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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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饑荒

 

   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的大饑荒歷來被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之一。根據現有的確鑿證據,超過六百多萬百姓因此而喪生。1 然而,這次災難並非只是歷代沙皇時期俄國不定期遭受之系列饑荒的另一個,而是新體系的直接後果。尼古拉˙布哈林是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領袖。按照他的說法,這個體系是對農民的「武力和封建剝削」。大饑荒是一九二零年代末在鄉村強制推行集體化而造成之社會大倒退的一個悲慘寫照。

與一九二一到二二年間發生的饑荒不同的是,蘇維埃政權在當時承認出現饑荒,並且甚至試圖利用國際社會的援助來加以彌補;而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的饑荒卻始終遭到當局的矢口否認。國外有一些微弱的聲音,想要引起人們對此災難的關注,但卻很快就被蘇聯的宣傳所淹沒。蘇聯政權還得到了某些人的幫助;比如法國參議員、激進黨首領愛德華˙赫里歐就曾在一九三三年走訪了烏克蘭地區。訪問之後,他告訴全世界,烏克蘭到處都是「灌溉與耕作值得稱道的田野和集體農莊」,因而有「多次大豐收」。他得出結論說:「我穿越了整個烏克蘭,我可以毫不懷疑地告訴你們,整個鄉間就像一座盛開的大花園。」2 如此視若無睹,其實是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給外國來訪者大肆做秀的結果。他們給外國人安排的行程裡,只表現了蘇聯集體農莊的標本,一個哄小孩的模型花園。外國訪問者的視若無睹,可能還有其政治上

的考慮。尤其是法國領導人,當時希特勒的得勢已經構成威脅,他們為了德國問題不願惹惱蘇聯。

儘管如此,德國和意大利的一些高級政界人士當時已經掌握了蘇聯所面臨災難之規模的相當準確信息。意大利外交官們曾從哈爾科夫、敖德薩和新羅西斯克等地發回報告;這些報告最近被意大利歷史學家安德烈婭˙格拉齊奧西發現並公佈於衆;其中顯示當時墨索里尼曾經極為仔細地閱讀了這些文件,完全清楚蘇聯的情形,但是並沒有把報告的內容用在其反共產主義的宣傳中。3 相反地,一九三三年夏天,意大利和蘇聯簽署了重要的貿易協議和兩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這次大饑荒的真相,由於遭到否認,或是在「國家原因」祭壇上被犧牲,長期以來只是藉由烏克蘭流亡組織少量發行的小冊子來流傳。直到一九八十年代的後半段,由於西方歷史學家和前蘇聯的一批學者所發表的一系列作品,其真相才得到廣泛的認識。

要瞭解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的大饑荒,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理解蘇聯政權與農民之間的關係,而此關係則是在鄉村強制實行集體化的結果。在新近實現集體化的地區,集體農莊的角色具有戰略意義。此角色之部分內容在於,通過由集體收成中提取不斷加大的份額,確保將農產品定量上交給政權。每年秋季,政府收集農產品的運動就變成國家和農民之間的一種較力,後者絕望地想留下足夠的收成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很簡單,這種徵收業已威脅到農民的生存。越是土地肥沃的地區,政府要徵收的份額就越大。一九三零年,國家拿走烏克蘭地區30%的農產品,北高加索庫班河流域豐饒平原的38%,以及哈薩克地區收成的33%。一九三一年,儘管收成有顯著減低,但是對於這些地區的徵收份額卻分別41.5%47%39.5%。以這樣的規模掠奪農產品,給生産過程造成了全面混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農民只需出售其總產量中的15-20%,自留12-15%作為播種的種子,25-39%用於飼養牲畜,其餘部分則供自己消費。這樣一來,農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就不可避免。農民們想方設法要保留一部分收成,地方政府則必須不惜代價地執行徵收計劃;而此計劃也變得越來越不現實;尤其是在一九三二年,政府的上交目標比前一年竟然提高了32%4

一九三二年徵收運動起步緩慢。脫粒才剛開始,集體農莊的農民們便每天晚上都試圖藏匿或偷取部分收成。一個消極抵抗運動也漸成氣候,並且由於全部有關人員的默契得到加強;這些人包括集體農場農工、班組長、會計師、農場管理人員等(其中許多人在新近的晉升前自己就是農民),甚至還有地方黨支書。為了收集到想要的穀物,中央政府不得不派遣新的突擊隊,其組成則為城鎮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下面是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一位教官寫給上級的報告,內容是關於他在伏爾加河下游某產糧地區的任務。這份報告揭示了當時鄉村存在的戰爭般局面:

幾乎每個人都要做搜查和逮捕的工作:鄉村的蘇維埃成員,城鎮派來的任何人,突擊隊,以及有時間和精力的共青團員。今年,百分之十二的農民已經遭到審判,這還不包括被放逐的富農,以及受到過罰款的農民。根據前任地區執行官的計算,去年百分之十五的成人人口是某種鎮壓的受害人。加上上個月八百位農民被趕出集體農莊這個事實,不難得到此政府鎮壓規模的大致概念……就算扣除大規模鎮壓屬於合理的案例,我們也必須承認,鎮壓措施的有效性到了一定的程度時就勢必減弱,因為這些措施此時就幾乎無法貫徹執行下去……監獄已經人滿為患,布拉切夫監獄裡的犯人數已經達到原來設計人數的五倍以上,六百一十人擠在狹小的艾倫管區監獄中。在上個月裡,布拉切夫監獄把七十八名犯人送回到艾倫監獄,其中有四十八人還不滿十歲。二十一人獲得立即釋放。為了說明這個做法多麽瘋狂——我說的是這種他們只會使用的強迫方式——這裡,我為幾位農民說幾句話,這些人僅僅想當個好農民。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農民如何成為犧牲品:穆塔什地區的一個農民,在完成了他上交的徵收份額後,找到地區執行官傅明切夫同志,要求被遣送到北方去,因為,按他的解釋是:「在這種情形下沒法活」。我還知道其它類似的情形:亞歷山德羅夫鄉村蘇維埃的十六位農民簽署了一份請願書,也要求被從其地區遞解出境……簡言之,暴力似乎是目前考慮的唯一方式,我們總是「進攻」所有的事情。我們對收成、對借貸「發起猛攻」。每件事都是一場攻擊,我們每夜從晚上九點或十點開始一直「進攻」到黎明。每個人都遭到攻擊:徵收突擊隊把沒完成指標的人一一叫來,用可以想到的全部手段來「說服」這個人。他們攻擊名單上所有人,夜夜不休。5

在林林總總的鎮壓法規裡,有個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頒佈的著名法令,在農民和政府的衝突到達高潮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該法令規定對「任何偷竊或損害社會主義財産」的人給於處決或十年集中營監禁的處罰。人民後來把這個法令稱作「穗法」,因為被這條法律定罪的人,往往只是拿了集體農莊田地裡的幾穗玉米或黑麥。從一九三二年八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萬五千多人被依照這個可怕的法律而判刑,五千四百人遭到處死。6

儘管有這些嚴酷的措施,徵收到的數量仍然不夠。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政府對主要穀物産區的徵收計劃只完成了其目標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十月二十二日,政治局派遣了兩個特別委員會到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地區,一個由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領導,另一個由拉紮爾˙卡岡諾維奇帶隊,以期加快徵收過程。7 十一月二日,卡岡諾維奇的委員會,包括根里克˙雅戈達,抵達頓河畔羅斯托夫。他們立即召集北高加索地區所有管區的黨委書記開會,並且作出以下決定:「鑒於穀物徵收計劃的特別可恥失敗,所有地方黨組織都必須負起責任,摧毀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陣線,並且粉碎在這場破壞活動中起帶頭作用的鄉村共產黨員和集體農莊主席的抵制。」對於已經上了黑名單(根據官方術語)的一些管區將採取以下措施:立即清空商店中的全部產品,完全禁止交易,立即清償所有貸款,突然徵收特別稅,並在格別烏的協助下立即逮捕一切「破壞分子」、「外來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在懷疑有破壞活動的地區,居民將被大規模放逐。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打擊破壞的第一個月裡,北高加索地區被認定為對於破壞徵收運動犯罪般視若無睹的五千名鄉村共產黨員,以及一萬五千名農場農工,遭到逮捕。從農業生産角度來看,這個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十二月,開始了整村整村的大規模流放,其中包括一九二零年已經遭受類似懲罰的哥薩克斯群落。8 被遣送的特殊工作殖民人數開始再次迅速攀升。據古拉格的檔案記載,一九三二年接收的流放犯人數是71236;在次年裡,新的「特別遷移」人數急遽攀升到268091人。9

在烏克蘭,莫洛托夫的委員會採取了類似措施。該委員會把沒能達到規定徵收目標的所有管區列上黑名單,其後果與上述情形相差無幾:清洗地方黨的行政組織,大批逮捕;不僅抓集體農莊的農工,也捕那些涉嫌「瞞產」的管理人員。不久,這些措施就被應用到其它產糧地區。

當局採取的這些鎮壓措施是否打贏了這場與農民對抗的戰爭呢?按照駐新羅西斯克的意大利領事之一份簡明報告的說法,絕對沒有:

蘇聯政權很強大,而且武裝到了牙齒,但是它無法去打這類戰爭。這裡沒有可以排成戰鬥隊形來對抗的敵人。敵人無處不在,必須要在無數條戰線上進行各類微小作戰:這裡是需要耕鋤的田地,那裡隱藏了幾百擔玉米;這台拖拉機壞了,那台遭人破壞,第三台已經無影無蹤……糧倉遭到洗劫,賬本被造假;而集體農莊的頭頭們,要麼工作不力,要麼是不誠實,反正講不出收成的真相……等等等等,無窮無盡,在這個巨大國家的各個角落……敵人在每間房屋裡,在一個又一個村落裡。也許還不如試著去水中撈月。10

要打敗這個敵人,唯一可能的辦法是:讓他餓得走投無路。

關於一九三二底到三三年初冬季之「危急食物狀況」的第一批報告,於一九三二年夏天送達莫斯科。八月,莫洛托夫向政治局報告稱:「甚至在大豐收地區,也存在饑荒的真實危險」。但是他的意圖是不惜一切代價繼續貫徹預定的徵收計劃。同月,哈薩克斯坦人民委員部長會議主席彼得˙伊薩耶夫告知斯大林該共和國的饑荒規模;那裡的集體化和強制定居計畫,徹底打亂了傳統的遊牧經濟。就連那些最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比如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斯坦尼斯拉斯˙柯西歐爾,以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黨的第一書記米哈伊爾˙哈塔耶維奇,都請求斯大林調低徵收計劃。哈塔耶維奇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寫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即便只是為了讓今後的生産能夠根據無產階級政權的需要增加,我們也必須考慮集體農莊農工的最低需求,不然將沒有人來為明年的收成播種。」

莫洛托夫回答稱:「你的立場全然錯誤,根本不代表布爾什維克。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人決不能把國家的需要——這個由黨的決議認真確定的需要——放在第二位,更不用說在優先順序上打折扣。」11 數日後,政治局致函給地方政府,命令對那些沒有達到規定目標的集體農莊實行新的突擊查抄。這一次,那些農莊的全部穀物都必須搬空——包括為來年收成的播種而留下來的儲備糧。

這些豐饒農業區的千百萬農民,在威脅和不時的折磨所迫下不得不交出微薄的全部儲備,而且沒有購買任何食物的能力或甚至可能性。他們別無選擇,只好背井離鄉湧入城鎮。然而,十二月二十七日,為了限制鄉村人口外流,「清算社會寄生蟲」,以及打擊「富農對城鎮的滲透」,政府制定了新的身份證制度,強行所有公民進行登記。面對農民為生存的逃亡,一九三三年元月二十二日的法令實際上判處了數以百萬計飢餓人口的死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簽署的這個法令,指示所有地方政府,特別是格別烏,「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地區的農民大批湧向城鎮。這些反革命分子一旦抓獲,必須押送回原居住地。」該通告對形勢的解釋是:「中央委員會和政府有確鑿證據表明,此次農民的大規模外流是由蘇聯政權的敵人、反革命分子、以及波蘭特務組織的,這是一場以集體化過程為具體目標的反對蘇聯政權的宣傳政變。」12

在受此次饑荒影響的所有地區,火車票立即停售,並且格別烏設立了特別路障以阻止農民離開所在管區。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一份來自秘密警察的報告稱:作為限制飢餓農民外流進城之行動的一部分,一個月中攔截了219460人,其中186588人被押送回鄉,其餘的則被逮捕並判刑。報告沒有提及那些被逐出城鎮之人們的命運。

就這一點而言,意大利駐哈爾科夫(饑荒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之領事的如下證詞更說明問題:

  

一個星期前,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來試圖保護那些被遺棄的孩童。與那些在鄉下毫無活路而湧入城鎮的農民一道而來的還有許多兒童。父母把他們帶出來後就丟掉不管,自己回鄉村去等死。這些父母希望城鎮裡會有人能夠照顧他們的孩子……一個星期來,穿白制服的糾察隊在城裡到處巡邏,把丟棄的孩子收集起來帶到附近的警察局……半夜時分,這些孩子被用卡車全部運到北頓涅茨克的貨運車站。在各個車站和火車上找到的所有孩童、農民家庭、老人,還有白天裡抓到的全部農民,通通都聚在這裡……醫療隊會對他們做一些選擇檢查……還沒出現浮腫且可能僥倖存活下來的人們,會被直接送到Kholodnaya Gora車站的房子裡。那裡一直都有八千人左右,躺在大庫房的稻草鋪上等死;其中大部分是兒童。已經出現浮腫的人們則用貨車運走,丟棄到城外六十公里的地方,這樣他們的死就不會引起注意。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地上的大溝已經挖好,死屍被從車廂裡出來。13

鄉村的死亡率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到達最高峰。就好像光是饑餓還不夠似的,斑疹傷寒接踵而至;有些人口數千的城鎮最後只存活下來二十幾個。格別烏和駐哈爾科夫之意大利外交官的報告都記載了食人的事例:「每個夜晚都可以收集到二百五十多具死於饑餓或傷寒的屍首。其中許多屍體的肝臟已通過肚子上的大口子挖走。警察最終抓住了幾個神秘的『切割者』;他們供認說用死人的肉做成肉餅,然後拿到市場上去賣。」14

一九三三年四月,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在途經庫班時,寫了兩封信給斯大林,詳細描述了地方政府如何折磨集體農莊的全體農工,逼迫他們交出所有的餘糧。肖洛霍夫強烈要求第一書記發送救援食物。下面是其四月四日信的摘錄:

 

Vechenski管區,以及北高加索其它許多管區,今年沒有達到穀物指標不是因為「富農的破壞」,而是由於當地黨組織的不良領導……

去年十二月,地區黨委會為了要加速政府的徵收運動,派出了全權代表奧夫欽尼科夫。奧夫欽尼科夫採取了以下措施:1)徵收現有的全部糧食,包括集體農莊領導們原先給農莊農民用於今年莊稼的種糧;2)把集體農莊要上交國家的定額份額,按家庭為單位來平分。這些措施的直接結果是:徵收一開始,農民們便把糧食藏埋起來。後來罪中找到的糧食總共有593噸……這593噸糧食中有一些竟是一九一八年埋藏;下面例了找到這些糧食的方法:

「冷」方法:把農工的衣服剝光,然後關在冰冷的庫房裡赤裸裸地受凍。有時,整隊的集體農莊農工都被如此處理。

「熱」方法:在女農工的裙子下襬和雙腳上澆汽油並點著。將火撲滅,然後再來一次。

Napolovski集體農莊,管區委員會的全權代表普羅特金強迫集體農莊農工躺在火爐上,直至身體被烤得熾熱,然後將他們赤裸裸地關在庫房裡降溫……

Lebyazhenski集體農莊,農工們面對牆壁站成一排,經歷嚇唬人的假槍決。

我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實例來。這些不是對體制的濫用,這就是目前徵收穀物的體制。

如果您認為這封信值得引起中央委員會之注意的話,那麽請給我們派來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讓他們來揭露那些給予集體農業系統致命打擊之人的嘴臉。您是我們的唯一希望。15

 

斯大林在五月六日的回信中,甚至沒有試圖假裝同情:

 

 親愛的肖洛霍夫同志:

 我已經收到了您的兩封信,並且已經滿足了您所提的要求。我已經派去了施克亞托夫同志去處理您提出的事項。我請您協助他。但是,同志,這並不是我要說的全部內容。您的兩封信描繪了一幅遠非客觀的畫面,我想對此多說幾句:

我已經對您的來信表示了感謝,但這些信只挑出了我們體制的一個小小的不當之處。在我們努力做好事和解除敵人武裝之際,我們黨的有些幹部誤襲了朋友,有時甚至可能表現出虐待狂的傾向。但是別以為我這麽說就表示我同意您信中所說的一切。您看到了事物的一方面且給予了相當有說服力的描述,但這仍然只是事物的一方面。為了避免犯政治錯誤——比如您的這兩封信就不是文學,而是純粹的政治——那麽一個人就必須也要看到現實的另一面。就此事而言,另一面就是在您所說的那個管區——不僅是在那個管區,而且在許多不同的管區——農工舉行了罷工,有許多破壞活動,而且完全不在乎紅軍的工人們沒有麵包果腹!儘管這種破壞活動是悄然進行的,而且看上去相當和平(沒有流血),但這並不改變其性質——這些人是有意識地削弱蘇聯政權。這是殊死的搏鬥,肖洛霍夫同志!

當然,這並不能開脫我們的人之所有虐待情事。那些有罪的少數人將必須對其行為付出代價。但是非常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可尊敬的農工遠不是什麽無辜羔羊,而這正是您的信給人的印象。

祝您安康,與您熱烈地握手。

斯大林16

  

一九三三年,當數以百萬計的人因饑餓而瀕於死亡之際,蘇聯政府卻繼續出口穀物,「為著國家工業化的利益」將一百八十萬噸糧食運往國外。

利用直到最近才公佈於世的人口統計檔案和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九年人口普查結果,人們有可能評估一九三三年大饑荒的規模。在地理上,饑荒區域覆蓋了烏克蘭、黑土地帶的部分地區、頓河流域的富饒平原、庫班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以及哈薩克斯坦的大部。將近四千萬人受到饑荒或匱乏的影響。在災情最重的區域,比如哈爾科夫周邊的鄉村,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六月的人口死亡率比正常時期高十倍之多:一九三三年六月的死亡人數是十萬,而一九三二年六月只有九千人死亡。很多死者沒有被記載。鄉村死亡率高於城鎮,但是城鎮也未能倖免:哈爾科夫一年內減少十二萬居民,克拉斯諾達爾減少四萬人,斯塔夫羅波爾減少兩萬人。

即便是在飢荒區之外,由於糧食短缺而損失的人口也遠非微不足道。在莫斯科周圍的鄉村,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六月的死亡率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舉例來說,伊萬諾沃鎮作為一九三二年饑餓反叛的中心之一,死亡率在三三年的上半年裡攀升了百分之三十五。合計來看,一九三三年全年整個蘇聯的異常死亡人數達六百萬。鑒於其中的絕大多數可以直接歸咎於饑餓,所以說整個慘劇的死亡人數必定為將近六百萬。烏克蘭的農民損失最為慘重,有四百萬人喪生。哈薩克斯坦有一百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遊牧部落;這些人被集體化剝奪了其牲畜且被迫定居。北高加索和黑土地區也有一百萬。17

在打擊知識分子、工業管理人員及清黨的大清洗發生前五年,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的大饑荒成為建造一個鎮壓體系的決定性篇章;這個體系日後消滅了一個又一個階層和一個又一個社會群體。通過暴力、折磨及對整個人口的滅絕,是次大饑荒乃是社會和政治上的巨大倒退。暴君和地方惡霸蔓延,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措施來強迫農民放棄自己的財物和最後一點口糧;野蠻行徑盛行。敲詐司空見慣,孩童們遭到遺棄,食人現象再次發生,流行病和盜匪猖獗,新的死亡集中營出現,農民變成黨國之鐵血統治下的新式奴隸。正如謝爾戈˙奧爾忠尼啓澤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對謝爾蓋˙基洛夫所明確言述:「我們那些目睹了一九三二到三三年困難情況但沒有屈服的黨員們已經百煉成鋼。我認為有了這樣一批同志,我們可以建造一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國家。」

人們是否應該像目下的一些烏克蘭歷史學家和研究人員認為的那樣,將這個大饑荒看作是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呢?18 不可否認,烏克蘭農民是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大饑荒的主要受害者之一;而且在這次「攻擊」之前,於一九二九年就有過好幾起針對烏克蘭知識分子的「進攻」­­­——那些知識分子被指控犯有「民族主義背離」,並且之後在一九三二年還有針對一些烏克蘭共產黨人的整肅。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如同安德烈˙薩哈羅夫所指出,斯大林患有「烏克蘭恐懼症」。但是按照比例來看,是次饑荒對庫班河流域和頓河流域的哥薩克地區及哈薩克斯坦的打擊同樣嚴厲。在這最一個共和國裡,從一九三零年起,對土著遊牧民族的強制集體化與定居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兩年內百分之八十的牲畜遭到宰殺。財物被洗劫一空且飢寒交迫,兩百萬哈薩克人不得不出外逃難;將近五十萬人去了中亞地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去了中國。

在許多地區,包括烏克蘭、哥薩克區域、黑土地的某些管區,這次饑荒是布爾什維克政權和農民之間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年就開始之對抗的最後篇章。一個值得注意的巧合就在於:對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間之徵收和一九二九到三零年間之集體化抵抗最激烈的地區,也是這次饑荒災情最嚴重的地區。在格別烏於一九三零年記載的一萬四千起暴亂和農民造反當中,百分之八十五發生在受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饑荒「懲罰」的地區。那些最富饒且最具有活力的農業地區,即那些對政權之可能的貢獻最大且在強制集體化中損失也會最大的地區,恰恰是一九三二到三三年間大饑荒受災最重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