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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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删改、控制、监管

資料

 

《因献成文》第十: 相关问题第一节、第二节 

 

(大陆 )  雷 戈

 

 

 

第十五章  相關問題(上)

 

 

第一節  刪改史料

一、刪改史料的荒唐理由

 

在中共官話系統中,文史資料與《人民日報》相差無幾。雖然從日常經驗中,人們對《人民日報》可信度評價極低, 但對文史資料似乎評價甚高,卻沒想到二者壓根就是五十百步而已。如果人們明白一個常識,文史資料與《人民日報》都是一個政體的產物,對二者的判斷就不會相去鴻泥了。正當的做法是,怎麼看《人民日報》,就怎麼看文史資料。因為二者本質上都屬於喉舌性質,只不過一個說今天的事,一個說昨天的事。但說法並無二致。毛澤東曾說,報紙有新聞,有舊聞,有不聞。 同樣,歷史在中共手裏也有可說,不可說,變著法說。這樣,刪改史料就成為中共歷史編纂體系中一門必修功課。不論正史,還是野史;不論歷史研究,還是史料整理,處處濫施刀鋸。

據榮孟源說,《近代史資料》1955年出版的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李大釗主辦的《每週評論》上的材料。五四運動時,學生遊行路過東交民巷,外國人“見了敬禮”。“陳伯達就從中挑刺,代表中宣部批評我們,說洋人怎麼會贊成五四運動呢?這是洋奴思想,政治原則性錯誤,為什麼發表時不作刪節。要我們作檢討。”當時由近代史所副所長作了檢討。“今天看起來,陳所要求的刪節就違背了事實和作者原意,這是史料工作不允許的。” 榮氏所言,也只能限於“打死老虎”的層面。因為文史資料徵集、撰寫和編輯過程中,始終存在著這種違背事實和作者原意的“刪節”甚至改篡。因為陳伯達後來政治獲罪,就被說成“從中挑刺”、“違背事實”,倘非如此,話就不會這麼說了,反而會認定是“堅持政治原則”或“嚴把政治關”等等。

撰寫史料,就作者而言,除非純粹的自身原因(看法改變或發現新證據等),任何外力所造成的刪改,都是不能允許的。所以,一經寫出的史料,既不能刪,也不能改,才是正當和正常的。但文史資料刪改史料卻成為習以為常的慣例操作。文史資料由於整體上屬於某種誘供的產物, 具有明顯作偽證的嫌疑,所以,政治環境稍加改變,壓力變小,翻供便成為必然。 這就是文史資料反復刪改史料的根本原因。換言之,反復刪改史料的本質就是翻供。這與那些高壓之下被迫作偽證者後來翻供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

憑藉超級權力,文史資料改變了史料的基本性質使之成為一種反復無常的政治話語;同時,自我授權而使自己擁有了刪改史料的合法特權乃至合理霸權。周恩來說,對稿子雖“不主張大改”,但不合適的,也必須退回改寫。 文史高官重申,重要史實不應隨意刪改,但稿件卻可以改動。 至於二者之間的分寸如何拿捏,不得而知。其實這些冠冕堂皇之辭均是刪改史料的黨性依據。按照規定,“重要內容的刪節修改,應取得撰稿人的同意,或者提出具體要求,尚請撰稿人自行修改。如撰稿人不同意修改,即不予發表。” 但實際上,每個文史官員在審稿時,“發現文字、史實、政治上的問題,主動改正。” 比如,某民主黨派的稿件中有“要和中共一起共同建設……”的一段文字,忻州市文史委主任審稿時認為提法不妥,改為“在中共的領導下”。又如,編輯人物稿件時,把一位為群眾做了一些好事的“偽縣長”稱為愛國人士,文史官員認為定位不准,“進行了改動。”總之,從編輯到審稿都將把好政治關作為“辦刊的靈魂”對待。 一方面,有關政治性錯誤,務必要改。只是修改時,應該使語氣與作者身份相一致。 另一方面,“不論是政治性的錯誤,還是史實性的錯誤,作為責任編輯,只有刪節的權力,沒有改寫的自由。” 前者毫不遮掩地顯露出文史官員狂妄的權力以及權力包含的無恥技巧,後者則似乎表現出對權力略顯節制的自覺意識,儘管言行不一,既刪又改的情況絕對不在少數。二者的共同點在於對所謂“錯誤”的不同處理手法。究其實質,並不在於所謂錯誤,而在於權力。因為錯誤的判定標準在編輯手裏。他說你錯你就錯,沒錯也是錯;他讓你改你就改,不改也得改。比如,青海文史委征編民族史料時,凡是有悖於“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的史料,“均退回撰稿者作認真的修改。” 又如,寧夏文史委在編輯《西北回族與伊斯蘭教》一書時,“發現一位很有社會威望的宗教上層人士的史稿中有一明顯差錯後,並沒有按往常處理稿件的辦法一改了之,而是兩次委託其熟人轉送給他審定。最後,他改正了差錯。” 反之,對那些嚴辭拒絕刪改史料,公然挑戰中共歷史解釋權的人,中共向來不吝行使自己的權力。“曾有一位名氣很大的人物來稿,言稱原文不要刪改,但有一段洗刷歷史的文字,我們頂住不刊登。”

不管文史官員是否真的缺乏史料常識,但他們違反史料慣例,破壞史料原生態的意圖卻是明確無誤的。而且,他們還為此進行了強詞奪理的論證。

在史料進入編輯以後,尤其要對史料進行認真的研究和考訂,只有認真研究,才能做到精選精編,透過撲朔迷離的現象,弄清歷史真象。例如,陳炯明叛變革命,原是出於政治野心,孫中山曾經誠懇地委其主持兩廣,但希望能供應北伐糧餉,陳炯明卻竭力阻撓北伐,並派人將支持北伐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刺死,斷絕了北伐軍的給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孫中山才下令免除陳炯明廣東省長職務,仍保留陸軍部長。不久陳率軍圍攻孫中山及衛隊駐地觀音山(今越秀山),公開叛變。對這件事,有一職務較高的親歷者在回憶錄中多方為陳開脫,甚至暗示孫中山對此問題處置失當,逼陳背叛。文中還引用了陳炯明在叛變前公開場合所說的一些忠於孫中山的謊言。這樣就容易模糊讀者的是非界限。我們在編輯稿件時,理所當然地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類似這些訛誤的記載,如果不加訂正,必將謬種流傳,後患無窮。

撇開其中的明君奸臣這種被中共發揚光大到極致的傳統二元歷史觀模式不談,可以明顯看出,文史官員根本不懂史料為何物,對史料作者缺乏起碼的尊重。因為真正的史料整理首先要尊重史料所說,絕對保持史料原貌,而不可隨意更改。即便史料所說不符合自己的判斷,也必須尊重史料所說,絕不能以種種理由(比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為藉口恣意篡改(美其名曰“訂正”)。實際上,文史資料的許多做法都根本違背了徵集、整理史料的基本宗旨,而變成了一種改寫史料、重寫史料甚至創作史料的“偽史料”。不容回避的是,這種“偽史料”正是文史資料刪改史料的必然結果。

二、刪改史料的多重樣式

 

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物件,根據官方的不同政治需要,會對史料中的內容和文字作出不同程度的刪改。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也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只要史料到了官方手裏,一律照刪不誤。在造假上,文史機構與新聞部門、統計局有的一拼。但文史機構造假手法更為老道嫺熟,工作量也更大。因為它的時間跨度前後長達五十年,涉及區域遍及海內外。以時空交叉劃分,可分五種情況。

(一)刪改文革前徵集、出版的史料。

按照官方委婉含蓄的說法,文革前“是階級觀點掛帥的年代,所以無論記錄資料,或是整理別人的資料,總是甯左勿右,生怕引火焚身。因而在過去的資料中,雖然保存了一些‘三親’資料,但‘左’的觀點總是貫穿全文,出入在所難免。” 概言之,那個時代寫成的稿件“由於受‘左’的思想束縛,作者難以秉筆直書”,加之編審時又未能將“‘左’的東西全部刪改”,而往往按照“某些‘左’的框框來剪裁和取捨史料,對稿件濫施刀斧。”這就存在著“局部史料失實的現象”。

其實,這裏存在有兩種不真的現象以及兩種刪除的標準。左的政治產生了左的史料。對於不太左的史料,極左政治認為是不真而予以刪除;當不太左的時候,後左政治則認為左的史料失實而要求刪除。在這裏,所謂失實或不真都不是史料自身的標準,而是政治標準,即政治形勢的變化。

所謂選用文革前的舊稿,“要注意消除其中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的不實事求是的內容,” 也只說到了一層,即根據現在政治需要必須刪除的史料內容。至於文革前根據那個時代的特定政治要求所必須刪除的內容則無所涉及。也就是說,在文革前就遭到政治手術閹割的史料則絕對無意恢復。即便從純粹技術角度講,似乎也不大可能恢復。

既然史料的真假標準依據政治而定,那麼所有的史料都有可能因為政治變化而面臨重新改寫。“要求抽回重寫” 的史料作者絕不在少數。比如,全國政協常委、原國軍第四兵團司令官趙子立,抗戰時期曾任薛岳的參謀長,以前曾寫了11萬字的“長沙會戰”史稿,現在覺得自己過去寫的抗戰資料“有不實事求是之處,要求重新修改和增補”。 也有的作者主動要求對原作改寫。比如,米慶雲自己介紹,1980年他寫了一篇《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對四川立憲派重要人物蒲殿俊在領導四川保路運動中所起的進步作用給予肯定,但對他被捕得釋後與川督趙爾豐妥協所表現的一些言行也作了適度的貶抑。”1985年,他又寫了一篇《四川軍隊抗戰事蹟概述》,對川軍在抗戰中“英勇抗戰、浴血犧牲的歷史功績,作了長達二萬餘字的熱情記述”。這都說明“我已認識到以前所寫的史料在觀點上存在的片面性,並已作了一些糾正”。 還有的作者重新發表舊作時,明確要求作出修改。比如,原民國天津市市長杜建時說,“過去發表他這篇史料時因為是在‘左’的情況下寫的,因此有些並不真實,不是他真想說的;現在黨的政策變了,他要對歷史負責,重新更正過來。”他要改的地方,“主要是對蔣介石的態度。” 類似做法當非偶然,而具相當普遍性。有的文史委員甚至提出對過去寫的史稿“要立即搜集、修改”。 文史官員也高調表示,那些親身經歷過抗日各戰役的原國民黨將士寫過的回憶文章,“可以修改、補充以及重寫。” 另外,“進行專題整理研究時,對‘文革’以前寫的稿件,要請作者修改、補充。”因為,“某些稿件未能如實撰述,很多真實的情節沒有寫出來,或者有不符事實之處,有違心的敍述之類。”所以,“有必要請作者修改、補充以至重寫。” 總之,“回顧過去,已經刊載的文史資料還存在不少‘不實之詞’,其中有‘左’的東西,甚至還有以假亂真的材料,亟應清理更正。”湖南文史委員會主任穀子元就指示,“把過去已刊出的文史資料重看一遍,儘快把那些不真實的內容寫出更正的材料來。”

這其中,除了常見的所謂“左”的原因,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文史資料中也有一些“誇張、渲染和想當然的東西摻入其間”。《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就登載過一些這樣的文章,如王新潮所寫的《朱穀當權二三事》,即是摭摘一些道聼塗説的事情寫進文中,”後來在重版中即予以刪去。

(二)刪改文革後徵集的史料。

政治形勢的時時變化,使得文史資料始終處於邊征邊改、邊出邊刪的不正常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文革後徵集、出版的史料同樣需要刪改。比如,1978年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57輯刊載有一篇楊伯濤撰寫的《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由於不實之詞甚多,1982年重印時即被刪節。 1978年《湖南文史資料》復刊後,“由於‘左’的思想一時難以糾正,來稿中不免夾雜著一些不實之詞,因此,《湖南文史資料》在編審過程中,盡可能地將這些‘左’的內容刪除。” 又如,1979年出版的米暫沉《楊虎城將軍傳》,“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加以部分歷史資料的遺失,在材料的選用和遣詞造句方面尚多顧慮,語焉不詳,缺漏重重。”1986年再版時,“對已發現的錯誤和不足予以訂正,對當年未能編入的史料加以增補,對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適當吸收。” 透過這些委婉其辭的說法,不難推知其所暗示出來的文史官員的習慣手法。即對文字、史實、觀點的仔細修理。或刪或改,既是美容,也是整容。以便面貌一新地適應當前政治氣氛。有時其嚴重程度幾近於改寫。

(三)刪改海外港臺史料。

對海外港臺徵集來的資料,尤其要嚴把政治關。“取其歷史事實,刪其政治觀點和溢美、貶損之類的詞語。”

(四)刪改民族史料。

一些民族史料把某些歷史人物稱為“匪”,整理中要把“匪”字去掉。有關民族仇殺的部分,或完全刪掉,或刪去細節。 對於那些傷害少數民族感情的文字,也一律刪去。比如,黑龍江文史幹部在編輯鄂倫春人史料時,“刪掉了某些傷害鄂族人感情的字句,著眼於表現鄂倫春人尋求光明與進步的艱難曲折的歷程,更深刻地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體現出黨的民族政策。這樣做,使鄂倫春人從歷史事件中受到了教育,增進了民族團結。”

(五)刪改科技史料。

對科技史料也必須保持政治敏感。編輯科技史料時,如果發現史料中有不利於團結的語句,務必“慎重地予以刪除”。

 

三、刪改史料的粗暴手法

 

1985年,官方宣佈,“以往那種被逼在文章中‘穿靴戴帽’裝飾一些‘左’的詞句的現象已不復存在。” 但事實上,僅從公認代表文史資料最高水準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就依然如故地充斥著大量黨八股詞句。這說明兩點,第一,這種刪改是不徹底的,故而,隨著政治形勢變化必定還要繼續刪改;第二,文史部門已將這種隨行就市式的自我刪改視作文史資料的常規和慣例。問題是,這麼寫固然錯,如此改錯則是錯上加錯。總之,這麼寫是錯,這麼改還是錯。因為,它受制于文史資料的基本性質和根本體制。

大體說來,文革後文史部門在徵集新史料的同時,還對文革前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進行了大規模刪改。這種刪改工程一方面包括對未曾發表的存稿重新審核,剔除“左”化痕跡。 含蓄的說法是“在編纂整理文革前徵集到的文史資料,要注意訂正在觀點上、文字上‘左’的錯誤”。 另一方面包括對那些重印的史料進行修改, 使之與當前政治形勢吻合。

先看前一方面。根據文史官員的要求,對庫存稿件中“左”的文字必須“認真刪除”。 這些需要刪節的史料內容,包括三種:一種是錯誤的,二是不宜公諸於世的,三是多餘的。

1)所謂錯誤的內容,又可以分為政治性的和史實性的。一篇史料,只要有隻言片語同中共現行政策或官方提法不盡一致,都屬於政治性錯誤。至於史實性錯誤,“主要是指明顯失實的情節和一些荒誕不經的描述。”(2)所謂不宜公諸於世的內容,“也可分為政治性的不宜、道德上的不宜和出於保密要求的不宜等。”(3)所謂多餘的內容,“主要是指空話、套話、囉嗦話以及節外生枝而又與主題無關的內容和重複的記述。”

從文史資料看,所謂“空話、套話、囉嗦話”往往就是官方要求的政治立場和閱讀期待,它是官方所強調的。由此看來,所謂“多餘的內容”本身就與官方的價值期待相衝突。所以,在文史資料中,此類“多餘的內容”總是源源不斷,難以根除。至於說,“在憶述人物時,空泛的頌揚之詞,冗繁的評論和抒情,千篇一律的前言後語,人云亦云或是照抄史書的形勢概述,以及那些沒有多大必要的大段引文等等。”這些與官方的閱讀價值期待往往交織重疊,難以分辨。從而使得“多餘的內容”在文史資料中永遠都不會變得少見多怪。

再看後一方面。1978年,全國文史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對已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擬審查刪去其中顯著不實之處和低級趣味的資料(這是極少數),再版發行。” 至於刪除的標準、內容、文字以及刪除的具體文章,均語焉不詳,不予明示。十餘年後,文史官員才稍有透露,“在當時修訂再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中,仍保留著一些與中共中央兩個歷史問題決議不相符合的錯誤提法;有些涉及中共黨史中尚存分歧的問題,未作過細工作就貿然發表某一方面的材料;有的如綏遠‘九·一九’起義的部分史料、有關盧漢的史料嚴重失實,後者還存在暴露隱私的問題;……這些都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不過,這期間官方所做出的一件相關舉動,卻足以看出中共在“重印”面目下對史料進行的惡劣篡改。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史出版社重印《文史資料選輯》1100輯。“為保持原本面貌,重印本仍用原紙型。”在校刊時,著重做了兩項工作。一是“撤去個別嚴重失實的文章(計四篇)”;二是“刪掉在極‘左’思想影響下的不當議論和稱謂以及涉嫌人身攻擊的詞語”。

這說明兩點,第一,由於官方將極左路線或極左政策在文史資料中的表現膚淺理解為一些個別詞句表述不當,或個別言語過於粗暴,認為刪掉這些過火詞語,就實事求是了,就恢復歷史真相了,就糾正極左思想了,而絲毫沒有意識到文史資料本身的根本缺陷在於它是一種書寫模式的完全失敗和編史體系的整體偽造。第二,《文史資料選輯》的反復重印、再版、精選(比如有《文史資料選輯》100輯“合訂本”,又有100輯“精選本”等),都是包含有複雜意圖的。即都是為了適應變化了的政治形勢,而不斷修正和刪改原有史料中的那些不合時宜的文字,使之與政局的最新發展保持一致。 比如,《文史資料選輯》第57輯發表的楊伯濤《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寫道,“用詭術:陳誠不僅對於他的對手施行陰謀權術,就是對待他的長官或部屬以及朋友同事,也同樣貫串著縱橫捭闔、爾虞我詐的機心。在十八軍服務很久的老幹部,對他都有一種“近而不親”的感覺,總覺得他令人捉摸不定,莫測高深。”“陳對各方面運用詭術的事例甚多,實難以枚舉。” 據“編者按”提示,19822月重印第57輯時,“楊已將以上文字刪去。”這時距離第57輯在197811月的第一次印刷不過四年零三個月。就在這短短的四年之內,中國政局卻發生了驚人變化。中國似乎正式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快車道。這使得官方的許多提法都要迅速更新。這樣,文史資料就只能處於反復無常的變動不定狀態。表面看這種狀態常新常變,但實質上卻是混亂不堪毫無章法。因為它根本有違於史料的本質,從而使得史料價值大打折扣。

當然,應該承認,文史官員在文革後刪改史料的技巧變得更為老練和圓熟了。比如,“對徵集到的稿件,有些要修改,但不能大筆一揮,亂拉亂砍,搞得面目全非,要尊重作者原稿,注重歷史實際。” 又如,“對於稿件可以刪去其空泛議論,刪去其與主題無關的敍述。” 再如,“改的時候,還要注意使語氣符合作者的身份。” 具體說就是,“要站到作者的地位上去,設身處地,替作者設想,不損傷原作的內容和風格,但可用作者口氣說明他未充分表達的內容。” 其實這些都是技術活,真正要命的是政治效果的複雜考量。正因如此,中共才會把歷史真實與現實效果對立起來,製造出“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有好的社會效果” 這樣一個偽命題。這個偽命題實際意味著專制對真實的變態恐懼。只有專制才恐懼真實。恐懼真實就刪除真相。這正是文史資料的權力邏輯。

據文史官員介紹,日人阪本金四郎寄來16萬字的《在中國臨江生活的回顧》,“以記實手法寫了他在中國臨江從事奴化教育的情況及日本潰敗時他一家人逃亡的經過,……表達了他作為侵略者的負罪懺悔,流露出對戰敗者自憐自艾的情緒,還對蘇軍的違紀現象作了描寫。從阪本金四郎個人的遭遇出發,描寫的事件是真實可信的,但從社會效果考慮,我們對文中的一些章節進行了刪節,並加了編者按。” 不難想像,這裏刪除的都是哪些內容。通過刪除真相來達到製造某種社會效果的目的這只能說明這種社會效果並不真實

中共史觀的特徵之一是漫無邊際地擴大隱諱範圍。 中共的一切,與中共有關的一切,與中共有關的國家的一切,所有這些在不同歷史階段又有著非常複雜的內容和表現,從最初的蘇聯到後來的周邊國家,一切絕對都要隱諱。《春秋》素有“為中國諱”的傳統。“為外國諱”的筆法則應該屬於中共歷史編纂體系的特別發明。 不妨稱之為“新《春秋筆法》”或“大《春秋》筆法”或“黨《春秋》筆法”。這種為外國諱的史筆,其動機和心思十分複雜和微妙:既可能出於對他國(比如中國周邊國家)歷史的一般性避諱之考慮,也可能基於對同一社會性質和政治制度之國家(儘管此時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早已不復存在。“蘇修”已成“速朽”)歷史的特殊性避諱之考慮, 更有可能出於對當時中共假手蘇聯搶佔東北此類難言之隱的共同遮掩和一體粉飾之需要。 由此可見,官方對史料修辭手法的嚴格控制已達到了匪夷所思的極端敏感程度,以至於對史料作者表現的正常情緒都難以容忍,必須刪除而後快。

 

四、刪改史料個案之一:《對〈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一文的訂正

 

對史料的刪改還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這就是文章在受到當事人特別是那些地位顯赫,同時對中共有利可圖的當事人的嚴厲批評後,作者被迫對文章作出刪改。通觀這種刪改,可以看出作者在寫作史料時所呈現出來的露骨的作偽手法以及毫無根據的上綱上線的公式化痕跡。

以李小松發表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上《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一文為例,由於受到當事人吳菊芳的批評,作了一系列刪改。

1、“《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第45頁第9行中的‘如’字刪去。”也就是刪去“李漢魂的如夫人吳菊芳。”這是因為“如夫人”不但用詞不當,而且居心不良,有譏諷之嫌。

2、“同輯第45頁第14行‘還說’起至第17行‘……美事兒’全刪。”也就是刪掉“還說,兒童總要長大的,他們當不會忘記收養自己的媽媽;有人更露骨地指陳,憑這件善事,向海外一宣傳,保險愛國僑胞會慷慨解囊,真是一件名利雙收的美事兒。”這是因為當事人指出,“兒教院非出於名利雙收,這是文章(編者按:即指李小松《始末記》一文)最大的最根本的錯誤。如果愛國僑胞聞風而慷慨解囊,則僑匯亦由中央直接的絕對控制,兒教院的一切請款手續,統向省賑濟會申報辦理,這一重要環節是當日當事人都完全知道,不容含混,以淆視聽”。

3、“同輯第48頁小標題‘一團糟的總院’改為‘總院述聞’。”這是因為當事人指出,“總院‘一團糟’之說,客觀上也是違悖事實,無視真理的。”

4、“同輯第50頁第15行至第22行全段刪去。”也就是刪掉“沈耀基是個慣於耍手段的人,很得院長吳菊芳的信任。當時海外僑胞寄來不少捐款,沈收到通知,便直接交給院長。因此歷年來僑胞捐了多少款,誰捐了款,怎樣使用,除了吳沈二人知道外,恐怕沒有第三人知道了。由於這些關係,沈耀基的荷包也漸漸膨脹起來,這是會計組主任郭誠望塵莫及的。後來郭誠還是與沈耀基勾結在一起,分得一杯羹。所以,中期的兒教院是教導組權力下降,總務、會計當權的時期。”

5、“同輯第53頁第9行‘一團糟’至第10行‘其餘’全刪。”也就是刪掉“總辦事處一團糟,主要是對那些奸佞和品質寙陋的人在兒教院內部爭權奪利,貪污枉法來說的,其餘大多數,還是正直的。例如當年教導組七人,編輯室三人,解放後全部留在大陸,為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工作。象這樣的人,恐怕還是不少的。”“第12行‘為建設社會主義努力工作’之後加‘居留海外的同仁,也大都愛國愛鄉’。同行‘恐怕還’三字刪去。”

五、刪改史料個案之二:《〈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修訂情況》

 

所謂修訂,就是修改。對文史資料尤其如此。《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提供了一個具體實例。

《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最初名為《閻錫山統治山西罪惡史》。初稿完成於19599月至19603月。《閻錫山統治山西罪惡史》這個書名“體現了當時的指導思想”。從全書內容來看,許多看法和說法也都有明顯的左傾色彩。比如,“辛亥太原起義後,不久清軍打進娘子關,起義軍分南北兩路撤出太原,這是必要的。”景定成在《罪案》一書中也說,“‘分兵南北,再作他圖’是按‘預定計劃’進行的。但是,初稿卻把閻錫山‘北撤’說成‘北逃’或‘棄城逃跑’。”

文革後該書正式出版時,書名由《罪惡史》改為《史實》。同時,“對一些‘左’的詞句,做了大量的刪削,但由於餘悸未除,仍有殘存。”該書再版時,做了進一步修訂。要求“空洞的批判性的議論應儘量刪除”。

 

六、刪改史料個案之三:《山西文史資料全編》

 

山西文史委在1999年編輯《山西文史資料全編》時,特別交代,“史實和觀點明顯有誤的,這次也作了修改。”

《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的“編校要求”的第4條“消滅病句和極左語句”,明確規定,“原文的病句和已不適宜新形勢的極左語句要作修改。對於史實,如有新的訂正根據,在通報了總編或副總編並取得一致意見後,再修改。”

《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的“編校指要”的第9條規定,“上綱過高、謾駡性的極左字句,要刪去。”第11條規定,“對史實一般不作修改,即使有新的訂正根據,也應在通報了總編或副總編並取得一致意見後,作為注釋,加在文尾或行中,加括弧用小五楷體字排出。”

《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的“出版說明”再次表示,“‘全編’不是過去文本的簡單重印,而是在編輯過程中,將明顯錯誤的觀點和極左思潮氾濫時期上綱過高、帶謾駡性的不妥當、不適應統一戰線新形勢的字句作了刪除。”

凡此做法,均說明一點,保存真相有時候不在於做什麼,而在於不做什麼。大陸文史資料把肆意刪改史料當作求真,這與臺灣《傳記文學》轉載文史資料“不刪一字”,盡得風流,相去何止道理計。

第二節  文史資料中的多重政治因素

 

一、撰寫史料體現出的極權意志

 

官方對史料工作的操盤,首先體現在中共的政治意志對史料撰寫的絕對主導。比如,史料徵集始終配合著中共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現實政策和政治任務。“根據五屆政協章程的規定,本會積極恢復工作,制訂今年規劃和長期工作計畫,為爭取對現代史、革命史資料的搜集、整理、編寫工作,做出較多的貢獻。”“我們要積極回應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這是我們在新時期壓倒一切的戰略任務。動員和組織更加廣泛的力量,把文史資料的研究進一步開展起來,正是積極回應黨的號召的一個方面。我們希望更多的政協委員、各方面有關人士和廣大讀者一起,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嚴肅認真、挖掘潛力、虛心謹慎、盡力而為,從速撰寫,傳之後代,供研究歷史者參考,共同努力完成黨所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至於那些地方政協文史資料機構的正常活動中,也同樣展示出中共那無所不在的強權意志。比如,遼寧省委書記胡亦民在政協史料工作會議上保證說,“今後工作上有困難,黨要給以大力支持,黨委也要定期檢查這項工作,作得不好的也要給予批評。” 這些作為文史資料工作的常態,被人們視作理所當然。所以,文史資料機構才會不厭其煩地表白,我們的工作獲得成績,首先應該歸功於黨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的正確領導。”

其次,史料中的中共意志體現在官方財政的大力支持。史料撰寫作為“黨的”事業,獲得充足的經費保障本是情理之中。“從各地方情況看來,經費問題一般不大,只要工作開展起來,取得領導重視,就會得到解決。少數單位如果經費有困難,可向當地黨委統戰部反映情況,要求支援。”

最後,史料中的權力意志體現在中共對史料撰寫與發表的全面掌控。尤其是某些帶有明顯平反作用和統戰色彩的史料刊發,官方更是嚴格把關和直接操控。這不光是因為發表的這些史料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態度和歷史評價,而且還是由於這些史料顯示了官方的強悍政治意志和嚴密控制程度,以至於發表一篇史料都要由中共黨委作出決定。比如,“遵照重慶市委常委會議的決定,”《重慶日報》1986831日發表了《平教會、鄉建院簡略回顧》的長篇文章。“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和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平反,恢復了名譽。” 黨報發表的史料顯然代表了党的歷史結論。於是,現實政治就以一種迂回曲折的途徑,在歷史中找到了適當的表達方式。中共寄寓在史料中複雜政治意圖,以及試圖達成的某種急迫期待的特殊政治效應,便貌似自然地逐一呈現。

 

二、徵集史料中的政治控制方式

 

首先,這表現在政協系統內部的強力組織控制以及對外延伸性控制。19631月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全體通過的 《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總結》中,進一步“明確了政協全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各地方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機構的工作關係”。所謂工作關係問題,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協全委會與各省、自治區和大城市地方委員會關於文史資料工作的工作關係問題;二是政協各級地方委員會相互之間的工作關係問題;三是政協系統的文史資料工作機構對其他文史資料工作單位的工作關係問題。” 就第一方面看,主要有五個內容:(1)“有重點地派人到各地瞭解工作情況”;(2)“經常通過《政協會刊》、《文史資料選輯》專欄和不定期的工作簡報交流各地方的工作情況和經驗”;(3)“提出組稿計畫,委託各地方進行組稿”;(4)“編印全國性的文史資料刊物”;(5)“在適當時期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同時,“政協各省、自治區和大城市地方委員會對政協全委會應定期彙報文史資料工作情況;推薦質量較高、具有全國性內容的稿件,支援政協全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繼續辦好《文史資料選輯》和準備編印公開發行的《文史資料叢刊》。” 總之,現在文史資料工作巳成為各級政協組織日常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加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和各政協地方委員會的聯繫和協作“十分必要”。 就第二方面看,“各省、自治區和大城市政協地方委員會對下一級地方委員會的文史資料工作,也要經常瞭解情況,進行指導和幫助。有幾個省級政協組織和省會市政協組織聯合設立了文史資料工作機構,會議認為這是一條好的經驗,這樣可以集中人力,避免工作上不必要的交叉。”就第三方面看,“關於政協組織和其他有關單位的協作問題,各地政協組織對於當地的文史館、參事室和有關黨派團體的文史資料工作,有責任予以積極的幫助,並同他們取得密切的聯繫。”

其次,通過徵集史料而加強對民主黨派的組織性控制,也是文史資料委員會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特殊職能。所以,“運用各民主黨派的組織力量,也將成為今後徵稿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民革各地組織都表示,“把推動撰寫文史資料工作,列入主要工作計畫之中,當作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來完成。” 比如,江蘇暨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與各民主黨派、文史館、省人委參事室、基督教愛國會等單位,建立了協作關係”。比如,“民革將徵集史料任務下達基層組織,指定專人負責辦理。省人委參事室和文史館,把史料工作作為本單位和個人總結的一部分內容。基督教愛國會以五個工作人員負責徵稿工作,工作已經經常化。” 甚至,民主黨派還能不時創造出一些新方法來徵集史料。比如,“民革就一定範圍邀請一些人開‘神仙會’進行漫談,從無題到有題,等到問題具體化,再按題組織兩三人細談,重點深入。如此反復相互啟發、推動,然後再定題、定人、定時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稿件的質量。這樣做,從效果上看:人多,利於啟發;人少,便於深談。又如基督教愛國會在徵集史料工作中,他們根據年老的教會人員不同的特點,組織他們看歷史電影、參觀歷史展覽會、閱讀政協全國委員會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然後進行漫談,回憶往事。不談可以聽聽,聽了之後引起回憶,往往也可談出一些情況,也可以寫出一些史料。此外,基督教愛國會還組織了一些遊覽活動。這種‘看看、談談、聽聽、寫寫、玩玩’的方式,都是為了幫助人們在心情愉快的情況下,提供親身經歷的或所見所聞的歷史資料。神仙會的方式就在於促起回憶,大膽直書,使史料內容更其豐富、水平愈高。”

最後,徵集史料對民主人士的個體性控制更顯得不加掩飾堂而皇之。“各地年高而閱歷豐富的民革成員和社會人士,認識到撰寫史料工作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又是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一個新的內容,認為這是老年人士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為社會主義服務很好的方式之一。他們都熱情地參加了這項工作。” 據廣西政協反映,一年多來,他們通過徵集文史資料,“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了有豐富閱歷的各方面民主人士的聯繫,他們有的人認識到政協組織是民主人士的家,經常接近政協,對自己的進步大有幫助。同時,我會在徵集文史資料的過程中,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思想情況,在某些歷史事件的看法問題上,對他們進行適當的幫助,因而在提高資料質量的同時,又提高他們的認識,從而對於推動他們積極服務與加強改造,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發表史料的時機選擇與政治考量

 

根據文史資料的性質,發表任何史料都有其相應的政治意圖和效果期待。“選定一個題目,選中一份史料,發表出去,讓千千萬萬的人看,當然就有社會效果問題。如果說不考慮社會效果,那你為什麼要選擇這一個題目,選中這一份資料來發表?……有的資料,史料價值高,甚至很珍貴,但並一定適宜於公開發表,或是並不適宜於此時發表。屬於黨的機密,策略手段,策反行動,屬於對台工作、民族問題、涉外問題的史料,發表不發表,什麼時候發表,都要慎重考慮。”比如,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以後,周恩來領導創建“中央特科的史料”;政協籌備期間,中共處理一些派別和團體要求參加新政協的史料;1945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軍隊進入東北的史料,等等,如何處理,“都要服從于和服務於黨的總任務、總目標。”

作為文史資料體制的慣例,發表史料必須考慮到“政策和形勢的需要”。至於一些“涉及政策性的史實”,則應該加以技術處理。或刪或改,或製造空白。“現在處理史料,對某些歷史人物常以‘×××’或者索性避開的辦法。”

 

四、政要對黨史和革命史資料的規範與監管

 

在中共政要的監管體系中,史料分為廣義狹義兩個層面。廣義上的史料包括黨史資料和革命史資料。在某種程度上,中共政要對黨史和革命史資料的監管似乎更符合中共一貫的運動性特點。因為黨史和革命史資料畢竟是自家人的事情。自己人寫自己人,怎麼都好寫。一個號召,一個命令,就可以輕車熟路地搞起一場有聲有色的運動。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提倡“寫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 並給李維漢捎口信,讓他將自己知道的“黨的歷史情況,尤其是黨早年的情況寫下來”。 這促使李維漢寫出了《回憶與研究》。由於中共向無寫回憶錄傳世的傳統, 該書便被認為在革命回憶錄、革命家自傳”之類的著述中,“有首創之功。 或許受此影響,八十年代初,文史辦公室也開始向羅章龍徵集史料,並表示“只要實事求是對待歷史,就可以發表”。

緊接著,全國文史委向“老同志”發信,要求他們將“親自參加過的一次或幾次革命鬥爭史實”或“個人參加革命的歷史”寫成回憶錄,作為“革命史資料”。為了有計劃地徵集和便於就某一事件組織有關人員座談,“信中還希望老同志能簡要地將主要革命經歷提供本會。”據說,全國文史委這個建議,得到了強烈反響和熱烈支持。許多政治老人和退休高官來信表示:寫回憶錄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是他們“應盡的光榮職責”,有助於總結“革命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還可以教育年青人。 王志遠說,“我願以高度的革命熱情,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精神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把過去的革命鬥爭寫成回憶錄,作為在晚年的時候,對黨和人民的貢獻。”賴觀水表示,“寫好革命史料,為黨的事業作出一點貢獻。”稽直說,“過去我總認為寫回憶錄,是為自己樹碑立傳,徒務虛榮,而今這種片面思想,已在克服。有生之日,我定寫出來,不負同志們的希望。”周文相說自己“不會寫也要請人幫助寫。……我決心以實際行動為四化作出貢獻。”張如屏介紹說,“黨委已責成院宣傳部副部長以及其他四位同志協助我進行這項工作,由我口述,請他們記錄、整理。” 譚冠三、賴際發等人身患疾病,就讓親屬寫信。此外,許世友打電話表示支持;張平化、王新亭、陳再道、王觀瀾、李運昌、毛齊華等五百多人給全國文史委寄來了簡歷或回憶錄;還有許多人“目前正在親自撰寫或口述請人整理回憶錄”。

各地的反應似乎也很樂觀。比如,為配合中央號召徵集革命史資料,湖南省軍區從197911月起,有系統地發動和組織所屬10個老幹部休養所的362名老幹部和部分在職顧問,“回憶自己的親見、親聞和親身經歷的一些重要戰役、戰鬥、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撰寫文史資料。”一年來,老幹部離休之後撰寫回憶錄業已成風,寫作隊伍不斷擴大。全區已有231名老紅軍、老八路積極撰寫回憶錄,自報題材519個。“老幹部寫回憶錄往往會遇到來自家庭的阻力。針對這種情況,他們推廣了衡陽軍分區老幹部休養所的做法。根據三種不同物件,挨家挨戶做過細工作。”一是幫助那些“吹冷風”、“拉後腿”的家屬“提高認識,端正態度”;二是引導那些熟悉“革命鬥爭情況”的家屬以主人翁姿態“對待寫回憶錄”;三是發動一些有寫作能力的老幹部子女,“幫助父母記錄、整理和修改回憶錄,使全所五十四戶老幹部中,出現‘一人寫回憶,全家都配合’的動人景象。”

這些“老幹部”和“老革命”的習慣性反應並不奇怪。儘管他們有人已經不在其位,但對官方的任何倡議和舉措,作出積極姿態,卻已成為他們的職業本能。雖然如此,也並非所有人都樂意表達這種政治熱情。所以,熱鬧之餘,也有消極怠工,畏縮不前者。官方表態,“老同志應打消顧慮,都來寫回憶錄,不能因為出了林彪、張國燾就不敢寫四野、四方面軍的光輝業績。” 這顯然涉及到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和山頭主義。特別是一旦路線定性,跟錯人,站錯隊,犯了政治錯誤,就永無翻身之日了。這便導致凡是在中共權力鬥爭中失敗者的歷史,要麼一片漆黑,要麼一片空白。

事情的複雜處在於,儘管中共盡力鼓動老幹部寫回憶錄,但也並沒有公開號召“黨內老幹部都寫回憶錄”。 另一方面,雖無明文全體動員,但寫出來的回憶錄無不具有相應的政治背景和動機。如果考慮到黨內鬥爭的殘酷性,特別是失勢者身份和處境的極度敏感性,撰寫回憶錄就有可能引發最高當局的忌諱和警覺。比如,胡耀邦下臺後,“一再聲明,現在不寫回憶錄,只是為了備查,並不想寫什麼東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來麻煩。” 李維漢雖然也是黨內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但畢竟是毛時代的早期人物,完全屬於“死老虎”之列,寫回憶錄已不具有多少政治風險。為了標榜新政,胡耀邦要李維漢帶頭撰寫回憶錄,也算找對了人。他的資歷、理論修養以及忠誠,也都使得他足以把撰寫回憶錄“當作党的一項重要工作做”。李維漢從1979年開始撰寫回憶錄,計畫寫27個專題、100余萬字。最後完成和基本完成了17個專題,大約60余萬字。

按照程式,在助手幫助下,李維漢寫出初稿,然後讓有關方面提出意見。他再對這些意見進行一次綜合分析,“修改後送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審查,再徵求一次意見,進行一次修改。”他對協助人員說,“我們要一起先做小人,再做君子。做小人時,反復無常(指反復修改),到做君子時,方可一言為定(指最後定稿)。” 在某種意義上,作為“黨的工作”,所有以中共政要個人名義發表的回憶錄都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黨性,個性則可有可無。至於真實性和客觀性,更是毫不沾邊。在這種黨官回憶錄中,個人觀點不能一點沒有,但最主要的是,所謂個人觀點絕對不能和黨性原則相衝突、相矛盾。相反,個人觀點必須能夠充分證明“黨的路線方針”的正確。

李維漢寫回憶錄,離不開《毛選》。“他的一套《毛澤東選集》四卷,已快翻破了,上面密密麻麻打下各種記號,其中許多章節他都能脫口背出。”楊尚昆在“第三次革命烈士傳編輯工作”會議上,表揚李維漢作了一個好榜樣。“他的幾篇回憶錄,有歷史資料,有事實經過。既有經驗教訓,還有自我批評,寫得很好。”據李維漢說,他寫回憶錄“以集體為主”,關鍵是把“要把領導、集體、群眾之間的關係處理好”。換言之,“一是個人同群眾的關係,二是個人同黨的關係,三是個人同所在單位集體領導的關係。要看得出党的集體領導,要看到群眾。” 他認為,只有處理好了這三種關係,“才是共產黨員的回憶錄。”共產黨員撰寫回憶錄“是個學風問題,也是一個黨風問題”。 他表白,“我寫我經歷過的事,但我並不把自己的活動作為主線來寫,而是著重寫集體的活動,適當聯繫自己。”

李維漢既反對寫一個人、一件事,“總要牽條線同一個領袖人物聯繫起來的作法。本來與領袖沒有關係的,卻牽強附會地虛構一條線;與領袖多少有些關係的,則加上不適當的誇張和渲染,似乎這樣就光彩一些。”又反對用以後以至“當前的政治地位去評價他幾十年前的作用”。因為歷史事實本來很清楚,“但作者卻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去改變事實的真象,拔高或者貶低當時的人物。”他把這歸咎于“林彪、‘四人幫’造成的一種看風使舵、早晚市價不同的庸俗作風”。文史官員評價,李維漢的回憶錄既是回憶性的,又是研究性的,“形成了史論結合的鮮明特徵,有較豐富的歷史事實,又有嚴肅認真的分析探討,……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五、政要對文史資料的介入和插手

 

官方政要對史料徵集和撰寫的直接插手和干預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每一種形式都有特殊用意,每一種形式都是刻意為之。有的形式更是具有儀式化的政治動員意義,從而更加凸顯了史料撰寫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比如,辛亥革命史料徵集“不僅表現在為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提供了大量的有價值的資料,還在於它對於當前國內外的政治鬥爭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和更為深遠的意義。”朱德親自作文《辛亥革命回憶》,指出回憶辛亥革命的歷史,“在今天還是有重大意義的。”吳玉章在196110月舉行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談會上也說,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不僅對於我國青年有重大的教育意義,而且對於全世界正在蓬勃發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也可資借鑒”。文史官員表示,“這次辛亥革命史料徵集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收穫,黨對於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的重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是與黨對這一工作的密切關懷和正確領導分不開的。黨不僅對於工作中的重要方針政策問題作了及時的指示,還給予許多具體的支持和幫助。……這樣,不但使我們能夠順利完成任務,而且所獲得的成績和所產生的政治影響都遠遠超出了我們原來的預期。”

具體說來,中共政要對文史資料的監管似乎發展到了某種滴水不漏的程度。首先從制度上加以規範。一是定期召開史料工作指導會議。“全國政協機關黨組要加強領導,黨組每年應該對文史資料工作討論2次。” 一是刊發稿件必須由政協高官親自簽發。比如,1982年,原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寫了一篇《金女大四十年》。江蘇文史辦公室為此討論多次。“一種有影響的意見是,這篇史料掩蓋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實質,客觀上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塗脂抹粉,不同意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而且認為如果刊登這篇史料,就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有人甚至提出,“為了讓吳貽芳保持晚節,該史料不發表為宜。持這種意見者占了壓倒優勢,持相反意見的只有一二人。文史辦公室代主任經過再三考慮,認為《金女大簡史》並沒有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在《選輯》上發表,有助於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決定編發。”這一決定最終得到省政協秘書長洪澤的支持,他簽署了發稿單,同意發表。 其次從原則上把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領導部門針對新聞、出版單位發表中共黨史、軍史資料中存在的問題,多次就編輯出版回憶地下鬥爭讀物和回憶錄問題發出指示。”這些指示中的精神,“同樣也適用于文史資料的出版工作。” 另外還有文史高官的時時敲打。“文史資料工作必須在政協黨組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如果說我們的工作沒為領導重視,那首先就要檢查我們的工作做到家了沒有?是否經常向領導彙報情況和請示工作了?只要我們這樣做了,領導是會重視的。” 所以,按照文史資料的性質,文史人員非但不排斥政要黨官各種形式的干涉,反而需要乃至歡迎和渴求得到黨官政要的指指點點和指手畫腳。文史官員明確要求,“各級政協向中共地方黨委彙報工作時,要把文史資料工作作為一項內容,爭取黨委的指導和支持。” 最後,一些有影響的重大選題都必須得到中共政要和高層機構的親自批准。比如,19831月,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批示,組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專題編審小組。 1983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組成原十七路軍中共黨史資料征編領導小組。”

作為中共官僚機構的一個具體部門,文史官員對上級的諂媚和依賴,以及上級大員對文史資料的深層介入和四處插手,並不顯得意外,反而合情合理。

各級政要權貴插手文史資料有多種形式。(1)最醒目的自然是來自最高層的密切關注和頻繁介入,當然,其中也不乏某些象徵性舉動或原則性表態。比如,余蓋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同學,1963年毛親自寫信給他,“囑他回憶故宮盜寶實情。余蓋寫了《故宮博物院盜寶冤案之謎》送中央。經核實後發表。” 至於作為文史資料的倡議者以及當時的政協主席,周恩來對文史資料的重視已達到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的程度。他不但對一些敏感人物的文章都親自過目審閱,比如,梁漱溟《有關民國初年政史的見聞紀實》一文,就經由副秘書長申伯純“面呈周總理閱過”; 而且每出一輯《文史資料選輯》,他也都“仔細閱讀”。 就連不善文墨的鄧小平也對歷史發話,特別指示對建國後的失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另外,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對出版包爾漢回憶錄和徵集新疆少數民族文史資料表態,“對於新疆解放前少數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人,”可以把他們的主張“如實地反映出來,不必定性”。 2政要親自插手具體史料的徵集。比如,周恩來“親自組織了”以劉鼎為召集人的西安事變史料組,“並指定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做具體工作。” 又如,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的專題編審小組,也要經中央統戰部楊靜仁批示同意。 3)政要介入文史。比如,鄧小平過問文史工作,李先念親自致信文史官員。 4高官對某篇史料的寫法發表意見或直接提出要求。比如,周恩來和陳毅看了杜聿明寫的《淮海戰役親歷記》,“都點頭稱讚寫得好。” 又如,周恩來讓錢昌照寫一篇關於資源委員會的史料。看了初稿,周恩來對錢昌照說,“不要講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不是黨的機構,而是政府機構,應加上‘政府’兩字。有的地方你對自己批評得太嚴格了,要把蔣介石為什麼設立資源委員會,與你們的動機區別開來。” 再如,鄧穎超、習仲勳、胡喬木等一致推薦《張治中回憶錄》,評價該書對研究國共關係“具有特殊意義”。 5眾多高官“在百忙之中為文史資料圖書題簽、題詞、作序”。 人大委員長朱德、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以及其他幾位曾經參加辛亥革命的領導親自為《辛亥革命回憶錄》題詞撰稿。國家副主席宋床齡“還為回憶錄作了序言”。 葉劍英為《縱橫》雜誌題了“辦好縱橫,教育青年”。“該八字手跡由新華社發出通稿,《人民日報》頭版刊登,引得社會注目。” 《鄧寶珊將軍》史料專輯的出版,眾多要人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鄧小平為該書題寫書名,李維漢、習仲勳、汪鋒分別撰寫了序文。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出版後,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都為該書題了詞。 1984年,全國政協副主席、文史委主任楊成武為《張家口市文史資料》第4期題寫了“紀念張家口第二次解放”。 1987年,楊成武為《臨湘文史資料》題詞; 國務委員方毅為株洲縣文史部門編輯的《空靈岸》專輯題寫了書名; 彭真為《劉斐將軍傳略》題簽了書名。 1988年,國家副主席王震、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穀城為《湖南文史資料》第31輯,即《平江起義前的彭德懷》專輯“題寫書名”。 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李先念為全國文史委編寫的《辛亥革命在各地》題寫了書名。 薄一波給《傅作義生平》作序,將傅作義歷史分為三段,“前段抗日是好的,中間走了彎路,最後舉行起義又是好的。” 顯然屬於中共的標準官方表態。路友于、王統照的兩本史料專輯出版時,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和穀牧分別為兩本書題詞和題寫了書名。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高官熱衷題詞雖有個人考慮,但許多情況下卻是文史官員的“拉大旗作虎皮”。比如,懷安縣文史幹部“為了提高懷安縣文史資料的知名度和擴大其社會影響”,特意請懷安籍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題寫了書名”。 其實這種做法在文史幹部嘴裏實屬經驗之談。比如,張家口文史部門負責人就宣稱,“封面題詞和為本書題詞是地方文史工作開創新局面的重要環節。”其所謂的“不懈努力”包括三個渠道,一是重要人物來視察時,“請他們為文史資料題詞”;二是“請有關人士幫助搞到題詞”;三是“寫信與走訪相結合搞到題詞”。 張家口文史資料》中竟然刊出了二三十幅之多的政要高官題詞。有聶榮臻、蕭克、劉瀾濤、王平、楊成武、張蘇、劉道生、段蘇權、陸平等人。 這樣,地方文史官員借助于文史資料就與眾多政要高官拉上了半公半私的關係。在大陸官場遊戲中,文史官員和政界高官的這種聯繫顯然頗具中共特色。這從另一側面更為細節化地反映出政要因素對文史資料的廣泛滲透和高頻影響。(6)與文史資料相關的是,黨史人物傳記出版的首發式上,總能看到政要們的顯赫影子。比如,《聶榮臻傳》、《葉劍英傳》出版後,大批中央政要都出席了首發式,江澤民還發表了“重要講話”。

其實,最複雜的情況就是從中央到市縣,大大小小的政黨官員對史料編寫的形形色色干預和過問。編輯《遼沈決戰》時,送請陳雲題詞。陳雲要求該書“在編法上要改變一下。可以考慮加進一些重要的歷史檔、電報”。 編輯《平津戰役親歷記》過程中,中共官員對編纂平津戰役史料的原則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一是資料必須真實,切忌隨意虛構;二是要從歷史演變的整個過程去探求個別事件演變的偶然性、必然性和規律性;三是分清主次矛盾,通過典型的客觀環境,來烘托出歷史人物的真實性。” 珠海市政協開展唐紹儀史料徵集時,請示了在珠海視察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她指示:“唐紹儀不是漢奸就要搞清不是漢奸,是漢奸則向其家屬解釋。”

六、地方官員對文史資料的關照和干預

 

各地的文史官員隨時保持著對本地黨官的密切聯繫。從行政事務到稿件審核,再到出版史料,始終都離不開黨官的直接插手。從省到縣,再到鄉鎮,這種垂直架構的行政序列構成了對各級文史部門實施全盤掌控的龐大權力體系,使史料征編的所有活動都納入中共監控的網路之中。

在山西,“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鄭林親自組織、領導文史工作,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王世英和省政協副主席張雋軒,也參與對文史工作的組織與領導。” 四川,“省政協辦公室主動向省委彙報文史資料工作,省委書記親自寫批語指導。他們的四個業務組,三個組長由政協副主席兼任。”在天津,市委統戰部部長、副部長“不僅在方針、政策方面對文史工作作指示,幫助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還親自審定稿件。” 寧夏,“政協主要領導親自參加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重要活動,為出版的文史資料題寫書名,撰寫序言。” 至於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動的史料徵集,黨政要員更是事無巨細,一一過問。比如,山西全省政協文史協作座談會,是為貫徹全國政協文史委主任會議精神和政協主席郭裕懷在國慶獻禮圖書徵稿信的批示精神而召開的。郭裕懷專門批示文史委主任,“應開一次有準備的會,進行約稿和重點稿件的動員。不能只發個便函了事。凡事只要認真,定會搞出精品。”省委胡富國書記也在約稿函上批示:準備寫“政協與引黃工程”這個題目。“主要談引黃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人們的理解、認識。”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孫水生還持胡富國的批示,專門和兼任萬家寨引黃工程總指揮的郭裕懷商量了撰稿一事。文史官員感激地說,“省級領導如此重視國慶獻禮圖書徵稿工作,對我們的鼓舞和鞭策之大、之有力,是可想而知的。”

市級文史機構與黨政官員的聯繫似乎顯得更為緊密一些。這種聯繫既包括某些象徵舉動,比如,撫順市委書記為《撫順工業百年回眸》作序,市長為該書題詞; 還包括某些實質性舉措,比如,泉州文史委就直言不諱地表示,“領導重視是搞好文史工作的保證。”他們介紹自己的經驗,“經常向主席、分管副主席彙報請示工作,讓領導瞭解文史資料工作情況。”目的是想方設法引起“領導對文史工作的高度重視”。 至於體制方面的相應安排,似更能體現出領導重視與文史工作之間的正比例關係。比如,宜昌市政協文史委有成員10人,“由市政協黨內外兩位副主席分管,實則市政協主席和常務副主席及一位副秘書長也經常進行指導和支持。”特別是市政協副主席兼任文史委主任,對文史工作更為有利。這樣審稿、改稿也更有權威。

安慶市文史部門則保持隨時向市委彙報工作的習慣。無論是全國政協關於搶救史料的精神,還是省政協的工作佈置,抑或還是他們自己的工作打算,“都及時地向市委作了彙報。”同時,他們把《安慶史話》、《安慶文史資料》等分送市黨政領導審閱,“這都是爭取領導重視和支持的有效方法。”另外,“對《安慶史話》中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市委分管書記參加座談會,幫助分析情況,肯定成績,總結經驗,澄清是非。”

張家口市文史部門在1987年,根據市長的提議,編輯出版了《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1輯(文物古跡名勝專輯)。

晉中市文史委實行“一把手”工程。為了加強對文史資料的領導,市、縣兩級均由政協主席親自負責,“統一領導,依託文史委開展工作。”

朔州市政協主席、分管副主席“從專輯的選題、策劃、專班的組建、文稿的徵集修改、出版經費的籌措都親自過問,直接參與,提出具體意見和要求,並親自參加編審會議,審閱書稿,具體商討和處理有關問題。”與此同時,“積極爭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多次彙報有關文史資料工作情況,從而引起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

嘉興市政協主席會議和常委會議對文史資料專輯征編出版工作十分重視,“在各專輯徵集出版過程中,主席、副主席、秘書長都親自到市直有關部門就聯合出版工作進行協調,取得有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此外,勤向分管政協的市黨政領導彙報工作,請求過問,取得支持。“文史專輯都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領導的題詞、作序或撰寫的重要文章。在2000年征編城市建設史料專輯時,當時分管城市建設的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周安楠在出版之前親自審閱了全部書稿,並就文章取捨、修改、目錄編排、封面設計、圖片選用等提出了具體意見和要求。”在2001年徵集教育史料專輯稿件過程中,市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市長王長鏡多次到市政協和文史委詢問徵稿情況,“幫助解決徵稿中的交通、經費等方面的問題,還親自撰寫文章,審閱稿件。”在2002年交通建設史料征編過程中,時任市委常委、副市長的宋文豹極為重視,“在有關會議上不時強調專輯史料征編工作,還抽出時間審閱稿件,親自為本專輯撰寫文章。在2003年畜牧史料專輯、2004年人口與計劃生育史料專輯徵集出版工作中副市長周從金、嚴永梅也分別撰寫了文章。”

縣級文史部門同縣委、縣政府領導的聯繫同樣密切。山西絳縣文史委出版的每本書都有“四大班子領導的題詞”。 湖北鄖西縣文史委編印《鄖西文史資料》第1輯時,縣委書記和原縣長都題了詞。 重慶巴縣縣委主要負責人多次聽取文史工作情況彙報,“並親自審閱文史稿件,”包括審查一些重要書稿。 甘肅清水縣縣長也“親自參與”對文史資料的“審定初稿”。 舟山市定海區委書記“親自擬定文史資料選題”。 在文史部門看來,縣委書記對文史資料的讚賞無疑也是贏得領導支持的重要形式。比如,湖北羅田縣委書記在一次會議上稱讚說:“縣政協《羅田文史》辦的不錯,在我們縣委大院最受歡迎。每期來了,大家都搶著看。” 至於政協主管對於文史部門的特殊關照已經常態化。這方面的事例頗為不少。比如,廈門同安區歷屆政協主席都擔任《同安文史資料》編審顧問,並由分管副主席擔任編審,“從確定選題、把握方向到協調解決有關問題,從指導制定計劃、提出目標要求到審閱稿件、撰寫序言都傾注心血。” 又如,舟山市定海區政協常委會把文史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普陀區政協從主席到副主席、秘書長“都十分重視文史工作,多次參加有關文史工作、史料研討會議”。岱山縣政協領導多次召開主席專題會議,“精心研究部署文史工作。”嵊泗縣政協主席多次上門徵求作者意見。 再如,太原市晉源區政協領導不光親自“審稿和寫序”,而且親自擬定《晉陽文史資料》送發的人員名單。 此外,常德市鼎城區政協主席以及分管文史工作的政協副主席親自下鄉走訪知情人,既組稿寫稿,又審稿改稿。“每期資料出版前,分管文史的副主席、主席都要進行最後審定。審定中,他們不僅注意史料的價值、史事真偽,甚至篇章結構、層次段落、語法修辭都認真修改。”

鄉鎮一級的文史人員自然也需要經常向本地黨委請示彙報。比如,陝西富平縣美原鎮文史幹部在徵集史料過程中,“征編組堅持向黨委彙報工作,爭取黨委和政府的具體指導。在黨委的直接領導下,不少單位主動配合,見諸行動。如鎮政府教育組抽出專人利用暑假走訪調查,及時完成了美原二高校史的撰寫任務。” 又如,根據長沙市雨花區政協關於做好文史資料編寫工作的統一部署,黎托鄉黨委、政府高度重視,“黨政會議專題研究了此次文史資料的編寫工作,並成立了專門組織領導機構負責文史資料編寫,鄉政協聯絡處制定了資料編寫工作的方案,為編寫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組織和經費保障。”

 

七、政治改錯

 

文史資料作為政治性史料,對人物和事件的描寫和評價儘管必須緊跟政治形勢,與中共最高當局的政治態度密切保持一致,但步步緊跟也難免有跟不上趟的時候,這樣,對某些人物的說法就會顯得過時或不合時宜。這就需要官方改錯。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曾為此先後兩次公開道歉。一次是,《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刊出原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文革前撰寫的《關於燕大與司徒雷登》一文,沒有根據19791211日的陸志韋《悼詞》對該文進行訂正,“以致文中仍有‘我們教職員是用優異穩定的生活作為保證而被買來的,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買辦’的說法,與《悼詞》對陸志韋先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精神不符。這是我們工作的疏忽。特此聲明,並向陸志韋先生的家屬道歉!” 一次是,《文史資料選輯》第86輯發表馬子華文革前寫的《我所知道的盧漢》一文後,“雲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和其他有關同志先後來信反映,馬文多處失實,用不少篇幅描述生活瑣事,對盧漢先生多有不恰當的貶損,凡此,均不符合文史資料工作‘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方向,也不利於當前的統一戰線工作。”“本會編輯人員在選刊馬文時,由於缺乏嚴肅認真的精神,以致造成不利於統一戰線工作的不良影響。我們應當對此承擔主要責任。”

此外,在長期而大規模的史料徵集和編寫過程中,也有為數不多的史料出了史實紕漏,比如,“關於綏遠‘九一九起義’的部分史料,迪化監獄審訊共產黨人的史料等,” 都被官方稱作“政治錯誤”。這些所謂“政治錯誤”有的影響大,有的影響小。比如,《稷山文史資料》第2輯刊登的《杜啟明反革命暴亂始末》一文,就是搞錯了一個小人物的“政治身份”。“由於審稿不嚴、不細,把一個匪徒杜六成說成是被殺害的‘革命幹部’,這就大錯特錯了。” 又如,《山西文史資料》第13輯有一篇資料談到抗戰前中共地下工作的情況,說某人“被捕、出賣革命,當了閻錫山的秘書”。後來,國務院黨組織來函證明說:此人是打入閻錫山的身邊,“給紅軍做情報工作,並非叛變。” 不過,這些人的地位名望顯然比不上白楊、朱學范,官方自然也就不會降尊紆貴地專門向其道歉。

相形之下,《武漢文史資料》第三輯刊登的《陳潭秋、毛澤民烈士被蔣介石、盛世才勾結謀殺的內幕》一文,無論內容還是當事人都顯赫多了。正因如此,造成的動靜也就大多了。“在《內幕》一文裏,鄭大綸以曾經‘直接參與’和‘親身經歷’的名義,揭發盛世才、蔣介石謀害陳潭秋、毛澤民烈士的一些‘內幕’。……但是,鄭文中有不少地方捏造事實,顛倒是非,東拼西湊,甚至誣陷新疆一案許多同志寫過‘自首書’,‘在威脅利誘面前多數屈服了’。”

據一些當事人指控,這與中共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的“檔精神根本相對立”。他們強烈指責,“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揭露盛世才和國民黨勾結的內幕,而是要捏造被他們關押、屠殺的共產黨人的‘內幕’,借肯定與讚揚已經英勇犧牲的烈士之名,行中傷、誣陷由於黨中央、周總理的營救而脫離虎口、回到延安的絕大多數同志之實。在經歷了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之後,新疆一案的同志們由於中央兩次發佈檔進行平反,才得以擺脫厄運,而鄭大綸《內幕》一文的發表,無異於要將我們重新打回到黑暗、苦難的深淵之中。”

顯然是由於當時文革剛剛結束,那種文革特有的政治批鬥思維和上綱上線式的語言充斥全文。給人的感覺是,這更像是一篇大字報或抨擊政敵的戰鬥檄文。情緒激昂,言辭鏗鏘。

由於蔣介石、盛世才當時的反動政治需要,由於鄭當時的反共立場,他們硬是將盛世才的走狗李一歐扮演成共產黨的“叛徒”,這是不難想像的。但是,時至今日,鄭大綸為什麼還要故伎重演?為什麼還要將一個與共產黨毫不相干的人作為共產黨員,將他捏造的假供詞強加到共產黨員身上,並作為共產黨員在“威脅利誘面前多數屈服了”的一個例證?這裏有什麼奧妙,頗值得大家深思。

……

在這裏,我們懷著十分悲憤和沉痛的心情,向一切懷著正義感的人們宣告:在十年浩劫中,在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和鄭大綸之流的這種密切合作下,馬明方……共二十四位同志含冤死去了,讓我們永遠記住他(她)們的名字吧!他們沒有死在盛世才和蔣介石的屠刀下,卻死在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之中。還有不少同志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現在,一個謎終於解開了,搞這種誣陷、中傷的人終於自我暴露了,實在也是一件好事!

……

馬明方同志的骨頭是這樣地堅硬,他的氣節是這樣地崇高,他堪稱為共產黨人的楷模!鄭大綸惡意中傷,不能損他光輝形象的一根毫毛。

……

這是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了的,決不是鄭大綸先生的幾句濫言所能誣衊了的。鄭大綸誇大敵人的力量,將幻想當真實,適足暴露他反動立場的頑固而已!

此外還有“鄭大綸瞪大眼睛說瞎話,不知是何居心!”“歪曲歷史事實,又違反中央文件,那麼,鄭大綸先生意欲何為?”“對事實肆無忌憚的歪曲”、“種種誣衊”、“完全是虛構、偽造”等等。

當事人甚至要將這篇史料的作者與當時最罪大惡極、最臭名昭著、最不得人心的“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直接勾連起來,捆綁批判,打成一夥。“以整人為能事的那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顧問康生,每當談到新疆一案時,口口聲聲說‘有人揭發’、‘有人交代’;又說新疆出獄回到延安的同志‘出賣’過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等等。過去我們被蒙在鼓裏。現在明白了,這個‘有人’,原來就是鄭大綸先生之流!說我們‘出賣’,原來就是鄭大綸先生之流的誣陷。你們根據林彪、江青、康生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捏造事實,信口雌黃;他們則求之不得,如獲至寶。你們雙方配合得如此合拍,如此默契,這是為什麼?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警惕並且深思嗎!”當事人最後還搬出《憲法》以及文革後最時尚最流行的口號,“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聲稱自己享有法律保障的“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以及自己作為公民其“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任何人不得“誹謗和誣告陷害”。

對於這篇出了嚴重政治錯誤的史料,編輯部罕見地作出道歉。“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為文史工作做的都是處理‘昨天’的事情,因而不重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注意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其結果必然是政治感覺遲鈍,辨別能力不強。以這種思想認識水平對待文史資料工作,是不可能不出毛病、不犯錯誤的。”

武漢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甚至作出《鄭重聲明》,“我們對該文既沒有查對有關文件,也沒有找當事人審核,就加以發表,這是政治上的錯誤。”“為挽回政治上的不良影響,對該文予以撤銷。” 他們表態,文史委員會以後要加強集體領導,“重大問題提請文史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然後分工負責,組織實施。要特別重視對重要稿件的審核和把關。”

文史官員緊跟著表態,更是調門高八度。一方面口口聲聲說“絕沒有給人無限上綱之意”,一方面卻一口氣列出三大罪狀。“《內幕》一文的錯誤,還在於客觀上和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唱同一個調子。……康生就公開胡說:馬明方等人是一個叛徒集團,他們勾結張治中,隱瞞歷史,回到延安潛伏下來。而鄭大綸卻在他的所謂‘交代’中,再三誣衊新疆一案‘多數’人‘自白’了。一呼一應,為林、江、康提供迫害革命同志的炮彈。以致其中馬明方……等二十四人被迫害致死,其餘都備受摧殘,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張治中被江青、康生列入人大和政協兩份黑名單中,陰謀加以迫害,也不能說與此無關。如果說鄭在被關押中喪失自由,懾於暴力,故作違心之論,還可說情有可原;可是事隔十四年之後,在‘四人幫’早已覆滅的情況下,還昧著良心說話,這就其心可誅了!”“《內幕》一文的錯誤,還在於客觀上和中央文件以及其他材料背道而馳。”“《內幕》一文的錯誤,還牽涉到周總理。……如果把這批人打成‘叛徒’,周總理不就變成叛徒的後臺了嗎?《內幕》一文到一九八一年還堅持說這裏頭‘多數’人都‘自白’了,這不變成為林、江、康作證了嗎?” 最後連中共高官曾三都出面指責這篇文章,在這種空前的政治壓力下,“作者作了檢查,”承認了錯誤。

犯“政治錯誤”的文章,既有涉及到中共要人,也有統戰人士。全國文史委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六輯發表馬子華一九六六年初寫成的《我所知道的盧漢》一文後,雲南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來信指責《我所知道的盧漢》“沒有認真核實,且不徵求地方意見,態度是不嚴肅的。馬文發表後,效果很壞,極不利於統一戰線工作。”還有此稿“其內容不少與事實不符,涉及生活陰私太多,牽連太廣,客觀上中傷了某些愛國人士。”另外,其他有關人員也先後來信反映,“馬文多處失實,用不少篇幅描述生活瑣事,”對盧漢多有不恰當的貶損。雲南文史委認為,盧漢起義的性質及其起義後的表現,在盧漢的追悼會上由政協副主席許德珩副所作的悼詞中已經得到肯定。“悼詞是代表中央對於盧漢先生作的全面的評價,而馬子華的文章多有貶損,與中央評價不相符、不一致,甚至還有背離。”“‘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的方向。而馬子華文章的不少篇幅描述生活陰私,並夾雜輕佻用語,諸如‘土帳房’‘洋帳房’等等,不只是無史料價值,且將使文史資料的方向引入歧途。”《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專門發了“編者按”,承認這篇史料所寫不符合文史資料“‘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方向,也不利於當前的統一戰線工作”。他們表示“願意以此為鑒,改進工作,使文史資料工作更好地服從于和服務於國家的總目標、總任務。”

廣州市政協在1982編印的《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刊登了李小松《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一文,“文內未將不夠真實、不利於發展海外愛國統一戰線的措詞及不當記述加以刪削,即匆促發表。該文刊出時,適逢李漢魂夫婦從美國會廣州觀光,李漢魂先生當年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夫人吳菊芳女士曾任廣東兒童教養院院長,他們得知此事,即派人向廣州市政協索取該選輯過目。吳菊芳女士回美國後,致函‘始末記’一文作者李小松,對文中一些問題提出質詢,並要求更正,同時函托她在國內的親友,要求協助更正事實。”經廣州市政協同作者李小松磋商後,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一輯刊登《對〈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一文的訂正》,公開向吳菊芳道歉。

李夫人為原廣東兒童教養院創辦人,是該院第一任院長,身為當事人,來信所述,自有其第一手資料之價值。我是該院後期負責人之一,因囿於見聞,所記終不免是一隅之見,而且撰寫個人回憶性質的史料,事隔多年,記敍難免有出入之處;加以倉卒為文,為求給人以突出印象,竟用了一些不必要的形容詞之類的字,以詞害意,失之偏頗,有損于此文之作,旨在肯定李漢魂先生及其夫人為戰時廣東人民做了好事的本意。除已逕複李夫人道歉外,特並在此公開向李夫人致歉。

《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也表示了道歉。“我們在審理《始末記》一文時,未經充分核對便匆促發稿,造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工作上的疏失,今後當引為鑒戒並在此向李夫人致歉。” 此外,文史委還通過多種渠道“與吳女士保持接觸,隨時聽取她的意見,並趁吳的兒子李沛博士回美之便,將‘訂正’稿帶給吳菊芳女士。李沛先生對他們工作的失誤表示諒解,並表示回美後向他母親詳為解釋。嗣後,吳菊芳女士通過吳禎芳(吳菊芳堂弟,廣州市政協委員)將‘訂正’稿加以修改寄回,並在致吳禎芳的信中對廣州市政協就‘始末記’一文的善後處理表示諒解和感謝。”

綜括這幾例,不難發現,在史料出現政治錯誤的問題上,文史官員的著眼點主要在於政治影響、統戰效果,至於史實真偽似乎並不那麼重要。也就是說,文史資料的真假標準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歷史的。

最近的一個事例是,1990年,張家口市文史委編輯出版的《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718輯合刊本(人物專輯、續集)出版後,據說,“由於領導上的意見分歧,再加上對文史資料的特徵不夠瞭解,認為有關張之江、高維岳、宋哲元、劉翼飛的稿件有‘嚴重政治問題’,圍繞這一問題,領導決定將原書拆開,撤掉4篇文章,換上有關革命者、烈士內容的文章,”並責成文史處收回發出的少量1718輯合刊本。

這件事說明,官方所謂的“政治問題”其實並無嚴格定義。它往往可能由於某個具體官員的個人看法而禍從天降。毫無疑問,文史委也是官場,文史資料也必須服從官場規則。這本身就是政治。中共政治又極具特色。外延內涵都不明確,但又都可以直覺。同時它又不是所謂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總之,中共話語中,“政治問題”和政治一樣,都只能自上而下地定義。這就有了文史官員必須接受的政治判決。說你有問題,你就是問題。沒道理講。而這不可理喻本身就是道理,甚至是最大的道理。其實,文史官員都明白這個淺顯道理,否則他們根本就無法忍受自己製造出來的文史資料這種胡言亂語。

八、政治借鑒

 

文史委員會的參政議政活動,“主要不是通過提供現實問題的專題調查報告,而是提供有價值的、有分析的史料及其專題研究的報告。”這種以史為鑒的作用,也就是常說的資政作用。 比如,“究竟什麼是殖民地?如何在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同時避免殖民地的某些弊端的滋生?如果能在這方面提供有價值、有分析的史料,顯然對於人們統一思想、開闊思路會有重要的啟示。……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如何興利除弊,防止和避免舊社會一些醜惡腐敗現象的死灰復燃,仍然是重要的。建國前後的有關文史資料能在這方面起到資政作用,這是現實問題的調查報告所不能代替的。”

大體說來,文史資料的資政表現有這麼幾種。一是古今對比。赫章縣文史部門通過徵集編寫《基督教傳入威甯、赫章對彝族、苗族文化的影響》一文,對文史資料的資政功能有了深刻體會。該文記述了基督教的傳入過程以及對教區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情況,指出“歷來的反動政府,都執行民族歧視政策,不重視民族地區的開發工作,使彝、苗地區長期處於愚昧落後狀態,給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灌輸宗教思想留下了缺口。”文史部門聲稱,“這就是資政的最好體現。”因為,“這要求黨委、政府要認真貫徹民族、宗教政策,大力發展地方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

一是歷史借鑒。湖南辰溪縣的領導幹部平時愛看各類史料,其中經濟史料比重更大一些,“可為科學決策提供歷史借鑒。” 廈門同安區文史委圍繞英雄三島及金門島內容,分別徵集三島和金門的歷史變遷、經貿往來、風土人情、人文景觀等有關史料,就更好地開發建設三島,為黨委政府提供“歷史借鑒和決策依據”。 玉溪市文史委在2004年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抗災歲月》,“用翔實的歷史資料反映了1970年通海大地震和近現代歷史上玉溪洪澇災害的情況,用事實證明瞭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人民戰勝自然災害的中流砥柱,用具體的人和事謳歌社會主義祖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精神,為玉溪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如何預防自然災害、戰勝自然災害提供了歷史借鑒。” 《戶縣文史資料》教育專輯“提供了民國初年地方人士捐資興學的許多生動的事件和人物。為新時期群眾捐資興學集資辦學提供了借鑒,為全縣‘普九’教育工作的開展作了貢獻”。縣上各學校在編寫校志時“都參考了文史資料的教育專輯”。

一是昭雪冤情。恩施州通過對發生於1962年“原恩施縣白楊區的包產到戶事件的調研和實情刊載”,披露了比安徽鳳陽早十幾年的恩施市白楊區包產到戶行動,“後在左的錯誤處理過程中,逼死12人,60多位區和原小公社主要領導受處分,既是恩施州歷史上罕見的冤案,更是中國三農問題改革破題的重大歷史事件。”可人們長期誤以為“鳳陽才是英雄,白楊則是狗熊”。恩施州政協副主席蔡萬順率文史委人員“三上白楊瞭解情況,清查塵封多年的檔案資料,深入到當事人家去走訪”。後來州文史資料全文刊登這個事件的調查、核實情況,“在湖北省政協系統引起極大反響。”這被認為是發揮文史資料資政作用的“一大典範”。

一是配合時政。惠州市惠城區文史部門“盡可能根據形勢需要組織相關稿件”。比如,為貫徹中共關於加強党的作風建設的決定,“特約兩位老幹部憶述五、六十年代惠州幹部作風。”又如,為配合官方“打擊法輪功邪教組織”,發表了《解放前惠州的迷信行當》和《取締反動會道門》兩文。 山西五寨縣文史部門為了凸顯文史資料的資政功能,“盡可能根據形勢需要組織相關稿件。如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党的作風建設的決定,特約兩位離休老幹部憶述五、六十年代五寨幹部作風;打擊法輪功邪教組織,徵集了《我所瞭解的一貫道》一文。” 這兩個一南一北的縣級文史部門在同一個問題上,竟然有著如此驚人的雷同表述。這絕非偶然,亦非巧合。只能說是高度格式化的公文寫作,已經使許多問題逐漸形成了某種標準答案;再加上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很容易造成衙門之間公文的相互複製和彼此抄襲。中共極權官僚制下的惡劣文風,在文史資料中再一次暴露無遺。

一是宣傳新農村。高密市文史部門編輯的《高密村莊大典》,“內容包括各村的交通位置、村名來源、自然地理等20餘個方面,是村莊百科全書,資政性很強,成為黨政幹部從事農村工作的必備工具書,為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 又如,玉溪市文史委在2006年編輯的《農業水利》專輯,“是直接為玉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的文史資料。重點內容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玉溪市重大農業水利設施建設的‘三親’歷史資料,展示了水利建設者的勞動足跡、感人事蹟和人格魅力。”

此外,文史資料的資治功能還有更為多樣化的表現。比如,湘西州文史部門介紹,“來自治州工作的領導和許多幹部為了瞭解州情,首先就要找一套文史資料翻閱。這對他們瞭解州情很方便。” 《湘西百年大事記》出版後,許多當地黨政幹部“在作報告、講話時常常引用”。 又如,鄂西州委書記看過《鄂西文史資料》後表示,“要調動人民熱愛鄂西、建設鄂西的積極性,不讓人們瞭解鄂西的歷史是不行的。” 再如,湖南湘陰縣檢察院院長“電話問,搭信要,幾次親來政協索取資料,他認為很有閱讀價值,希望以後陸續寄去”。 還有,安徽潁上縣八裏河鄉鄉長李士坤把《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帶到水利工地上,“利用勞動工作之餘抓緊閱讀。” 雖然這些事例更多屬於地方官員個人的閱讀興趣,但也可以多少窺探出幾分地方文史資料在本地官員心目中的某些含糊不清的特殊影響。

注释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有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曹振中《甘为他人做嫁衣——荣孟源谈史料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

征集史料过程中对于“三定”的要求,以及做当事人思想工作的各种具体做法,比如,通过解释政策,进行心理疏导,再给出不追究、不问罪的保证和承诺等,其实与司法人员诱使嫌疑人获取口供并无二致。就此而言,文史官员是将当事人认作嫌疑人,将作者认作嫌犯的。虽然官方并未公开声称对作者的嫌疑认定,但他们确实是将这种诱供式的史料征集方式当作正面经验予以宣传和标榜的。

从理论上说,集体翻供也是理所当然。

就其本质而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文史资料属三亲回忆,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旦作者也就是当事者死亡,大量由相互串供而成的伪证就会形成死无对证的绝望困境,从而成为唯一真实,而永远无法质疑。如果再加上官方正史的强大支持,文史资料的伪证就会变成无法翻案的如山铁证。如果说一般历史研究作伪,还有可能通过史料得以揭露和纠正,那么文史资料则绝无可能。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伪证。伪证绝不可能产生真相。如果相信这个常识判断,那就必须确信,利用文史资料的三亲性进行作伪,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正常历史记忆,并对中国社会的民间历史资源造成不可弥补的浩劫。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摘录)》,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陈德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漫谈》,《文史通讯》1985年第3期。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3月修订)》,管文华、赵杰主编《文史资料工作导研——文史资料工作资料选编》。

《全国政协军事组总结整理专题军事史料经验》,《文史通讯》1987年第2期。

杨宇宁《我做文史工作十春秋》,山西省政协文史办编《文史工作者纪事》,2009年。

《解放思想,大胆写稿——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组的一次工作会议》,《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第3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青海省政协文史委《注重征集的深度和广度,充实民族史料内容》,《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宁夏政协文史办《谨慎对待回族内部的教派门宦之争》,《文史通讯》1994年第2期。

樊悟纪《文史资料工作漫谈》,《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10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袁第锐《“文革”以前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杂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坚持爱国主义的工作方向,努力开拓我省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三年来工作回顾和当前工作任务》,安徽省政协办公厅编《安徽政协——安徽省政协第二次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专刊》,1984年第2期。

微中《努力提高文史资料出版物的质量》,《文史通讯》1985年第3期。

当然,这并不等于完全不可能。因为,“对已经刊登的稿件,原稿是否尚需要保存,各地的做法不一。主张保存的理由是,刊出的史料往往经过删节,甚至大幅度地节略,那些删掉的内容未必就毫无史料价值,说不定什么时候仍有查阅的必要;至于知名人士的手稿,从长远考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也以保存为宜。”(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7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其实,从史学研究角度看,所有原稿都有保存的必要。因为发表的东西往往不但被删,而且被改。这些被删改的内容,最值得做一番对比研究,可以从中看出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现象。

黄森《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文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党德信《文史资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党德信《从八省抗战将领座谈到抗战亲历记丛书出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米庆云《写史三十年的心得体会》,《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

方兆麟《廿余年甘苦话文史》,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委员们关心文史工作——来自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报导》,《文史通讯》1979年第1期。

党德信《从八省抗战将领座谈到抗战亲历记丛书出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党德信《文史资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

魏方《克服文史资料工作中的两种不良表现》,《文史通讯》1982年第5—6期。

袁第锐《“文革”以前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杂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当然从文史资料本身的角度看,这恰是正常的。所以,文史资料的特点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各种不正常做法都变得常态化,甚至固态化。

《质疑·补充·订正》,《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政协之光,史林一帜——回顾〈湖南文史资料〉复刊十周年》,《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蜀平《有关西安事变的书目(1986年)评介》,《文史通讯》1987年第2期。

张平和《慎重稳妥地征集港澳台和海外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新疆政协文史委《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中的作用》,《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黑龙江省政协文史委《搞好民族史料工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服务》,《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李建恩、张骞《征编科技史料工作的体会》,《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

《安徽省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交流会纪要选刊》,《文史通讯》1985年第4期。

杨成武《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情况和当前任务的报告》,《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

《内蒙古政协对文史工作作出新部署》,《文史通讯》1988年第2期。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全国文史委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后的多次重印。说是重印,实为再版。因为每次重印都有程度不等的删改。最为恶劣的是,每次删改,每处删改都不做具体说明。甚至有时整篇整篇的删掉,也一字不提。最多一次,整整被删除四篇。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被全篇删除的文章似乎从未有过一样。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全国政协文史委《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第1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1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俞兴茂、吕长赋《史料刊误,不可忽视——〈文史资料选辑〉校阅琐记》,《文史通讯》1986年第4期。

各地重印文史资料选辑同样包含有这个目的。比如,《山西文史资料全编》“不是对过去刊物的简单重印,而是在保留原刊面貌的基础上,校正内容,改正明显的错误,删除不利于统战工作的极左词句。”(赵政民《史林落英》第78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再如,“再版《山西文史资料》各辑时,删去了不适当的称谓和一些‘左’的说法。”(刘存善《山西文史资料工作的前30年》,山西省政协文史办编《文史工作者纪事》,2009年)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文史通讯》1979年第2期。

荣孟源《漫谈史料工作》,荆门市政协文史委编印《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文件》,19862月。

《解放思想,大胆写稿——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组的一次工作会议》,《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第3期。

《浙江省政协严格要求,认真把好三关》,《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

浑江市政协文史委《征集编辑专题史料的体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浑江市政协文史委《征集编辑专题史料的体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这就如同中共统治的特征之一是喜欢任意扩大保密范围一样。任何普通新闻一旦被中共认定有可能影响其政权稳定,都会立刻成为保密对象,禁止人们谈论。历史禁忌与新闻保密的统合,正说明专制政治与特务政治的结合。

但其做法却并不限于中共。至少在四十年代某些民主名士就已经有了这种自觉意识。194610月《文汇报》上刊登了一篇傅雷翻译的美国作家根室新作《苏联内幕》的序言。“谈到苏联社会有些消极的一面,所举例证十分令人信服。”结果引发一场“延续近月”的论战。“当时的一般逻辑,说苏联社会还有缺点(哪怕仅是次要的缺点),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反人民,这就是大逆不道;这文章一刊出,反驳、责骂的文章如雪片飞来。”反对意见占居多数,其中闻人有周建人、许广平等。傅雷后来对编辑部表示,“我有许多理由和论据,予以答辩,但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默尔而息,就此打住吧。我们应多留些精力,去继续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啊!”(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第134页,三联书店,1998年)

乾隆心态与此仿佛。乾隆指责鄂昌的诗,“其所作《塞上吟》……背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黄裳《笔祸史谈丛》49—50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胡乔木即透露,“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悄悄的,不公开。”(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本小节内容来自张友《〈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修订情况》,《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

本小节内容来自《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

l)。

《致读者》,《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中华书局,1978年。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郑体思《晏阳初先生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史资料选辑》1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的工作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3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政协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初步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

吴长翼《选题和编辑加工》,《文史通讯》1985年第4期。

越《“存真”杂谈》,《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

《胡耀邦同志谈老同志写回忆录》,《文史通讯》1979年第2期。

袁廷华《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与方法》,《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这个事情需要两面看。一方面,那些被中共视作“叛徒”或“敌人”的领袖级人物,比如,王明、张国焘都有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自己不做辩护,只能任由中共抹黑了。其实,彭德怀在狱中写下的八万余字的“自述”,同样包含有在那种特定情境下的自我辩护性质。另一方面,中共主流也确实没有撰写回忆录的惯例。比如,五十年代已经身为元帅的陈毅尚且说自己“没有资格”写回忆录。其中缘由在于,“这可能是当时高层不成文的共识。”因为,“毛泽东不写回忆录,别的领导人也不便破例,加上当时运动频繁,使得开国那一代主要领导人,都没有留下成本的回忆录。只有像吴玉章这样比毛泽东年长,又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回忆的又是辛亥革命等前朝往事,算是留下了书。”(丁东《撰写回忆录的资格与动机》,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4576&cid=10360000)。

单世联《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727)。

方兆麟“冷斋”随笔》,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本会向老同志广泛征集革命史资料获得热烈支持》,《文史通讯》1980年第3辑。

《老同志来信摘登》,《文史通讯》1980年第3期。

《本会向老同志广泛征集革命史资料获得热烈支持》,《文史通讯》1980年第3辑。

《湖南省军区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

《全国政协委员畅谈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

《杨成武等同志对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文史通讯》1985年第3期。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袁廷华《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与方法》,《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袁廷华《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与方法》,《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李维汉同志关于撰写回忆录的意见》,《文史通讯》1980年第3期。

袁廷华《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与方法》,《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袁廷华《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与方法》,《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钟禾《发人深思的三件事》,《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130—13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关于上海市、河南省、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调查》,《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杨成武《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政协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回顾与瞻望——军事组工作情况介绍》,《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李琦《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祝〈丹心素裹〉出版》,《文史通讯》1990年第1期。

唐士亮《易培基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37页,金城出版社,2006年。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翟登庸《领导的思想解放是做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关键》,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邓力群同志谈出版包尔汉回忆录和征集新疆少数民族文史资料问题》,《文史通讯》1982年第5—6期。

“西安事变”史料编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文史通讯》1979年第1期。

《回顾与瞻望——军事组工作情况介绍》,《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47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溥杰《我的晚年生活》,《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钱昌照《谈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2期。有人解释周此话的用意,“表面上看只是要作者一、明确资源委员会是政府机构而不是党的机构;二、区分蒋介石设立资源委员会的本意与其他投身其中工作的人的思想动机。实质上这是帮助作者解除思想顾虑,实事求是地去写真实而全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参考借鉴作用的回忆文章。”(陈金沙《对文史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点认识》,《文史通讯》1990年第1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政协文史资料书刊回顾展》,《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石肖岩《纵横天地春风来》,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高旭华《加强协作,快出成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发言》,《文史通讯》1984年第3期。

《回顾与瞻望——军事组工作情况介绍》,《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987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上)》,《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4辑。

1987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下)》,《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

《推介13种文史书刊》,《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1988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上)》,《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3辑。

何大钧《回望文史岁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在十二月二日、六日召开的文史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和全体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诸城市政协《专题征集的酸甜苦辣》,《文史通讯》1992年第1期。

郭元魁《我爱文史资料工作》,《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杨继先《回顾二十年的文史工作历程》,《史者的情结》(自印本)。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认真总结经验,再创文史佳绩——我们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与体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有林《当代中国史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党德信《文史资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

向一《〈平津战役亲历记〉编辑琐记》,《文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司徒标、唐仕进《文史牵动赤子情——珠海市政协通过文史工作联络“三胞”片段》,《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董一博、柴夫《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积极作用》,《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

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五年工作总结》(新华网宁夏频道,http://www.nx.xinhuanet.com/zonghe/20

08-01/11/content_12194862.htm)。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徐桂英《承敝通变忆文史》,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政协泉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工作总结》(http://www.qzzx.gov.cn/show_zzy.asp?i

d=1962&type=%B9%A4%D7%F7%B1%A8%B8%E6%BC%B0%BE%F6%D2%E9)。

宜昌市政协《依靠社会力量,抢救文史资料》,《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张式《加强协作,努力“抢救”文史资料》,安徽省政协办公厅编《安徽政协——安徽省政协第二次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专刊》1984年第2期。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晋中市政协《突出地方特色,发挥文史功能为推动晋中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http://www.shanxizx.go

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1989&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朔州市政协文史委《知难而进,奋力进取,积极探索政协文史工作的新思路》(http://www.shanxizx.gov

.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1999&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郑联平《文史资料工作回顾》(http://www.ydzx.gov.cn/news/view.asp?id=686)。

绛县政协文史委《履行专委会职责做好文史工作》(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

p?ID=1988&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郧西县政协文史委《文史工作是政协工作的有机部分》,《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重庆市政协视察团视察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马健虎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http://www.tianshui.com.cn/news/qs/2006080110433317988.htm)。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政协文史工作新发展》(http://www.zszx.gov.cn/show.asp?id=731)。

罗田县政协《做到五个坚持,办好〈罗田文史〉》,《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别开生面求特色》(http://www.zxxm.gov.cn/zxgz/ktdy/200911/t20091127_330442.htm)。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政协文史工作新发展》(http://www.zszx.gov.cn/show.asp?id=731)。

晋源区政协《做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经验和体会》(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

sp?id=2119&bm=017&name=)。

常德市鼎城区政协文史委《领导的重视是搞好文史工作的关键》,《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孙维祺《说古道今话美原》,《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黎托简讯(2009年第十三期)》(http://ltx.yuhua.gov.cn/zjlt/ltjb/200910/t20091012_178531.htm)。

《声明》,《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编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

裴琛《我是如何编辑〈稷山文史资料〉的》,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山西省政协文史办《撰写文史资料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史通讯》1984年第4期。

全国文史委先后两次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向白杨、朱学范二人公开道歉,表示刊载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时,“不够慎重,致使白杨、朱学范两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为此,对他们谨致歉意。”(《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久思、易生《历史事实不容歪曲——质问郑大纶先生》,《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武汉市政协文史办《郑重声明》,《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武汉市政协积极贯彻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

余湛邦《是非黑白,不可不辩——对郑大纶〈内幕〉一文的辩正》,《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

《冯文彬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对发表〈我所知道的卢汉〉一文的批评意见》,《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及时纠错收效颇佳——广州市政协正确处理吴菊芳女士的批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李小松《对〈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一文的订正》,《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附记》,《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及时纠错收效颇佳——广州市政协正确处理吴菊芳女士的批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徐振旗《浅谈文史资料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2),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

《陈进玉同志在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赫章县文史资料工作概况》(http://www.yelangwh.cn/showart.asp?id=3&showpage=6)。

刘翠云《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二题》,《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别开生面求特色》(http://www.zxxm.gov.cn/zxgz/ktdy/200911/t20091127_330442.htm)。

王保昌《文史工作要突出重点,为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http://www.yxzx.gov.cn/xxxs.aspx?id=200708061

4521096)。

户县政协文史委《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刍议》,《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王月圣《走进文史——深切怀念宋斌同志》(http://www.enshi.cn/20051208/ca34495.htm)。

征编文史资料的几点体会》(http://www.hcq.gov.cn/zwgk/Show.aspx?id=6298)。

做好新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几点体会》(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

?ID=2012&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山东高密政协创新文史工作,在打造精品中服务发展》(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http://cppcc.people.co

m.cn/GB/34962/35003/9103689.html)。

王保昌《文史工作要突出重点,为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http://www.yxzx.gov.cn/xxxs.aspx?id=200708

0614521096)。

张二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文史工作的独特作用》,《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

张二牧《认真做好发行工作充分发挥文史书刊的社会效益》,《文史通讯》1990年第2期。

白元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收到好的社会效益》,《湖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杨远如《我们是怎样把好“三关”的》,《湖南文史通讯》1984年第4辑。

《安徽省颍上县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