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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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弗拉基米諾夫的

《延安日記》

 

 

(网文选刊

 

 

 

   

 

 

 

 

 


開篇話“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句話頗有威脅受壓迫者、縱容政治強盜的意味。它宣揚一種錯誤的史觀——人物的歷史地位不在於其作為,而在於其是否控制了話語權。控制了話語權,生花之筆可掩生蛆之瘡。

有民主憲政意識的人在歷史的面前是謙卑的。有神論者看到歷史背後有上帝的嚴厲目光在注視;無神論者聽到人類的良心在搏動——天理不可違,人心不可欺,歷史不可壟斷。

只要是經歷過的人,都有書寫該段歷史的同等權利;凡是人類,都有評說歷史人物功罪的同等權利——這是不需證明的天道人理。

失敗者——包括曾信奉“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失敗者。發覺他們自己也有敍述歷史的衝動。他們的呻吟聲是微弱的,還常被勝利者的高聲嘲笑所淹沒。但是只要失敗者所言不虛,這微弱的呻吟聲會被清晰地記錄下來,在歷史長卷上佔據一頁。

篡改了的歷史故事是毒藥,拒絕服毒是人的本能,揭露泡制毒藥的罪行是保護人群的正義責任。

用謊言的水泥澆注自己的功德碑,是專制者一項近於病態的嗜好。而自然法則又是無情地鄙夷專制者這種淺薄的惡癖。謊言經不起自然風化,他們精心設計的功德碑總是坍塌於基座的致命裂隙。

 

一、極力張揚的和極力掩蓋的

 

1936年春,宋慶齡接到中共中央托人轉交的一封電報。希望她推薦一位西方記者到陝北訪問,報導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的立場,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圍剿。

宋慶齡馬上想起剛拜訪過她的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

宋慶齡初次會晤斯諾是在1931年9月。當時斯諾要撰寫宋慶齡傳記,兩人在上海進行了多次長談。斯諾為宋慶齡的風采人格所折服。他“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諾寫道:“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且迅速地把中國提高到憑其歷史和眾多的人口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在後來出版的書《活著的中國》的扉頁上,斯諾印上了“獻給S.C.L.(宋慶齡)”以示尊敬。

斯諾帶著用隱形墨水寫給毛澤東的推薦信。從西安秘密進入陝北蘇區。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安部前身)局長鄧發親自接應,蘇維埃國家外交部官員付錦魁一路陪同,旅程經過精心安排。斯諾順利地訪問了從毛澤東到普通百姓的眾多人物。

人人似乎都在為蘇維埃爭光。連留宿的農家老大娘也覺悟高高,一定要殺一隻雞款待斯諾,為的是“咱們可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告訴外面的人說咱們紅軍不懂規矩。”在訪問臨結束時,一位滿臉稚氣的紅小鬼——中央首長的通信員,很規矩地向斯諾行了軍禮,然後報告說,他的姓名叫“季邦”——不是“雞巴”。斯諾同志寫文章時一定不要搞錯了。同志們開玩笑亂叫一氣他沒辦法,這事要誤傳到外國去,那裏的人們聽說有一個紅軍戰士叫“雞巴”,那影響就不好了。

《西行漫記》引起世界轟動,朱毛“赤匪”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現於西方媒體。赤匪們不是一味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綠林大盜,而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負的社會改造者,蘇區是希望之地——中共在這場爭奪輿論的宣傳戰中獲得巨大成功,斯諾更是以獨家報導匪區而聲名大噪。

六年以後,彼得弗拉基米諾夫也到陝北。這一次不是出於中共的邀請——相反中共反而有些不大情願——這位蘇聯人是受第三國際領導季米特洛夫的派遣,調查評估中共的抗日活動的。

弗拉基米諾夫目睹了中共利用日本全面侵華的國難乘機崛起的過程,見識了毛澤東攫取政權的手段。他憑藉做戰略情報工作的機敏,挖掘了中共高層的內幕,其中有不少的黑暗和罪惡。

《延安日記》同樣引起了轟動。弗拉基米諾夫暴露了中共最不想為人所知的醜陋一面。

斯諾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是北京最尊貴的客人。然而對於弗拉基米諾夫中共還沒有公開評價的勇氣。我們不知道弗拉基米諾夫算不算“中國人民的敵人”。只看到《延安日記》在網路上被無情刪除。偶爾讀到對弗拉基米諾夫的攻訐文字,可以看到“反華小丑”、“被蘇聯利用的反華工具”等言詞。可以想像,中共被踢到“襠中央”隱私處之後,疼痛地咧著嘴,又不敢叫出聲,惱羞成怒的窩囊相

讀過《西行漫記》,會理解共產主義蛹蟲為什麼在東方這塊土地上羽化升天;讀過《延安日記》你會認識西方共產主義烏托邦和中國君主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本質上是狡詐的、殘暴的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最終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禍害。

 

二、天上飛來是非鳥

 

1942年5月7日,由遠端轟炸機改裝的運輸機圖波洛夫TB3從蘇聯的阿拉木圖出發。經由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蘭州、哈密飛往延安。飛機上載著援助延安的醫療器材和藥品,無線電臺的零件,一部供電台動力的發電機和足夠發電機運行兩三年的燃油。由於超載,飛機爬高受到限制。到達延安之前,TB3被困在低層濃霧中,幾次與山峰相距不足百米,險象環生。5月11日,飛機終於在延安安全著陸。弗拉基米諾夫步出機艙,覺得自己撿回了一條命。

彼得 巴菲諾維奇 弗拉基米諾夫出身貧寒。他曾經做過機械裝配工,參加過紅軍。復員後進入莫斯科東方研究院學習,學習成績優異。他畢業後成為塔斯社駐中國軍事記者。這一次再赴中國負有兩項任命:塔斯社軍事記者和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弗拉基米諾夫的任務是:搜集日軍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情報;評估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軍事行動;促使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展開有力打擊,阻止日本在東方開闢入侵蘇聯的第二戰場,防止德、日兩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之勢。

弗拉基米諾夫擁有一項特別權力讓中共側目而視,這個第三國際聯絡員還有權提出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建議。向蘇聯要槍要炮,要錢要物都繞不過這位聯絡員同志。弗拉基米諾夫角色的重要是顯而易見的,以致毛澤東和康生親自到機場迎接。

機警的蘇聯布爾什維克很快發覺情報部門頭子康生向他提供假情報。

弗拉基米諾夫從心底討厭康生。那倒不在於康生的熱烈的虛偽擁抱、絲絲沙啞的聲音和講起俄語來不正確的名詞變格、動詞變位。主要是康生的作為令人厭惡。此時毛澤東正發動延安整風,打擊王明為代表的“莫斯科國際派”。康生在莫斯科期間追隨王明,每次王明講演,康生都跳起來拼命鼓掌,還歡呼“王明萬歲!”但是在他看到毛澤東與王明決裂的徵兆,馬上棄弱投強,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打手。他主持中央社會部和情報處,實施“搶救運動”。通過嚴刑逼供,拘禁槍斃,把大批人打成國民黨特務,製造了延安的恐怖氣氛。人們在驚懼中向党輸誠、向毛澤東獻忠以求自保,格外增加了整風效果。

弗拉基米諾夫還認為情報處策劃了毒害王明的陰謀;康生促成毛澤東和江青聯姻是為了結成毛、江、康三角聯盟,意圖在黨內有個穩固靠山。康生趨炎附勢,虛偽冷酷。弗拉基米諾夫認定他是一個危險的敵人,相信中共黨員們總有一天會識破他。

弗拉基米諾夫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反共產國際的農民領袖,一個正在興起的獨裁者。為了攫取權力,不在乎國家民族利益。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受道德約束。毛澤東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蔣重於抗日,處心積慮要以日軍制蔣和以蔣軍耗日。他不在乎國民政府被日本滅亡,反而設想國民政府滅亡後共產黨依然生存的前景。

另一方面。毛澤東有求于蘇聯和第三國際,不得不把弗拉基米諾夫奉為座上賓。毛澤東經常請弗拉基米諾夫到家中做客。幾乎每一兩個星期都有長夜敍談。弗拉基米諾夫逐漸能應付毛澤東口音濃重的湘潭話,在這種場合,不需要翻譯在場。

毛澤東希望能把共產國際聯絡員拉到自己一邊來。這位蘇聯情報專家也就扮作理解或者正在理解毛澤東主義的姿態。這讓毛氏覺得更應該多做這位國際同志的工作。

弗拉基米諾夫經常出入毛澤東警戒嚴密的居所,他是延安唯一一個能直接上前敲門而不被衛兵阻攔的人。這令其他的高級幹部也對他敞開了大門。他不動聲色,在中共軍內黨內廣交朋友,遍結善緣。突破了康生佈置的障礙,掌握了不少中共內部情況。

這讓人想起一路神仙——中國民間信奉的灶王爺。人們對於灶王爺表面保持著恭敬,心裏存在著耍弄。每逢臘月二十三,人們供奉芝麻麥芽糖,這又粘又甜的麥芽糖粘住了灶王爺的嘴,讓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張不開口,難說人間是非,以求“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

弗拉基米諾夫是比灶王爺要狡黠的神仙,他貪吃毛澤東供奉的芝麻麥芽糖,不開口說是非,卻用私人日記把中共的種種劣行劣狀記錄下來,他在筆記中嚴厲批評毛澤東權慾薰心,背棄馬列主義。他私下給康生取了個綽號;FALLMINISTER——專職宣判犯人死刑的官吏,有“酷吏”的意思。以後的日記中,直呼“FALLMINISTER”代替康生名字。

有幾次毛澤東不用自己的直屬電臺,而要求用蘇聯情報組直通史達林的電臺轉發他的電文。還有一次是給毛岸英的家信。毛澤東的用意狡猾。委婉地向史達林暗示中共與蘇聯駐延安代表合作得很好,無形中提高了他彙報材料的可信度。弗拉基米諾夫欣然答應毛澤東的要求,但在電文末尾悄悄加以批註:“以上數字是毛澤東為一批外國記者而準備的,從帶有傾向性的材料中摘取的。”甚至在毛澤東向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高聲歌頌的電文後面。弗拉基米諾夫也加以批註,指出毛澤東對蘇聯心懷異志,卻不吝獻媚之詞。

弗拉基米諾夫在私生活上還算是嚴謹的。毛澤東關心他:“看上了哪個姑娘沒有?”隨後就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出現在他的窯洞為他打掃房間疊被鋪床。弗拉基米諾夫以對妻兒的忠誠拒絕了誘惑。當然,這也不排除他的職業警惕性在起作用。在這之前,就有一位漂亮女教師接近蘇聯小組“學習俄語”。實際是康生安插監視蘇聯人的眼線。讓蘇聯小組吃了些啞巴虧。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用俄語說應該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白麵包”。弗拉基米諾夫深諳其中奧妙,這位貪吃毛澤東麥芽糖的灶王爺,不敢擅自動用毛澤東擺在盤子裏的白麵包。

1973年,弗拉基米諾夫的兒子整理老爸的生前日記,編彙成俄文版的《中國特區19421945》。1975年,改名《延安日記》用英文發行。這本日記引起世界轟動。

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讀後大跌眼鏡,他說:“孫平(弗拉基米諾夫的中國名字),一個老黨員,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只有偽君子、兩面派、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

師哲的義憤本應該這樣發洩:“毛澤東,一個老黨員,怎麼能做出那樣的行徑?那樣的行徑只有偽君子、兩面派、沒良心的人才做得出。”

毛澤東做都做過的事了,孫平為什麼說都不能說?

天下咄咄怪事:做過卑鄙行徑的人依舊奉為偉大領袖,揭露這種卑鄙行徑的人反而成了沒良心、兩面派?!可見在專制陰影下,滋生的奴隸主義毒素已經侵蝕了師哲的大腦,令他失去正常邏輯思維能力。師哲的腦筋大大地“破鑼哈、破鑼哈”(Плохой)了

不過人們得承認,孫平的兩面派耍得比毛澤東的兩面派更深沉一些。在弗氏和毛氏假做親密互相利用的過程中,弗氏裝憨作癡,玩弄了毛澤東。

弗拉基米諾夫只欠給歷史一個回答:他既然能把新興的毛澤東獨裁專制的本質看得如此清楚,為什麼不能看穿早已成熟的大獨裁者史達林呢?

不管弗拉基米諾夫是一位史達林分子也好,還是帶有一定民主傾向的社會主義者也好,重要的是他以目擊者身份對延安發生的事做了詳盡記錄。事實是歷史的骨骼。作者的政治傾向性人們會淡忘,人們對他記錄的延安發生的事會興趣長存。

 

三、抗日運動中的陰謀和危機

 

弗拉基米諾夫發覺無論蘇聯小組走到哪里,康生所轄情報處的人總是先一步到達。蘇聯人要調查的問題,早有預先指定了的人答復。有時候旁人插嘴,一邊的便衣會用眼色示意制止。偶爾有路人靠近答話,也會被便衣不客氣地趕走。

弗拉基米諾夫把蘇聯情報小組分散到前線各個部隊中去,實地考察戰場。組員向他彙報的情況令人難以相信:前線部隊早已經撤退到安全地帶,脫離和日軍接觸,八路軍指揮部裏的人在打撲克,這種情況已經持續經年。

在一個鎮子上,駐紮的日軍明顯地處於弱勢,八路軍部隊依舊繞過他們。前線的指揮說,上級有命令,不要惹他們,你消滅他們幾個,他們會來一大隊報復。

弗拉基米諾夫瞭解到,自從百團大戰(按:不是大戰,是小戰)之後,日寇展開瘋狂大掃蕩,抗日根據地大大縮小,抗日組織遭到很大損失。八路軍被追逐得四處逃竄,處境困難,而一度被破壞的鐵路很快恢復運行,被拔除的碉堡重新建起。共產黨內部有人認為百團大戰把日軍力量吸引到抗日根據地,替國民黨解圍,戰略上是錯誤的。接受這個教訓就是,八路軍從此對日軍採用遊擊戰術,實則遊而不擊,儘量避免交火,保存實力。這成為共產黨1941年後的抗日方針。

早在1937年7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對高層幹部作了有關抗日策略的講話,這個講話至今沒有公開發表,稱為被刪除了的毛澤東語錄。

毛澤東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毛澤東還說“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在毛澤東做講話時,他還不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王明、博古、洛甫、周恩來都還有相當權力,毛澤東的話人們未必全聽。彭德懷等不少人更傾向于追隨王明。隨著權力不斷向毛澤東集中,毛澤東的抗戰策略才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按照他制定的抗日策略,對於國民黨勢力,八路軍、新四軍就要動真格的,中共軍隊伺機採取主動進攻。日軍把國民黨趕出去的地區,共產黨軍隊會乘機取而代之。如果日軍還沒有把國民黨勢力清除乾淨,共產黨就代為消滅之——稱為擴大抗日根據地,打擊頑固派。也有時候八路軍、新四軍公開向國民地方政府討要一塊抗日地盤。當地駐軍不答應,那就是反對抗日了。對於反對抗日的國軍,圍而殲之,也就師出有名了——這樣的例子屢屢重複。以致和國民黨軍隊摩擦不斷。

弗拉基米諾夫在1944年10月14日的日記這樣評論:“中國的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問題。毛澤東看到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力量的一個因素。”——“毛澤東認為,如果蔣介石在前線打勝仗,那就是對他的政策的威脅。因此,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實質。讓日軍佔領中國土地、燒毀城鎮去吧!”

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七大”發言總結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歷史說:“我們打日本人時總用遊擊戰,只是打國民黨時才用正規戰常規戰。”

弗拉基米諾夫還發現,前方儘管沒有什麼戰鬥發生,打勝仗的捷報還是頻頻傳來。好像中共軍隊沒有白吃抗日飯。1944年11月20日,弗拉基米諾夫寫道:“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謊報情況的辦法,來達到很重要的目的。”“虛報是所有軍隊和党的工作者無一例外的慣用手法,人們別想從這裏聽到真實情況。由於毛的贊許,說謊已經成為一種策略——”就這樣,八路軍、新四軍造出了他們輝煌的抗日戰績。這些戰績不僅和日本軍方自己的作戰記錄驢唇不對馬嘴,甚至在共產黨內部一件事情也存在著幾個版本的說法

在抗戰剛結束,一個偶然的機會,弗拉基米諾夫在新四軍參謀部看到一份過去的電報,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在1945年8月18日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弗拉基米諾夫驚異之餘,深感這是一件前所未聞的可恥勾當。

事隔3天,1945年8月21日,弗拉基米諾夫又寫道:“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于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毛澤東儘量淡化中共與日本派遣軍司令部有熱線聯繫這件事,好像兩國交兵互通使者也是一種常態。弗拉基米諾夫當時還不知道這位特殊使者就是中共著名特務潘漢年。潘漢年直屬毛澤東領導,日本駐汪精衛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照中將曾經在“六三”花園宴請這位毛澤東特使。1943年春夏之交,潘漢年和日軍華東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達成密約:日軍停止進剿新四軍,而新四軍不再破壞津浦鐵路。使得日軍作戰物資可以順利運到對國民政府作戰的前線——這簡直是共軍與皇軍共謀殺害國民政府。

共產黨背棄盟友、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行徑,與抗戰初期發表的“八一宣言”——“為抗日告全國同胞書”所表現的高昂的愛國情緒判若兩人——實際上也真是兩個不同的領導人在操作。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發表《為抗日告全國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倡導結成統一戰線,全民族抗日。這篇宣言激情迸發大義凜然,感動了全中國。它激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並推動了民眾抗日情緒的高漲。被共產黨激烈的抗日宣言所鼓動,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以圖抗日救亡。

“八一宣言”醞釀發表之際,毛澤東還在奔向陝北的長征路上,對此無所聞問。

王明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設想。除了保持共產黨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之外,王明提倡“抗日高於一切”,“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反對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切行動。他主張對日軍進行有力的打擊。這些主張雖然會消耗共產黨的有生力量,毫無疑問也會給共產黨贏得尊重和威信。1938年武漢保衛戰時期,王明、博古、周恩來等組成的長江局領導中共南方的抗日工作,凝集民氣民意,完成新四軍的改編和東進,和國民黨建立了合作關係,為這一時期的抗戰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遺憾的是武漢失守使長江局的工作黯然失色。1943年,隨著第三國際解散,莫斯科國際派失勢,王明被當作教條主義和國共合作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人物,通過整風運動被趕下領導位置,毛澤東的核心地位被進一步確認。從此,中共開始了“自主獨立的抗日活動”,共產黨的抗日活動成為幹響雷不下雨。弗拉基米諾夫稱為:“Wait and see tactic”。

毛澤東這種觀望日、蔣鬥,伺機摘桃子的狡詐策略,在共產黨的公開檔裏是不會找到的。一直到廬山會議激烈批判彭德懷時,毛澤東才不打自招,承認了曾經玩弄過的手段。

1959年7月31日在廬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和林彪、彭德懷之間有一段精彩對話。毛澤東的秘書李悅做了筆錄。(詳見《廬山會議實錄》)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毛澤東:三個師只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

彭德懷: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

“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是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僅有的兩場打日本人的大型戰役,卻原來都打錯了(按:平型關大戰不是中共打的。中共只是在國軍“大捷”之後襲擊了日軍的一支輜重部隊。百團大戰見前按。)特別是百團大戰,彭德懷不聽指揮,擅自組織戰鬥,違反了紀律。以致彭德懷在華北會議挨整作檢討,被迫深刻認識百團大戰的錯誤。

毛澤東在廬山批判彭德懷的歷史“錯誤”的同時再重複自己的抗日方針。雖然與毛澤東的洛川講話語句不盡相同,但是邏輯聯繫緊密。都表達了同樣的毛澤東思想:為了向蔣介石奪權,不惜日本滅亡中國。

毛澤東還把他的“愛國主義”作了驚世駭俗的發揮:“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這樣看來,東北淪陷、華北被侵、上海失守、南京破城等一系列國軍連敗連戰的軍事晦氣,竟是毛澤東的愛國主義理想所期待的(按:希特勒進攻前蘇聯,史達林幾失陷前蘇聯的整個歐洲地區,也是愛國主義所期待的?)。

毛澤東不愛蔣介石的國,本意是不愛蔣介石執政的政權結構。正如今天更多的人們不愛共產黨的國一樣,這本來也是無可指責的。想讓中國變得可愛一些,積極進行政治改革就是了。但是在外寇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民族存亡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從抗日的立場出發,“蔣介石的國”和“中國的國”在版圖上是完全吻合的一塊。沒有因為不愛蔣介石政權,就可捨棄中國領土的理由。無論如何也推導不出“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的毛氏“愛國主義”結論。

毛澤東在這裏還犯了一個法理上的錯誤。他說“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實則為蔣、日、陝甘寧邊區——兩國和一邊區的形態。蔣介石所以停止圍剿,反而提供統一軍服、經費和武器裝備改編八路軍,就是因為中共信誓旦旦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立約自廢國號,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陝甘寧邊區”。

毛澤東還以三國志之一國自稱,已經自毀誓約。

抗戰初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蔣介石採取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綜合武器裝備,作戰技術、士兵士氣諸因素,軍事專家對戰鬥力評估一個日本士兵可以對抗8個中國士兵。中日作戰的時候,國民軍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這個比例。也就是說中國軍隊以較多的犧牲,換取日本兵力較小的傷亡。這已經是不等價的交換,但蔣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國人多地廣的優勢,最終將日本消耗致死。

然而毛澤東希望把這不等價的比例擴大。讓蔣介石付出更多犧牲,讓中國丟失更多的土地。即使蔣介石先消耗致死,日本接管了中國那也不要緊。他設想可以借助蘇聯力量從日本手裏收回中國統治權。所以,簡單地說毛澤東是一個賣國者,也還不準確。毛澤東是一個倒賣倒買國家政權者。先把中國交給日本,然後借蘇聯之手再把中國贖回來。至於蘇聯有沒有能力擔當這個中間人,即使擔當了中間人會從中抽取幾成報酬,他連想也沒有想。

反復考察中國的抗戰史,讓人發現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僅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抗戰勝利的(按:只是時間問題)。僥倖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狂妄使它犯了戰略性錯誤,它偷襲珍珠港,挑釁蘇俄邊境,結下美蘇兩個大冤家。使它播下滅亡的種子。如果日本集中力量滅亡中國,在中國淪陷區建立穩固的以戰養戰經濟體系,穩步由北向南推進,聯毛滅蔣,日本這個列島小蛇一定會成長為亞洲巨蟒。日本滅中國,最後不是蛇吞象,而是巨蟒吞豬。到時候毛澤東不做大東亞共榮國的順民,就死啦死啦的有。

所以,抗日戰爭是一個日本軍閥戰略上犯大錯、蔣介石屢敗屢戰、共產黨趁機崛起、在蘇美援助下僥倖取勝的戰爭。日本在中國這個戰勝國面前,是敗而不服,降而不恭。

 

四、誣陷成風的“延安整風”

 

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採取一切手段逐步把權力向他一人集中,首先他直接掌控延安對莫斯科和延安對軍隊的電臺,壟斷了全部對外聯絡。外部消息是佈還是扣押,由毛澤東決定。這就切斷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和莫斯科的聯繫,政治上沒有了分量。朱德、張國燾處於耳目失聰狀態,漸漸遠離了對軍隊的指揮權。最高軍事領導的三人小組成員周恩來、王稼祥被委以其他重任,在延安之外奔波,也就脫離了軍事指揮崗位。1938年9月,到蘇聯彙報工作的王稼祥帶回了季米特洛夫口訊:承認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大勝利。毛澤東不僅緊握兵符,並開始實際操掌党權。總書記張聞天處於“虛君”位置,遇事退避三舍。

隨後毛澤東開始整頓報刊。王明、洛甫、凱豐領導的《新中華報》、《共產黨人》、《中國婦女》、《中國文化》停止出版。繼續出版的只有《八路軍雜誌》和新創刊的《解放日報》,這兩份報紙都直接在毛澤東控制之下。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開始了以擴張和長期穩固自己權力為目的的整風運動。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著整風開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整風運動的結束,歷經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審幹”“搶救運動”“肅奸”,總共持續了3年11個月。弗拉基米諾夫在日記中評說:“如果毛澤東不能確定他有絕對把握取得領導權,整風不會停止,七大不會開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由毛澤東為主,康生為副,領導延安學習。(以後又有劉少奇、彭真加入),架空當時的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會。

為了增加整風的威懾性,毛澤東把“審幹”、“識別特務”列入整風項目。整風由溫和期進入殘酷期。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調查部和黨校都發現許多特務。我們就是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一邊整風,一邊審幹。”

“中共中央總學委”下令每人要寫“思想自傳”,毛澤東說:“要三番五次寫,以寫好為度。”“要個人把一切對不住黨的事統統講出來。”同時下達一個檔《中央總學委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要求每一個幹部填寫“小廣播表”。坦白自己洩露了一些什麼機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麼消息,自己聽到了一些什麼對黨不利的消息。何人講的,時間地點,都一一如實向黨報告。“小廣播表”連續發下來填寫多次,如有抵觸情緒,就是定為“特務”的證據。

一位膽小的幹部,竟然填寫了800多條。在行政學院一位學員發問:“是否把晚上和老婆說的話也填上?”引起一片哄笑。結果那位學員和大多數教職員工被定為特務。

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說:“一個2500人的黨校已挖出250人的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一人之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過半數。”(這篇講話收入毛選三卷時,把以上毛的話刪去了。)

康生執行毛澤東指示有過之無不及。“搶救運動”高潮時,《解放日報〉報社80%的人被打成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抓了170個特務;關中師範學校參加整風學習的88人挖出62個特務;綏德師範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73%;延安警衛團挖出占總人數80%90%的特務;中央秘書處60人中,挖出十多個特務。

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魯迅藝術文學院、陝北公學本來就沒有什麼文化課。學生都有一個小板凳,坐在板凳上用小本子低頭記錄首長報告,然後展開討論,深刻領會、熱烈支持。這是延安學生學習的基本方式——學習多年,除了增加了一些演講技術,文化知識很難有什麼長進。延安整風以後,即使少的可憐的文化課也停止了。學生被卷到運動中,一些教室成為臨時關押“特務”的監獄。

弗拉基米諾夫路過情報處的時候,經常聽到傳出被刑訊的人嚎叫聲。情報處副處長李克農是另一個陰森可怕的人物。他折磨起人來有一套殘酷手段。1943年7月29日,弗拉基米諾夫在日記裏寫道:“康生的親信殘暴得無惡不作,甚至下手逮捕懷孕的婦女——”他在1943年8月2日記繼續描述了延安的緊張氣氛:“這個城市已經非正式戒嚴了。各機關學校已經用柵欄圍起來,並設有門崗。已婚的人禁止與家人見面,否則有被逮捕的危險,兩人之間的交談也明顯擔有危險。很多‘罪惡昭彰’的人被命令呆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因為監獄已人滿為患。”

康生的“搶救運動”,抓出了1萬五千名特務,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總共有3萬名。開始被抓的特務有被槍斃的,也有一些人自殺。

毛澤東聽任康生搞逼、供、訊。他在1943年8月15日說:“運動一定會犯逼、供、訊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發展,太遲則造成錯誤傷了元氣——”

直到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重新規定被逮捕的特務人數不能超過總人數的5%。

弗拉基米諾夫向莫斯科彙報延安整風情況,引起史達林和第三國際的干涉。1943年12月2日,毛澤東收到季米特洛夫的密電。密電要求:1,堅持國共統一戰線;2,停止對王明和周恩來的整肅;3,擔心中共幹部對蘇聯抱不健康情緒,特別提到對康生的憂慮。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來電秘而不宣,卻在回復電報中向季氏彙報“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同志”

在實際做法上,毛澤東開始給整風運動降溫。整風運動的頭號目標王明臥病在床。在運動最初一段時間,王明對政治局展開對他的批判並不知情。直到他發現門前冷落車馬稀,來探望病情的同僚愈來愈少,才知道自己已經被孤立起來了。共產國際派大勢已去,不再對毛澤東的權力構成威脅。季米特洛夫的干涉,讓毛澤東開始擺出“治病救人”的新姿態,在群情洶洶、眾人喊殺的場面,他力排眾議,提出刀下留人。另一方面,“搶救運動”製造了大批冤案。幹部積怨愈來愈深,不滿情緒逐漸公開化。毛澤東察覺到運動已到火候,需要把這種不滿情緒引導疏散,避免傷害自己。這就需要一隻替罪羊——確切說替罪狗,還要一個代表受害者數落惡狗的人。

1944年初,在中央內部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言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英明決斷,接著批評了康生同志違背了毛主席有關整風的9條規定,(整風後期制定,包括逮捕的人限制在5%等)擴大了打擊面。周恩來技巧地把毛澤東和康生作了剝離,維護了毛澤東的正確形象。周本是待罪之身,他被認為是經驗主義者代表人物、王明教條主義的幫兇。周恩來已經在整風運動中做過五次長篇發言檢討,還有被繼續窮追猛打的勢頭。這次毛澤東給了他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

周恩來以徹底向毛澤東臣服的方式,冤而不怨,給那些被批判的教條主義者們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隨後康生的下屬李克農、彭真等也紛紛指責康生。別以為這些人有膽有識,他們不過是被毛澤東召見談過話,奉旨造反而已。

毛澤東一下子由“整風”、“審幹”災難的製造者,成為整風偏差的糾正者。

1945元旦,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對群眾敬禮道歉:“搶救運動時發生了過火‘左’的錯誤現在,我把帶錯了的帽子給你們取下來,賠個不是。”——“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于時,全場爆發了熱烈的掌聲,有人感激涕淚橫流,衷心感謝打開冤獄的救星。

毛澤東先後在行政學院、邊區政府、棗園等場合脫帽、敬禮、道歉。毛還輕巧地說:“——好在這是一場夜間演習,用的不是真槍實彈,用的是石灰包。夜間看不清楚,一時分不清敵我,打在身上留下幾個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來打的是自己人,打錯了。這時候,把石灰拍掉,給你敬個禮,賠個不是:“同志,我打錯了你。”——“本意為同志們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傷了同志們嬌嫩的皮膚。”“化惡行為美德”確實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

鑒於中央定調“延安整風是英明正確的,“審幹”、“搶救運動”是必要的,只是執行技術上有些過火偏差”,所以對於被抓出來的特務又不能一風吹。對多數人的特務指控是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毛澤東說,讓實際鬥爭來甄別他們吧。組織結論依舊留了個“辮子”,以待察看。1945年11月9日,有200多名幹部從延安步行到東北開闢新解放區,其中有一半人被“搶救”過,帶著“辮子”,不甚清白地離開了延安。

延安最轟動的張克勤案件,聽起來像一個帶淚的荒唐劇。張克勤當時只19歲,康生指示對他進行連續六天六夜的轟炸審訊,受盡了肉體折磨。在不坦白就槍斃,坦白了就可以保留黨籍的威脅利誘下,張克勤招出了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張克勤的特務案”被偵破,一下子激發“搶救運動”走向高潮,延安一夜就抓了260多個特務。張克勤交待的國民黨特務中,包括那位先前檢舉他是特務的人。

張克勤做為體現黨的坦白從寬的典型例子,風風光光騎大馬戴紅花在萬人大會坦白發言。眾人面前他哭哭啼啼衷心感謝黨給他悔過機會,保證跟隨毛主席、黨中央永遠幹革命。

1945年,大多數“特務”被甄別之後,張克勤的特務帽子粘在腦袋上怎麼也摘不下來了。如果張克勤不是特務,無疑宣告“延安整風”和“審幹”、“搶救運動”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從根本上否定了歷時三年多的運動。他這個“典型”是不能倒的。

共和國成立後,張克勤一直上訴想澄清“特務”罪名。但就像西瓜皮擦屁股——怎麼也抹不乾淨了。有一陣子一度作出查無實據的組織結論,可是轉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重新點名張克勤特務問題,招致他再次逮捕,成了監獄的“回鍋肉”,在鐵窗內又生活了5年半。到了1979年,張克勤寫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並不知道“紅旗黨”、“國民黨的紅旗政策”這一類詞。這些辭彙全部是在審訊人員的提示下,他照葫蘆畫瓢作出的供詞。

至於審訊人員為什麼如此提示,並把“紅旗黨”一案綿延到四川、河南幾個省份,有這樣未能證實的說法,是為了指向這些省份地下工作的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等——要想證實這一點,只有到地獄提審死鬼康生了。

子虛烏有的“紅旗黨”一案,導致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自殺。他不願按照誘供株連他人,並在1943年12月11日留下了絕命詩。

張克勤還不是最倒楣的。甄別到最後,仍然有一百多個人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這批人毛澤東和康生倒情願他們是特務,即使他們不是特務,毛澤東、康生都是不願意放生的。他們是一些支持國際路線、接近王明的人,或者有冒犯毛澤東言論的人,其中有王實味等。直到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邊區保安處押著這批“犯人”向山西臨縣轉移,經康生批准,于黃河邊全部處決。一些人被砍頭填井。王實味雖被砍頭,卻還留下名字,其他一百多人都成了既無腦袋又無名字的屈死鬼。有資料說,延安整風,被處死和自殺的總共有1千多人。還有一些人被逼瘋。其中有夫妻投延安,雙雙奔黃泉的例子。

康生雖然被當作“搶救運動”的替罪狗被指責。但是毛澤東很明白此狗乃一條忠狗、凶狗。是毛、江、康鐵三角的一個銳利的角。康生的黨內職務一點沒受影響,只是他不再牽著愛犬耀武揚威四處逛游,他行為轉為低調,活動由幕前轉為幕後,依舊掌握重要權力。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代表們要求康生作檢討,康生拒不檢討,聲稱他執行的是毛澤東的路線。而毛澤東也就不再安排他發言,不了了之。

毛澤東這一招用意深沉,他不留下有關延安整風的任何負面文獻資料。大會洋洋萬言儘是讚揚整風和由整風確立的毛澤東思想。整風運動經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等理論家的梳洗漂白,沒有了血腥味道,失去了毛澤東以權力威脅、奴化黨員的色彩。延安整風被美化為中共自我陶冶情操、純潔思想、昇華靈魂的神聖儀式。

延安整風鼓勵互相檢舉揭發,人們在壓力下作假供、偽證。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對於毛澤東只能腹誹,不可口評。在整風中誣告栽贓打擊異己形成一股污穢暗流,卑劣者升遷,正直者沉淪。這是一次共產黨人性道德的普遍大淪陷。

回憶起延安整風一些老幹部滿腹怨言,卻只能自律在周恩來尺度,小聲罵罵康生。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再次放出惡犬康生咬人,罵康生與攻擊中央文革同罪,這康生也不能罵了。康生的在中共官場尊稱是“康老”。延安整風成了共產黨白璧無瑕的歷史瑰寶。直到1967年2月26日在“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時,陳毅才發出公開否定延安整風的聲音。此事件被稱為“二月逆流”。一位毛派文人名“梅俏”的描寫了那個場面:“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這是迄今為止,所聽到的中共內部最直言不諱的反對聲音。

不料毛澤東聞言比陳毅還暴怒。最高統帥臉色是青是綠、身上什麼地方哆嗦梅俏先生沒說清楚,只是記述了“最高憤怒”:“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党發難,滿口放屁。”“你們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麼?”

瞧!毛澤東已經習慣於把“朕即國家”的君主專制邏輯,應用於共產黨哲學:毛澤東不答應,等於全黨不答應。

“延安整風”究竟有多少正面的意義?毛派史學家認為:延安整風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從此共產黨一步步走向勝利,延安整風意義重大。

問題是不用“進一步確立”,毛澤東已經權傾朝野。自從中共長江局在六屆六中全會被撤銷,毛澤東不僅全面掌握了軍事指揮權,也實際控制了党的領導權。不管毛澤東有多高的軍事才能,多絕的錦囊妙計,他都可以不受拘束地發揮了。然而毛澤東欲壑難填,他想要的是無限制的權力。整風運動是毛澤東消解黨內的監督制衡作用、建立個人獨裁機制的成功嘗試。中共原有的一抹虚假、蒼白的民主色彩也消失殆盡。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世界專制主義相結合產生的共產主義專制蛹蟲,終於破繭而出了。中國,你這匹黃河邊上的老黃牛,以後的災難在等著你!

(作者補記:也有人認為延安整風應從“中央總學委”成立算開始日期。)

(轉自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