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第九章

 

社會異己分子和鎮壓周期

 

儘管農民作為整體在社會的斯大林主義轉型期付出了最為沈重的代價,那些被界定為「社會主義新社會」之「社會異己分子」的其他社會群體也遭到殃及,其民權被剝奪、遭到解雇且流離失所、社會地位下降、以及被流放。「資產階級專家」、「貴族」、神職人員、自由職業者、企業家、商販及工匠等,都成了一九三十年代初葉發動之反資產階級革命的受害人。其他一些城鎮居民,僅僅由於不符合「無產階級勞動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標準,也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打壓。

臭名昭著的沙赫蒂審判,清楚地標記了一九二一年以來當局和「專家」間之休戰的結束。這個審判正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動之前舉行,其政治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對黨之目標的懷疑、優柔寡斷及漠然處之都會自動定性為「破壞」。懷疑就是背叛。對專家的打壓在布爾什維克心態裡根深蒂固,而沙赫蒂審判所發出的政治信號在基層得到了明確無誤的響應。資產專家即將成為經濟失敗和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而造成之不滿的替罪羊。至一九二八年底,數以千計的管理人員和資產階級工程師遭到解職且被剝奪定量購貨卡和看病的權利,有時甚至還會被掃地出門。一九二九年,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財政人民委員部、商務人民委員部及農業人民委員部數以千計的公務員,由於「右傾偏向」、「破壞」、「屬於社會異己階層」而遭到清洗。值得一提的是,財政人民委員部百分之八十的高級公務員曾在舊政府裡工作過。1

對政府某些部門的清洗在一九三零年夏天以後更加激烈,當時斯大林決定要清除所有的「右翼分子」,例如阿列克謝˙李可夫等人,聲稱他們秘密勾結「專家破壞分子」。一九三零年八月和九月間,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加強了其行動,並且逮捕了在國家計委,國家銀行,以及財政、商業、農業等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所有知名專家。其中有尼古拉˙康德拉捷夫教授,他是著名之「康德拉捷夫周期」的發明人,曾任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掌管糧食供應的副部長,並且時任財政部經濟研究院院長。遭到逮捕的人還包括尼古拉˙馬卡羅夫教授和亞歷山大˙恰亞諾夫教授,二人均在農業部任重要職位;國家銀行董事會成員安德烈˙薩德瑞教授;以及國家計委裡最著名的經濟統計學家之一弗拉基米爾˙格魯曼教授。2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斯大林都對格別烏有親自指示,因為他一直在密切關注有關「資產階級專家」的一切動向。格別烏準備的檔案文件證明存在一個反蘇維埃政權組織的體系,由據稱以康德拉捷夫為首的「農工黨」和以亞歷山大˙然則為首的「工業黨」作為聯繫紐帶。調查人員從一些被捕人員那裡榨取了多份供詞。許多人供認與李可夫、布哈林及謝爾蓋˙斯塔索夫等「右派分子」有聯繫;另有許多人證實他們參與了完全虛構的圖謀,即在國外反蘇維埃流亡分子和秘密國外組織的幫助下消滅斯大林和推翻蘇維埃政體。乘勝追擊,格別烏還從軍事學院兩位教官那裡得到供詞,描述了由紅軍總參謀長米哈伊爾˙托卡切夫斯基領導一項陰謀計畫的準備工作。在給謝爾戈˙奧爾忠尼啓澤的一封信中,斯大林明確表示,他不能冒險逮捕托卡切夫斯基本人將軍,但並不介意對較小目標的消滅,即其他「專家破壞分子」。3 這樣,將任何反對斯大林黨路線的人用偽造的證據指控為「恐怖分子」的手段,在一九三零年就已經完全成熟。不過在當時,斯大林尚且願意採用相對溫和的策略,用以阻止剩下的微小反對勢力,並恐嚇那些還在猶豫不決的人以令其屈服。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發表了財政人民委員部和商務人民委員部四十八名公務員的「供詞」,所有這些人都承認對「目前食物供應的困難以及銀幣的突然消失」負有責任。幾天前,在給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斯大林下達了嚴格指示:「勢在必行的是:1」對整個財政人民委員部和國家銀行進行嚴厲清洗,不管像皮達可夫和【亞歷山大】˙布亞卡諾夫這類持懷疑態度黨員的任何反對;2)槍斃至少二十或三十個已經滲透到這些部門的破壞分子… 3)加強格別烏在全國各地的行動,盡力收集所有仍在流通的銀幣。」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五日,那四十八名公務員都遭到處決。4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有幾起清一色的表演式審判。其中有些是秘密審判,包括對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及「農工黨」之專家的審判。另一些是公開審判,比如對「工業黨」專家的審判,其中八人「供認說」建立了有兩千名專家的龐大網絡,意圖在外國駐蘇使館的唆使下組織經濟顛覆。所有這些審判都強化了關於破壞的虛構;如同那些關於陰謀的虛構一樣,此虛構很快就成為斯大林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

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四年間,十三萬八千名公務員被免職;其中兩萬三千人被歸類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並剝奪公民權利。5 對專家的莫須有迫害在工業界甚至更為廣泛;在那裡,增產的巨大壓力導致事故的增多,產品質量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更頻繁的故障。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六月,頓巴斯地區百分之四十八的工程師遭到撤職或逮捕;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僅在交通系統就有四千五百名「專家破壞分子」被「揭發」。對這些專家的迫害,由當局制定之高不可攀的新工業指標,以及工作場所越來越多的違紀行為,對蘇維埃工業造成了可觀的長期損害。

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程度,黨的領導人被迫採取了一系列的修正措施。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政治局採取多項步驟來試圖限制「專家」中的受害人數。政治局立即釋放了幾千名工程師和技術員,「尤其是在冶金業和煤礦業工作的那些人」,取消了對專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學限制,並禁止格別烏在沒有相應部委的事先許可時逮捕「專家」。宣布這些措施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歧視和壓迫是多麼廣泛。在沙赫蒂審判之後,數以萬計的工程師、農藝師、技術員和管理人員成了這一恐怖形式的犧牲品。6

在被排斥於「新社會主義社會」之外的其它社會類別中,神職人員的遭遇尤其悲慘。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年間對教會的攻擊之後,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間,蘇維埃政權發起了對教會的第二輪大進攻。一九二十年代末,對在吉洪之後接掌牧首的都主教謝爾蓋宣佈效忠蘇維埃政權一事,多名高級教士持反對態度。儘管如此,東正教依然是蘇聯社會的重要力量。在一九一四年以來活躍的54692個教堂中,到一九二九年初39000個教堂仍有禮拜活動。7 一九二五年成立的無神論戰鬥團的主席艾米利亞˙亞如斯拉維斯基承認,在一億三千萬的總人口當中,只有不到一千萬人實際上放棄了宗教信仰。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間的反宗教攻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起始於一九二九年春季和夏季,特徵是重行頒布並加強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反宗教法律。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佈了一項重要法令,旨在加強地方政府對教區生活的控制,給宗教社團的活動實施了新的限制。從此以後,「超出對宗教渴望之簡單滿足限度」的任何活動都受此法律管轄。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中令人恐懼之第五十八條第十節規定:「任何利用民眾之宗教偏見……來破壞國家之穩定」的行為,可判處「從最短三年徒刑到死刑的任何刑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政府開始實行新的五天工作周:五天工作,一天休息;如此就令星期天不可能被當作休息日。此項措施的用意就是要「推動消除宗教的鬥爭」。8

這些法令不過是個序幕,接下來是反宗教運動之第二個且大得多的階段。一九二九年十月當局下令沒收所有教堂的大鐘,因為「鐘聲擾亂了城鎮和鄉村中佔大多數的無神論者們之寧靜權」。任何與教會關係密切的人都會當作富農對待,並被強迫交納特別稅。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間,宗教領袖的稅負增加了十倍;這些人並被剝奪公民權,意味著失其定量卡和看病的權利。很多人遭到逮捕、驅逐或流放。根據不完整的記錄,在一九三零年,有一萬三千名神職人員被「非富農化」。在許多鄉村和城鎮,教堂的關閉象徵了集體化的開始,而非富農化也就開始於取締地方宗教領袖。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三零年,百分之十四的暴動和農民起義都是由關閉教堂或摘除其大鐘引發的。9 反宗教運動於一九二九年末至三零年初的冬季達到高潮。截至一九三零年三月一日,6715座教堂遭到關閉或摧毀。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斯大林發表著名文章「成功沖昏頭腦」之後,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用嘲諷的口氣譴責了那些「在與宗教偏見鬥爭中不可接受的偏差,尤其是不經當地居民同意就用行政手段關閉教堂。」但這個正式譴責並沒有改變那些因宗教原因而遭遣送之人們的命運。

接下來的幾年裡,針對教會的這些大規模攻勢轉變為對神職人員和宗教組織的日常行政騷擾。地方官員繼續其遊擊戰,任意解釋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佈之政府法令的六十八條,並且在關閉教會時顯著超越其權限;他們有一系列的理由,比如某建築「不衛生或過於陳舊」,「沒有交保險金」,以及沒有繳納稅金或宗教社團成員必須繳付的數不清費用等等等。宗教人士被剝奪了公民權利和佈道權利,而且沒有其它有薪酬就業的可能——他們的地位是被隨意定義之「不勞而獲的寄生分子」。不少牧師別無選擇,只能做遊走宣教,在社會的邊緣過著地下生活。因此,儘管都主教謝爾蓋承諾效忠蘇維埃政權,教會裡還是出現了分裂,尤其是在沃羅涅什和坦波夫等省份。

一九二九年,沃羅涅什地區主教阿列克謝˙布維因堅決反對教會與當局之間的任何妥協而被捕。其追隨者們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會「真東正教」,並且有其自己的遊走神職人員。這些人已被都主教謝爾蓋為首的教會逐出教門。這個「沙漠教會」沒有自己的教堂;信徒聚集在五花八門的地點做禮拜,比如私人住所、修道院、甚至山洞。10 這些自稱的「真東正基督徒」遭到特別嚴厲的迫害;數千人被捕且作為「特別安置」而放逐或直接押送集中營。東正教本身由於面臨著來自當局的持續壓力,教眾人數亦有明顯減少。儘管如此,一九三七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的成年人仍然認為他們有宗教信仰。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蘇聯尚有活動的東正教堂僅存15835座(是革命前總數的28%),清真寺4830座(是革命前總數的32%),幾十個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註冊的牧師僅有17857名,而一九一四年是112629名,一九二八年是七萬名。按照官方的說法,神職人員群體已經成為「某垂死階層的殘渣」。11

 

一九三十年代初恐怖的犧牲者並非只限於富農、專家、神職人員。一九三零年一月,政府發動了一項大規模的運動來「消滅所有企業主」。這個運動的目標直指商店主、工匠及自由職業者——即在新經濟政策下之微弱的私營部門做事之全體將近一百五十萬人。這些小業主的平均運營資本不超過一千盧布,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沒有雇人,但卻被十倍上漲的稅負及貨物充公而快速消滅。這些人作為「社會不良分子」、「社會不需要」或「異類分子」,與「貴族」、「沙俄時期之國家機器和有產階級成員」等全然不同的類別一樣,被剝奪了各類權利。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二日發佈的法令中列出了三十多類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等,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貴族」、「前警察」、「前沙俄公務員」、「前富農」、「前私營企業雇員或雇主」、「前白軍軍官」、前牧師、前僧侶、前修女、「前政黨成員」等等。這些民眾連同其家屬,在一九三二年共有七百萬人;他們受到的歧視包括剝奪選舉權及住房權、醫療和定量卡。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由於推出護照化制度以清除城鎮裡的「社會不良分子」,這些措施變得更加嚴厲。12

 

鄉村的強制集體化,以及加速工業化的計畫,由於破壞了社會結構和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引起大量農民湧入城鎮的流動。農民的俄羅斯變成了流浪者遍地的俄羅斯。從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底,蘇聯城市到處充斥著為了逃離集體化和非富農化而洪水般湧入的農民——官方估計數字為一千兩百萬。僅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周邊地區就增加了超過三百五十萬的移民。這些人中有些是有生意頭腦的農民,他們情願背井離鄉,甚至不惜被劃分成富農,也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一年間,規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項目還算容易地吸收了這些農民。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政府開始擔心流浪人口的龐大和無控移動會造成城鎮地區的不穩定。他們的存在也讓一九二九年以來精心策劃的定量制度有陷入困境的危險。申請定量卡的人數從一九二九年的兩千六百萬上升到一九三二年的將近四千萬。移民常常迫使當局把工廠改為龐大的難民營。逐漸地,移民被認為是不良現象範圍日益擴大的根源,比如曠工、工作紀律鬆懈、流氓行為、工作質量低劣、酗酒及犯罪等等;所有這些都給工業生產造成了長期的不穩定影響。13

為了解決此「災情」〔Stikhia,泛指自然災害、無政府狀態,或任何混亂〕,當局在一九二九年十月採取了一系列鎮壓措施,從嚴苛的新就業法律到對「社會異己分子」的清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律對曠工者的嚴厲懲罰措施是立即開除,沒收定量卡,甚至趕出住所;其聲明的意圖是揭露「偽假職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的法令讓雇主負責發放定量卡,目的主要是去除那些錯誤列入管制較鬆之城鎮定量名單的「已死幽靈」和「寄生蟲」。

此新立法的關鍵部分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推出的國內護照。按照該法令之序言的解釋,對國內人口的「護照化」是為了實現一些精心定義的目標:其意圖是「消除所有社會寄生蟲」,防止富農「滲透」到城市中心和市場,限制農村人口外流,以及保障城鎮的社會純潔性。所有那些還沒有被剝奪公民權的十六歲以上城鎮成年人,比如鐵路工人、建築工地的正式工人,以及國營農場的農工,都會自動收到警方頒發的護照。護照只有加蓋公章(居民簽證)以顯示持照公民的合法居住地點方為有效。每個人的身分都取決於其居民簽證上的這個印章,並可能決定此人是否可以拿到定量卡、社會保障卡,或有家居的權利。所有城鎮都被劃分為「開放」或「關閉」兩類。最初的關閉城市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辅、敖德薩、哈爾科夫、頓河畔羅斯托夫及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些城市獲授特權地位且有較好的供給。要想獲得關閉城市的居住權,只能通過家庭關係、結婚,或者經由官方許可有權得到居民簽證的特定工作。在開放城市,居民簽證的獲得要容易得多。

護照化工作持續了整整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底,業已發放兩千七百萬本護照。最初的效果是讓當局可以清除城市中的不受歡迎者。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於莫斯科開始,在護照化的第一週內就「發現了」3450名「前白衛軍成員、前富農及其他犯罪分子」。在關閉城市,將近三十八萬五千人被拒發護照,並強迫在十天內搬出自己的居所。更有甚者,這些人也被禁止在其它城市居住,甚至不能搬到開放城市。內務人民委員部(內務部)護照部門負責人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的報告中說,「對這個數字還應該加上在宣布護照化後自行離開城鎮的人數;那些人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獲發護照。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為例,將近三萬五千人立即離開了該市……在莫斯科,在開始護照化工作的頭兩個月裡,人口減少了六萬。在列寧格勒,一個月內就有五萬四千人消失回鄉村。」大約有四十二萬人被逐出開放城市。14

警察對無身份證件人員的圍捕和抽查使得數十萬人流離失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根里克˙雅戈達命令其屬下每周「清理」關閉城市的火車站和市場。在一九三四年的頭八個月內,關閉城市裡有超過六十三萬人因違犯護照法律而遭到攔截。這些人中有65661人坐牢,之後通常用「特別遷移」的方式,作為社會不歡迎分子而遭到遣送。大約3596人受到法庭審判,175627人沒有任何說法地遭到流放,其餘人則交罰款了事。15

最引人注目的行動發生在一九三三年。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到七月三日,莫斯科的5470名吉普賽人被抓捕並遣送到西伯利亞的「工作村」;16 七月八日到十二日,基輔有4750名「社會不良分子」被抓捕並遣送;四月、六月及七月,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有三波警察行動,導致18000人遭到遣送。17 這些人當中的第一批被送到納茲諾島,結果是超過三分之二的被遣送者在不到一個月內喪生。

納連的一位党教官在先前引述的報告中,評論了一些「社會不良分子」的身份;這些人只是因為一次簡單的警察搜捕而遭到遣送:

  

有很多完全不合情理的遣送事例。不幸的是,所有這些人,其中很多是黨員或工人,現在都死了。他們恰恰是那些最無法適應環境的人。例如,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諾沃日洛夫是壓路機工廠的司機,曾經三次獲頒獎章)))),已婚並育有一個孩子。他和妻子想去看電影,在妻子打扮的時,他沒帶證件就出門買香煙,結果在大街上遭到警察的攔截並被逮捕。另一個例子是集體農莊工人維納格拉多瓦。她去看望在莫斯科第八區當警長的兄弟,下錯了火車站並被警察逮住,結果遭到遣送。還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瓦辛,一九二九年入團的共青團員,在施普科和維紅色紡織廠當工人,曾經三次獲頒獎章。星期天他在去看足球的途中,因為忘了帶身份證件而遭到逮捕和遣送。還有新的第九麵包廠建築工地的工人馬蒂維耶夫。他有農閒工作護照,有效期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但卻帶著護照被逮捕。他訴說甚至沒人願意看看他的證件。18

  

一九三三年城鎮的清洗伴隨了在工業界和政府機構裡數不清的類似清洗。在由安德烈耶夫和卡岡諾維奇先後領導的鐵路系統這個戰略部門,全部職工中有百分之八(將近兩萬人)在一九三三年春季遭到解職。下面的摘要出自格別烏交通部門負責人關於「清除鐵路系統反蘇維埃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報告,其中描述了這類行動通常是如何進行的:

  

第八區格別烏交通科的清洗行動有下列成果:在倒數第二次清洗中,抓獲並審判了七百人;具體數字是:325名包裹盜竊犯,221個小流氓和罪犯,27名匪徒,以及127個反革命分子。其中在包裹盜竊犯當中有73人明顯屬於一個團夥,因此被處決。在最後一次清洗中逮捕了約200人,大多數為富農。另有300多名涉嫌職工被管理部門開除。即在過去的四個月中,在整個系統內因各種原因而除名的總數是1270人。清洗還在繼續。19

  

一九三四年春,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鎮壓措施,以遏制年輕流浪者和少年犯的人數。這些人是非富農化、大饑荒及社會關係全面崩潰的產物;他們的影響在城市中越來越嚴重。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政治局頒佈了一項法令,旨在「將任何年滿十二歲的犯有盜竊、暴力行為、嚴重人身傷害、動刀或殺人的青少年捉拿歸案受審,並對任何判定有罪者依法給予最嚴厲的懲治」。數日後,政府向法庭發佈了秘密指令,確認對青少年的刑事制裁「的確包括社會的最後防線」——即死刑。這便廢止了刑法中以前禁止對未成年人判處死刑的部分。20 內務部也得到指示,改組當時由初步調查人民委員部法律局管理的未成年罪犯羈留中心,並且設立少年「工作殖民營」體系來取而代之。然而,面對日益增長的青少年犯罪和無家可歸現象,這些鎮壓措施效果甚微。一份題為「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期間消除未成年流浪問題」的報告總結説:

  

儘管進行了有關服務的改組,局面幾乎沒有得到改善……一九三七年二月以後,出現了大量來自鄉村和郊外的流浪者,特別是來自一九三六年歉收地區的人……。由於暫時的物資匱乏使家庭受到影響,大批青少年從鄉下出走,不僅是由於集體農莊「濟貧基金」的管理不善,還可以歸咎於許多集體農莊主席的犯罪行為。這些人為了趕走年輕的乞丐和流浪者,便給他們發放「流浪和行乞證書」,並將他們送至鄰近城鎮的火車站……。鐵路局和交通警察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他們不去逮捕這些未成年流浪者並押送到內務部為此專門設立的特殊中心,而是「為了清理自己的管區」就簡單地將未成年流浪者裝進專用列車並送到大城市。21

  

幾個數字證實了問題的嚴重性。僅在一九三六年,就有超過125000名未成年流浪者被送到內務部特別中心。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超過155000名青少年被送到內務部的工作殖民地;並且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間,有92000個年齡介於十二歲到十六歲的孩子們被送上法庭受審。按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的計算,有超過一萬名孩子被關押在古拉格。22

  

三十年代上半葉,黨和國家對社會的鎮壓強度有起有伏。在暴力對抗時期採用了恐怖措施且進行大規模清洗,而在那些夾雜其間的平靜時刻,則會找到一定的平衡點且對混亂的局面有所剎車。

由非富農化運動於一九二九年發動的第一個恐怖大周期,在一九三三年春達到最高點。當權者面臨若干個前所未有的問題。比如,在因饑荒而變得十室九空的地區,如何確保來年能有收成?一九三二年秋季,一位地區黨政高官警告說:「除非我們考慮集體農莊農民的基本需求,否則將沒有人留下來播種,更不要談收穫。」

同樣,勞改系統尚未做好準備,應該如何利用那些塞滿監獄系統之幾十萬人的勞力?一九三三年三月,另一個地方黨官擔憂道:「如果人們得知,在司法機關的建議下,數百名因破壞收成而在上個月被判處兩年監禁的集體農莊農民,目前已經獲得釋放,那麼這些超級壓制的法律又能對民眾有何作用呢?」

一九三三年夏天,當局給出了一些答案。對於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大恐怖之前的數年裡社會政策的兩個截然不同方向,這些回答頗具揭示意義。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確保被饑荒肆虐的地區有合理的收成?其解決方案具有冷酷的邏輯:用極端軍事化的方式圍捕眾多的城鎮居民並送去下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駐哈爾科夫的意大利領事描述了這個情形:「城市強制徵集的人數應該是規模巨大。僅在本周內,至少每天有兩萬人被送往農村……前天,市場被包圍,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男人、女人及少兒——都被抓了起來,由格別烏押送到火車站,然後送去下田。」23

大量城市居民到飢餓的鄉村去,就造成了隨之而來的緊張局面。有好幾次農民放火焚燒這些「強徵壯丁」的宿舍;後者也被當局警告不要貿然入村,因為村裡「充斥著食人者」。由於風調雨順,對一切可利用勞力的動員,以及困在村莊的人們想要生存下去的願望,在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饑荒肆虐的地區,三三年秋天的收成還是不錯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處置監獄人口的巨幅增加?其解決方案亦具有務實態度——釋放幾十萬被關押者。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發出的一份機密通告,承認有必要「管制抓人……目前是幾乎任何人都在捕人,」「要制止監獄人滿為患的情形」,並且「在今後兩個月裡把監獄人口從八十萬降到四十萬,但不包括勞改營」。24 事實上,這項行動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最終導致三十二萬囚犯的獲釋。

一九三四年標誌著政治壓迫的一定程度放鬆。格別烏定罪的人數從一九三二年的二十四萬降至一九三三年的七萬九千。25 秘密警察進行了改組。作為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政府法令的結果,格別烏變成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之一個局,職責廣延至全蘇聯。儘管名稱同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此新的政治警察機構喪失了原先的一些司法權力。在新的體系裡,經過初步問話之後,所有案卷都要送交有關的司法部門」。此外,未經首先徵求中央政治機構的意見,警方不再有權判處犯人死刑。此外還設立了上訴程序,所有死刑現在都要經過政治局一個特別委員會的批准。

這些改變被自豪地表述為「加強社會主義法律機制」的措施,但在實踐中卻效果甚微。控制逮捕人數的新法規幾乎沒有影響力,因為總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對所有鎮壓機構放任自流。此外,早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政治局就破壞了自己制定的關於所有死刑需要得到批准的的法規,授權多個地區的地方領導,允許他們不事先徵詢中央的意見就可判處死刑。所以平靜只是短命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年輕的共產黨員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帶著槍支混入列寧格勒黨部,槍殺了政治局委員兼列寧格勒黨書記謝爾蓋˙基洛夫,從此新一輪大恐怖開始了。

基洛夫當時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競爭對手。在幾十年裡,許多人認為斯大林在刺殺基洛夫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觀點主要來源於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披露」,即他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夜間晚,在第二十屆黨的代表大會上給代表們做的秘密報告。這個推論最近受到質疑,特別是阿拉˙卡琳娜的工作;她利用了以前拿不到的檔案資料。26 但無論如何,不爭的事實是,斯大林出於其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這次暗殺來具體化陰謀的說法,這歷來是斯大林之言論的一個中心主題。這使得斯大林通過「證明」存在著反對國家、其領導人及社會主義的巨大陰謀,來維持危機和緊張的氣氛。這甚至也為國家體系的失敗找到了便利的解釋:如果說一切都很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和快樂」的話,那麼按照斯大林的著名論調,這「都歸罪於基洛夫的殺手們」。

該暗殺公佈的幾小時後,斯大林便起草了後來稱作「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文件。這個兩天後就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極端措施,下令把對嫌疑恐怖分子的訊問期減少到十天,允許在沒有法律代表人的情形下審判嫌犯,並允許立即執行死刑。這個法令標誌著幾個月前才開始放鬆的恐怖局面有了一個急轉彎,並且成為發動大恐怖的理想手段。27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斯大林在黨內的多個對手被指控為參與恐怖活動。新聞媒體發佈消息說,該「可惡的犯罪」是某秘密恐怖團體在其「列寧格勒中心」的指揮下進行的;該集團除尼古拉耶夫本人以外,還有十三個前季諾維也夫分子。該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在十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經受秘密審判,被判處死刑,並且立即執行。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開始了臭名昭著的「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反革命中心」的審判;七十七人被判處監禁,其中包括許多曾經反對過斯大林的著名積極党員。對「列寧格勒中心」的揭露導致了對「莫斯科中心」的發現,其所謂的十九名成員包括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在內。「莫斯科中心」成員被指控是暗殺基洛夫之刺客們的「意識形態共犯」,並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開庭審判。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供認,他們「以前反對黨路線的舉動,客觀地看,必定會成為催化劑,並且挑起這些罪犯的罪惡劣本性」。在如此多次的拒不承認和公開否認之後,這個對「意識形態共犯」的超乎尋常之公開承認,讓他們二人分別被判處五年和十年監禁。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有6500人依照打擊恐怖主義的新程序而被判刑。28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的次日,中央委員會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標題為「從基洛夫同志的懦夫般謀殺中吸取之教訓」的秘密通告;其中斷言存在著由「作為白衛軍組織之前沿的……兩個季諾維也夫集團」所策劃的陰謀;該通告還提醒所有黨員對托派分子、民主集權分子、右翼和左翼分裂集團等「反黨集團」進行不懈的鬥爭。所有以前在任何問題上反對過斯大林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搜捕敵人的行動得到加強。一九三五年一月,988名前季諾維也夫支持者被從列寧格勒流放到西伯利亞和雅庫茨克。中央委員會命令所有地方黨當局擬定名單,列出所有因為屬於「托派和季諾維義夫托洛斯基集團」而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間被開除出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隨之而來的抓捕則完全是根據這個名單進行的。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給所有的黨組織發出了另一封信,要求仔細檢查每個黨員的黨證。

基洛夫暗殺案的官方版本聲稱:刺客是假黨證混入斯莫爾尼宮的;這用來證明檢查所有黨證之運動的「極度政治重要性」。該檢查在秘密警察的全力協助下進行了六個多月。內務部提供了關於「可疑黨員」的所有必要資料;而各級黨組織又把作為此次運動的成果而開除出黨的人名通報給內務部。整個行動導致百分之九的黨員被開除出黨,也就是大約二十五萬人。29 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此行動之主要負責部門的首腦尼古拉˙伊佐夫提供了一個不完整數據,說在此次運動項中從黨內清除出去的「敵人」裡,有15218人也被逮捕。儘管如此,伊佐夫並不認為此次清洗獲得了偉大成功;由於一些「仍舊佔據高位的官僚分子」的「惡意和破壞」,它用了三倍於原計劃的時間。儘管黨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根除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但在開除的人當中,只有百分之三實際屬於這兩個派別之一。地方黨政領導人常常不情願與「內務部聯繫,並且提交由行政決定而要被立即放逐的人員名單」。簡而言之,在伊佐夫看來,檢查黨證的運動揭示,地方黨組織傾向於形成消極抵抗統一戰線來對付當局。30 這是斯大林會永遠記住的教訓。

刺殺基洛夫事件後立即掀起的恐怖浪潮不僅波及到斯大林以前的黨內對手。以「白衛軍恐怖分子已經從西方滲透到我國」為藉口,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下令將烏克蘭邊疆管區的兩千個「反蘇維埃」家庭遣送。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類似的措施被用來遣送「列寧格勒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的邊疆管區的所有可疑分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亞」;其主要受害者是將近一萬名芬蘭裔居民。他們是眾多遭到遣送之民族中的第一批;這種遣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頂峰。一九三六年春季,發生了對一萬五千個家庭的第二次大規模遣送,涉及近五萬人,大多數是烏克蘭地區的波蘭族裔和德國族裔。這些人被遣送到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幹達地區,在那裡的集體農莊落戶。31

  

這個鎮壓周期在隨後的兩年裡愈演愈烈,內務部在一九三五年判刑二十六萬七千起,在一九三六年判刑二十七萬四千起。與此同時,當局也採取了一些安撫民眾的措施。當局廢止了「剝奪權利者」類別,取消了對集體農場工人的五年以下監禁刑期,提前釋放了根據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律而遭到判刑的三萬七千人,恢復了「特別遷移者」的公民權利,並且結束了禁止流放犯人之子女上大學的歧視性做法。這些措施往往有自相矛盾的結果。比如說,被遣送的富農在遣送滿五年後其公民權利得到恢復,但最終卻被禁止離開其定居地。這些人在權利一得到恢復後,就開始要回歸家鄉,這就引起許許多多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否允許他們加入集體農莊?這些人的房屋和物品都已充公,現在要讓他們住到哪里去?鎮壓的邏輯並不允許這種寬容,他們到底也沒能返回故里。

當政府決定認可斯達漢諾夫運動時,社會和當局之間的緊張局面就進一步加劇了。這個運動以安德魯˙斯達漢諾夫的名字命名。此人得力於非凡的改組和團隊合作,竟然使得煤炭產量提高了十四倍。從此,巨大的生產競賽運動就開始了。兩個月以後,即一九三五年以十一月,「工人先鋒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斯大林本人親自強調了「這個運動的深刻革命性,因為它掙脫了工程師、技術員及經理們的習慣性保守勢力」。事實上,鑒於當時蘇維埃工業的實際情形,斯達漢諾夫日、斯達漢諾夫週、或者甚至斯達漢諾夫年代的推展,都給生產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設備損耗加速、工作場所事故數急劇上升、增產之後不可避免的減產周期。於是又回到了一九二十年代後期「打擊專家」的主題——當局再次把經濟困難歸罪於那些所謂的滲透到管理層之破壞者,尤其是工程師和專家。再一次,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任何質疑,對生產節奏的任何打斷,或者任何技術失誤,都被視為反革命活動。在一九三六年的頭六個月裡,超過一萬四千名管理人員因破壞而被捕。斯大林用斯達漢諾夫運動來啟動新的一波恐怖浪潮,這就是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大恐怖」。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