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共產黨迫害“諾獎”作家巴斯特納克

 

巴斯特納克及其日瓦哥醫生簡介

 

 

蔡丹冶

 

 

 

編者按:本文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學者文章,為今日臺灣學界無心為之,亦絕不敢為之。現由海外《黃花崗雜志》打字重新發表。

                                                     本刊

 

 

毛共說:……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機構,一直在俄羅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計地搜羅東方叛徒。他們冠冕堂皇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學才華,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且努力尋求和大力發掘的,只是俄羅斯作家中的堅決反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天才”,而於一九五八年,基於政治目的,把獎金授於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反共小說《日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國際反動派並且由此掀起一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

——引自本文

 

 

 

蘇俄反共作家、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伯里斯. 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nak. 1890 ---- 1960) 逝世雖近十年,但他那因暴露共產制度罪惡和反映蘇俄人民的精神狀態而震動世界文壇的代表作《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卻評價日高,流傳日廣。因之,巴斯特納克的生命意義,已藉著他的藝術創作,而永生於世界文學史之中;且因其站在真理的立場上,對全人

類的反共鬥爭做出了高貴的貢獻,而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巴斯特納克,一八九0年二月十一日生於莫斯科 (註一);一九六0年五月三十日病逝於他的故鄉柏勒德基諾村(Peradalkino) (註二),享年七十歲,遺體按其生前希望,安葬於故土,俄國正教會的墓地。

巴斯特納克有猶太人的血統,自幼在充滿宗教與藝術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他的父親是一位名畫家,母親是名音樂家。他們和當時俄國第一流的藝術家、畫家、雕刻家、音樂家交誼甚篤。巴氏自傳中對他的幼年生活曾有這樣一段描寫:“……羅丁諾夫說我那天夜裏駭得又哭又叫,但音樂聲遏止了我的啜泣。當家母演奏完畢時,她過來安慰我。當時大廳裏滿是煙,鋼琴的紅木閃爍在燭光中,翼形的大鋼琴,黑得如同男士們的禮服。其中有幾位白髮老人,以後我和他們都非常熟識,常常見面,那便是畫NN葛。尤其是家父常為其畫插圖的托爾斯泰,他經常是我家的坐上客,而他的精神更是彌漫在我們的家裏。”從這段插繪中,我們可以看見對巴氏的一生具有重要意義的童年生活;也可以瞭解到巴氏在思想上繼承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的衣缽並非偶然。

巴氏深得其母之遺傳,喜愛音樂,早年曾致力於音樂之研究,深受印象派作曲家司克利亞賓的影響,後入莫斯科大學專攻文學,畢業後赴德國入馬爾堡大學攻哲學,甚得大哲學家柯亨(H.Cohn) 之器重。一九一四年學成後周遊法、意諸國,並於大戰爆發前回俄。綜觀上述,可知巴氏一生,深受西方文化和自由教育的薰陶。他於逝世前一年——一九五九年,鄭重向世界宣佈:“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我是一個信仰神的人。”這是巴氏和“布爾什維克”劃清界線的衷心剖白,並非憤激之詞。

 

 

巴氏自一九一二年開始他的創作生活,至一九六0年逝世,約近半個世紀之久。綜其一生創作活動,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被稱為“象徵派詩人”時期:一九一二年,留德的俄青年學生巴斯特納克,以象徵派詩人走上歐洲文壇,置身於當時開始勃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激流中,致力於象徵主義和未來派的調和。一九一四年巴氏第一本詩集《雲中的孿生子》出版。一九一七年發表《越過障礙》和《我的妹妹/人生》等詩篇。由於他的詩洋溢著豐富的熱情和想像力,蕩漾著音樂和繪畫的美,使巴氏名重文壇。

第二,被稱為“社會主義作家”的時期:“十月革命”初期——一九二二年巴氏發表《主題與變奏》,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又發表了《修米特上校》和《一九0五年》兩部敍事長詩,獲得俄共重視,有“社會主義作家”之名,並被當時蘇俄最紅的“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譽為“現代抒情詩的開拓者,俄國詩的革新者。”但由於巴氏不肯放棄人道主義思想、象徵主義立場和未來派風格,因而俄共開始對他感到不滿。“社會主義作家”的“高帽子”也就戴不長久。

第三,被批評與被整肅時期:一九三一年巴氏出版《安全通行權》和《第二個誕生》兩部詩集。詩集象徵主義色彩愈濃,曾被俄共批評家們指為“頹廢派的形式主義者”。接著,又因當時史達林開始整肅一些“不走社會義義路線”的作家,強要巴氏在檔上簽名,巴氏斷然拒絕。一九三二年,他就遭遇了整肅的命運。

第四,長期默從事翻譯時期:在蘇俄,一個作家被整肅,即等於宣佈他的文學生命的“死刑”。巴氏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即被迫擱筆,基本上停止表達個人思想的創作活動,退隱故鄉,從事莎士比亞、歌德、席勒、克萊斯特等大師們的作品之翻譯。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前長達二十二年期間,巴氏除於一九四五年出版一本不關重要的《小品集》外,可謂沒有作品發表,也沒有任何報刊接受他的作品。這段時間,巴氏羞與“社會主義作家”為伍,拋棄現代生活享受,寄情田園,耕譯為生,生活極為清苦。

第五,重新開始創作生活及《瓦哥醫生》之出版:一九四八年,五十八歲的巴斯特納克,正達人生爐火純青的成熟境界。這一年,巴氏默默地重新拿起創作的筆,開始撰寫他的不朽傑作——《瓦哥醫生》(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份俄國“作協”會刊《日南米亞》上發表《瓦哥醫生》十首插詩),經過八年的辛苦努力,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底完稿,於一九五六年初夏送審。這時候,正是赫魯雪夫召開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之後,俄國輿論界、文學界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公開討論共產主義和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時期。於是,《瓦哥醫生》幸獲批准出版,巴斯特納克默了二十餘年之後的第一篇重要學術論文——《關於莎士比亞之翻譯》,也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文學的莫斯科》上發表。同年十月,波匈事件爆發,整個共產集團為之震動,赫魯雪夫式的“民主”結束,各種限制不僅重又恢復,而且較前更甚,於是蘇俄當局宣佈收回准許《瓦哥醫生》出版之成命,使這一劃時代之名著尚未問世即成禁書。

但因巴氏曾於《瓦哥醫生》獲准出版時,立即將原稿副本寄出俄國,並將外文譯本版權售於義大利共產黨員主辦的“費爾特林納裏出版公司”,而赫魯雪夫禁止《瓦哥醫生》出版時,則先假借作者名義,電費爾特林納裏收回書稿;繼之又通過共產黨國際組織的力量,阻止該書出版;甚至派遣俄國“作協”黨組書記亞曆克賽.蘇爾科夫“友好”訪意,通過意共組織與費爾特林納裏直接談判,用盡欺詐手段,企圖改變費氏之決定,甚至不惜以“如果此書出版,對巴斯特納克的安全有重大影響”威脅費氏。但赫魯雪夫的一切陰謀詭行,並未發生任何效果。一九五七年冬,二十余萬言的《瓦哥醫生》意文譯本,就在米蘭和世人見面。一年之內,便被譯成十九種文字風行各國,發行數量無法統計,只知其確實成為自由世界最暢銷的小說,而其影響深遠,一時無出其右者。因而被提名、推薦,並獲“諾貝爾獎金征審委員會”的嚴格評審,而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當選為諾貝爾文學獎之得獎作,給作為一個作家的巴斯特納克帶來殊榮;也給作為一個俄國人的巴斯特納克帶來無盡的不幸與災(註三)

瓦哥醫生》這部震動二十世紀世界文壇的傑作,雖然風行自由世界,但在鐵幕之內,卻是無法讀到。一九六0年,自動組成的巴氏葬禮行列到達墓地時,曾有一位悲憤交集的青年學生,在墓地高聲大喊:“他寫的那部書是偉大的作品,可惜不讓我們讀!”這不只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俄國年輕一代不滿、反抗的憤怒抗議。這聲音,是對法捷耶夫(一九五六年自殺)所說的:“那些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在蹂躪他們本國的進步文學,極力不讓先進的文學作品到達人民的手裏。)(註四)等話語的最無情的諷刺和最徹底的反擊。—— 事實最雄辯,在世界各自由的國家中,不難買到綏拉夫莫維支的《鐵流》;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書。但在共產國家中,卻絕對無法讀到《日瓦哥醫生》。

一九六0年六月一日《紐約時報》和《紐約前鋒論壇報》在紀念巴氏的專文中這樣寫著:“巴斯特納克今日受到一切自由地區的人們衷心崇敬,因為他是他們之中的一份子,但他的祖國的同胞們,尚為給予他以應受的最高敬意。”(前鋒論壇報)“將來的俄國人,必因巴斯特納克在他如此深愛的祖國的土地上,於羞辱中度其暮年而感到可恥。”(《紐約時報》)(註五)

不久之後,蘇俄政府,終於在世界輿論的的強大壓力之下,成立了“巴斯特納克遺著整理委員會”,全面篡改巴氏譯作,並宣佈出版經過“修正”的《日瓦哥醫生》,作為其“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裝飾”。

但是,較蘇俄尤為專制、反動,並以殺害作家,違反藝術為樂事的毛共,卻為此而大肆叫囂,幾年來從“諾貝爾文學獎金征審委員會”一直罵到“蘇共中央”—— 即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為首的所謂“蘇修集團”。

一九六六年夏,當毛共為了蕭洛霍夫. 米哈依爾.亞曆山特洛維契(Sholokhov Mikhail Aleksnndrovich. 1905——)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大肆叫駡時,把筆頭一轉,拖泥帶水,又扯到巴氏身上,毛共說:“……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機構,一直在俄羅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計地搜羅‘東方叛徒’。他們冠冕堂皇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學才華,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且努力尋求和大力發掘的,只是俄羅斯作家中的堅決反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天才’,而於一九五八年,基於政治目的,把獎金授於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反共小說《日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國際反動派並且由此掀起一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註六)

一九六七年,當莫斯科電臺傳出了蘇俄行將出版《瓦哥醫生》時,毛共的“宣傳機器”,較前又為瘋狂的叫嚷。說是:“蘇修集團最近公然要出版叛徒作家巴斯特納克的反動小說《瓦哥醫生》。巴斯特納克是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以後,一直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對列寧、史達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懷著刻骨仇恨。而在《瓦哥醫生》這本小說中尤其倡狂地攻擊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謂“西方國家得到這部反共作品,如獲至寶,立即把它翻譯成多種文字,在許多國家大量出版 ,並由美國的電影公司拍成電影,大量發行。他們借此掀起了一陣攻擊共產主義,誹謗無產階級專政的黑風。”最後又把結論“落實”到蘇共的領導人身上,說“勃列日涅夫—— 柯西金集團同叛徒巴斯特納克以及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是一丘之貉。”時至今日,毛共這種“狗咬耗子,多管閒事”的蠻橫的叫駡之聲,仍然時起時落,不絕於耳。

 

 

巴斯特納克對於人類的貢獻,不只因為他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創作了一部媲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輝煌巨著;更重要的是在於他經過了二十餘年的長期默之後,在孤寂的暮年中,以犀利的筆,雷霆萬鈞之力,擊破陰森的鐵幕,戳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俄國御用文人的美麗謊言,使“社會主義天堂”從內部崩陷了一個嚴重缺口,流出了俄人四十餘年來的鬱積血淚,使自由世界的人們,清楚地窺見了陷身鐵幕的俄人的陰森恐怖的“幸福生活”真相。而使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手忙腳亂,語無倫次。初則動員蘇俄黨政御用輿論力量來圍攻巴氏,以一切惡毒言詞來抵毀他,用一切共產黨人所慣用的“政治顏色”給他塗“花臉”;繼之則譽之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和一個傑出的翻譯家” 毛共說:“……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機構,一直在俄羅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計地搜羅東方叛徒。他們冠冕堂皇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學才華,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且努力尋求和大力發掘的,只是俄羅斯作家中的堅決反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天才,而於一九五八年,基於政治目的,把獎金授於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反共小說《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國際反動派並且由此掀起一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註七)

巴斯特納克七十年的生命行程,跨越了沙俄時代和蘇俄時代。對於苦難中的俄國兩個時代的暴君之殘忍與惡毒,他太熟識、太清楚了。他極端憎恨沙皇的專制,他曾衷心的歡迎“十月革命”,以為革命的暴風雨將為俄人沖洗一切苦難,帶來自由、幸福。但不久,事實告訴他:“無產階級專政”和沙皇的封建制度,形式雖異,本質則一,以暴易暴而已。俄國人民剛剛掙脫了舊的桎梏,卻又套上了新的枷鎖。因此,巴斯特納克由懷疑“十月革命”而痛恨共產制度,而終於在二十餘年的緘默中,觀察、思考、孕育、創作,完成了不朽之作《瓦哥醫生》,以“日常現象來解釋真理”(巴氏之語),在真理面前為俄國人民的曠古未有的苦難,做了公正的見證;在全人類面前,向歷史提出對共產主義和赤色暴君的嚴正控詞。

巴斯特納克生前十分明白:赫魯雪夫要填補這個由他一手炸開的“缺口”,有一天會要以他的生命和白骨為磚石的。然而,他無懼於此,他在忍受了長期的痛苦和沉重的抑鬱之後,決心為真理犧牲,為信仰殉葬。他說:“我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不過一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答西方記者)這是堅貞的殉道者受難前的豪語,也是使劊子手們為之膽寒的英雄氣魄。

巴斯特納克,使我們想起了“十月革命”時代最為列寧所噐重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弗拉奇米爾.弗拉奇米羅維契(Mayakovskly Vladimir Vladimirovihc. 1893----1930) 和兩度獲得列寧勳章的名作家法捷耶夫.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特洛維契( 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01----1965) 。他們對於蘇俄的“十月革命”,都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才華、智慧,他們以詩人、作家的良知,憤恨沙皇的殘暴,以豪壯的聲音,頌揚革命,呼喚明天。但是,“十月革命”以後“解放”了的俄國人,饑寒交迫,甚于沙皇時代,史達林、托洛茨基、馬林可夫、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這些人的陰謀權術,爭權奪利,較帝俄時代的貴族權臣之傾軋排擠,有過之而無不及。鐵一樣的事實,粉碎了他們的“夢”,使他們感到受騙又騙人的痛苦與內疚,使他們看到自己用心血、智慧寫成的作品,無一不變成空話謊言;使他們感到對於他們自己所深深摯愛的人民、國家,過去、現在、將來,實際上毫無貢獻。生命的空虛,希望的幻滅,使他們失去了生存與創作的勇氣與憑藉。於是,他們舉槍自殺,以死,棄絕他們恐怖、血腥的“社會主義祖國”;以死,棄絕他們失望的“共產主義天堂”;以死,棄絕暴君史達林和赫魯雪夫。

巴斯特納克呢?他不,他不像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一樣無言而逝,他選擇了戰鬥。他決心以自己的生命和愛心,奉獻給他苦難的祖國和受迫害的同胞;他決心為真理,為正義,為人性的尊嚴,為崇高的理想—— 自由而犧牲。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行動的順序早就計畫和佈置好了的。

因此,無法避免最後劇幕的下降。

我孤獨地站在這裏……

要生活到生命的盡頭不是兒戲。

 

詩,是詩人生命的“宣言”。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氏的性格是如此的倔強。在他七十年的生命過程中,從不頌揚新舊時代的“偉大人物”,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的沈默,更完全表現了托爾斯泰所說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絕不承認強暴為合法”的高貴精神。這要不是有最倔強的性格,最堅韌的生命力是不能做到的。而最後,他終於忍無可忍的向人類、向世界莊嚴地宣佈:

“我確實相信,我已經以藝術家的身份作了見證,我已經寫下了我親身經歷的時代。”

巴斯特納克“見證”些什麼?寫下些什麼呢?

首先,他認為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和俄羅斯本身最嚴重的錯誤和罪行。他借著他筆下的瓦哥醫生之口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思想比馬克思主義更武斷、更脫離事實。”

他說:“十月革命以來,人們所瞭解的促進社會進步的觀念,並不能使我信服。沒有任何實際的改善,只是談談就已經弄得血流成渠了。我不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改造生活”?說這話的人根本就不懂得生活是什麼。他們把生命看成一塊原料,需要他們來加工精製。可是生命決不是原料,它有自我綿延的原則;它經常地對它自己加以延長、重造、改變、轉化;它決不是我們對它使用任何理論所能限定的。”

他說:“在‘共產革命’中,生活彷彿中斷了。個人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世界上除了屠殺、死亡,什麼活動都停頓了。”

巴斯特納克對於狂妄無知而又以“救世主”自居的共產黨徒,曾有最恰當描繪與評價。他說:“這些革命者除了摧毀和搗亂之外,什麼都不行,因為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才幹,他們是低能的。”而“這些作威作福的革命分子之所以可怕,並不因為他們為所欲為,無惡不作,而是因為他們好像失去了控制的機器一樣,橫衝直撞。”

但是,巴氏對於被迫害的俄國人民,卻充滿著悲天憫人的關懷與愛心。他深刻地意識到:共產黨的統治,是對每個人的人性的虐殺;是使每個人精神分裂的根源。他正確地寫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俄國人民的慘狀和知識份子的痛苦。他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時代病。我想它的根源是精神性的。我們絕大多數人民都過著一種有系統的雙重生活。如果你天天如此,經常發著違心之論,匐伏在你所厭惡的東西之前,慶祝一些只能給自己帶來災難的事情,你的健康一定要受影響。一個人的靈魂不斷受到侵犯,而要他不受損害,那是不可能的。“

很明顯:巴斯特納克的思想,不是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與托爾斯泰同出一源,濫觴於基督教思想。因此,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和辯證法唯物論者絕對不能相容。而他對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和人生的解悟,亦就和陷於物質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完全不同。一九五八年冬,他在答復斯德哥爾摩大學尼爾森教授訪問時的談話中說:“人們對於人生觀正走向一個新的態度。在這個世界戰爭的新時代,在這個原子時代,人類本身的價值觀念已經改變了。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只是存在事物中的過客。我們必須在我們之間尋求安全。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拋開十九世紀的唯物觀念。這乃是精神世界和我們內心生活與宗教信仰的再覺悟——所謂宗教,並不指它僅是一種重要的感覺。”

這就是巴斯特納克憑他詩人的智慧、良知和氣質,深入他的祖國的“黑暗時代”親身感受所作的見證和有力的控訴,以及他對這一代人類的精神生活的明確指引。

共產黨是最不喜歡說真話亦最怕聽真話的。當巴斯特納克被瑞典皇家學院宣佈為一九五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時,赫魯雪夫眼見巴氏的代表作《瓦哥醫生》行將風靡全球,而蘇俄四十年來的暴虐罪行亦將因而暴露於全人類之前;馬列主義思想,即將遭受一次嚴重的打擊。因而,他迫不及待的給巴氏羅織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誣衊巴氏“在精神上早已是叛國分子”,“現在又朝祖國臉上吐糞”等等。並且指使御用的蘇俄“作家協會”開除巴氏會籍。但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七十年來,帝俄、蘇俄的兇神惡煞,巴氏全都見過,共產黨所慣用的籠絡、收買、利用;或者是打擊、清算、鬥爭的卑污手段和毒辣政策,他久經體驗,知之深矣。過去,他對史達林所加於他的迫害尚且置至不顧,又何況赫魯雪夫,以至在他生命行程中的最後兩年,成為反共的“罪犯”,但這對巴氏而言,已不是新鮮的事了。所以他泰然而無所畏懼。因為他始終堅信:“既使是未被武裝的真理,亦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善良的精神,戰勝邪惡醜行的日子將會到來。”憑此信念,他堅強地“生活到生命的盡頭”。

 

 

巴斯特納克的一生,也許是不幸的,但卻是光榮的。他生前受盡了蘇俄共產黨的淩辱、迫害;他逝世,自由世界同聲悲悼,但蘇俄卻等到第三天才發佈他病逝的消息。

十分明顯,不論是史達林還是赫魯雪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都是妄圖以冷淡來奚落他,或以篡改他的著作來削減他的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些愚昧的暴君們忘記了:當北極的風雪,仍然封凍西伯利亞的時候,地球上的其他地區,早已是春曖花開的季節了。因此,巴斯特納克,雖然在他的俄羅斯祖國,生前失去尊敬,死後沒有悼辭,但卻在全世界贏得了衷心的敬意。

作為一個詩人、作家,巴斯特納克的生命,較瑪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也更加光輝,更具永恆意義。他的精神,永遠是一面飄揚在鐵幕心臟的反抗共產極權、反抗專制暴政的鮮明旗幟。

 

巴斯特納克雖死猶生,他將永遠活在人類的心中。

 

註:

  1. 《巴斯特納克自傳》:“依照舊式演算法,我是一八九0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於莫斯科的律師之家。”所謂“舊式演算法”,當指俄曆而言。
  2. Peredelkino. 也譯彼烈德奴,或彼裏德爾基諾,左彼星德基諾。在莫斯科西南約二十裏處。
  3. 巴斯特納克不但因獲諾貝爾獎而僅受蘇俄當局的責難和辱駡,蘇俄“作協”並且以得獎為由,開除其會籍。
  4. 引自一九五二年十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法捷耶夫發言。
  5. 引自五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蔡輝作《蕭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一文。
  6. 五十六年五月九日新華社廣播短評。
  7. 蘇俄文化部長稱譽巴氏之語。出處同註6。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