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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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領袖 蔣介石

 

 

第三章      蚕食中华

 

袁定

 

 

 

 

第三章           蚕食中华

 

 

第一节     皇姑屯事件

 

日本大和民族,自古以来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熏陶,无时无地不在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及礼仪典制。公元一八六七年,睦仁天皇即位,取《易经》(说卦传·第五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中的明治二字作为年号,是为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将首都迁至江户,改称江户为东京,建立明治政府,随之便开展轰轰烈烈地维新运动。“维新”一语则是来自《诗经》(《诗·大稚·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此可见日本大和民族对于中华文明中三王时代的文化典籍有着很深刻的研究。明治维新的目的就是要将封建的日本通过殖产兴业,多项开发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明治天皇如何来实其现维新的目标呢?理应是立足于本疆本土的开发,充分挖掘各类潜能,万不想其所定国策竟然是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并且高喊: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由此可见日本大和民族的两面性,表面上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王道文化;而骨子里则一味功利主义,学习推行西方列强的霸道文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深渊!

支那”一语,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唐等。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狂喜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色彩。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开国,直到一九三O年六月三日日本才承认国民政府,但在一九三O年十月之前还一直称中国为支那,到一九三O年十月以后才改称中华民国的正式称谓。

日本大和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学习中华民族的王道文化,建国立制。然而,当自己的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时,竟然奉行霸道,



奋斗目标却是要征服中国,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大悖论。

中国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早为日本的野心家们所觊觎。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确定的首选侵略目标。当时的日本政客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东北的矿产铁煤,他们就不能发展工业化,如果没有中国东北的农业产品,他们就无法自强自立,故而认为必须要首先征服中国的东北,将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日本才会有后续的更大发展。

日本侵略东北的第一步,是制造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192864日凌晨530分,张作霖乘坐由北京返回沈阳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即于当日死去。因三孔桥在皇姑屯火车站以东,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被称为皇姑屯事件。

日本人炸车后不久,又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社会混乱,以保证日本侨民安全为借口,便可出兵东北。奉天当局为保时局稳定,防止日军乘机举事,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帅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也就不敢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于事发当天的六月四日、在北京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但还不明白真相如何,不过凭直感判断一定是出于日本人的谋害。日本人既已对张作霖下了毒手,当然对张学良也不免会有阴谋企图。张学良有鉴于此,虽然接到奉天督署打来「盼立即返奉」的电报,但并未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首先命令所属鲍毓麟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等候革命军进驻,再行撤退。然后,他本人则化装为炊事兵,由北京出发;在途中通过有日本人监视的某车站时,非常谨慎地下车步行绕道而过,最后换乘汽车,秘密进入奉天。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21日发布张作霖死讯。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筹划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全国发出通电:

先大元帅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立即对张学良等人发出覆电﹕

“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公共策之。中正。”(《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在这一天的上午七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天空,同时都迎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特别是在奉天,市区都悬起了青天白日旗,这是由公安局在天色未明之际迅速部署,以致日本方面来不及妨害。

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都应邀参加,唯独日本领事未见来到。

Text Box:  张学良于宣誓之后,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发表演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此时,除了台湾等一部分地区尚为日本所占据外,中国全土终于统归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之下。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以来,实则已经消逝了十七年的苦难岁月。

蒋介石对好不容易终使全国统一跻于完成之后的感慨,是这样地留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 “『自本年五月以来,日本用如此强暴横蛮之压力,尚不足以阻止我东北军民同胞归附中央之赤忱。北伐誓师,未及三年,卒使统一事业克底于成,岂非三民主义战胜一切之效乎!日本侵略者野心虽狂妄无已,无奈我中华民国何!

『总理与诸将士,先烈在天之灵,幸得告慰矣!』”(4)(《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并且依其所望以热河加入东北,成为东北四省。

北伐任务完成,全国实现统一,与「统一全国」任务齐头并进的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最大的课题,是由「军政时期」转入「训政时期」。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国大纲」中,将革命后的政治形态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所谓「训政」,则是在到达完全实施「宪政」过程中的一个准备时期。当北伐期间的「军政」告一段落的此刻,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就是要把在长期混乱中民生凋敝和丧失社会组织性的中国民众加以训练,并推进建设工作,以尽速奠立全民政治的宪政基础。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遵循总理遗教,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并决议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中华民国政治基础的五权分立组织于焉确立。

十月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制订「训政纲领」六项,由国民政府公告施行。「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为﹕

    “「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国民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按:注意,是指导而不是领导)与监督下,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国民政府组织法令之制订及其修正,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5)(《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继之,于十月八日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国民政府人事如下﹕

国民政府委员: 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 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 森、张学良。

 

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考试院院长 戴传贤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历史上北京并不叫北京,辽代称上京,金代称中都,元朝称大都,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将大都改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平定,人民得以安定和平,居家度日。燕王朱棣篡政,迁都北平,始改称北京。满清入主中原建都这里,成为异族统治中原的都城。

中华民国实现统一,即恢复历史原貌,将北京正式更名为北平:

“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自清朝将近三百年来所建立的北方国都,从此之后,即被称为「北平」。”(6)(《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侵入北平,再将之改称「北京」。一九四九年,中共建都北平,又被称为「北京」;但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仍为北平。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此中华民国的国旗开始飘扬在全国各地的上空,从而实现了全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先生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幸全国已告统一,我堂堂中国必能独立自由平等于现时代也。”(7)《历史关口·蒋介石日记·19311945》第一集。(凤凰电视台视频)

当然,这种心情只能是蒋介石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一种坚定信念,但这一信念的实现,则必定需要一定的时日与历史条件,和平统一的历史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Text Box:

(馮玉祥、蔣介石和閻錫山合影)

北伐完成之后,各方面军事兵力大致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其它:30万,加上全国其它地方部队,总数当在两百万以上。军队所需要的粮饷,几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收入。军费严重超支,19291月,蒋介石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会议决定裁军,蒋介石准备了《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大纲规定:除了中央军保持六十万人以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二十万人以下,自编遣之日起,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力收归中央。这是中华民国实现政治统一后,为实现军事统一指挥的一个步骤,然而,在国家统一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这一措施遂立即引起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因为军阀向以拥兵自重,裁他的军队犹如刨他的根。

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认为:所谓编遣会议,实际上是蒋介石想把他们的军队都编遣掉,主要保留以蒋介石中央军为系统的部队。蒋介石的裁军计划,终于由争吵演变成争斗,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发动了“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兵祸连结长达七个月之久,致使中原大地再罹兵燹。

刚届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对于国内外的形势头脑非常清醒,他认为若国内战火不熄,军政不能统一,必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良好的入侵机会,那时亲者痛仇者快,将何以面对国人!一九三O年九月,张学良发出和平通电,率十五万东北军入关支持中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集团土崩瓦解,至此蒋介石终于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大局。

日本想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早已是处心积虑。一九二九年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即制定了《占领满蒙计划》,随后包围铁岭县城,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超过万人。

 19319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日军挑衅、制造摩擦不要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最后突围

 

撤走。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只是震惊,更是震怒与悲愤!小小日本,弹丸岛国,竟敢用武力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制造事端,侵占我神圣国土。当时面对如此形势,中华民国政府的决策可有两项选择:

  1. 发布命令,对日宣战,组织全国军民奋起抗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

(二)将事件真相公诸于世,报告国际联盟,用世界舆论、人道公理、国际准则制裁日本。

全国民众眼看东北同胞沦于日本铁蹄之下,纷纷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拯救骨肉同胞于水火之中。

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者,兵事也,征战攻伐者也,事关国家兴亡盛衰,民族生死绝续。

Text Box: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是其政客们与军国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这是日本自明治以来,政客们与军国主义集团的共识,时称“大陆政策”,或“大陆经济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达到预期目的,数十年来,日本举国上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武士道”、“大和魂”的尚武精神,强化教育、训导国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聚教训,小小的日本国,已建立起生产技术先进的军工体系,已建立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人员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侵略军。怀着“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九月十九、二十两日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8)(《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这是蒋介石先生当时对中国以及亚洲形势的总体判断,由此可知中日之战必是在所难免。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面对“九·一八事变”,中华民国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该如何制定国策?是立即对日宣战,奋起抗击?还是通盘筹划,暂作忍让,全面备战,条件成熟,再对日宣战,击败日寇,收复国土?如果立即对日宣战,奋起抗击,那么,又如何才能保证这场卫国战争胜而不败?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远的,如晋朝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偏安不归的教训不用说,仅就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义和团扶清灭洋庚子之战的惨痛后果,无不令人记忆犹新!如今的中国,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再不是帝国王朝的时代,而是已建国二十年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华夏儿女共同拥有的国家,对日之战,不战则已,战则必须要胜!这一保卫中华民族、保卫中华民国的历史重任,落在了蒋介石的肩头!

中华民国已开国二十年(几乎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国人: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传统的民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一心一意进行国家建设,十年时间国家即可富裕强盛起来。但在二十年的岁月里,一路走来多有坎坷,前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毁法,徐世昌僭位、军阀割据,两度北伐,再加上在原共产国际、前苏联支持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宗旨不同,数年中两党博弈不休而成为内忧。直到一九二八年底才实现全国统一,甫告统一,又发生中原大战,二十年来艰难曲折的道路,风风雨雨的历程,致使国力发展缓慢而不尽人意。实事求是的讲,当时若立即与日开战,实在是难有稳操胜卷的把握。

头脑清醒、思维理智的先生们,如果您是当时中华民国的主政者,面对如此状况,你将该如何决策?

    当时《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董事长)、胡政之(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总编辑兼副总经理)面对“九一八事变”,深以为中华民族忧。他们三人都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他们认为中日之间的问题,决非一日所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至昭和新政以来,一直将向外扩张、征服支那定为国策,千方百计发展武备,军力日益膨胀,日渐强盛,眼下中日两国的国力、军力、经济实力极为悬殊,若仓促开战,中国必亡无疑。三人经过深思熟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大公报》召开全体编辑会议,确定以“明耻教战”四字作为当下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即安排年富力强的编辑王芸生立即着手撰写187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史,让国人了解外侮之由来。1932年初,配合《大公报》“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文开始连载,持续两年无一日中断。所谓“教战”,即开设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国防军事知识。在那战火缤纷,国难重重的岁月,《大公报》同人,以他们的真知灼见,从舆论上、行动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着力进行的国防教育。

 

如何决策,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沉浸于慎重冷静的思考中。

蒋介石经过审慎思考,于九月二十一日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并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作出如下部署﹕

“『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了以下四点基本方针﹕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专程前往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赖国联公理处断。” 9)(《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当时,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正举行例行会议,中华民国派施肇基代表出席。施肇基于事变翌日(十九日),即遵照外交部训令将日本军队突然攻击沈阳并加以占领情况通告国联秘书处,要求国联为谋使日军退出而采取最适当的措置。
    二十一日,施肇基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他照会国联秘书长,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保障和平义务)召开国联行政院会议。照会内容为﹕

“「……中国代表又接本国政府电告,得悉九月十八日以后之情势发展,较第一次所报告者更为严重。并称﹕日本正式军队于九月十八日夜无故向沈阳及其附近之我国军队轰击,……嗣后占据沈阳、安东及其它各城市;各地之公共机关均被强占,各交通路线亦被日军夺据。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
    「中国为国际联合会会员之一,……认为国联殊有依据第十一条所赋予之权力,阻止危害各国间的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10)(《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国际联盟接到中华民国的申诉,九月二十二日国联行政院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致紧急通知于中、日两国政府,请各防止有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听后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中华民国虽向国联提出了维护和平的申诉,国联决定派员调查裁判,将作如何裁判尚不得而知。

同日,蒋介石又忧心忡忡地写下如下日记: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11)(《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宋·苏洵《辨奸论》)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而言乃是一件震动全国民心的大事,绝非是“微”,而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则自然是“微”。蒋介石为此而忧心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要们,能否洞察及此,我们无法知晓,但八年后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介石先生的忧心,即变为了人类灾难的现实!

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

何部长敬之: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2)(《蒋介石文集·别录·中华民国二十年》·致何应钦部长指示对日方略电)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作出相应部署之后,又先后向国人宣示救国御侮决心

 

一、 手书期于十年内湔(jian)雪国耻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中华民国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蒋中正 九月二十八日

 

二、手书救国之道誓词

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望我全国同胞,共同一致,努力于和平统一守法自强二语,以达救国御侮之目的。永为中华民国双十节之誓词,共矢勿渝。

                中华民国二十年双十节    蒋中正

13)(《蒋介石文集·别录·中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宣示救国御侮决心)

中华民族是个极度崇尚世界和平的民族,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开国之初就曾昭告国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中华民国之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是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平为世界之真理,国民之天职在促进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本维护世界和平的公理,促进世界和平的天职,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请求国联按照国际公法,要求日本收敛侵略行动,从我国东北撤兵,使东亚人民免罹战火。国民政府力求拥护国际公法的尊严,维持非战公约的效力,同时也做好如果和平破裂,我们将坚决抗御的思想准备。

蒋介石十月十二日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上强调:

“今日我们固甚愿以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非战公约的尊严,虽日本侵占我们领土,我们仍不对他宣战,是为了要维持公理,为公法公约而竭力忍耐,但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以尽我拥护国际公法维持非战公约的责任,非战固是神圣,但为维持公法公约而战,无论牺牲怎样重大,也是有价值的。”(14)(《蒋介石文集·演讲·中华民国二十年》·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

(日軍佔據遼寧省政府)

为了占领和控制我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满洲建立亲日政权。起先,日本寄希望于掌控满洲的军阀张作霖,当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即将其暗杀;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满洲的张学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华民国中央国民政府,日本的阴谋又告失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完全占领我国东北地区。一九三一年底,因满洲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经过精心策划,将满清废帝溥仪秘密接到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策动满洲独立并建立伪满洲国提出严正抗议。(详情见后)

国际联盟根据中华民国的申诉,派出李顿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全面调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同时在日内瓦、南京和东京公开发表。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行动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然而,通过国际联盟,进行外交斗争,广泛团结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从拥护国际公法、维持非战公约的高度出发,在道义上舆论上最大限度的孤立日本,这也正是蒋介石先生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策略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夜晚,再度仔细审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记上记下:

“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八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余于是又知昔者郑子产之慎于辞命之用心苦矣!”(15)(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胸怀流血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日,蒋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中发表讲话,表明决心﹕

『我(蒋总统)看如果中国自己没有充分自卫的力量,国际又没有很大的决心制止暴力,日本决不会撤兵。……现在中国已经失了东北土地,不光是东北三千万同胞同心协力,非把他收回来不可;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也都有决心,非把他收回不休的。

『我们一方面很诚意的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会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更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

『自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以后,日本外相币原即与他们南(次郎)陆相说﹕「你要把东三省整个吞下去,无异吞了一个炸弹。币原在外交上是比较有些世界眼光,对中国必先有深刻的研究,纔说出这一句话来。

『我相信我们自己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准备,就要运用这句话--以东三省来做日本的炸弹,来收回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昭和新政对华政策付诸行动的第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这次事变,造成我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三千万父老同胞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大批同胞逃往关内,到处流浪,吃尽战祸之苦。

强敌入侵,全国震惊,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审时度势而后提出:“应先提国际联盟会及非战公约各国,以求公理之战胜。而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至于军事,忍耐至相当程度,出自卫最后行动,与倭寇决战。”这一审慎应对的主张,给中共留下了大造反蒋舆论的空间。

“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国土沦丧,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蒋介石卖国贼,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论调铺天盖地。时至今日,这一论调仍为不少人士所津津乐道。

在这一舆论的鼓动下,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太原、长沙、西安、贵阳、开封、保定、广州、福州、武汉、南昌、兰州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立即抗日,打败日寇,收复国土。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左联”的策动下,推选130名代表,赴国民政府驻日公使馆请愿, 并提出四点要求:下旗归国;对日绝交;对日宣战;发给全体留日同学归国船票。

国内,在中共的策动下,平津学生组织所谓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请愿。北平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 500余人,冲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各办公室捣毁,将外交部长王正廷头部击伤。续赴中央党部,又将接见示威团的蔡元培、陈铭枢殴伤架出门外,要求蒋介石亲自接见。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学生们要求抗日的主张是正当的,只是需要引导,蒋介石同意接见学生。

1212日,蒋介石接见了学生请愿团。在冬日寒风中,与同学们立谈两小时。蒋氏日记称:“几受侮辱”,“余现身说法,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学生能受理解感化,而极少数之学生亦无如彼何也?”蒋介石吁他们回到学校里去﹕『拥护中央,实现统一,各尽其职,勿越法纪,御侮救国之道,尽于此矣!』(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JiangAndStudents 

 

 

(蔣介石與包圍國民政府的中共學生運動代表

平等對話 )

 

蒋公14日日记云:“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详尽。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数,而少数败类,横行无忌,罔知礼义,殊为国家悲痛也。”

为了化解大中学生们的偏激情绪,将广大学生满腔的爱国热情,引向正道,教育部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开展抗日救国教育活动。

为了向全国学生阐述如何才能救亡图存的道理与策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书曰:

【中国今日当存亡关头,政府受人民之詑,合人民之力,负折冲御侮之责。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则人民必唾弃其政府而国乃亡;人民不服从政府之指挥,则政府不能约束其人民,步骤错乱,为敌所乘,而国亦亡。呜呼!时至今日,而谓尚可不一心一德,披肝沥胆,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也?全国学生血气正盛,爱国至殷,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可有救。存亡决于几微,生死定于俄顷,故愿竭其诚为我学生诸君告也。

所谓统一指挥者,上下一心,步骤一致,牺牲个人及一部分之成见与利益,以贡献于国家也。学生今日为主张对日作战者,则即以战言。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抟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犹不能战;以整个的国力,应作战之需要,甚至毁吾庐墓,不为不孝,夷吾室家,不为不仁;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不特战时为然,即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之时,亦必有统一之指挥,乃能有充分之准备。即如全国学生,今无一不愿荷枪前敌,为国捐躯者;然义愤固可薄天,平日苦无训练,则必施以短时期之军事教育,在此受军事教育期中,即须牺牲其平时所享之自由,俾成为整齐严肃之战士。若曰是尚未至于战时也,约束可以不行,作辍可以无定,是则灞上辕门,直如儿戏,一旦临阵,仓皇失措,既为无益之牺牲,复无补于国家之危亡,吾知明理达义之学生,于此必能憬然悟统一指挥之必要,且及未战之时,尤常磨厉及此矣。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武者,有热血偾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以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其尤为艰苦卓绝者,则全国民众于热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励沉着,不予敌以可乘,不示人以皇乱;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敌国野蛮行动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之大计,决于自身,但求同情,等于依赖。惟深信只有刻厉沉着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伟绩;惟有步伐整齐之纪律,乃能决胜克敌于疆场。故全国民众最近所表示者,不仅消极的使敌人无隙可乘,且积极的可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愿全国学生于此良好之基础,益相勉励,以底于最后之成功。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最后之一课》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拼命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敌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厉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今乃有以不宣战,不开课为揭示者,有以出兵与读书并提者,其发于热诚,故难厚非;衡诸事理,实多纰误。夫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权能,以定惟一之大计耳。若政府于此,而可不计国家利害,轻徇请求,或筑室道谋,踌躇不断,则为溺职、为误国、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必答者也。外交侭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厉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决不负国家也。

呜呼!今日之事急于星火,今日之国危于累卵,吾人盥(guan)  总理救国救民之遗训,负此无可旁贷之责任,苟于国家有利者,则必身先人民而死,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竭诚相告,惟全国学生共鉴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壹》电子版P288-290

这篇《告全国学生书》针对当时历史条件,就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统一指挥与分散行动的利弊;可战而不战与不可战而战的后果等抗日救国要略,逐层剖析,掬诚以告。针对示威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对日绝交,对日宣战的诉求,就为何不能立即与日战的原因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并告诫大家:“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同时声明“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权能,以定惟一之大计耳。若政府于此,而可不计国家利害,轻徇请求,或筑室道谋,踌躇不断,则为溺职、为误国、为千秋万世之罪人。”

这篇动情晓理的经典性文告,在那极左思潮激荡、泛滥的年代,在对国民政府一派指责声中,而被一片喧嚣叫骂的声浪所淹没,极可能不曾收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淘尽黄沙必见金!时光老人是主持天下公道的专职老人,老人用“时光”这把铁扫帚,从不停歇地在清理着世上的垃圾与污垢,当把尘土黄沙清除净尽之时,真金必定显出本色。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静静阅读这篇文告,扪心自问,细细品味其中之理,会使人深深感到,当时国民政府对国情、敌情、军情、民情的分析,是何等的客观透彻,深刻细致,这不就是当年国民党中执委同仁们与蒋介石先生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呐喊?不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向国人所作的坦诚告白吗?此后蒋介石以领导全国军民对日抗战,艰苦卓绝,八年浴血,最终战胜倭寇,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事实,显示了这篇《告全国学生书》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开拓团

 

日本侵华是处心积虑,谋划良久的既定国策,手段是武力攻取,目的是永久占有,要占有矿藏资源、占有农业物产、占有土地和人民。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只是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既定国策的内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004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点移民:从1905年开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事变之前,为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武装移民”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即“国策移民”阶段。由此可见,日本的侵华行动并非是从九一八事变时才开始,而是从清末甲午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

19341128日至12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  1935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东北移民10万户。10月,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2月,在伪满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19364月,关东军召集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及“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其具体的实施计划《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制成政策案,于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伪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为掩人耳目,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

1937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会社”,作为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活动管理机关。同时又成立以关东军高级军官及伪满大臣为成员的“拓殖委员会”,作为伪满领导移民活动的最高机关。193912月,日本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被日本殖民分子视为其从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其核心内容为: 1937年开始,20年内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百万户,500万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第一期1937~1941,计划移民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第二期1942~1946,移民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第四期1952~1956,移民4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其中甲种移民又称“集团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优厚补助并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种移民又称“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补助、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在移民的过程中,日本采取了“分村分乡”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国内的一个村或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开拓团”,移居到东北后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分村分乡”逐渐成为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后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开拓团”竟占总团数的95%

日本侵略中国,一开始就采用了军事、经济、文化并举的手段,当开拓团进入中国东北不久,就开始出现“大陆开拓文学”,有小说,有诗歌,有影视。一方面渲染中日亲善,回避侵略事实;一方面奴化、愚化日本自己的国民。在大陆开拓文化精神的鼓动下,“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成为当时日本的流行口号。除了流行的开拓文学,大量的纪录片、电影短片也开始激励着无数日本人前往满蒙地区。纪录短片《年轻的开拓者,满蒙开拓义勇军》 描述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兵营训练的风景以及生活,而《冬天的移民地》更是回避了东北严苛的气候环境,向日本国民着力介绍了一座座村庄丰收的样子。而在《锄之光——向着大东亚的建设》片中再次呼吁民众抓住时机,移民满蒙。为了鼓励日本本土妇女嫁往满蒙,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甚至还亲自创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娘》的歌曲,命人组织传唱,鼓动国人。

日本,一个岛国,仅凭其武装力量的一时强大,竟蔑视天理,蔑视国际公法,公然向隔海相望的平原邻邦,文明之国——中华民国大量移民,而竟冒称“开拓”。何为开拓?开辟、扩展之谓也,应到何处去开拓?本国境内的处女地,或无人居住的荒岛山林、海滨滩头。用武力侵入具有悠久传统文明的邻邦,非法移民“开拓”,这是何等的无知、荒谬、野蛮、霸道的强盗行为!

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政策,有着险恶的用心,即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造成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优势,反客为主,霸占东北。

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到其战败时,日本共向东北移民10万户,33万人,远远没有实现他狂妄的“百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战败撤回移民时,其艰辛惨像,不堪回首,这一批一批受尽艰苦磨难的人们自然是日本下层的劳苦大众。

 

 

       第四节       毁灭东方文化的“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引起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普遍关注。

而在国内,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以汪兆铭为领导的一部分人,不顾日寇侵华,民族危亡在即,举国上下急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现实,却在广州自称「国民政府」,进行着反中央的活动。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携带内容如下的手书前往香港,促请汪兆铭等人归顺统一﹕

『弟(蒋总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九一八沈阳之变刚刚发生,中华民国急需以统一团结的局面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而汪精卫等这时竟公然分裂中国,授敌以可乘之机,这当然使蒋介石心急如焚。

    “此时,为谋国家统一,蒋介石提出了最大让步的方案。南京国民党中央为期广州汪兆铭等人的归顺统一得以实现而提出的让步方案,有下列三点﹕

  一、如粤方自忖能应对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

  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任,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

  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

    针对以上方案,广东方面所提出的统一条件,是要求主席(蒋总统)下野;中央方面为挽救党国存亡危机,对于虽则是如此极端的要求,也有让步的打算。”(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鉴于汪兆铭等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态度坚决,蒋为促成党内宁、穗两地同志团结,遂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

空军总司令各职。当辞职时,对全国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的立场﹕

.........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麋顶踵,同纾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二十二日,蒋介石偕夫人恭谒 国父孙先生灵墓之后,乘飞机返回故乡-浙江奉化,为的是既已引退则不拟对于新的国民党领导者有所影响。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的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直到二十九日结束,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经过这样的过程,南京和广东始合而为一,翌年(一九三二年)元旦,新政府宣告成立。

蒋介石下野之后,与胡汉民、汪兆铭同经四届一中全会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未就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大对东北的占领,日军侵略锦州的全面进攻,是一九三一年逼近岁除的十二月三十日开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日下午攻入锦州城。至此,东北全境差不多都已陷于日军蹂躏之下,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纔只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此时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已落在新政府的肩上。胡汉民、汪兆铭、蒋介石虽缺席被推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均未到职,新政府困难重重。元月二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联名邀请蒋介石先生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发去的电报称﹕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蒋总统)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十二日,立法院长张继及前敌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同到奉化,促请蒋先生复出。

    鉴于国家面临如此局面,蒋介石无法推辞,乃终于离开家乡,到达杭州,和由上海前来的汪兆铭见面。十七日会谈约一小时半,然后由二人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胡汉民,请其共赴国难,但胡汉民因在养病中,未能前来南京。

   蒋总统当时向夫人表示﹕『国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则概不应顾也。』夫人点头称﹕「是。」十八日,孙科复来杭州;当天晚间, 蒋总统招待汪、孙二人晚餐,即席表示﹕

    『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想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二十一日, 蒋总统于杭州启程之际,对记者发表谈话﹕

『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苦痛。......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蒋介石回到南京,正是日军在上海制造各种借口的挑衅之际,中日两军已经面临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在如此紧急情势之下,蒋介石于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常会,常会接到了孙科请辞行政院长的电报,外交部长陈友仁也在先一天辞职前往上海,国家政务再度停顿。

二十六日晚间, 蒋介石约汪兆铭晤谈,告以﹕

    『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中(蒋总统)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汪兆铭于二十八日就任行政院长。

    「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犯上海,也就是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

    日本军部为了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意力,创造一定的间隙来炮制伪满洲国,于是就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大批淘金者从世界各地踏上这片东方热土。到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已超过六万。当时的上海,人口大约有三百余万,外国人所占比例也不过百分之二左右,但在世人眼中,上海似乎更像一座外国城市。那时的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外国人的租界,洋泾浜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日益恶化,尤其是在国际都市大上海的同胞们的表现尤为突出,市民抗日运动为之沸腾,逐日不断地举行各种抗日集会。

“对于市民如此反日情感更其火上加油的,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们的对抗行动。他们以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所举行的「上海居留民大会」为开端,继之召开「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全支(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猛烈诟责中国;他们高呼着日本侵略军阀所制造的口号--「膺惩暴戾支那」,这是对于本来就已经非常激愤的中国市民越发加以刺激的挑衅行动,惹起了不少次的小纠纷。”(16)(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于是,看到了这些情况的日本军部,便抓住中国民众日见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即决定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拨出经费,召集相关人员进行周密策划。他们在上海收买瘪三无赖,地痞流氓,唆使他们袭击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有日本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为冬季修行,行经上海市马玉山路,受到颇多中国人(多为被日本收买的瘪三无赖、地痞流氓。)突袭攒殴,经在附近的日本人所经营之东华纱厂职员将受伤者三人送入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于二十四日死亡。当时,得到报告的中国警察赶到现场,但行凶者业已逃之夭夭。

此一事件,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是出于日本特务机关所阴谋策动。就连在事后受国际联盟委托担任调查的英、法、意等国驻沪领事团所提出的报告书,也都认为「行凶的中国人中,有数人大约是最近组织的抗日义勇队队员。」

不明真相的日本侨民,大为激愤,他们气势汹汹地宣称﹕发生了像这样的凶杀事件,是由于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抗日」、「反日」所反应的态度太软弱之所致。

事件的第二天,日本的青年们即哄(hong)起了所谓「复仇」的暴力寻衅行动。这正是日本特务机关所需要的效果。

和尚事件的第二天,即元月十九日,有「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等浪人三十多人,手持刀、棍、火药冒雨涌到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工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他们以「袭击日本和尚的犯人一定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为借口,在捣毁工厂之后,继之纵火焚烧;临去时更与中国警察冲突,杀伤三人。及至二十日下午,又有日本侨民二千人,集会于蓬莱路日本人俱乐部,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出兵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继之,更在市区示威游行之后,并赴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提出请求出兵,进行镇压,可谓是气焰嚣张。

他们的示威游行队伍,行经闸北虬江路及北四川路一带,殴打过路的中国人,并捣毁颇多中国商店及电车、公共汽车,更将执行制止其暴行的公共租界外国巡捕殴伤。

此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乌云翻滚,不仅日本浪人的寻衅行为不断升级,同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的态度也颇为强硬,就在日侨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即二十日,村井便向上海市政当局提出五项要求:

“(一)市长道歉。

(二)逮捕凶犯。

(三)赔偿损害及医药费。

    (四)取缔抗日运动。

(五)解散抗日团体。

对于这些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所作出的答复是:「(一)(二)(三)项可以考虑。关于(四)(五)两项,因此类团体是由民众基于自动的爱国的赤诚而组织,他们行动只要是不妨碍秩序与安宁,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压迫的,而且也没有那样的权力;但如有越轨行动,则当依法制裁之。」”(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与此同时,吴铁城针对日本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议;而村井仓松则向吴铁城表示遗憾,同时言明,查缉纵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从严惩办。

日本军部原本是要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的,所以上述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在武装行动前准备过程所需时间的表演而已。与此同时,从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大批日军在上海登陆,不但要求“惩凶”,并要求取缔一切抗日团体。

村井仓松也于二十四日以海军压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暗示可能使用武力。接着,村井更于二十七日强硬地提出「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前回答」的最后通牒。

日本计划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乘隙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二十二日,日本海军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了胁迫性的声明,送达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长如不能给予满意答复,并立即实行日本方面的要求,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的权利和利益。」(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侵入了闸北一带。日军首先袭击警察机关。接着,又向中国驻军开火,除使用野炮、曲射炮等火器之外,并经确认已动员装甲车十余辆,是正规的作战行动。据日本方面纪录:元月二十八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现有兵力九百零八人,加上由日本国内之佐世保镇守府及吴镇守府两处军港增派前来的九百二十五人,合计为一千八百三十三人。

时在闸北驻防的是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面对日本人在上海的嚣张气焰,蔡军长在二十三日十九路军干部会议上愤怒地说道: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向我们寻衅,我觉得实在是忍不下去,所以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上海警备司令戴戟亦慷慨陈词:自从东三省问题发生后,兄弟个人觉得做中国人实在是该死,尤其是做军人,更是受刺激的难过,良心上的责罚,真是痛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倭寇一决死战,才是真正的办法。

十九路军有着参加过“北伐”的光荣传统,总指挥蒋光鼐在军事干部会议上强调: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在恰驻防上海,这对十九路军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国家也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的死可唤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人!

日军对上海的警察驻军发动进攻时,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正在市区西郊真茹的该军指挥部中。蔡廷锴得知日军攻击闸北的消息后,立即下令驻守闸北地区的该军第七十八师所属第六团(约千人)将日军击退。

    此时,十九路军辖有三个师,计三万兵力,担负上海以至于南京方面的防务。总指挥蒋光鼐依据日军攻击规模判断必将面临大会战,故而决定除在南京等地留驻部分兵力外,差不多已将全军投入上海战场。

    二十九日傍晚,蒋光鼐与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决心澈底抗战,以鼓舞十九路军全军士气,电文如左﹕

    ......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区终于成了战场。战斗打响后,上海各界义勇军,纷纷推举代表,到真茹去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请求参战。蔡廷锴指定总部的高参华振中,156旅旅长翁照垣为义勇军正、副总指挥,参战各界义勇军达五千余人,担负起了战勤、救护、消防、宣传、传递军情乃至查奸和作战的任务。

蒋介石先生此时刚由老家溪口返回南京,遂向国人公开表示:中国要争取国际干预,但并不等于一味的等待,以及对日本继续不抵抗,若国际制约无效,则我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一月三十一日,日军又增调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以及海军陆战队七千余人增援上海。并从长江上炮轰南京。蒋介石担心日本有侵占整个东南之企图,因而明确主张将国民政府迁往河南古都洛阳,以便与倭寇长期作战。为亲自表明本人决心并号召全国官兵奋起抗战,特向全国发表通电:

“……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进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17)(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蒋先生对主张迁都一事,在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亦曾记述了他自己对这一重大决策的利弊权衡: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18)(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十九路军孤军难支。蒋介石遂将中央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税警团合并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二月十六日加入上海作战。战斗更加激烈。时上海工商界、实业界、地方名人史量才、黄炎培、虞洽卿及杜月笙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

据相关史料记载,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上海市民支持抗战,热情很高。当时只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向大家说一声“抗战需要”,立刻就会有大量所需物资像小山一般堆积在该会门前。以至于报纸电台经常代表该会发表声明:昨天本报或本台说十九路军需要某某种物品,现在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本会已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同胞们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淞沪抗战爆发后,流亡上海的韩国侨民,也组织起慰劳队筹款购买纱布、药棉、碘酒等战地所需物品,送往十九路军前线阵地。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上海台湾联合会,还联名发出“劝告日军倒戈自救”的日文传单。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是在上海国人居住区展开,但上海市中心由英美法等国控制的租界当局,也紧张异常,纷纷拿出应对措施。战争爆发初期,上海的金融及经济秩序一度受到冲击。此前,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曾大肆举债,仅一九三一年就发行公债七十四亿六千万,其中三分之二为上海各银行所持有。“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为筹措经费,国民政府请求国民延期偿还及减息,这无疑损害了持票人的利益。但“上海持票人会”立即发布宣言:同意减息延付。若在平时,无论国家财政如何困难,万不容稍有变更,因为这是国家与国民需共同遵守的“诚信诺言”。惟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百业停顿,税收奇绌,日本入侵,国难当头,持票人深明大义,为国难甘受牺牲。

时身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对国民的慷慨,深为感动的说:持票人恸外人之侵凌,国势之颠危,愿损个人之利益,以纾国家之危难,提出减轻利息、延长还期、保障基金各办法与政府相互妥协,尤足以表现我国民爱护国家,一致团结之精神,本人深表敬意。

“大家保卫大上海,大家保卫大上海,各行各业一齐来!

有力的出力,有财的出财!

大家保卫大上海,不分贫与富,大家一齐来!”

这是当时上海市民的共同心声,遂成为街头巷尾到处传唱的儿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者针对性的轰炸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机关,文化资源收藏库—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百分之五十二的出版巨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产被毁。当时日军飞机从“能登吕号”航空母舰起飞,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了六枚炸弹,印刷厂、制造总厂等,顿时一片火海。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也被焚烧,五层大厦被烧成空架子,四十六万册珍贵的古籍化为灰烬。其中「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元版图书十多万册、和四库全书等珍籍都被焚毁或劫走。当时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随风飘下焦黄的《辞源》、《二十四史》等残页。时人这样描述日机轰炸后的情景: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大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惨状目不忍睹。六十五岁的张元济打理商务印书馆已逾三十年,眼见印刷厂、制造总厂、东方图书馆等遭此摧残,馆藏珍贵典籍,付之一炬,他与同仁们抱头痛哭。张元济后来这样回忆道: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特别是宋元孤本珍贵典籍,再也无法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据当时新闻报导,日军以卡车搬运烧剩下来的书籍达一星期之久。似此传承古代文化的善本典籍之被毁灭,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日本侵略者悍然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无疑是其人性的兽性化,灵魂的丑恶与残暴!

 

 

 

 

006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直接影响到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利益,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遂出面调停。日本侵略者,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对上海的军情民情估计不足,原想,只要战争打响,即能摧枯拉朽,迅速推进,达到预期目的。不想战争打响之后,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民众积极参战,支持部队,直到第二天下午,日军不但未能按原定计划展开,而且受到重创。因此,当英美出面调停之时,日本军方佯为同意,商定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开始一小时“休战”。再经两国总领事居间调停,举行中日双方负责人会谈。英国驻防军司令即席提出调停建议﹕

「(一)日军退至租界线内。

    (二)退出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

(三)中国军队亦同时退至相当距离。

(四)事变之解决,待外交交涉。」

日方则表示﹕「俟向本国政府请示」,而当场未作承诺,只是暂时决定「休战」延长三天。

日军其所以同意将“休战”时间延长三天,是因为开战之初,日军受到重创,欲增加兵力,要调运需要时间,延长休战时间,是其为争取运兵时间的缓兵之计。日本增兵得手,即重新发起进攻。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人战死四千余人,受伤七千余人。市民死亡一万余人,失踪、负伤四千多人,毁坏民宅一万六千余户,遭受损失甚重。日本侵略者的伤亡远远小于中国。

五月五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议》。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一二八事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上海这个国际都会,除人员物质遭受重大损失外,最令世人痛心疾首的是,数量巨大、珍贵孤本典籍遭受的焚烧和劫掠。工厂可以重建,机器可以修复,典籍无法复制!人类将从此失去而无法复得!日本侵略者毁灭东方文化的邪恶灵魂、野兽般罪行,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军人为民族尊严而流血,为国家主权而拼杀,日军同样伤亡惨重,三易其帅。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日军正式成立上海派遣军,任命曾参加过“甲午战争”的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这时日本外相重光葵也来到上海,他们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本人侵犯中国,又要在中国国土上“庆祝胜利”,真真欺人太甚!这是对中华民族无边的羞辱!上海爱国军民愤慨异常。重光葵与白川的举动与行踪已被抗日侠士,暗杀专家王亚樵所掌握,决心除掉白川与重光葵。因日酋安排的“祝捷大会”会场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进入,于是,王亚樵便约请韩国流亡义士尹奉吉一起商议实施方案,商定特购10磅篾壳热水瓶,安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为洗雪羞辱而奔走相告。义士为国人复仇,为世界除恶,大义凛然,慷慨悲壮!

爆炸发生后,韩国义士尹奉吉当场被捕,英勇就义。随后日本侵略者对上海韩侨疯狂抓捕。为避免牵扯无辜,王亚樵又与韩国义士金九仔细商议,决定以韩人爱国团首领的身份,在《申报》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件负责。

“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取满洲,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吾人谋暗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藉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吾人无金钱,无军队,以与白川搏斗,唯有一人!”(19)《满江红·抗日珍贵影像全纪录·第二集》(凤凰电视台视频)。

这时在东北方面,趁着「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纷乱之际,日寇预设的阴谋已化为既成事实,这就是侵略东北的作业告成--成立了傀儡政权的伪「满洲国」。

    民国二十一年,当元月三日占领锦州的同时,日本的所谓「东北新国家构想」,由关东军带头加速进行,这是预计国际联盟依据决议将会派遣调查团于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前来当地调查,故必须策谋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捏造一个「新国家」出来。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伪政权的初步构想大致为:

   一、机构采逐渐中央集权制度,其首领用「大总统」等类名称,以避免有复辟倾向,并以溥仪为首领。

    二、时间大致在二月中旬,至迟在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之前实现。

    三、以长春为「国都」。

    四、「中央政府」设「参议府」、「参议」为满、蒙籍各一人,中、日籍各三人。日本的意向通过日籍参议转达「满蒙中央政府」。

    五、「新政府」管辖区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五省。”(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为了成立所谓的“新国家”,日寇的策谋之一,是首先组织一个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是遂拉拢业已唯关东军之命是从的旧军阀及土豪们,先组成一个「新政权」的母体。二月十六日,关东军召集臧式毅(辽宁省伪主席)、熙洽(吉林省伪主席)、张景惠(黑龙江省伪主席)以及马占山「四巨头」于沈阳;十八日成立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此一委员会之名义宣称东北「独立」。

中华民国外交部早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前,于二月二十一日曾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之设立。

“这个所谓「新国家」,自称「满洲国」,决定于三月一日成立,其「领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后来于一九三三年再加上热河省),人口约三千万;「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大同」。其政体是依照日本的意向决定暂采「共和制」。但希望「帝制」的溥仪及其左右则加以反对;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罗振玉等人向板垣征四郎坚持要求「帝制」,而板垣则于会见溥仪时,告知「新国家采共和制,你(溥仪)可以执政名义居于元首地位」,溥仪大为不满;于是板垣乃约集郑孝胥父子暨罗振玉等人说出「军部的要求绝对不能变更。如不接受,就是与关东军为敌。」-最后拿出这样胁迫的手段,使他们只有忍受了「执政制」。

    在这个决定之后,板垣又与郑孝胥父子密约--(一)关东军保证「满洲国」成立后,在一年内改为帝制。(二)溥仪对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任用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溥仪本人所希望的「帝国皇位」得到了保证,亲信郑孝胥也获得「总理」的位置,至于他们对于出卖东三省则是毫不吝惜的。

……

    三月一日,(郑孝胥)体承日本意旨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其内容则为诋毁国民党及表明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从此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诞生,在历史上存在了十三年,在此期间作了不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犯下了叛国大罪。  

第五节  长城抗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征服中国,占领中国,是日本明治时代制定的对外扩张的国策,一九三一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华民国的公然侵略,在时间上,倭寇选定的恰是国民政府北伐刚刚完成,中华民国在行政上刚刚实现统一的时机。制造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的第一步,为了炮制满洲傀儡伪政权,四个月后,即在东方国际大都会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争取世界舆论的空间。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伪满洲国建立之后,随即垂涎热河。当年的热河省,包括今天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各一部分,它是由东北到华北的战略要地,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东北有三十万不甘做亡国奴的义勇军,奋起抗日。这些部队都要通过热河获得关内的补给,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义勇军不除,伪满洲国永无宁日。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就将热河划归为伪满的版图。

用尽诈谋,几经周折,日本关东军于一九三三年元月三日,攻陷山海关;二月中旬,又开始作进犯热河的准备。对于日本进犯热河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早已有所洞察,应对之法亦已筹之于胸。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蒋公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之侵热,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逼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彼决不肯罢休。

“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世人无识,但求苟安,以为承让割让,乃可了事;殊不知倭人绝无信义,断非条约可恃。今日得满洲,明日占平津,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彼之毒计,不惟不使中国内部有统一之日,而且必趁机打击政府,伤害领袖信用,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

“余今剖视倭人心肝,瞭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而已。

“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它也。。

“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已不暇计焉!”(20)(《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帅东北军退入热河。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首鼠两端,他一面派人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又一面应付从关外退入热河的张学良。汤玉麟作为热河省军政长官,任人唯亲,自私自利。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后,汤玉麟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中国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师师长。在主政热河的六年里,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为五十八团团长,四弟汤玉铭为炮兵旅长,五弟汤玉书为骑兵旅长,侄儿汤保福为工兵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变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国。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三三年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汤玉麟弃守热河,竟然自前线征集大批汽车,积载鸦片和财产,逃至滦平,致使日军不到十天即占领承德!随之热河全省沦陷,为此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之前,蒋介石先生对抗日形势曾做过深入思考,并作过最坏打算,且抱定“一息尚存,惟竭力抵抗之决心”。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

“其狂妄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吾于此,惟有为国牺牲,尽忠报党,尽瘁保民,勿使生我之父母、教我之 总理,有所玷辱。

“万一留有此身,则一息尚存,亦惟竭力抵抗,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如天不相助,中道而殂,亦可使后人有立足复兴之地,堂堂炎黄之胄,自信其必不致灭亡也。”(21)(《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热河失陷,遂使长城成为华北的唯一屏障。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引咎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之职,蒋介石换上了何应钦,并调集了十二个师的中央军会同防守长城一线的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二十万人,同十万日军对决长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中日交战,史称“长城抗战”。并同时发表谈话:“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民之望。”(22)(《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万里长城修建于两千年前的秦代,谁能想到两千年后竟与海外来犯之敌决战于长城关口。中日两军长城之战的最高潮,是在古北口东方约一百公里的重要关隘喜峰口的攻防战。驻防喜峰口的中国部队,是宋哲元所指挥的第三军团第二十九军所属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長城抗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当三十七师开到喜峰口的三月九日(一九三三年)下午,在喜峰口东北方长城的最高地点,已经被由平泉南下的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所占据。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当即率队急袭,一度将该高地夺回,但遭遇日军反扑,旋又被攻陷。晚间十一时,师长冯自安调派一一○旅增援二一七团;同时并派遣两个营迂回敌后,出动突袭。这一支奇兵,放火焚毁日军补给物资,并虏获十多挺机关枪之后,回到关内。

翌日(十日),两军近接激战,战况极其惨烈。十一日,喜峰口正面北侧高地约有三公里幅度之处被日军所压制。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会商之后,决定遴选两支精锐部队由喜峰口侧面的潘家口迂回日军背后,出其不意实行奇兵夜袭。这次突击战,战果辉煌:晚间十一时半,由潘家口出发的一支队伍,沿滦河北上约三公里,转向东方疾进,十二日凌晨五时挥动大刀突袭尚在睡梦中的日军,克复了蔡家峪一带高地,并夺下威胁中国军队的敌军炮兵阵地。当曙光渐露时,日军大举反扑,但中国军已将敌方野炮、弹药破坏之后,虏获颇多机关枪及军用地图等文件凯旋防地。另一支突击队疾进掩袭在潘家口东北方露营中的日军,几乎是未容许对方有丝毫抵抗的余暇,便将之包围歼灭。这一支部队,在行进到三家子附近的时候,日军纔发觉受到袭击,但中国军立即将之压倒,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并炸毁积载着弹药的十多部车辆,于十二日下午回归原队。两支突击队击毙日军约八百人,虏获归来的大炮达十八门之多。还有,从虏获的日军文书中,对于敌方的编制、装备等内情也得到了详细的了解,对于战局颇为有利。

自此开端,中国军压倒了日军。十六日,在喜峰口西南方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峪虽受到日军攻击,但为二十九军刘汝明师所拒,血战三昼夜,将之击退。喜峰口一带的长城关塞,差不多仍都为中国军所坚守。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人最初的正规胜利。也是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日本报纸当时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军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耻!

多年以后,家住长城脚下回民村的周桐老人,已年逾九十,瘫痪在炕。但仍会时不时的喊道: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啊!又回来啦,大刀队春天来的,一手枪,一手刀,用大刀砍杀鬼子,杀得他们鬼哭狼嚎!死的满山都是,大马也有人也有,都埋在大坑子里了。

周桐老人说的五百童男童女,是指日本人,这源自“徐福东渡”的故事。大刀队则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地致电宋哲元予以慰勉:

“鼓勇却敌,竟至赵旅长(赵登禹)在前线指挥突击负伤、王(凤芝)营长阵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23)(《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天津《益世报》在十九日的报导中赞扬喜峰口之战说:

“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24)(《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一时之间,大刀队成了全国舆论的热点,全国民众对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异常敬佩,二十九军的电令中这样说道:查此次我军自喜峰口一带与敌激战以来,各方民众以至欣至佩之精神,组织各界慰劳团体,前来阵地慰劳我们。所有我军受伤官兵,送往后方,在平津各大医院,均以争先恐后之情态,收容治疗,我军此次受全国民众称扬援助,务本汉贼不两立之牺牲精神,沉着杀敌,坚持到底。后来上海青年作曲家麦新,为喜峰口胜利特意创作了一首歌曲,并将副题命之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这就是当年妇孺皆知的“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

把他们消灭,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刀进行曲》唱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大鼓舞全国军民勇敢向前,奋勇杀敌的士气。

 

 

 

 

 

 

 

第六节       忍泣吞声的《塘沽协议》

 

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不得不撤出长城各关口。日军入关作战,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相继占领冀东各县,直抵北平郊外的密云、怀柔一带,对平津构成威胁。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攻占山海关、进兵热河,进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连连发起进攻,占领四省,可见倭寇侵略中国的野心,正在猛烈地、急剧地、迅速地、狂妄地膨胀中,看来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市,失陷是在所难免,无非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汇集中华文化精华的故宫文物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及时作出相应安排。

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就已经接到上峰指令,将文物整理装箱,准备随时“南迁”。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经过反复斟酌,遂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工作。热河沦陷之后,国民政府乃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将之疏迁南方。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夜晚,开始自故宫秘密搬出,运往南京朝天宫山洞库房收藏。在两个月之间运出约一万箱。这个紧急措施,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后来,当中日战争的战火扩散全国之际,这许多文物木箱原封不动地疏运到四川省的乐山、峨嵋等安全地区,得以防止损害。及至中日战事结束之后,一度运回南京,旋因戡乱战事恶化,复于一九四八年底移送台湾。为中华民国之所继承、而以故宫文物为其象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就是这样得以幸免于战火。

七十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画面非常清晰:在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的行程、十四年的光阴流失、一场残酷的卫国战争。当文物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无一遗失。这在后人看来真是天大的奇迹。这一奇迹,正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祖国文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贵重,他们不辞辛劳、兢兢业业、舍生忘死、始终不渝为保护珍贵文物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创造出来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其劳、其苦、其功、其勋,将为后世代代相传,人人敬仰,流芳千秋。

虽说蒋介石先生用尽心血,在一九二八年完成了北伐,实现了国家统一,但这只是形式上、民心上的统一,而在政治上、军事上,并未达到实质性的目的。

中华民国统一甫定,倭寇的侵华魔爪即伸向中国的东北,伸向中国的上海。“九一八”,“一二八”,……日本的侵略挑衅,接二连三,步步紧逼。日本侵略者正在按照“田中奏折”的要义,“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有计划的付诸行动,这是他们于明治时代所确立的对外扩张的侵略性国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从政治上、思想上、人心上、军事上、物质上、财力上进行了系统的准备,已经在军力、物力、财力上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中华民国统一甫定,又刚刚经历了一场“中原大战”,对于外来侵略的防御,事先还没有时间、没有力量进行准备。面对日本灼灼逼人的攻势,究竟该怎么办?国民政府心中自然清楚:面对倭寇强敌,战必须宣,仗必须打,而且最终必须要胜。所以何时宣战,何时开打,便成为运筹帷幄的最高原则。巧妙运用纵横捭阖之法,折冲樽俎之术,暂与敌人周旋,来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以求得备战时间尽可能的长一些,再长一些,而不失为当时的国防上策。

正在这个当口,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日本军队突然转回头去,开始向关外撤退。在此之前,一意扩大战线的日军,竟然有如此奇突的行动,故而天津有关报纸乃报导:「日军兵力不足,加以恐惧招至国际干涉,所以中止进攻平、津。」

日军突如其来地撤退,在当时曾引起各种揣测;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相公开,乃是由于关东军之向关内进兵,并未得到日本天皇的许可,军部受到天皇诘问,遂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匆遽发出撤兵命令。

然而,关东军虽则一时撤退,可是进行侵略的阴谋则并未停止。担当此一谋略的人,就是那个板垣征四郎。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板垣,于二月间关东军进攻热河的前后,潜入华北,以天津为中心,极力策划制造中国的「内乱工作」,这就是「天津特务机关」的开始。

这个工作的目标,是要扶植日本的傀儡在华北制造「反中央政权」。日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顾虑到如果不顾一切地进军攻击北平、天津等国际瞩目的大都市,则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加以如果攻占平津,则必需出动大量兵员,关东军却未能拥有如此力量;而且军部此前向天皇报告进攻热河时,当面说明以不越过长城为限。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设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经过战争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

板垣首先意图是想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张敬尧自吹自擂说他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板垣卖弄,板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板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谋划未能实现。

张敬尧,安徽霍邱人,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袁世凯死后,成为"皖系"中的大将。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军治湘两年中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罪恶累累,民众骂他叫"张毒"1920年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张宗昌。北洋军阀瓦解后,他避匿大连日租界,投靠日本,当了汉奸。1932年到长春投身刚成立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了六国饭店,收集旧部,勾结流氓土匪,策动驻军,准备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暴动。   

张敬尧和日特勾结,对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构成极大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处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正为华北局势头疼,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特务处处长戴笠制裁张敬尧。戴笠经精心策划,即将张继尧击毙于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清理了北平市内的隐患。

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黄郛为委员长,准备交涉停战事宜。

在同一天,日本方面归国述职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返回大连任所。他在东京获得了天皇和陆军首脑部允许其进军滦东地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便下达了「关内作战」的命令。

在日军攻击之下,中国方面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

黄郛在上海,与根本博不断接触,试探关东军的真意;关东军乃通过根本博转达﹕「日军并无进攻平、津之意,但望中国军队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所谓「守备区域」究竟是指那些地方,并不明确;但总之首先可以窥测得到日本是想在华北设立不让中国军队驻屯的区域。

于是 蒋总统乃致电黄郛指示如次﹕

『倭寇得寸进尺,吾人求近反远,如无诚意保障,决不能轻于退让。盖入关内攻,乃其既定方针,根本绝不转变。』

何应钦也于五月十五、十六两日三度派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和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见面,探究停战真意,未料日军却反而加紧进攻。

永津此时曾强硬主张﹕「华军应撤退到芦台、宝坻一线」。当熊斌接受了这个条件,以示让步时,而永津却立即通知关东军﹕「中国军心不稳」,要他们更加强攻势。

十七日,唐山陷落,十八日至十九日密云、三河、蓟县赓继易手,日军前锋进迫到距离北平市区只有五十公里之处。”(28)(《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此时,板垣征四郎所主持之天津特务机关正极力煽动在以前曾经叛离中央的石友三旧部于十八日在滦州宣称「独立」,继之,又唆使无赖之徒向天津日本租界的海光寺投掷炸弹,以及炸毁在北平的日本海军武官室之菊花纹章。这些做法,都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好为日本增兵的借口。

事有凑巧,五月二十日,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有一个中国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馆卫兵的事件。这在日军来说,真正是求之不得的借口。于是天津日军遂即引据辛丑和约打出「出兵防卫」的招牌,调派炮、步兵等共六百人开进北平城内。

此时,全世界严峻的目光,无不投注于日军大举侵犯华北的局面。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在美访问的宋子文发表共同声明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然而,在国际间一意孤行的日本,已经是和世界撕破了面皮,肆无顾忌地加速了他的军事行动。

“『倭奴因美总统声明书发表,恼羞成怒,连日积极进攻,前线各军皆损失甚大,其未参加战斗者,仅余少数部队。

『养日(五月二十二日),新河村至马驹桥方面,以万福麟、王以哲两部纷纷溃退,不知何往,致宋哲元右翼空虚,无法守御;复因杜家坞方面有一部敌人渡过河西,东北(平、津的东北前线——笔者)突然紧张。……

『事已至此,唯重整阵容,坚守平、津之东北前线,与敌相持死拚,以促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29(《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无论何时何事,无不如此,这正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然而,就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夜,事态急转直下,出现了趋向「停战」的情势。

接触停战交涉的人,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他的秘书李择一在当夜报告﹕来自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的要求,「请不要带任何人立即惠临一谈。」

黄郛便如约到达藤原喜代间那里,看到有藤原本人以及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在等着他,向他提出停战交涉。

日军之所以突然主动要求停战,是由于其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而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北平制造内乱的策谋也没有发生作用,于是,日军乃省悟到﹕和坚决死守北平的中国军力拚,实属愚蠢行为。

黄郛和永津等人交涉到二十三日拂晓的午前四时半,作了下列四点条件的结论﹕

    “ 一、中国军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

    二、日军亦不越过上述之线进击。

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代理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

四、以上正式约定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议。”(30)(《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这一条停战线,是要中国军撤离山海关以南约达二百公里的地区,实在是相当屈辱的内容;但黄郛鉴于日本以军事压力摆开在眼前的此时此际,是不得不有所忍耐的。

黄郛离开藤原那里,便去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悟何应钦,说明和永津交涉的内容,并表示﹕「如果能够同意,我便马上电话通知日方中止攻击。」

何应钦立即邀集张群、熊斌等人会商。熊斌提出﹕「北平为文化古都,必须保全;倘轻易放弃,责任太大。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这个意见,获得大家同意,乃决定接受黄郛和永津所交涉的结果。

于是,何应钦便通过黄郛转告藤原喜代间-「同意」;同时,并写了一封给黄郛表示同意的信,由他出示永津一阅。接着,便派遣北平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磋商停战事宜。

在南京方面,以行政院长汪兆铭为中心,连续于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举行国防会议,商讨停战对策,决议在仍然坚持可和可战的两面肆应原则之下,指示何应钦「与日方洽商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祇可作军事协议,不涉及政治。」可是,在日军枪口之下的第一线-北平,已经是处于很难完全顾到中央指示的境地。

“「当时,何应钦在发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总统)的电报中陈述此次交涉的苦衷如下﹕

「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守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

『余前既电告﹕只要不使片纸只字落倭手,不派军使进入其哨线,为有形之交涉,则余皆可尽心力而为之。今闻竟接受其要求矣!前途交涉,艰难必多。惟敢毅然承当此任,其心苦矣,亦甚可嘉!故余覆电﹕仍由余负责,勿使其为难。』(五月二十四日日记)”(31)(《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中国军队自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向协议所决定之线撤退。

翌日(二十五日),徐燕谋、李择一和永津佐比重、藤原喜代间四人同往密云,会晤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正式表示停战之意。

在这一天, 蒋介石致电黄郛,再度表达非常关心和日方的交涉,并提醒其注意﹕

『弟(蒋总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垂手而得北平也。

『至于协议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

『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议,绝不能涉及伪国(满洲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

『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奴之欲,亦不得国人谅解也。』”(32)(《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停战交涉终获成议,战火难得平熄,但在此刻 蒋介石先生所感到痛心的,是当调赴华北时勖(xu)勉大家马革裹尸、誓不南归而终于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是故在正式停战交涉之前的二十九日,心怀悼念为国捐躯将士之情,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此次战斗结果,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各师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更仆数(此语出礼记,谓多至难以计算)。激烈至此, 总理之灵,当可慰矣!惟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33)(《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中日两军第一次的正式停战谈判,是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举行。中国军方代表为熊斌、徐燕谋等六人,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永津佐比重等七人出席。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日方突然提出一分印刷好的「停战协议草案」,由冈村宁次说明:

“「这是关东军最后案,一字不能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小时半以内(上午十一时以前)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

「协议草案」列有五项内容: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线前进,并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一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五、本协议经签署之后生效。”(34)(《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熊斌在首先认明这个草案纯属军事性质的条文之后,相对地,也提出事前准备好的一分意见书,希望对于中日两军撤退后区域有关保障治安等问题能先有所协议。

可是,冈村宁次则表示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对于停战协议案,只能有『诺』与『否』的回答。至于其它意见,须俟协议签字之后,另行协商。」

冈村宁次的无理蛮横,使人深感“塘沽协议”真是无异于一纸“城下之盟”。使中国军人蒙尽羞辱!然而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轮回的无情,也常常是让人无法预料。此时此刻的冈村宁次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象得到十二年之后,他会以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身分,解除武装、向中华民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呈递「降书」的命运正在悄悄地等待着他。

在有限时间的压迫情况之下,中国代表已经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拖延到时间极限的上午十一时十一分,乃依照原草案签署了这分协议。

这份协议,因在塘沽签订,史称《唐沽协议》。

由于这个《塘沽协议》,乃在冀省东北地区划定了一片广大的不设防地带,以致北平、天津便和日军只是隔着徒有距离的空间,等于是比邻而居。

鉴于东北三省的同胞与关内同胞骨肉相连,心灵相通;东北父老与逃难流亡关内的亲人们骨肉情深,所以紧接着又签订了内地与东三省的通邮、通航协议。从而暂时保全了华北。

就是这样的协议,如果日本方面能够诚实遵守,则也还会具有保障华北和平的性质;然而,要是日本在签订之后,只顾于自己有利地断章取义,曲解内容,则难免不会被利用为其压迫华北的工具。

屈辱求和的《塘沽协议》,不仅令国人无比愤恨,作为国防军事委员委员长的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发誓要卧薪尝胆,以期十年之内湔雪此耻!

“『协议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情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六月五日日记)

『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湔雪此耻乎!』(六月六日日记)”(3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蒋介石面对强敌的狂傲,国人的责骂,不计羞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屈求伸,湔雪国耻。行胜于言,十年之后打败倭寇,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愧为一代中华男儿中的佼佼者!

第七节   蒋介石确立“持久抗日”的战略原则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日寇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之战”,对整个中国震动很大,这时,蒋介石已开始作与日寇“长期作战”的准备,他首先着手的部署,是将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这是因为已经成为战场的上海,距离南京不到三百公里,而且有一条大动脉-长江连贯两地。在日本军阀的战争意图已经明显的此刻,为避免党政中枢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故而向内陆地区迁移,实为当务之急。关于迁都洛阳的利弊得失,蒋介石在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元月二十九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三二年初蒋介石先生就已经萌生对日作“持久抗战”的思想。同时还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争之后,日本又在北方挑起战端,野蛮狂傲骄横之态,不可一世。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元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对于日本的观感以及其胸中已定的对日作战的战略原则﹕

“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

“观倭今日之骄横,其真欲与世界各国为敌。彼不自量力,必欲以其为亚洲之主宰,而效法美国门罗主义,不问其地与时之能否,如此倒行逆施,殆自取灭亡耳!”(2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蒋介石对于国际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尤其对于日本,从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狂傲骄横的表现,已经看透了日本侵略者的“始”与“终”——欲征服中国、与世界各国为敌、必欲以其为亚洲之主宰、倒行逆施、自取灭亡!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必由之路及其最终的结局。

日军诚然是训练精强,而且更富于物质条件;但是,中国军队经历了上年的“一二八战役”和这一次的“长城之战”,对于抗拒日军侵略,也培育了牢固的信心。所以此后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曾对军官们说:

“抗日不在有最新之物质,而在有最新之精神。要能以最旧的战术,对抗最新的战术;以最旧的武器,对抗最新的武器;以劣势的部队,对抗精良的部队。……

“我可以举我们最近抗日的实例来证明敌人不足畏,与我们的精神战胜他们物质之可能。……

“我们由两次抗日的实例,可以知道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吗?何况土地、物产、历史、文化和其它种种条件,我们都要胜过他。只要我们全国的国民、全国的军人能够真正觉悟起来,协同一致,敌人还在我们眼中吗?

“何况过去在淞沪和长城一带抗日,还并不是正式作战,只可说少数部队临时接触,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损失;将来我们如果有相当的准备,和他正式作战,还有我们的敌人吗?”(26)《蒋介石文集·演讲·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由此可见,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元月所形成的“持久战斗”的军事思想,正是基于对上述国情与国际形势分析所提炼而成的结晶。   

同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会上,蒋委员长宣示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决心:

“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

“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

“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纔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7)(《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蒋介石针对日寇入侵的具体状况,及时提出“持久战斗”、“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军事战略原则,此后,蒋介石曾多次告诫国人:愿吾同胞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的因素,而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

“长期作战”、“持久战斗”这不正是日后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文章的思想源头?19385月毛泽东方才完成《论持久战》一文的写作,而在五、六年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提出“长期作战”、“持久战斗”、“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只不过是对蒋介石“长期作战”、“持久战斗”军事战略思想的一篇专题论文罢了。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可谓是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但是,长期以来,中共却极力宣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这一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因为不曾一字提及这一战略思想的源头,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冒功行为,是一种以捞取政治资本为目的的自我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