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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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异己分子和镇压周期

 

  尽管农民作为整体在社会的斯大林主义转型期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那些被界定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之「社会异己分子」的其它社会群体也遭到殃及,其民权被剥夺、遭到解雇且流离失所、社会地位下降、以及被流放。「资产阶级专家」、「贵族」、神职人员、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商贩及工匠等,都成了一九三十年代初叶发动之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受害人。其它一些城镇居民,仅仅由于不符合「无产阶级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标准,也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打压。

  臭名昭著的沙赫蒂审判,清楚地标记了一九二一年以来当局和「专家」间之休战的结束。这个审判正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之前举行,其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党之目标的怀疑、优柔寡断及漠然处之都会自动定性为「破坏」。怀疑就是背叛。对专家的打压在布尔什维克心态里根深蒂固,而沙赫蒂审判所发出的政治信号在基层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响应。资产专家即将成为经济失败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造成之不满的替罪羊。至一九二八年底,数以千计的管理人员和资产阶级工程师遭到解职且被剥夺定量购货卡和看病的权利,有时甚至还会被扫地出门。一九二九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商务人民委员部及农业人民委员部数以千计的公务员,由于「右倾偏向」、「破坏」、「属于社会异己阶层」而遭到清洗。值得一提的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公务员曾在旧政府里工作过。1

  对政府某些部门的清洗在一九三零年夏天以后更加激烈,当时斯大林决定要清除所有的「右翼分子」,例如阿列克谢˙李可夫等人,声称他们秘密勾结「专家破坏分子」。一九三零年八月和九月间,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加强了其行动,并且逮捕了在国家计委,国家银行,以及财政、商业、农业等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所有知名专家。其中有尼古拉˙康德拉捷夫教授,他是著名之「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发明人,曾任一九一七年临时政府掌管粮食供应的副部长,并且时任财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遭到逮捕的人还包括尼古拉˙马卡罗夫教授和亚历山大˙恰亚诺夫教授,二人均在农业部任重要职位;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安德烈˙萨德瑞教授;以及国家计委里最著名的经济统计学家之一弗拉基米尔˙格鲁曼教授。2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斯大林都对格别乌有亲自指示,因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有关「资产阶级专家」的一切动向。格别乌准备的档案文件证明存在一个反苏维埃政权组织的体系,由据称以康德拉捷夫为首的「农工党」和以亚历山大˙然则为首的「工业党」作为联系纽带。调查人员从一些被捕人员那里榨取了多份供词。许多人供认与李可夫、布哈林及谢尔盖˙斯塔索夫等「右派分子」有联系;另有许多人证实他们参与了完全虚构的图谋,即在国外反苏维埃流亡分子和秘密国外组织的帮助下消灭斯大林和推翻苏维埃政体。乘胜追击,格别乌还从军事学院两位教官那里得到供词,描述了由红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托卡切夫斯基领导一项阴谋计划的准备工作。在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斯大林明确表示,他不能冒险逮捕托卡切夫斯基本人将军,但并不介意对较小目标的消灭,即其它「专家破坏分子」。3 这样,将任何反对斯大林党路线的人用伪造的证据指控为「恐怖分子」的手段,在一九三零年就已经完全成熟。不过在当时,斯大林尚且愿意采用相对温和的策略,用以阻止剩下的微小反对势力,并恐吓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人以令其屈服。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商务人民委员部四十八名公务员的「供词」,所有这些人都承认对「目前食物供应的困难以及银币的突然消失」负有责任。几天前,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斯大林下达了严格指示:「势在必行的是:1」对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进行严厉清洗,不管像皮达可夫和【亚历山大】˙布亚卡诺夫这类持怀疑态度党员的任何反对;2)枪毙至少二十或三十个已经渗透到这些部门的破坏分子… 3)加强格别乌在全国各地的行动,尽力收集所有仍在流通的银币。」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五日,那四十八名公务员都遭到处决。4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几起清一色的表演式审判。其中有些是秘密审判,包括对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及「农工党」之专家的审判。另一些是公开审判,比如对「工业党」专家的审判,其中八人「供认说」建立了有两千名专家的庞大网络,意图在外国驻苏使馆的唆使下组织经济颠覆。所有这些审判都强化了关于破坏的虚构;如同那些关于阴谋的虚构一样,此虚构很快就成为斯大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四年间,十三万八千名公务员被免职;其中两万三千人被归类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并剥夺公民权利。5 对专家的莫须有迫害在工业界甚至更为广泛;在那里,增产的巨大压力导致事故的增多,产品质量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更频繁的故障。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六月,顿巴斯地区百分之四十八的工程师遭到撤职或逮捕;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仅在交通系统就有四千五百名「专家破坏分子」被「揭发」。对这些专家的迫害,由当局制定之高不可攀的新工业指标,以及工作场所越来越多的违纪行为,对苏维埃工业造成了可观的长期损害。

  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程度,党的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的修正措施。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政治局采取多项步骤来试图限制「专家」中的受害人数。政治局立即释放了几千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尤其是在冶金业和煤矿业工作的那些人」,取消了对专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限制,并禁止格别乌在没有相应部委的事先许可时逮捕「专家」。宣布这些措施之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歧视和压迫是多么广泛。在沙赫蒂审判之后,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员和管理人员成了这一恐怖形式的牺牲品。6

  在被排斥于「新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悲惨。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年间对教会的攻击之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间,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对教会的第二轮大进攻。一九二十年代末,对在吉洪之后接掌牧首的都主教谢尔盖宣布效忠苏维埃政权一事,多名高级教士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东正教依然是苏联社会的重要力量。在一九一四年以来活跃的54692个教堂中,到一九二九年初39000个教堂仍有礼拜活动。7 一九二五年成立的无神论战斗团的主席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亚如斯拉维斯基承认,在一亿三千万的总人口当中,只有不到一千万人实际上放弃了宗教信仰。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间的反宗教攻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始于一九二九年春季和夏季,特征是重行颁布并加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反宗教法律。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旨在加强地方政府对教区生活的控制,给宗教社团的活动实施了新的限制。从此以后,「超出对宗教渴望之简单满足限度」的任何活动都受此法律管辖。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中令人恐惧之第五十八条第十节规定:「任何利用民众之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之稳定」的行为,可判处「从最短三年徒刑到死刑的任何刑罚」。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政府开始实行新的五天工作周:五天工作,一天休息;如此就令星期天不可能被当作休息日。此项措施的用意就是要「推动消除宗教的斗争」。8

  这些法令不过是个序幕,接下来是反宗教运动之第二个且大得多的阶段。一九二九年十月当局下令没收所有教堂的大钟,因为「钟声扰乱了城镇和乡村中占大多数的无神论者们之宁静权」。任何与教会关系密切的人都会当作富农对待,并被强迫交纳特别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间,宗教领袖的税负增加了十倍;这些人并被剥夺公民权,意味着失其定量卡和看病的权利。很多人遭到逮捕、驱逐或流放。根据不完整的记录,在一九三零年,有一万三千名神职人员被「非富农化」。在许多乡村和城镇,教堂的关闭象征了集体化的开始,而非富农化也就开始于取缔地方宗教领袖。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三零年,百分之十四的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由关闭教堂或摘除其大钟引发的。9 反宗教运动于一九二九年末至三零年初的冬季达到高潮。截至一九三零年三月一日,6715座教堂遭到关闭或摧毁。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斯大林发表著名文章「成功冲昏头脑」之后,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用嘲讽的口气谴责了那些「在与宗教偏见斗争中不可接受的偏差,尤其是不经当地居民同意就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但这个正式谴责并没有改变那些因宗教原因而遭遣送之人们的命运。

接下来的几年里,针对教会的这些大规模攻势转变为对神职人员和宗教组织的日常行政骚扰。地方官员继续其游击战,任意解释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颁布之政府法令的六十八条,并且在关闭教会时显著超越其权限;他们有一系列的理由,比如某建筑「不卫生或过于陈旧」,「没有交保险金」,以及没有缴纳税金或宗教社团成员必须缴付的数不清费用等等等。宗教人士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布道权利,而且没有其它有薪酬就业的可能——他们的地位是被随意定义之「不劳而获的寄生分子」。不少牧师别无选择,只能做游走宣教,在社会的边缘过着地下生活。因此,尽管都主教谢尔盖承诺效忠苏维埃政权,教会里还是出现了分裂,尤其是在沃罗涅什和坦波夫等省份。

一九二九年,沃罗涅什地区主教阿列克谢˙布维因坚决反对教会与当局之间的任何妥协而被捕。其追随者们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会「真东正教」,并且有其自己的游走神职人员。这些人已被都主教谢尔盖为首的教会逐出教门。这个「沙漠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信徒聚集在五花八门的地点做礼拜,比如私人住所、修道院、甚至山洞。10 这些自称的「真东正基督徒」遭到特别严厉的迫害;数千人被捕且作为「特别安置」而放逐或直接押送集中营。东正教本身由于面临着来自当局的持续压力,教众人数亦有明显减少。尽管如此,一九三七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的成年人仍然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苏联尚有活动的东正教堂仅存15835座(是革命前总数的28%),清真寺4830座(是革命前总数的32%),几十个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注册的牧师仅有17857名,而一九一四年是112629名,一九二八年是七万名。按照官方的说法,神职人员群体已经成为「某垂死阶层的残渣」。11

一九三十年代初恐怖的牺牲者并非只限于富农、专家、神职人员。一九三零年一月,政府发动了一项大规模的运动来「消灭所有企业主」。这个运动的目标直指商店主、工匠及自由职业者——即在新经济政策下之微弱的私营部门做事之全体将近一百五十万人。这些小业主的平均运营资本不超过一千卢布,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没有雇人,但却被十倍上涨的税负及货物充公而快速消灭。这些人作为「社会不良分子」、「社会不需要」或「异类分子」,与「贵族」、「沙俄时期之国家机器和有产阶级成员」等全然不同的类别一样,被剥夺了各类权利。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布的法令中列出了三十多类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等,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贵族」、「前警察」、「前沙俄公务员」、「前富农」、「前私营企业雇员或雇主」、「前白军军官」、前牧师、前僧侣、前修女、「前政党成员」等等。这些民众连同其家属,在一九三二年共有七百万人;他们受到的歧视包括剥夺选举权及住房权、医疗和定量卡。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推出护照化制度以清除城镇里的「社会不良分子」,这些措施变得更加严厉。12

  乡村的强制集体化,以及加速工业化的计划,由于破坏了社会结构和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引起大量农民涌入城镇的流动。农民的俄罗斯变成了流浪者遍地的俄罗斯。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底,苏联城市到处充斥着为了逃离集体化和非富农化而洪水般涌入的农民——官方估计数字为一千两百万。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周边地区就增加了超过三百五十万的移民。这些人中有些是有生意头脑的农民,他们情愿背井离乡,甚至不惜被划分成富农,也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一年间,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还算容易地吸收了这些农民。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政府开始担心流浪人口的庞大和无控移动会造成城镇地区的不稳定。他们的存在也让一九二九年以来精心策划的定量制度有陷入困境的危险。申请定量卡的人数从一九二九年的两千六百万上升到一九三二年的将近四千万。移民常常迫使当局把工厂改为庞大的难民营。逐渐地,移民被认为是不良现象范围日益扩大的根源,比如旷工、工作纪律松懈、流氓行为、工作质量低劣、酗酒及犯罪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工业生产造成了长期的不稳定影响。13

  为了解决此「灾情」〔Stikhia,泛指自然灾害、无政府状态,或任何混乱〕,当局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从严苛的新就业法律到对「社会异己分子」的清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律对旷工者的严厉惩罚措施是立即开除,没收定量卡,甚至赶出住所;其声明的意图是揭露「伪假职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的法令让雇主负责发放定量卡,目的主要是去除那些错误列入管制较松之城镇定量名单的「已死幽灵」和「寄生虫」。

  此新立法的关键部分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推出的国内护照。按照该法令之序言的解释,对国内人口的「护照化」是为了实现一些精心定义的目标:其意图是「消除所有社会寄生虫」,防止富农「渗透」到城市中心和市场,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以及保障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那些还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十六岁以上城镇成年人,比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正式工人,以及国营农场的农工,都会自动收到警方颁发的护照。护照只有加盖公章(居民签证)以显示持照公民的合法居住地点方为有效。每个人的身分都取决于其居民签证上的这个印章,并可能决定此人是否可以拿到定量卡、社会保障卡,或有家居的权利。所有城镇都被划分为「开放」或「关闭」两类。最初的关闭城市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及海参崴;这些城市获授特权地位且有较好的供给。要想获得关闭城市的居住权,只能通过家庭关系、结婚,或者经由官方许可有权得到居民签证的特定工作。在开放城市,居民签证的获得要容易得多。

  护照化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底,业已发放两千七百万本护照。最初的效果是让当局可以清除城市中的不受欢迎者。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于莫斯科开始,在护照化的第一周内就「发现了」3450名「前白卫军成员、前富农及其它犯罪分子」。在关闭城市,将近三十八万五千人被拒发护照,并强迫在十天内搬出自己的居所。更有甚者,这些人也被禁止在其它城市居住,甚至不能搬到开放城市。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护照部门负责人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的报告中说,「对这个数字还应该加上在宣布护照化后自行离开城镇的人数;那些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获发护照。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为例,将近三万五千人立即离开了该市……在莫斯科,在开始护照化工作的头两个月里,人口减少了六万。在列宁格勒,一个月内就有五万四千人消失回乡村。」大约有四十二万人被逐出开放城市。14

  警察对无身份证件人员的围捕和抽查使得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根里克˙雅戈达命令其属下每周「清理」关闭城市的火车站和市场。在一九三四年的头八个月内,关闭城市里有超过六十三万人因违犯护照法律而遭到拦截。这些人中有65661人坐牢,之后通常用「特别迁移」的方式,作为社会不欢迎分子而遭到遣送。大约3596人受到法庭审判,175627人没有任何说法地遭到流放,其余人则交罚款了事。15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到七月三日,莫斯科的5470名吉普赛人被抓捕并遣送到西伯利亚的「工作村」;16 七月八日到十二日,基辅有4750名「社会不良分子」被抓捕并遣送;四月、六月及七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三波警察行动,导致18000人遭到遣送。17 这些人当中的第一批被送到纳兹诺岛,结果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被遣送者在不到一个月内丧生。

  纳连的一位党教官在先前引述的报告中,评论了一些「社会不良分子」的身份;这些人只是因为一次简单的警察搜捕而遭到遣送:

  

  有很多完全不合情理的遣送事例。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人,其中很多是党员或工人,现在都死了。他们恰恰是那些最无法适应环境的人。例如,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诺沃日洛夫是压路机工厂的司机,曾经三次获颁奖章)))),已婚并育有一个孩子。他和妻子想去看电影,在妻子打扮的时,他没带证件就出门买香烟,结果在大街上遭到警察的拦截并被逮捕。另一个例子是集体农庄工人维纳格拉多瓦。她去看望在莫斯科第八区当警长的兄弟,下错了火车站并被警察逮住,结果遭到遣送。还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瓦辛,一九二九年入团的共青团员,在施普科和维红色纺织厂当工人,曾经三次获颁奖章。星期天他在去看足球的途中,因为忘了带身份证件而遭到逮捕和遣送。还有新的第九面包厂建筑工地的工人马蒂维耶夫。他有农闲工作护照,有效期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但却带着护照被逮捕。他诉说甚至没人愿意看看他的证件。18

  一九三三年城镇的清洗伴随了在工业界和政府机构里数不清的类似清洗。在由安德烈耶夫和卡冈诺维奇先后领导的铁路系统这个战略部门,全部职工中有百分之八(将近两万人)在一九三三年春季遭到解职。下面的摘要出自格别乌交通部门负责人关于「清除铁路系统反苏维埃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其中描述了这类行动通常是如何进行的:

  

  第八区格别乌交通科的清洗行动有下列成果:在倒数第二次清洗中,抓获并审判了七百人;具体数字是:325名包裹盗窃犯,221个小流氓和罪犯,27名匪徒,以及127个反革命分子。其中在包裹盗窃犯当中有73人明显属于一个团伙,因此被处决。在最后一次清洗中逮捕了约200人,大多数为富农。另有300多名涉嫌职工被管理部门开除。即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在整个系统内因各种原因而除名的总数是1270人。清洗还在继续。19

  

  一九三四年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措施,以遏制年轻流浪者和少年犯的人数。这些人是非富农化、大饥荒及社会关系全面崩溃的产物;他们的影响在城市中越来越严重。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政治局颁布了一项法令,旨在「将任何年满十二岁的犯有盗窃、暴力行为、严重人身伤害、动刀或杀人的青少年捉拿归案受审,并对任何判定有罪者依法给予最严厉的惩治」。数日后,政府向法庭发布了秘密指令,确认对青少年的刑事制裁「的确包括社会的最后防线」——即死刑。这便废止了刑法中以前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的部分。20 内务部也得到指示,改组当时由初步调查人民委员部法律局管理的未成年罪犯羁留中心,并且设立少年「工作殖民营」体系来取而代之。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青少年犯罪和无家可归现象,这些镇压措施效果甚微。一份题为「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期间消除未成年流浪问题」的报告总结说:

  

  尽管进行了有关服务的改组,局面几乎没有得到改善……一九三七年二月以后,出现了大量来自乡村和郊外的流浪者,特别是来自一九三六年歉收地区的人……。由于暂时的物资匮乏使家庭受到影响,大批青少年从乡下出走,不仅是由于集体农庄「济贫基金」的管理不善,还可以归咎于许多集体农庄主席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为了赶走年轻的乞丐和流浪者,便给他们发放「流浪和行乞证书」,并将他们送至邻近城镇的火车站……。铁路局和交通警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不去逮捕这些未成年流浪者并押送到内务部为此专门设立的特殊中心,而是「为了清理自己的管区」就简单地将未成年流浪者装进专用列车并送到大城市。21

  

  几个数字证实了问题的严重性。仅在一九三六年,就有超过125000名未成年流浪者被送到内务部特别中心。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超过155000名青少年被送到内务部的工作殖民地;并且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间,有92000个年龄介于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孩子们被送上法庭受审。按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的计算,有超过一万名孩子被关押在古拉格。22

  三十年代上半叶,党和国家对社会的镇压强度有起有伏。在暴力对抗时期采用了恐怖措施且进行大规模清洗,而在那些夹杂其间的平静时刻,则会找到一定的平衡点且对混乱的局面有所剎车。

  由非富农化运动于一九二九年发动的第一个恐怖大周期,在一九三三年春达到最高点。当权者面临若干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在因饥荒而变得十室九空的地区,如何确保来年能有收成?一九三二年秋季,一位地区党政高官警告说:「除非我们考虑集体农庄农民的基本需求,否则将没有人留下来播种,更不要谈收获。」

同样,劳改系统尚未做好准备,应该如何利用那些塞满监狱系统之几十万人的劳力?一九三三年三月,另一个地方党官担忧道:「如果人们得知,在司法机关的建议下,数百名因破坏收成而在上个月被判处两年监禁的集体农庄农民,目前已经获得释放,那么这些超级压制的法律又能对民众有何作用呢?」

一九三三年夏天,当局给出了一些答案。对于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大恐怖之前的数年里社会政策的两个截然不同方向,这些回答颇具揭示意义。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被饥荒肆虐的地区有合理的收成?其解决方案具有冷酷的逻辑:用极端军事化的方式围捕众多的城镇居民并送去下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驻哈尔科夫的意大利领事描述了这个情形:「城市强制征集的人数应该是规模巨大。仅在本周内,至少每天有两万人被送往农村……前天,市场被包围,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男人、女人及少儿——都被抓了起来,由格别乌押送到火车站,然后送去下田。」23

  大量城市居民到饥饿的乡村去,就造成了随之而来的紧张局面。有好几次农民放火焚烧这些「强征壮丁」的宿舍;后者也被当局警告不要贸然入村,因为村里「充斥着食人者」。由于风调雨顺,对一切可利用劳力的动员,以及困在村庄的人们想要生存下去的愿望,在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饥荒肆虐的地区,三三年秋天的收成还是不错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置监狱人口的巨幅增加?其解决方案亦具有务实态度——释放几十万被关押者。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发出的一份机密通告,承认有必要「管制抓人……目前是几乎任何人都在捕人,」「要制止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形」,并且「在今后两个月里把监狱人口从八十万降到四十万,但不包括劳改营」。24 事实上,这项行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导致三十二万囚犯的获释。

  一九三四年标志着政治压迫的一定程度放松。格别乌定罪的人数从一九三二年的二十四万降至一九三三年的七万九千。25 秘密警察进行了改组。作为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政府法令的结果,格别乌变成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一个局,职责广延至全苏联。尽管名称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此新的政治警察机构丧失了原先的一些司法权力。在新的体系里,经过初步问话之后,所有案卷都要送交有关的司法部门」。此外,未经首先征求中央政治机构的意见,警方不再有权判处犯人死刑。此外还设立了上诉程序,所有死刑现在都要经过政治局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这些改变被自豪地表述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机制」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却效果甚微。控制逮捕人数的新法规几乎没有影响力,因为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对所有镇压机构放任自流。此外,早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政治局就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关于所有死刑需要得到批准的的法规,授权多个地区的地方领导,允许他们不事先征询中央的意见就可判处死刑。所以平静只是短命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带着枪支混入列宁格勒党部,枪杀了政治局委员兼列宁格勒党书记谢尔盖˙基洛夫,从此新一轮大恐怖开始了。

  基洛夫当时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在几十年里,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刺杀基洛夫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观点主要来源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披露」,即他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夜间晚,在第二十届党的代表大会上给代表们做的秘密报告。这个推论最近受到质疑,特别是阿拉˙卡琳娜的工作;她利用了以前拿不到的档案数据。26 但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斯大林出于其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这次暗杀来具体化阴谋的说法,这历来是斯大林之言论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使得斯大林通过「证明」存在着反对国家、其领导人及社会主义的巨大阴谋,来维持危机和紧张的气氛。这甚至也为国家体系的失败找到了便利的解释:如果说一切都很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和快乐」的话,那么按照斯大林的著名论调,这「都归罪于基洛夫的杀手们」。

  该暗杀公布的几小时后,斯大林便起草了后来称作「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文件。这个两天后就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极端措施,下令把对嫌疑恐怖分子的讯问期减少到十天,允许在没有法律代表人的情形下审判嫌犯,并允许立即执行死刑。这个法令标志着几个月前才开始放松的恐怖局面有了一个急转弯,并且成为发动大恐怖的理想手段。27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在党内的多个对手被指控为参与恐怖活动。新闻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可恶的犯罪」是某秘密恐怖团体在其「列宁格勒中心」的指挥下进行的;该集团除尼古拉耶夫本人以外,还有十三个前季诺维也夫分子。该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在十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经受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中心」的审判;七十七人被判处监禁,其中包括许多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著名积极党员。对「列宁格勒中心」的揭露导致了对「莫斯科中心」的发现,其所谓的十九名成员包括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在内。「莫斯科中心」成员被指控是暗杀基洛夫之刺客们的「意识形态共犯」,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开庭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供认,他们「以前反对党路线的举动,客观地看,必定会成为催化剂,并且挑起这些罪犯的罪恶劣本性」。在如此多次的拒不承认和公开否认之后,这个对「意识形态共犯」的超乎寻常之公开承认,让他们二人分别被判处五年和十年监禁。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有6500人依照打击恐怖主义的新程序而被判刑。28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的次日,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标题为「从基洛夫同志的懦夫般谋杀中吸取之教训」的秘密通告;其中断言存在着由「作为白卫军组织之前沿的……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所策划的阴谋;该通告还提醒所有党员对托派分子、民主集权分子、右翼和左翼分裂集团等「反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所有以前在任何问题上反对过斯大林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搜捕敌人的行动得到加强。一九三五年一月,988名前季诺维也夫支持者被从列宁格勒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雅库茨克。中央委员会命令所有地方党当局拟定名单,列出所有因为属于「托派和季诺维义夫托洛斯基集团」而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间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随之而来的抓捕则完全是根据这个名单进行的。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给所有的党组织发出了另一封信,要求仔细检查每个党员的党证。

  基洛夫暗杀案的官方版本声称:刺客是假党证混入斯穆尔尼宫的;这用来证明检查所有党证之运动的「极度政治重要性」。该检查在秘密警察的全力协助下进行了六个多月。内务部提供了关于「可疑党员」的所有必要数据;而各级党组织又把作为此次运动的成果而开除出党的人名通报给内务部。整个行动导致百分之九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也就是大约二十五万人。29 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此行动之主要负责部门的首脑尼古拉˙伊佐夫提供了一个不完整数据,说在此次运动项中从党内清除出去的「敌人」里,有15218人也被逮捕。尽管如此,伊佐夫并不认为此次清洗获得了伟大成功;由于一些「仍旧占据高位的官僚分子」的「恶意和破坏」,它用了三倍于原计划的时间。尽管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根除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但在开除的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三实际属于这两个派别之一。地方党政领导人常常不情愿与「内务部联系,并且提交由行政决定而要被立即放逐的人员名单」。简而言之,在伊佐夫看来,检查党证的运动揭示,地方党组织倾向于形成消极抵抗统一战线来对付当局。30 这是斯大林会永远记住的教训。

  刺杀基洛夫事件后立即掀起的恐怖浪潮不仅波及到斯大林以前的党内对手。以「白卫军恐怖分子已经从西方渗透到我国」为借口,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下令将乌克兰边疆管区的两千个「反苏维埃」家庭遣送。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类似的措施被用来遣送「列宁格勒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的边疆管区的所有可疑分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其主要受害者是将近一万名芬兰裔居民。他们是众多遭到遣送之民族中的第一批;这种遣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一九三六年春季,发生了对一万五千个家庭的第二次大规模遣送,涉及近五万人,大多数是乌克兰地区的波兰族裔和德国族裔。这些人被遣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地区,在那里的集体农庄落户。31

  这个镇压周期在随后的两年里愈演愈烈,内务部在一九三五年判刑二十六万七千起,在一九三六年判刑二十七万四千起。与此同时,当局也采取了一些安抚民众的措施。当局废止了「剥夺权利者」类别,取消了对集体农场工人的五年以下监禁刑期,提前释放了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律而遭到判刑的三万七千人,恢复了「特别迁移者」的公民权利,并且结束了禁止流放犯人之子女上大学的歧视性做法。这些措施往往有自相矛盾的结果。比如说,被遣送的富农在遣送满五年后其公民权利得到恢复,但最终却被禁止离开其定居地。这些人在权利一得到恢复后,就开始要回归家乡,这就引起许许多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否允许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这些人的房屋和物品都已充公,现在要让他们住到哪里去?镇压的逻辑并不允许这种宽容,他们到底也没能返回故里。

  当政府决定认可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社会和当局之间的紧张局面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运动以安德鲁˙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命名。此人得力于非凡的改组和团队合作,竟然使得煤炭产量提高了十四倍。从此,巨大的生产竞赛运动就开始了。两个月以后,即一九三五年以十一月,「工人先锋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本人亲自强调了「这个运动的深刻革命性,因为它挣脱了工程师、技术员及经理们的习惯性保守势力」。事实上,鉴于当时苏维埃工业的实际情形,斯达汉诺夫日、斯达汉诺夫周、或者甚至斯达汉诺夫年代的推展,都给生产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设备损耗加速、工作场所事故数急剧上升、增产之后不可避免的减产周期。于是又回到了一九二十年代后期「打击专家」的主题——当局再次把经济困难归罪于那些所谓的渗透到管理层之破坏者,尤其是工程师和专家。再一次,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任何质疑,对生产节奏的任何打断,或者任何技术失误,都被视为反革命活动。在一九三六年的头六个月里,超过一万四千名管理人员因破坏而被捕。斯大林用斯达汉诺夫运动来启动新的一波恐怖浪潮,这就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大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