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紀實文學

 

童 年 的 記 憶

 

 

 

 

王君國

 

 

 

 

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正視歷史,才能明是非、知興衰;人類才能進步,社會才能與人和諧。 

           題記

 

小和尚的悲慘命運

小和尚張樹生,出生十分貧窮,父母無力撫養,只得將小樹生送到奉節縣青蓮鄉青蓮溪青蓮寺削髮為僧。

青蓮溪由西向東潺潺而過,南北兩岸的山坡上古樹參天,松柏居多,柏楊、白樺、冷杉、青杠、楓香夾雜其間,一丘丘梯田相嵌其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天,百花爭豔,百鳥爭鳴,大地披上綠裝。夏日,南北山上盛開著紅色的、紫色的映山紅,清香絢麗;農夫的山歌,宛轉悠揚,蕩漾在山澗。清秋,遍地金色,稻穀飄香,宜人心腑。初冬,楓葉由淡紅到嫣紅高指天,人們看著紅葉紛紛飄落的時候,沒有頹唐憂傷;深冬,白雪皚皚,水田冰封,男女老少圍坐在柴火燃燒的火塘周圍,說古論今,談笑風生;孩童們堆雪人,打雪仗,水田中滑冰,嬉戲歡樂夜幕方靜。

青蓮寺在小溪北岸的山腰,青蓮鄉第七保與第八      保毗鄰之間。廟東是第七、八保保國民學校,廟北是正殿,廟西後院為僧人生活區,廟南是山門,山門兩旁是第七、八保辦公室和公糧倉庫。

不知是先有青蓮寺後才有青蓮鄉呢,還是先有青蓮鄉後才有青蓮寺,尚未見考證記載。青蓮寺是一座古刹,是奉節北岸僅次於曇花寺的第二大廟宇。青蓮寺的長老僧演明、僧覺佛就是由曇花寺分配去的。青蓮寺有近二百石(旦)田產,圍繞在青蓮寺的周圍,足夠僧人們的生活和寺廟的修繕。僧人們的生活很簡單,因為佛教主張不殺生,所以吃素不吃葷,連動物油、雞蛋都不吃,每日三餐都是油炸豆腐老鹹菜,事實上菜油炸豆腐只是過年過節才有。僧人們衣著灰色和尚服,布帽、布襪、布鞋,十分儉樸。

民國時期的青蓮寺,南竹簇擁,環繞寺廟周圍;松柏參天,插於竹林之中。

1943年秋季,我啟蒙於青蓮寺保國民學校。每天早晚升降國旗,小和尚穿著灰色和尚服長衫,站在佇列前面擔任司儀,同學們注視著白日、青天、滿地紅的旗幟冉冉升起、徐徐降下。當聽到飛機的“嗚—嗚——”聲時,大同學迅即跑向旗杆降下國旗,以避日本飛機的轟炸。

青蓮寺有兩位小和尚:張樹生和僧昌榮,他們都來自貧苦家庭。他們每日天剛亮起床,清潔廟堂,打掃庭院,誠心學習燒香、誦經的知識,把朝暮溫馨柔和的鐘聲送到千家萬戶,祈禱上天保佑蒼生吉祥……

做完廟堂事務後,準時入校讀書。放學後,在自己的小樓內抄習經文、背誦佛經,做作業、朗讀課文。閑下時,到菜園鋤地,幫廚房打雜……

小和尚其實是寺廟內無工資的學徒、小傭工。

1946年秋,我轉學他校,直至1950年初春,很少見到小和尚。

1950年春節剛過,共產黨初建政權,我居住的第七保變為青蓮村。學校複課,保國民學校改稱青蓮村小學。學校來了一位李老師,他找到我,叫我去通知所有的小朋友到校讀書。我見到了小和尚,他的面部表情十分苦澀。我倒不以為然,以為他只不過是寺廟中的徒弟加無工錢的小傭而矣。

已是初夏的一天,我挑著一挑糞水去菜園施肥,挑著的糞桶與我肩等高,剛下一步石梯,糞桶被撞翻,潑我滿身大糞。我正在屋旁水氹洗衣褲時,吳啟成同學來訪。他對我談了許多事,勸我同他去前山曇花鄉鄧家老屋中心校完成小學學業,爭取升學。我一籌莫展,說:“誰不想讀書?我哪有條件繼續讀書啊!家裏糧食征光了,真是‘日無雞啄米,夜無鼠耗糧’。我能把青菜背到學校去吃嗎?”

吳啟成家是李家的佃戶,條件比我好多了。不久,李忠穀同學來訪,同樣是勸我去鄧家老屋讀書。送走了李忠穀,我關在房屋中失聲痛哭了一場。

歲月滄桑,我從一個小有作為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經過了許多磨難回到了原點——青蓮溪。1962年盛夏,我瘦骨嶙峋、背著一床破被、穿著一件滿是白色補丁的棉襖、跌跌撞撞踏上離別十一年的故土,昔日的滿目青山已不存在。但是,無論我是多麼的枯瘦如柴,鄉親們仍然認識我,十分同情,衷心接納我,一位少年時的吳姓小夥伴安排我在他的家裏住下。我新的生活就如此開始了。

青蓮寺已經是青年人民公社,廟宇沒有了,青蓮村變為青年大隊。不久,我見到了小和尚,相見一笑,不冷不熱,他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父親了。他住在青蓮寺西邊的同慶大隊,與我的家毗鄰不遠。

青蓮寺被劃為地主成分,小和尚土改時已滿十八歲,成了地主分子。凡是地、富、反、壞分子,每個月必須做五天義務勞動,家中來客須向治保主任或民兵連長報告,每一季度要接受一次評查、批鬥。

我是右派分子,不是地主分子,因而未列入那樣的管理。

同慶大隊的男人中,好像只有小和尚一位地主分子和一位姓陶的富農分子,其他幾位女地主分子,他們的丈夫都已經在1951年土地改革前後被關進監獄,不知去了何方,是死是活至今杳無音訊。

這些分子的義務勞動就是滿足公社的勞力需要,平常就是給公社砍柴和挑煤炭,煤炭的山本錢都由義務人出。地主婆的義務勞動由其子女們承擔,有的子女不太聽話,不願去做。小和尚的子女小,只有自已去做,他常常餓著肚子、汗濕衣襟地給公社砍柴、挑煤……

運動一來,或是季度評查,全體分子都會被罰跪,甚至挨打。只有陶富農頗有英雄氣概,視死如歸,越壓越反抗,毫無低頭之意。

小和尚十分溫順。他滿腹經綸,從夏商周到元明清的許多典故都很熟悉。一年一度的薅草鑼鼓,幾乎由他包唱,一季結束不唱舊詞;夏日炎炎,中午小憩,聽他講古典故事的人,全神貫注,為之傾倒。

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我家兩側的山梁上可以清晰地聽到雲陽縣武鬥的炸彈聲。造反派的左臂戴著紅袖章,展開了對走資派的奪權鬥爭,一切黨政機構實行全面軍管,人民公社由武裝部長掌權。

這年秋天,全部“分子”都佩戴白袖章。我的白袖章上用毛筆寫著兩排字:“右派分子” 字體小點,“王君國” 字體稍大。無論是田間勞動或是公共場所,我毫無羞澀地戴在右臂上。幾位年輕人詫異地看著我,笑著走到我的側面,輕聲地問我:“為什麼要戴這個?”我答:“上面發的。”隨即補充道:“這等於就是名片。舊社會有名望的人把自已的姓名、社會名分印在紙片上,隨時給人送上一張帖子,讓人記住和瞭解。新中國沒有人這樣做了,我這是公開的名片,讓大家都知道我叫王君國,是‘右派分子’。”

於是,我也加入了義務勞動的行列。有一天,我和小和尚不約而同的在腰岩煤廠相遇,都是給公社挑義務煤炭。我的一挑炭簍裝了80斤,小和尚準備挑100斤。我說:“這個炭永遠挑不完,一無墊肩,二無打杵,何須把自已壓壞呢!”小和尚退了些回去,也只挑80斤。我同他走了一段路程,已是滿身汗流,兩人坐在一個石板上歇息。

“你現在恨你的父母嗎?他們送你到廟上當和尚,如今成了你爹媽、兄弟姐妹的敵人。”我戲謔地問他。

“不恨他們。當時父母確實不能養活我們,是沒有辦法才選擇這條路的。”小和尚誠懇的說。

“你很善良。我曾經十分恨我的父親,他為什麼不在建國三年前將所有土地賣掉,努力吸鴉片、賭賻,將全部財產敗光去當乞丐多好啊!但我很快又推翻了這種想法,並不是創造、積累財富的人錯了。”我說。

“人的財富是上天註定的,你想整就整得完麼!”小和尚說。

“其實你只是廟上的一個小傭,奴僕,怎麼把你劃成地主分子啊!”我無比傷感的說。

“這都是命啊!前世註定了的。”小和尚說。

為避文革之亂和生活之苦,1968年春節剛過,我第二次離井背鄉,同地主之子陶此中、朱紹坤去到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經過艱辛和努力,我獲得木工技術,從事建設工程的包工頭。包工頭無特殊待遇,與其他勞動者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等分配勞動報酬,經濟公開,一次分完,無任何提成、提留。以己之清正而受人之尊重。

我深深體會到智慧加勞力是人們生活的源泉,只要有勤勞的身體和聰明的智慧就能創造物質財富,發展龐大的產業。那些荒誕無稽的精神勝利法才真正是騙人的鬼話!

一晃十年過去。1979年1月,我被招安而誤入歧途,失去財運。

我惦記著小和尚。鄉親們說他在貧病交加之中去世了!

 

1950年減租退押運動

1950年的三九寒天,天昏沉,地暗淡,嚴酷的肅殺罩滿人間。

這天,我寫了幾張“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的紅紙、綠紙標語,貼在正堂外的板壁上,正在仔細審視的時候,扭秧歌的鑼鼓聲從門前土地包傳來,我扭頭看見長長一隊男女打著鑼鼓扭著秧向我家走來。我立即打開堂屋正門,去廚房端茶,以為是慰問軍屬,給軍屬拜年的來了。1949年12月,四野戰軍四十二軍一二四師唐山部隊奪取奉節縣城,我哥哥王君佩於省立奉節中學初中畢業,即考入四十二軍軍政幹部學校,參軍北上。

我還沒有走進廚房,“秧歌隊”已經到屋,兩人將六十餘歲的母親挾持到院壩中,脫去棉衣,站在風車口前的竹質大簸箕中,一人絞動扇葉,又一人提來一桶涼水,被另一人阻止,沒有向她淋去。母親凍得發抖,淚水撲簌簌向下流。我噙著淚水,一支腳憤然踏進簸箕,撲在風口上,擋住冷風,願為母親受罪。一位稍有善心的婦女將母親扶進了屋內。

我父親被四個人架到院壩邊,一人端來一條矮板凳,掏出包中的兩個篾圈和一捧碎瓷粒,兩人將篾圈擺在板凳上,每個圈中放了少許碎瓷粒,將瘦弱的父親抬起,褲管捋到膝蓋上,露出膝蓋骨,跪於碎瓷粒上。父親的雙膝血流如注,祈求哀叫。這些人將其放下,又在地上栽一酒杯粗的木棍,上端中間破開一條口,將父親的兩手拇指相對抱住木棍,用細麻繩捆住拇指,從木棍中的破口打入楔子。木棍被父親抱起,遍地亂滾,祈求開恩。我後來才知道這刑罰叫“猴兒抱樁”。

堂屋、廂房、火塘屋都燃著熊熊大火。父親臥室樓上兩口大皮箱中的線裝古籍被丟進大火之中。我心如刀絞,竄到火前拾起幾本,被他們奪去扔進火中。這些書籍都是我曾祖父、祖父遺傳下來的珍貴讀物。

由於家中只有青菜、蘿蔔,第二天上午,這些人才陸續散去。

稍微好點的衣物、器皿,母親的陪嫁手飾、玉鐲,已一掃而空,滿滿一大木櫃古錢、銅幣,一枚不剩。室內室外,餘煙彌漫,一片狼藉!

二十多人的秧歌隊中,沒有一個熟面孔。後來得知,他們都不是莊稼人、佃戶,更不是工人和農民,而是真正好逸惡勞、遊手好閒的流氓無產者。

他們的頭人是周逾生、丁伯州。很久很久以後聽說周逾生雙目失明,貧病交加,死於窮鄉僻壤;丁伯州是國民政府的保丁,1955年肅反時在其破屋中自縊而亡。

在佃戶們的幫助下,我們過了一個豐盛的春節。

 

王朱氏的慘叫聲

二伯母王朱氏,我稱她“伯伯”,生於晚清1899年三月初十,系公平鄉長沖朱氏家族,出身農民家庭,二十五歲居孀,與女兒王君位相依為命,雖靠收租生活,但家無傭人,全靠母女倆的勤儉持家,日子過得比較舒暢。二伯母原來住在我家的東頭,幾年前才搬到相距一華裏路的雙建樓。二伯母沒有男孩,家族決定將我過繼給她。二伯母纏的足猶如我家種的大頭菜,又小又尖,外出時常帶著我,以便照應。

1951年的春節還未結束,一天下午,兩個農會人將二伯母押解到荊竹園村公所,我必然陪同。村公所原是國民政府保長李敬的住宅,有兩個天井,東為小天井,西為大天井。

二伯母到後,農會人把她押著向小天井去了,把我放在西頭李敬的佃戶秦表嬸家的火塘旁烤火。

過了很久,兩個人到秦表嬸家要我跟他們走。我順從的跟他們走到東頭小天井,只見二伯母被綁著靠坐在一條大板凳上,十個手指頭上釘著白晃晃的鋼針,血流如注,雙手紅色。我大叫一聲“伯伯!”眼淚奪眶而出,撲向二伯母。兩個人迅疾將我抓住。二伯母滿臉淚水,十分激動,可是動彈不得,只有頭,努力發出“他是個娃娃,你們不要整他喲!”只見劉光洪、丁伯州又用小木棒敲打著鋼針。他們押著我回秦表嬸家的途中,我還聽著二伯母“唉——喲,唉——喲——”的慘叫聲。我回到秦表嬸家的火塘,低著頭抽泣。

秦表嬸忽然從外面回來,拴好門,說:“快睡。”立即退火,在火塘中埋了一個柴頭,讓我睡在床的裏邊,她睡在外面,她女兒睡在腳頭,大家和衣而眠。秦表嬸迅速吹滅了桐油燈。我忍不注的淚水,不停地流淌。

剛睡不久,窗外一男聲問道:“秦表嫂,王君國在你這裏嗎?”

“沒有,擦黑就未見到他。”秦表嬸答道。

“那他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可能回去了吧!”

我一直睡不著,略睡著一會兒又被惡夢驚醒。夜實在太長了!

秦表嬸起床了,她半開後門,看了看,又仔細聽著外面的動靜,然後走到床前,用手輕輕地搖了搖我,說:“快起來!”

我翻身起床,穿好鞋子。她打開後門對我說:“現在看得見路了,你就順著這條路一直往下跑,快回家想辦法。”

我跑回了家,向表兄毛繼懋哭述著昨夜的情況。毛繼懋是二伯母的姨侄兒,他早飯未吃就出門了。夜幕降臨的時候,他扶著二伯母回來了。他說:他找到了駐村幹部、地下黨員毛代羲才放了二伯母。

二伯母的雙手滿是血漬,前身衣褲的血漬已開始變硬,十個指拇不能動彈,臉需別人洗,飯需別人喂……

秦表嬸的救命之恩,我銘記在心,對父母、姐姐、表兄毛繼懋、毛繼升都講過,發誓終生不忘,永遠報答。

可是,我堂堂男兒,一生坎坷,窮困潦倒,未能履行自已的誓言,報答仁義之恩,深感慚愧、負疚!我祈禱她在天之靈的寬恕!

第二天黃昏,我回家了。當我踏上正堂前石梯的最後一級,見到板壁上張帖著的紅色、綠色標語,不知是激動還是憤懣,用雙手徹底地撕了下來,揉成一團丟進了糞坑。

 

195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祭

1951年4月30日晚上,二表兄毛繼升告訴我:“明天毛家垣子的學生去四方石參加慶祝大會,我們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去看熱鬧。”

早上吃過青菜粥後,兩人向毛家垣子走去,那裏是公平鄉中心校。我倆到時,學生早已出發,一陣小跑後,在一個山梁上趕上了學生隊伍。

學生隊的前面,兩名學生並排舉著竹杆上的床單,床單上帖著方塊白紙,用毛筆書寫著“熱烈慶祝國際勞動節” 九個繁體大字。學生一路呼著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熱烈慶祝國際勞動節”!“打倒美帝國主義”!

二表兄感覺佇列行進太慢,把我拉出行列,向山坡下跑去。翻過一丘山灣田,看到四方石梅溪河南岸的戈壁灘上黑壓壓的人群,我一頭鑽進靠山邊主席臺的樓下,選了一塊石頭坐下。

主席臺是檁木和篾片捆綁搭建,用柏樹枝葉和紅、黃、綠各色紙張裝扮而成。建國初期的村口許多建有這樣的營門,供農會守哨、查路條。

主席臺上坐著區政府的長官。慶祝大會結束了,立即轉為“公審大會”,由兩位穿黃色制服、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的兵挾持著一個殃老頭,將其反綁雙臂,按跪在地上。主席臺中央站著區幹部遊著拿著寫滿字的紙,宣讀判決。每一個判決最後都是“怙惡不悛,判處死刑,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只有一位約六十歲左右、花白淺發、衣著白褂的殃老頭十分怕死,猶如一堆稀泥癱於地上,可見他多麼強烈的求生欲望啊!也有十分勇敢的人,他怒目斜視,挺胸傲立,用槍托擊打腿彎處都不跪下。

突然,北岸的大路上跑著人群,想過河看稀奇。主席臺上的顏區長端起步槍朝天鳴放,那些人被鎮住了,駐足不動了。

宣判完畢,共十三位獲死刑槍決。一位陪殺場的,後來傳說被抬回家中後,當夜逝世。

有人說全部跪在大麻柳樹下,成半園形,面部向著柳樹南面的山坡。

只聽一陣槍聲,有人說:“倒了,全部打死了!”

人們陸續散去,只有那些膽大的還圍著大麻柳樹看。我遠遠地看著麻柳樹那邊,只見嫩綠的柳葉像一把碩大的傘罩著下麵收屍的人群。

我找到二表兄,走在回歸的路上。在長著麥苗的田角,區幹部們坐著小憩,都在講述自已見到的殺人景況:有的頭臚飛了很高,有的腦花四濺,有的撲臥,有的卻仰面朝天。區政府通訊員毛先生說,區中隊有兩個兵膽小,端著槍發抖,他才掏出盒子槍,解決了。有一位說,是的,我見到的,他嘣、嘣兩槍,人就倒地了。

從殺人場回來,二表兄很少言語。晚飯後,我和二表兄睡在一張床上,兩人都輾轉不眠。我突然坐起來問他:“那些人真的是惡貫滿盈的惡霸”?“‘五一’國際勞動節必須這樣祭禮”?二表哥說:“你還小,不懂這些。睡吧!”

後來,人們傳說:曇花寺的大和尚常文也是在四方石被槍殺的。

2004年,青蓮王氏續修譜牒時,族兄王茂林寫了一段文字,原文錄後:

 

王 能 生 平

 

王茂林

   

君貴公,名能,1916年1月4日生於曇花鄉十二保木山嶺,今青正鄉寨子村。1926年秋就讀于當地保國民學校,1932年秋考入著名的萬二中(萬縣市)讀初中。他努力學習,成績優秀,謙虛謹慎,助人為樂,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愛戴。1938年于萬二中高中畢業,翌年被鄉鄰們選舉為本保保長。

1942年,他辭脫保長職務,擔任本保泰山廟保國民學校校長,繼後又被南岸吐祥某中心校聘任為校長。

    1951年“五一” 國際勞動節,不知何故,王能被推上斷頭臺,在公坪鄉四方石被槍殺去世,年僅三十五歲。

 

王玉蓉冤魂不散

二姐王君祿,字玉蓉,1923年6月出生於青蓮溪柿子灣,自幼承外祖父劉輔宸庭訓,言傳身教。她在外祖父和母親的薰陶下,好儒學,尊孔孟,仁德厚人。繼儒學之後,仍在外祖父家就讀中心校,並考入四川省立奉節中學女生部七班,1946年6月初中畢業,即有多所學校聘請任教,被其婉謝。

二姐性格內向,篤信佛教,每月初一、十五拈香吃素,從不間斷。媒妁登門,父母為之動心,被其拒絕。她秉性善良,樂於助人,勸人行善;應鄉鄰們的懇求,利用自家堂屋開辦私塾,免費為鄉鄰們的子女授教,讓孩子們擺脫文盲,懂得禮數,開發智力,增長知識。許多學生升學,服務社會。

1952年1月,土地改革期間,二姐被挾持到雙建樓,反剪雙臂,懸空吊於屋樑,頸項掛一支糞桶,桶內裝著陳尿,這叫“鴨兒撲水”; 再將石頭燒紅放於尿中,使熱氣薰蒸,鼻孔流血,這叫“發紅汗”。實在不能忍受了,才放下來。稍息之後,又將其衣褲扒光,一絲不掛蹲在木工用的三隻腿的木馬上,用雞毛掃其乳房,用豬鬃紮進其乳頭,並在胯襠下點燈,用燈火燒其陰毛。她不能忍受羞辱和折磨,趁著暮色昏沉,投入雙建樓西側的堰塘中。三姐王君位路過,聽堰塘中嘩嘩水響,見水面飄浮的頭髮,她一隻手抓住岸邊的草,另一隻手抓住頭髮,使頭現出水面,並高聲呼救,才得以救起。

二姐躺臥床上,全身浮腫,不能進食。農會領導人逼著三姐去脫她僅穿的一條新些的褲子。三姐在強力逼迫下,只得脫下二姐的褲子,交給農會領導人。

幾天後,二姐去世,年方二十八歲,一生完貞,玉潔冰清。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奉節縣城反帝路總爺壩居住的三姐王君位,常常被二姐向她要褲子的惡夢驚醒。三姐心理十分恐懼,向鄰居老婆婆們求教,請我夫人幫忙買了一些各色的紙,做了許許多多的衣褲鞋襪給二姐燒去。

1998年秋,我退休了,第一件大事就是為上人修建墓碑。立碑的那幾天,我夫人和三姐等親屬都去了。家鄉的婦女向她們講述了二姐慘死的經過。並說:當年一位姓胡的婦女,參加過二姐受刑的場面,現在得了怪病,去奉節、上重慶,治療效果不佳。在鄉間,她請巫師跳端公、下陰曹、觀花,都說是二姐纏住了她。她在二姐的墳前叩拜、燒紙錢,晚上在墳前點燈,長夜不熄,祈求寬恕。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