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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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亂世”中的現代化步伐

 

 

 

 

 

 

民國時期的兵荒馬亂既是歷代王朝週期的亂世景象,當然就不能說那是辛亥革命帶來的“多災多難”。像滿清遺老那樣,認為如果沒有“孫文亂党”,大清就能萬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譜的。但是如果僅僅如此,這個革命也就沒什麼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過完成了太平天國的未竟之功(反清)並為下一個新王朝鋪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後的中國之不同於過去的亂世,就在於它在亂世中取得的進步,這就是民國史的第二個面相了。

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臺灣地區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的新文化可謂風起雲湧,同時傳統國學也是雲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

這些都是事實,但如果僅止於此,肯定辛亥的意義也不大。因為如下所言,从“面相”上开,民國政治總的來說還是走向“党國”,而非走向憲政。而講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層面,民國時期大眾的“文化水平”(注意這裏的“文化”與民族性無關,就是指讀書寫字的能力)還是很低的。

 

民國人口與前後之比較

 

筆者當年在廣西農村插隊9年,深知在那些統計數字背後,改革前絕大多數國人即農民的實際“文化程度”如何:那時我們這些“初中69屆”(由於“文革”三年基本停課,實際上就是66屆小學生)在“廣闊天地”裏居然成為稀缺“人才”,不少夥伴都成了“民辦教師”,甚至唯讀了6年小學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學”(那時農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當地的壯族婦女很少會講漢話,男子也很少認字,因此當時大隊都設有文書一職,與支書、大隊長同為領補貼的三大“幹部”之列,往往還是三人中惟一能讀寫的。所以對於今天有些人極言那時農村的教育衛生如何好,我只有無言!

不過平心而論,這種狀況不能只怨改革前體制。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把一個文盲社會成功掃盲是可能的,而把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戰後德、日、蘇與我國改朝換代的歷史都表明,戰亂和天災可能死人無數,經濟崩潰,但通常都很難消滅文化——除非發生異族征服之類的文化災變。“文革”雖然被稱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壞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頓與混亂,損失很大,但要說這就會使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當地的這種狀況基本上也就是民國時的狀況,進步不大,退步也談不上,改革前體制與民國都要對此負責任的。

中國人口模式的轉變發生於民國時期關於民國的進步,我只講兩個過去人們比較忽略的問題。一是人口模式。如前所述,傳統時代人口的增減是王朝興衰的顯示器,而亂世人口大減則是常規。然而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但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復旦大學人口史研究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中國人口史》六卷,其中後兩卷就集中揭示了這一過去人們未加注意的重大問題。

過去人們都有兩個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飛猛進,連破一、二、三、四億大關,由此產生了關於清代偉大的種種說法。二是從晚清到民國一直都說中國是“四萬萬”人口,這倒也符合人們對歷代亂世人口衰落的認識,沒有大減已經很不錯了。而中國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發展中模式,則是20世紀後半期至厲行計劃生育前的事。

但是,由曹樹基、侯楊方分別完成的《中國人口史》後兩卷以翔實具體的考證和統計告訴我們,這兩個印象並不真實。

在《中國人口史》第5卷中,曹樹基證明,以往由於嚴重低估人口基數導致的所謂清中葉人口空前高速增長的說法不確。從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0.49%,增速低於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835頁)而從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直到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處於傳統治亂週期中兩個“大王朝”之間的“亂世”,然而這個亂世的晚清和民國兩段卻有不小的差別。清末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主的鹹同年間大戰亂,固然使人口從4.36億降到了3.65億,辛亥革命前夕卻恢復了增長。根據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戰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過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間,全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儘管抗戰時期又一次導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達5.4億。侯楊方據此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575頁)

而這種“亂世”人口增長率高於前朝(清)盛世的情況更是不同尋常,以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就出現了5.8億、連同港澳臺已超過6億的驚人數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人口仍不到5億),顯然,1949年後超過2%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就是民國時期的這種變化的“自然延續,而並不是另一階段的突然變化”。事實上,如果把民國年間慘烈的戰禍與天災與1949年後的“和平紅利”的差別刨除,則1949年前後的人口增長模式差別並不大。因此侯楊方認為,從傳統時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變成現代發展中國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一種“中國人口模式的轉變,發生於20世紀上半期”,即民國時期(侯楊方前引書,610-611頁),亦即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侯楊方列舉了許多史實,證明民國年間由於經濟社會和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模式發生的這種歷史性變化。

 

 

民國經濟對印度的“趕超”

當然,人口的“亂世增長”不僅僅是衛生與社會政策的結果,它也是與中國經濟的進步相聯繫的。
筆者多年前曾寫過幾篇文章,涉及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及縱向橫向比較問題。其中提到:過去我們喜歡以與1949年的比較來統計我國後來的縱向發展成就,並以1949年的中印橫向對比說明那時的中國不如印度,而後來則超過了印度。但是這種比較有嚴重的問題。西方國家就不去說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包括阿爾巴尼亞在內,在統計發展成就時,都是按照國際通常口徑,拿戰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準來作比較的。例如蘇聯的發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戰前經濟高峰的1913年作為參照;統計二戰後成就時,則以蘇聯捲入戰爭前的1940年,而不是與戰爭廢墟上的1945年作對比。阿爾巴尼亞以捲入戰爭前的1939年為比較基期,而不是戰後新政權建立的1945年。只有我們老是以戰後廢墟為基點作比較,導致很大的失真。

事實上,在當時戰亂不斷的情況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戰”“三年內戰”那樣的大規模毀滅性戰爭,民國經濟發展應當說是不慢的。中國經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最高水準,其年增長率不低於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時期。橫向比較,這個增長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數西方列強低。當然由於基數很低(這涉及對清代經濟的認識,下文還會討論),這個增長率對於“趕超”西方的意義不大。但是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時期完全處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說正是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對印度的工業趕超:儘管中國近代工業起步比英國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國的大多數主要工業產品的總產量乃至人均產量到民國時期的最高水平時,都已經明顯超過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於這一水平。應該說這是很難得的。儘管這個最高水準未能維持,到民國末年又因毀滅性戰爭而崩潰到近乎廢墟的狀態,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國之上,但以此種戰爭廢墟來抹殺整個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後中國工業在和平時期又超過了印度,但實際上只是回到了常態,改革以後中國領先於印度的幅度明顯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後面了。因為印度獨立後其實也一直搞計劃經濟,1990年代才開始轉向市場經濟,比中國晚了十多年,這一點對目前的中印對比有重要影響。至於農業,民國時期一直就比印度強,尤其是糧食,無論總產量、畝產量、人均、勞均產量和勞均折合營養熱能(卡路里)產量,都遠遠高於印度,即便到戰爭廢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關指標也沒有超過中國。

如果綜合工農各業,則中印國民經濟的長時段比較就更能說明問題。近年來國人經常提到“麥迪森資料”,我後面要提到這組資料在前近代東西方對比方面有缺陷,所謂1820年中國經濟占世界三分之一之類的說法過於誇張。但是麥迪森對整個東方(不僅中國)都有同樣的誇張,因此他描繪的中印“東東比較”還是可以借鑒的。按照他的描述,中國經濟總量自清代、民國以迄新中國二百年來一直大於印度,但其比值頗有波動。而這一比值相對最低之時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國,甚至不在戰後廢墟上的1950年(當年中國GDP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饑荒之後的1962年(當年僅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後,這個比值才持續上升,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達到三倍於印度。

但由於中國人口更多,人均產值與印度相比優勢要小許多。麥迪森資料顯示清代中國的人均產值略少於印度,清末民初則開始追趕,1936年中國已經比印度要高出26.3%。進入大規模戰爭時代後,中國經濟滑坡,但根據麥迪森的計算,即使在百廢待興的1950年,中國人均GDP仍略高於印度,而到1956年,中國在人均GDP方面相對於印度的優勢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國經濟又陷於混亂,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於印度,甚至低於清代的中印比值,是兩百年間中國經濟相對於印度而言最糟的時期。以後中國經濟復蘇,人均GDP自然又超過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間的這項比值才達到與超過1936年水平。而進入改革時代後,中印的距離才明顯拉開,到199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印度一倍以上。當然,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提速,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此期內嚴格計劃生育、而印度則保持著高於中國的人口增速有關。

就純粹反映經濟增長速度的GDP指數而言,麥迪森資料顯示清代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印度:以1913年水平為100,印度從1820年的55.8增至這一水平,中國只從66.2增至這一水平。進入民國後,在1913—193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快於印度:中國增長了將近四成,而印度增長還不到兩成。1936—1950年間,中國經濟因戰爭而大滑坡,印度經濟仍保持增長,GDP指數也出現印度高於中國的局面。1952年後,中國GDP指數再度領先於印度,但大躍進的後果與“文化大革命”使這一趨勢再次逆轉,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數又高於中國。1970年代雖然中國又一次恢復領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數之比仍然沒有達到1936年時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國的GDP指數才穩定地超過印度,而且超過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這種比較當然是很粗略的。我曾指出民國年間由於國家統一程度低,經濟統計十分混亂。如何從現有資料出發客觀評價當時的經濟發展,還需要作不少考證工作。以鐵路建設為例,民國時期修建的鐵路不少,但在持續的戰亂中或者這邊修路建橋,那邊破路炸橋,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於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車,因此在同一個時間斷面上的通車里程始終上不去,而現有資料對於哪一個時段的通車里程為1949年以前最高值也有不同說法。但是筆者根據更詳細的資料統計,1949年前中國曾經修成並通車過的鐵路(汰除重複)是31847公里,遠遠超過同一時間斷面的通車里程,其中絕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經修成於民國時期。

但是1949年年末中國實際通車鐵路只有21810公里,這就是說上述31847公里鐵路竟有一萬公里毀於戰火或其他人為破壞。此後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國的鐵路通車里程才超過了1949年前我國曾建成鐵路的累計總長度。與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間我國鐵路共增加2.4萬公里,僅略長於民國年間修建的路段,而建設里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僅低於民國相對和平時期,也低於整個民國時代。實際上,改革前我國建設的鐵路有相當部分是重建、複建民國時期曾經建成後又毀於戰火的線路。甚至到1990年代的鐵路建設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國時期已建複毀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鄲—涉縣、嫩江—黑寶山、黃流—八所等。當然,新中國鐵路的質量大有進步,而且西南、西北地方的新建鐵路修建難度之大,民國年間修建的鐵路無法相比。但無論如何,民國時期的鐵路建設的成就是不應因戰爭破壞而湮滅的。

 

         來源:《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