外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儘管以往革命的全部記錄都毋庸置疑地證明了:運用政治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每一次嘗試都會導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絕路。(《論革命》第九十六頁)這裡,一切革命指美國革命以外的那些革命,在阿倫特看來,革命的目標只應是自由,構建起一個自由的政体。其實,辛亥革命也是以自由為優先目標的。然而,從一開始,必然性問題就是中共剝奪人民自由的法寶,但中共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將人民推向了必然性的深淵。

 

暴力問題

為什麼戰爭容易導致革命,為什麼革命會顯露出引發戰爭的危險傾向?無可否認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暴力是兩者的共性。(《論革命》第八頁)革命難免伴有暴力現象。不過,阿倫特在後文中所說的與革命相關的暴力,多是指有組織的血腥暴力政策,即奉行恐怖主義政策,那是一種專斷的暴力,從肉體和精神上對社會中某一人群進行系統的清洗。恐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手段,被有意識地用來為革命推波助瀾,而它在俄國革命之前還是不為人知的。毋庸置疑,布爾什維克黨的清洗,本來是模仿那個決定了法國大革命進程的事件,並以此來為自己正名的。缺少了執政黨的自我清洗,革命就不完整,對於十月革命的革命者來說,似乎也是如此。(《論革命》第八十五頁)專斷的暴力與恐怖政策密不可分,充滿著血腥。

一切所謂共產革命都以血腥暴力為手段,而美國革命是對暴力偽革命的批判:這種觀念認為,專斷的暴力對於一切立國都是必要的,因為據說在一切革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方面,美國革命的進程講述了一個刻骨銘心的故事,正好給人們上了獨特的一課。因為這場革命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人們經過共同協商,依靠相互誓願的力量而締造的,奠基不是靠建築師一人之力,而是靠多數人之合力。(《論革命》第一九九至二百頁)因此,阿倫特實際上認為美國革命不是暴力革命,雖然當年美國人民曾經武裝起來與英軍作戰。阿倫特將美國革命作為成功革命的典型。那麼,辛亥革命雖伴隨著無法避免的有限暴力現象,也不宜看作是一場暴力革命。

齊奧塞斯庫下令開槍的時候,他就淪為了一個殺人犯,當時羅馬尼亞的國防部長瓦西裡米利亞冒死抗拒開槍的命令。抗拒開槍是一個偉大的舉動,人民軍隊為人民,米利亞服從良心的法則,將受到羅馬尼亞人民永遠的紀念。羅馬尼亞人民處決齊奧塞斯庫,即是在懲處一個殺人犯,任何國家都必須懲治殺人者。前蘇聯的所謂緊急委員會下令軍隊使用武力時,遭到了從上到下或消極或積極的抗拒,但還是發生了死人的事情。

 

民國制憲

當年美國各地的自治實體,紛紛脫離奴隸的王國(英國),重新組成聯邦國家,完成了美國革命。辛亥革命各省獨立,脫離清廷,即是與美國革命(獨立戰爭)相近的模式。從跨越時空的歷史視角看,一邊是大洋彼岸的北美各地脫離英政府而獨立,一邊是辛亥革命中的各省宣佈獨立、脫離清廷。在美國革命期間,美國各地均掀起制憲熱潮,《美國憲法》的制定和頒佈,可視為這個制憲热潮的總結。而武昌起義後,革命政府立即開始了制憲行動。

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十省二十二名都督府代表雲集武漢,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公佈,其後又有四省代表簽字確認。這是中華民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律,設立了臨時大總統、參議院及五大政府部門。三個月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雖然還顯得簡約,卻也初具規模,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共和政體。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有借鑒《美國憲法》之處,成為以後《中華民國憲法》的嚆矢。如設立參議院,參議院以第十八條所定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參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十七條,下文簡稱《臨時約法》),從名稱到組織都與美國參議院相似。當然,武昌起義在倉促之間爆發,《臨時約法》也只能在倉促之際制定、通過,其文本的簡約自然無法避免,但也並沒有遺漏掉法院的建制,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臨時約法》第四十八條)。由總統任命的法官,在職任上應相當於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後來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五院制,其中司法院即是最高法院,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中華民國憲法》第七十七條,下文簡稱《民國憲法》),法官為終身職(《民國憲法》第八十八條)。原《民國憲法》規定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民國憲法》第七十九條),二零零六年修訂為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大法官任期修訂為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中華民國在司法院之外,又設立監察院,對於最高法院(美國模式)的職能有所補充。參議院和最高法院是美國政體頗具特色的關鍵性設置,阿倫特認為:在創新性和獨特性方面,參議院制度堪與代表最高法院制度的司法審查的發明相媲美。從理論上說,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種革命成果中,即在基於意見的持久制度和基於判斷的持久制度中,國父們超越了自己的概念框架,這些概念框架當然是先於美國革命的。(《論革命》第二百一十四頁)美國的參議院尤其保證最終作為一切政府基礎的意見(《論革命》第二百一十二頁),而最高法院則提供權威的判斷,兩者均為共和政府運作所不可或缺的。

民國初建時期,軍閥迭起,國家處於動盪之中,解決軍閥問題刻不容緩,這是中華民國的軍政時期。至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基本敉平軍閥勢力,但國內的叛亂還未完全平息。該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常委通過《訓政綱領》,民國進入訓政期。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相當於訓政時期的臨時憲法。

訓政期預定五年。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原本計畫在當年由制憲國民大會通過實施。但就在這一年,日軍侵佔東三省,第二年抗日衛國戰爭全面爆發,由訓政到憲政的進程被迫中斷。即使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國民政府仍然沒有停止制憲活動,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成立國民參政會,以期在政事、軍事上集思廣益,並修改五五憲草。國民參政會下設憲政會,從事制憲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完成《憲政期成會憲法草案》,傾向于三權分立的憲政結構。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修改五五憲草,產生憲政協進會憲草。一九四六年政協會議及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制訂、通過政協憲草決議案,這是一部正式的憲法草案,作為《中華民國憲法》的藍本。

一九三八年以後的制憲工作,均有中共及各黨派參加,但中共卻對國民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百般詆毀和抵制。實際上,中共雖參與制憲,始終沒有絲毫誠意,參與制憲只是其顛覆國民政府的一個政治手段而已。一九四六年九月,冒著中共燃起的內戰火焰,國民政府召開制憲會議,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而中共則拉著民盟進行抵制,但屬於民盟的青年党和民主社會黨仍然頂住壓力,參加了制憲會議。後來,中共將青年党首腦曾琦、民主社會黨首腦張君勱定為戰犯,雖荒唐之極,卻實際上肇因此事。連參加制憲會議的胡適也被中共定為戰犯。(注:胡適先生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整理小組成員。)

制憲期間,中共多次拒絕由美國調停的國共會談,始終堅持廢除《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舉行全國大選,經選舉產生了行憲國民大會,中共卻燃起了全面叛亂的戰火。

 

聯邦原則

中華民國實行地方自治,即省、縣自治,這在《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七年)第十章、十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地方自治制度與阿倫特所述的聯邦原則相一致。聯邦原則是美國新政治體的基礎和關鍵,在美國以地方分權及權力相互制衡為表現形式,而分權不會帶來無能,反而會產生和穩定權力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和一九六五年匈牙利革命中出現的委員會制度,體現的也是聯邦原則:在俄國有工人、學生、農民委員會,匈牙利的委員會則是各種完全不同的:在所有居民區湧現的居民委員會;在街上並肩作戰而產生的所謂革命委員會;誕生於布達佩斯的咖啡館的作家和藝術家委員會;大學裡的學生和青年委員會;工廠中的工人委員會;軍隊、公務員中的委員會,等等。這些互不相關的群體,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委員會,將多少有些不約而同的東西轉化為政治制度。這些自發的發展最驚世駭俗的一面就是,在兩種情形中,俄國不到幾個星期,匈牙利只用了幾天,這些相互獨立和高度分散的組織,就開始了一個合作和整合的過程,形成了帶有地區和省特徵的更高級委員會。代表整個國家的議會,它的委託人最終也從中選出。當然,委員會參與公共事務,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干預對公共事務的行政管理。由眾多分散的委員會,形成了穩固而富有活力的國家體制,與美國新政治體異曲同工,實則均源出於聯邦原則。在中華民國,各種社團林立,其中不乏政治性質的,也類似於上述委員會組織。反觀中共,極端地畏懼社團和人群,表現了它對任何自由民主政體可能性的極端敵視。但是,前蘇聯雖然號稱蘇維埃,實行的並不是委員會制度,只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極權主義專政而已,即舊政體,它不久將以一種非君主制的面孔復辟。(以上引文見《論革命》第二五零至二五二頁)

各種來自民間的委員會是極權專政者的死敵,因為他們處心積慮、明目張膽地意欲讓每位公民都直接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論革命》第二四七頁)。布爾什維克黨則是各地蘇維埃的死敵。阿倫特不乏幽默地解釋了蘇共國號的深層來由:這個不實之詞也從此具有了一層意思,那就是免為其難地默認了蘇維埃制度勢不可擋的民間性:這種民間性不是來自布爾什維克黨,而是來自於被黨弱化了的蘇維埃。要麼調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以適應新的、無法逆料的情況,要麼鋌而走險實行專政,在這一兩難選擇面前,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時刻,他們的行為自始至終都被黨派鬥爭的念頭支配著。(《論革命》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頁)這種黨派鬥爭是極其殘酷的,派別之間不存在妥協的餘地,對於每一個派別來說,能否支配其他一切派別,就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論革命》第二三一頁)。蘇共、中共是一對難兄難弟,中共也在其國號上貼了共和國三字,而共和國應該體現聯邦原則。中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曾經借著《新華日報》等喉舌,大談民主,對國民政府百般抹黑,目的並不是為了民主,卻是為了謀取美援(美元、美國物資)。所有這一切,都已曇花一現,從來沒有實行過,當時原本就是做給美國人看的。

 

憲政之路

前不久,李洪林接受了《大師》雜誌的採訪,對於中國現代史他有一段精闢的描述——辛亥革命勝利後,中國已經走上共和之路,即歐美先進國家已經走的自由民主之路。至於軍閥混戰群雄割據,只是社會轉型初期的一時混亂,最後總是會統一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後,特別是蘇俄在中國建立起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之後,中國向何處去就有兩條道路了,一條是原來走的共和之路:建立憲政民主,發展資本主義。國民黨走的就是這條路,它北伐成功以後,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把這條道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軍政,第二階段訓政,第三階段憲政。訓政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理論根據,他倒是不掩飾,明明白白說我要一黨專政,訓政幾年準備憲法,開展各方面的建設,然後還政於民,實現憲政。(見《理論求真、風雲圖辯》,載于《大師》第90期)這是李洪林先生經過多年的思考、磨難、觀察之後,對現代史的一個確切認定。回歸中華民國就是回歸憲政之路。(注:李洪林先生原為中共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得出的結論卻與中共的謊言截然相反。)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即構建公共空間,如議會、自由媒體、大學等,一直延續至今。特權本來是舊制度的弊端,今日清清楚楚地見之於中國大陸,在那裡,不僅剝奪了廣大民眾的權益保障,又將極少數人的特權推向了極端。中華民國臺灣沒有特權制度,體現了辛亥革命的精神。中華民國通過訓政和憲政,構建社會,人民有結社自由。因而臺灣社會發達、社團眾多。中共則是脱離人民(社會),構建特權,可謂典型的反革命。當今的臺灣和大陸兩相對照,表明了真假革命的兩種結果、兩種光景。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