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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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文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因献成文》第十一章: 統戰實踐  (下)

  

(大陆 )  雷 戈

 

 

 

第五節  統戰港臺

 

 

一、全國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1960年,文史專員們按照政府要求,“對臺灣造謠污蔑,痛加斥責。” 劍拔弩張的局勢,使得這個時候還根本談不上徵集港臺史料。不過為了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文史資料委員會從1961年3月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專題史料徵集活動。在這個背景下,“臺灣方面的有關史料,也經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協助組織了一部分稿件。” 但數量和質量可能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文革一結束,官方就注意到“港澳史料還是一個空白”,並明確意識到“充分掌握這方面的史料”,不但能夠配合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且通過這些史料可以使港澳同胞鑒古知今,“受到愛國主義教育。” 比如,杜建時寫的關於開羅會議的回憶在香港就很熱銷。他在文章中憶述了當年邱吉爾同蔣介石就香港問題的辯論經過。“說明國民黨政府,包括蔣介石也堅持收回香港的主權。這對於我們今天收回香港主權都是有益處的。” 另外,官方也指出,“海外宣傳的鬥爭和海外文史資料領域的爭奪與佔領十分重要,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

文史官員表示,葉劍英的“九條”見報後,“海內外人士如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們願意寫,但由於種種原因,要求暫時不要發表,所以我們可以先替他們保存起來。”費孝通也異想天開地出主意,“我們要創造必要的條件,他們有時間的,我們可以為他錄錄音,他們沒有人記錄,我們就派人去記錄。同時我們還可以向他們保證,發表時一定徵求他們的意見,暫時不願發表的,我們保存起來,將來可以發表時,保證不作改動,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了。”

由於官方對八十年代寄予厚望,急於在這十年解決台海兩岸分治問題,所以這個時期對港臺史料的徵集便顯得頗為熱鬧。“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工作肇始於1984年,當時成立了港澳臺暨海外徵集組,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港澳地區文史工作主要是開展一些聯誼活動。” 全國文史委官員反映,“赴港之前曾有在香港徵集文史資料很難,人們不願寫或不敢寫之傳聞。但我們所約請的撰稿物件中,還真沒有一位表示為難或勉強的。相反他們都非常高興,非常主動。”

1994年,全國文史委人員“利用去香港探親的機會,走訪了廣東省政協文史辦及香港的政協委員兼文史委員,向他們瞭解有關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情況;跑了不少香港的書店,收集、購買了20多本香港出版的有關港澳近100年歷史的回憶錄、歷史掌故等圖書,帶回北京,讓文史辦公室的同事更多地瞭解港澳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歷史,為進一步開展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工作作準備。”1996年,為迎接香港回歸,全國文史委派人到香港徵集企業家的創業史。“當時許多企業家都還沒有意識到寫回憶錄的重要性,”所以一年多的時間裏,只幫助企業家寫了兩篇史料。一篇發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後因經費問題,文史委“才停止了此項工作”。 文史高官後來透露,“香港已經回歸了,下一步是澳門了,所以我們委員會的港澳組分開為香港組和澳門組,加大工作力度。再進一步就是臺灣了。”

進入新世紀後,全國文史辦重視並開拓了建國後海外史料的徵集工作,“現正在完成《情系中華——海外華僑、華人史料專輯》等圖書的出版工作。” 2007年,全國文史委香港組編輯出版了《香港在抗日期間》、《香江歷程》等大型圖書。特別是《香江歷程》是第一本由香港人撰寫的一部“全面而真實的香港史”,是進行“愛國愛港教育的優秀教材”。另外,全國文史委澳門組“通過發送信函、採訪當事人等方式”,徵集到100多萬字的資料,編輯出版了《澳門回歸歷程紀事》之一、之二,以及《澳門回歸之路》、《子女記憶中的父親──葉挺相傳》等專題圖書。撰稿者都是澳門回歸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真實記錄了當年參與澳門回歸工作的點點滴滴。” 這使得《澳門回歸歷程紀事》、《澳門回歸之路》乃至《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澳人手裏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但這並不影響政協高官依然對此作出高度評價。徵集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對於團結港澳同胞“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據官方稱,由於近年來開闢了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與交流文史資料的渠道,“全國政協和一些地方政協徵集並選擇發表了一批有價值的臺灣方面的資料,也向港、澳和海外輸出了一部分出版物,其臺灣方面的史料交流也不斷增多。” 不過,鑒別官話虛實的基本技巧是深入剖析個案和細節,以透視其隱而不宣的真實資訊和實際意圖。

撇開種種客觀限制,不能忽視的是,由於中共秉持其一貫本性,對徵集海外史料就始終充滿戒備和敵意。比如,到香港徵集陳嘉庚的史料,由於相當順利,有的人原本不在徵集名單之內,聞訊主動送來稿件。但官方仍然強調,“港澳地區,魚龍混雜,在許多方面都相當敏感,需要我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慎重穩妥地掌握好有關政策。” 宋希濂也曾就此賣弄過一番自己的過人警惕性。“我在美國見到一個人,他主動找上門來,多次要求給我編寫回憶錄。他的熱心勁比我自己都高。這個人在港臺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文筆也好,可他的立場、觀點成問題。我知道他是有背景的,所以堅決回絕了他。”

據沈醉說,他寫的《我這三十年》在國內發表後,“接到許多海外朋友、舊同事的來信,告訴我說:你那本書都能國內發行,我們就敢寫了。” 沈醉這裏似乎有意隱瞞了什麼。因為,《我這三十年》1982年首先發表于紐約華人日報, 其後在1983年3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從這個時間順序看,海外人士應該早就看過美國發表的《我這三十年》,但他們卻說,該書國內出版後,才敢寫史料。這似乎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尺度不但以該書為限,而且以該書在國內出版為界。這兩條構成了海外人士判斷官方文史資料政治尺度大小的一個基本界限。一旦超出這個界限,便不符合官方的史料格式。對此,海外人士心裏有數。沈醉透露,他的《軍統內幕》一書出版後,“海外朋友來信願意提供材料,但也要求我們要講真話,要擺事實。”言外之意,海外人士對中共偽造歷史的慣用手法和霸道行徑洞若觀火,非常不滿。這樣一來,以中共編外御用文人自居的沈醉也只能退守一步,提出雙方都“不評論誰對誰錯”。 這表明,官方已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有恃無恐,漫天扯謊,指鹿為馬,黑白顛倒。而必須收斂一些,以至於連原來公然叫囂的“絕對正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

 

二、地方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地利之便使得廣東在徵集港臺史料方面動手早,成效大。1979年 9月,以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羅明的名義,發表《建議臺灣史學界交換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對台公開信,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公開信介紹了大陸“歷年來徵集、整理、出版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情況”,同時建議“同臺灣史學界交換資料、交流研究成果,並互派學者進行訪問”。據說,“已收到積極的宣傳效果。” 借助地利,廣東在這方面有些創意。它把孫中山和民國史資料寫成新聞和專稿,由電臺向臺灣廣播,同時向海外發佈消息。據稱臺灣一些學者看到後“反映很好”。

1983年,中國政府就收回香港主權同英國政府進行談判。一些敏感的地方文史機構也隨即開始跟風。比如,1983年9月,張家口市政協設立了“文史對台宣聯處”。 廣東文史委更是高度重視,“意識到要把研究和編寫香港史料提到重要的位置上,隨即作出廣泛開展徵集港澳史料的決定,印發了徵稿提綱,邀請有關單位和人士舉行徵稿座談會。香港一些報紙也刊發了這一消息,在港澳及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幾年內,徵集港澳臺史料75萬字。1985年,省文史委出版《香港一瞥》。內容有,“英國侵佔香港後的各種統治措施和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香港一些社會團體的發展史;香港同胞反抗港英當局壓迫的鬥爭史;香港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及社會風俗習慣;日本侵佔香港時期,我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搶救滯留港九一批文化人的經過。”

就各地方文史機構的普遍情況而言,一般做法是,由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組織學習全國和本省“文史工作會議的文件精神、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方針、‘一國兩制’的決策、香港及澳門回歸祖國的問題的協定等”,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因為,“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文史資料的工作,政策性很強,難度也大。如把握不准,會觸及外事、華僑政策,或影響‘一國兩制’決策和香港、澳門問題協議的實施。”所以,一般都採取先易後難的漸進策略。“注重從大家有共同語言的內容中去徵集。例如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的人物和事件,或經濟、科學技術、文教衛生方面的題材。”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容易求同存異,達成共識。

這種刻意回避現實政治分歧的統戰策略被官方稱作“史料交流”。1987年,文史高官表示,“近年來臺灣方面引用、轉載和出版大陸許多文史資料,我們應該歡迎。我們也積極收集臺灣出版的歷史資料,其中內容比較客觀公正的,中國文史出版社可以選載或作單行本出版。” 在這裏,史料充當了敲門磚的作用。所謂史料交流就是用史料開路。其方案是,先歷史,後現實;先史料,後政治。其實,二者本質上是一回事。至少在官方設計的文史資料統戰策略中是如此。

官方原本計畫,一方面出版港臺史料,一方面徵集港臺史料。但從實際運作看,前者冷落,後者熱鬧。換言之,官方主要把精力和重心放在了徵集港臺史料上。原因可能在於,徵集港臺史料的統戰效應更大,更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有些人或因其親屬在各次運動中受過傷害,存有誤解,通過史料的徵集、編輯出版,使他們看到登載自己親人的史料,體現黨對他們的評價,從而更加激發懷鄉念土之情。”官方野史的金字招牌,使得海外人士不自覺地形成一種臉上有光的面子心理。在他們看來,給官方寫史料等於官方給他們一個自我表揚和青史留名的機會,是政府給自己面子。所以,文史機構“約寫他們知情的,特別是他們的祖輩、本人或親人的史料,使他們感到光榮與親切,更樂於寫”。官方開恩施捨,他們感激還來不及。“有的作者說:別人叫我寫未必積極,你們約我寫,‘潛水托石’也要寫出來。” 據說還有不少統戰物件和海外華僑看到文史資料後,“進一步增強了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喚起了愛國之心和思鄉之情,也縮短了同共產黨的距離。一些僑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屬,看到文史資料記載了他們先輩的歷史後,百感交集,歡欣鼓舞,說‘共產黨沒有忘記我們’,有的人專程從港、澳和海外回來向政府和作者表示謝意,表示願意為我們撰寫史料,為祖國四化建設做貢獻。” 但也有更為複雜的情況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狀態其實充滿著相當壓抑的情緒和扭曲的意識。一位中學教師與原國軍少將師長的父親在香港會面時,父親說,他的官職“是在抗戰時立功提升的,沒有做都不起兒女和人民的事情”。並答應寫出這方面的史料,還說“可動員同僚故舊寫資料”。 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其官職不是在抗戰期間提升的,就有罪了嗎?這種心理和思路實在令人震驚,甚至恐怖。可見中共偽史宣傳對海外人士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和心理恐慌實在既深且重,不容低估。

在這個背景下,對大陸文史官員所提供的一些極為有限的材料就會有更符合實際的估計。比如,廣東開平市文史官員聲稱,《開平文史》發表了回憶譚邃的史料後,譚在臺灣的同僚、部屬看到後,“認為共產黨實事求是,政策正確,尊重史實,乃自動彙集了資料,寫成《譚邃將軍傳》,從臺灣轉寄給我們。” 又如,據浙江文史部門介紹,原臺灣郵電檢查局局長劉兆祥做郵電檢查工作,“具體執行‘三不通’政策,”他把自己寫的《文成縣誕生回憶》寄來,“帶頭實行‘三通’”。而且稿子“有一定史料價值”,準備發表。 再如,黃維綱將軍在抗戰期間曾得到過三次青天白日勳章,他在臺灣的親屬寫了一篇《黃維綱傳略》,由黃的弟弟黃維銓寄給邯鄲文史部門修改。修改後,又轉寄臺灣。 還有,臺灣作家羅蘭也專為天津文史資料撰寫了《世紀滄桑——一生瑣記》。

實際上海峽兩岸的史料交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時候,“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士徵集稿件是一項艱苦細緻的統戰工作,”其實只是一個溫婉含蓄的牢騷說法。北京市文史官員就頗為不滿地表示,“我們向他們殷勤地約稿,多次通信問候,年初寄贈掛曆,當他們回國時又隆重接待,文章發表後把稿費買成精美的紀念品寄去,有時也努力完成他們委託的一些事情。”做了這麼多鋪墊,才算拉上關係,和作者們建立了“親密”友誼,“他們為我們撰寫了很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但實際成果似乎不盡人意。從1983年開始向港澳臺和海外人士徵集史料,至1989年共徵集到18人所寫的26篇史料,約20萬5千字。

全國其他地方有多有少,參差不齊。少者如上海,徵集海外港臺史料區區30篇、11萬字;多者如廣西,徵集海外港臺史料65萬字;廣州更多一些,徵集港澳臺及華僑史料35篇、75萬字;浙江也很驚人,兩年多就徵集海外來稿及資料100萬字;最多的卻是山東,徵集港澳臺及海外資料竟多達125篇、160萬字。

當然各地情況有別,做法各異。就一般情況看,大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著手向港臺海外徵集史料的。 以湖南為例。文史部門向海外徵稿的第一篇是旅美女作家謝冰瑩撰寫的《先父謝玉芝先生傳略》,1985年刊登于冷水江市文史資料第1輯。 這是“解放30多年”她第一次為大陸撰稿。 稍後不久,株洲市文史部門便展開了大規模的港臺史料徵集。他們在市僑聯、對台辦的協助下,“開展了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及親屬的摸底調查工作,及時掌握了他們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利用下基層組稿、採訪的機會,有重點地拜訪他們在大陸的親屬,鼓勵他們親屬撰寫史料。”很快就和20多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有了聯繫,並徵集到一批史料。他們的具體做法是:(1)請政協委員和“三胞”親屬提供線索和通訊位址,文史部門直接發函徵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我的自述——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略》等都是通過其親屬分別從臺灣、美國、加拿大徵集來的。”(2)“在臺胞親屬的配合下,抓好回大陸探親的重要物件的史料徵集工作。前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總幹事長陳敦正從臺灣回鄉探親。通過其子轉達了他們的意圖,回台不到一個月,就寄來了《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一文。”文史部門對受其委託進行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徵集的人員,在經濟上給予優惠。凡是為徵稿、組稿所付出的郵資、複印費、車費“一律憑票報銷”;進行專題徵集的人員,還付給一定的“採編費”;年終評先進,“對有重要貢獻的還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 1986年至1987年,不到兩年,已徵集港澳臺及海外30多篇(冊)、43.4萬字、圖片18幅。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王芃生、原國民黨行政院參事兼機要室主任、臺灣銀行顧問劉慕曾、臺灣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德粹等人的史料。”還與臺灣湖南同鄉會《湖南文獻》雜誌社副社長吳伯卿建立了聯繫,徵集到了《湖南文獻》7冊,並確定了長期保持往來,互換《株洲文史》和《湖南文獻》。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也開始跟進。比如,郴州地區文史部門徵集海外史料8篇、25800字。 又如,衡陽市文史官員表示,“已經開闢了文史資料向海外徵集工作,收穫甚豐。”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一些縣級文史部門開始徵集港臺史料。平江縣徵集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5篇、10多萬字; 常寧縣首次徵集到海峽彼岸的3篇資料; 寧遠縣徵集港臺資料20多篇,照片20張。其中有楊闕天正從美國寄來的有關她父親闕漢騫的資料7篇,後編成出版《闕漢騫事略》一書;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大衛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普菜斯把自己從臺灣徵集到的文史稿件《宋聲教》贈給桃源縣文史委。 1988年,湖南一些縣徵集港臺史料似乎有了更大收穫。常甯縣文史委從美籍常甯人士徵集到原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茲史料20萬字;臨武縣文史委徵集到剛剛故去的國府陸軍中將、前國大代表杜從戎的部分史料和照片;衡陽縣文史委徵集到衡陽籍原國府空軍司令劉國運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鄒濟勳的部分資料; 常德縣給港臺人士發去“文史會徵稿函”後,反響熱烈,不到一年,便收到了幾十篇珍貴稿件。比如,“居台史學博士吳相湘奇來了《三生有幸》,日本東京太空工研究中心博士丁時范寄來了《清末廣西陽朔知縣丁盤慶傳略》。”此外,從臺灣、日本、美國還寄來了《記辛亥革命常德光復首領之一——梅子逵》、《張炯年表》、《著名法學家——戴修瓚》等史稿。

這段時間,雖然有些市縣文史部門沒有直接徵集到港臺史料,但仍有一些相關舉措。比如,茶陵縣文史委向海外回鄉探親人士約稿,並向他們贈送了《茶陵文史》等書刊。又如,婁底市文史委“聘請從臺灣回家定居的顏曉葵為文史委員,任期3年”。

相比其他省份,湖南徵集港臺史料已經算得上有聲有色,凡是海外來人,見縫插針。比如,旅美的原國軍將領李默庵、商界名流劉廷芳、何鍵夫人王儀貞、香港著名女歌唱家周文珊等來湘訪問,文史部門都“主動向他們約稿,他們欣然允諾,有的很快把稿子寄來”。 但總體而言,有趨於停滯之態。湖南文史高官承認,海外史料徵集是“薄弱環節”。他建議,儘快把港臺海外名人情況摸清楚,搞出名單,“象陳健明、薑逸樵、成之凡、王立平、黃彰任、楊安祥、李伯忠、毛彥文、王儀貞、夏任長、瓊瑤、劉廷芳、向明、李惠英、余彭年、謝冰瑩、彭鍔等等,”然後“找准關係,把這些名人的資料徵集到手。”

相形之下,其他省份也都沒閑著,但都零零星星,動靜不是很大。以湖北為例。雲夢縣文史部門經過聯繫,原國軍第20兵團副司令陳希平“寄回了他在臺灣的著作和照片”。抗戰時期曾任雲夢縣流亡政府縣長的曾繁志,“也從臺灣通過他的家屬寄回了他參加台兒莊戰鬥的回憶錄。” 隨州市文史部門通過去台人員親屬,“向隨州去台人員諶文軒(原國民黨最後一任隨縣縣長,現為隨州在台人員同鄉會會長)徵集隨州列山中學史料。在徵集這一史料中,又與列山中學的創辦人何成浚子女取得了聯繫,”徵集到大批何的史料與照片。 安縣文史部門發動政協委員、各界人士聯繫海外親屬徵集史料。政協委員、臺屬王子蔭給他在臺灣的哥哥王子發(曾任民國政府黃安縣縣長)寫信徵稿。“王子發從臺灣寄來近萬字的重要資料一份。” 黃岡縣文史部門為“台歸人員”陶耀華徵集了口述史料,後來整理為《我的一生》,6萬餘字。 宜昌市文史部門也籠統地說,他們的書信徵稿“已擴大到海外,現已收到香港、美國人士的來稿”。 此外,據遼寧文史官員介紹,1987年,“遼吉兩省文史辦與祖國統一辦公室合作,各自對政協委員做了一次摸底,已經基本掌握了本省政協委員與海外聯繫的情況。……為以後開展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遼寧省還積極利用海外人士歸訪故里及學者出國訪問的機會,開展與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交流和徵集。” 河南方城縣文史部門為徵集港臺史料,至1987年,已直接或通過僑臺屬發往海外50多封信。 河北懷安縣的《文史資料》在1988年傳入臺灣後,很受歡迎。臺灣新聞人員馬競銘還為《文史資料》撰寫了數萬字史稿,並捐贈300美金,以表示對懷安縣文史資料工作的支援。

毫無疑問,總體情況並不樂觀。而且宣傳意味大於徵集實效。比如,株洲市文史委雖然早在1986年之前,“就把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列入工作計畫,一些重點人物,明明知道他們在臺灣或在海外,卻難以溝通聯繫,史料的徵集自然也收效甚微。” 1989年,在福建省政協六屆二次會議期間,似乎出現了一次帶有某種總結性的評估。文史資料委員會邀請部分港澳委員座談。“他們對《徵集意見》中帶有政治色彩的提法,如‘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愛國人士參加祖國建設的積極性’、‘作為我國四化建設的借鑒’等語提出意見,認為這些說法未必適用于港澳臺地區,這份意見拿出去有困難。”官方意識到,“由於徵稿物件的政治情況複雜,有些人跟臺灣關係密切,有些人不一定贊同我們的制度,有些人雖然也講統一,但另有一套想法。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許願意寫資料,但其出發點僅是為了保存個人的實錄。如果徵稿的政治氣味太濃,和他們的政治傾向有矛盾或不甚吻合,便會造成一種思想障礙,他們未必肯寫。”由於官方將史料視作統戰,這樣,文史資料便具有了某種政治情報性質。徵集史料也就成了搜集情報。如何套取情報,需要講究技巧。“鑒於那些存在思想障礙的人掌握著部分有價值的資料,要使他們願意動筆,把資料從他們手中取出來,就得講究一點策略。徵稿的姿態,以‘中性’為宜;對資料的要求,也以‘中性’為宜;給人家看的資料,還是以‘中性’為宜。這樣更易團結更多的人。”同時,也不要總把“借鑒”掛在嘴邊。“資料可資借鑒與否,關鍵在於我們對資料的選擇與運用,其任在我,不在於彼。不提‘借鑒’作用,反能解除撰稿人在政治方面的思想顧慮,有利於徵稿。”還有,“以‘政協’或‘統戰’的名義去徵稿,可能會使某些人產生思想顧慮,如果用‘某某文史資料編輯部’的名義,就更易為大家所接受。”如果能搞一個文摘性刊物,“放寬尺度,選登一些內外的資料,既可供交流之用,又能籍此擴大影響。”

應該說,這次討論包含有某種程度的反思精神,所作建議也有可取之處。但它卻沒有預見到一個月後中國發生的那場劃時代事件,將徹底逆轉中共徵集海外史料的良性趨勢,將十年來辛辛苦苦塗抹到統戰泥胎上的政治金粉沖刷得一乾二淨,打撈上來的史料稻草所剩無幾。以至於到了九十年代,文史官員只能保守地表示,“一個省區一年出那麼幾篇華僑華人的史料就很好。” 而最有影響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壓根就沒編發幾篇像樣的海外史料。不過據說,“廣東、河南、廣西、廣州等省(區)市在徵集出版港澳臺海外史料方面做得比較好。” 1994年,上海文史委編輯出版了《猶太人憶上海》,這是第一本“國際題材的文史資料集”。 撫順市文史委在徵集《撫順人在海內外》稿件時,針對作者經常表示出來的工作忙、不願意張揚自己、怕要錢這三個顧慮,改進做法,“除將蓋有公章的《征編出版方案》寄給作者,還特別申明,不收任何費用,出書後按規定支付稿酬和贈書。同時,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講清出書的重要意義。結果,作者消除顧慮,紛紛寫來自己的稿件。”

這種個案具有多大普遍性,實難估定。但徵集數量不多,恐是事實。難為這些文史官員們只能含糊不清地點到為止。比如,山西文史高官宣稱他們徵集的6000余萬字史料中,就有“不少出自臺胞、臺屬和與在台人員有聯繫的人士之手。” 倒是廣東提供了一些準確數字。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全省各市縣出版港澳臺及華僑史料437篇、186萬字。

其實,文史資料作為統戰史學,數量不是問題,質量也不是問題。關鍵在於政治動作和統戰姿態。比如,潛江籍臺胞丁貴卿于九十年代初,“托人給《潛江文史資料》送來《貪嘴婆娘蒸野菜》、《故鄉春天的野菜》兩稿。”一篇文章結尾寫道,“離開家鄉後,不但未吃到這些令人回味無窮的野菜,在臺灣寶島也未曾看到過這些東西……古人有為‘蓴羹鱸膾’而思歸之雅事,真盼望趕快乘機回去,以解我的口饞呢。”這種描寫一地風俗或本地風物的文章,本無多少史料價值,與文史資料的初衷更不相干。但由於作者“以野菜為題作文反映了臺胞渴望祖國統一的願望”,便得到文史官員的青睞。“在與大陸去台人員的關係上,民俗,是我們最生動、最無所忌諱的話題,各級政協文史幹部,應充分認識這一特點。” 相較而言,安徽文史官員似乎更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特點。他們編輯的《安徽文史集萃叢書》之十《江淮風物》,“彙集了安徽的名勝古跡、風物特產的史料,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明它們的產生和嚴格,以展現更為廣闊的歷史畫卷。這些史料雖然超出了文史資料的時限,又不屬‘三親’,但它們卻是‘海外遊子的思鄉曲’中的重點樂章。主編只有站在為愛國統一戰線服務的高度,才能有這樣的魄力來突破舊規,實現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構想。”

儘管地方文史部門不具備全國文史委的資源優勢,但仍有其可觀者。(1山西文史委出版了閻錫山、楊愛源、梁化之等人的史料,他們的親屬後代不僅索要出版的書刊,而且回國觀光,上門聯繫,並邀請文史官員到海外去徵集史料,參觀訪問。1988年底,受到閻家、楊家等後代的邀請,以省政協副主席、文史委主任為正副團長,組成代表團,到美國開展聯誼活動的。“在美國訪問期間,既看望了在美的晉籍鄉親,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又為史料的海外徵集打開了路子。” 文史委介紹說,“多年來,我們與在台、港、澳同胞及散居在美國、法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的晉藉人士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開展了學術交流、資料交換、接待來訪,從而聯繫了不少海外人士。” 澳洲悉尼的源慧書店是南半球最大的中文書店。書店經理告訴省文史委主任,“他的書店需要《文史月刊》。” 據文史官員表示,“我們不再只是通過書信往來、期刊交流來徵集華僑華人史料,而是走出國門,進行實地考察和瞭解。……雖然所獲史料還不很多,但總算開了個好頭。” 2003年,山西文史委組建“海外華僑史料考察團”,出訪新、馬、泰。 2005年,他們與省政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員會協作,“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組織編纂出版〈海外晉商譜〉的工作方案》,並聯合發出徵集海外晉商史料的啟事。” 2)浙江文史委“根據浙江的華僑華人多數是從溫州、青田等地前往西歐的法、意、荷、西等國開拓創業為主的特點,征編出版一本介紹他們克服種種困難,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艱苦創業、拼搏奮鬥的光榮歷史,以及他們始終心念祖國的情懷。”《都有一顆中國心——浙籍華僑華人風採錄(歐洲篇)》出版後,“進一步激發和增強了旅歐浙籍華僑華人對偉大祖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株洲市文史委至2009年,已與美、日、印度、巴西、加拿大、菲律賓6個國家和港臺的近60名株洲籍人員建立了聯繫,徵集史料68篇、48.5萬字、照片50餘幅。文史幹部的經驗是,“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必須發動‘三胞’親友積極參與,請他們提供通信地址或動員他們利用親誼關係直接組稿、徵稿。”美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師、城市與建築設計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顧問彭佐治的自述《彭佐治生平事蹟》,臺灣大學教授、農業經濟學家張德粹的《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等,都是以這種方式徵集來的。

三、文史資料對港臺的政治感召

 

(一)概述

通過編寫出版史料來溝通台海,聯絡感情,並對港臺政局和輿論施加影響,是中共統戰運用的十分頻繁和成熟的一招。比如,重慶巴縣文史委“配合有關部門積極提供史料稿件,印製對台對外宣傳稿件,開展史料交流”。 這種造勢始于八十年代初。當時的方式還帶有某種政治喊話和軍事攻勢的性質。198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曾用熱氣球攜帶《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數百冊,“飄至海峽對岸,以使在台黃埔校友看到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圖書,力求達到以文促通(兩岸三通),以文促統(祖國統一)的目的。” 隨著兩岸局勢趨於緩和,這種高音喇叭式的喊話攻勢和宣傳遊戲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拐彎抹角的曲線交流和相對正常和普通的政治傳銷。

所謂曲線交流,就是讓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人員捎話給臺灣。比如,原國民黨軍界人士王雨蒼得力于《方城文史資料》第1輯上發表他的回憶文章,而被落實政策。對此,“王雨蒼全家及其海內外的親屬,無不感激。之後,王多次與在台親屬和故舊去信,講解共產黨的政策,為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積極工作。” 又如,山東寧津縣的文史幹部多次走訪那些有海外關係的人,“把他們請來開會,尊重他們的意見,使他們深受感動,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僅為文史組提供了許多重要史料,而且主動給海外、臺灣的親人去信,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好,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好。”

所謂政治傳銷,就是要求國內公開發行的文史資料,可以有選擇地在香港發行或出版,“以擴大愛國主義宣傳。” 也可以將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通過各種渠道向港臺贈送,或通過台僑家屬“向在港澳臺的親人寄書以促進‘三通’”。比如,宜城縣文史部門把編輯出版的《懷念張自忠將軍》一書,給臺北原警備區副司令熊明禮、國軍原空軍副司令鄭松亭等人寄去。不久,“在台的原國民黨立法委員內政部次長羅貢華要他在菲律賓馬尼拉商場任副總經理的女婿設法弄到這本書。” 又如,1990年,明溪縣文史部門通過縣對台辦,寄給海外23冊《明溪文史資料》。 其間效果頗為可觀。比如,原天津警察局刑偵隊大隊長肖某去了臺灣。他在天津的親屬看到《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的民國天津市警察局局長李漢元口述的史料後,“把書寄給了在臺灣的他,他看完後寫信說:符合事實。這也成為促成他後來回大陸定居的原因之一。” 又如,“在荊港聯誼會上,香港親友看了《荊門文史資料》一、二輯後,覺得史實真,無臆造,”一些知情人還為荊門文史官員“介紹了許多新情況,提供了一些新線索”。

史料牌也是感情牌。文史資料引發的鄉愁別具滋味。河北懷安縣的《文史資料》1988年傳入臺灣。“在台的50多位懷安籍人爭相傳閱此書,其中許多人由此而將壓抑數十年回鄉探親的宿願變成了行動,又一次次踏上了故土。像中國國民黨党部原副主任王成德回鄉三次、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回鄉二次、高級建築師翁森回鄉五次。……一般人員回來的更加頻繁。他們為家鄉的巨大變化而喜笑顏開,有的盡連自己的老宅也找不到了。”期間,在台出版的察哈爾同鄉會《會刊》也傳入懷安縣文史部門,文史人員在第4輯上轉載了4篇。這樣,“凡在台人員回鄉探親必到縣政協做客,而且他們以得到一份《懷安縣文史資料》而欣慰。” 《山西文史資料》也早已“流傳到臺灣”。臺灣學者趙正楷看到《山西文史資料》第68輯後,給文史委負責人來信說,“成中、川至醫專兩文,尤使人起滄桑之感,寫的著實,是好材料。趙宗複史料,閱之不勝愴懷。” 動情,抒情,乃至煽情,是文史資料針對港臺釋放出來的政治信號。它集中體現了中共擅長的以情動人的統戰演技。

越往後來,這種史料統戰就越發顯得技巧和嫺熟,並具有某種更易接受的傳統和文化色彩。比如,1993年,第一次汪辜會談後,中共代表汪道涵特意選擇了北京市政協編的《京劇談往錄》和《京劇臉譜》作為禮物,贈送給臺灣代表辜振甫。“這些包括《喜(富)連成科班始末》在內的京劇文史資料,再次成為海峽兩岸溝通和聯繫的橋樑。” 又如,2005年泉州文史委編輯出版了《泉州與臺灣關係文物史跡》,意圖“推動兩岸交流”。這一做法還受到《中國政協》編輯部的肯定,《文史天地》編輯特地約稿介紹經驗體會,並在《中國政協》2006年第2期上刊登了泉州文史委負責人寫的《神州思統一,文史話團圓》一文。 總之,不管是具體的人際關係,還是兩岸的任何蛛絲馬跡,都被文史資料挖掘出來,貼上統戰標籤,高聲叫賣,四處兜售。可見,文史資料的統戰效應在官方手裏絕對被發揮到了最大化。而反饋回來的資訊也都絕對正面,很讓官方滿意和舒坦。

臺灣一位陳先生看到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後表示,“李宗仁回歸祖國時,在臺灣及國外都有很大震動,說他背叛祖宗,是不明真象。從這書中看到祖國大陸的現在,唯有共產黨才能使中國獲得新生。” 這裏需要略加提示的是,中共官方引用的各種話語或對話,都不可過分較真視作原話。絕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一種作者本人的創作或編造。或許有些影子,但更多的是某種想當然的代筆之作。本質上,它同中共新聞中製造出來的各種“英雄模範”的“豪言壯語”如出一轍,同屬一類貨色。比如,安陸市文史部門編輯出版了《張篤倫及其一家》一書,張篤倫後人張新基來信談“讀後感”,“手捧該書,感觸良多,只盼我們的後人,不再承受祖國動亂和分裂之苦。”張新基的哥哥張建基也說,此書在臺灣、香港影響很大,“這一炮,就統戰的意義而言是打響了,而且是很響亮的一炮。” 有時這炮聲弄出的動靜還挺大。比如,安徽文史委編輯出版的《紀念孫立人文集》和《孫立人傳》兩本書“在台港及海外孫立人的舊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特別是在臺灣,孫立人舊部奔相走告,激動不已。……他們還拿著這兩本書到臺北的‘國防部史政局’,要求據以恢復新一軍遠赴印緬抗戰的真實歷史”。 又如,湖南文史委在《湖南文史通訊》上開闢了“湘籍國民黨將領簡介”專欄,引起臺灣一些國民黨軍政界上層人士的注意,他們來信詢問有關情況“並索要刊物”。

文史資料本來就包含有多種複雜資訊,經過統戰這只高音喇叭的放大,就會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真偽莫辨。比如,臺灣的《山西文獻》上曾刊出有關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水利部長薛篤弼生平的文章,“其中說到薛不願追隨蔣去臺灣,解放後只好淪落街頭擺煙攤為生。”為了弄清建國後薛在大陸的真實生活狀況,山西文史人員找到他在大陸唯一健在的大女兒和他生前好友,邀他們寫回憶文章,介紹了薛在“解放後受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禮遇”,被聘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上海市政協常委的情況,“並附有其在上海私人寓所花園的照片。”臺灣歷史學者趙正楷看到刊在《山西文史資料》上的這幾篇文章,給編輯部來信說,資料所刊薛篤弼照片及有關他的記述,“令人低回不已。”此事實有力地匡“臺灣之謬說”。 這件事從常理看,應該是文史人員做了手腳。因為他用時間差的手法搞了一個似是而非的“歷史拼圖”。用八十年代以後的政協委員和私人花園把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流落街頭加以剪接置換,就成了唯一的“歷史真相”。這種把戲如同變戲法。變的過程是假的,可結果是真的。因為匡正了臺灣“謬說”,起到了影響人心的統戰效果。

統戰是化敵為友。史料統戰則是畫地為牢。也就是用史料給統戰對象畫個圈,把他們裝進去,在歷史上給他們占個位,留個座,排個隊。方法就是把說壞話變成說好話。這樣,你說啥,別人都願意聽。自然就被你打動了,甚至感動了。文史資料的統戰功能正在於此。應該說,中共已將史料的現實價值開發到了最大限度。寫的是歷史往事,反映的卻是現實動態。正因如此,那些看了文史資料的海外人士,便都從中看到了中共政策的最新變化。於是,“原有偏見”都有了“很大改變”,“大多數傾向祖國大陸,或者起了變化,對家鄉表示懷念、支持。從而增強了各界人民團結,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比如吳蔭民一家,他有6個兒子,尚鷹(原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長)、尚時(中大教授)。海外共有子孫數十人。“他們看了《開平文史》發表的有關尚時、尚鷹等史料並瞭解到國內落實各項政策的情況後,轉變了原來對新中國的看法。”

重慶文史委編輯出版了《重慶談判紀實》和《國民參政會紀實》兩部大型史料專書。《重慶談判紀實》“對於總結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經驗,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大有稗益”。《國民參政會紀實》經中宣部確定為1986年在南京召開的“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對外交流的學術著作。1987年,北美華人社會科學協會第三屆年會在美國召開,會議以討論‘中共國內外談判策略’為主題,指定《重慶談判紀實》為會議主要研究和評論的書籍之一。……國家文化部把這套叢書列為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禮品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國際廣播電臺向國內外作了報導,《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專文予以介紹,並在香港舉辦的首屆“中國書展”上公開出售,“引起了臺灣和海外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和興趣。”中共中央有關負責人稱讚這兩部書的出版,“是文史資料為祖國統一服務的嘗試,是學術研究為祖國統一服務的一種方向。”

有的文史部門充分利用本地與港臺人脈資源豐厚的地利之便,另闢蹊徑,投石問路。比如,河南修武籍去台人士很多,往來密切,積累了大量書信。縣文史委編輯出版了台海兩岸來往書信集《桑梓情,中國心》,“受到省委統戰部、中央統戰部的高度評價。” 又如,廈門市同安區文史委編輯的《同安文史資料》每期都保留“兩岸情深”欄目,介紹臺胞祖籍地同安經濟、文化、社會等情況,“許多臺胞就是循此按圖索驥,回鄉尋根謁祖、觀光旅遊。”文史委在2002年與大嶝鎮等聯辦“大嶝與金門兩岸五緣歷史文化研討會”,提出促進兩岸互通的建議。

(二)個案

某種意義上,借助文史資料向海峽對岸眉目傳情,既有探石問路之心,又有抛磚引玉之意。本質上屬於輿論戰的一種。

黃石籍名人曹亞伯是辛亥革命的先驅。黃石市文史委在徵集《辛亥革命先驅曹亞伯》一書的過程中,文史幹部通過信函、電話、上門拜訪等形式與曹在海外的親屬、朋友、故舊取得了聯繫。曹在香港、臺灣、日本、美國的親屬聽說大陸政協要為曹出專輯,“奔相走告,積極撰稿,搜集資料。”專輯出版後,曹在臺灣的兒子專程回來,到市政協看望文史幹部,稱讚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最有人情味,最講實事求是。”

《常德縣文史資料》第2輯中刊載了臺灣國大代表譚肖崖的史稿,“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不僅他的子女相繼來函表示感謝,而且對社會上其他歷史名人的後代和‘三胞’眷屬都有觸動。”常德市臺屬丁集芬便寫信給臺灣的舅父、歷史學家吳相湘索稿,吳很快寄來了概述自己生平的文章《三生有幸》,“同時還向湖南圖書館贈送圖書萬冊。”

上海發表了《康有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一文,“很快收到康氏後代從海外發來的函電,表示高興和感謝。“發表《王屏南與上海市民義勇軍》的文章後,王的長子在香港立即表示要為祖國引進開發出力。”

河南和全國政協合編了張鈁專輯後,“張在國內的子女立即寫信給香港、臺灣親屬,稱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祁陽文史資料》第2輯發表了《抗戰時期駐祁陽馬鞍嶺第六傷兵休養院血案始末》一文,對原國軍回鄉軍官柏岳作了公正評價。柏在港澳的親屬看到文章後深受感動,“說共產黨對先人評價實事求是,表示願為祖國效力。”

江西出版了《李烈鈞將軍》,來自臺灣的回鄉探親人員,稱讚文史機構“做了一件大好事。”

山東省文史委和諸城市文史委聯合出版了《民主革命的先驅路友于》和《王統照先生懷思錄》兩本人物專輯。還特別請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和穀牧,分別為兩本書題詞和題寫了書名。“路友于在大陸和臺灣的幾十名親屬紛紛來信,感謝我們為他們的親人出了書,正了名,感謝党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 1988年,省文史辦出版了《台兒莊大戰親歷記》專輯,回鄉探親的不少人將此書帶回臺灣,流傳到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手裏,“他們看後甚感興奮地說:‘大陸沒有忘記我們當年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奮戰的歷史。’不久,他們紛紛回大陸探親、投資、捐款。”

棗莊市文史委編輯的《台兒莊大戰詩詞選》出版後,第一時間就寄給了臺灣白崇禧原機要秘書。他來信表示,“這是抗日勝利周年的重要文獻,也是棗莊政協和棗莊父老兄弟的精神瑰寶,值得向海內外宣傳。”曾在台兒莊大戰中受過傷的臺灣國民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李啟元“接到台兒莊大戰的資料後十分高興,當即給市政協主席來了信,深表謝意”。

《近代史研究綜述》、《唐紹儀研究論文集》等書刊發表了“唐紹儀不是漢奸的結論”後,珠海市文史委將此資料轉送給唐紹儀的海內外親屬。唐在香港的妻子吳維翹由女兒代筆來函,向珠海市政協主席致謝。“主席閣下搞清先夫問題,老婆子五十載包袱蒙卸。”“家鄉政府未能忘記我丈夫的事情,十分感激。……老朽已無法弘揚先夫遺德,願將政府歸還的望慈山房贈送唐家鎮政府。”

原江西國民黨元老楊賡生先生之子,“主動向江西政協表示,樂意為兩岸史料的交流充當‘紅娘’。結果,《蔣經國在贛南》等300多冊文史資料送到了臺灣各地,約40萬字的珍貴史料也從臺灣及海外寄到了江西政協文史辦。” 就《蔣經國在贛南》這麼一本書,“為團結海內外各界愛國人士起到了‘一個人牽動一條線,一本書影響一大片’的積極作用。” 據官方稱,“蔣經國在江西的一些史料,傳到國外,影響很大,一些海外人士讚揚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精神。”

香港《鏡報》月刊社社長徐四民說,一位菲律賓華僑讀了他的《一個華僑的經歷》後,激動地說:“我的經歷和你的經歷一樣,華僑愛國的道路有許多,但愛國的心是一致的。”

遼寧文史委從《遼寧文史資料》的文章中選編了一本有關張學良史料《民族功臣張學良》的書,“準備作為港澳臺及海外聯誼饋贈品。”

安徽文史委在1995年,征編、出版了《合肥海外名人》專輯,“介紹了一批旅居海外和臺灣的合肥籍人士的業績和愛國思鄉之情,這對加深海內外人士之間的聯誼,具有重要意義。”

港胞戴保清見到廣西文史委編輯的《香港廣西手足情》一書後,“多次來信來電話稱讚該書文章真實生動,愛國之情感人肺腑,進一步增強了香港與內地同胞間的親情、鄉情和友情。”

四、化史料為新聞

 

官方一貫要求,“特別要搞好與新聞媒體的協作,利用媒體宣傳覆蓋面大、直觀快捷的優勢,把文史資料工作宣傳出去。” 把文史資料規定為宣傳,是中共總體宣傳戰略在歷史編纂體系中的一個具體表現。這使得文史資料具有了某種時效性和新聞性。根據需要,新聞可以寫成歷史;同樣根據需要,歷史可以寫成新聞。 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此之謂也。中共新聞中“把喪事當作喜事辦”,在史料中則是“把壞事當作好事寫”。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用政治原則寫歷史,用新聞形式發表歷史,從而達到最大的戲劇性的社會效果。把歷史寫成新聞稿,以期獲得最大的現實效應和政治利益,這種火候的掌控技巧和分寸的拿捏工夫,在中共手上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比如,早在1960年,全國文史辦主任米暫沉在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6天後就被刊登於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增刊,標題被《人民日報》編者定為《為祖國近代史提供有價值資料》。此舉不僅彰顯出官方的高度重視,更體現出中共統合歷史與新聞的高超技藝。又如,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官方更是未雨綢繆,提前動手,早作安排,對選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的某些較重要的文史資料,明確規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日報以及一部分期刊,都要分別轉載,“並由中國新聞社發往港澳和海外各地,以配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的宣傳活動,擴大政治影響。” 再如,抗戰40周年時,文史官員就要求“適當宣傳正面戰場上的一些好的事蹟及一些愛國將領對抗日的貢獻”。 上海各報在抗戰紀念日前就摘要轉載了抗戰史料專輯中的一部分文章,擴大了文史資料的影響。

配合政治編史料,配合紀念出史料,在中共的意識形態總體戰略中,這都具有新聞價值,甚至,這本身就是新聞。它意味著,充分利用史料的新聞價值,是實現史料自身價值的必要途徑。在文史官員眼中,所謂史料的新聞價值,不等於簡單滿足人們對歷史的好奇,借助新聞媒體普及歷史知識,而是提升文史資料的政治層次,擴大文史資料的話語權,拉近文史資料與政治之間距離的獨特方式。一些文史機構頗善此道。張家口市文史委的經驗是,“自1983年8月組建文史機構至今,我們始終抓緊對文史工作的宣傳報導工作。每舉行一次協作會議,每一輯出版,都要通過電臺、電視臺、報社同時宣傳報導,向廣大文史愛好者傳遞資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遇有重要紀念日,也寫些紀念文章。十九年來,僅通過報刊報導的文史稿件、文章計88篇。1994年6月,《張家口日報》第一版刊載了學宣委寫的《市政協認真搞好文史資料出刊工作》,該稿共800字,大標題副標題十分醒目,很有說服力。” 概括起來,文史資料和新聞媒體的結合方式約有三種類型,其中又可細分出一些小的花樣。

 

(一)文史機構主動型

1)文史機構撰寫史料直接寄給海外報刊發表,表達官方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新態度,傳遞官方改革開放資訊,感化海外人士。比如,享地利之便的廣東文史委在這方面頗能開風氣之先。他們為“中國新聞社組織了三十多篇辛亥革命歷史人物軼聞、小傳寄往海外報刊發表。例如,曾在孫中山領導下組織民軍,參加鎮南關、雲南河口起義及辛亥革命光復廣東,後任中央直屬第四軍校的革命党人《黃明堂傳略》發表後,他在澳門的女兒黃薇看了非常感動,從而激起她的愛國情懷,特地從澳門回到廣州,除對政府表示感激之外,還登門向作者道謝。又如,辛亥革命烈士郭典三,參加黃花崗之役失敗後,又于辛亥革命時潛回潮汕參加武裝起義犧牲;他的女兒郭丁梅繼承父志,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英勇殉難。”文史幹部撰寫了一篇專稿《一門雙烈,兩代豐碑》,在香港《文匯報》6版頭條通欄登出,香港郭氏親屬看到後,將該報剪寄給郭典三在美國休士敦的兩個孫子,“他們閱後復信給親人說:‘從報上我們明確無誤地知道了自己的光榮家史,感到無比自豪。今後當為促進臺灣回歸祖國,為祖國四化多作努力’。” 2)文史官員在報刊發表史料性時論,配合當前形勢,敲敲邊鼓,湊湊熱鬧。比如,香港回歸前,天津文史幹部在《今晚報》發表了《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一文。據作者轉述的讀者反映,“過去一直以為香港是殖民地,”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為什麼不是”。 3)文史部門經常在新聞媒體發表文章,保持對現實的關注和聯繫。比如,甘肅成縣文史部門2008年,在《民主協商報》、《隴南日報》等報刊發表了12篇文章。

 

(二)文史機構被動型

1)文史機構編輯刊發的一些史料文章因為內容具有某種獨家披露的珍秘性質,而被海外雜誌連載或轉載。比如,《吉林市文史資料》第1輯上發表的愛新覺羅·毓嵣回憶溥儀的文章,“被香港《中報》分26次連載,在海外也引起了積極的反響。” 又如,《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專辟一章詳細記載了陳濟棠與共產黨的關係的史料。這一章詳細記載了陳濟棠在1934年秋與共產黨簽訂秘密協議,為在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長征讓路,使紅軍長征順利通過粵贛邊境的歷史事實。這部分史實在廣州《共鳴》雜誌擇要先期刊載後,引起港澳和海外報刊的廣泛注意。《澳門日報》以頭版專欄加以介紹,香港與海外報刊也紛紛擇要轉介或全文連載”。 2)一些文史資料因為價值獨特,而引起新聞機構的廣泛注意。比如,《張學良在鳳凰山》出版後,“先後被《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等27家新聞單位進行70多次報導、轉載、引用。” 又如,由於《湖南文史資料》中的一些專題內容“多系首次披露或公開發表”,深受社會關注。“有的文章被海內外報刊轉載,新華社、人民日報亦對其中一些選輯的出版進行了報導。”

(三)文史機構和新聞機構互動型。

1)文史部門和新聞媒體長期合作,實現了史料的新聞性轉化。《鄂西報》從1986年10月起,開闢了“鄂西春秋”專欄,已出的頭三期中就轉載了6篇《鄂西文史資料》的文稿。鄂西州文史部門也表示,“積極協助黨報把這個專欄辦好。” 石家莊文史委和《燕趙晚報》合作,從1994年10月開始,“開辦‘文史’專版,努力把文史資料推向社會。”專版由晚報無償提供版面,市文史委組稿、編輯。專版辟有“史海存真”、“耆年憶舊”、“民國春秋”、“文史百葉”、“地方風物”、“文史新書”等欄目。“‘專版’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文史資料工作經費少、無公開出版號、出版物不能向社會公開發行的難題,做了有益的嘗試。”具體效果有三:一是“擴大了文史資料的影響”。過去,文史書刊只在政協內部和社會上少數愛好者中間流傳,“開辦‘文史’專版後,借助報紙發行量大、覆蓋面廣的優勢,使文史資料‘飛入尋常百姓家’。……‘文史’版也從一個側面增強了報紙的吸引力,為報紙贏得了部分讀者。”二是“引起領導關注”。“文史”版問世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題詞鼓勵,市政協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分別題詞、著文,表示支持。三是“文史資料直接走上了愛國主義教育陣地”。過去,由於出版、發行體制的限制,史料大都束之高閣,“現在則變成公開發表的文章,使史料由單純的‘存史’轉變為存史和教育功能相結合,直接發揮愛國主義教育作用。” 舟山市文史委與《舟山日報》社商議,在《舟山晚報》上開闢《文史天地》專欄(後改為《千島文史》)。從19982月至20069月底共出刊359期、260萬字(另有不少珍貴的圖片)。 襄陽縣文史委在2000年,與《襄陽日報》社合辦了《文化週刊》欄目,提供文史資料46萬字。同時以這些史料作稿源,開闢了《襄陽名人》專欄,分期介紹了60多位襄陽歷史文化名人,每期都選登此類稿件。 六安市文史委在2007年,積極與當地媒體《大別山晨刊》開展合作,“從市政協已經出版的文史資料中精選篇目定期刊登在《史事鉤沉》欄目。” 2)通過報紙等媒體廣為宣傳中共政要給文史資料的“重要題詞”,或本地主要官員給文史資料題寫的“前言”,密切文史資料和政界人物的關係。以張家口市文史機構的新聞運作為例。1987年,“《蕭克同志關心文史資料工作》的文章及題詞刊在《人民政協報》及《張家口市報》上”;1988年,“聶榮臻元帥的題詞及出版消息刊在《人民政協報》與《張家口市報》上”;199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北京衛戍區原副司令員楊森、市長楊德慶、書法家王一新的題詞及市委書記馮文海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前言刊在《張家口日報》上,並注明是為《抗戰時期的張家口》書寫的題詞及前言,影響很大。由於是在6月底出版,在‘8.15’紀念日之前,許多單位及個人寫紀念稿都參照了這篇前言。這一輯的出版消息分別在《人民政協報》、《河北日報》刊出。” 3)通過新聞及時發佈有關文史資料的最新動態和消息,也能起到擴大史料影響的特殊作用。比如,張家口市文史委善於利用新聞媒體造勢,推銷文史資料。“存史單位及熱心的讀者,每當聽到、看到電臺、電視臺、報紙上關於文史出版新聞後紛紛登門索要。”市人大辦公室一位幹部看到《張家口日報》第1版刊登了《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出版的消息,“冒著傾盆大雨來政協要書,取走了80冊。” 又如,陝西富平縣文史部門在美原鎮召開了現場會,“總結和交流了美原鎮徵集地方文史資料的經驗,參閱了他們徵集的全部文稿。《陝西政協報》、省廣播電臺、《富平報》、縣廣播站都及時播發了消息。”

本質上,以新聞形式來傳遞中共統戰的歷史資訊,它所發揮的作用已不限於平常說的歷史為現實服務,而創造出了一種歷史編劇現實導演的歷史情節模式。它以新聞形式,玩歷史於股掌之中,使之成為現實戲劇的絕妙道具。在這一過程中,史料的新聞形式起到了一種至關緊要的作用。它主要通過兩種渠道進行。一是在國內播發新聞性的史料稿件。比如,八十年代初,考慮到“對台宣傳的需要”, 廣東文史機構“及時把徵集、出版孫中山和民國史資料一事寫成新聞稿,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福建前線廣播電臺向臺灣廣播,並由中國新聞社向海外發佈新聞消息。一些僑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屬、遺屬,讀到或聽到該會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的消息,得悉他們父祖輩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事蹟已載入史冊時,深受感動和鼓舞,有的親自回國或來信道謝,並表示要為支援祖國建設貢獻力量。”另外,他們還刊載了“一些昔日華僑的血淚史,以及華僑積極支援祖國建設的稿件,受到僑界人士的歡迎和僑務部門的重視,激發了華僑支援祖國建設的熱情。” 一是借助國外報刊擴大史料性新聞稿的統戰效果。廣東文史機構把徵集到的稿件,“通過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試向海外播發。”先後發了20多篇文史稿(5萬多字),大部分都被香港報紙採用了,“在僑胞中激發了懷鄉思國的情緒。後來,紐約《華僑日報》也搞了文史版,每星期登五、六篇,據反映現在許多海外華僑報紙也都辦了文史版,並普遍受歡迎,如果沒有這一版(欄),銷路就不好。他們把廣東省、廣州市向海外發出的文史資料看作是重要的稿源。”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完整案例,來呈現中共史料統戰學的複雜技巧和巨大影響。

據強劍衷介紹,在1982年5月和11月間,他曾根據刊入《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的資料寫成學術論文《一九三五年刺汪案真相》,先後提交給中國現代史學會在蘇州、廈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1983年3月出版的《江海學刊》,“在新開闢的‘民國史研究’專欄上,又選用了這篇論文。旋應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的特約,以‘博浪一擊’為題寫了一篇三萬字的報告文學,由南京《週末報》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分四次連載後,又被解放日報《報刊文摘》、福建日報《每週文摘》和山東煙臺日報《參考資料》先後於四、五、六月份”轉載。與此同時,上海《解放日報》最先在1982年11月23日出版的《報刊文摘》上,預告了1983年《江蘇文史資料選輯》將要披露的有關刺殺汪精衛案的主要內容。1983年1月份出版的《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1期,刊出一組回憶1935年刺汪案的文章和資料,“揭示了半個世紀以來神秘莫測的一樁政治巨案的真相。”香港《明報》於1983年3月21日以《刺汪案真相澄清,蔣介石毫不知情》為題,“刊出了該報特約記者編發的花邊新聞。”中國新聞社在5月17日的新聞稿中,“全文轉載《明報》特稿,向海外發佈。”5月28日的民革中央《團結報》又全文刊載中國新聞社的新聞稿。 通過史料與新聞的雙管齊下,刺汪案真相似乎在恰當的時機並以恰當的方式被恰當的人選公佈出來。“當前披露刺汪案真相,它的現實意義在於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歷史研究工作者,對歷史問題是實事求是的,即使對蔣介石這樣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是實事求是對待的。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他幹的事情決不強加到他的頭上。把真相大白於天下,昭告海內外,也說明了共產黨人採取的態度是光明磊落的。” 通過為死去的老蔣“洗冤”,來向活著的小蔣示好。蔣介石的歷史功過成為中共統戰蔣經國的現實資本。中共運用史料之妙,已達神乎其神之境。但潑盡污水之後,能否花絮般的一洗鉛華,就不好樂觀了。

這是一個歷史與現實、史學研究與新聞報導重重交疊的典型事例。它表明,一個歷史事件一旦進入政治視野,具有了統戰價值,那麼它就應運而生,死而復活,成為官方的新聞焦點和炒作佐料。於是,史料的新聞化似乎成為中共統戰的高明遊戲。

五、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

 

文史資料對臺灣文史刊物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傳記文學》對文史資料的轉載和評價。在某種意義上,《傳記文學》就是文史資料暗中攀比的物件。在二者關係中,《傳記文學》對文史資料始終表現出自信、開放和主動,包括一字不刪地完整轉載文史資料的文章,並對其史料價值作出學術評價,還有每期都不忘給文史資料寄來刊物。 相形之下,限於文史機構的黨官體制和文史資料的官辦性質,文史資料對《傳記文學》則表現得戒備、自閉和顢頇。文史官員一方面強調,“和臺灣的工作首先是用文史資料溝通的,《傳記文學》先刊登了我們的文史資料;”另一方面又承認,大陸文史部門“在這方面沒有放開手,沒有把《傳記文學》有用的東西登過來”。

《傳記文學》從1982年開始全文轉載或直接採用天津的文史資料,“並在文中注明來源,實為溝通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之先聲。” 《傳記文學》第42卷第4期全文轉載了《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刊登的《回憶我的父親張作霖二三事》。“全文沒有刪改,也未加編者按語。同期刊載的《李宗仁小傳》,在所注資料來源中,亦著明: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至於大陸其他出版物,《傳記文學》轉載、引用就更多了。” 這被人們看作文史統戰成功的開端。“文史資料首先打通了海峽彼岸的封鎖,成了‘文通’的‘先行使者’。” 有人樂觀預言,“政協文史資料的影響進入臺灣,象一隻報春的燕子,昭示著海峽兩岸文化溝通的喜兆,必將有助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發展。” 借助文史,溝通兩岸,“這就實際上起了‘文通’的作用,這也是統一戰線的一種形式。”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此前雖也刊登過6篇海外來稿, 但遲至1987年,在《傳記文學》轉載了天津6篇文史資料之後,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才開始轉載《傳記文學》中有關天津的史料。 但不知這是不是大陸最早轉載《傳記文學》的文史資料選輯。另外,“浙江文史資料還轉載了臺灣有價值的史料,如陳佈雷的侄女婿、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宋晞的《陳佈雷傳略》。”

1983年,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已初步提出“將來可以同臺灣協作”的問題。 1984年12月28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向臺灣及海外的史學工作者發出了邀請,表示了我們真誠與臺灣實行‘文通’和客觀探討民國史的意願。” 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文史機構在近期工作計畫中才提出,“邀請臺灣《傳記文學》負責人來京進行學術交流。” 還不知最後是否成行。但有些地方文史機構卻同臺灣文史界建立了直接的業務關係。比如,宋晞回大陸探親時,促成了臺灣中央圖書館與浙江政協文史部門之間的“史料交換關係”。 臺灣大學、香港大學、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所、《山西文獻》等單位,以及日本史學家等個人,“或輾轉索閱或直接來函索要《山西文史資料》。”在台山西籍的立委、國大代表等也紛紛與山西省文史委聯繫,“表示要提供史料。”省文史委也不斷收到臺灣贈閱的《山西叢書》、《傅山年譜》、《閻錫山年譜》、《徐永昌傳》等,“並收到臺灣向大陸徵集《山西省歌》歌詞和《太原辛亥起義歌》的信函。” 散佚在海外的資料數量甚大,但大多尚未認真徵集,如閻錫山資料僅臺灣新竹縣博物館就存有4萬餘件,“因條件限制從未涉及。” 1998年,山西文史委為徵集海外史料,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是要通過書信聯繫,二是要加強學術與資料交流,三是走向境外及走出國門親自徵集。5年內爭取實現對臺灣的訪問。” 二十一世紀,山西文史委高官在給臺灣《山西文獻》負責人的信中,主動提出《山西文獻》與《文史月刊》交換。後來又表示,“每逢閱讀《山西文獻》,我們都被這馥鬱濃烈的鄉情所陶醉,所振奮,並萌發出填平海峽永久團聚的誠摯熱望。” 2003年,《山西文獻》就轉載《文史月刊》文章8篇。 同時,《文史月刊》也轉載了《山西文獻》“有關同蒲鐵路等史料”。 對照文史官員的誇張激情,雷聲大雨點小的實際行動無疑更為本真地表明瞭大陸文史部門的普遍保守態勢。

從這幾件事看,兩岸文史界的交往與合作,臺灣是主動方,大陸多取守勢。但大陸學者仍從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比如,大陸學者注意到,“臺灣《傳記文學》寫得很細,”希望文史機構徵集史料的時候,“要有意識地向細的方面發展。”他們還認為,“臺灣將我們的東西出版了很多,他們的有些東西,中國文史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出一些,對研究、教學都方便。”“中國文史出版社的出版範圍還可以再寬一些。如臺灣的《傳記文學》,我們也可以出一些。”

但文史官員的態度是,“臺灣的《傳記文學》把我們的東西一字不改地轉載了,我們選擇適當的東西,也可以發它的東西。” 意思是,臺灣全文照發我們的東西,正說明我們的史料真實和觀點正確。我們則不能採取《傳記文學》的客觀主義,而必須對它上面的東西有所批判和選擇。“對臺灣徵集來的資料進行反復研究,取其歷史事實,刪其政治觀點和溢美、貶損之類的詞語。” 比如,張發奎《抗日戰爭回憶錄》一文“編者注”提示,“發表時作了少量的刪節。” 又如,王仲廉《台兒莊戰役親歷記》一文“編者注”提示,編輯“作了技術處理”。 反觀《傳記文學》的宗旨,“對任何歷史上有影響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包括蔣家父子),大可批評討論。” 它既不避諱被臺灣認定“叛國”的李宗仁的史料,也對臺灣一直不敢問津的蔣介石史料原文照轉。 顯然,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之間的問題並非水平高下,而是性質迥異。八股文與自由寫作本不具有可比性。但中共竟然愚不可及地舉一國之力來與一份民間刊物打擂臺。除了其暴其醜,就是自暴其陋。但官方很有些“光屁股攆狼——膽大不知羞”大無畏氣魄,動輒將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相提並論。

 “《傳記文學》裏,作者的撰述態度,多少有點‘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資料’裏,作者撰述的態度,則是千篇一律的‘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一個是‘官修’的‘自罵之書’;另一個是‘私修’的‘自捧之作’。”“一個是‘雜貨棧’兼‘大金礦’;另一個是‘大金礦’兼‘雜貨棧’。”“一個是傾‘全國’之力纂修的;另一個則是劉紹唐一個人獨幹的!”“以一人而敵一國。” 何止是“壯哉”,簡直就是“偉哉”!

《傳記文學》作為民間的獨立文史刊物,其價值理念自然不同于官方文史資料的指導思想。所以,臧否毀譽皆屬正常。比如,《山西文史資料》發表過一篇孔祥熙早年家境貧苦的文章,臺灣學人周谷發現該文後,在《傳記文學》第283期撰文說,“中共一向是以學術服從政治,一件事、一個人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說法,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中共對孔祥熙的出身成分……最初說他是山西太谷縣一個土財主的兒子……最近經過太古鄉人的實地調查,又證明孔祥熙出身寒微,是一個拾煤渣的窮孩子。” “不過《山西文史資料》蓄意為孔祥熙‘平反昭雪’,卻不知是什麼‘陽謀’或‘陰謀’。” 又如,《傳記文學》針對浙江文史資料中幾篇有關蔣介石家世的文章,編者按評論道,“中國大陸樣樣都落後,但唯獨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文史官員把這當作“文史資料現在在國際上名聲比過去好”的有力證據。可對這證據的使用,恰恰表明文史資料的所謂求真已墮落到了多麼虛偽的地步。

因為,拿《傳記文學》這句話說事,此後雖然接二連三地出現,但都是斷章取義。“大陸……為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國大陸史學求真的作法,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大陸……為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國大陸史學求真的作法,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應該承認,官方在自贊自頌方面從來不乏諛辭和創意。他們不是借外人之口大誇《文史資料選輯》“這是海外難得見到的好書”、“有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有利於祖國統一大業”,就是假洋教授之嘴盛讚文史資料“走向客觀評價歷史的時代”。

六、感召港臺軍政界

 

對台統戰最好做歷史文章的就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但即便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的歷史話語也留有餘地,甚至暗含殺機。“如果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果一定是向日本投降。第二次國共合作挽救了民族的危亡。” 這種說法不是無恥,就是無知。其潛臺詞是中共挽救了中國。這是把中共說成“領導”抗戰和抗戰中的“中流砥柱”的另外一種變相說法。換言之,中共是中國的大救星,是國民黨的大恩人;中共挽救了國民黨,拯救了中華民族。所以,中共才是抗戰的主力和正統。在這個定位下,不妨對某些個人網開一面,以示寬厚。比如,“過去寫的文史資料,對陳誠太不公平了。陳誠也做過一點好事。”如果搞文史工作的能夠“歷史地、全面地評價陳誠,這對教育他的子女,促使他們產生愛國熱情,從而早日回歸祖國懷抱,是有一定推動作用的”。

無論對內還是對外,中共總是一邊倒地炫耀史料統戰成果。特別是海外港臺始終都是異口同聲地讚不絕口,絕無異議,更無批評。比如,黃岩旅居臺灣的同胞王祿華偕同夫人回鄉探親時,對黃岩文史部門說:“你們黃岩文史資料刊登的有關國民黨原寧波防守司令王皞南的史料是實事求是的。”對此,文史官員總喜歡代表別人發言,“他的反映表達了許多臺灣同胞的看法。”

按照官方的說法,從全國到地方,文史機構似乎都不乏自己的統戰成績。廣東省文史部門稱,“一些旅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屬、遺屬,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後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不少人對新中國懷有隔閡心理,甚至抱敵視態度。但通過文史資料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轉變了態度。當他們看到文史資料肯定了他們本人或父輩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以及參加抗日戰爭的事蹟後功績後,深受鼓舞,說共產黨尊重歷史,沒有忘記他們。有的還專程從海外回來向政協和撰稿人表示謝意,有的表示要為祖國的建設和祖國的統一事業出力。”比如,孫中山的侄兒孫乾,曾出任民國中山縣長。“解放後多次從香港回鄉祭祖探親,但堅持不與家鄉政府官員接觸。後來他看到《中山文史》刊登他的事蹟,記述並公正評價他支持抗日活動等事蹟,使他大為感動,不僅與當地黨政領導會面和親切交往,還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多為家鄉的建設出力。”

甚至縣一級的文史機構也表示,他們在澄清歷史事實,“消除‘左’的影響,落實黨的有關政策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據曹縣文史部門介紹,“有的資料傳到臺灣,曹縣旅台人員複印後競相傳閱,他們一致反映,大陸編印的資料中反映的情況真實、客觀、公正,為促進海峽兩岸的團結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旅台曹縣同鄉會的一位先生感慨地說:‘國民黨曹縣歷屆縣黨部、縣政府有關情況,連國民黨本身至今也搞不清楚了,你們在《曹縣文史資料》第三輯中卻記載的如此具體、翔實、客觀,實在令人不可想像。’……已故國民黨立法委員李文齋在大陸上的一位親屬,看了《曹縣文史資料》第四輯中有關李文齋及其父兄的記載,非要20本不可,丟下500元錢。” 又如,據天津薊縣文史部門介紹,他們從縣委統戰部獲悉侯化鈞從臺灣回北京定居的消息。侯化鈞曾任民國河北省稽查處長,掌握大量史料。“我們利用他回原籍探親的機會,邀請到政協,熱情接待。侯老先生表示願意為家鄉做些事情,並答應撰寫史料。” 再如,戶縣文史部門介紹,“通過《關麟征將軍》一書的出版發行,團結了一大批海外港臺的本籍人士及關將軍的故舊朋友,他們認為大陸對關將軍的肯定也是對他們的肯定,所以紛紛回大陸探親訪友,有的還為故鄉投資興建福利教育設施。”

在大陸文史官員眼中,幾乎所有的海內外統戰物件都特別容易被感動。中共編寫出來的文史資料似乎就像“福音書”。統戰物件一看到文史資料,就情不自禁地感動萬分或感慨萬千或感激涕零。這類文字大都有一個共同模式。不理解(不滿意、受傷害、敵視)→文史資料→感謝中共(滿意、擁護、出力)→捎帶著貶低國民黨一番。

湖南醴陵市文史機構介紹,“醴陵文史把左權將軍的傳記和國民黨將領的史料編在一起刊登出來,海外人士很受感動,爭相傳閱。” 一位退役的臺灣上校,原來對大陸的政策“很不理解”,回鄉探親時,看到《紀念抗日勝利45周年》專輯中,“既記述了中共將領左權,又記述了國民黨抗日勇士謝世慶以身殉國的史實,深受感動。”他稱,“共產黨公正客觀評價人物令人佩服,在一本書裏,國共兩黨人物都寫進去了,這在臺灣當局根本辦不到。” 中共所引原話,大都經過改寫,或者壓根就是自己代寫。 不可過分當真。就像“臺灣當局”這種詞語明眼一看完全就是中共的話語習慣。 還有所謂“臺灣朋友”的來信,“史料實事求是,團結了、溫暖了好多人的心!” 這類話語從用詞到語氣,根本就是一個地道的文史官員的腔調。

西安文史委介紹,國民黨中央軍校第7分校,是胡宗南設在西北的最大的軍事學校,辦校長達10年,學員2.5萬人,估計海內外健在的尚有萬餘人。“以前很多人被當作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對待,株連親屬子女。”1984年出版了專題資料,對該校客觀地介紹,列入黃埔軍校序列。“許多人得知後奔相走告,20多個省市上百封來信購買,居住港澳臺和海外的一些人也輾轉委託親友代購。有的黃埔同學會會員說:‘無限的思念,無量的遐想,無盡的憂傷,湧上心頭,擰成一股勁,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黑龍江文史委介紹,“齊齊哈爾文史資料發表了在臺北被列入忠烈祠的愛國志士王賓章的史料,恰當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他的親朋故舊閱後深受感動,表示願為國家效力,並教育子孫要世世代代跟共產黨走。”

廣東文史委介紹,“原國民黨高級官員、現任臺灣國大代表、僑務委員×某,原來要‘扛青天白日旗扛到地府’。他看到開平縣文史資料發表追憶他在抗日戰爭時出錢出力支持抗日的文章後,感激不已,一改以往的態度,表示願意捐款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譚邃在臺灣的兒子和僚屬看到文史資料載有譚將軍抗戰事蹟後,認為共產黨尊重歷史。他的兒子來信表示以後要回國向政府致謝。”

海南文史委介紹,陳策是瓊籍國民黨軍政界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他們先後刊登了《陳策將軍在孫中山廣州蒙難時的活動》等一批資料。陳策在香港、臺灣定居的兒子陳安邦、陳安國閱後,“幾十年的疑慮頓時嚴硝煙散,心情舒暢地相約回到自己的故鄉,衷心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對其父的客觀評價。”同時,他們積極參加海南省政協組織的活動,並投資家鄉的經濟建設。

江蘇文史機構介紹,靖江縣政協委員陳爾昌,“1962年受臺灣當局派遣竄犯大陸,途中被我截獲,陳率部起義。江南先生的胞弟去美探親,遇到去台的靖江同鄉,多人問及陳爾昌的情況,他便拿出載有陳爾昌回顧竄犯大陸經過的《靖江文史資料》,在場的人大為吃驚,說:‘臺灣政府說陳爾昌已被共產黨殺了。這本資料是對當局謊言的最有力揭露;同時也說明共產黨真正是既往不咎,以祖國統一大業為重的誠意。’”

江西文史部門介紹,蔣經國也看過他們編印的蔣經國在贛南的史料。據說,蔣經國看到他的舊部寫他在贛南的活動,“勾起了對幾十年前的回憶,甚為感慨。”《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將要出版的消息傳到海峽那邊,“兩家的親人奔相走告,歡欣異常,盼望早日讀到。”

宿州市文史部門介紹,原國軍第10師師長方天覺,後去臺灣。“家鄉的群眾只知道他是國民黨軍官,一定做了不少壞事。但對他本人的一些具體情況卻並不瞭解。”《宿縣文史資料》第1輯所刊載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方天覺》一文,“詳細記述了方於1940年至1943年間在青陽、長沙對日戰鬥中,指揮官兵浴血奮戰的事蹟。特別是第三次在長沙對日作戰中,為了抗日,他留下了‘以身殉國’的遺言。此事還刊登於當時的《長沙日報》頭版上。家鄉的親友看到有關材料後,對方天覺有了新的瞭解。方天覺在臺灣的親屬看到這些文章後,認為對方師長的肯定也是對他們的肯定。方的兒子方慶雲回大陸探親,受到家鄉人民的熱情接待,深受感動,將隨身帶的錢捐獻給了家鄉人民打機井,支援家鄉的水利建設。” 中共說謊技巧很高,但也不是沒有破綻。所謂“家鄉的群眾只知道他是國民黨軍官,一定做了不少壞事”云云,顯然是中共洗腦和偽造歷史所致。當中共無法一手遮天,而稍稍透露一絲真相時,反而又成了開啟蒙昧、教育民眾的有功之臣。中共就是這麼厚顏無恥地往自己臉上貼金。

廣東文史部門介紹,北伐戰爭中的第4軍軍長、抗日戰爭時期任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夫人劉景容,讀了《始興文史》“客觀敍述”張發奎參加北伐和抗日的事蹟後,改變了過去不同官方接觸的冷漠態度,“多次會見赴港考察、探親的始興縣領導,並向始興縣政協提供了一批有關張發奎的資料和珍貴歷史照片。由於她的態度轉變,帶動了一批在港的張發奎部署、親友,激發了他們對家鄉的感情。”1990年,廣東省政協、韶關市政協、始興縣政協文史委合編出版了《張發奎將軍北伐抗戰紀實》一書,“使海內外張將軍的親朋故舊深受鼓舞。”劉景容決定把安葬在香港的張發奎骨灰,於1992年遷移回廣東始興縣家鄉安葬。“作為國民黨撤出大陸後,第一個高級將領的骨灰送回大陸安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七、感召港臺商界

 

從經濟角度看,文史資料圍繞港臺做文章,似乎發生了一個微妙的前後變化。最初是通過表彰其家人,而換取其後人的經濟回報;後來是直接頌揚那些在經濟上有功於家鄉的港臺人士,將其記錄入史。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反映了文史資料徵集港臺史料的策略變化。

(一)肯定前人。

港臺商界不少人通過讀文史資料,“溫故知新,受到教育和鼓舞,激發了愛國愛鄉的熱情。香港臺山商會是臺山籍旅港人士近百年唯一的組織,素以辦理公益事業為宗旨,50年前,該會曾捐建臺山縣立醫院。臺山縣政協在文史資料中刊登了該會的有關史料後,會中同人十分高興。近年來,他們先後捐資1000多萬港元,興建臺山人民醫院的門診和住院大樓。珠海市政協刊印了一批海外鄉親支援家鄉辦學的歷史資料,激發了廣大僑胞興學育才的熱忱,僅1985年,就捐助了140萬港元在家鄉興建學校。”

八十年代初,“珠海市政協開展旅外鄉親聯誼物件和文史資料工作摸底情況的普查。”發現香港“李錦記”公司董事長李文達是珠海人。1988年,市政協希望李文達擔任珠海市政協委員,被拒。接著,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函李文達,“請他提供李錦記企業創辦的有關資料,”又遭拒。“‘李錦記’創辦史涉及到港澳史料的徵集和‘三胞’聯誼工作,市政協主席辦公會議對此進行了專門商討,主管‘三胞’聯誼工作的副主席提出,李文達先生的夫人蔡美靈女士是珠海北嶺人,與家鄉和僑務部門的聯繫較為密切,是否先做蔡女士的工作。經商討決定,文史委員會調查一下蔡女士家鄉的資料。”《我所結識的蔡克庭先生》一文由文史資料刊出後,沒過幾個月,蔡美靈告知文史委,“我丈夫已決定捐獻100萬港元,在南水建立家公(李文達父親李兆楠)紀念學校。”政協委員、市博物館副館長梁振興赴港走訪李文達,參觀了“李錦記”企業,並到李文達原籍進行調查,寫出兩篇史料。1991年起,李文達開始在內地投資,並擔任市政協常委。

看了《吳縣人在香港》一書,僅香港世界貿易公司董事長顧柏元一人就為“家鄉的教育和扶貧事業捐贈了60萬港幣”。

寧波幫重要人物王寬誠的徒弟屠一泉所寫的《王寬誠生平》,發表于《寧波文史資料》第6輯。“許多在港寧波同鄉和王寬誠親友看到後,都感到欣慰,更堅定了愛國愛鄉的信念。”

(二)表揚今人。

榆林市文史委通過文史資料表彰“對給榆林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海外遊子”。比如,旅居香港的胡星元為榆林文教、衛生事業捐款1千萬元;旅居臺灣的王軍余的親屬,獻出王軍餘的遺著;旅居臺灣的陸萬森遺囑將生平積蓄的5萬美元捐獻家鄉,設立了“陸萬森獎學基金”;旅居天津的艾潤蘭兒媳,遵照其遺囑,“委託當地政府“將房產變賣所得”,在榆陽區設立了“艾潤蘭獎學基金”等,縣(區)文史資料刊登了他們的事蹟,榆陽區政協還為胡星元出了專輯。

仙居縣文史委在2008年,征編和出版了反映臺胞捐資助學義舉的《情系仙鄉》一書。

 

八、感召港臺文化界

 

安徽繁昌縣文史機構介紹,臺灣原國大代表、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書法家、收藏家謝鴻軒,1992年回鄉探親時,贈送他《繁昌文史資料》。“當他看到老朋友為他寫的文章時,面露喜色。回台後自己寫了數十副對聯……寄回大陸,分送給有關人士。通過聯繫,增進了鄉情鄉誼。”

《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績溪文史》發表文章,“介紹胡適、汪孟鄒、汪原放、程士范、洪范五、胡夢華、胡效顏等著名皖籍歷史人物的史料,他們的後代,親朋故舊看到後,很受感動。”臺胞胡鍾吾、美籍華人胡匡琦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家健等人“看到出版發行的史料中公正評價他們的先輩,非常感動,先後捐款人民幣30余萬元,在家鄉造橋修路和興建教學樓,得到社會好評”。

珠海市文史委介紹,他們把徵集容閎史料作為文史工作重點。1982年,文史委第一次給原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副校長容啟東去信,“徵求他對徵集容閎、容星橋資料的意見。”接著又去了兩封信,邀請他回家鄉看看,都沒有得到答復。後來,“暨南大學教授戴學稷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愛國華僑學者容閎》的論文,提出了容閎是一位愛國者、教育家的觀點,推翻了容閎是‘洋奴買辦’、‘為帝國主義培養奴才’的舊識。”文史委將文章複印寄給容啟東,他很快回信,“此文值得一讀。史界過去對容閎公評判欠允,史料亦有出入。”接著,文史委又將一份“記述他父親曾為興中會會員、追隨孫中山革命”的稿件《興中會員容星橋》寄去,請他修改。他逐字逐句作了修改,並回信致謝:“你們掌握的資料比我們後人多得多,我們僅知家父參加興中會,與孫中山結拜為兄弟。……家父為文化人,何以經商?我們兄弟姐妹曾為此納悶,你們資料提及為孫先生所派,為革命籌款一百萬港元,解了我們之結。”1983年,珠海市舉行“愛國華僑容閎事蹟報告會”,並決定將南屏小學恢復為“甄賢學校”原名。此後,容啟東夫婦及親屬30多人,先後多次返回珠海,並在清明節組織掃墓團回來。1987年,容啟東去世,遺囑“將一生所積累的書籍資料”贈送珠海市文史委。1988年春節,珠海市政協副主席龐學勤拜訪容啟東夫人何露珍。何露珍說:你們收集容閎和容星橋的資料,“我丈夫在臺灣和國外的親人都有顧慮,說搞什麼罪證。後來看到你們出的書,我丈夫才放下心。”在容啟東帶動下,現任香港嘉道理農場總管的榮慶福和現任省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容永道,也第一次返回家鄉,並對珠海市的經濟特區建設“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此外,還有一位旅居澳門的原國民黨青年軍高級軍官,過去沒有同家鄉聯繫,文史委整理了一份《珠海的黃埔軍校學生錄》送去請他修改補充,他慢慢改變了態度,從試探性的接觸到宴請赴澳門的政協領導人,並給文史委贈送臺灣出版的歷史書籍,還捐助家鄉興辦敬老院。

河北懷安縣文史機構介紹,懷安籍的物理學家阮維洲從臺灣回大陸講學,他們將《懷安縣文史資料》贈送給他,喚起了他深沉的鄉情。1994年出版的《懷安縣文史資料》第5輯(李健生專輯)“引起了其子女極大的感激之情。在美國攻讀博士後的學者柴新青曾寄來600美元,以表達對懷安縣政協為他的外祖母李健生出版專輯的感激之情。為了承襲母親教育世家的業績,其子女捐資20萬元人民幣在懷安縣創辦了‘李健生教育基金會’,以獎勵每年年度的優秀中、小學學生和先進教育工作者。”三年來先後拿出5萬元獎勵了百餘人。

第六節   統戰西方

 

在中共的海外統戰戰略中,西方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或穿針引線,或錦上添花,或推波助瀾,或潤物無聲。總之,是一樁富有意味的雅事。通常的做法是全國政協經常將文史資料當作一種特殊禮物送給西方。比如,“向美國客人贈送了《淮海戰役親歷記》等文史書刊。” 或者是將文史資料直接打進西方圖書市場。比如,《閻錫山統治山西史料》“已擺在美國洛杉磯書店的貨架上”。 但就實際效果觀察,官方還是將文史資料在海外的統戰物件主要鎖定在歐美的各種華人圈。這是因為,華人特有的民族歷史情結,使得文史資料有可能在中共對西方的統戰謀略中發揮某種更為顯著的獨特作用。民族歷史情結是一種比民族主義更精緻、更安全的東西,也更容易直接轉化為中共需要的所謂愛國主義。文史資料在影響乃至塑造海外華人民族歷史情結方面,發揮了一種相當重要的作用。當然,中共不是一開始就明確意識到了這點。這中間有個過程。作為一個海外統戰戰略的系統工程,它正式啟動於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

據江蘇銅山縣文史部門介紹,八十年代初開始向海外徵稿時,“‘海外關係’還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名詞,雖然不再當作洪水猛獸看待,影響並未消除,餘悸仍然尾大不掉。因而,在我們多次的業務會議上,總是議而不決,更不敢付諸行動。”國內如此,海外人士同樣疑慮重重。“流居海外的人士由於同我們長期隔離,不僅陌生而且存有戒心,無論我們表示如何熱情、誠懇,他們總是打個問號。”直到1985年春天,才從三藩市收到了大約20萬字的史料,“其中有成書,也有篇章。”經過閱讀,“有一個‘中性’的感覺,多半是‘不傷大雅’的材料。”“雅”就是政治。“大雅”就是極權政治。顯然這些史料並無多少違礙之處,基本屬於專制政治能夠接受的範疇,相當符合官方標準。當時想把這些史料刊出,但顧慮是,“查查包括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等各級資料,還很少見原文刊載迄今還在海外和台港居住的國民黨人士的材料。”後來學習了“中央領導人關於徵集文史資料方面的眾多講話,檔,思想有所解放。……中央並未規定‘流居海外人士例外’。”於是,就從王公璵的《從政之罪》一文中選出他在銅山縣當縣長時的部分資料,加上一個《我在銅山縣長任上》的標題,“原文不動”發表在1985年8月出版的《銅山文史資料》第5輯上。三藩市華人得知此情況後,評價很高。“一是人民政協組織有膽略,敢於發表此類文章;二是人民政協的態度公正,能夠實事求是對待歷史。”文史部門反映,“通過他們的言傳、信遞,文史資料在華人心中有了良好的影響。於是,提供稿件的顧慮和偏見漸漸打消了。”在此基礎上,文史人員又給已經知道地址的每一位海外同胞發封信。經過兩年努力,“不僅陸續收到了在海外和台港公開出版的資料(書刊),還收到了相當數量的私人回憶資料、傳記、紀念文章、專集,並且還有手稿。”許多海外同胞索取文史資料的同時,還把在美、英等國出版的華文報刊上的有關史料剪寄來。至1992年,已收到120萬字的史料。

醴陵市文史委介紹,十多年來,前後有580多位海內外人士供稿。美籍華人文席謀,從親友中知道文史資料“客觀公正”介紹了一批湘籍民國時期的將領後,撰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人物傳記。民國時期的建築工程師、熱心慈善和教育的陳盛芳的海外親友,“收到介紹其先輩的文史資料後,奔相走告,消除了原來對大陸的一些疑慮。居住在美國的民國時期知名人士劉師陶的親友,得知我們在收集整理劉師陶的詩詞後,欣喜萬分,來信致謝。”

《湘西文史資料》發表了熊希齡的事蹟後,“旅居臺北、美國、英國的熊氏親友,都設法得到了該文,十分欣慰。” 熊希齡在海外的親屬也多次寫信“表示感激”。

原長沙太和米廠的經理熊伯鵬為“長沙和平解放”出過力。他在“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遭受迫害。1987年,“他在美國華盛頓‘美國之音’當播音員的女兒,回國探親,看到《長沙文史資料》刊載有關熊伯鵬在解放前為爭取長沙和平解放活動情況的文章,深為感動,感謝大陸對他父親作了公正的評價。她回美國時還帶走了幾本《長沙文史資料》,華盛頓一些美籍華人知道這個消息後,都來打聽情況並爭相閱讀這本資料,為促進愛國統一戰線起了積極的作用。”

株洲市從1986年以來,文史部門“採取直接通信或通過僑屬聯繫等方法,先後向僑(旅)居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華僑徵集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蹟》等5篇史料,計45000餘字。”原“新群學校”創始人黃篤傑,“一生獻身教育。”文史部門與其僑居加拿大的女兒黃守傅取得聯繫,請她撰寫其父的史料,她很快寄來《憶先父黃公志存》一文,在《株洲文史》第10輯刊出後,“黃守傅多次來信讚揚株洲市政協‘做了一件好事’。”她還答應“聯繫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給《株洲文史》撰稿”。 文史部門還通過協助有關部門解決三胞親屬的困難來徵集海外史料。文史人員在攸縣向僑居美國、在世界佛學界享有盛名的陳健民的夫人陳相攸徵集陳的史料時,陳女士反映,“縣僑聯分配給她的二居室房屋,因縣房地產局某些領導從中作梗,被人強行搶佔,多次交涉,未能解決。”文史官員向攸縣政協和僑聯作了反映,要求他們儘快處理,住房解決後,陳女士對文史部門非常感謝,不僅撰寫了《回憶我的丈夫陳健民先生》,“而且還向美國佛教協會徵集了《永懷陳健民上師》的史料,”給文史委送來。

仙桃市文史委為徵集王勁哉專題史料,給僑居美國的原國軍128師副旅長侯若愚去信徵稿,他“不顧年老體弱”撰寫了12000字的《王勁哉軼事》。他在史料的前言中寫道:“時隔半個世紀,該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侵華,國軍一二八師王勁哉先生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蹟,記憶猶新;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 荊州地區文史部門在《抗日戰爭中的王勁哉》一書出版後,給僑居美國的王勁哉同僚寄去。他們來信說:“時隔半個多世紀,貴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軍侵華,我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部英勇抗戰的事蹟,仍未忘懷,並出版專著,使我感慨萬分,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是非功過,自有公評。”

《鄂西文史資料》刊出客觀評介吳國楨父子的史料後,吳氏宗族、後裔看後很高興,解除了精神負擔。他們紛紛表示要更好地為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吳國楨在美國的長子吳修廣來信說:“家鄉人民對先父的功過評價是實事求是的。鄂西人民沒有忘記我們,實為快慰。”他還特意從美國給文史部門寄來了“其父的專著《中國人的傳統》和江南撰寫的《吳國楨八十憶往》、《國士吳國楨》等近10萬字的資料”。 《吳國禎博士及其父兄》更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吳國禎被中共感召,暮年摒棄“積久形成的政治成見,以欣喜的心情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並三閱《鄧小平文選》”的可疑細節,塑造出一個中共滿意的統戰人物形象。“政協文史資料的教育作用正是通過真實地敍述這類人物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轉變的歷程充分地表達出來。”

常甯縣文史部門向政協委員郭亦萍徵集他參加劉建緒部抗日的一段史料時,“他在美國定居的哥哥郭笑安聞訊後,主動提供資料,並寄來題字一幀,還要求將出版的文史書刊寄去,以便幫助開展海外資料的徵集。”

邵陽市文史官員說,“一個特邀委員就動員定居美國的兩個原籍邵陽的知名人士為我們寫文史稿什,並把我市出版的文史資料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港澳臺和海外,溝通了感情,擴大了影響。”

祖籍大庸的旅美經濟學家湯祖育教授,在《大庸市文史資料》第1輯上看到其堂兄湯于模的文章,“十分感動。”當即為市文史部門寄來了清朝臺灣總兵劉明燈的“全部史稿”。後來,湯教授又為他幼年就學的岩口小學和市盲聾啞協會“捐資7800元”。

《老河口文史資料》第13期刊登了《我所知道的光化“國大”競選》一文,“記述了當時光化籍士紳張敷在競選中本來得票最多,而國民黨政府強迫將代表名額分配給青年党,使張敷落選,張敷到南京以絕食、抬棺遊行表示抗議的經過。”張敷之子張曉霞為美籍電腦博士,“看了這篇史料後很受教育,激起了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多次回國講學,”還擔任老河口市一家公司顧問,“幫助引進技術和資料,為祖國建設出力。”

襄樊市文史部門出版的抗戰史料專輯中,刊發了穀城縣醫院護士長林韞山的《白衣戰士,炎黃子孫情》一文。“當林媼山將這期史料寄紿她在美國和新加坡的兄弟們時,他們很感激祖國沒有忘記他們,決心要要一秉初衷,繼續作一名愛國的炎黃子孫。”

原國民政府邵陽警備區司令、岳森的兒子岳侖在法國定居,聽說邵陽市文史部門要寫其父的史料,積極提供資料,並寫了“樹高千尺,葉落歸根”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6輯上。原新陸軍副軍長劉建章在美國看到了文史資料後,“多次來信讚揚,”並撰寫了“轉戰異域揚國威——印緬血戰記”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8期上,回到邵陽後,捐款5000元給有關單位。

羅翼群是國民黨元老,原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後被打成右派。其子羅祝年是美國高能物理專家。他在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應邀回國,看到政府為他父親恢復名譽,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還將骨灰安放在“銀河革命公墓”。他自己受到中央和省上的熱情接待,“感動得幾次流淚。”特別是他回國第一次看到《文史資料選輯》發表的羅翼群回憶錄,更加激動。“他一再表示如果廣東要搞核電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來幫助工作。”他還在美國《北美日報》發表文章和詩詞,表達自己的“眷戀祖國之情”。

安徽《肥東文史資料》刊登了《抗戰時期六家畈的大冤案》一文,“系統揭露了抗戰初期當地四位社會名流無辜死于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經過。被害人之一吳中流的女兒吳世珊,為紐約安徽同鄉會名譽會長,旋即將該文轉刊於美國出版的《亞美時報》,該報並發表評論說:這一冤案,國民黨政府後來雖也承認,‘但冤情並未大白’,現在大陸文史資料‘才對這樁冤案有較詳盡的描述’,‘作了歷史的平反’。” 肥東縣政協提供的關於抗戰時期六家畈冤案的文史資料,“由於辨明瞭歷史真相,終使這一冤案獲得平反,在美國、臺灣及海外引起較大反響。”

程君複是美國費城坦布林大學校長助理、費城華人總會會長。他看到江蘇《灌雲文史資料》上登載的《程君複博士家世瑣記》之後,“湧起了強烈的鄉思。”他在家鄉參觀後,決定向板浦中學贈送500箱圖書、5部微電腦、4台英文打字機,“還負責為該校資送一名外語教師到美國深造,資送兩名物理教師去黃河大學學習電腦知識和使用技術。”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了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的史料後,晏陽初通過國內親友,向文史部門索購此書。

呂霞光旅居法國的畫家。臨泉縣文史資料編發了呂霞光的文章,並將書寄給他。他很感動,消除了誤解,“增強了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並主動用自己的積蓄在巴黎市中心“美術城”購買一套畫室,“作為中國文化部、美術協會選派藝術人才赴法學習研究的場所。”後來,呂霞光又為縣裏寄款2萬元,“作為縣一中學生獎學金。”

湖北宜城縣編印的《懷念張自忠將軍》出版後,張自忠的孫子、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弗蘭大學教授張慶隆寫信給國內親人說,“祖國沒有忘記曾經為之犧牲的兒女,海外遊子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張慶隆回國考察後,“決心為祖國繁榮和振興獻計出力。” 《懷念張自忠將軍》“還引起了當年侵華日軍的關注”。池田壽龜來信說:“我是一個曾與張將軍打交道老軍人,對中國有愧也有罪。為中日兩國永不再戰和將軍的安魂,老早就盼著寫關於愛國將領張自忠的並非虛構的作品,以慰我愧疚之心,並祝中日永遠友好。”還有一些日本老軍人看了《懷念張自忠》專輯後表示,“該書內容很實在,他們如果不到中國去打仗,張將軍不會死,日本人民要世世代代吸取這血的教訓,與中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

江蘇吳江市文史部門在統戰部的支持安排下採訪了“來華演出的美國鋼鐵大王、華人企業家唐仲英的妹妹唐可(鋼琴演奏家),向她贈送文史資料。她看到文史資料第5輯內介紹他父親唐炳麟資助辦學的史料時,激動地說:‘這些事我都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們還寫他,真要謝謝你們。’”

在美國工作的工學博士張維功,1986年回縣探親。“當他得知縣政協在組織人撰寫他父親的抗日事蹟,非常感動。”又帶了幾本文史資料《選輯》回美國,並表示,“由他出面,成立一個海外撰寫文史資料聯絡點。”

國民黨元老徐謙,在兩次國共合作中起過“重要作用”。他的女兒徐英僑居美國,現為海外中國音藝中心負責人,得知安徽省準備徵集出版徐謙的史料專輯後,來皖訪問。“在商談中,她瞭解到出版這本史料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安排,十分滿意,對比臺灣當局對他們家族的冷漠和歧視,感慨萬千,說:‘現在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政府了。’並表示要為祖國和家鄉作貢獻。”

江西文史委編印了蔣經國在贛南的史料,一些在美國的老人看到後,讚揚“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烈鈞在西德的大女兒一家得知《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將要出版的消息後,“托人向江西省政協致謝。”楊賡笙親戚陳素先教授從美國回來講學,知道此事後讚揚說,“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會在國外產生很大影響。”

原國民黨軍長張德能在美國的女兒,“因家庭曾評過反動官僚,30多年不敢回國。看了《回憶張德能將軍》,又經鄉親聯絡情誼,1986年春節後回鄉探親,並到政協文史組表示感謝,盛讚祖國政策好、建設快。”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從籌備到出版,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反響”。特別是國軍高級將領和參加過抗戰的人士“反映非常強烈”,認為“這樣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對於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對於編修信史傳諸後代,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對於為國捐軀的先烈及其親屬也是極大的慰藉。” 旅居新加坡的施于國看到《遠征印緬抗戰》一書後,致函該書編審組,“你們能在中國共產黨政府主持下為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中親歷的戰事作公正的描述。難得!難得!’”

《哲裏木盟文史資料》第1輯編發了《達爾罕王世家》。這個王爺有個兒子,入了美國國籍,是個電子專家、企業家,看到文史資料,“很有感觸。”他說:“我的列祖列宗都是王爺,是貧困農牧民的‘老爺’。聽說大陸‘文革’中的說法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所以我對祖國、對家鄉存有疑慮,定居國外,不敢回顧鄉土。後來聽說恢復實事求是了,我還是不托底。看到這篇文史資料,思想上的疑慮徹底消除了。”

湖州文史資料專輯中有一篇關於國民黨第62師一位營長夜襲日軍獲勝的事蹟。該營長女婿是個美籍華人,來華學術交流時看到了這篇史料,很是高興,“特意要了一本書送給在臺灣的岳父。”原第62師的官兵得知此書,紛紛來信索要。“原該師副師長看到書後,懷著愛國熱情,撰寫了抗日回憶錄寄給市政協。”在史料徵集中擴大視野,“正確對待歷史上的國際友人。”湖州福音醫院創辦人、美國醫生孟傑,在湖州行醫38年,“頗負盛名。”文史資料刊發了有關他的史料,他兩位元女兒來信感謝文史資料對他的紀念。

《湖南文史資料》刊登了國民黨元老、原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覃振的史料後,其夫人全汝真致函國內表示感謝。著名經濟學家楊端六的親屬在美國看到《湖南文史資料》刊發了懷念楊端六的文章後“無比欣喜”,並推薦給華人月刊《珞珈》,該刊予以全文轉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向心力,有助於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

原山西西北實業公司總經理彭士弘之子、現在美國休士頓工作的公路橋樑專家彭大鈞,在太原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上,聽到山西文史委將出版西北實業公司文史資料專輯後,“極為感動。”他說:“中國共產黨和山西政協不忘總結過去經營工商業經驗,不忘西北實業公司創建歷史,不忘山西民族工業落後時期的開拓者,表現了寬大的政治胸懷和尊重歷史的態度,我代表已故父親向山西當局表示感謝。”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也表示:“這本專輯,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艱難,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軌跡,對當代和後代都有歷史教育意義。”

湖北雲夢縣文史部門為了徵集“辛亥革命先驅吳祿貞”的史料,通過定居美國的吳祿貞女兒吳忠瑛,在美國、日本和臺灣收集了5份約4萬多字的資料。《吳祿貞專輯》出版後,中美友協加利福尼亞州分會副主席史迪威“將其中幾篇譯成英文”介紹給美國讀者。

書法家張荊野曾任民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黃岡縣文史部門根據線索,在漢口找到了他的遺子張子野。通過聯繫,由他從僑居新加坡的姐姐那裏,“征得了一套張氏父女書法珍藏、照片、生平經歷的資料,實為難得。”

《武漢文史資料》第11輯刊發了盧作孚之子、長航工程師盧國維寫的《回憶先父盧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斷》。作者買了40本“分贈親友”。他妹妹從美國回漢探親,看到此文,激動地表態,“想不到父親在去世三十多年的今天,祖國的文史資料還刊載回憶他的文章,我回美國後,一定要收集和回憶父親的有關資料,寄一份給市政協。”

民國時期的廣東空軍是陳濟棠三十年代初建立起來的,“1936年北飛投蔣反陳,後被蔣編為國民黨空軍第二十八隊和二十九隊,參加抗日戰爭。他們英勇對敵,功勳卓著,但因非嫡系,受到排擠。他們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被美國報刊大篇幅報導,但在國內卻從來沒有宣揚。”廣州文史委赴美遍訪當事者數十人,採訪材料4萬多字,整理成《會議廣東空軍》一文。“發表以後,他們無比振奮,認為他們的事蹟被載入了祖國史籍,感到無尚光榮。通過這次組稿活動,不但使旅居海外的舊空軍人員彼此間加強了聯繫,也使身居大陸的舊空軍人員同海外舊同事恢復了聯繫,增進了感情。”另外,此前,“陳濟棠在廣東的治績沒人敢寫;對陳濟棠與中共談判,給紅軍讓路的進步事實,更諱莫如深。”文史委在編撰《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一書時,設法與陳濟棠在海外的親屬取得聯繫。“制定編輯大綱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好分寸,既防止過多溢美,也尊重事實,力求做到功過表述恰如其分。”陳濟棠之子陳樹柏教授回國講學途徑廣州時,主動與文史部門聯繫,並送給《陳濟棠年譜》、《榮哀錄》、《詩集》等供參考。有的臺灣友人送來臺灣出版的《陳濟棠自傳》,文史人員還多次到陳的家鄉防城調查訪問,陳氏家鄉駐港代表陳耀桓積極協助,廣泛聯絡港方人士,徵集有關資料,還送給陳氏年譜參考。“因此,編撰這本專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擴大海外徵稿的過程,也是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過程。”這本見聞錄的部分章節在市政協主辦的《共鳴》雜誌刊登後,在香澳和海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有的報刊以大字標題報導,有的還全文連載,”海外歸來的人紛紛索書。“海外陳氏家族三十多人與大陸隔絕多年,過去不願回來,這本書出版以後,專門組團回鄉觀光。”

法國籍華人梁源法是法國《歐洲時報》總編輯,該報在六四慘案後“連續發表文章”,支持中共政府的鎮壓行動,“對反華反共敵對勢力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看了黃岩文史資料後,給黃岩文史委來信說,他從中“獲益良多”,並表示,“我是不會忘記祖國和人民的養育之恩的……希望能在海外做一點有利於祖國的事。”

統戰說起來是要贏得人心,真做起來就是想法讓對方開心。比如,為了趕在原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和夫人吳菊芳回國參觀訪問前獻上一份厚禮,《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刊載了他們主持粵政時辦理戰時兒童、婦女救濟工作的兩篇史料,“他們回國看到後,深為黨和政府尊重歷史事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動。” 此前,《廣州文史資料選輯》曾發表一篇《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其中因一字之差,引起軒然大波。”該文作者原是教養院的工作人員,“其本意是肯定該教養院在抗戰期間所起的積極作用。但由於作者一時疏失,對吳女士的稱謂上有錯誤,引起吳女士的不滿,一再致函作者,要求更正。”經過周旋,文史部門“刊登了作者的更正聲明;對於不利於發展統一戰線的詞語和記述予以刪節,並在編者附記中對工作上的疏失公開向吳菊芳女士道歉。吳女士表示諒解和滿意。” 又如,1979年《湖南文史資料》曾刊登了原省政協主席程星齡撰寫的一篇回憶湖南“和平解放”的文章,“由於作者對當時某些內幕情況瞭解有所局限,”在寫到起義將領、原長紗綏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時,“用詞不夠準確,因而引起了旅居美國的李先生的不快。”程星齡得知後,通過調查研究,弄清了真相,並於1984年在《湖南文史資料》上再次撰文,“更正了過去的說法,”肯定了李默庵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歷史作用。這使李默庵大為感動。1985年首次回國訪問,還與程星齡“共商如何為振興湖南經濟出力,一時傳為佳話”。

徵集史料方面,日美似有不同。對美是絕大部分是華人,極個別是美人。比如,南京文史委從1988年開始,與“南京中山陵園文史室”有了正式協作。“以南京航空烈士墓的史料為基礎,”編輯出版了中國空軍抗戰史料《藍天碧血揚國威》。當年參加中國抗戰的美國飛行員威廉來信中說:“你們如實客觀地記述了當時的戰鬥情景,是一本反映美、中、蘇空軍聯合抗戰的好書。我作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感謝你們。” 又如,《美國飛行員蕭特在吳縣殉難記述》在《文史通訊》發表後,“蕭特的弟弟等三批美國友人也聞訊前來拜祭,回國後都寫了很好的觀感文章。”

對日的史料徵集對象大多數都是日人。官方的原則是,“對於掌握偽滿史料的日本人,不管左、中、右,只要贊成中日友好,我們都可以徵稿。”據說,文史資料對於日本人,“具有較強的磁性和粘合力。”這顯然與抗戰有關。文史官員強調,為了擴大偽滿史料在日本社會的影響,“除積極尋找關係爭取在日本翻譯出版外,還要主動與外事接待部門、旅遊部門聯繫,把書送到對外開放的視窗,”使更多的日本人能看到文史資料,同時也為擴大徵稿創造條件。文史官員還表示,日本人來稿中,“有些和我們的觀點存在很大的差距。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過徵稿、撰稿,廣交朋友,宣傳政策,增進瞭解。”

在對外友協安排下,北京政協接待了來自日本的一個反戰人士團體,還向日本友人贈送了文史委編的《日偽統治下的北平》、《日偽統治下的北京郊區》、《抗戰紀事》等書。見到這些史料,他們如獲至寶,表示,“回國以後一定要利用這次收集到的資料,繼續致力於反戰和平運動,為促進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呼籲。”

焦作文史委征編了一本《抗日戰爭專輯》,其中收錄了一篇由前日軍軍醫中佐野田實提供的《回憶在太行山麓焦作解剖活人》的回憶錄。文中描寫了以中國活人搞醫學“教育”實驗的全過程。把一個“看上去很健康”的中國農民以檢查身體為由騙到實驗室,強行抬上手術臺,在麻醉藥不到位,人還在痛苦地掙扎時,日本軍醫就開始了殘忍的解剖手術,直至最後把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碎屍萬段,才秘密地弄到馬廄後面挖坑埋掉。寫到這裏,作者無限悔恨地說道,“就在這塊土地下面,埋葬著多少被我們奪去了生命飲恨而死的人們。我想到這裏只是悔恨,簡直想撕開自己的胸膛。”最後,還是這位悔改的侵略者,向全世界發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為反侵略戰爭而戰鬥不息。”

第七節  統戰華僑

 

統戰華僑是中共海外戰略的一項系統工程。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是,用歷史喚起華僑的故國情思,贏得其好感,從而加強中共對海外華僑的潛在影響,最終達到塑造中共在海外正面形象的政治目的。這種方式靈活多樣。比如,國務院僑辦原副司長羅振輝稱讚《惠城文史資料》是一本好書,表示要帶15本到馬來西亞“送給各城市的惠州會館”。

徵集華僑史料成績最顯著的是廣東。早在1959年開展文史工作時,廣東文史委“就把徵集和出版華僑史料列入工作範圍之內。”至1989年5月,徵集華僑史料132篇、104萬字。 廣東一些沿海地區,“把贈送文史資料作為當地開展‘三胞’工作和祖國統一聯誼活動的一個重要渠道。他們認為這種交往方式‘高雅、自然和親切’,為海外人士樂於接受,能夠在思想上、心靈上引起共鳴。” 廣州市政協“每年接待‘三胞’都在千人以上”,他們有意識地從中物色和發展一些能夠撰寫和提供史料的重要徵集物件。

文史資料在落實僑房政策以及搞好“三胞”聯絡這項工作中發揮了“歷史參謀作用”。比如,珠海市前山區有一座面積達3800多平方米的僑房,“房主的後代早已要求歸還。”為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文史機構“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國內外文獻關於這座僑房的資料,查明房子的第一代主人是旅居夏威夷的富商陳芳,第二代是曾任民國廣東省省長的陳席儒,其後代200多人主要旅居海外。落實這個僑房政策,對聯絡陳氏家族的作用很大。”據此,他們直接向前來檢查工作的政協主席鄧穎超作了彙報,在鄧穎超的重視和支持下,這個問題迅速得到解決。“其後陳氏家族已先後有十多人返回了家鄉,連陳芳的第五代玄孫女和她的美國丈夫也來了,並到市政協表示感謝。”唐家區的旅加拿大華僑唐穎坡,因居屋的落實政策問題沒有解決,“幾十年不同家鄉聯繫。”文史機構在收集整理文史資料過程中,“發現他擔任過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孫科的秘書、中山紀念中學代校長等職務,據此敦促唐家區及早為他的居屋落實了政策。”後來,文史部門又整理了“他在家鄉創辦唐家中學的資料,在校慶專刊上發表,他很高興,主動提出將歸還居屋的折價款捐贈給唐家中學。去年又以80多歲的高齡趕回珠海參加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

很長一段時間,官方對華僑歷史的定性就是“華僑的歷史就是發財剝削的歷史,政治上反動的歷史”。 現在因急需統戰,由打變拉,這就要求文史資料必須配合形勢,制定新的方案。於是,又打又拉,就成為徵集華僑史料的標準格式。比如,1984年,廣東文史委出版的《華僑滄桑錄》,記載了12個國家的華僑史料。“內容有‘豬仔華工’的血淚史;有華僑為僑居國的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流血流汗的奮鬥史;有華僑支援祖國革命和建設的愛國史;還有華僑巨賈的創業史等。”該書還被選送到1985年“香港圖書展覽會”展出。 隨著政治形勢變化,文史資料對華僑的評價也越來越趨於正面和積極。比如,1988年,編輯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內容有記述印尼一批愛國僑領支援祖國革命鬥爭和建國初期第一批集資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蹟;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華僑工人為反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鬥爭史;有馬來西亞華僑同當地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史。” 又如,龍岩市文史委在2000年,根據“多宣傳海外鄉親艱苦創業、熱心桑梓事業的事蹟”的上級指示,把編輯出版“閩西僑港澳臺人物史料選編”作為2001年工作的重點。於是,“召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邀請市、縣僑辦、台辦、僑聯、台聯等有關部門領導和縣(市、區)政協文史辦主任及部分知情人參加。”會上,文史官員“對人物入選條件、落實撰稿人員、文稿的基本內容、交稿時間等有關問題提出了要求。”該書2001年出版。

其實,在文史資料對華僑史料的徵集和刊發中,始終存在有某種隱蔽性的宣傳策略。這就是刻意使用對比性的史料來顯示其政治意圖。比如,廣東文史委選刊了一些“華僑在國外生活的血淚史,華僑參加民主革命和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史料,也在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種手法符合官方對華僑的歷史定位和現實想像。這就是華僑在外國(其實好多都已經加入了所在國國籍,已經和中國沒什麼關係了)都是受苦受難,水深火熱,饑寒交迫;反之,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則是前途光明,幸福萬分。

沿著這個思路,華僑在國內的所作所為不管“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都要儘量往好處寫,博其歡心,贏其好感。《海口文史資料》先後登載了《瓊僑出洋概況及其貢獻》等史料,“銘記他們勤儉致富、愛國愛鄉的光輝業績,歌頌他們捐資辦醫院,建學校,修橋建路等不忘桑梓、樂善好施的高貴品質。”香港瓊籍人士吳先生閱讀這些史料後,“欣喜之余,特意來函道:‘貴刊篇篇珠璣,珠琅滿目,不勝歡喜與欽佩,尤以海外遊子讀後更感鄉情之親切’。” 當然,最後還要將史料統戰的成效落實在經濟指標上。這對中共標榜“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尤為重要。比如,福建《惠安文史資料》刊載了旅星僑胞柳金定生前在家鄉獨資創辦蒼湖小學的史料,其子讀後深受感動,“捐資人民幣38萬元辦起了蒼湖學校。”其弟捐資4萬元發展家鄉電力照明事業,“又捐星幣20萬元修建華僑醫院門診部。”又如,《晉江文史資料》刊載的《許子玉牧師與金井基督教會》一文,“肯定了許氏創辦毓英男女合校的貢獻,引起了菲律賓、美國等地許氏家族和毓英校友的注意,在菲校友集資為金井建了一座圖書樓,邀請這篇傳記的作者撰記立碑,並組團回國參加剪綵儀式。”再如,《雲霄文史資料》發表了《張篤生先生愛國愛鄉二三事》,“激發了僑居泰國的張篤生愛鄉之情,先後捐資人民幣5萬元和港幣1萬元,助建幼稚園;又另捐人民幣2萬元修繕‘雲山書院’;還將七個子女送回祖國學習,期望他們學好中華文化,不忘‘中國根’。”

應該說,政治價值和經濟效益是文史資料撰寫華僑歷史的特殊要求。它構成了華僑史料編寫模式的雙重意圖,一是發財不忘愛國的黨化需要,一是“投桃報李”式的利益交換。這一模式自然與華僑這一特定人群和身份直接相關。華僑有錢是人們對華僑的習慣看法。中共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文史資料對於華僑的期待和反應,就不能僅僅限於政治意圖,同時還必須包括相應的經濟考慮。相對文史資料的其他類別,華僑史料明顯帶有一種以史謀財的斂錢效應。它構成了文史資料中專門用於編寫華僑歷史的通用筆法。其實,文史資料中的華僑模式可以追溯到中共樹立的“華僑旗幟”的陳嘉庚身上。中共通過編寫《回憶陳嘉庚》,製造出一個將思想進步和物質奉獻完美集于一身的華僑形象,並賦予其一種感恩中共的華僑愛國主義情結。據官方說,《回憶陳嘉庚》使華僑們“無不受到感動和鼓舞,感到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忘記這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老朋友,激勵著他們沿著陳嘉庚走過來的道路做一些愛國愛鄉的工作。很多華僑在家鄉捐資興學,辦福利事業,總是說:‘我們學習陳嘉庚’。”

經濟改革時代,中共將華僑定性為友方。這種務實的定性肯定有其鞭長莫及的現實考慮。這種客觀的權力限度,多少類似于戰國時代諸侯無奈于游士的流動狀態。君主以士為友,同時不忘誘之以利。中共以華僑為友,則亟需華僑之財力。在某種意義上,史料統戰對華僑的歷史形象塑造其實就建立在史料搭台、經濟唱戲這個政治預期上。理由很簡單,市場經濟需要華僑以及華僑所在國的雄厚資金、豐富經驗、成熟技術和廣泛人脈。比如,海口文史委將載有《願將鐵血洗神州——記旅泰華僑林文英烈士的愛國事蹟》的《海口文史資料》,通過本市林氏兄弟,送給東南亞瓊籍林氏宗親組織的“回鄉謁祖團”。次年清明節,就引來了泰、新、馬三國瓊籍林氏華僑、華人“百余人回鄉觀光、謁祖”。他們對海口文史委說,“林文英烈士祖籍文昌,出生泰國,辦報海口,我們向來都重視研究他的史料,以榮宗耀祖,教育後人,想不到貴刊所載的史料翔實、具體、生動。我們將以貴刊的文章教育後代,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培育後繼之人。”此後不但每年清明節都組團回鄉,並專程到林文英紀念碑祭拜,“同時參加海南椰子節活動,投資開發建設家鄉。”

史料與華僑的互動關係雖然服從於統戰大局,但實際的利益還是顯而易見。比如,福建龍海縣政協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上,刊有《華僑贊助家鄉醫療衛生事業》的一文,“適逢當年獻資贊助者、印尼華僑曾靜江回鄉探親,他見到此文,心情興奮,再次訪問了龍海華僑醫院,他出國後繼續發動僑胞為家鄉衛生事業貢獻力量。永定縣還結合對僑領胡文虎的重新評價,徵集了《胡文虎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的有關史料。” 又如,廣州市番禺縣文史部門“為配合縣裏舉行‘何賢紀念醫院’落成剪綵活動”,徵集了10篇文章,紀念何賢愛國愛鄉事蹟,在《番禺文史資料》第3期上刊登,“送其親屬100本。”何賢長子何厚鏗來信致謝,“專輯對先父之事蹟有所表揚,足見先父所作之勞碌未有白費;縣政協之照顧關懷,有如知音、知心,我等兄弟實感動萬分。”

 

註釋:

杨伯涛《回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第二、第三次召见》,《文史通讯》1982年第5—6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王文全《广东试向港澳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成立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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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妮《杨拯民主任与八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芳草《香港之行漫笔》,《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沈美娟《沈醉父女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杨拯民《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http://www.fsszx.gov.cn/news/zykt_05.asp?ArticleID=173&ArticlePage=3)。

王蒙《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积极推进人民政协文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文史导刊》(总第39期);《郑万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郑万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贺德宏《谈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山西文史通讯》(10)。

黄霭玲《香港之行漫笔》,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梁志安《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访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文史通讯》1984年第4期。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成立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沈美娟《沈醉父女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成立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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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全《广东试向港澳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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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香港之行漫笔》,《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沈美娟《沈醉父女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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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积极推进人民政协文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文史导刊》(总第39期);《郑万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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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德宏《谈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山西文史通讯》(10)。

黄霭玲《香港之行漫笔》,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梁志安《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访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文史通讯》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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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美娟《沈醉父女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成立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港台海外虽然有别,但又很难区别。至少在大陆语境中,往往连在一块说。我们这里侧重港台,但实难分辨者,也从习惯说。不过有时正是借道海外而征集到港台史料。比如,黄冈县文史部门在征集熊十力史料的过程中,了解到熊的老友柯树平现在台湾。文史人员通过柯在美国的亲属联系到他,“从他这里辗转征得了熊十力三十年代的书信手稿,较为珍贵。”(黄冈县政协《广征博采重点“抢救”》,《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

刘夫参《女兵谢冰莹与冷水江的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91年第3期。

《独特的作用·显著的成绩——湖南省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湖南文史通讯》19872辑。

株洲市政协文史委《开展港澳台及海外史料的几点体会》,《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株洲逐步向海外开展征集工作》,《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4辑。

《扩大文史资料影响做好两刊发行工作——各地、州、市征订1988年文史书刊概况》,《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4辑。

《扩大文史资料影响做好两刊发行工作——各地、州、市征订1988年文史书刊概况》,《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4辑。

《李少良同志重视文史工作二三事》,《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陈伟中《常宁县文史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赵耘芬《向海外征集文史资料初见成效——〈阙汉骞事略〉一书出版》,《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3辑。

1987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下)》,《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

1988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上)》,《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3辑。

周询《欲求稿源不竭,必须扩大征集领域》,《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4辑。

1988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下)》,《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2辑。

刘国安《贯彻全国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开拓我省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湖南文史通讯》19872辑。

《总结过去,部署工作,展望未来,开拓前进——六届省政协文史委正副主任答本刊记者问》,《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

云梦县政协文史委《把“静”的工作变成“动”的工作》,《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襄樊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红安县政协文史科《把“抢救”史料列为工作重点》,《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黄冈县政协《广征博采重点“抢救”》,《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宜昌市政协《依靠社会力量,抢救文史资料》,《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纪要》,管文华、赵杰主编《文史资料工作导研——文史资料工作资料选编》。

方城县政协《认真做好文史资料工作》,《河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郭元魁《我爱文史资料工作》,《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罗章生《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20年之回顾》,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对征集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意见和建议》,《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杨拯民《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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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我经历的90年代文史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http://www.fsszx.gov.cn/news/zykt_05.asp?ArticleID=173&ArticlePage=3)。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丁身尊《广东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毛道海《民俗资料在政协文史资料中的位置》,《文史通讯》1997年第1期。

范泓《文史资料工作应强调政协特点》,《文史通讯》1990年第3期。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7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张云《功能独特的文史资料事业

赵政民《情牵史河》第84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赵政民主编《文史工作教程》第3839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157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赵政民《关于晋商史料征编工作情况的通报》,《文史导刊》(总第37期)。

叶炳南《以文会友,走出国门》,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罗章生《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20年之回顾》,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一说1980年。

李松庵《通过文史资料工作为扩大统一战线服务》,《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广东省政协重视港、澳、台史料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1期。

董一博、柴夫《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积极作用》,《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

杨继先《回顾二十年的文史工作历程》,《史者的情结》(自印本)。不过这个“文史对台宣联处”似乎并非针对港台而专设的史料征集机构。因为次年(19849月)即改称“文史处”。(杨继先《浅谈我对文史工作的认识与理解》,《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丁身尊《广东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梧州市政协文史委《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港澳台及海外征集工作》,《文史通讯》1988年第1期。

刘国安《贯彻全国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开拓我省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湖南文史通讯》19872辑。

开平县政协文史组《根据侨乡特点,开展海外文史征集工作》,《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孙贵田、关志伟《谈谈新时期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广西政协召开海外文史资料征稿座谈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1期。

开平县政协文史组《根据侨乡特点,开展海外文史征集工作》,《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邯郸市政协《我们是怎样开展文史工作的》,《文史通讯》1986年第4期。

谢天培、乔维熊《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纪实》,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在港、澳、台、海外征集工作中广交朋友》,《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征集交流的情况与问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重庆市政协视察团视察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党德信《编辑〈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前后记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方城县政协《认真做好文史资料工作》,《河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献文《“静”的工作转变为“动”的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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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0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张寿崇《我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几点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政协泉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工作总结》(http://www.qzzx.gov.cn/show_zzy.as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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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市文史编辑室《〈张笃伦及其一家〉出版后反映强烈》,《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

屠筱武《风正·业精·心齐》,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文史工作情况的汇报》,《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3辑。

赵政民主编《文史工作教程》第64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开平县政协文史组《根据侨乡特点,开展海外文史征集工作》,《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重庆政协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周永林《我的50年文史生涯》,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荆文鹏《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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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询《文史工作的统战作用》,《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

《关于上海市、河南省、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调查》,《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关于上海市、河南省、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调查》,《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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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协文史委《以文会友,联络感情》,《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诸城市政协《专题征集的酸甜苦辣》,《文史通讯》1992年第1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赵文林《寓统战于文史工作》,《文史通讯》1996年第3期。

司徒标、唐仕进《文史牵动赤子情——珠海市政协通过文史工作联络“三胞”片段》,《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聂国柱《如何把我们特有的事情干得更好——学习李瑞环主席讲话兼谈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3年第4期。

黄森《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第二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成立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纪要》,管文华、赵杰主编《文史资料工作导研——文史资料工作资料选编》。

张华英《做好文史资料工作的初步尝试》,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郭良孝《在十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41期)。

极权体制下既无新闻,也无报人。办报更多是读报。所谓读报,意味着消息已被垄断,口径已被规定,调门已被调好。即最新发生的大小新闻和事态进展都已被事先告知,与此同时,相应评价也早已给出并由上面定性。在此体制下,无论记者、编辑,还是办报人,其实都没有自己发言的机会,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官方应声虫。因为他们根本无需自己去发现新闻,而只需念现成的稿子就行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杨成武等同志对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文史通讯》1985年第3期。

上海市政协《扎实工作,注重实效》,《文史通讯》1986年第2期。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认真总结经验,再创文史佳绩——我们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与体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李松庵《通过文史资料工作为扩大统一战线服务》,《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

方兆麟《“冷斋”随笔》,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成县政协提案办理和文史资料收集工作成效明显》(http://www.gzxw.com.cn/news/gansu/2009/2/25/0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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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贵田、关志伟《谈谈新时期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文史工作的重大收获——记〈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的出版》,《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本刊评论员《十年文史成果大检阅——全省首届获奖文史书刊评述》,《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政协之光,史林一帜——回顾〈湖南文史资料〉复刊十周年》,《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1辑。

鄂西州政协文史委《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积极作用》,《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石家庄市政协文史委与当地晚报合办文史专版》,《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政协文史工作新发展》(http://www.zszx.gov.cn/show.asp?id=731)。

创新带来征编新思路,联合走出文史新天地》(http://www.hbxy.gov.cn/E_ReadNews.asp?NewsID=4453)。

市政协积极发挥媒体网络优势扩大文史资料社会功用》(六安新闻网http://news.luaninfo.com/2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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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认真总结经验,再创文史佳绩——我们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与体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认真总结经验,再创文史佳绩——我们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与体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孙维祺《说古道今话美原》,《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李松庵《通过文史资料工作为扩大统一战线服务》,《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

《广东省政协重视港、澳、台史料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1期。

王文全《广东试向港澳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

强剑衷《要特别重视抓活的见证——谈谈刺汪案专题资料的研究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

强剑衷《要特别重视抓活的见证——谈谈刺汪案专题资料的研究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

杨拯民《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杨拯民主任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编辑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3年第2期。

张玉芳《十年辛苦不寻常——庆祝〈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十周年》,《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章伯锋《台湾文史资料出版情况简介》,《文史通讯》1983年第3期。此外,台湾出版界和学术界对文史资料的利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台湾天一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就有大量是原封不动地转载大陆的文史资料。”(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又如,江南的《蒋经国传》也多处引用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蒋介石的史料”。(《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杨拯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黄森《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第二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张玉芳《十年辛苦不寻常——庆祝〈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十周年》,《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杨拯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文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文史通讯》1993年第4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011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69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6026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310311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168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1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近现代史专家学者座谈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86年第4期。据报道,迟至1989年,大陆许多高校图书馆已经购买了全套的《传记文学》。华东师大图书馆还编制了《〈传记文学〉篇目分类索引》,并附有全部人名索引。(《〈《传记文学》篇目分类索引〉出版》,《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杨拯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张平和《慎重稳妥地征集港澳台和海外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

王仲廉《台儿庄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蒋氏家世考订精详》,《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唐德刚《人缘与书缘》第191—193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0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0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黄森《在天津市区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蒋氏家世考订精详》,《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开展海峡两岸史料交流,为祖国统一服务》,《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46—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高士振《文史资料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若干例证》,《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黄森《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第二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6年第1期。

刘沉刚《赴京征集文史资料访问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刘沉刚《赴京征集文史资料访问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黄岩县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为联络乡情、统一祖国服务》,《文史通讯》1990年第3期。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的一些做法和体会》,《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郭崞《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县级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王碧《积极征集,慎重编印——蓟县政协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户县政协文史委《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刍议》,《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徐君虎《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1辑。

启斌《交友·资政·育人》,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作为中共形象包装技巧的一部分,改编乃至创作自己需要的证据,并不限于文史资料,它还包括新闻报道。“新华社定期选编一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评价登报发表,让中国人知道外界对共产党的评价有多高。即使外国的评介不那么积极,经过编辑之后,党的形象也比原作者所写的要光辉。”(林培瑞《中国:剿灭真相的国度》,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附录《书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2007年,全国政协秘书长在全国文史资料会议上再次提及这句话,只是将“评价人物”改为“评价历史”。(《郑万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蔺嘉德《情系文史》,《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陆春晚频频插播的各地来电,以及海外使馆和华侨团体发来的贺电,完全是央视自编自导的闹剧。就此而言,文史资料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其娱乐价值就在于博得统战对象一乐。从最初的正襟危坐到后来的插科打诨,文史资料自身也经历了一个娱乐性的演变。但统战意图依然故我。于是,在其乐融融的一团和气中,达到皆大欢喜的统战效果。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刘翠华《服务当今,着眼未来——宿州市政协建立并利用文史资料档案初见成效》,《文史通讯》1997年第2期。

丁身尊《广东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丁身尊《广东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司徒标、唐仕进《文史牵动赤子情——珠海市政协通过文史工作联络“三胞”片段》,《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邹耀第《从零起步,耕耘不息——记优秀政协文史工作者邹志一》,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开辟多种渠道,征集“宁波帮”史料》,《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在继承中发扬在创新中发展——全省政协文史工作经验交流会发言摘登》(http://www.gejiedb.com/011/ht

ml/?3699.html)。

充分发挥委员作用,促进文化惠民工作》(http://www.rjxj.com.cn/News/2009/52905.shtml)。

胡启芳《文史资料工作能够有效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胡其佳《试论文史书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珠海市政协《认真搞好文史工作,促进“三胞”联络工作的开展》,《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司徒标、唐仕进《文史牵动赤子情——珠海市政协通过文史工作联络“三胞”片段》,《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郭元魁《我爱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龚继《黄维文强等与美国学者座谈淮海战役历史》,《文史通讯》1987年第2期。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10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董尧《征集海外文史资料的体会》,《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卢启斌《交友·资政·育人》,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李建辉《〈湖南文史资料〉的特色和影响琐谈》,《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

张二牧《认真做好发行工作充分发挥文史书刊的社会效益》,《文史通讯》1990年第2期。

胡建荣《搞好文史工作的一点体会》,《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4辑。

《株洲逐步向海外开展征集工作》,《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4辑。

株洲市政协文史委《开展港澳台及海外史料的几点体会》,《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仙桃市政协文史委《我们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体会》,《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荆州地区政协联络组《开展五县(市)协作,征编王劲哉史料》,《湖北文史通讯》1988年第2辑。此处两段文字多有雷同,不知是否文史人员将一封信割裂为二,率意取舍?

白元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收到好的社会效益》,《湖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吴国祯博士及其父兄〉出版》,《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陈伟中《常宁县文史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1辑。

颜君卿《浅谈发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用的几个问题》,《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2辑。

《独特的作用·显著的成绩——湖南省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湖南文史通讯》19872辑。

襄樊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襄樊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颜君卿《坚持生产力标准,为四化建设和统一战线服务》,《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4辑。

李松庵《通过文史资料工作为扩大统一战线服务》,《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

陈德辉《文史资料工作应该继续擂鼓前进》,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叶铭葆《文史资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必备教材》,《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搞好文史书刊自办发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作贡献》,《文史通讯》1987年第2期。

临泉县政协文史委《一片故乡情,温暖赤子心——向海外侨胞吕霞光征集史料的体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3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湖北省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有可为》,《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鲁生《搞好县(市)级文史工作的体会》,《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王仲一《一朵颜色新,百花吐芬芳——记〈高陵文史资料选辑〉在社会上的反应》,《文史通讯》1988年第2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新兴的事业,独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摘登》,《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开平县政协文史组《根据侨乡特点,开展海外文史征集工作》,《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文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党德信《从八省抗战将领座谈到抗战亲历记丛书出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吴修尚《关于地方政协文史工作几个问题的探讨》,《文史通讯》1988年第3期。

《湖州市政协发挥文史资料在海外统一战线中的独特作用》,《文史通讯》1988年第3期。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政协之光,史林一帜——回顾〈湖南文史资料〉复刊十周年》,《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山西省政协文史委《紧紧抓住山西工商经济史料丰富的特点》,《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云梦县政协文史委《把“静”的工作变成“动”的工作》,《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黄冈县政协《广征博采重点“抢救”》,《湖北文史通讯》1986年第3期。

《武汉文史资料》特约编辑吴自强《〈武汉文史资料〉怎样配合和促进统战工作的发展》,《河南文史通讯》1984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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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身尊《广东征编港澳、华侨史料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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