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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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領袖 蔣介石

 

第二章       人類發展史上的歧途

 

 

袁定華

 

第一節     人類進化之道

 

世界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列強紛紛興起,覬覦他國財富,處心積慮、想方設法掠奪他國財富而占為己有,不僅成為列強們的共同心理,而且逐步付諸實施,將侵略的魔爪不斷地伸向世界的東方。

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經過環球考察、二十年苦心鑽研創立起生物進化的學說。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生物進化論,第一次對整個生物界的發生、發展、不斷演進的規律,作出了系統的解釋,使生物學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革。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僅只影響到當時的生物學領域,而且對人類學、心理學以及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物競天擇是達爾文創立的生物進化論的核心。“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本是達爾文對於生物進化過程的一個總結,但在列強們不斷侵略他國的混沌過程中,它卻不知不覺地,被一些政客們炒作成了現代社會學的口號,無形之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竟自然而然地成了列強們侵略一時間尚處於弱、小地位的國家的理論!

難道說世界應該就是這樣的嗎?回答很明確:絕對不是!因為生物進化中的競爭原則,根本不適用於人類!千古聖哲孫中山先生,對此有著精闢的論述。

“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進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尓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於以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95196“建國方略”(中華書局200611月第 2版)。

孫中山先生所論述者,本是人類正常進化、發展、前進的坦途,也正是人類其所以稱之為人類,所應具有的本色、人性與良知。再者,隨著科學研究的發展,其成果當為促進人類人性、良知弘揚光大所運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人類體內的獸性基因未曾泯滅,無不隨時隨地尋求展現的機會,貪婪成性、侵略他國、掠奪財物、占為己有,正是人類獸性基因的表現。為使侵略他人能夠成為合理的行為,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問世,正可作為他們獸性理論的支點。

“乃至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于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95196“建國方略”(中華書局200611月第 2版)。

進化本是自然之道,人類進化與物種進化有著本質的差異:人類進化以互助為原則,物種進化以競爭為原則。達爾文進化論問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時之間,成為那個時代世人的共識,歐美大多數的學者均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故以物種進化之原則施之于人類的進化,以致使得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等在對於社會輿論的影響上鑄成大錯,競爭的結果是導致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了,新的競爭矛盾又出現了,矛盾激化,無法調和,怎麼辦?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是:近一億三四千萬人員的死亡!近十萬億美元物資的損失!給人類造成的生存災難,無法言狀!

由此可見,科學成果不可亂用,更不可誤用!

 

 

 

第二節     大亞洲主義

 

西元一八六八年,日本睦仁天皇登基,年號明治,開始向西方學習,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民俗等諸方面,實行改革舊制,變法圖新,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大致經歷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國力開始強盛起來。

 


日本國力強盛之後,當政者為了驗證國力,首選項目就是,逼近人口是自己五六倍、國土面積是自己三十多倍的大清朝的國門,於一八九四年,與大清王朝打了一場“甲午戰爭”,結果是大獲全勝。戰敗了的滿清王朝,被迫割地賠款,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樣的收穫,令日本的當政者狂喜不已。

西元一九OO年,因教案而招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日本即其八個侵略國的成員之一。這次行動,是日本的侵略魔爪第一次踏入中國國門,其為侵略者的嘴臉,比起他國,更為猙獰醜惡。

很明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野心勃勃的新興侵略者。然而,侵略之道,並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前進的康莊大道!日本大和民族,正處於一個岔道路口。一些在明治時代曾一度活躍於政壇的有識之士,面對當時日本上層人士的思想狀況與治國理政思路,無不為之憂心。

西元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等在北京發動“中央革命”,迫使通過賄選手段僭竊總統大位的曹錕下野,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赴京,統籌國是。孫中山先生北上赴京時曾順便繞道日本,看望他在革命生涯中結識的日本好友。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老友犬養毅、頭山滿等特別請孫中山先生為日本各界友人做一場“大亞洲主義”專題演講。犬養毅等深以為:孫中山革命一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中華民國,開亞洲民主共和之先河,為亞洲各國樹立了天下為公、民主憲政的榜樣。孫中山先生在開國之初,曾昭告國人: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孫中山極力主張世界和平的強烈願望,令犬養毅等日本友人深為敬佩。因此便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想借用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智慧,以求啟迪日本國人。

“諸君:

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演講,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

“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什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象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的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那個要點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象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天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皺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什麼事情呢?你們為什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消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到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可見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于亞洲。但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行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微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德的文化比較起來,究竟是哪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哪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國家是怎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為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為藩屬,以能到中國來朝貢的為榮耀,不能到中國來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什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察政治的駐紮官。象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對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為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爾還要視為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文明,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真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為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象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可以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什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美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一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的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一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作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他州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就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為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也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我們亞洲人數占全世界人數要過四分之二。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為,永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亦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麼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眾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401409“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 演說”(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文化,意為文治教化,即一個國家與民族文明進步的總和。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形成,而且是從長期的、緩慢的、漸進的過程中積澱而來。一種文化類型一旦形成之後,她將會慢慢地滲透於後來者的認識、思維、觀念,即意識形態當中,從而可以支配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行動。人們把她(文化)作為行動準則,制定國家的發展規劃,行動綱領,從而決定國家、民族的前途、未來與命運。一定範圍內人群的吉凶禍福,亦皆由此而來!

後來的歷史證明:日本的所謂民族精英們,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大和民族所獨有的、以日本一國利益為圓心的文化形態,從而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最終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日本上層沒有聽從孫中山先生的勸誡,未做東方王道的幹城,而是做了西方霸道的鷹犬!其招致的結果是,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給全體國民招致了極其慘烈的災難!

 

 

第三節      野心勃勃

 

日本完成明治維新之後,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走向繁榮,國力日益強盛,跨入了世界列強的行列。甲午年間,在大清王朝的國門口與向來自稱天朝的大清國打了一場海戰,結果大獲全勝。

19041906年間日本為爭奪在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的權利,與俄國在中國東北地界上又打了一仗,結果是:俄國戰敗,日本戰勝。俄國原本是世界列強之一,這次竟敗於後起的日本小國之手,使得俄國軍政要員顏面掃地。

日本,一個國土面積不到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彈丸島國,竟然打敗了國土面積五十倍於自己的北極熊——俄羅斯,因此使得日本的政客們與軍國主義分子們欣喜若狂!更令歐美白人,對日本刮目相看。

十年時間,兩次大勝,中燒欲望,得到滿足,政客與軍國主義分子們,自以為為國家和民族爭得了莫大的利益與榮譽,貪婪無厭的心理,隨之急劇膨脹起來。

歷史的車輪在不停地前進,日本政客與軍國主義者的野心也在不停地增長。

一九二六年,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號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務大臣。

田中義一,作為一個軍人政治家,具有超群的策劃能力和良好的視野,他既是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主要策劃者,又是一九二八年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幕後黑手,更是一個貪欲如壑永不滿足的軍國主義分子。

田中義一出任首相兩個月,即著手召開了規劃“昭和新政”的“東方會議”。

所謂“東方會議”,前後召開兩次。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年(1921)五月原敬內閣時代召開的,參加人員廣泛,這次會議的議題涉及山東、滿蒙、朝鮮、西伯利亞及中國本土,就日本對外關係一切重大問題進行策劃。而第二次東方會議的性質,則與前次迥然不同。第二次東方會議是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昭和二年。)六月召開的,與上次會議相去六年,這時的內閣總理大臣是田中義一。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對華政策”,特別是關於滿蒙政策,更是以此為中心,廣泛涉及一般對華政策、對南方革命軍的政策、對華北之北方政權的政策以及滿洲鐵路建設、對華經濟發展方策、長江沿岸日僑的保護等問題。為了開好這次會議,開出預期的效果,田中早已派出大量諜報人員到中國來,深入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廣泛收集中華民國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情報。

【據聞當田中首相組閣之際,聖上陛下曾對其訓示,在對華政策之運用上應特別加以慎重,熟思深慮其結果。田中首相在自兼外相之同時,為期對華方針之確立而實施統一之對華政策,除先派遣外務省人員至中國調查其實際情形外,並曾徵求各方面之意見,作種種之考量研究。然僅以上述措置,則僅止於單純之議論紛紛之意見,難以獲得完全之結論,因之,田中兼外相下決心召集與對華政策運用有關係之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大藏省、關東廳等之首腦人物于一堂,藉以聽取各方面率直坦白之意見,然後確立田中內閣之對華政策。】(《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45)由此可見,田中這個野心勃勃的軍國主義分子,考慮和處理問題是何等的縝密與周全。

第二次東方會議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在日本侵華史上,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日本國策的重要會議。會上,田中強調:中國現在的時局極其紊亂,我們的對華政策必須深切考量。他要求駐中國各方面的人員以及日本官方的與會人員,必須要提供對中國時局的報告與率直坦白的意見,以作政府決策的參考。對會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要求與會者理解並徹底貫徹。田中在開會詞中特別強調:“務請諸位牢記本會議之內容乃絕對秘密”。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正在進行北伐,國民革命如火如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正在商討逐步合署辦公,715日,順利實現“寧漢合流”。然而,北方軍閥尚未剪除,北伐任務尚未徹底完成,社會局面尚在動盪中。這便是田中在東方會議上所指的中國極其紊亂的時局。會上,時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的發言,可見日本當局對中國的時局、國情偵探、收集、研究的深刻與透徹:

從上海冷靜觀察中國之大勢,中國自民國元年以後,爭鬥不絕,名義上雖為共和國 ,但實質上與“靠武力爭奪權力之中世紀之封建時代”更無差異。在此更加以最近廣東又產生出特殊之新分子,既無統一,有無節制,僅有夢想“理想國——烏托邦”之狀態,混沌紛亂達於極點。(《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47

然而,矢田七太郎的觀察又是膚淺的,因為他根本不瞭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不能懂得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劃時代的歷史作用。民初亂局,軍閥紛爭,一時之間雖說尚未理出頭緒,但決非中世紀之封建時代靠武力爭奪權力可相比。因為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催動的民主共和的春雷,已經響徹遼闊的中華大地!上述日本人這些認知即明顯透露出昭和新政的先天不足。隨後漢口總領事高尾亨、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人的發言,也大都表現如此的傾向。所以在此次東方會議精神的基礎上所凝聚而成的“田中奏摺”,便成為此後將近二十年間那場“轟轟烈烈”人間悲劇的禍根!

“田中奏摺”險惡狠毒,臭名昭著。文字冗長,論述範圍極其廣泛。今將其核心部分撮錄於此,以昭彰其野心與罪孽:

 禦奏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引率群臣,誠惶誠恐,謹伏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裏,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臺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羡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恒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余萬元。此誠我國同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員警、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多數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蓋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鞏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入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為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民必然增加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以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限制,舉國上下輿論譁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經上海,在上海波止場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佑。方克義一一身不受傷,不啻上天示意於義一,必須獻身皇國為東極而開新局面,以新興皇國而造新大陸。且東三省處東亞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以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貿易之發達,終必被雄大資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則支那民日就覺醒,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尚能勞勞競爭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人為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歐美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大受打擊。……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況最後之勝利者賴糧食,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國土也,我對滿蒙之利權,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無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5659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便是當年田中義一一手炮製的昭和新政的狂妄宣言,“我日人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日後侵華戰爭的燒殺搶掠,即是田中鐵血政策的寫照。“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這便為十四年後發動太平洋戰爭埋下了伏筆。

不錯,日本,僅只擁有三十八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而且是由三個島嶼群體組成的彈丸島國,從發展空間著眼,施展抱負的平臺,確實不大。然三皇立極,各居一方,一國政要,民族精英,要想發展經濟,繁榮社會,、富民強國,只能是立足本疆本土,深入開發,精細勞作,求取飛躍;與鄰邦為友,和睦相處,或引進人才,或引進資源,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方是正道、坦途。

我們回頭審視日本的近代史,不難發現:自明治維新到昭和新政,在這半個世紀的時光裏,日本大和民族,隨著自己生產的快速發展,經濟日趨繁榮,國力日益強盛,打完中日甲午戰爭,再打日俄戰爭,通過自己的所做所為,向世界展現出的是:國民心態極端扭曲,掠奪欲望極度膨脹,貪婪不足的心理無以復加!好像一條毒蛇,不停地吐著信子,張著“血盆大口”,朝著一頭威武雄壯的大象,正虎視眈眈地要把它一口吞進肚裏去!一個彈丸島國,日思夜想:開疆擴土,不惜以國家財力、國民生命作賭注,發動血腥的侵華戰爭,妄圖征服滿蒙,征服中國,征服亞洲!結果落得個一敗塗地的下場!

一場邪惡的侵略戰爭,已經結束一個甲子了,我們不妨回頭捫心靜思,能不覺得這是何等的幼稚而可笑的“昭和新政”、“日本國策”嗎?!

這就是人類自己用生命作為代價所寫成的一段令人無可奈何的血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