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還原一九五七》序

 

 

 

 

 

 

魏紫丹教授是一個“右派”,而我是一個“右派之子”。

我們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今日又“同為海外流亡者”。雖同屬“自我流放”,蓋因我們都是“不要共產黨的人”,而不是“共產黨不要的人”,所以,我們“同氣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識”。當然,“要共產黨的人”和“不要共產黨的人”;或者是“共產黨雖不要你,你卻要共產黨”,這裏面的區別和講究就大了。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在海外的感情趨向,基本立場,行為方式。這對於在海外為人與交往,固然是一種界限;而對於一對志在“還原歷史”者,其中的關係便尤其要緊。雖然我要辨識“誰是新中國”,他要“還原一九五七”,但我們注定是要“順途同歸”的。

不過,促使著我們相識的,連接著我們的志向的,加深了我們友情的,還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獨立的民間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我是這個雜誌的編輯義工,魏老則是這個雜誌的主要作者。我從來稿中,發現了一個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則在與我聯繫稿件的交往中,發現了我這個壓根兒就“不承認共產中國是新中國”的右派兒子。我們欣然相識,不僅在對一九五七那個“悲慘世界”的回首中,有著共同的語言;而且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辨識上,一起指斥那個“顛覆了共和、復辟了專制”的馬列中國,絕不是“新中國”。於是,“還原一九五七”這個題目,就首次出現在黃花崗雜誌上,我當時為它寫下的按語便是:“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艱難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凈和高遠的歷史境界……”(《黃花崗雜誌》2005年第1期》……”

我與魏老終於成了忘年交。這些年來,我總是認真閱讀他的大作,幾乎每一次都伴隨著我由衷的讚賞和歎息。他則因為對我那本歷史書的滿懷贊成,總是在想著和寫著與之相關的文章。後來,他那晚來的文學興趣,竟促使著他開始閱讀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說來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寫文章公開批評我,卻與我成了朋友的大陸教授一起,接二連三、頗費周章地為我三十年前的小說,寫了好幾篇文學評論,可謂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將它們壓了很久,才負疚似地將它們發表出來。因為我一生從未請人為我寫過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國內共產黨的那個文壇上,自己向來不屑於此,別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猶如當年一位時髦的評論家所言:“給他寫評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是魏紫丹教授才為評論我的小說開了這樣一個頭。而他倆都因沉浸在對時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於自由的海外,所以寫得都相當地透徹與深沉。這對遠離故國,早已背離昔日文壇的我,雖是一種慰藉,還是給了我晚年回歸文學之後,能夠繼續“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與魏老的友情,是“隔代”情,也是“忘年”,且是日見其深。他對我的關切,甚至是對我的偏愛,總是讓他對我時刻充滿著憂心,時時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溫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與他聯繫,他因擔心我而寢不能安,信中的憂心悲切之詞,令我心酸。而我因為研究、寫作、講演和編雜誌,四處奔波,太忙也太累,與他的聯繫也就少了。這些年,我一直都沒有為他做過什麼,內心裏雖然對他充滿尊敬與愛戴,卻時時感到自己對他的欠缺。所以,當他要我為他的“還原一九五七”這部巨著寫序時,我雖然覺得難負重任,但是,我與他十年的友情,我與他共同的使命,還有我與他“右派與右派之子的緣份”,都使我不能推卻、也不敢推卸。

Text Box:  魏老從發表志在“還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於今已經整整八年了。八年來,他經過不懈的努力,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精神,特別是懷著對歷史忠貞不二的意志,懷著對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難者的痛苦深情,懷著他對我們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終於就要出版他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了。

對魏紫丹教授的這部巨著,我將有一篇實實在在的專論會發表出來。在這篇短序中,我只想簡略地說,這部巨著的不凡之處,就是它確實達到了那種“純淨和高遠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個明顯特徵,就是——“還原的學術性、還原的真實性和還原的真理性”。

其學術性的表現,便是明晰的哲學高度。而構成這一哲學高度的,就是他為“還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學思考”,所獨自建構的“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還有他那種“貫徹始終的歷史感”。正是上述三個特徵,才體現了這部巨著深刻的思想性和悠遠的歷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學術性的靈魂所在,歷史性是才學術價值之真正體現。

其真實性的表現,一是“主見在胸,著眼於史”,以親身的經歷,真摯的感情,誠實的反思,來“還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轉益多師是汝師”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內,又能跳出三界之外”,從而使這部著述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了“同一”的境界。為“還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實並豐的里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現,則是集中在他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制度的徹底認識和全面批判上。這個認識和批判的原則,就是還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熱情呼喊,對於崇拜馬列教條、毀我民族國家的痛苦指斥,對於一黨專政和“黨天下”的猛烈抨擊……將至今五十年來不復再現的知識份子群體性“覺醒”和“絕響”,重新予以論證和褒揚,以激勵今日的國人,能夠以“前已有古人,今當有來者”的精神,激勵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來矢志于“還原一九五七”,沉潛於“還原一九五七”,皓首窮經於“還原一九五七”,實非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爾岑一樣,“向後看,是為了向前進”,是為了我們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誠如他在“還原”一書中談及中國前途的慷慨陳詞,就是:“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對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秩序,有著如此的決絕之心,是因為在中國三十餘年來“雙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縱然風雨如晦,他也絕然地不屑於另一條要“助共改良”的所謂思想解放路線;同時,還因為他將“還原一九五七”納為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一個環節,既要從“一九五七”出發來還原歷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對百年中國艱難歷史的反思中,重新認識腥風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來。這就不僅將他錘煉成了一個卓犖不群的“摘帽右派”,又將它磨礪成為一位堅如磐石的“自由鬥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為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來艱苦奮求著。

 一九五七,是我們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真正地還原這場悲劇用血腥所包裹著的真實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擁有未來。所有在“誠意正心”地還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將功不可沒。而魏紫丹教授卻以其卓犖不群和堅如磐石的還原精神,以其還原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實為今人和後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著還原意志的巨著。誠如我在為他“還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寫的按語所說:“魏紫丹先生……確實將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國知識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國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份,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統治下既自號為‘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份子們……。”(黃花崗雜誌2007年第一期)

然而,只因為魏紫丹們還在,何況“前已有古人,後更有來者”,可以相信,中國知識份子們“魂兮歸來”的日子,中華民族“魂兮歸來”的時代,畢竟已經不會太遠了。

此序為魏紫丹教授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而寫,亦為祝賀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壽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