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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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名於世的右派“謬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親自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座談,請他們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清除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為時不久,鳴放出的一些謬論,使得毛澤東龍顏大怒,整風運動一變而為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陽謀運動!毛澤東親自起草檔,撰寫社論,在全國抓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除極少數撤職降薪的頭靣人物外,絕大多數被開除公職,按照國務院《勞動教養決定》,分別集中到邊遠荒涼的農場、礦山、採石場、磚瓦廠(多為原勞改單位)在武裝看守的監督下,進行「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吃盡種種苦頭,九死一生……。少數有歷史問題的稱為雙皮老虎,判處徒刑。

二十二年後,人民大救星毛澤東呼兒哼喲,結束了馬克思加秦始皇,混合中外古今各種專制手段的雜種統治,右派分子的倖存者這才在耗盡人生三分之一的寶貴光陰後得以改正,可仍被鄧小平套上一副鋼鐵枷鎖——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不予平反。

右派分子們的謬論 究竟是些什麼東西觸怒了人民大救星的天顏,使得他們罪該萬死,死不容赦?究竟是些什麼罪行使得鄧小平必欲讓他們戴著這副枷鎖去陰曹地府尋求解放?五十五年過去,百分之九十五的當代人懵懂懂不甚了了,百分之百的後代人茫茫然一無所知。因為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對功績——總是描眉黛眼,濃施脂粉,竭力張揚炫耀;對過失——總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或嚴密掩蓋,或刻意篡改,真相絕不會載之於國史、黨史中。

斯時,全國眾多報刊積極配合反右鬥爭,把右派分子們鳴放中最倡狂、最囂張、最反動、最惡毒的謬論,以及針鋒相對的聲討、批判公之於世,從而留下了許多聞名於世,銷毀、篡改不了,原汁原味的史料。茲錄其要於下: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

 

費孝通(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全國人大常委 總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份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份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朝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並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時節。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上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鳴放,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以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恩想的人還是占多數……。中共在動員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復強調言者無罪 就不應該反右派。

王造時(法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 做魏征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陳仁炳(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副主任委員,復旦學教授):我不敢一定說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希望黨這次整風,能消除那些讓人痛哭流涕和長太息的毛病。因此建議在整風中,應該著重鼓勵發掘缺點和錯誤,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傅雷(著名翻譯家,無黨派人士)毛主席的講話,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在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陳雨蒼(無黨派人士):這兩天,各地工人階級也放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有的感到要收了,轉過來說好話,我相信不是反革命,是向黨提意見,即使觀點有錯誤,也應通過討論批評求得提高。

李凰桐(無黨派人士):現在整風強調和風細雨,而過去幾次運動就簡直是粗風暴雨。無黨無派的知識份子打著赤腳,在粗風暴雨中挨打,有些人被打得很厲害,有的被關起來,有的人雖然直接沒被打著,但也害怕。

周枕雲(無黨派人士):過去的運動總要本人先出來交代交代,這次運動為什麼不先出來交代一下呀?我們提意見還要掛賬。座談會中,好些人向黨提意見,象三娘教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是夾著尾巴提的意見。有的建議領導這樣、建議領導那樣,都是歌功頌德,我就不同意。

龔自知(雲南民革省委主委):今天黨進行整風,是否有了足夠條件可以讓黨外人士大膽地鳴放,發揮監督作用呢?有的非党人士,生怕打擊報復,沒有保障。怕了之後,跟著來個收、整。古話說惟聖人能受盡言,又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是這種虛心雅量的聖人,從古到今都很少。少倒不奇怪,相反多了才真是怪事!

 

攻擊、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光明日報》總編):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尋,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 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 並不等於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頭才算數,是否太過分了一點?很多黨員的才能與其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一家天下的局面。

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講師,無黨派人士):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天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是六億人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搞得好,可以;搞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注:此謬論刋載531日《人民日報》,葛佩琦立即去信否認說過殺共產黨人一句)。

黃紹竑民革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常委):領導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曲北韋(民盟青島市委委員):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張百生、黃振旅(瀋陽師範學院教師):共產黨在解放後逐漸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變成了空洞的口號,自已變成了特權者,總以為自己最優秀,非我不可,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

劉地生(南京大學教師):要消除三大主義,必須先消除少數人享有的特權和多數人僅供驅使的現象,真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交還給人民……。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

譚惕吾(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國務院參事):共產黨領導國家,大家承認,但用什麼方法值得研究,現在政府裏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中央和國務院一起發指示,是否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為什麼自己的機構不用,另外搞一套黨的系 統?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民主與法制

 

曾昭掄(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學化學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開國以來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不能說每一措施,每一階段,每一環節都是毫無缺點。解放以來,過去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的人,在情緒上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某些學科竟被廢除,或不成為獨立科學。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很多轉業了。許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就被取消了。有些政治學系的主要課程,至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不是取消,應當恢復的應立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重視起來。要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準,必須保護科學家。

張奚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清華大學教務委員會常委,教授):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當然,這幾年來,鄙視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變,但還很嚴重,好像是什麼東西都是從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麼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趙子昂的 畫,李白、杜甫的詩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蘇聯文化界紀念了司馬遷,我們卻沒有重視這些。

章伯鈞(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長)我總以為不要把資本主義看得那麼一文錢不值,也不要認為打敗蔣介石就是共產黨一黨的力量…… 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義不好,事實上資本主義也有活力,為什麼說也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沒完蛋?就因為還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 的,我們叫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叫哇啦哇啦 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措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 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合成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

陳新桂(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候補委員、宣傳委員《中央盟訊》副主編):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我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 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根源是什麼。我認為黨天下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斯林錯誤,從匈牙利 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在實行對國家領導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近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 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彭文應(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社會主義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林希翎(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我經過研究,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導?

顧執中(資深記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九三學社中央候補委員):憲法自1954年通過後,有的被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王尊一陝西師範學院教師:官僚主義表現在選舉制完全成為形式,選一個人只有一個候選人,選二個只提二個候選人,還名曰民主集中制 是否集中了群眾的意見,只有天知道!

張百生、黃振旅 :解放後這幾年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有也只是形式,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政治局少數人的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人大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著民主門靣……人大不過是泥菩薩,走走形式,舉手通過;政協是政而不治,治而不協……

祿國藩(雲南省人委參事室主住):國家的法制應該完備,過去做得不夠,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勞改犯判個三年,二年,一樣法律也沒有,根據什麼呢?各個地方的公安局還可以隨便給犯人加刑,剝奪入家的政治自由。公安局哪有這個權利?

 

否定、反對馬克思主義

 

雷海宗(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馬列主義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1895年以後,列寧、斯達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瞭解幾千年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課補上。

徐璋本(清華大學教授):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條主義……。任何一個學者、一個學說都不可能把一切好的東西都包括進去……。光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不夠的,一定還要廢除以一種學說來指導一切的限制。共產主義還未實現,共產主義的概念將來可能會有變化。社會正在發展中,要指導、限制就是教條主義。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議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榮子正(天津市工商聯常委):黨對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都是根據馬列主義辦事,可是許多馬列主義的著作,都是很早時期完成的,把這些問題搬到中國來運用,很多地方對不上號……。因此,我們學政治經濟學,很多地方是聽而不信,不能接受。

 

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章乃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長):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一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哪個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

陳銘樞(民革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上書毛澤東,批評他: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虛偽彙報,未經鄭重細緻研究即作出過激的決定。決策定計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林希翎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斯達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吹捧毛主席是偉大的詩人、字又寫得如何好,這些話太肉麻。

周枕雲:現在不是土大夫時代,而是別的天下。黨員是《孔雀東南飛》劇中的老婆婆,團員是小姑娘,群眾是兒子媳婦。毛主席不是不能唱紅娘,而是要唱三堂會審。

 

詆毀人事制度,挑撥黨群關係

 

錢偉長(力學專家,清華大學副校長,全國人大委,民盟中央委員):校務委員會實際上是個形式,黨把人分成兩大類,對黨團員總是先看優點;對另一類人總是先看缺點,有發展前途的課程都得由黨員擔任,不論他懂得了多少而將真正的專家放在一邊。黨委對老教授總是抱懷疑態度,多數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沒有真正當家做主。建築系主任梁思成教授這幾年就掛個空名,竟然一個徒弟也沒有。

羅隆基(民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森林工業部長)打擊別人,抬高自已者被黨看成積極分子、進步分子得到提拔重用,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非黨知識份子感到不服氣,既影響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黨和非黨的隔膜。民主黨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無的。

艾瑋生(民盟盟員、華中師範學院副教授):過去的事實證明,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扣不上。

徐一貫(青島市政協副主席、民革青島市主任委員):積八年的經驗,我得出一個結論:非党人士絕對不能做正職。說到人事制度,沒有一個人肚裏沒意見:清一色,神秘化,權大無邊,宗派十足。評資、評級、提拔幹部,不民主,不公平。好事辦成壞事,眾所歸。

楊清(東北師範大學數育系主任、民盟吉林省委常委):正因為黨員成為政治貴族,高不可攀,所以在非党人士中是談笑皆群眾,往來無黨員,在提拔使用和職權方面,黨員也顯然是政治貴族

張述堯(無黨派人士):我認為有些人滿口馬列主義,一肚子個人主義。過去國民黨用人講派別,分嫡系,如果是皇親國戚,阿拉浙江,不用說包管一步登天。有句流行話是親是戚,升官三級,我看今天的人事,也有向這個方向發展的樣子

葛佩琦: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員警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做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這是組織給的任務。

王捷三(革陝西省委常務委員):近年來,學校吸收的黨團員中,壞學生多於好學生,黨委給予特權,又給予特務……。人事制度太死硬,是官僚主義的溫床之一。

 

詆毀、否定歷次運動

 

羅隆基胡風會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平反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一、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致於沒地方申訴;二、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將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三、鳴放中有人顧慮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

林希翎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費孝通聽說北京大學有兩個學生控拆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

秦瓚(九三學社雲南主委):陳複光先生說思想改造裏有加工思想,我覺得不但是加工,簡直是唱戲,有唱紅臉的,有唱白臉的……。怎辦呢?就只好捕風捉影了,本來是打老虎,結果是把狼、狗、貓都打了。

苗天寶(無黨派人士):我不敢講話,天天在受罪,天天感到有被抓、被殺的危險。我是規規矩矩的,為什麼怕殺頭?我過去在德國時,希特勒是殺人魔王,但那時卻沒有感到會殺到我,沒有感到恐怖。

王士魁(雲南大學教務長):解放以來的各運動都是幼稚、野蠻的,不合中國的民族性。撕破臉皮、揭穿醜惡,六親不認等,就是野蠻。這些是從西天取經,從斯達林那裏取來的。土地改革慘無人道,土改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土改的幹部是野獸。三反、五反中,自殺事件層出不窮,共產黨憑著大膽懷疑」、「從舊社會來的人不貪汙不合乎規律這兩條來搞三反……。鎮反,殺了上千萬人你們該記得?歷史上沒有哪一朝不是殘酷的。肅反,錯了還不是如此,死了還不是死了。

金永勤(無黨派人士):我們國家沒有法制,只有壓制。毛主席說勞改犯要放的就放,可以陰放一個、陽放一個,這是拿人開玩笑。要抓就抓,要放就放,沒有什麼人身自由。過去是白色恐怖,現在是紅色恐怖。

 

歪曲共產黨的新聞工作

 

彭應文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導出來。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明日黃花之感。斯達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陸詒(上海《新陽日報》副總編輯):解放幾年來,我們新聞界培養的人才還不多,但是被宗派主義者和那些築牆、開溝、製造分裂的擠掉不少,言之痛心。

顧執中:我主張記者要搶消息,搶消息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級的東西……。新聞內容有階級性,新聞編排沒有階級性。想想看,為什麼資產階級的報紙能夠辦的生動活潑,社會主義的報紙卻做不到。

 

否定共產黨的外交路線

 

龍雲(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後來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還不清,還要利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償還不償還?我國對外援助,預算太大,我主張抓緊壓縮。

王造時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陸鏗(無黨派人士):解放以來,在國際關係上和學習先進經驗上都顯得相當偏狹,凡是蘇聯的都是好的,凡是美國的都是壞的。不但政治上如此,科學上也如此,強調一邊倒。盲目地學蘇聯,使建設事業在某些方面受了捐失……。在提倡學蘇聯的同時,也應該提倡學美國。天下事,未可料,不但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會友好相處,中國 政府和美國政府將來也會有一天友好相處的。

 

攻擊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

 

畢鳴歧(天津市工商聯主任委員)今天我們民族資階級巳經歡天喜地、敲鑼打鼓,把自已的企業交拾了國家,工作中任勞任怨,思想改造也有了變化,有人還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還留戀資本主義,想走回頭路等等。我認為不符合事實,是教條主義的片面性。民族資產階級把自己的企業交出來不是簡單的事,思想鬥爭過程是黨員同志體會不到的,是教條主義者體會不到的。

章乃器 說工商界消極自卑,片面強調要服從領導,必然有職無權。工商界已過了五關,還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不只是教條主義,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義和神秘主義,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慮,如何不消極自卑。

宋蓮甫(湖北工商聯副秘書長)消極性不是工商業者獨有的,工人階級也有。兩靣性也不是工商業者獨有的,要有大家都有……

吳志超(上海工商聯副秘書長):在合營企業裏不要派公方代表,我最近參加化工行業30個廠的私方人員座談會,有29個廠主張取消公方代表,緩和矛盾。

……

「謬論」經媒體大肆渲染,「流毒」全國,盡人皆知。一些小人物如林希翎,乃一介在校就讀學生,也成了名人。而名人中的丁玲(著名女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報》《人民文學》主編)、馮雪峰(著名作家、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兩人並無一句謬論,因與頂頭上司周揚(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後補委員)的個人宿怨而被批准為右派分子。

「謬論」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豈止以上所摘。如今重讀這些「謬論」,再對其大張撻伐,已是無從置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