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年悉尼答問談“諾獎”

 

 

 

編者按:2010年11月27日,辛灝年先生在悉尼講演《辛亥三講》的第三講“誰背離了辛亥革命?”隨后答問,有聽眾提出“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問題,辛灝年於現場不得不答。現在黃花崗雜誌單獨發表此文,以補網上被撤稿之缺,以應“諾貝爾文學獎”討論之需。

  

辛灝年:我剛才在講演中提到過, 在中國人死為大、得獎為大、坐牢為大。因為這樣一來別人就不好說話了,對不對?你要一說、你要一批評,就說你嫉妒、你分裂、你搞內鬥,這個帽子就很大。但是,革命都不怕死了,回答問題上還怕難嗎?所以,我說老實話。

九年前,高行健先生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作家,大陸的作家,打電話給我說:「爾品,你要出來說話,這不是糟蹋人嘛!你應該批評,你在海外有自由的條件,而且你有影響力。」我當時聽了就很不高興,我在電話裡說:「中國人得獎了,你第一個感覺應該是高興,而不是想到批評。一百多年來,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卑心理還不能夠真正解決之前,西方人給我們一個獎,一個文學獎,我們首先應該要高興,這是一。

第二,你我都是文藝界的人,是文學界的人,我們的同行得了獎,而且得了西方的大獎,你和我是不是應該高興呢?也應該高興,不用酸溜溜的。

第三,「寫作是自己的事,評獎是別人的事」,這是我八十年代初給自己寫的座右銘。我是搞寫作的人,我只想怎樣把小說寫好,讓別人看到我的小說,說高爾品小說寫得還不錯。這不就是最好的獎賞嘛。你一個寫作的人,天天想著怎麼評獎,天天去活動評獎委員會,希望將來能給你一個獎,你不是「越份」了嗎?我就這樣回答了他。他說:「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總覺得心裡不舒服」。我說,你要舒服,因為將來修文學史的人怎麼評價是後人的事,今天我們只管高興就行了。我說,你總不至於高行健先生得獎,你不高興:中共御用作家王蒙之类得獎,你就高興嗎?我這句話把他说服了。

一九八二、八三年以後,為了搞諾貝爾文學獎,中共的文壇已經鬧得不亦乐乎。共產黨為了他的御用作家能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不知做了多少手腳、多少努力。我是文壇中人,我了解這個情況。所以我就跟他說,對高行健先生,不說他的小說,當年他在北京人艺的時候,寫的那些劇本,很多都是很好的,我就不說了。單單是他得獎了,諾貝爾文學獎沒有給中共御用文人,我就感到最高興。否則的話,中共御用文人得獎了,中共專制不就更歡了嗎?文壇不就更沒有自由了嗎?對不對?老實話嘛。

我後來用「文殤」這個筆名,在《黃花崗雜誌》第一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我把他們倆個做了對比,這篇文章在國內很受歡迎。當然到今天為止,沒有人知道是我寫的,我今天第一次公開,作者「文殤」就是我。所以,我們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一,要有持平之心;二,要有民族觀念;三,凡是適合民主自由的,我們都要贊成;凡是破壞了民主自由追求的,我們都要反對。這就是我對劉先生得獎的一個提前的認識,九年前高行健先生的事,我有文字做證,不能撒謊。

我是在辛亥革命系列演讲第一講之後,聽到了劉先生得獎的消息的,我的感覺與以前一樣。劉先生得獎,我首先高興。另外,在評價這個獎之前,我首先必須要闡明自己的立場。我是一個贊成和支持民主革命思想和立場的人。我擺明了這個立場,就不會在講話的時候忸怩作态了。我想,在政治問題上,在中國民主追求的方式和道路問題上,我和劉先生是不大一樣的。儘管我為他高興。我先講清楚這個問題,下面才能講我對劉先生得獎的具體感受。

為民運高興

第一個感受,我為民運高興。我這個人和民運的關係,套用一句古詩,叫「剪得斷,理就亂」。因為我不是民運,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我也沒有想過要去做民主運動,所以「剪」得斷。很多人知道我是文化人,是個作家,是個學者。上次有人問我,我回答他說,我就是個文化人。他說,你不是搞歷史研究嗎?對,那就是學者文化人。那人又說,聽說你反共,我就說,那就叫我反共學者文化人(全場大笑)。但我不是民運人士,這是不能冒充的。做民運人士是有要求和條件的。如果我說我不是民運人士,有的民運朋友會不高興;但我要說我是民運人士,可能有些人會更不高興。所以我要「剪得斷」。但是我一理就「亂」。因為我生活在紐約,開個玩笑,那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你說你不想認識民運人士,你不支持民運人士,你不幫助民運人士,那你就有點不大對頭。我幫過他們,他們也支持過我,一些人也贊成我的理念,當然那是很多年以後了。不怪他們,他們出來的時間太長了,對國內的思想潮流搞不清。所以,從「公」的方面來講,我為民運高興,民運“奮鬥”了這麼多年,這樣一個獎能推動中國當前海內外的民主運動,當然有好處,怎麼能沒有好處呢?他畢竟是共產黨不喜歡的一件事情,他畢竟是諾貝爾和平獎。所以,這是民運的一個大成就,特別是在海外民運、國內民運處於相當低潮的時候,一些堅持民運事業的朋友,遭到各方面困難和壓制的時候,現在西方人站出來了,給我們中國民運人士一個獎,你們能說它不是好事嗎?是好事。

第二,從「私」的方面講。不必諱言,其實有為數不少的民運人士,都在爭取這個獎。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民運,大概也有人為自己,在爭取這個獎。現在這個獎終於落在一個民運人士的身上,該不該高興?當然該高興,這是艱難奮鬥的一個結果。不管西方人對我們中國人到底是何種心態,這一百年來,西方列強政府都想中國有一個腐敗的政府,保持中國的腐敗政府對西方有利,但是他畢竟給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中國的民運人士,就要高興,所以我為民運「兩」高興。願望達到了,動力開始有了。下面就看你們自己怎麼做了。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為中共一喜一憂

我的第二個感受,是為共產黨又「喜」又「憂」。一位老華僑跟我講,這個諾貝爾和平獎是打了中共一個嘴巴子。我說:對的。但是我也有一個思想,什麼思想呢?那就是這個獎給劉先生,或是不給劉先生是不一樣的。這個和平獎如果沒有給劉先生,而是給了王炳章博士,那會對民主運動起到什麼作用呢?

王炳章博士可是真正地要號召民主革命,推翻共產黨專制統治,重建中華民國的啊!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王炳章博士,那民主革命不就在中國大陸「甚囂塵上」了嘛。而且王炳章博士是被共產黨從境外綁架回去判了無期徒刑的,在廣東韶關和一些普通的刑事勞改犯關在一起,遭受刑事犯的污蔑、毆打。有一次王炳章被他們打在地上的時候,王炳章說「你不要打我,我是王炳章,我是民運人士。」那個流氓刑事犯人說:「打的就是你王炳章。」三個月以前,王炳章給他的家人寫了一封信,說:「粉身碎骨,至死不渝」(全場響起激越的掌聲)。所以,我要是共產黨,我首先會堅決反對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任何民運人士。但如果諾貝爾和平獎一定要頒給中國的一個民運人士,那共產黨寧可你給劉先生,也不要給王炳章。我這話不偏見,因為共產黨會想,劉先生是比較主張溫和的、妥協的。他說:「我沒有敵人」。因此給他獎,總比給那些講革命的民運人士要好一點,比給王炳章博士要「和諧」得多,是吧?所以這個獎一定要給民運人士的話,對共產黨來說,是寧可給劉先生這樣的民運人士,最好不要給,絕對不能給王炳章博士這樣的人。這就是我為中共的一「喜」。因爲這個獎終於給劉先生。

一憂,憂什麼呢?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王炳章博士,當然對中共非常不利。可是,給了劉曉波先生也不利啊。因為給了劉曉波先生,民運當中的政治改革派就會加足了汽油、加足了馬力,就要進一步地要求、請求共產黨政治改革。如果這個政治改革要求符合共產黨的願望和利益,共產黨可以接受,那當然好;如果這個政治改革超越了共產黨所能容許的範圍,那共產黨仍然是火冒三丈啊,還是不能容許的。是不是?

雙贏

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因為已經有民運人士公開地寫出了這樣的文章,發到了我們的網站上,我的email也收到了。「高舉劉曉波先生的旗幟,體制內、體制外的政治改革派團結起來,為實行政治改革而奮鬥」。如果共產黨因為劉先生得獎,而接受了你們的政治改革要求,那不是「雙贏」嘛?共產黨學好,改好了,不搞專制了,改上民主了。二是,劉曉波先生代表的政治改革派,體制內、體制外的,用晚清的話來說,就是政治改良派,不也勝利了嗎?成功了嗎?諾貝爾和平獎豈不是起到了最偉大的作用了嗎?這就是「雙贏」。因為民運中的政治改派贏了,共產黨也贏了。

雙輸

但是,如果共產黨拒絕政治改革呢?如果共產黨不管你劉先生得不得獎,我反正都拒絕你們所提出來的這個憲章,那個憲章;這個改革要求,那個改革要求;我就是不改,誰要叫我改,我就抓誰。那不就「雙輸」嘛?也就是說,體制內外主張政治改革的朋友們,目的沒有達到,諾貝爾和平獎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就像達賴喇嘛在二十一年前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一樣,西藏今天還在中共的刺刀統治之下,是事實吧?共產黨不改,最後還是得革命,還是得人民起來推翻共產專制制度和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到那一天,鼓吹政治改革派的朋友們,如同晚清的政治改良派一樣,最終還是會因為絕望,而走進革命的陣營,與革命黨共同去粉碎這個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

如此一來,對於共產黨來說,對於今天還在堅持請求、要求共產黨實行政治改革的一些朋友來說,那就是「雙輸」,諾貝爾和平獎的意義就不是變大了,而是變小了。所以一切的根據,都在於共產黨改不改。共產黨改,「雙贏」;共產黨不改,「雙輸」。

兩個想法

第三個感受,我知道自己今天的這個答問是要得罪人的,會挨罵的,但是我講的都是心裡話,我開始就標明了我是什麼思想和立場。我在高興之餘,我在為民運高興之餘,我在為共產黨一「喜」一「憂」之餘,我還有兩個想法想告訴在座的朋友們。

第一,我們不要把西方人的一個獎,看得太高、太大,他畢竟也就是西方人的一個獎。如果認為中國的民運人士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中共馬上就不專制了,中國的民主就成功了,是不是也有點幼稚病、天真病呢?我剛才講的,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都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來,中共在西藏還是想打就打、想關就關、想殺就殺,還在逼迫喇嘛們去學馬列主義著作,所以沒有那麼「神」,我這是很土的話,但也是很老實的話。

第二,我們在高興之餘、興奮之餘,還是要根據我們今天中國的情況,找到我們應有的民主之路,也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革命、改良同時並進,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以外人的誇獎為誇獎,也不以自己的悲哀為悲哀。抓住了民主憲政,抓住了民主革命,抓住了「民主最終一定會實現」這樣一個遠大而切实的目標,扎扎實實的奮鬥,艱難困苦的奮鬥,把獎當作動力,而不要把诺獎當作靈丹。謝謝。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