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文革時期廣州屠城事件

 

 

《羊城晚報》2013年01月26日

 

 

 

張志慎

 

 

提示:1967年8月27日至9月1日僅6天,在中國南方的最大都市廣州,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些不忍卒讀的數字,竟在廣州打勞改犯的運動中持續蔓延。


文革中瘋狂的男女老少們

 

“文革”時期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廣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勞改犯”的熱潮,至今給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痛。對這股潮流,當事人和受害人至今還都噤若寒蟬……

 

“勞改犯打死活該”,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雜誌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時期廣州打“勞改犯”這件事,文章寫道:“進入1967年夏季,廣州街頭忽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粵北‘勞改犯’大暴動,將會很快前來洗劫廣州城。”傳開之後,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鬥風熾烈,神州大地炮火連天,槍聲大作,無數熱血青年倒在街頭,廣州的紅衛兵小報說,“……近來,妖霧彌漫,廣州城籠罩著一片內戰的恐怖氣氛……專政機關失靈了,公安系統癱瘓了!小偷慣竊,地痞流氓等乘機出來活動,搶劫行兇,層出不窮,人民汽車收車時間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兩三點就關緊門,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見行人;現在水路交通中斷,運輸供應受到嚴重影響,市面十分緊張。”所以一聽到粵北勞改犯要洗劫廣州的消息,一向低調的廣州人,心情繃到十二萬分緊張。這時廣州公檢法機關也一片大亂,僅是8月6日,機關受到41次衝擊,8月8日,郊區茶頭一個農場的“勞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權威的是《廣州地方誌》記載,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個收容人員和拒收樟木頭收容所送來的兩車共83名偷渡人員,之後,“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

清末時,廣州市區的街巷是有柵欄的,點一盞火水燈,打更人徹夜唱更,老百姓都安樂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敵當前,想起清末防賊的陣仗,也應該動手建造街巷柵欄。有人記述,有些街道聯防開始為對付一些紅衛兵的抄家行動,以及小偷的搶劫,還有基於互相幫助的精神,約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發生,以敲銅鑼或敲面盆為號,通知街坊,各街坊聽到訊號,採取同樣措施,呐喊鼓噪,造成聲勢使竊賊或紅衛兵受驚、逃走,還有一些自願擔任巡更的人,還對竊賊等作追擊或捕捉,隨意將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聽到勞改犯要來的消息,各街道之間都紛紛設上柵欄,多由磚瓦砌成或木料製成,有的靠街坊間集款購買,有的則直接從一些建築地盤中取用。就像內戰時,城中為應付巷戰的設施一樣。入黑時分,柵欄就會加鎖,禁止出入。一個居民回憶,“一德路商鋪林立,由於害怕被洗劫,在頂層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連通聯防,成了當時廣州的怪異一景。我家當時住在珠光東路,東邊的德政路入口處和西邊文德路的入口處也都築起柵欄,白天自由通行,黃昏便關起閘門,由居委會組織一些認為出身貧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對出入的人進行盤問。夜間還派有遊動哨,在街巷裏巡視,一有動靜,便敲響臉盆或鋁鍋互相呼應。有好幾個晚上,聽到從遠處傳來緊張的呼喊聲:‘大沙頭碼頭有勞動犯上岸啦!’敲打鍋盆聲和呼喊聲連成一片,震盪著廣州的夜空,平添幾分淒涼和恐怖。”此時,“不管什麼人,打了再算”,“打死都無聲出”,“勞改犯打死活該”等論調大行其道。形成一個“勞改犯就該人人喊打”的氛圍。但不是勞改犯呢,照打!誰也沒想到,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之中。

 

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就是廣州居民

有心人從1995年開始調查,發現大量線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殺害的人,文章這樣記述死者家屬的控訴——

我哥哥湯永耀,“文革”前是廣州七中的畢業生(1962年),本來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績一直很好,還特別喜歡唐詩宋詞。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當時不可能被錄取上大學。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漸漸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飯後,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沒有明顯區別,又像往常一樣出去散步……誰也沒料到,再也沒有回來。當時到處都搞“街道聯防”,街街巷巷安了閘,見生人過就打鑼,追殺。正常人口齒伶俐都難分辯,何況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親回來說,見到我哥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被吊死在電線杆上。啊!我母親大哭。不是由我們收屍的,是政府處理,沒有骨灰。很久以後,我已經下鄉插隊了,好像派出所有來人給過一百幾十塊錢。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個人是不用負責的,死人之多難以計數。北京殺害第一個50多歲的老師卞仲耘後,附近的大興縣對所謂“牛鬼蛇神”是”橫掃”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僅6天,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些不忍卒讀的數字,在廣州打勞改犯的運動中繼續蔓延。

廣州培英中學高中老師余柏茂,回憶起另一個事實,“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從惠福路家裏出來,走海珠中路到西門口,乘19路公共汽車返白鶴洞學校。這一天是發工資日子,同行的還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學。上車之前,發現這段路有一個吊屍,上車後,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過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到白鶴洞,僅是從車上一側(人多擋住,看不見另一側),就數出十件屍體。我當時真是一件件數的,因為我想推算一下全廣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來只知道該事件的主要現場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這些原屬市區邊緣的冷僻地段,以及過珠江大橋以後的遠郊,竟然都有不少屍體,著實令人吃驚。《廣州年鑒》“數十人死亡”之結論看來太草率了。余老師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記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經開始值班,建柵搞居民聯防,後來才知道,他回校後一個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個被打死的“勞改犯”。

到底有沒有勞改犯逃脫這回事,誰也沒有得到結論。但是,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廣州居民。當年市人委的一個普通幹部,在講述12日白天發生的事之前,又講了夜間的見聞:“……我們市人委宿舍當時也組織起來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兩點到四點的班,聽說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樓的下臺幹部,原來管公安的副市長孫樂宜,過來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勞動布褲子,光上身。孫把屍體翻過來,看見這人雙手是被銬上的,他很有經驗,只說了一句:‘手銬都生銹了。’他不敢明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這人不可能是勞改場跑出來的犯人!後來四點鐘我交班以後,聽說又打死一個,是戴腳鐐的。整晚一共打死三個。”

在變態的思維中,有的人甚至認為殺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動輒要人家的性命。“打勞改犯期間,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務要過河南找一個人。經過中央公園旁邊,吉祥路和連新路交接處,見一堆人中間圍住一個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麼怪法?這麼多年,也記不清了,也許是大腦殼、羅圈腿之類發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順眼,給人感覺不像‘好人’。聽周圍的人說,此人昨晚手抓一支發動汽車用的鐵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來晃去,旁若無人,結果被居民當壞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來了。居委訊問之後,通過電話找到他一個姐姐,她雖然承認有這弟弟,但同時也表示與他已經沒有關係,不願領人。唉,那時的人真是很絕情!居委的人還好,留他在居委會過了一夜。下午回來又經過這裏,畸形人已經被人吊死在連新路口的大榕樹上了。”

那些年頭,人們對“階級敵人”充滿“階級仇恨”。“勞改犯”屬於“階級敵人”,逮住便往死裏打,毫不手軟。據說廣州城內德政路被殺的人多。從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飯店門口板凳上自斟自飲功夫茶的老闆娘。老闆娘指著四五十步遠的十字路口說:“在那裏吊死三四個。因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麼人。”老闆娘還說,往下走一點的萬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樓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時期,鄉下來有人來找,居委帶鄉下人上門,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認,結果,農民被當勞改犯打死了。這種事也不新鮮,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萬福路交口處,忽然打鑼打鼓聲,敲盆敲桶聲,吹哨喊叫聲亂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們看到有三個人倒在棚架下,旁邊都是碎磚亂石。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已經死了,但年輕的一個似乎還有點氣息,卻不斷有居民繼續用石頭砸他。據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這麼多,為什麼?老闆娘回答:德政路一帶住的多是沒文化的下層市民、咕哩佬(搬運工)、三輪車夫、掃街淘糞的清潔工、小商小販……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魚龍混雜之地。她還說,當時居民聯防的人,有學生和無業青年。當時居委是起了組織作用的。

講起當年打勞改犯的事情,許多街坊打開回憶的大門,“那年我15歲,住一德路,對面就是愛群大廈、長堤。我親眼見打死一個比我還小的少年,在江邊榕樹下,一個後生仔用鋸片捅進他的身體,血嘩嘩湧出來……”(劉先生,現居廣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當時有好幾個人被綁在江邊榕樹上打,竹升都打斷幾根。那些人滿面是血,其中一個已經死了,三十多歲,像個農民。說是打‘勞改犯’,誰知道?圍觀的人都不敢出聲。”(肖先生,現居廣州)“我侄兒說的,確有其事,當時長堤一帶的大榕樹吊了不少死屍。具體日期記不清了。我親眼見到一個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說她偷東西。”(肖先生,現居美國)

“我親眼見大白天吊死一個人。就是“吊勞改犯”那時,我騎車經過長堤,在靠近“省總”大樓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個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結果還是吊死了。”(譚先生,現居美國)

10·11日廣州街頭打死很多人。在長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樹都捆著一個死屍,有些樹上有兩個死屍,有些吊死,有些是跪著捆在樹上,我數了一下,長堤路至少有二十多個屍體。那兩天正是下雨,這些屍體在水中泡著,浮腫起來,實在可怕。”(見《湯生龍日記》)

 

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懸案”

由於種種傳聞沒辦法澄清,以致今天還有人對當年的情況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廣州一些群眾一下子變得如此沒人性?這個女士說,“我丈夫當時在廣州市第二搬運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時,見到居委會的房子前面有幾個街坊議論紛紛。原來裏面關了一個昨夜捉到的‘勞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鎖的鐵閘門裏有一個臉色鐵青的人跪在地上,雙手被反縛,衣不蔽體,蓬頭垢面,對著外面圍觀的人叩頭如搗蒜,滿臉都是唾沫,操著北方口音嘴裏不斷喃喃著,看樣子是餓壞了或是嚇壞了。我丈夫從他語不成句斷斷續續所講的話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條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來廣東打工的農民,原帶有生產隊開的證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毀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時,見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上多時了。因為他當時是搬運工人,去的地方多,見到被打殺的‘勞改犯’也更多。從來不跟我講,一方面是心裏害怕;另一方面也擔心我會害怕。”

這種景象給廣州群眾以強烈的心理衝擊,他們雖然也擁護搞聯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殘酷,如此般野蠻。好好的一個人,有人叫一句,這是勞改犯,立刻就會有一幫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鐵管甚至用槍去消滅他。有個廣州的復員兵回憶說,“我親眼看到有好幾個地方吊著被打死的所謂‘勞改犯’:一處是在東山百貨大樓對面的街角公園的樹上;一處是在教育路南方電影院門口的樹上;再一處就是在文德路與中山路的交界處,有兩具屍體在地上擺著。聽說原來也是吊起來的,後來繩子斷了,馬路正在鋪下水管道,兩具屍體被人搬到挖起來的泥堆上,時值盛夏,屍體曝曬發脹,形狀十分恐怖。還聽說在長堤一帶,有“勞改犯”被打死即時扔進珠江的。我1951年參軍,之後不久便從事醫務工作並參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見過死人。但是這樣的死人場面仍然使我感到噁心和恐懼。”

廣州“文革”研究專家葉先生多次訪問過當時“紅警司”政委黃意堅,他說事發後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的力量,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這兩個接近之數,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如今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成為“文革”懸案。老廣州阿佗認為,第一,這是廣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歷史,研究歷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無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場,更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讓死者安息;第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強大的同時,如果對自己過去犯下的某些錯誤和罪惡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隱瞞,那所有的進步都不會有任何意義,那表面的提升,實質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淪。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