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抗日領袖蔣介石

 

 

 

 

袁定華

 


第四章     鯨吞烽火

 

第一節       蔣介石的良苦用心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東渡日本,入讀日本振武學校,並與陳其美、黃郛結為兄弟,由陳其美引導加入同盟會。振武學校卒業,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一段艱苦軍旅生涯,使蔣介石對日本的國防、軍力以及軍方情緒都有所瞭解。當時他就深感中日未來難免會有一戰,對兩國關係的發展深以為憂。page013b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為促成寧漢合作,自請辭職,赴東京訪問,為了於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十月二十三日在東京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書曰:

【中正遵奉中國國民黨 孫總理之遺囑,從事於中國國民革命,與貴國人士暌違久矣!此次辭職,獲來貴國觀光,對於各種事業之進步,良用欽佩!至個人此來,辱荷各界竭誠優遇,尤深感謝。竊以貴國為我  孫總理革命策源之地,亦即我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產生之鄉,淵源至深,我 孫總理於民國十三年赴北京之前,繞道東來,向貴國朝野有所申說者,無非本其平生一貫之主張,確信中日兩國在國際關係上非切實提攜共同奮鬥,不足以保障東亞之和平,而中華民族之解放,與中國國際地位之平等,即所以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亦即我中日兩國共同奮鬥之基礎。中正此來,時日尚淺,然深感貴國國民對我中華民族之觀念,皆已注重於平等待遇之精神,實與中正以深切之印象,故不願失此良機,一本我  孫總理之遺意,重將前義再向貴國國民掬誠申告之。三年以來,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經我中國國民黨之奮鬥,已將我國民獨立之精神,表現於世界,即各國有識之士,亦莫不公認我國國民已具有獨立之能力,如列強之政府,能同情於吾黨之三民主義,不加妨礙,則國民革命之運動,決不至有今日之停頓,其或已告成功矣。竊憶我 孫總理嘗稱中日兩國為兄弟之邦,無論在任何方面觀察,均有唇齒相依之關係,中正深信貴國國民,希望我中華民族之獨立,必較他國國民尤為真切,且貴國人士,提倡中日兩國之親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難實現,此我兩國有識之士,莫不引為憾事者也。中正嘗以為欲期中日親善之實現,必先掃除兩國親善之障礙,障礙為何,厥為中國國民所共棄之軍閥也。在此二十世紀擁有四萬萬以上國民之中國,而竟有中古封建時代之萬惡軍閥,遺留於其間,不僅為中國國民革命進行之障礙,抑且為世界和平及文化發展所不許也。惟其間有不明中國國情之國家,不顧東亞之安危,徒眩惑於目前短小之權利,利用我國民所痛心疾首之萬惡軍閥,以間接壓制我國民眾,阻撓革命新興力量之膨脹,而連結國際間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貽我東亞民族無窮之恥辱,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賢明之日本國民乎!吾人確信我中日兩國根本之親善,非利用軍閥所能成功,亦非少數人之互相結合,所能奏效,必待我兩國國民與國民間,有自動的及自覺的精神之團結,乃能達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後努力親善之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以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其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否則軍閥之惡劣勢力,一日不除,我國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國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長時日,而我兩國之親善,亦無由實現,其影響於東亞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戰禍,亦將胚胎於其間,是誠足為我兩國前途憂也。我中國惟一親愛民族之日本國民乎!吾人東亞來日之大難,惟有吾東亞民族乃能自決,吾人對於東亞前途之危機,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國國民,豈復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既知中國內亂之延長,實與貴國前途有莫大之影響,故吾人更不能不努力於我國之統一,期與貴國同負保障東亞和平之重任,吾人更深信中國之國民革命,無論在民族歷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趨勢上言之,斷無有不成之理,決非任何強權之所能永久干涉與壓迫者也。惟中國革命成功之遲速,其於中國之禍福,與貴國之安危關係,皆同一密切,無所輕重,故吾人甚望我兩國國民,在共同努力於東亞和平責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確立兩國親善之基礎,則今日貴國人士所盛倡共存共榮之理論,必可表現於事實,是則中日幸甚。】(《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107—109)

在這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告日本國民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處處都縈繞著蔣介石胸中的無限隱憂。他殷殷敬告日本朋友,日本是  孫總理革命策源之地,亦是我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產生之鄉,兩國人民淵源至深。日本人士提倡中日兩國親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難實現,此我兩國有識之士,莫不引為憾事。他又以贊許的口吻說道:,“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是以吾人今後努力親善之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以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其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隨之再做語重心長的呼籲道:“我中國惟一親愛民族之日本國民乎!吾人東亞來日之大難,惟有吾東亞民族乃能自決,吾人對於東亞前途之危機,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國國民,豈復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更深信中國之國民革命,無論在民族歷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趨勢上言之,斷無有不成之理,決非任何強權之所能永久干涉與壓迫者也。”“故吾人甚望我兩國國民,在共同努力於東亞和平責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確立兩國親善之基礎,則今日 貴國人士所盛倡共存共榮之理論,必可表現於事實,是則中日幸甚。”

蔣介石向日本國人掬誠申告之語,隨風飄去,不幸終歸還是未能倖免。

為了於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蔣介石不辭辛勞,繼續努力,總想以福禍相依、共存共榮之通義常理說服日本當局,遂於十一月五日往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其私邸會談三小時,

蔣介石先生提出,中日將來的關係如何,必將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他問田中以為然否?田中不答而反問蔣先生此次來日的目的是什麼。蔣介石侃然以三事相告:

“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為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為朋友,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攜手合作。

“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餘此次來貴國,對於中日兩國之政策,甚願與閣下交換意見,且期獲得一結果也,稀有以明教之。”

田中的回答卻是:“閣下盍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

針對田中義一公然主張分裂中國的言論, 蔣慨然說道:

“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失敗之覆轍,詎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為中國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田中每當蔣公談及統一中國之語,輒為之色變。後談蘇俄問題,則詳詢中蘇外交之經過,而不涉論斷。 

蔣介石隨即告辭。對身旁的同志說道:

“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蔣介石文集·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於東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談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隨之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驗證了蔣介石對中日關係演變走向的判斷。

 

一九二六年四月,蔣介石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號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務大臣。

就這樣,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由於歷史人物風雲際會的排列組合,在先後兩年的四月裏,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於無形之中結成了政治、軍事的對手。如何擊敗對手,打垮對手,最終戰勝對手,遂成為蔣介石政治軍事生涯的中心議題。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攻佔山海關、進兵熱河,進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時間,日本當局的政客們與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連連發動進攻,侵略邪念,急劇膨脹,戰雲不僅籠罩中日兩國,而且籠罩整個亞洲,中日兩國之間的全面戰爭,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二十年前的憂慮,於此得到印證。如何緩解這一趨勢,如何扭轉即將滑入深淵的這一歷史走向,成為蔣介石當年日日夜夜苦苦思考的焦點問題。

蔣介石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本“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策,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了「敵乎?友乎?」一文,還是想從化解誤區、謎團著手,對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

「敵乎?友乎?」原是蔣介石一九三四年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一文的篇名。四十餘年後,日本《產經新聞》古屋奎二先生撰著,在中華民國六十六(1977年)年一月出版的《蔣總統秘錄》一書中,將「敵乎?友乎?」一語用作為該書第十一章的標題。

蔣介石籌思這篇文章時,正臥病在床,雖用心血寫成此文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但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為日本滿懷私欲的政客與軍國主義分子們已是邪迷心竅,鐵了心腸,以東亞共榮冠冕堂皇的說辭,決意把中日兩國民眾拖向戰爭的災難深淵。

蔣介石先生當時在文章中究竟講了些什麼道理?說了些怎樣的事實?八十年後,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回顧。蔣先生在文章一開頭便直言道:

“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就是中日兩國政治家及學者所發表的意見,不論專門的或一般的,也已經不少。但我敢斷言一句,兩國公私各方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為感情或意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蒙蔽的,實在太少。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問題正面的認識,實在太不夠。

我不是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作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是就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於盡的話)徹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至今為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令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卻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他強調說:

“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于一時毫釐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為打開中日兩國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也為確奠東亞和平、消弭世界戰機起見,對於中日問題,實在有作一番忠實的檢討,無避忌無隱諱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蔣介石認為,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應該以坦蕩的胸懷,相互溝通,儘快打破為好,否則對雙方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他首先,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就中國方面說,現在支配中國政治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應該崇信中山先生的遺教,是沒有疑義的。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其他證明中日兩國輔車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的話,散見於各種講演檔的還很多。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著]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攜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于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概,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著]想,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現在更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啟,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面強迫我們或破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恤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仍然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逼參加的被動地位,于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於最悲慘的絕境。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站在那一方來參戰,毋寧說是反抗那一方面之為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從中取巧,得到什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我以為目前中國,只有盡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為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為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掣。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著想,或是因應現在國際間局勢著想,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接著又為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再從日本方面說,自九一八以至於現在,自內[岡]田以至於廣田,自從侵佔東北四省,其後退出聯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強硬的聲明,以迄於最近,雖然中間一再有「增進及維持東亞和平」之口頭的標榜,但所作所為,無不是增重東亞和平的危機,而且積極遂行其對華強硬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我們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國向世界投下如此驚人的一顆炸彈,現在已欲罷不能的在某種理想之下,徑行直遂的走去,彼國的政治家及軍部,自有其對世界對中國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計畫已很周詳,但我們局外靜觀,至少就日本對中國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並不是算無遺策。論到日本對中國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面,因為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為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略家或戰略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啟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為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徹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然而我們就事實觀察,日本佔領東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東北義勇軍尚不能消滅,而瀋陽一縣的民間槍械,何嘗能如期繳清?由此事實推斷,日本畢竟能否在最短期間,如十天以內,徹底的控制中國甚至滅亡中國呢?至於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內可以亡中國?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內佔領中國要地之野心與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詞,以警惕國人,彼亦何嘗不明知日本只能於十天之內佔領中國重要交通地區,而不能消滅中國四千五百萬方裏之土地,與四億八千萬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則可就種種之事實與情勢上觀察,日本有無徹底控制中國或滅亡中國之可能?

(一)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在尚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為更切,豈止關涉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為敵,不止與俄美為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為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為有利之戰略?這是就海上說。

(二)在陸上方面——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為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為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偽國」以來,所支出的軍費有多少的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長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略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唾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民氣民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略,倍多耗費,此就其直接經濟影響而言。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須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為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軍隊,表面上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人以上軍隊,至今尚不能確保所謂「滿州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要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額總計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尚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需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役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他就要以支戰場作為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敗亡。此種有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寧為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為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占盡中國每一方裏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務,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尚在革命未成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占盡四千五百萬平方裏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徹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占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党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占以後,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于中央,東北人心,亦徹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一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略蹙削中國疆土為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徹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

由於上面幾點,可見日本無論為對俄對美備戰,或為遂行其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而出於武力壓迫中國或侵略中國之計,在日本立場上,決然為犧牲極大而毫無把握的企圖。換言之,不論控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為不可能。至於國際上側面而視,以及日本內在的危機,我此文已不用贅說。日本國內現在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十分憂慮於日本之將來的,但以我所見,日本實在沒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開成見,認清事實,要改弦更張,那就回頭是岸。

國際上大錯的鑄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錯誤而必是雙方均有其錯誤。我們綜觀自九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論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對大勢及對彼我認識之錯誤以及措置上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已成過去的,有繼續仍循行錯誤之路而還不斷製造新錯誤的,本文既欲忠實的檢討中日關係,當然應將兩方所有的錯誤,一一指出,而後可定應採取的解決途徑。

蔣介石先生首先從(一)失卻時機的錯誤……、(二)不徹底實行革命方略的錯誤……、(三)判斷對方的錯誤……、(四)審察自力的錯誤……、(五)觀察第三者的錯誤……、(六)內部淩亂的錯誤……、(七)感情用事的錯誤……等七個方面檢討了中國所存在的錯誤。同時指出: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向中原之時,中國軍民無不抱定「與國同殉」、「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為,即為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為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而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為應平心自反。

然後蔣介石又以旁觀者的身份,對“日本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和“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進行了分析。在日本直接的對中國認識的錯誤方面,他指出:(一)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二)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三)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四)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五)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在日本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方面,蔣公指出:(一)脫退聯盟而孤立的錯誤……、(二)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三)自造錯覺的錯誤……。對於日本自造錯覺的錯誤特予以深刻的分析,蔣介石告訴日本當局:

“日本為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情,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為日本生命線,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為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為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即或有之,亦為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轉移之間。日本常指中國施行排日教育,實際中國除敘國恥歷史以外,並沒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錯覺,對其國民普及深刻排華的心理,幾乎要每個日本少年與兒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國即沒有日本」的心理,這樣為達到一時國策之方便而製造普遍深入的幻覺,必有極嚴重的後果,吾人就事實而論,日本如果真正顧到其生存發展,照現在的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個消滅中國,使無一人之存留,則今日的悍然不顧,決不能如從前之滅亡朝鮮時代,朝鮮亡後至今三十年,然朝鮮人民今日猶不能說真正歸屬於日本,現在對於中國,如其侵略到底,永久佔有滿洲,或再擴大範圍,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辦法,置中國於死地,則中國國民豈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會忘卻,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的威脅,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動更新國交的誠意,則日本國民生存上之困難問題,正可在解決中日懸案,確立中日關係,及保持東洋和平上謀取極合理的解決。中日兩國地理民族相接近,風俗習性亦略相似,祇看兩國國民通婚者家庭關係的美滿,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間相與來往之親切融洽,可見本為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維新時代自強自立的好例,給與中國覺醒的國民以不少的鼓勵,日本在學術文化產業經濟各方面優越的成就,中國方面並不否認日本為先進,中國今在複國建國時期,需要經濟文化之提攜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儉的習性,又適為中國所易與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為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為中國之所需要,所以在經濟上言,兩國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攜,兩國民族生存發展上之問題,便可以完全解決,平心以思,實在沒有相阨相制以同趨絕滅的必要。

蔣介石認為:作為最高決策者,明白了中日兩國的諸般錯誤,便知道事變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長,有識者自當心明。錯誤的反面即為真理。中日兩國只要各自進行深刻反思,便可以發見中國與日本應認識之點,及其應取之途徑:

 

“(一)中國所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為中國所應認識者,虛驕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僵化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為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驕,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一時的榮辱得失,只要不礙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為中國可乘此以求收穫,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眾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層圍中,因此也有一部份人,以為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惜一時痛苦,寧為瓦礫之場的比利時,亦使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為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驕矜,以觀其敝。作者之意,則以為人類意義不在相阨,而在共存于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洞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德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應知日本所為,雖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同歸於盡,中國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瀾以俱到,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祇要國民以昨死今生之決心,自力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形勢,或存倚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份人士,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為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協議,這已是中國的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為此協議,豈在為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依賴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為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為保護國,其要求為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意想中之結局,為瓜分或共管,其口號,則為利益均沾;由中國立場言,無論為獨佔、為均沾,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為計者,唯有依于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藤,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於悲憤,動於意氣,襲用亡清末年的口號,以為甯亡于歐美,不亡於日本,則須知中國為獨立國家,寸地尺土,不能滅亡于任何國藉之種族。所以一切都似為次要,唯一要求,即為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

 

 

二)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的途徑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的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徹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才為日本百年不敝的國策,有獨立的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攜,而後日本為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為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為貫徹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遙遠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於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太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實起於中日問題,而中日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僵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為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退出國聯的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聯盟而引起諸般困難問題的存在。如此則中日兩國間的惡感,必可煙消,而世界上戰機緊迫的慘霧愁雲,也可立見澄清,世界人類,皆將受日本之賜,此於日本尊嚴及原來立場毫無損傷,而一面可免除後來無窮的荊棘,為日本計,唯此始為最妥善的國策。”

文章在結束時,蔣介石很謙虛地說道: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或成見,更沒有什麼忌諱,只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為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道理上面。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為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國方面既在國土被占的屈辱狀態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為日人應知前路荊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頃,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系鈴人」,所以打開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蔣介石對這篇文章,曾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予以重刊,重刊時加了個序。序曰:

“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編,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 三十九年九月 ”

由此序言可知,“敵乎?友乎?”一文,當年是以徐道鄰的名字發表的,所以文中有“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党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一段自我撇清的敍述。

當年蔣介石為化解、消弭戰禍的良苦用心,猶如在牛群裏彈奏了一曲“陽春白雪”,沒有任何的反應。這個很自然,一點也不反常,因為日本大和民族從豐臣秀吉到東條英機,對於中國遼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一直是垂涎三尺。從“明治維新”到“昭和新政”;從“東方會議”到“對華政策綱領”;從“滿蒙特殊論”到“田中奏摺”,始終是處心積慮,滿懷對外擴張佔領的欲望,其政客與軍國主義分子們心中的最佳目標,早就選定,那就是一水之隔的中華大地。幾百年來日本所確立的這條自認為足以強國富民的戰略措施,一脈相承,代代相傳,一直傳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機會來了,可以施展抱負了,所以任何的規勸、良言都無濟於事,註定要一條道走到黑,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心不死,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設計、自我滅亡的深淵。

 

 

第二節        大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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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乎?友乎?”的良言規勸,日本當局內心無任何自責,更無愧疚,邪魔附體,無任何良知反應。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日益加劇,已成死結。

蔣介石的心中非常清楚,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必定爆發,只是在何時何地爆發,一時尚不能把握罷了。

山雨欲來,狂風滿天,大戰正在一步步逼近。作為中華民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面對倭寇的貪婪欲望與侵略野心,內心自然非常著急。古訓有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利用忍辱蒙羞簽訂“塘沽協定”之後的短暫間隙,進行相應的國防準備已是刻不容緩。

軍政要務,經緯萬端,衛國防務,千頭萬緒,大戰在即,備戰該從何處著手?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民氣。

自滿清入關,統治中原大地近三百年之久,億萬同胞的民族意識已被奴化殆盡。孫中山先生用三民主義,號召國民,發動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但是,由於專制獨裁的土壤溫床與歷史慣性的作用,導致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民初亂局。加之中華民國開國不到十年的時候,馬列主義滲入中國,組建政黨,迅速形成一股與國民政府相對抗的政治勢力。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滿兩個月,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兩年前(1929)的“中東路事件”,中國共產黨曾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在中央蘇區,戰士每天早晨出操都還要高呼“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3年紅四方面軍駐紮廣元利州時書寫的石刻標語。

由於這種種原因,致使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形成的優秀文化以及優良的道德傳統,遭受嚴重的破壞。國民政府雖說兩度北伐,完成了中華民國的統一,而對於孫中山以天下為公為治國理念的三民主義還沒有進行系統的宣講,更談不上向國人普及,全體國民的思想,尚未被三民主義理論所統領,仍處於渾渾噩噩的散沙狀態。

蔣介石認為要激勵民氣,首先是要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振奮全體國民保家衛國的堅韌精神,煥發中華民族自尊、自強、自信的傳統道德與氣節。

蔣介石先生曾經強調:

“ 古人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們的國家現在就到了這種危險的時期,要能救亡圖存,必須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固有的德性,即「禮義廉恥」四個字。所以我常常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

“我們現在國家貧弱和民族衰敗,其根本原因,並不在乎武器不精,而完全是由於喪失了固有的精神和優美的德性——禮義廉恥!現在我們要救國建國,要復興民族,並不是難事,只要我們各人能恢復各人固有的良知,實踐禮義廉恥,救亡復興必然易如反掌!”   (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三年·演講·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

基於上述的戰略思考,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開展轟轟烈烈的國民教育運動,史稱《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就是要把禮儀廉恥的道德觀念施之於日常的生活之中,就是要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教育本是百年大計,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秋,蔣介石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謂為國為民用心深遠。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作為國民教育的道德基礎,並把這一理念轉化到「教」「養」「衛」的具體行動中,用以作為復興民族的根本要務。蔣介石解釋:“教”之要義,就是要求國民逐步做到「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養”之要義,就是要求國民在「食、衣、住、行」四項基本生活方面逐步做到: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衛”之要義,就是要求國民逐漸養成「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精誠團結,共同一致的精神與習慣。

蔣介石倡導發起新生活運動時,以「禮義廉恥」作為重塑民族道德的開端,可說是他對於挽救中國危亡之道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源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會上,蔣介石以《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為題講道:

“大家知道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新」字,反面就是「舊」字,「生」字的反面,就是「死」字,「新生活運動」顧名思義,就是「除舊布新」,和「起死回生」的生活革命運動。中國有兩句古話,就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必須將各個人以至整個社會國家一切不良的腐敗的,換言之就是舊的思想行動習慣風氣,一概革除,造成一個良好的文明的思想行動,就是新的習慣和風氣,然後我們纔可以成功一個現代的人,如此我們的國家纔可以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

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在於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習慣,全面恢復中華民族禮儀廉恥的固有道德,從而提高整體民族的素質,使全體國民進入文明新型的生活境界,從而達到固本強國的目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社會工程,要想收到效果,需要較長的歲月時光,這一點在當時蔣介石的心目中自然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他還是義無反顧的倡導推行,由此可見蔣介石先生政治目光的遠大!

其實,蔣介石的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強國的思想,並非民國二十三年才有,而在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就已向蔡元培院長發出“從教育著手以挽救國家危亡電”。電雲:

【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另無他法。小學與中學教科書,擬請從速訂定,強迫各書坊發行,凡其從前編輯之教科書,均應嚴禁;尤須注重小學教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性,而後方能任其為教師。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現今社會之貪汙腐敗,疲玩奢侈,乃為弱國之原因,必使人人能知科學之重要,非此不能治事,若使人人知組織、系統、範圍、統計為辦事之本,煉鋼、煉鐵、製藥、電氣、機器、鐵路六者,為守國之要則,十年之內,不難復國雪恥也。雪恥之道,以臥薪嘗膽,破釜沉舟之歷史,喚醒國民,使其有所興起效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總使人民知法、守法、雪恥,而紀律與秩序,更當使國人知所嚴守也。是否請酌奪。】(《蔣介石文集·別錄·民國十七年·致大學院蔡元培院長告以救國之道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封電報是蔣介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慘案”發生二十二天後發給蔡元培院長的。電文中強調“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旨在以複國雪恥教化國人,激勵民氣。蔣介石在戎馬倥傯中不忘國本,充分顯示出了作為中華民族主心骨人物的遠見卓識。

新生活運動在大陸推行了十五年,中華民國遷都臺灣以後,國民政府繼續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毫無疑問應是新生活運動在臺灣的延續。如今臺灣人民的文明生活,臺灣社會的和諧氛圍,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政黨輪替,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與平等,可以肯定的說:是“新生活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脈相承,堅持不懈,固本培元的結果!

為了應對中日之間即將爆發的全面戰爭,蔣介石一方面進行國民素質的培養,另一方面著手進行軍政幹部的培訓工作。先後舉辦了廬山軍官訓練團、峨眉軍官訓練團、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等。廬山軍官訓練團舉辦於一九三三年,實施蔣介石“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開南京國民政府大規模訓練軍事幹部的先聲。訓練中將“六項原則(搜索、聯絡、偵探、警戒、掩護、觀測6件事)、四大要素(確實、迅速、靜肅和秘密。)、三個口號(“受傷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兩點要旨(戰術上的“分散”與“集合”)、一個要訣(“服從命令”)” 作為一切學術、術科的訓練要目,成為系統訓練中的精華所在。

蔣介石的抗日戰略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內”,其根本目的是要打垮倭寇侵略,堅決戰勝日本軍國主義者!保衛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當時的社會共識是:面對異族強大的武裝入侵,中華民族只有上下同心,團結一致,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所以“安內方可攘外”。抗日戰爭時期,民間曾流傳過這樣兩句話:“將軍頭上一棵草,手執九九鋼刀把胡兒剿!”將軍頭上一棵草是一個“蔣”字,九九是分別指“中正、介石”的筆劃數,“胡兒”即日本、……。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為了適應抗戰對各類人員的需要,廬山軍官訓練團又舉辦黨政人員訓練所;合作人員訓練所;縣長訓練班;党、政、軍人員混合訓練班。為抗日戰爭培養大批戰時服務人員。

嗣後,又舉辦“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共設四個團,是一個大型的軍事、政治訓練機構,蔣介石自任團長,當時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任副團長,第一團創辦于武昌,第二團設於山西,第三團設於江西,第四團設於西安。

以上各類訓練團、班、所,先後舉辦多期,為抗戰前線培訓、輸送了大量的軍事、政治幹部。他們為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作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為抗日備戰,不外三項大事:一是激勵民氣;二是培訓幹部;三是整頓軍備。在整頓軍事力量方面,蔣介石考慮的更深更遠,著手進行得更早。

蔣介石是行伍出身,又是黃埔軍校的創辦者,軍隊在衛國戰爭中的重要性,他心中自然是十分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科學文化中心在德國,德國的軍事建設在世界上堪稱一流,蔣介石當年雖是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目睹日本軍隊的素質與實力,但他建軍的榜樣選擇的並不是日本而是德國的模式。

1927年蔣介石聘請德國麥克斯·赫爾曼·鮑爾,擔任總顧問,幫助中國,進行備戰。鮑爾是一名退役上校,很有軍事才能,蔣是想通過鮑爾打通與德國的關節,能得到更多來自德國的幫助。1928年11月中旬,鮑爾率領一個包括10位軍事訓練專家、6位軍械後勤專家、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鐵路管理、醫療、化工專家共25人的顧問團來到了南京,首創顧問團的模式。鮑爾全力幫助蔣介石整軍、建軍,他對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和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曾做出很有價值的建樹。

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先後十年間曾有五任團長,他們分別是:

第一任顧問團團長:麥克斯·赫爾曼·鮑爾。

第二任顧問團團長: 赫爾曼·克裏拜爾。

第三任顧問團團長: 格奧爾格。魏澤爾。

第四任顧問團團長:約翰內斯·弗雷德里希·列奧佩德·馮·塞克特將軍。

第五任顧問團團長: 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

作為德國軍官,對於中華民族的國防事業,他們將會如何行事呢?歷史證明:五位團長,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們在中國工作無不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對中華民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十年間分別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貢獻。

比如格奧爾格·魏澤爾對軍事教育的加強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後協助國民政府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在教學上,屏棄了過分拘泥的日式成法,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的德國典範令。培養了大批的軍事人才,為特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馮·塞克特提出了他的“中國陸軍改革建議書”,這份建議書在軍隊訓練、軍官培養、武器裝備的購置、軍事機關的整頓、特種兵建設等方面對前面幾任顧問的做法進行綜合、補充和發揮,對改進中國官員與德國顧問合作關係也提出了一些辦法,並促成德國對華貸款,對中國的抗戰事業貢獻卓著。此外在幫助中國發展軍火工業,開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此後,法爾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長俞大維一起擬定了一套“五年軍火發展計畫”,期望中國能獨立製造各種武器,而不必仰賴國外輸入。

按照這一計畫,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98K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

馮·法爾肯豪森對日本軍隊及其軍事戰略做過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華勢在必行。因此,他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國的江防、海防,對中國抗日戰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議。

1935年8月20日,他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馮·法爾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對兩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準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他在建議書中分析道: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期其實現。”

馮·法爾肯豪森並明確指出,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之公約實際早已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認為“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建議》針對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作戰方案,不僅為國民政府應付華北危機提出了對策,也為爾後的長期抗戰擬訂了總體藍圖。

他還準確預料到了日軍的戰略重點:華北地區和長江流域各海口,並在建議書中提到的“持久抗戰”:“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現在大家知道的黃河決口也是出自馮·法爾肯豪森的建議:“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

馮·法爾肯豪森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儘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他在華期間非常盡心,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他的工作需要他經常與德國軍工業的巨頭打交道,按照今天的話說,這是個很有油水的工作,只要把價格上抬下壓或者輕鬆拿些回扣,他會賺個盆溢缽滿。不過馮·法爾肯豪森將軍非常正直,與德國軍工廠商談判下訂單時,不僅質量要求非常高,還把價格壓得很低,這讓德國廠商叫苦不迭,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按今天憤青們的眼光看,馮·法爾肯豪森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奸”!

其實,在德華商業中潔身自好,恪盡職守的不僅僅是馮·法爾肯豪森將軍,他的前任們也都做得很好,例如塞克特將軍,下訂單前絕不會見任何廠商的代表;再例如鮑爾,他本人就是廠商代表,但遇上真金白銀購買德國軍火時,他完全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

根據馮·法爾肯豪森的整軍備戰建議,中國政府於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由陳誠任處長,總理整軍事宜。這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接受德國顧問訓練並有部分德式裝備的軍隊已達30萬人之眾。整理處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此外還調整了東北軍15個師、廣東部隊10個師、川康部隊26個師及9個獨立旅。通過這次整軍,中國軍隊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個師,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蔣委員長原本是準備訓練80個德式精裝師的,以此進軍東北,收復失地。後因盧溝橋事變爆發,沒有時間再去訓練,所以沒能實現。)

通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于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這些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系統訓練的新式部隊,遂成為日後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軍事骨幹力量!

長期以來在不少人的思想中蘊藏著一種狹隘的看法:說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是為了幫助他“圍剿紅軍”;是想效仿希特勒實行專制獨裁。其實這一看法是很淺薄的,更不客觀,是一種近視的、局部的觀念。蔣固然是要“圍剿紅軍”,但“圍剿紅軍”絕不是他的最終目的,比如1936年10月,何應欽曾想勸說蔣介石,調一部分新式軍隊到陝西剿共,以替換作戰不力的東北軍,這一建議被蔣介石拒絕,在蔣介石的心裏,這支王牌軍隊針對的是日軍即將進行的侵略。所以,如前所述,蔣介石的最終目標是整頓軍務,積蓄力量,徹底打垮倭寇的侵略,堅決戰勝日本軍國主義者!保衛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維護亞洲的安寧與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德國決心棄華聯日,下令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德國政府幾次催促陶德曼大使與蔣介石交涉,甚至下了死命令給德國駐華顧問:如果再不回德國,即以叛國罪論處,取消國籍並沒收財產。在此情況下,在華的顧問們于1938年6月25日離開中國(6月24日陶德曼大使被召回),馮·法爾肯豪森幾人作為善後人員于7月5日離開漢口轉道廣州,7月8日,馮·法爾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赴香港返回德國。臨行前,他們紛紛起誓:為中國保守抗戰秘密,絕不用之來反對中國。其忠誠之心溢於言表,令人敬重。

德國的顧問們幫助中華民國加強了國防建設,遂成為蔣介石的國際好友。關於他們之間的友情,有兩件小事想在這裏做一贅述。

第一任顧問團團長赫爾曼·鮑爾當年因病在中國逝世,死後安葬在上海。國民政府為鮑爾舉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禮,蔣介石在葬禮上極為悲痛。後來,蔣介石還把這位前軍事總顧問的兒子召到中國,安排在身邊做隨身顧問,並視其如手足。

馮·法爾肯豪森應召回國之初,他拒絕接受任何工作,免費當起了中國的抗戰宣傳員。1939年7月10日馮·法爾肯豪森再次應招入伍,8月28日,出任第四軍區司令官並兼任第四集團軍司令。1940年5月22日開始,馮·法爾肯豪森將軍擔任德國駐比利時及法國北部最高軍政長官,同時還兼任荷蘭和盧森堡總督。他其實就是影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中德國將軍的原形。1944年7月15日他正式退役。7月20日發生了7-20刺殺希特勒事件,7月29日馮·法爾肯豪森將軍因涉嫌7-20事件被蓋世太保逮捕。但由於沒有直接的證據,馮·法爾肯豪森將軍一直被關押在集中營.1945年5月4日,馮·法爾肯豪森被盟軍解救,但隨即因為戰爭罪又被盟軍投入大牢,1948年,馮·法爾肯豪森將軍被引渡給比利時,直到1951年才開始審判。最終,法庭判處他12年有期徒刑,但考慮到馮·法爾肯豪森年紀太大,在宣判的三周後釋放了他,馮·法爾肯豪森前後坐了六年的牢。

蔣介石是個非常講究交情的人。三十年代塞克特與法爾肯豪森給與國民政府的大力幫助讓蔣介石非常感激,當他得知國民政府的老朋友馮·法爾肯豪森因為戰犯罪在比利時身陷囹圄時,蔣介石親自安排人給馮·法爾肯豪森的家人多次送去生活用品,1948年至1951年間的德國,實物要比金錢有用得多。與此同時又先後給馮·法爾肯豪森將軍彙去15000美金補貼家用,這在當年也是價值不菲的鉅款了。

由此兩件人際交往的小事,可完全折射出蔣介石滿懷“不忘故交,情重義厚”的君子之風!

 

 

第三節      國人驚愕的“西安事變”

 

時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黃金十年的後期。中日之間的戰爭風雲,起起伏伏,讓人捉摸不定。

一九三六年六月,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由於得不到下屬的支持,遂在樽俎折沖之間得以和平解決,之後,國內大局似乎呈現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沉寂。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僅帶少數文武大員飛往西安,視察東北軍與西北軍,督師剿共。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武裝劫持扣押了蔣介石與隨行大員,史稱“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震驚世界。

正當倭寇入侵華夏,東北、華北、上海同胞正在罹難之時,張、楊二人不思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卻舉兵反叛,劫持扣押國家元首,令國人迷茫、驚愕!

“西安事變”張學良是主角,楊虎城只是個龍套,他連配角都談不上。“西安事變”的起因是什麼,七十餘年來說法不一,莫衷一是。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張學良為了不打內戰,槍口對外,一致抗日。

這一說法看似冠冕堂皇,在國難當頭的歲月,確能喚起民眾的共鳴,但仔細想來,卻有一些邏輯不通,不能自圓其說,讓國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張學良已經作古,我們不妨對這位漢卿先生的一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張學良,生於1901年,卒於2001年,整整生活了一個世紀。他這百年壽命,大致可分割為前36年、後64年兩個時段:前36年,是他自由行動於家庭、學校、軍界、政壇的活躍時期;後64年乃為幽靜隱居,修心養性的懺悔時期。張學良在他自由行動的活躍時期裏,做了三件大事:

  1.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宣佈東北易幟,服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信仰三民主義,促成國家統一。協助中央政府結束中原大戰,促成國家安定的大局。
  2.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他自作主張下令不許抵抗,導致東北父老鄉親扶老攜幼,背鄉離井,逃亡關內四處流浪,受盡國難之苦。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與楊虎城一起在西安發動兵變,劫持扣押國家元首蔣介石,引起世界震驚,國人愕然。

第一件大事:是他將至但尚未到而立之年時,所做出的一件彪炳史冊、光照千秋的輝煌大事!此舉有功于中華民族,有功于中華民國,有功於“天下為公”的歷史篇章。

    第二件大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佔瀋陽城,身為東北三千萬父老

鄉親軍政首長的張學良,竟自作主張下令不許抵抗,導致東北父老鄉親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逃亡關內四處流浪,受盡國難之苦。這是有負東北父老、有負國人、有負民族、有負祖宗的一項罪過。

第三件大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發動兵變,武裝劫持扣押國家元首蔣介石,引起世界震驚,國人愕然。當時的胡適等社會賢達都認為,這是一項“叛國禍國”的大罪。

張氏父子掌控的奉系軍隊,其實力是當時軍閥中的佼佼者,他們不僅只有陸軍,而且還有空軍。1920年7月,張作霖就設立了東三省航空處,並撥出鉅款在奉天東塔農業試驗場修建了飛機場。1923年9月,張學良擔任東三省航空處總辦。他把東北航空處整編為飛龍、飛虎、飛鵬、飛鷹、飛豹五個大隊,張學良兼任“飛鵬”隊隊長。為了把這個航空處辦得更好,張學良不僅從日本、俄國高薪聘請外國教官,到奉天航空學校開展航空飛行技術業務培訓,積極充實東北航空的技術力量。同時,他還把一批優秀的青年送到國外深造學習飛行駕駛技術。在奉系東北空軍的鼎盛時期,擁有各類新型作戰飛機360多架,有近200名飛行員,能夠適應多種作戰方式。這在當時全國各系軍閥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雖宣佈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但東北的政務、軍務、財務大權仍然是獨立的,由張學良掌控。

1931年9月初,面對日軍在瀋陽的種種侵略跡象,當時留守在瀋陽的奉系東北空軍長官陳海華給遠在北平的張學良打去了請示電話。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張學良“命令全體空軍官兵不得擅自行動”的命令。

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當天晚上,奉系空軍再次傳達命令“日軍鬧事,不准抵抗,如有不聽命令滋事的,軍法處置。”那些急欲登機迎戰的飛行員獲知後,都非常不解地撤離了機場。日軍佔領瀋陽,奉系東北空軍損失慘重:不僅損失了戰鬥飛機100餘架,就連剛剛從捷克成套購買的尚未安裝的機件也落入了日軍手中。隨著東三省的淪陷,奉系東北空軍的260多架飛機全部被日軍繳獲。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准抵抗的命令究竟是誰下達的?現在盡人皆知是張學良自作主張下達的了。可在張學良沒把真像說明之前,激進左派媒體鼓足馬力,活靈活現地宣傳說:是蔣介石下達的手諭,不准抵抗!舉國上下無不唾駡蔣介石是不抵抗日本的賣國賊。還煞有介事地宣傳說,這份手諭,保存在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手裏,這樣可以隨時隨地牽制著蔣介石。一份本是涇渭分明的歷史責任,由於別有用心者顛倒黑白的大力宣傳、炒作,便漸漸地幻化成為一項幕後的政治交易。於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便背上了“不抵抗日本”的黑鍋,一直到他去世。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在我國東北的兵力不足三萬人,而張學良的東北軍擁有兵力二十余萬,飛機三百余架,飛行員二百多名。就東北地區而言,從實力上看,張學良的東北軍勝過日本六七倍,從道義上講,日本是異國入侵,張學良是守土抗敵,在國際上也會受人尊敬。東北是生養張學良父子的暖鄉熱土,是奉系其所以成為奉系的基地,是東北軍生存發展壯大的故鄉,那裏有養育了他們的三千萬父老鄉親!無論是從良心的角、情感的角度、道義的角度講,張學良肩上都擔負著無法推卸的保護三千萬父老鄉親生存安全的重大責任。是三千萬東北父老,數十年如一日的用血汗養育著他們,我們不知道張學良當時是個怎樣的心態,究竟是怎樣的想法,竟然毫不猶豫,令人不可思議地、很輕易地便拋棄了父老鄉親,放棄了守土有責的這一莊嚴的歷史使命!

然而五年之後,“小六子”卻心血來潮,熱血沸騰,高喊要抗日了,而且是發動兵變,進行所謂“逼蔣抗日”。五年前他自己不抗日,五年後卻要逼蔣抗日了!自己不抗日,而要逼他人抗日,這樣的舉動,無論是從事實上、情理上、道義上、邏輯上講,都是一種悖論。中國有句老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舉國譁然!知識精英、社會賢達、大學教授們,可以說是無不義憤填膺。

北京清華大學校園裏,在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八位教授的倡議下,12月15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佈《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並成立由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七人組成的電報宣言起草委員會,朱自清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宣言》說: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畫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

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複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

夫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

 

這些教授們,不但公開發表宣言,在課堂上也對張學良嚴加斥責。據說聞一多平時上課從不跑野馬,但西安事變後幾天,在一次“毛詩”課上,卻離開“毛詩”而大談國事,聲色俱厲。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臺,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麼?”又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麼?”並厲聲責問台下學生:“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做的對麼?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麼?你們可以站起來說!”停了許久,聞一多又說道:“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

不僅僅清華教授對事變持如此態度,其他大學也一樣。北大教授胡適事變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毀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接著,又寫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於12月20日《大公報》津滬同載。文章痛斥張學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現將胡適的這篇文章附錄如下:

 

《張學良的叛國》

 

   胡適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10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強硬了。11月9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oy Howard)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讚歎。他說:“對這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著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著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著愛國熱誠的,只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實,總感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鄰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

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次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畫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勘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後(十二夜),立即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為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為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徹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堅持不受要脅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著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的是平日愛護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是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口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只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系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真是最難得的奇跡。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Donald)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的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訴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這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著蘇聯得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著一個有力得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

 

胡適先生的這篇文章,是那個時代的有識之士,對中華民國當時國情以及抗日形勢的清醒認識。代表了凡有良知者的共同心聲。

    難道蔣介石真的是不想或不願抗日嗎?難道真的需要張學良等來“勸”、“逼”才會抗日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否!!否!!!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軍二次北伐,進入山東濟南時,日本派人以交涉為名,偵知蔣確實在司令部後,即開始蓄謀已久的挑釁行動,妄圖製造事端,引起糾紛,阻止北伐,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大業。首先無理扣押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黃郛長達十八個小時,旋又殘酷殺戮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製造血腥的“濟南五三慘案”。

蔣介石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從1915年直到他去世前三年的1972年7月21日,57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中斷,記錄下他所經歷的中國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蔣先生在日記中寫道:

“身受之恥,以今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自五月十日起,蔣介石每天翻開日記,都要先寫下“雪恥”二字。當時的蔣介石忍此奇恥大辱,是為了取得北伐成功,完成中華民國的統一大業。只有國家統一,全國人握成一個拳頭,才有抗敵衛國的力量。那時的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政者,中華民族的當家人,可謂是臥薪嚐膽,忍辱負重,把“雪恥”二字深深埋藏於翻江倒海的胸膛之中。

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時,在他創辦的《軍聲》雜誌上,曾發文料定日後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他主政國民政府後,對於如何才能打贏這場抗日衛國戰爭,如上節所述,有著他的統籌謀劃。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南京對五全大會講話時強調說:   “苟自暴自棄,不能自強自立,則今日之友,皆為明日之敵,果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必不成為明日之友。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個人之犧牲小,國家之犧牲大;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最大之努力。”(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四年·演講·對外關係之報告)

自東北易幟,結束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至於張學良,雖有十四歲年齡上的差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是生活上,隨著八年的交往,他們已經成為好友,蔣對張相當器重。所以蔣介石的對日戰略思想,當時的張學良應該是有所瞭解的。當然這僅是一種猜測,有待史料來證實。

有人說張學良發動兵變劫持蔣介石後,觀閱了繳獲的蔣介石日記,才明白了蔣並非不抗日,而是在積聚實力,事實上蔣中正是極渴望抗日雪恥的,張學良已深感後悔的說詞。這樣的說法,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關於西安事變的原因,近年來網上有些流行的說法,比如:說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還向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 再比如:說12月17日,原執意要殺蔣中正的中國共產黨,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蔣中正。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中正。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決定服從史達林的指示,中國共產黨遂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等。這些說法雖然生動,但是,沒有史料出處的支撐,不能作為定論。所以“西安事變”的真正原因,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說清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安臨潼縣驪山腳下,華清池畔,修了一座亭子,亭內豎立了一塊石碑,上書“捉蔣亭”三個大字,到了八九十年代,“捉蔣亭”三字換成了“兵諫亭”。石碑上題字內容魔術般的幻化,也是意味深長,令人費解,必有其背後的原因。

“西安事變”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隨著歷史的演進,隨著國共兩黨檔案的不斷解密,我們有理由深信:必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天。

當年的《大公報》,作為全國最具權威,最具水平,最具職業道德操守,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對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始終高度關注。12月12日這天晚上,《大公報》總編張季鸞經反復思考,最終決定,只在第二天的要聞版頭條刊登“西安事變”的消息,不配發社評。13號晚,張季鸞徹夜未眠,社評《西安事變之善後》14號一早見報,社評提出:“解決時局,避免分崩,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16號,再發社評,呼籲事件和平解決。18號,大公報發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這篇文章成為民間報紙在西安事變中發出的最強音。這篇公開信,全文如下: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著,鼓動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焦燥著,祈禱你們悔過。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國內所餘惟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帶著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著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燥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蔣委員長明知你們空氣不穩,而一再到西安,對你們始終信賴,毫不防備,也就是因為特別同情你們之故。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種大錯,你們心裏或者還以為自己是愛國,哪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就是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才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培植。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蔣先生劫持著,中央不肯打你,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且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悲悔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運命,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仰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瞭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罷!你們大家應當互相擁抱,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察,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祖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悲憂,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這樣犧牲,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為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什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盡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尚盡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徹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

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著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著給全國同胞報喜。

 

 此文一出,國民政府當即讓大公報館加印了400000份,派專機飛往西安上空散發。東北軍,西北軍將士看到這封公開信後,無不深為感動。

 

當年那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國人的一片譴責聲中,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張學良跟隨蔣委員長同機去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聲通宵達旦,市民們以此表達慶賀這民族之幸,國家之幸!這鞭炮聲令在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恍然大悟:原來他還是很有“群眾基礎”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在離開西安之前,對張楊發表了訓詞。蔣介石說: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尚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矢。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為餘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餘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餘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餘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餘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餘。此二語為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為餘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餘所訓示之言,將餘槍決。餘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餘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搆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餘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餘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餘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為鹵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餘回京。餘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餘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餘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爾等對於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餘祗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餘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次事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

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餘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餘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餘簽字與下令,餘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餘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餘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對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眾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 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餘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餘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餘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餘生平作事,惟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餘親受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五年·演講·西安事變對張楊訓詞)

 

第四節       “七·七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亦作蘆溝橋,在北京市西南約15公里處豐台區永定河上。因橫跨盧溝河(即永定河。史載這一故道歷時900餘年,史稱無定河。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進一步疏浚河道,加固堤岸,河床位置逐漸趨於穩定,才將這條床無定位的河流改名為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盧溝橋全長266.5米,寬7.5米,最寬處可達9.3米。有橋墩十座,共11個橋孔,整個橋身都是石體結構,關鍵部位均有銀錠鐵榫連接,為華北最長的古代石橋。

盧溝橋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統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時毀於洪水,次年再度重建。在橋的東西兩頭各立禦碑一通,西頭是清康熙帝於1698年為記述重修盧溝橋而豎的禦制碑,東頭豎立的是康熙的孫子乾隆帝禦書的“盧溝曉月”碑。

據金代《明昌遺事》所載,“燕京八景”始于金章宗年間。古時,這裏澗水如練,西山似黛,每當黎明斜月西沉之時,月色倒影水中,更顯明媚皎潔,從而成為古代著名的燕京八大景點之一。

盧溝橋最大的特色是兩端和兩邊欄杆上千姿百態的石獅子群。著名建築學家羅哲文在《名聞中外的盧溝橋》一文中曾對這些雕刻精美、神態活現的石獅子有過極為生動的描繪:“……有的昂首挺胸,仰望雲天;有的雙目凝神,注視橋面;有的側身轉首,兩兩相對,好像在交談;有的在撫育獅兒,好像在輕輕呼喚;橋南邊東部有一隻石獅,高豎起一隻耳朵,好似在傾聽著橋下潺潺的流水和過往行人的說話……真是千姿百態,神情活現。”天下名橋各擅勝場,而盧溝橋卻以高超的建橋技術和精美的石獅雕刻獨標風韻,譽滿中外,實屬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觀!

盧溝橋因其距離金元明清時代的京都不遠,又是著名的燕京八大景點之一,所以在和平安寧的歲月裏,這裏既是達官貴人們離京還朝時迎送接待的禮儀之地,同時也是文人騷客們暢敘離情別緒的場所。

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的滿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的獨裁帝制,盧溝橋也從而獲得了新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的槍聲,打破了這裏的一切。

“昭和新政”、“田中奏摺”、“東方會議”、“對華政策綱領”,“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當局籌畫已久的陰謀,只是在等待一個製造藉口的合適時機。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北平市長秦德純辛勞一天正準備就寢。突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時鐘指著十一時四十分。

電話是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和專員林耕宇打來的,報告說:“剛才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來說: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的日軍某中隊,受到中國軍的射擊,日軍一名,去向不明;日本軍官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檢查。”

這就是迫使中國八年對日抗戰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的第一個報告

此時,剛好華北的負責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離開北平,由副軍長秦德純奉命代理其軍政權責。在稍經考慮之後,秦德純這樣作了回答:

“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日本士兵失蹤,我方不能負責,日軍更不得進城檢查;但考慮到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中國軍警代為尋覓。”(《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防區,當時是由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戍守。

橋北的荒郊,就是日本軍隊每隔一天舉行一次夜間演習的地方。在這一天夜間演習的日軍「支那駐屯軍」第一聯隊(團)三大隊(營)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隸屬於在上年(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次豐台事件」之後進駐靠近宛平城的豐台之日軍部隊。

這一天的夜間演習,和一向的情況大不相同。蓋日軍的目的是在向中國挑釁,所謂「一名士兵失蹤」,根本只是出於捏造作為武力攻擊的藉口。

據日本方面說法:在當天夜晚十點半左右,受到來自龍王廟方面數發、堤防方面十數發的槍聲,遂即集合點名,察覺有騎兵一名失蹤,乃立即請求駐豐台的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出動主力部隊。然而,實則這個所謂失蹤的士兵則是因解手而離隊,二十分鐘之後便已經回到隊上,但日軍卻隱瞞著這個事實,堅持非進入宛平城內搜查不可,以造成開火的藉口。

八日淩晨二時(七日深夜),松井再度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檢查,並表示:「如不接受,日軍便包圍宛平縣城。」秦德純為避免武力衝突,乃派宛平縣長王冷齋及魏宗瀚等人在北平和松井交涉。

此時,松井纔說出失蹤列兵業已歸隊,但卻又提出新的要求:「有查明失蹤情況的必要,望雙方會同調查。」王冷齋反詰一句「是怎樣失蹤的,只要問那個失蹤的士兵本人不就可以了嗎?」,對於這樣淺顯的道理松井不作回答,只是堅持入城檢查,王冷齋只好同意會同調查。

當接到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再度要求檢查之後,秦德純和防守宛平縣城的吉星文(二一九團)及拱衛北平一帶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聯絡,告知加強戒備。

不久,北平和宛平之間的電話線便為日軍所切斷而不能通話。

秦德純判斷情況已經是進入了頗不簡單的程度,乃立即命令吉星文:「應固守盧溝橋和宛平城。保衛國土是軍人天職,宛平城與盧溝橋就是我軍最光榮的墳墓。」同時指示:「但在日軍未開槍之前,絕對不要射擊;他們如果開火,便予以迎頭痛擊。」

淩晨四時四十五分,王冷齋回到宛平城內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同時乘另外一輛車出發的日方代表已在先到達,乃立即商量調查事宜。

所謂聯合調查只是日方的一個藉口,日方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調動兵力,兵力部署就緒,一九七七年八日淩晨四時五十分,即向宛平城全面開火,中國軍乃奮起應戰,中日兩國終於開始了正規的戰鬥。

夜間演習——數發槍聲——日本列兵失蹤——強行要求入宛平城調查——向宛平城全面開火——盧溝橋事變爆發。

從事變的演進過程看:日軍的夜間演習已是常態;數發槍聲是偶發、是意外,是個完全意想不到的特大意外;列兵失蹤是藉口;聯合調查是手段;全面開火是目的。這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全過程。從事變過程的各個環節看,這“數發槍聲”則是最為關鍵的一環。若沒有這數發槍聲,便失去了列兵失蹤、入城調查的前提,日本兵就找不出可以攻擊宛平縣城的藉口。

那麼這數發槍聲來自何方?中方?日方?還是隱藏在背後的第三方?究竟是誰?至今仍是一個大謎團!中日儘快開戰,究竟對哪一方有利?這是擺在歷史學家們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七月八日,蔣委員長在盧山接到秦德純等人關於盧溝橋事變發生與經過的報告,當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成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日本侵華政策是:胸懷鯨吞之心,蠶食肢解為用。首先蠶食東北,繼而肢解華北。日本佔領熱河之後,便著手向華北進一步擴張。七七事變,炮擊宛平城,其目的在於佔領平津。

作為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心中明知中日之戰在所難免,但滿懷中華民族崇尚和平的天職,為避免中日兩國國民生靈塗炭計,蔣介石十數年如一日,不遺餘力地設法化解、驅散一直籠罩在兩國人民頭上的這一團戰爭烏雲。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一心推行“昭和新政”,召開“東方會議”,制訂“對華政策綱領”,都是田中義一一手操辦,最後凝結而為“田中奏摺”,形成“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主導思想。

為了化解日本決意發動侵華戰爭的死結,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曾專程訪問東京,訪問中又專意會見田中,奉勸他應該奉行“放棄武力,而以經濟合作為張本的對中政策,蔣先生的善意勸告,未起任何作用。此後發生的“濟南五三慘案”、“皇姑屯爆炸案”、“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等一系列侵華事件表明,田中對於蔣先生的勸告根本是無動於衷,堅決奉行其早已謀劃好的侵華國策。

蔣介石追求和平的信念不減,企盼能通過對中日兩國禍福前途的分析來說服日本當局對中國政策的改弦更張。

所以,在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蔣介石又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對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然而日本當局,對蔣公的這篇專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依然故我,不改當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日本經濟考察團一行二十人由日華貿易協會會長兒玉謙次(1871-1954 )率領,來華參加中日貿易協會第一次大會,並考察中國經濟情況,於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抵京,蔣介石於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勵志社茶會招待,並發表談話,為化解戰雲再做努力。

“兒玉會長、各位先生:

今天得有機會招待諸君,實在不勝厚幸,自從聽到諸位將要聯翩惠臨的消息,敝國朝野都是熱切期盼著嘉賓之蒞止,對於經驗豐富德望隆重的實業界名宿諸位先生,敝國朝野是特別歡迎,諸位先生對於中國各方面,不論直接間接都有友誼關係,我們與其說是歡迎經濟考察團,不如說是歡迎多年的老友。

各位都是從日本維新以來盡瘁於日本經濟建設的老輩,關於建國開始時的艱難,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也深深知道建國過程中的甘苦,相信對於正在建設期中的敝國,一定有特別深切的同情,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之有國民革命,猶如日本之有維新運動,或者可以說在中國所遭遇到的,還要特殊困難一些,中國政府與民間經濟界實業界,正在以日本維新建國時代同樣的精神,努力邁進,所企望於友邦的互助和前輩的指導,是特別深切,希望各位先生就其豐富的經驗,對於中國一切建設及經濟產業諸般事項,盡量的批評,多多的指教,我們中國的實業界一定是熱誠接受,使中日兩國在文化經濟上都能夠並駕齊驅,為東亞和平與幸福的保障。

我們東方人應該尊重東方的文化,這一點想各位一定是同情的,東方人始終不能離開東方的文化,猶如鄰邦永遠是鄰邦一樣,地理和歷史都是不可移易的。東方民族如果沒有東方文化作基礎,則永遠不能和其他民族相維而共存。東方文化的特點,在仁義與道德,東方國家皆重禮義,所以稱為禮義之邦本人少年時代在日本留學即十分企慕日本國民尊崇禮義與親睦敦讓之風尚,認為日本建國之成功即在此一點。以後立志革命,也就是要恢復敝國的固有精神和地位,為發揚東方文化來努力。還記得兄弟在民國十七年旅居日本時,會見了日本實業界泰斗,澀澤子爵,子爵親自送給我一部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論語,特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兩句話,說他生平最服膺這兩句格言,並且時常提示給日本的青年,認為這是我們東方精神的特點。同時很親切的告訴兄弟,希望以努力發揚東方文化相共勉。可惜澀澤子爵今日已經去世了,但他的話使我們留有很深的感謝與回憶,直到如今都不能忘卻,今天見到各位實業界先輩,正如見到澀澤子爵一樣,所以又把舊話重提了一次,現在請大家起立,對故澀澤子爵默念致敬。(賓主全體起立,默念一分鐘)

 

今天招待各位,一切都很簡單,形式上沒有表示到隆重的禮儀,而且也沒有很多的意思向各位貢獻,祗是本於同為東方人的親愛的感情,對於各位德望甚高的鄰邦實業界先輩,奉贈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仁親以為寶」。蓋惟其有仁與親,纔是人類維繫感情與推動文明進步的原動力。我們東方民族尤其是重要,希望中日兩國經濟實業界以及兩國國民,大家都在親仁善鄰這一點上共同努力,敬祝兒玉會長和各位的健康。”(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仁親為寶)

這番談話寓意深刻,匠心獨具。蔣公先借日本學界名宿、漢學大家澀澤子爵(澀澤榮一:1840—1931),之口,說出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教導我們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然後再以《四書·大學》中的“仁親以為寶”的名言相贈,儘管這次只是經濟層面的交往,但它畢竟不失為一次再向日本政府進行規勸的管道與機會。

當年的蔣介石,三番兩次規勸日本當局不要進行戰爭,可謂是用心良苦,那麼,這到底是為了什麼?難道在他的內心真的是懼怕日本嗎?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並非如此。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要反復地告誡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國策的一時之誤,將天下蒼生拖向戰火彌漫的苦海,生靈塗炭的深淵!愛人以德,這是孫中山先生身體力行,為國人樹立的典範,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可是,日本國自“豐臣秀吉”到“明治維新”,再到“昭和新政”與“田中奏摺”,始終把近鄰大陸中國的遼闊疆土,豐富物產,視作征服、擴張、佔有、掠奪的物件,這一侵華思想,數百年來,一脈相承,日益強化,已經成為日本歷代統治集團所謂“治國安邦”的固有理念。而且到了魔性化、獸性化的程度。故而一切規勸善言皆不能入耳。這就鑄定了中日兩國人民無法言狀的劫難將無法避免!

 

第五節      最後關頭

 

為因應事變擴大,自不能不積極有所準備。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蔣委員長下令在四川的何應欽立即馳赴南京,著手編組部隊,準備全面抗戰。並且指示來在廬山的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火速下山,率領中央軍兩個師北上平漢鐵路的保定或石家莊。此外,更令調山西太原、運城方面的部隊向河北省石家莊集結。同時,又命令各軍事機關準備總動員,並加強各地戒備體制;至於對負責河北軍事的宋哲元,更電令促其堅定決心及加強警戒如左:

『守土應其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七月十日,中國政府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日軍是有計畫的挑釁行為,極其不法」的書面抗議。同時,令所有軍事機關活動都進入戰時體制,並採取緊急措施:

一、編入戰鬥序列的部隊,第一線為一百個師,預備軍約八十個師,在七月底以前秘密組成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

二、現有六個月用量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又考慮到兵工廠萬一被敵機轟炸,可向法國與比利時洽商購辦,並確保經由香港或越南的輸入路線。

三、準備兵員一百萬人、軍馬十萬頭的六個月糧秣。

 

在這個期間的華北當地,中日雙方是在兩軍對峙敵視的狀態之下進行交涉。

七月九日,日本「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由天津到達北平,和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一再洽商之後,於十日向秦德純提出「第二十九軍負責人道歉,中國方面撤兵」等內容的要求;接著,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由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中國軍方代表繼續交涉。張自忠正在病中(腸炎),臥於病榻之上折衝,結果,他未向中央請示便遽行於十一日下午八時與松井太久郎簽署了如左的協議﹕

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方表示遺憾,並處分責任者,將來負責防止再發生類此事件。

二、和豐台日本駐軍過於接近的宛平縣城及龍王廟,不駐中國軍隊,改以保安隊維持其治安。

三、徹底取締抗日團體。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對於這個協定已經予以同意;但中國政府方面則由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一份通知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何諒解或協定,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

此時,宋哲元由於還沒有摸清楚東京方面已在進行著使日軍擴大事變的動向,故而擅自同意成立協定。

日本政府決議擴大戰火。

 

七月十一日,在東京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五相會議,決定派遣內地三個師團,朝鮮一個師團、「滿洲」兩個旅團的兵力,並即下令朝鮮和「滿洲」方面部隊向華北出動。

當天傍晚,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如下﹕

“此次事件,完全出於支那方面計畫性的武力抗日行為,已屬無可置疑。因此,政府在本日之閣議中已下重大決心,關於對北支(華北)出兵,政府業已決定為其應行採取的必要措施。”(《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針對日本政府聲明,蔣介石七月十二日寫下如下日記:

『倭關東軍到津;內閣昨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華政策,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其閣議。以餘觀之,皆為其外強中乾之表現;但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七月十四日(一九三七年)日軍「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派該軍參謀專田盛壽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強硬提出為解決事件的七項協定細目。其內容則一如中國方面之所預料,非僅止於軍事的停戰,而擴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條件在內:    

“ 一、徹底鎮壓共產黨之策動。

     二、罷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統機關應從冀察撤退。

四、排日團體如藍衣社、CC團等,應撤離冀察。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關及學生與民眾運動。

六、取締學校與軍隊中的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隊擔任,中國軍隊撤出城外。”(《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這一「協定細目」亦於十九日簽訂。

 

在此之先,蔣委員長已於十三日致電在當地負責交涉的宋哲元予以指示:“『萬勿單獨進行,不稍與敵方以可乘之隙。』並命令其徹底抗戰;可是,宋哲元雖然已到了這個階段,還是執持希望「當地解決」,並讓張自忠等人進行交涉。十九日,由張自忠簽署了大致照日軍要求內容的「協定細目」。”(《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十一日的「停戰協定」和十九日的「協定細目」,都未報經中央承認,而且連在當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報告;地方當局像這樣地擅自進行交涉,使後來的事態解決為之棘手。

七月十六日,蔣介石再度致電宋哲元和秦德純,要他們冷靜而嚴謹地面對現實,提高警覺,不要在對日交涉方面發生差錯:

“『連日,對方(日本)盛傳兄等已與日軍簽訂協定,內容大致為:(一)道歉;(二)懲兇;(三)(盧溝橋)不駐兵;(四)防共及取締排日等項。此種協定條款,殆已遍傳歐美。綜觀現在情勢,日本決以全力威脅地方簽訂此約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簽訂協議為第一,俟大軍調集後再談政治條件。……今事決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蔣總統)願獨負其責也。如何?盼復。』

但卻未見復電到來。

七月十八日,乃再電宋、秦二人促其警覺。

『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之戰,本於開戰之前已簽和解條約,乃於簽字後八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至此,必須認清當前的事態已經不是地方性的局部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國主權和國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對於日本、對於全中國的軍民,現在都是到了必須宣示中華民國的決心的時候。於是。蔣委員長即向全國軍民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說,即“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這個文獻,是於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演說「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場」的筆記,隔了一天,國民政府纔公開發表: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出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須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

「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就是當年蔣介石面對中日大戰一觸即發態勢的鮮明主張。

戰爭,就意味著對無辜生靈的殺戮,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對人類文明的毀滅。天下事破壞容易建設難!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當政者必須要懂得的基本道理,凡有良知、具仁愛之心的當政者,絕不發動侵略戰爭。

面對盧溝橋事變,蔣介石向全國軍民表示:“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並強調:“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極其明顯:即任何解決,都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而在日本方面,正在窺伺著這個最後關頭的到來。就在同一天,外交部收到日本駐華大使館送來一件照會,反而責難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挑戰的;並要求「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外交部遂立即復文反駁:「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

七月二十日, 蔣委員長由廬山回到南京,召集軍、政負責人研討對策。

同一天,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拜會外交部長王寵惠,反覆要求:(一)南京方面應承認在華北當地的一切協定。

  1. 立即停止煽動反日,並停止中央軍北上。

    外交部長王寵惠則一再主張:任何協定都必須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認。中國政府絕無擴大事變的意圖。

    誠然,事態已經相當複雜:中國政府業經表示決不容許日本擴大侵略,如果對方向天津北平出動軍力,那就是意味著「最後關頭」的到來。可是,在另一方面,雖然是未報經中央容許,但在當地的二十九軍和日軍之間已有「協定」及「協定細目」之存在,則是事實。就該「協定細目」看來,在當地的軍隊不經戰爭便放棄平津的最後事態,也是會不難發生的。

鑒於這一發展態勢,蔣介石於七月二十二日,急電宋哲元:

【 『聞三十八師陣地已撤,北平誠內防禦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後,彼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佔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與倭所商辦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綜核。』 】(《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但宋哲元的復電只是簡單地陳述了十一日張自忠和松井太久郎的「協定」內容。而對於十九日簽訂的“協定細目”則隻字未提。

【蔣總統乃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述:

    『明軒(宋哲元)只報告十一日與倭方所協商之三條,而對十九日所訂「細則」,尚諱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為宜,使其能負責也。』

    當天,又對宋哲元發電如下﹕

   『中央對此次事件,自始即願與兄同負責任。戰則全戰,和則全和,而在不損害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自無定須求戰、不願言和之理。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尚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惟原文內容甚空,第二條之不駐軍(宛平縣城、龍王廟),宜聲明為臨時辦法,或至某時間為止,並不可限定兵數;第三條之徹底取締(抗日團體)必以由我自動處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為限。此點應明加區別。

    『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七)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務希特別注意。』 】(《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宋哲元原是馮玉祥屬下的將領,在全國統一之後的一九二九年雖曾反對中央,但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民前鋒,卓著戰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宋哲元曾率領部下揚威喜峰口,喜峰口之戰,是中國軍人最初的正規勝利。也是抗戰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喜峰口之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當時天津的《益世報》在滿懷激情的報導中曾讚揚喜峰口之戰說:「法國人忘不了凡爾登英雄,中國人永世萬代亦不能忘記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幾仗,使我們中國人又抬起頭來了。」同時還贏得了“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大刀進行曲”的讚頌。

一九三五年,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時,宋哲元被中央政府任命為委員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但用人、行政的權利則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個半獨立狀態的政治組織。

“七七事變”前後,宋哲元對日本的騙術、詐術,顯然認識不足,故而在對日談判中一度顯得遊移不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與侵華日軍在天津簽訂的「停戰協定」和十九日的「協定細目」,都未報經中央承認,而且連在當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報告。

為了要將中央意旨傳達給被日方要求「就地解決」所牽制的宋哲元,蔣介石特地派遣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北上與宋哲元見面,當面部署一切,解除他迷亂的心態。

    熊斌約了在天津的宋哲元於七月二十二日會晤於北平,向他剖析: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千萬不要被日軍甘言所惑,必須堅持抗戰信念。宋哲元這纔逐漸體會到中央的堅定意志,而下定了抗戰決心。

一心想以就地交涉獲得既成事實,並積累起來擴張其華北勢力的日軍,就怕宋哲元和國民政府接觸,以致增加他的勇氣。

和熊斌晤談之後的宋哲元,態度馬上硬化,故而於二十一日開始自北平撤出的中國軍第三十七師,便突然在二十三日停止。

至於日軍方面,雖然在先所成立的「就地協定」中業已約定撤兵,但到了二十三日,不僅盧溝橋、宛平城東、大井村一帶並未撤退,並且有些地方還在增兵和加強構築陣地。

    日軍的作戰部署,雖然保持高度秘密,但根據中國方面所獲情報,得知有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已經在向平、津地區集結或在輸送途中;滿載戰車、重武器、彈藥等軍需品的火車連日由山海關駛入河北省,繼續西進。

一再讓步的當地中國軍方面,至此也已經體察到過去所有的就地交涉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宋哲元對於日軍徒託空言的所謂「當地解決」業已有所察覺。為了對抗業已增強的日軍,一度撤退的中國軍也開始再行進駐於陣地。又為防禦空襲,更將河南省的高射砲部隊調駐河北保定,歸宋哲元指揮。軍政部並命令各處補給基地支援對河北省的物資補給,且將三百萬發彈藥緊急輸送河北。

自蔣委員長「最後關頭」的演說發表之後,全國輿論為之振奮,一致傾向於抗日,對於曾經是「喜峰口英雄」的二十九軍給予充滿期待的激勵。青年學生們更自動自發地協助二十九軍構築防禦工事。

“北京大學全體教授更於二十四日發表宣言:「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達認清這個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國!」”(《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日軍為實現吞占華北的計畫,運用所謂“停戰協定”“協定細目”等折沖手段,爭取時間,調動兵力,一切就緒之後,即從七月二十五日開始軍事行動,先後佔領平津間鐵路沿線各主要車站,二十六日即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內容有:

“「(一)盧溝橋及八寶山附近配備之第三十七師須於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長辛店。

(二)北平城內之第三十二師、西宛(北平郊外)之第三十七師部隊亦須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之要求;並於文末言明﹕「如不實行,日軍則採取獨自行動。」實則就是一件最後通牒。

“這一天(二十六日), 蔣總統致電宋哲元指示﹕

『此刻兄應下定決心如下﹕

『一、鞏固北平城防,立即備戰,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復戒備,此地重要,應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揮,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決心大戰,照中(蔣總統)昨電對滄(縣)保(定)、滄(縣)石(家莊)各線從速部署。』”(《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翌日(二十七日),日軍已不再等待他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發動了攻擊:午前三時,突襲駐紮於北平東方二十公里之通州的中國軍;繼之於五時又有在十八架飛機掩護之下的騎兵進襲北平南方的團河,該地中國守軍犧牲千人以上。及至午後,北平北方的高麗營、昌平、湯山、沙河各地都陸續受到攻擊。

盧溝橋邊所點燃的戰火,終於在華北中樞的北平四週全面擴散開來。

二十八日拂曉,第二十九軍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城外南苑,受到約四十架日軍飛機的反覆轟炸,以及約三千機械化部隊的猛烈攻擊,陣地都被摧毀,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率部奮起抵抗,喋血南苑,為國壯烈捐軀成仁。

七月三十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縱下,成立了由前清遺老江朝宗出面的北平地方維持會。侵略者的鐵蹄趾高氣揚的踏進北平城。

在日軍攻佔北平的同時,天津也陷入火海。在天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再次犯下毀滅中華文化的大罪:七月二十九日夜裏兩點多,日軍在天津市內開始發動戰爭,市區市郊均遭到激烈的炮擊和轟炸。南開大學幾乎被夷為平地。時任《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的波蘭人愛博斯坦,曾如實記錄下了南開大學遭受日機轟炸、破壞、搶劫的慘狀:日本的飛機一隊一隊飛到南開的上空,飛得很低,簡直就是把炸彈直接投在校園裏那座輝煌的圖書館,館內藏書連同其他建築物立即遭到毀壞。南開大學被炸後,又被日軍佔領。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學生宿舍、工廠、實驗室等再度遭劫,所有教學儀器被破壞殆盡,成套珍貴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運到日本本土。

七月三十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講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回顧“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的遭遇,再看這次南開大學的災難,可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們魔性化、獸性化的表現已經到了瘋狂野蠻的程度!

至此,平、津兩地完全淪於日寇鐵蹄之下!

 

 

第六節  準備全國應戰

 

盧溝橋事變,平津淪陷,日本好戰的狂潮席捲全島,日寇決定擴大戰火,抗戰形勢為之大變。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立即向全國軍民發出準備全國應戰的號召。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校發表講話,要求全國軍民要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為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各盡所能,各盡其力。他在講話中告訴大家說: 

“一、現在國家已臨到最後關頭,我們要鎮靜自持,加倍努力,準備全國應戰。

二、此次廿九軍各官長在平津抗戰殉國,忠勇壯烈,足資矜式,但我們不可忘其失敗的教訓。

三、今後我們要全國一致與倭寇拼戰到底,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四、我們要獲得最後勝利,必須注意下列三點:

1·要有作戰的決心——我們國家民族今惟有抗戰一條生路,人人須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實行人人抗戰家家抗戰。

2·要有充分的準備——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有準備則戰勝,無準備則戰敗,故吾人須加緊準備,求戰勝於事先。

3·要有整個計劃——未奉命令須死守不退,既奉命令必勇往直前,強者不可燥進,弱者不致後退。

五、希望大家根據此次平津失陷的教訓,切實猛省,人人激發自動奮戰的精神,迅速完成各種必要的準備。

六、我們要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來消滅貪得無厭侵略不已的敵人,以收復失土,洗雪國恥。

七、我政府和人民,過去數年忍辱負重,埋頭苦幹,已充實了禦侮圖存的最低準備;今後全國上下須共同一致,持久奮戰,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完成復興的大業。”(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準備全國應戰)

在中央軍校發表講話的前一天,即七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已發出“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這次盧溝橋事變,日本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佔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了我們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無以復加,思之痛心。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的忠勇奮發,以盡保國衛民的責任!我個人做了全國的統帥,負有國家存亡將士生死的全責,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後必勝的把握。我常常說:我們既戰,就要必勝,只要我們全體將士能夠一心一德,服從命令,結果一定可以打敗倭寇,雪我國恥。在此即刻就要與倭寇拚命抗戰的時候,特地提出下面最重要的五點,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

各位要知道倭寇向來利用投機取巧的方法,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除非使他們受到相當的打擊,他們總不肯停止侵略的。現在我們既然是全國一致的和他抗戰,他們為了面子關係,一定要出全力來拚;所以戰事不發動則已,一經發動,定必延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因此我們大家必須同心合力,死命相拚,要萬眾一心的拚戰到底!你們要知道,戰爭的勝負,全在於精神,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怕敵人的一定失敗,不怕敵人的一定勝利。雖然我們的槍砲不如倭寇,只要我們抱定犧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殺去,倭寇必敗無疑;因為倭寇只會投機取巧,不願真正犧牲。

二、要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倭寇到我國內地來作戰,因為到處地形生疏,而且到處人民都是我們的同胞,就是他們的仇人,幾乎到處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勢。因此倭寇個個都懷著怕死不肯犧牲的心理,於是行動緩慢,不敢急進,只是仗著他們的飛機大砲向我們猛烈轟炸,希望把我們嚇退,而避免真正的作戰;除此以外,實別無本領。所以只要我們誓死拚命,頑強抵抗,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謹慎瞄準,愛惜我們的子彈,持久死守,來消耗他們的實力,結果一定可以打勝仗的;只要我們臨戰勿慌張,匆忙亂,就是有一些損失,或一時挫折,也只要利用他們不肯犧牲,不敢急進的弱點,從容補救,繼續奮鬥,一定能爭取最後五分鐘的勝利。

三、要運用智能自動抗戰

歷來作戰,關於整個的戰略戰術,當然由最高統帥部頒發指示;而對於各部隊所擔任範圍以內的事務,必須由各部隊的各級主官,自動的詳細研究,來幫助總部之所不及。譬如當地的形勢,敵我的詳情,便衣隊的編配,間諜的使用,戰爭劇烈接濟斷絕的設法補救,交通阻礙命令不達時臨機應變,都應該由各單位的主官自動的運用智能,以謀取戰爭的勝利!這是上自軍長師長旅長,下至連長排長都應該有的責任和本領。

四、要軍民團結一致親愛精誠

任何戰爭,得到民眾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尤其應該發動全國各地方全體民眾的力量和敵人拚命。但是要希望民眾和軍隊合力一心,合拍應手,一定先要對民眾表示親愛精誠,得到他們的信仰,才能達到希望。關於對民眾表示親愛精誠的方法,例如徵用民伕,必須隨時體恤,勿使過度疲勞,發生怨望;遇到落難婦女老幼,必須盡力補救,視同自己家人一樣;對於戰區及附近的民眾,更須告以國家已到了危亡關頭了,既是中華民族的同胞,就應該大家一致起來殺敵救國等的大義。總須隨時隨地幫助民眾,教導民眾,救護民眾,以表示親愛精誠,痛癢相關,甘苦相共。這樣軍民團結,民眾自然樂於幫助,漢奸自然不會發生,敵人未有不打敗仗的。

五、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

我們革命的精神,就在於有進無退;我們革命的成功,也就在於有進無退的連坐法。過去作戰如此,現在對於倭寇作戰,更應該要實行連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倭寇仗著他強大的武器,猛烈轟炸,無非迫我們退卻,使他可以進攻。如果我軍能屹立如山,堅守陣地,有進無退,等到接近衝鋒肉搏,他們雖有飛機大砲,也就無法使用,以我軍的久經戰陣,定可取得最後勝利。倘使未曾得到統帥的命令,擅自退卻,不僅個人要受連坐法的處罰,並且搖動軍心,貽害國家,無異於引狼入室,為虎作倀的漢奸;如果各區陣線之前,凡遇有未奉本委員長命令擅自退後者,無論任何官兵一律以賣國罪處死毋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天要死的,總要死得值得,死得光榮;若果因擅自退卻,致被軍法制裁而死,遺臭萬年,何如在前方應戰犧牲,流芳百世。目下中央正擬頒獎勵固守據點的辦法,如有能固守據點,有進無退的,就給他晉升三級,榮贈三代,並及其子孫。所以你們務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為國家增光寵,為自己保榮譽。如有擅自退卻者,必以漢奸論罪,必殺無赦。

上面所舉的,是驅除倭寇、復興民族最重要的五點,以後再有重要的指示,另外陸續頒發。各位要知道,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以後,民眾受了痛苦,國家失去了領土,我們何嘗一時一刻忘記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應該要怎樣的拚死,圖報國家,以期對得起我們 總理與過去犧牲的先烈,維持我們祖先數千年來遺留給我們的光榮歷史與版圖,報答我們父母師長所給我們深厚的教誨與養育,而不致於對不起我們後代的子孫。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軀逐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為了回應蔣委員長“準備全國應戰”,要全國一致與倭寇拼戰到底,來爭取最後勝利的動員號召,1937年9月22日,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宣言稱:  

 

親愛的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為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炎黃子孫,堅忍不拔地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當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地迅速地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   

(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為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為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綱領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為著取消敵人的陰謀之藉口,為著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亟矣!同胞們,起來,一致的團結啊!我們偉大的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鬥!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   

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委員長就中國共產黨宣言發表談話指出: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於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鹹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餘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旗幟之下,共同奮門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 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談話·集中力量挽救危亡)

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三民主義時告訴國人,三民主義在於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中國國民黨確定中國立國原則,為孫中山先生創制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

談話中蔣介石感慨不已地說:“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日寇的鐵蹄,踏入東北,踏過山海關,踏入長城,踏入熱河,踏入華北,踏入平津,一路燒殺搶掠而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蔣介石高高舉起抗日救亡的大旗,率領全國軍民,拉開了與日寇血戰到底的大幕!

 

 

 

 

 

 

 

《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