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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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國在哪裡

                  海外見兩岸

 

 

 

  

 

 

 

编者按:一位臺灣青年到海外留學,與大陸留學生的交往、爭論、衝突和感受,使他(她)開始考慮“我的中國在哪里”,和“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中國”——這樣一些牽涉到“國家和民族”、“統一和分裂”、“傳統與現代”之類的大問題。

這篇來稿,看似隨筆,實則思想真實、思路清晰、述深入,有代表性。我們特別希望大陸的留學生、中國大陸的青年們,有機會都能夠看一看,想一想,為什麼臺灣的青年會有這些想法和思考?為何他們的想法和思考如此的真實、深刻犀利,虽然也不无偏颇之处?你們和他們在國家、民族、社會、“做人”甚至是“知識結構和感情寄託”上的種種衝突,其要害的緣由究在何處?

這是我們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歡迎討論。

 

 

本文記於2010至2012年間

記述2005至2011年間之見聞思考

 

   ——作者

 

 

不會分割和不可分割       

 

火炬還在跑,爭論也並不止歇。而有趣的就來了。在網路上見到發文章,有話要說的人,往往開頭第一句就是“先說明,我是反對國家分裂的”或“我到過西藏,他們大部分人並不希望獨立。”

然而為什麼要做這類表態呢?就退一步說,有人想要獨立。怎呢?難道傾向獨立的人就沒有發言的權利?難道他們的意見就一定不值得一聽?如果要持有某一種立場的人才可以說話,事情一開始就沒什麼好討論的。而事實上更嚴重的是,只要和某些被標榜為正確的主旋律相左,就被指為分裂份子,以致要發表意見的人紛紛急於撇清。而不擁護對特定人物或團體的抵制,或不同意某些做法,立即就被打為賣國,反華。

不過住在台灣的人讀到這,應該是笑不出來。這種情況太熟悉了。類似於大陸有許多的“反華”勢力,台灣政商界也絕不少有被指為賣台集團,或中共同路人。凡是持相反立場的,或想要打擊的對象,就是不愛台灣,要不就是共產黨派來的。有些人事事都要分藍綠,分黨派,凡事逼問他人支持哪一邊,只問立場不求是非。在訊息未充足時就要求表態,在社會還未有足夠機會交換意見時就逼人選邊站,根本扼殺了將事情說清楚的可能性。

在這種思維之下,整個世界只有兩種立場,非黑即白,非我即敵。因為製造仇恨是最能凝聚團結或操弄選票的,樹立共同的敵人也是最能轉移問題焦點的,無理的二分法思考非但不被勸阻,反被作為標準。於是部分外國媒體的不當行徑,就被當成西方新聞界的一貫做法,然後就成為整體西方世界的陰謀,是外國人都見不得中國強大。因為有些藏人使用了暴力的手段,只要對西藏的現狀有任何想法,就是支持濫傷無辜,就是站在分裂份子那一邊,也就是和西方反華勢力有勾搭的。中共對中華民國的壓迫,就可以被理解成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猙獰面目,然後就被某些人說成中國對台灣人的壓迫。台灣人討厭共產黨,就能被擴大成厭惡大陸,又再被變成仇恨中國。於是在過份聯想和有心人的扭曲下,台灣開始瞧不起被共黨統治的大陸,然後遷怒於由大陸一定會聯想到的中國,從而也對自己的身分和文化背景反感和迷惑,分不清裡外,辨不出敵我。有人叫囂主張與中國有關的東西都要除去,為了政治鬥爭的操弄,教導人們排斥本屬於自己的東西,將自身的血緣文化也要拋去。在台灣,造成了部分人族群分割的思考方式,而大陸卻也順水推舟的建立台獨份子的形象宣傳,樹立了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的簡化邏輯。

如此就是二分法造成的弱智思考,其病根植於不能將事分開想的漏洞。很多事情分不開,是因為人們在思考中不會分割,而所有的人與事因此只能屬兩者之一。並且因為無限延伸的聯想,人們不只反對敵人,也反對一切和敵人看似相關的東西。社會就在撕裂之中掙扎。這種過度擴大的分化行為和羅馬查士丁尼時期尼卡暴動時的社會撕裂現象如出一轍。而諷刺的是,尼卡暴動的背景正好也是“藍與綠"!事實上社會中明智冷靜的人不少,不關心這些話題的也多得是,但他們都被捲入,硬被分為敵我。由於只有兩種立場,於是乎不是無條件擁護一切的,就是叛徒。有任何意見的,就是支持敵人的。甚至不打擊敵人的,就是敵人,與敵人有關的一切也是敵人。也因為這種弱智,不會分離政治,國家和文化的思考,塑成了部分人面對中共欺凌就要反對中國的反應,或因為不會分離黨派,政府和國家的認識,以為中國就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支持共產黨政府就不配是中國人。因此有些人自稱愛國,就將不與自己言行一致,不完全擁護自己主張的人,不願去砸家樂福的人,說成叛徒,打為敵人,私以一己喜好定義中國人的政治道德標準。有群人稱自己是台灣人,由此就說另一批人不是台灣人,不愛台灣,從而竊據台灣之名,規範台灣人應當如何。

這種思維下,也只剩下兩種答案,任何事情因此也就變成了非黑即白。西藏是中國土地不可分割的部分說成是大義,任何不同的答案或意見就被說成是分裂。如此西藏的事情就說成了是國土完整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馬來西亞的華僑朋友在餐桌上張大了眼睛問:“西藏是不是中國的有很重要咩?(馬來口音)”我對此根本沒有答案,只能笑著說:“可能是政治人物的面子問題吧。”

不可不見,這說法中不可分割的祖國其實是一個政治體,而忽略了,真正給予吐蕃人身份定位的,是他們的文化和生活價值。藏人之所以為藏人,並非由於他們與其它族群或與北京政權之間的關係,非是由於被歸納為五族之一,或五十六族之一。重點不是他們屬於誰,而是他們有屬於自己的東西。而歸屬於何種政權,或叫什麼名稱,並不真正改變他們是誰,也不是真正對他們那麼有意義的。在討論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土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想想那真正不可分割的東西?

不論人們認為西藏在概念上應該屬於什麼,他們不屬於漢文化圏卻是事實。想想一些人曾致力於對新疆音樂的考察推廣,新疆的民歌因此在漢文化圏內也受到喜愛,中國東部很多人都熟悉阿拉木汗,花兒與少年。誰學二胡又不會多少接觸到新疆的曲風?這種對新疆文化的態度是不是也可以推廣到每一個層面,也推廣到藏文化?既然是一國人,豈不該彼此學習了解,而非一方單向的輸入和要求?而文化和宗教的東西,讓他們自己決定去留,對生活方式的改變,由自己個別選擇,而不是由他人評價,規劃和指揮,對自己所居的土地,能參與其發展和享受其果實,還能表達想法,這些不是對藏人不可分割的嗎?

然而那些喊著國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人住在哪裡?他們有誰問過西藏居民的看法?為何不讓藏人自己來回答這些問題,卻是中國東部的人在喊西藏發展了?除了政府官員,我怎沒見到大陸的網站上有一個藏人的聲音?怎沒聽到藏族人組織反分裂遊行?那些人信誓旦旦說西藏人過得很好時,自己身在何處?藏地的福禍興衰是他們承擔嗎?那為什麼喊的不可分割的土地是別人住的地方?就這麼喧賓奪主的為別人的東西發表意見,當作是自己的,為別人的生活下評價,而對當事人沒有一絲尊重?甚至對與大陸根本處於政治分裂現狀的台澎金馬,那些人也同樣把台灣人的土地和命運當作自己的,指手劃腳,大談“不可分割"。他們誰問過中華民國民眾對大陸政權的看法,誰為台灣人的幸福擔當?而他們就憑這樣的思考方式,要決定別人的生活。

有人說得很得意,要讓民眾決定是嗎?我們讓全中國人來投票看要不要你們回來啊!且不說對台灣使用“回歸”這種字眼是對歷史的誤解,我們可以讓所有中國人投票讓山東省出去嗎?是不是多數人的意願或偏好,就可以強迫部分人接受?將群眾暴力包裝成“民族大義”,並不改變其無包容的本質。將藏區所面臨的問題故意與暴動行為混為一談,扭曲為牽涉國家完整的大是大非,不過是規避問題的顧左右而言它。身為中國人,我們大多都被告知過一個觀念,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可這大我是誰呢?在此概念被強調時,往往小我不是犧牲了自己,而是被犧牲了。小我被犧牲,被噤聲以後,大我得到了什麼?剩下的大我,其每一個部分不也就是個小我?而他們卻被教育要樂於犧牲他人!有些人是不是認為,只要是他們認為正確的政治立場,即使損傷部分人,被傷害的人也要樂於成全?只有當一個“我”不會損傷自己任何一部分的時候,才能夠稱為大我。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價值,是要保護其下的所有人,它才是值得民眾去擁護的。蘇格拉底說過,我們不會因為眼睛是一座雕像最重要的部分,就把它漆成紫色。將一部分過於放大,即有損雕像之整體。修飾過於其份尚且不可,又豈有傷手足而全其身之理?手足之傷,雕像已不全矣。

西藏是否是中國無可爭議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關鍵不是任何條文或某個法律還是哪一年的什麼紀錄,是在於他們對大中國的概念有多少歸屬感。而這不是看這群人是否願意認同別人所定義的國家,而是憑中國之器能否裝得下他們。一群體是否與其所在國家的概念相契合,不是要求治下之民眾而是要求政府和社會。要西藏能是中國真正不可分割的血肉,不是去要求西藏人成為其他人所期望的中國人,而是要擴展中國的概念去包容藏文化。而在指稱其傳統文化為落後,對其普及的宗教信仰輕蔑貶損之下,何以含納藏民為國家之手足?

如果中國人還只知以出自中原地區的“炎黃子孫”之說自稱,而不知有雪猿,若是單面地以共黨的政治思想要求藏人,卻不能尊重其本有的文化價值,則是中國無容西藏之量。若得不到認同,非是藏人棄國忘祖。如果一個政權不能包容治下所有人,而是只以其中一部分人的背景或觀點自居,就該滾出那地方,到只有其國名的民族生活的地方去。

 

訊息和道德勇氣

 

在一些觀點爭論中的不快,致使有大陸人指責我一直偏袒藏人。其實整個過程中,我都沒有在評論拉薩在三月發生的事情,因為我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我所詬病是在其後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一些觀念和大陸的社會文化。就是說,我是對所見大陸人對新聞的態度有意見。這從何講起?

即使對一個遙遠的事不關己的地方,有看新聞的西方人也能略有所知。而廣大的中國人非但對這些背後的問題漠不關心,反多著重於西方人的反應。在遙遠的其他國家,有些事不關己的人希望能為西藏問題發聲,在華人圏內,有謹慎的意見在嘗試引導國人思考,卻往往只被歸為與使用暴力的極端人士同類,是分裂,是賣國,和不理解中國,是反中,是怕華人強大的心理。是什麼原因,讓人對身邊的事和天邊的事,態度完全倒反?

 

當然西方媒體和社會意見之中不是沒有錯誤,但絕不是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無需反省的藉口。

其實西方的很多人也是隨便而盲目的。在宿舍餐廳,有人穿著有坦克車對著人射擊圖案的運動杉,上面寫著“奧林匹克中國射擊代表隊”。一旁另一人就對我說:“我跟你說,這就是西藏發生的事情。”那名大陸學生的那句“You know nothing about Tibet”是有些道理的。雖然和大陸官方所宣傳相反,一般西方人的言論立場顯然沒有政治利益的目的,而是個人在其文化與價值觀下的反應,但要說他們就知曉是非曲直,多數例子上誠為非也。不少西方人在拉薩的衝突後,強烈地想要保護藏人自由,急於對北京提出指責。但想也知道,這些民眾大多數都沒有到過西藏。就算去過,看的也是旅遊景點,而不是社會疾苦,對藏地的文化狀況和生活優劣實也不易判斷。他們口中所說的是非,很大程度上是霧裡看花,難見真確。但對靜坐者喊出那句話的同學是否真就知道西藏,那可也難說。其實同樣的,中國東部極力捍衛政府立場的學生,也大多沒有見過西藏,更沒有認識幾個藏人。即便不少大陸人自認對藏區所知較西方人多得多了,他們得自於教科書和政府媒體的所謂事實,又有多少站得住腳?

同樣的背景知識缺乏,在兩種極端陣營的多數人,都並非站在堅實的理解基礎上,但是大陸的主流意見,或表面上的主流意見,卻不曾在見到事件發生在一個強大的權力之下時,去質疑這個權力,沒有去保護弱小的想法。反之,他們急於保護那個受了辱的“國家"。

問題的癥結在於,各方所呈現的訊息或表達出來的意見都不應是最後的論斷。該有的目標不是去“爭吵"傷亡的真偽,而是要“了解"真偽。應該追究的,也不僅是到底有無傷亡。即使有人命的損失,是為阻止暴行,為救人而射殺,還是過程中誤殺,或是鎮壓濫殺,所應得的眼光和評價都是不同的。關心事件的人要做的不是先譴責或維護,而是在不同說法出現時,就其相異處求驗證。甲曰這般,則向乙追究,乙有他說,則再問甲如何解釋,如此謊言才會難以遁形。我們需要的不是要先接受一個事實,是在一來一往中,讓更多的真實顯露出來。

當然這有時很不容易做到。例如美國某些人指稱伊拉克有大型毁滅武器,藉口開戰,國內外各方要證據,就是不給。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下了什麼指令,整件事死傷如何,二十年探問,偏不許提起。拉法葉艦背後究竟如何,到現在也說不清楚。但若是美國人不抗議自己的總統,香港人沒有每年的紀念晚會,台灣人從不想追究過去的可疑,我們是否會覺得合於情理?三月在西藏發生了什麼,這麼久了我們都不知道,連談都不能談,卻不是中國人的一大諷刺與可悲?

正因中國古人有言道: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故而希望明瞭真相的人,總期盼訊息的提供者,尤其事件參與者,可以坦然面對各方的疑問和對話,敢於回應反面的說法,而不是顧左右而言它,或讓人去對異見者大肆撻伐,以混淆焦點。未有真確憑據的指責也許是不大公平的,但質疑卻是應有的。如果沒有外界的質疑,沒有部分媒體誇大甚至歪曲的報導,世人,尤其華人,難道就聽信北京的一家之言?

對於西藏事件及其後之風波所見,我的感覺是,大陸社會缺乏追究的力量。可能是由於環境中常常缺乏這種選擇,以致根本難有此念。而西方的新聞或意見因為可以反駁,可以懷疑,對其之怨怒得以無顧忌地宣洩,因而就顯現出了雙重標準的行為方式。又或者對一些人而言,由於過去經驗中從來沒有這種選擇,他們無法接受見到政府遭受道德質疑?

在這個時候,我已和法輪功的人接觸數次。聽過一些說法以後,我也開始旁敲側擊,嘗試追問一些細節。由於某些事情實在太過駭人聽聞,如摘活體器官,和監獄中的各種殘虐手法,除非追問出些有力的證據,我也未敢輕信。中共和法輪功陣營長久的媒體戰,至少在海外已是眾所周知。我曾在都市裡陳情的地方坐下長談,追問監獄迫害的原委虛實,相詢團體與政府對立的演變過程(請大陸同學不要直接這麼做,我知道有大陸學生接了法輪功傳單被舉報,回國時麻煩上身)。大學內曾有參與調查大陸地區提供器官移植的人前來演講,好奇的同學們也湧去“Find out”到底有何蹊蹺。我當日倒是因為上課錯過了。

法輪功也不過冰山之一隅。中國人今日面對的許多事,都正如王力雄先生對西藏問題的描述:幾乎僅有兩個聲音。並且更甚者,“那兩個來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幾乎總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西藏也只是個縮影,也如法輪功,也如民運人士的觀點和五毛"永遠說不到一起去,並且他們所憑藉的事實亦是相反。王先生也指出了許多人採用的解決辦法:“只好是先選擇立場,決定站在哪一邊,然後就把哪一邊提供的信息當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來源的信息全視為謊言。"如此畢竟是資訊封閉下,求證困難,無奈而行之下策。

但是爭執一起,人們很容易忘記訊息最為重要的目的。一旦什麼事物被批評了,維護它的人便指責批評者有如何的不是,甚至是與批評者只能勉強沾上關係的人有何等不是。而似乎言下之意,批評者就失去了評論的資格,因此變成道德上的相互指責。隨之一來一往中從而根本忽略了遭批評之事本身的是非問題,不探討引發爭論的緣由,就事論事,而是將立場泛意識型態化。

所以選立場反而成為了唯一的重點。選擇了自己願意相信的立場後,我們的目標就是所維護的說法必須吵贏,而別人一定得被說成理虧,對實際反而不在乎了。我們雖極力守護,其實已看不見真正該被保護的人與事。這般不只是失了追究真相的機會,也忘記我們原有最真最自然的思考。好比有一群幼童玩耍,忽然見一個孩童摔在了地上,我們總會在問清事情原委前先將他扶起,確認有否受傷。而這遠比先選擇立場更重要。

先選立場也不總是必要的。如今訊息途徑的發展,已給予愈加難以阻擋的知識傳播。或有一日,對西藏,也不再需要立下一真一偽的假設。屆時我們將能更接近真相,而希望這樣做,就要同樣以嚴格的標準要求每一方。中央電視台拿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死亡名單去檢驗是對的,但是中央電視台的報導也要能夠接受檢驗,那才是足夠的。

 

部分西方人未經謹慎思辨便對中國示以輕蔑,固不可取,但重要的是,應有更多的中國人對事的態度,是先有關切可能受傷害的一方,在意弱小者安危的心情。是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的惻隱之心。若我們不忘此念,則必然持有較大權力者,會被更嚴厲地監督,以致有求全之毁。政府與軍警,會更常遭到質疑和追問,然這並不是件壞事。在疑問與責難中若最終證得清白,則會得到更實在的尊敬。有個受不起質疑的政府,只會指控外面,才是丟人。

 

武王伐紂,崔杼弒君

 

在西藏爭議鬧得沸騰的那段期間,大陸政府媒體對那“一小撮人”的攻擊中,一個特別常見的詞彙就是農奴社會。其使用的頻率到了有趣的地步,好似對現狀有任何意見就是與農奴制有勾搭的。而更有趣的是,有大陸學生竟然質問我“那些鬧事的藏人有多少見過以前的農奴制?”說得好似那些藏民沒見過農奴社會,更小的他卻見過了。好似這個與我同年齡的人十分清楚藏地舊制度的黑暗,就憑那四個字。

農奴社會充其量只是一個名稱。在接觸過的訊息中,當時的制度似乎更近於佃農制。我不知道對不對,也許西藏過去可以稱為農奴社會,但古典西臘及其之前的邁鍚尼文明,皆有奴隸存在,除戰爭上,也可以用來從事生產。而當時的奴隸多來自戰俘,非本地區或本城邦人。歐洲中世紀的制度也可以稱之為農奴社會,然而後有自由民階級的存在。農奴社會的名稱並沒有說明一社會結構的優勢與缺陷,也不能說明該制度下的人生活如何。實際上,古代那些擁有不平等經濟制度背景的,並不自稱為農奴社會,這是現代某些人冠以的名稱。將來未必不會有人給現今中國大陸的社會一個更難聽的稱呼。但不見其真實,名稱不一定能說明什麼。

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台灣的國語課本有一篇武王伐紂的故事。一天老師叫了同學起來問:“武王為什麼要伐紂?”同學一張口就答:“因為他想當皇帝。”老師並未否定他的答案,但卻補充說道:“還有是因為紂王暴虐。”這就是讀書時課本上的標準答案,考試也只能這麼寫。 當日回家說了這事,大人大笑:“這答案對啊!”

其實同學除了一個技術性的小錯誤,也就是我們小學還不知道三代時期未有皇帝之稱,他的說法比起段考標準答案在學術考究上未必就有較小的可能性。紂王之罪在歷史上未必是定論,且部分材料已知是後世所添加。子貢就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一日閒來拿起孟子,偶然又翻到很久以前讀過的一段。齊宣王問伐紂之事,“臣弒其君,可乎?”,孟子的解釋是:“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對此段對話記憶猶新,但這回我卻注意到一個重點。孟子表示贊成伐紂,即便在這很簡短的對話中,也是有論述過程,而不是只有答案的。

其實我們的教育一直在告訴孩子星戰和魔戒一類的故事。中國人只告訴孩子結論,卻略去思考分析,獲得結果的過程。我們很小就被教導記憶對伐紂正當性的認同,標準教材卻沒有讓學生學習孟子認為伐紂是誅非弒的論述。而紂王如何“賊仁”,“賊義”,關於妲己,酒池肉林,伯邑考,炮烙之刑,和其叔比干與他的關係,從未有任何陳述作為“紂王暴虐”一評價的支持,更遑論記載的出處與其真實性。當然,小學生的年紀對於討論歷史記載可靠性的考證也許還太早,但定已足夠在簡單的事實基礎上判斷善惡是非。事實上,我以為若沒有紂的事蹟內容,教這個故事的意義就已失去,因為它並不教孩童評斷是非優劣,而只是培養了一個好惡感。又或者,說故事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培養好惡?

評論功過本是中國人寫歷史的一部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將道德價值融入了歷史的記載,乃至於“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我想這本是美意。然而中國人對歷史給予評價的習慣,卻給了對歷史定調的做法很大的方便。集權政治總喜歡把歷史標準化,因而中國人孩童所學的歷史評述通常都很單一。尤其在對道統的強調下,事物的好壞都有所謂的標準答案。而這種標準答案,而非實際發生的事,卻往往是學生學習的重點。

當我們學的歷史只剩下評價而沒有歷史,就不存有當時夫子所追求的道德教育意義了。它只是用來培養好惡感的。而這個觀感並不是好賢德而惡暴政,而是好周武而惡商紂。暴虐可以只是書上一個空泛的形容詞,沒有具體的理解為其基礎。更甚者,如果學的是編造拼湊的,或斷章取義的歷史,歷史中的事實還可以是更可怕的工具。

想到這裡,我也開始懷疑不食周粟的故事這麼被強調,其後用意為何。伯夷,叔齊的事蹟,是被當作世說新語中之類的故事般,純讓人聽聽故事參考,還是用來傳達一種價值觀?一種已經被敲定的價值觀?

我們都讀過或聽過汪精衛是投靠日方的漢奸。對於汪,大多人的所知除了幾個簡單的地名,組織名,就只有漢奸。並且因為投日,其人在此前的一切往往全被抹去不談。汪精衛真的是漢奸,或只是漢奸嗎?又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漢奸二字拿掉,真的去看看其人所言所為,其動機及其影響?又如袁世凱,我們一般除了知道稱帝的笑話,可曉得他是個什麼樣人,做過些什麼?至少我在台灣中學使用的課本,對袁除了稱帝的事,完全闕如,朝鮮,戊戌,天津,北洋,一字未提,因此對這人其實缺少充分了解與思辨判斷的機會。使用漢奸之稱不一定是錯的。如果在對事實的理解基礎上,人們在認識中形成了共識,而使用一個含有評價之意的稱呼,並無不可。然而此一詞彙若出自課本或教師的口中,學生卻是在未有判斷的機會之前先被灌輸評價,何其大謬!同樣的,在得到知識的過程中,我們還有許多偉人和匪類的頭銜,應該被摘除。更何況,對這些偉人和匪類,我們聽到的,有多少是歷史,又有多少只是“好”與“壞”?

那曾為生法輪功的氣在餐廳搥桌的同學爭取到交換學生的機會,去了美國。不明何故,一天突然有所感的發了郵件給我。信中說道看了美國感覺也沒什麼不同,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見了這段話感到有些滑稽。資本經濟制度如今普及如此,還真是從某些地方出來的人才會用這種字眼形容別的國家。奇的是到美國才不幾日,即能出此評論,其所據為何?回信問了同學: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是資本主義?因為我一生都住在“罪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實在感受不出。

見到回信,同學以為我又在嘲諷她的政治敏感,不甘服輸,回信中又稱大陸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且辯稱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調控亦有其優勢,未必不如資本主義了。

見到這樣的辯解,還真不知同學除了這些主義的名稱,有否讀過任何內容。美國,澳洲的確是資本經濟制度,但中國大陸現今用的若不是,卻是什麼?以社會的運作而言,澳洲的制度遠比大陸接近社會主義精神,只不過他們沒使用此類名稱,而中國大陸,以其極度缺乏對弱勢者的保障和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壓根搭不上社會主義,且恐怕大陸政府從來也未有過社會主義。將政府對市場的控制扯上更添其荒謬。自由經濟是有時與資本主義出現在鄰近的字眼,但兩者所指本非一物。即使沒有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資本制度運作,且現今大陸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社會主義理論中的計劃經濟根本也不是一回事。同學恐怕也不知道的是,馬克斯的理論中,共產主義的實行是還需要高度的基層民主的。以同學曾經愛黨熱忱之高,支持政府立場之堅,竟連共產黨源起的基礎政治理論也分辨不出,其知所擁戴者何?再次回信,我說我認為澳洲可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大陸不是,讓同學想想再回答。同學未再回覆。

同學個性有些固執好強,嘴上不認輸,曾出過些滑稽,但並不愚鈍。此回有感而發,卻顯露了其視為當然的認識之後,理解基礎全然缺乏,思路所依恃的不過幾個名稱以及與稱呼相隨的刻板印象。這當然也不能怪同學,但正因如此,是其可怕之處。

大凡人類先有對事物的認識,而有語言中相應詞彙的發展。然而當語言工具演變為極方便的媒介,而用以傳遞知識,教育,則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們是在實際接觸或感受到事物前,經由文字得到對於事物的概念。由此人們很容易養成以文字詞彙為思考基礎。遇到事情,首先跑出來的是經由文字灌輸形成的條件反射,如“資本主義國家”,而非依照觀察事實做出的判斷。而事實上對很多接受過的內容,我們都沒有機會去思考,或因為被灌輸了就要用來考試,或因為根本缺乏實際接觸的機會,但因為接受的時日已久,卻容易習以為常而視為理所當然。

誠然,不需要對每件事物從頭認識思考,而能節省時間,正是傳承知識的本意。因此其利弊就仰賴於訊息的品質和廣度,以及對照比較的機會之有無。人如果不只聽聞過一種內容,就更能有思考的機會,更有接受新訊息與和真實世界接軌的準備。中國的思想文化其實極具豐富性,但威權的,單一的教育方式所呈現給孩童的往往只是相當片面的東西,甚至呈現一個東西,其內容也是扭曲,被重新解釋的。一般認為對中國人政治和社會文化影響最大者是為儒家思想,但,就以一般認識的儒家主流價值來說,實情真如此簡單嗎?

孔夫子所教授儒學之中心,一說為“仁”,亦有一說為“忠恕”。漢武獨尊儒術以後,我們所熟悉的“忠孝”才變成儒家的中心思想。在此之前,反而有民貴君輕之說。儒家所謂倫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不分,父子不分,關係是對等的,可沒有忠不君之君的道理。所謂倫常,是謂君臣,父子,非是忠君,孝親。一個是雙方面觀點,另一個卻只是單方。然而使用儒家之名施行教育的人卻能選擇性的強調或解釋。後世發展儒學理學者,也多在一種威權的架構下構築他們的道統。最後就只剩忠孝節義,卻都不強調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是儒學的呈現面貌就變成要求臣子的。對統治者卻沒有什麼束縛。

在統一模式的教育下,人們的認知就容易停留在“武王伐紂是因紂王暴虐”,而少有人會在意子貢所提及後代增編紂罪狀的事實,或知曉漢初其實有黃老學說之士以紂為正統,周武為叛逆。當評價而非事實,被當作標準答案,人們少會很在意暴虐實際上是什麼意思,但卻很容易去“反暴虐”。這就是科幻小說式的教育所給予的。星戰迷們都該長大了。

 

當河蟹爬過

 

也許自許愛國的人,是該對不公義的事有敏感度的。至少我本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正是某些自稱愛國的人,會讓人目瞪口呆。一日說起文化被商業侵襲的問題,一同學卻突然沒來由地一再規避,否認弊端,最後氣急敗壞地喊出一句:黨都是為了國家好呀!

我不由得不氣憤。我身為台灣人,尚且關注大陸的社會現象,而竟有大陸人將政治面子置於社會疾苦之上,視此類話題為對黨不敬。

同學聞言,卻很委屈,不服氣的回道:“我沒有啥對人間對世界對宇宙關懷的信念。我就凡人一個,全人類怎麼了我管不了。"

然而正是同一個人在為自己的愛國言論辯護時說,因為他對祖國有深深的信仰,願意全心地保衛它。持有這種信仰的人,其實一直都是很冷漠的。因為信仰,他無視於表面上和他的信仰相衝突的人們的需要。他愛國,可對國家的組成成分輕薄。他的信仰剩下的是意識型態的空殼,這就是為什麼有人這麼敏感外國人的一句評論,甚至為不知內容的事生氣,卻沒有為國人的實際利益說一句話,還不許人們說話。信仰記得的是國家的形,而忘棄了國的義。

什麼叫做故作清高的宇宙大愛之說,什麼又叫做大局?關心國家社會應該著眼多大的事,怎樣又算太大?就試論大與小。有些人特別在乎達賴喇嘛是不是藏獨主張者,對於對藏地現狀有看法的人風聲鶴唳,卻認為詬病政府干預選定班禪喇嘛的人是拿小事找麻煩。因為“穩定"最為重要,在此之下,少數人的虧損全不足道,被犧牲者的忍氣吞聲也說成理所當然。大與小,立見分明。其然否?既然西方要求中國大陸開放媒體採訪,又評論大陸自由與人權的不足,被他們認為是民主的傲慢,則北京政府以暴力強制的做法讓西藏放棄原有的方式,而向黨認可的思維看齊,如何不是文化的霸道?既然挑撥炒作西藏問題是傷害穩定的,則實質造成西藏與中國東部疏遠的行為如何不應正視?外人對一國家的輕視與國家對內的輕蔑,孰大,孰小?言詞的不和與行為的傷害,孰重,孰輕?

在一旁的看客眼中,也許轉世傳統的中斷或宗教傳承教育的崩毁,一點感覺也沒有。是的,其實班禪喇嘛不見了,對我有何影響?但我卻相反地認為多年前那孩子的消失比大陸的言論和諧更值得重視。我承認,自己其實一點不關心班禪的真身是誰,但若因此而無視,對藏傳佛教中人卻是不公平的。就如很多人不信基督教,甚至反對其內容,但我們不會因此走進教會,把牧師或神父拉下台。而卻有政府中的人有此連常識性的尊重也闕如的做法。我不信大乘教,也沒有學習藏文化或喇嘛轉世的理論。但對有些人這是信仰,是精神生活的寄託,即使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那也是他們本地文化的一部分,還是傳統的內含,是生活的一部分,為何要輕易輕賤之?現今漢人大多早已不再將封神榜裡的許多故事信以為真,但假若英國人以自視先進的姿態嘲笑我們的文學,漢人是何感受?雖然我根本不曉得藏傳佛教的東西要如何解讀,不理解轉世文化,也不受藏文化直接的利弊,我不在乎,可我們可以讓在乎的人得到尊重。更何況,一個小孩的安危難道不值得人關切憂心?而這種對整個中國大陸看來很小的事,卻不就是一個國家根本價值的問題?

這不過就是對人的關懷,為別人的立場考慮,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很直接的著想,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地球村或宇宙大愛。奇的是,一些人在愛國的時候就可以有很廣闊的情感,而對人卻覺得無力了,太遠了。

為何?其實愛國反而是個虛無縹緲的意識型態,這也是為什麼我總覺得這個詞其實漫無所指。如果對黨國的情感,是以那人所說的信仰的型式存在的,且又如果,在此方式之下,一個人對負面的消息多有莫大的戒心,深怕國家被辱了,以致總是以情緒化的,護衛的心情在聽。這可能會造成什麼現象?這人雖有情感,可他其實變得冷血麻木。他聽不到同胞的不滿,或外界的期許和指責,又或把這些都當敵人了。最終,他捍衛了國家的面子,或自己心中的榮譽感,但忘卻了國家的內涵。

國家是什麼?國家不就是為保護其中每一個人而存在的?當某些標榜愛國者逼問他人在國家大義前豈可因小忘大,他們不妨先問,若國家是要讓人失去保障或遭受屈辱,要國家做什麼?何況這裡說的可真的是國家?還是政府?國家和政府是什麼?史記中對帝王的解讀:“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封建論對國家制度興起的說法也是“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制生焉,於是近者聚而為群 ……"若說外國,佛經記載對印度甘蔗王種性起源的說法亦是由解決土地糾紛而始。可以說國家集體和領導權的建立,其初始無一不立於顧全生活。共產黨過去不也標榜“為人民服務"嗎?

愛國是什麼?我認為愛國的本質就與愛家,愛村里,愛鄉土一般無異。我最先想到的,是蔣夢麟的西潮一書中,描述清朝時偏遠鄉下對於朝庭政令的反應。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天高皇帝遠,人們一般僅關心身邊的事物。但到了新聞消息可以更快速傳達的時候,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就可以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國是為家與鄉鄰的延伸。村里周圍環境的遭遇同自身與所在乎的人休戚相關,所以關切。以此而始,而有愛國。而國又有文化與生活方式之積聚,非但大於鄉里,其面亦更廣。

因此愛國的問題在於,我們認為自己的手臂可以伸得多長。部分人相信駁斥批評的聲音,隱惡揚善,乃是愛國的表現,因為那在大格局上維護了國家的光采。同學稱為深深信仰的愛國心情中,最怕的是不和諧。但和諧如何判定?在一名孩童可以莫名消失的國家,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安全的。這也正是不少美國電影的題材。因為若以違背理念或原則的做法達到目的,則目的已不再。只要先例一開,則理念實已不存。維護美國的政府名譽,或防備恐怖攻擊,皆非不光明手段的藉口,皆不能犧牲他們的立國精神。美國人有此反思,誠可借鑒。因此並不是大陸現在不准學法輪功了,法輪功遭受非法殘虐之事的真假就不再重要。我同樣沒學過,也不了解法輪功,但我們不可能犧牲法輪功而換來一個和諧的中國。中國人更不可能以壓制不滿的聲音,忽視矛盾的源頭,而求得大同世界。因為關心國家,先須歸其根本。不愛人而愛國,是不可能的。

不曉得某些曾因為捍衛黨的心情而對我氣急敗壞的同學,平時會否留意什麼樣的事。但當然大陸有很多事可以關心。主要是在拉薩的衝突之後,我開始注意大陸及海外的某些信息管道,也有了在查資料以外不定期上大陸網站的習慣。憑良心講,與其說關心,其實是難以不注意。一些事的駭人聽聞,一旦接觸,就無法停止看下去。就在奧運前後,前所未聞之事已不可盡數。黑磚窯童工,監獄躲貓貓,貴州的俯臥撐,湖北石首疑因冤死人而起的警民對峙,有三聚氰胺的奶製品,單刀入警局的楊佳和指甲刀砍殺官吏的鄧玉嬌,又有種種論述說道如今大陸一般大眾對不義的事如何漠視。

莫非中國大陸當真“再也不需要小說了"?有說法道是只要能詳盡記述現今的社會,就能成就一本足以流傳後世的著作了。想到此一說法,也當真有幾分貼切,又多幾分寒心。

但種種慘事,卻正是在網絡上見到的。這也表示這些現象絕非無人過問。正是由於網絡的力量,楊佳的母親最終得到釋放,修腳刀故事的主角鄧玉嬌也或多或少得到了社會的保護。因為來自輿論的質疑和不滿,許多枉死的人和各種奇奇怪怪的冤屈開始受到關心,不少社會上的弊端開始被追究,被反省。

相較於在拉薩衝突後的仇洋風波那段時日,感受到許多大陸人對新聞訊息與社會正義沒有追究的力量,甚至沒有追究的念頭,我見到其實大陸人已經有可觀的力量和行動,強韌到可以讓自以為生活在歌舞昇平之世的台灣人慚愧。

猶太人屠殺紀念碑有名的題詞,大多人也許都耳熟能詳了,無益贅言重復。但我想起了另一句更為簡潔,且也堪為經典的話。我見到大陸人在關心生活的公正之中,真正的在實踐愛國,不只為自己,也在為同胞的苦難發聲。中國人為了改善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在奮鬥,要把自己的努力甚至冒險,化為將來孩子和同胞的保障。我想就是基於這種關懷精神,所以龍應台才會說:“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國家的驕傲?

 

奧運會開始了。開幕式的許多表演都做得很漂亮。其後最為人關注的就是賽事了。那段日子裡,很多場所都開著電視。對大陸年輕人而言,不論在網上或留學生間,當時最熱絡的討論似乎都圍繞著獎牌的數量。尤其,與其它國相比如何。

 

“那台灣的選手表現怎麼樣啊?”一大陸同學問。

我坦承:“沒在注意。”同學卻叫起來了:“你怎麼這麼不愛國呀?”

雖然對於某些人特意關注比賽成果,我是一點也不反對,但我卻絲毫不能同意將關切運動會視為應當的,甚至當作是愛國的表現。我也不理解一位運動員如劉翔為什麼應該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和批評。

不可否認,華人對外界充滿了比較心理。在國外凡遇節慶活動等場合,我感受得到中國留學生不少都盼望有關中國的表演節目能勝人一籌。與其說是遊子在外近鄉情怯,這種心情當中,民族自豪感的情結還多得多。又如在網路上幾次見到出現關於日本武士刀的討論,總看到下面一堆中國人評論道“哪裡能跟中國的刀比”,“武士刀還不是中國傳過去的”,甚至“小日本能有什長處”。留下此類言論的人數之多,每每讓我不禁好奇這些人中有多少是習武的,真正知道如何握刀,揮刀,而能真正做出比較?

有人說大陸中國人的文化中有強烈的自卑感,以致會顯示過份的自傲和自我中心。這話是從大陸人聽來的,不過說的人顯然並不認為自己屬於自卑的一類,我也不敢妄斷這說法有多少普遍性。我並不害怕被外國人瞧不起,也不擔憂別人不說我們好。但如若西方人欣賞中華文化的長處,我何嘗沒有一種歡喜?台灣的優點受人稱道,我也不是從不會暗自高興一下。但要揚眉吐氣並不是就要見不得別人的好。我們大可不必只強調武士刀脫胎自更早期的中國兵器,對其在日本又經過技術上的嘗試和變革卻若同無視,又否定與武士刀相關的獨特文化的存在。

也許同世上所有文明悠久的族群都一樣,中國人希望自己的東西在世界中受到肯定。我並非沒有這樣的心情。然而什麼樣的事是可以值得我們驕傲的?

北京奧運會現在被當作一大光榮,尤其對大陸人,好似說出口時都精神奕奕。當然其實早在有奧運之前,我們就在這樣做了。中國人總喜歡提起三大發明和老祖宗悠久優秀的文明。每每被稱道的,是漢初盛世的文治武功,唐宋時期的文學藝術,蒙古騎兵的威震八方,明初的航海創舉。但這些話說多了,我們是否發現常常掛在嘴上的,幾乎都不是我們自己會的東西?

什麼樣的事情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如果是為了愛好運動而注意奧運賽事,應該是更為關切自己平時玩的,或喜歡看的項目。與這同學比起來,我的手腳可是快了很多倍。而充滿榮譽感的愛國同學,莫說是從事運動方面的娛樂,就是跑,也是跑不動的。

不會有多少人反對書法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藝術。廣義上書法也是“我們的”,但我卻沒有資格以此為傲。我沒學習過書法,字寫得也並不好看。由於認識的缺乏,我也難以由深刻的知識基礎去欣賞和品評。現在事實上也已經很少人懂得書法。雖然是老祖宗的東西,我們大多人並不擁有。相較之下,日本對書法的提倡推廣,反而是比較普及的。

以此而論,澳洲是一真正的運動大國,因為澳洲人普遍地愛好體育活動。雖然長期而言,澳洲得獎的數量一直比中國人和美國人少,但不少獎牌卻是出自鄉鎮間的活動俱樂部,就在你我認識的人之中。中小學校和大學社團,無不是充滿各類運動競技項目的選擇。許多澳洲人平時就狂熱於觀賞和討論國內的賽事。

雖然劉翔曾在勝利之刻說過:“我們亞洲人是可以跑得快的。”但劉翔一人的能力絕不代表華人的程度,就如牛頓和達爾文的成就絕不說明英國人個個都才智頂尖。許多媒體樂於稱呼投手王建民為台灣之光,但他甚至不是台灣球隊的人。比起王建民,過去的紅葉少棒隊是不是與台灣人更接近?劉翔並沒有責任要證明中國人的優越,因為他只是一個人。有人說,國家社會培養了他,豈能忘恩負義?我說,如果社會的培養都是為了別人,而不是為了運動員,他又有什麼責任要感恩戴德?難道培養運動員就只是為了旁觀者的驕傲感,而不是為了運動本身的價值?何況按照如此說法,社會也培養了所有的職業,而指責劉翔的人自己都有幹一番大事否?而國家除了提拔劉翔這樣的奇才,是否也可以提升國民從事活動的普遍機會,福利,風氣與修養?也許那才是那一個國家比較重要的。以台灣學童的近視比例之高,體能之差,許多人每天被補習壓得透不過氣,學生活動空間與機會的不足,問題豈不昭然?台灣豈真的因一兩個投手就光榮了。那大陸呢?其實中國人贏得了比賽,大家高興一下還真沒有什麼不對勁的。但是這麼多平時完全不做運動,也根本不認得這些項目的大陸學生每天數著獎牌,卻是大大的奇怪。然而是不是因為這樣,有些人才對劉翔這麼嚴苛?因為劉翔不贏,我們就沒得顯示自己比外國人厲害了。若是如此,自卑心的說法說不定有點道理,而且不只適用大陸,也適合台灣。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這麼強調一個王建民,或一個劉翔?因為這樣,才要嘲笑日本,貶低美國?在華人自己的圏子裡,大家都知道,大多年輕人其實對文化藝術活動毫不關心,可到了多元文化的場合,有了別苗頭的意味,又人人都一副很懂的樣子。這樣真的好嗎?雖然將中華悠久豐富的文明作為驕傲,我想我們在有這種心情的時候不妨想想,我們自己有多少人還認得中國的文明?甚至文化很多時候已經淪為給政治抹粉裝飾的道具。我們又是否敢說中國的文化還是豐富多樣的?或者對很多事,我們都只剩下單向的思考?

我覺得,在沒有奧運或亞運的時候,仍能夠欣賞和享受的,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在不與外國人競爭比較時,仍然從事或重視的,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

北京奧運,說是件值得舉國同慶的事,可有多少建造了奧運場地的勞工在開幕前被驅趕出北京?他們為微薄的薪水辛勤工作促成了國家的活動,換來的不是一聲感謝或一個場內保留的座位,而是被視為有礙市容。運動會是不是屬於他們的?多少慘死於汶川地震的亡魂,還被人寫下感念“黨疼國愛”,“縱做鬼,也幸福”,還要在墓碑前放上螢幕,“觀奧運,同歡呼”。就是在運動會開幕前夕,奶粉有問題的新聞被強壓掩蓋,這能說是奧運是屬於嬰孩的,而奶粉不是大人的嗎?為什麼這麼多所謂屬於人們的東西都只有犧牲,沒有分享?大陸沿海都市發展了,可是社會問題越來越多。錢賺得更多了,同時健康醫療制度卻愈發沒有保障,資源分配的不公正日益加劇。火箭飛向了月球,可同時很多孩童連學校也上不起,更遑論將來參與航太科技或基礎科學事業的機會。

以看待運動的同樣角度,我以為評價一個國家擁有什麼,不能單以其最卓越的成就,最光鮮亮麗的一面論,而要看所有人擁有的是什麼,以及最陰暗鄙陋的一面與其最光彩者相差多遠。人們不該是以別的人為驕傲來揚眉吐氣,或為了成就驕傲被要求犧牲,而是該成就自己的光采,和能夠參與應當屬於所有人的驕傲。

 

總理道歉的一日

 

要說2008年澳洲的頭等大事,道歉日必屬其一。新上任的總理Kevin Rudd 在這一天代表聯邦政府,為白種人曾對澳洲土著進行的掠奪,壓迫,尤其為被稱為“被偷掉的一代”的不幸過去公開致歉。

在道歉日的宣佈傳出時,有朋友說這有多麼重要,有多少人等了一輩子云云,我當時並不以為稀奇。口頭上的言辭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也未必代表什麼好消息。我那天也並沒有去聽演說轉播。但之後偶然聽到了發言內容之後,我明白了其中的重要性何在。

道歉日在實際工作上的立即效果當然是沒有的。這一天之後,土著的健康醫療問題,教育普及問題,必定還要存在很久。但是道歉是一種價值的表態。當政府在這一天,面對所有人說出了抱歉,這是代表國家價值觀的進步,也是政府給予的保證,承諾國家不再重復同樣的錯誤。總理對於道歉的決定,以及當日表現的大度和謙卑,讓許多澳洲國民歡欣雀躍,並滿懷驕傲地說:“我們向土著道歉了。”楊恆均寫下了“我對兒子講西藏”一文,這也是我讀到楊先生的第一篇文章。

我想起讀國中的時候,台灣的歷史課本稱文革為中共也不得不承認的錯誤。當時我並不曉得大陸方面對這段時間實際上是什麼說法。後來從大陸來的同學聽到,對毛澤東現在大陸的評價是“七分功三分過”。大概第一個被我問起毛澤東的大陸人所說的貢獻和過錯即由此而來。可我卻不明白這三和七是哪裡來的?人的事蹟豈能有這麼量法?這所謂歷史的撥亂反正,非但不敢就事論事,將評論留給人們來下,反而仍是由政府來決定一個數字。說是要面對過去,卻還用官方規定的評價當作正確答案,足見共黨對歷史態度之開明程度。我對於毛主席被如此消費深感諷刺。

認錯對一個國家是如此重要,以致政府也都不能完全無視。兩岸都多少有些平反和檢討的表示。但是承認錯誤並不應是拿前人的過錯來消費,以顯示現任領導者的開明寛大。也不該是藉由批評前人的不是,來粉飾自己的同類罪惡,或只是順應輿情而為之,卻不就事實做追究和對價值觀進行思考。也不當是制造仇恨,以產生政治操作的籌碼。我理解楊先生為什麼說希望當一天主席來道歉,因為中國人蒙世間非人之苦難,實際上至今沒有聽到一個真誠的對不起。

誠如Rudd總理所言,今日民眾無能改變過去的已然,但卻可以決定如何寫下歷史。我相信人們今日用什麼態度看待過去,是會影響社會前行的腳步的。過去我向人問起毛澤東,純是因為好奇心,但如今我感覺對此人物的理解,是對華人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雖然很多我們被教育的內容都不是客觀的,又雖然之後翻案寫蔣總統或毛主席壞話的人,未必就客觀了,當中亦不乏譁眾取寵之流,我們還是應該有嘗試去了解那個時代的心願。這非是因為對過去的認識必然會直接影響今日的生活,而是一個原則的問題。對過去發生的事持有一個態度,可以知道什麼是我們所認同,而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對過去的一件大事有什麼評價,即代表人們持有的道德立場,亦是處今日之世的立足點。同時,我們是否忍受欺騙?我們要求真實的歷史,因為人們要對政府和某些無恥學者要持有一個態度,那就是斷章取義和造假的歷史是被厭惡的,謊言是被鄙夷,被唾棄的。如何看待歷史確是一個社會和民族道德良心的試金石,也是我們活在現代立身的基石。對歷史無所知,何能對事有所標準?如果沒有了解過今日中國現狀形成的歷程,我們如何去看待海峽對岸人的身分認同,又怎樣對待西藏新疆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從沒有思考過六四天安門,群眾和政權的意見衝突又再發生時,怎麼知道行為的道德底限在哪裡?如果沒有想過我們從小被給予的資訊是否完整或真確,以及提供訊息者的立場或意圖,當一再遇到世界觀完全不同的人們,我們要怎麼看到他們的世界?當世界的變化仍在進行,新的大事和訊息不斷出現,如何處之?

有人會說,我一個普通人又不能做什麼,要立場有什麼用?一個人縱使不能成就什麼,但是許多人的態度就是社會的力量。大部分人也許總是如常生活,然倘使今日有人有想法要做出改變,而當他說出來的時候,第一個聽到的人告訴他,好好做自己的事,胡思亂想有什麼用?第二個人回應,你怎能說這種詆毀國家的話,這麼不愛國?第三個人指責他是西方反華勢力的走狗,是漢奸。志士心死,則進步的力量由是死矣。若在過程中遇上的前三個人之中,有一人告訴他,我願意聽你說,則去惡求善之信念起,國家自省之力由是生。我們每人說出的話和在小事情上所持的立場,都在塑造社會的價值觀,都會鼓勵或扼殺進步,能阻擋或縱容墮落。誰說一個人的態度不重要?

我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等得到這一天,能夠聽聞到真誠的認錯,能為社會價值達到的共識舉國歡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為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開始反思。事實上,中國人也的確開始了很多思考。但同時,我們也還是很難做到真切的反思。

我們還是害怕反省,尤其怕被別人反省,因此總是在比爛。很多人以陳水扁為笑柄,卻對共黨的腐爛視若不見,或只知嘲諷大陸的黑心食品,卻忘了台灣的死豬肉;總是反問“世界上哪個政府沒有腐敗”以為自己民族的墮落找下台階;老拿其它地方的弊端責問媒體為何不說兩句,難道是你瞎了,卻不敢回答自己的團體或社會受批評的現象是否是事實;只譴責日本更改課本,卻對自己國家面目全非的歷史教育不置一辭;鄙夷美國政權的蠻橫詭詐,卻將中國人對他人甚至自己民眾的強暴視為理所當然;認為只有賺錢重要,道德良心大可泯滅,覺得社會的不公和政府行為的受害者可以視而不見,反正落不到自己頭上;覺得現在生活更好了,以為抗日和內戰,天安門與法輪功,都與我們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是以這樣的態度在生活,恐怕是我們虧欠自己的國家,同胞和祖宗,一個深深的道歉。只是,等到發覺想道歉的那天,恐怕某些事已經發生,說什麼也晚了。

 

背向大海,望見世界?

 

奧運會結束許久以後,難得大陸朋友能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吃飯。由於先前的許多爭論,一些大陸學生的想法改變了不少,談話中也就更容易平靜地各抒己見。一個同學還是希望表達自己的感受。那天她告訴我,她還是絕對不能夠原諒法國。

對這突來之言不明所以,問起原由,同學說:“法國明知火炬要經過,卻允許人在路上示威,分明是故意要給中國難堪呀!"

這卻好叫人哭笑不得。依同學這話,法國人對火炬的示威,完全是政府刻意縱容,用來反華的。但我在台灣長大,知道這實在離譜。在一法制國家,遊行抗議有其相關規範,不是政府隨意開放,任意不許的。該問的不是巴黎為何准許示威,而是有什麼理由可以禁止。若為了火炬的面子限制活動,甚至安排選擇好的人群去看火,則法國已不法國,面子也不面子了。示威的人中,當然不乏討厭北京的,想讓中國的火炬難堪。但政府不禁止,實在是沒有理由不准給北京難堪。同個系所的法國人就告訴我:“要是不抗議,就不是法國人了。我們什麼也會有抗議。"在他們眼中,面子不是理所當然的,而示威抗議的權利是必然的。

在此之前,另一個宿舍同學一日見到我,問起“北京送給國民黨的貓熊如何了?”我一時不知如何答話。團團和圓圓給的是木柵動物園,在大陸人的眼中竟會是送給國民黨。他曉不曉得中華民國的動物園不是黨的呢?喔,不,他根本不曉得中華民國。

曾經,台灣一些文人諷喻我們背對著大海。對岸的大陸,顯然也很不願意讓民眾向外望。不願望向海的另一端,無異坐井觀天,其結果可能以井為天,或是有一朝出了井,卻以為所見天下人皆居井中。這般眼界中,便容易覺得只有自己的生活環境是合理的,只有自己熟悉的價值判斷是正常,以為世界都該是這樣的,發現不相類者,則以為匪夷之思。

不少其它地方的華人與大陸人接觸後的感受都是,大陸人對外特別會為中國的事辯護。尤其急於為政府辯護,這可能是最明顯的例子了。我在接觸大陸人一段時間後,也對此現象有很深的印象。此種傾向似乎在最近有了明顯的淡化,但至少我剛出來讀書的幾年所見,是相當激烈的。在這種經驗中所見到的大陸留學生,不願聽人說中國政府的決定是錯的,也不許人講過去歷史的傷痕。宿舍裡公認博學機敏的東歐朋友告訴我:“我問那大陸中國人天安門的事,她說開槍是必須的。"這大陸同學如何得到此結論,並無交待,但她又加上:“中國人多,不能民主。"但這還不比部分人的言論極端。不乏人認為就是殺了那些學生才保障了穩定,換得現在大陸的發展。

正是這種態度,使大陸之外的人驚駭與不解。大陸人很害怕人認為政府不對,不願意外人問起中國的壞處。但辯護的行為也並非單方造成,而是互動的結果。不只因為大陸人不暸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也沒體會過大陸,難以想像他們想法的養成,也不明白他們如何習慣並接受,因此大陸人要面對特別多對出生地的詢問和質疑。其原因仍是認知的落差。由於生活背景的差異,其它地方的人,包含中國人,對大陸的環境有時很急於指責。而實際上沒有什麼人希望自己住的地方被人看輕,所以很容易產生防衛心理。要說到大陸人笑話台灣的新聞節目“亂七八糟沒正經",台灣人並不是都坦然接受。有人就會反批大陸沒有新聞自由。這些人聽到評論時,最先出現的聯想可能是,大陸人自視高明夜郎自大,或想藉批評台灣以論證民主自由是件蠢事。那或許也是有的,但媒體訊息混亂,新聞報導喜於渲染誇張,捕風捉影,嬉鬧玩笑,甚至炒作辛辣怪異,這也是台灣人不得不承認且檢討的文化弊端。我們又豈能只說這是言論自由必須的代價而一笑置之,不對輕浮妄言的風氣與狹小的新聞視野有所警剔?

而從大陸政府對國家分裂與台灣真相的欺瞞,同學的那一句“可以理解呀!”到拉薩衝突時面對質問和批評,另一個同學的“你要是政府,你也鎮壓。”再到汶川地震後,對豆腐渣工程報導的又一句“為什麼都要怪政府呀!”在在顯示許多大陸人已經習慣於將黨與政府的行為合理化。大陸很多人都富有理解政府的能力,因為那都是“無奈",是“中國一定要這樣"。思考的理路變成了事情在政府的立場總是可以理解的,可民眾的立場好像不見了,個人變得在用政權的邏輯看事情,這政府的言行是好是壞還且不論。

這就衍生了另一層問題。不向海的方向望,其另一方面的現象是對其他群體的怨懟。不只外面的人充滿了疑問,大陸人也很疑問。兩岸間有人在網上起了爭執,常見大陸人一方忿忿不平的留言道:“你去看看你們台灣人是如何穢言穢語辱罵我們大陸,你還有臉說!"估計是在些我不去的網站,所以這些言論見過的不多。但在一些台灣人心中,大陸被妖魔化,卻是確有其事的。對大陸人的仇恨言語,也是有的。有的台灣人到海外,一聽是大陸人便拒絕往來,年復一年,從不與大陸人說話。而某些態度,也讓大陸人問,你們為什麼這麼仇恨我們呀?而台灣人心裡卻存著相反的問題。搶國旗,群毆等事件,以及世界衛生大會的新聞傳來,台灣人問,大陸人怎如此惡劣,老欺負我們?只要愈認為台灣對大陸沒有認同,心急的大陸學生就在海外更疾言厲色追問。碰過愈多懷有敵意的大陸人,台灣人也愈是瞧不起大陸。台灣人斥責大陸對待我們的方式,大陸人說那是你們不肯統一。台灣人也養成了一種成見,那就是大陸人的立場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同時很多大陸人也認定中國不統一是台灣人欠的。台灣人眼裡只見到一個以共黨為背景的集體,看不到其中一個個人的立場。大陸人眼中只是一塊被認為應是他們的土地,卻想像不到當中一個個人的感受。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在為集體背負著責任,為我們不曾做過的行為遭受唾罵。

其實那埋怨受台灣人辱罵的,與那羞辱台灣的大陸人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類人,但他們同為鄙視大陸的言語所攻擊。台灣人可能什麼也沒做,卻莫名其妙被大陸人大發脾氣,質問一堆怪事,連台獨言論也成了一般人的事情。我從不認為自己應該為某些人激烈的言詞負責,大陸人也沒需要為政府的劣行負起惡名。可當別人愈將責任加諸於那地方來的人,將他們一併責怪了,他們愈是反要辯護,也愈是被拉入對立之中。這變成了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以致於台灣出現了掛著“拒絕招待共匪"標語的餐廳。

台灣人與大陸人的心思都是充斥悲情的,在近代侵略與戰爭的歷史上,又加上現今仍持續的分歧,中國人習慣性的思考將自身的不幸都歸咎於人。我們不只惦記著西洋和日本過去的侵略,還有美國的干涉,在現今的不如意中仍不住憶起忿忿之情。白色恐怖的記憶,在今日的意見分歧中還被拿來算帳。兩岸對峙,大陸人認為是台灣害中國不能強大,甚至在海外要求台灣學生交待“國民黨搬走的黃金"。台灣以前的課程教導,共產黨欠我們大片的國土,曾經過戰亂流離的家庭中長輩更是心有餘悸。台灣在外交的困境,國際活動中受的壓迫算計印象猶新,大陸官員的噁心表現言猶在耳。這些記憶致使如今台灣諸多不如意事都憎恨於大陸,甚至遷怒於與大陸的一切牽連。

悲情的思考讓我們覺得委曲,受人虧欠之深。大陸跟台灣間如此,中國人對外國也如此,台灣內部如此,大陸與香港間如此,漢文化圈與少數民族間亦是。那些怒罵藏人不知感恩的人,並未決定援助和發展藏地,卻站在施與者的姿態,認為別人虧欠了自己。我一再聽到大陸人的聲音抱怨與指責:藏人孩童考試有加分,擁有多少經濟補助,又得到了什麼建設。甚至說,藏人有什麼資格抱怨不自由,都讓他們砍人也沒事,還自焚了,還不夠自由嗎?沒有人說過宗教自由應該包含自焚和砍人,也沒有人說大陸沒自由是因為不准砍人。拿這種事來說政府對藏人好,也太過卑鄙。砍人本來就是不對,因此被縱容砍人也不是福利。軍警或因此受害,卻說成是對藏人包容,用以製造國內仇恨。政府對西藏好,只是大陸一般人聽到的,而且很大部分是用其他人被製造出來的委屈形成的印象。而升學考加分的制度,竟也變成藏族對不起其他人了。

同樣,還有大陸愛黨青年叫囂說大陸對台灣地區有多少的經濟優惠,而台灣人卻“不知好歹",“不知感恩",說得好似有生意做有好處拿,就是用來收買台灣人的政治認同的。好似他們忘記了,我們中國人是講究氣節的,而不是點蠅頭小利就能使折腰,使忘記更大的價值選擇。今日能為政治操作犧牲內陸利益對台灣示好,如若接受此種政權的統治,他日也可以為其它目的犧牲台灣,豈不甚明?

其實一進一退之間,傷的都是手足,有人卻還對著殘破不堪的雕像沾沾自喜,嚷著要漆上紫色。而實際是,很多人都在仇恨自己的同胞或鄰居。因為一直有人將政權的觀點化為人民百姓個人的得失,將政治上的一切利害包裝成民眾人人切身的利害,從小餵給孩童,以致深入骨髓,難以分辯。

我從來也不明白詰難來自對岸的同學統獨問題有何意義,因為我們從不握有決定權。我也不認為不同國的國民間爭論外海島嶼的歸屬是明智的,因為我從來也搞不清多數在糾紛之前不曾聽聞的小島歷史真相如何。日本國內的新聞及日文的資訊,想必亦告知國人釣魚台是日本的。他們在呼喊保衛國土時何嘗不是與中國人同樣真摯的心,然而一般小老百姓誰又知道自己所聞是不是真實?

其實守衛領土是政府應有的功能。其情若有大是大非,則政府當以其力強阻入侵,鞏固國土安全。而如今政府保疆不力,卻留給平民百姓去怨懟,去在報紙上和網上大力口誅筆伐,甚至以血肉之軀衝過軍事防線,去插上青天白日旗,稱之為保釣,則政府之責任何在?那麼,這些土地的真相,是如同巴黎和會下的青島,還是編撰出來製造仇外情結的?既然韓國學者聲稱 孫文是韓國人後裔竟是假造,還有多少使人氣憤的事不過是騙局?

今日所見,是掌權者出賣國家社會之事層出不窮,國家不能保護民眾早屢見不鮮,卻讓平民百姓間爭得面紅耳赤。東北利益不能保,低調掩飾。是非不明的離島,舉國聲討。輕此而重彼,豈不奇怪?政治計算下拱手讓人的果敢,南沙,長白山,從不有隻字片語。對歷史因素造成的兩岸分離,千方百計推諉給獨立主張,將台灣人說成叛徒。內陸與香港人間摩擦造成的劍拔弩張喧囂難止,香港新聞自由與自主空間日益的隱憂反倒乏人問津。對外國電視佳賓一句輕言嘲諷,怒目切齒。以愛國之名對本國人暴力相向,理所當然。

難道還不容易明白嗎?他們希望我們仇恨,因為樹立敵人是最方便的政治資本。操弄者希望民眾覺得受了委屈,因為那是最容易擺弄的。他們不只刺激人們仇恨外國,也挑撥國人彼此怨怒責怪,如此好不追究政府之荒謬。說謊的政客樂於見到大陸人與台灣人互相辱罵,因為我們越是生氣,越不能平靜的理清誤解。他們期望大陸年輕人輕言要炸平台灣,因為距離拉遠了,則在網上或海外爭吵,只會相互鄙夷,卻不想到對現狀的不理解,可能由自小接受的教科書始。當政者想要人們對全世界都感不平,因為氣急敗壞的群眾才好和政府站在同一線上。而溝通的努力往往走得不遠,因為真知灼見遭到屏蔽禁止,謾罵反倒成了論壇裡唯一不受限的行為。舉目所見,人文水準無疑就一落千丈,相互的侮辱仇視也就更為加深。

到了2011年,又起南海島嶼爭議。據說越南做出了不少過份的舉動。若說要關心,我倒覺得趁此機會,我們不妨亦試作一不同的思考。何以別國會做出看似不合理的舉措,而又為何他們會視其為合理的決定?是否所謂的爭議之地本是別國所有?又或者外國人看準了中國的政府對外實為軟弱可欺?中國人可當重舉起五四運動那“還我青島"的橫幅?

而設想他人立場何以之難也?自馬來西亞華僑朋友處聽來的一則見聞道是,在馬一間外籍學生比例極高的中學,畢業合照除有全年級團照外,另有為來自各地的學生分別合照。那年畢業前,香港的學生於同大陸學生合拍了一張中國學生團體照外,另又拍了張香港團體照。為此大陸同學們怒不可遏,直鬧上了校長室。

而這是我在自己的大學親身見聞的一場對話。兩名在午餐剛認識的同學,知悉對方也愛看電視,就問起喜歡的作品,甲生道:“我最喜歡戰鬥的片,像Gladiator那樣的電影,多過癮啊!”乙生面有難色:“打打殺殺有什麼好的呀?那不好看。”甲生卻訝異:“你竟然會不喜歡Gladiator?你怎麼可能不喜歡!那好刺激呀,你竟然不喜歡?那有什麼是你喜歡的?”“不不!你竟然喜歡打仗的東西?"見兩人這麼一來一往許久,旁人只能相視莞爾,實在也覺滑稽有趣。其實兩人皆各自有一套道理,但卻都以為自己的感情放諸天下皆準,不曾思慮過其他人大有可能不作如是想。以旁人觀之,兩人對戰爭題材作品的看法皆不難設想與理解,但雙方皆不能夠明暸對方。於兩人對談之間,這般的盲點亦有難免,但旁人多不難看出當局者有所不察。團體之間的觀點隔閡,其盲點卻不易被發現,因為一個人的觀點會在其團體中得到同意。香港學生們會想另拍一張照,與大陸同學會反感的因由,好像也都不是很難想像。但兩方顯然未能求得相互理解,而在衝進校長室前求得同意的做法。

我並非唯一在海外碰上大陸人詰問政治問題的留學生。台灣出來的年輕人在世界各地被大陸人質問,要求表態,甚至威脅,爭吵,在網頁上寫下的經驗紀錄,比比皆是。而聽到的言詞常是“再不聽話就炸光你們",“台灣就該回歸祖國,分裂是不容許的",“祖國對你們還不好嗎"。跟大陸人說話,往往根本是在跟共產黨講話,依循的邏輯不是人與人的對話關係,而是共黨的政治霸道思維。碰上政治狂熱困擾的留學生,遇上的說話對象其實不是人,而就是黨。正因只剩下政黨的思考,而沒有了身為中國人的立場,才會嚷著要殺光台灣人。

我終究在海外交了不少大陸朋友。如果他們表現出的是自己的立場,不是政權的思考,外在因素一點不成問題。因為在他們面前,我並不在乎共產黨做什麼,只要他們人品好,便是可以結交的同胞。比之政府如何對待外人,不同地區間的人彼此如何相待,才是重要的。人們看待彼此的態度,較於政府的態度,才顯示我們的氣量與一國家的程度。則何以我們要用政府的角度思考,用政治的思維方式來界定所謂的“應該”,來要求別人?

所有的中國人都代表中國的一部分,不需要被誰來代表。更沒有中國人的一部分可以代表另一部分,決定他們的身份定位,價值認同和生活方式。我們都可以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或不論你是誰,你的身份,希望自己的社會國家將來這般這般,卻不能以政府的立場,或一己的政治偏向,去要求別人應該如何如何。我們沒有立場。

很多人都談論政治立場和統獨問題,主張某些做法,也駁斥自己不贊同的主張,但卻很少人思考不同主張之下的理由,或理由之後可能存在的,與自己所持根本不同的歷史認知。統或獨,支持或反對一個政府或政治主張,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若將手段誤作為目標,就很容易將階段性的判斷當作原則,或把空洞的東西當作信仰。

政治立場的選擇,其實選擇的是生活方式。大多數的台灣人不可能接受大陸現今的政權和某些層面的社會文化。相反的,若把台灣現今的制度,一股腦連同所有優點和問題都照搬到大陸,媒體環境混亂,選戰昏天暗地,很多大陸人恐怕也難以接受。而這不一定有對與錯。

對國家的未來,最要不得的就是教條和預先假定的正確答案。解決問題需要的不是國土神聖性之類的空洞的口號和和民族大義這種偽道德。教條太容易被扭曲而用以包裝丑陋及掩飾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去理解和思考人們的生活,民族,文化所受的利害,因為那才是一國家定位的根本。以此為出發點,我們才會真正找到怎樣做是好的,而真理會在爭論和交流中愈辯愈明才對。社會中有相矛盾的主張,需要的是不同的人相互交流,磨合。但若是在一個社會中,表達一方想法被定位為正確,而反方的想法被直接規範為不可接受的,那這種討論也沒有意義。

 

為誰幸苦為誰忙?

 

小學四年級暑假時讀完了三國演義,看著最後一頁寫著三分歸一統,那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搞了那麼久,結果他們全都沒有得到。這些人打了這麼久仗到底為什麼?那年紀時我對戰爭和流離的沉重還無多少了解,但是全書讀完了的那一剎那,心中不禁感到有一種很大的空虛。雖然三國故事的豐富精彩並不減,且三國演義仍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曹操縱橫南北,孔明神機妙算,關羽重情重義,趙雲英武神勇,姜維膽大心細,個個人物色彩鮮明,章章情節引人入勝,但跳出這一切來說,整本書當中,好像都沒有看到一個“兵”。常常一句“乘勢掩殺數十里”,死的就是千百軍士,但書中好像都沒有看到對一個士卒而言,一切故事的意義何在。即使賢士良將,也多不見交待大半生南爭北戰憑藉的是何因由與信念,最終不過“浪花淘盡英雄”,只落得“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有好書看,我們自是可以說說笑笑,但這些古代人卻挺可憐的。

對中國過去那段含糊的現代史,我亦一直有個不解的疑點。國共戰爭死傷人數過於抗戰傷亡數十倍。如此規模,實在難以想像。要是抗戰時期中國人能打得這麼狠,豈會受日軍欺辱至斯?要讓人們對著自己的同胞開槍,殺了那麼多人,需要煽動多大的仇恨?我曾這樣問過。大陸同學誤解為我話中有貶損大陸人的政治立場之意,竟反譏道:“對啊,那你們煽動了多大對共產黨的仇恨?"其實,我們都想錯了。

2009年底,龍應台的新書,大江大海1949,以很多個別人物的觀點嘗試呈現那個時代。十二月出書,竟冠當年誠品暢銷排行之首,也可見台灣人其實對身邊各種背景的人的過去是充滿好奇的。這本書或許也點破了我心中疑問。之前之所以想不通,一直的盲點是,我們總習慣把身在一方陣營的人都看作是擁護者。而這樣的假設未免大膽且淺薄了。

有言道是“軍令如山”,當兵的人要做的事並不是自由選擇的。一個士兵的行為,或一支軍隊的行動,常常不能反映他們的思想立場。或許說,他們還有參軍的選擇,與加入哪一方的選擇。然而日軍佔領區被要求為皇軍做事的人,他們難道就情願?紅色根據地發起運動,農人可真贊同?家中窮苦參了軍,其豈必有革命之志?被各地軍隊抓丁,又怎可說是為主義信仰?到了戰亂之中的人,實不知有多少是情勢所迫,更不用說糊里糊塗被捲入的人。台灣原住民陳清山與吳阿吉的故事,正是時代無奈的證言。

我們的思考盲點不僅是由於歷史往往係由勝利者所寫,亦是我們已習慣了只使用一般被呈現的思考方式。故事中所見的往往是眾志成城奮勇向前,又或是捨身忘我為理念而死。那是被強調的部分,因為那是寫故事的人希望孩子們相信的。但這些卻遠遠不是全貌,有的甚至不是事實。大陸的教育總是說共產黨發動了群眾,但事實上是不是真有這麼多群眾好發動?進入了一個軍事組織,即使發現理念不同,也出不來了,更不用說那些當初不曉得為什麼被捲入的人。某些人可以各種手法一再宣傳解放軍是“最可愛的人",但如果最可愛的人是身不由己的,小孩子們當作何想法?如若在那個時代,每個人都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歷史或許會完全不一樣。倘使每名軍士都能以內心對國家的真正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也許內戰根本就打不起來。

在海外數年所見各地華人的認知差異,讓我有了一種認識。建立在政治教育之上的愛國,或難聽點說,洗腦洗出來的愛國,都是非常薄弱的。這種觀念也許可以很堅強,足以影響人一生的信仰和行動,但還是一種很空洞,無基礎的東西。在台灣的中國人小孩,施以皇民化教育,就可以使他認同自己是日本人,願往東南亞為天皇而戰。台灣的原住民孩子,假若讓其與原部族分離,只接受漢化教育,也可以使他以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並有著中國式的忠君愛國思想。選擇性地給予訊息可以讓各種不同的族群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不是中國人。分裂的中國的年輕人,無論父輩,祖輩受了多少的苦難,教育能讓他們在無實際理解基礎下對一方政黨死心塌地,而對另一方咬牙切齒。僅管不同家庭的過去經歷天差地別,經由教導同樣的歷史,能夠讓背景各異的家庭的子女都擁有一致的政治認知,而教另一種歷史,就培養出另一種不同的一致認知。教育或訊息的控制也可以給相同的歷史作出完全不同的註解,建立國人面對外面世界的態度。這些都不需要真實歷史背景和文化血緣,那些真正與我們有關的東西。

在台灣曾聽聞一種傳言。台灣遊客向大陸人問路,大陸人故意指了錯的方向,卻悄悄跟在後面看笑話。聽到這個說法時我立時斥為荒謬。這等事情若不是杜撰,必也是極少數的特例。然而出國之前我卻被很嚴肅地再三以此提醒要提防大陸人,又說他們若是對你太好,必是有目的的。不過在國外第一次向大陸學生問路,問畢之後人已走遠,那人卻想起指錯了,一路追回來更正。

這個問路的傳言到底是曾到對岸觀光所遇過不愉快的特殊經歷,還是被某些台灣人編造出來嘲笑大陸人用的,或許已不可考。此類說法能在台灣多多少少傳開,我想部分原因與我們對大陸人的印象是對我們持有敵意的,有傷害性的相關。這個大陸人喜歡戲弄外人的傳言已經證實為誤,可不少大陸人要打台灣卻是真的。不過他們的怒火卻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而“台灣人都不想做中國人了”。

是誰在毀謗台灣的中國人?是誰在醜化大陸人?是誰在誤讀西藏?是誰在給國家和民眾製造敵人?是誰要讓我們連對自己的國家和歷史都不了解?

其實在台灣讀了再多教材,聽了再多傳言,也不如接觸幾個大陸人能夠幫助瞭解到對岸的經歷,知道對方思考的著眼點哪裡不同。在大陸接受了再多宣傳,見到再多被篩選過的新聞中的台灣現況,也不比有幾個台灣人長談,更能知悉分隔已久的另一個中國世界的生活和思想。聽聞再多充滿導向性的報導,爭執再多那種已經千瘡百孔的歷史或謊言,也比不上真正認識幾名藏人,聽見他們的聲音,更能理解他們的觀點和心願。如果我們都願意踏出自己周圍的高牆,就很容易望到海,哪怕只是一角。而且更重要的不是如網路上技術性的牆,而是心中那讓我們懼怕接受不同訊息的牆。

“原來你是中國人啊?”我對一個認識的廚子這樣說。他答道:“我不是中國人,是馬來西亞人。”這位大叔是馬來西亞華僑,是故稱為中國人倒也無誤。但當我這樣問的時候,他刻意區分“中國人”與“華人”兩詞的使用。

楊恆均先生到台灣坐計程車,聽到司機的一句“我也是中國人”大感意外,還寫到文章裡去。我讀到了卻又一次的覺得好奇怪。似乎對大陸人而言,發現台灣人的認同,是個讓人欣喜的好消息。但我每每聽到大陸人的反應是“聽到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好高興啊。”總是說不出的彆扭。

猶記得一高中同學對我社團活動選擇的評語是“你還真愛國啊。”他說的國,當然是中國,那句話便是肯定我喜好中國文化的東西。而我們說這種話也從沒有遮遮掩掩。這不,蔣勳生先的唐詩講座中,便將台北比長安,不見有爭議之處。台灣有這麼多中國人,在台灣,身為中國人是很普遍的認知,中國就在日常生活文化之中。然而這種認同卻不太會讓大陸人聽到。因為誰也知道,北京官方口稱中國,指的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而那是台灣人不認同的。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政治名詞,在某些方面也漸被與大陸劃為等同。現在許多台灣人也已習慣對大陸開口就叫中國,簡直就把這塊招牌讓給北京了。

我並不曉得當日那位廚師否認中國人這個稱呼的個人原因,而我一般也只聽過東南亞華僑叫自己華人,對大陸就稱為中國。剛到海外求學時,也聽得不太習慣,但之後稍一想也就明白。東南亞華僑身在不同政體之下,也就是住在外國,以政治體的概念稱呼中國本地,有其道理,我亦無意評論之。但如果是因為害怕或厭惡,而讓我們對中國這個稱謂避而遠之,卻是很可笑的。其一大原因再明顯不過是由於中國一詞已日益變得局限了,變成一個政治的名詞。對於大陸政權的觀感也就反映在對詞彙的認同感,而其窄化,亦須歸因於大陸對外的態度。雖說大陸好似總想統一所有華人的地方,以大陸來看,稱呼應更有普遍適用性,但大陸人在台灣人面前說話,老單稱大陸為中國,而部分心思細膩的大陸同學為免尷尬,則對台灣人總不敢使用“國家”,“國內”等字眼,一不小心說了,也便即改口。誤解愈滾愈大,其結果便是如此的古怪與矛盾:大陸人雖多數希望各地華人都是中國人,但以中國自居之時,卻好似都不把我們當中國人,只有同一政權下的,才是中國人。中國一詞的偏狹,正因為它變成了被挾持的一塊招牌,民族,文化,都是為了政治,都被政治蓋過,最終只餘下政治。而其他人因之而生的厭惡感,急於劃清界線,卻也害那些已被搞混的大陸人更為敏感。碰上東南亞華僑說自己是中國人便歡喜一番,聽人說來自Hong Kong而不說China就要瞋目豎眉。

但我認為這些嫌惡與彆扭都不是必要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本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東西,跟什麼黨或立場也沒關係,因為中國本來就該是文化的,不是政治的。事實上,我們應該“搶著"做中國人。有華人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人的地方。也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代表著中國,我們的做為都決定中國人的一部分意義,而我們該可以積極面對這樣的決定權。共產黨自詡代表中國,在台灣香港的中國人卻不能因為厭惡共產黨就不要中國不要文化了,而是該主張自己所認同的中國。如果人們羞於被視為某類人,他們不該是把自己與這些人的共同連繫或背景否定了,而是要讓旁人知道那些人不代表這個背景。更該擔心的,並非我們是否被視為歸屬於某個既定概念或群體所定義的中國,而是我們的言行給人看到的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我想大概台灣過去小學作業簿背後寫的那句“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可用以解釋這樣的道理。這話在戒嚴時期威權體制已破除的今日,恐是惹人笑的,台灣人亦不再相信讓政治人物來給孩童訂立道德標準。但這句話並不必以“法古今完人"的角度來解讀,它不是以中國人做為對年幼學生的期許,而就單單是一個期許。中國人並不堂堂正,但若我們做了堂堂正正的人,中國人就堂堂正正了。

民國百年與中共建政甲子都才過去不久,但在過去時局紛擾的年代許多先輩許下的心願,於今日中國人的身上仍不能落實。我在海外的日子,正當中國大陸及台灣皆經歷各種衝擊及挑戰,以及更多的是思想的變化。現在兩岸及各地一直有許多人在進行思考。中國,兩岸,台灣,香港,之所以聯繫著如此多的爭論,正因這些名稱所代表的未來仍是未定之數。而又為何蔣中正會說“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想這句話反映的是自豪感,也有自許。會說這樣話的人,心中的中國人確是頂天立地的。就如古代讀書人云,士以天下為己任,蔣中正對於中國,在心中是存有樂觀形象的。也好像現今我們台灣人說“台灣人"三字,很多時候是帶有台灣社會的價值觀的,與“賽德克巴萊"表達的概念大概也相類。在對自己所屬社會或國家的實務認知之外,我們同時有另一層基於願景與期許的認識,不斷在生活中求驗證與實踐。我想留學生當在海外獲得新的見聞之間,或有意或無意也在尋覓自己心裡的中國。而我們的中國哪裡去尋?

也許該問,數百年後的人看現今這個時代,是否會像看三國故事般,最終覺得不知道這些人在幹什麼?我們是隨著政治操弄的波瀾起舞,還是以一身為人的立場與心願出發?這可能也決定百年以後的華人子孫回顧這個時代的時候,會否覺得我們沒有智慧做對的決定,沒有勇氣說該說的話,還是以我們開拓的道路為榮。

 

我倒不是認為兩岸之間或大陸必然要有驚天動地之驟變。雖說今日之人心,確實也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但我不肯定自己能全然贊同章太炎的“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我沒有答案,但我曉得改變需根植於思想認知,這也是我在海外數年,於不同的訊息環境中一直尋求突破的,更是許多人致力思辨的目標。我們較年輕的一代,正是龍應台著大江大海一書所要講述故事的對象。像大江大海這類的書,我想作者想嘗試給予讀者的,不止在讓人們聽聞過往,了解前人的經歷,也是在有所了解後能夠放下一些東西,停止以政權的思考方式看待世界。打破一些虛無的大概念,才能夠更容易地貼近真實的價值,不是庸庸碌碌最終不知為誰而忙,而是知曉自己所以立身的價值,以如同與另一人面對面對話的態度,真誠去對待每一個人。

只要台灣和大陸的留學生,出來了在國外相遇,說的話不同了;只要爭論起時,尋求真實的努力漸比維護立場的叫囂多了,則可知環境與時而異,因為人的想法已在變化。而這已經在發生。

我希望對大陸的同胞說,我們從來沒有離開你,我們願意給你善意和關懷。但同時我也希望聽到大陸的朋友說,我們願意靜下心來理解你們,誠心的與台灣人建立友誼。我期望,也認為我們都應該期望,當使用中國這個名稱,心裡所想到的是我們共有的背景,是悠久且多元的文明,藝術,而不是政治代表權的爭執,意識型態的名鬥暗爭和歷史上的仇恨。期望所謂的愛國除了自信,還有更多包容。期望我們都可以關心旁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多過他們的政治或民族認同。期望人們能真正寄情於詩詞文章,游藝琴棋書畫,而不是將中華文化歷史之偉大掛在嘴上;能喜愛運動,樂於強健體魄,而不是計數著沒見過的項目的獎牌,竊以為喜。期望學校的孩童可以得到更好的機會與設備從事各種活動,而不是只能望著國家培養出來的人做活動。期望不只有成功的晶元產業或航太科技,更可以對住房和奶粉的安全無需憂心。我們不能期望人人賺大錢住大房,但也許至少可以期望社會不會敵視富人,如果我們有錢,也不需擔心遭受怨懟的眼神,因為成功的背後是努力與才智,而不是特權與舞弊。而社會也不需敵視富人,因為不住大房的人並不遭受不公,不吃有毒的產品。我還期望在矛盾之前,我們的社會不是立時要求人們表態,急於把民眾的立場分為黑白兩面,而是有釐清事實和理性討論的空間。當我們見到不同的意見,或聽聞不同的願景,說出口的不是狹義地指責“賣國賊”或“不愛台灣”,而是問:“您為什麼這樣認為?”

 

 

結語:

在這些經歷的過程,對於歷史的單純興趣和對之前所知的不滿是主動因素,而部分大陸人的死命糾纏則相對算是被動因素。在事後想來,其實在被動的一面,之所以接觸到這麼多想法,或聽到前所未聞的聲音,是因為在過程中我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我住的宿舍幾乎沒有台灣學生,但是我讀書的地方台灣人卻也不少,而大多台灣學生並不受大陸留學生的同等纏擾。我並不因碰上陌生的質問,而如部分台灣學生,在往後刻意迴避與大陸人接觸,也從不為了曲意逢迎或避免不快而出違心之言。也因此我可能有機會聽到比較多,也才有機會嘗試記錄下在海外的見聞思考。此期間,不只一次見過大陸留學生面對資訊的衝擊傷心掉淚,在觀念的轉變過程中氣憤難過。因為早抱有對所知的懷疑,在認知變更的經歷中雖然有陸續的衝擊,我卻沒有過什麼掙扎。但就接觸不同思想的機會而言,我得感謝許多互動過的人坦言相告,及曾在我身邊的大陸朋友一同經歷認知沖擊的過程。

在思考相關問題時以及著手撰文時,不少含有深刻思考或切身感受的文章給了我重要的引導。我這篇雜記所能表達不能及眾前輩朋友之十一,然而仍希望以一個年輕學生的身份,陳述出自己的見聞與想法。這樣做,我想仍有其意義。我相信,解決,或包容任何問題一個很好的起點是溝通。我期望見到更多的思考和意見被表達出來,讓人們互相理解。不止是破除戕害我們思考和視野的局限,更是找尋未來的方向,以及我們可以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在此列出個人欣賞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