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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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為文革去惡的作品

——《知青》

 

 

長慶

 網文選載

 川人點評:謹以我一名具有七年“知齡”知青的經歷,宣稱這是一部令人噁心的偽知青作品;謹以我一名具有七年“知齡”知青的名義,定義梁曉聲只是一名粉飾當年知青苦難的一條既得利益者“乏走狗”。

多麼興高采烈的場面,一群年青人乘火車從城市來到美麗的邊疆,如旅遊般的興奮!雖然乘的是悶罐子車廂,但那有什麼呀,車廂緊張的時候,坐悶罐子是平常事。他們第一次脫離父母溫暖的束縛走出家門,去創造自己的新生活,多麼美好啊!何況乎還有愛情在朦朧中向這群少男少女招手。真不理解怎麼還會有不少知青三天兩天往家裏跑,或者藉故整月的滯留在家,或者小病裝大病,就不再回鄉下去了。實在找不出病來,就在化驗的尿液裏滴進一滴血,就患腎病了,留下來。前面一段說的是電視劇《知青》。
後面一段說的是那個年代裏屢見不鮮的真事。

一個家庭成分不好的姑娘也堅決的來到美麗的邊疆,“政審”沒通過也千方百計“混”進來。神州大地那時處處都強調“家庭成分”,“成分”不好的越是要下鄉,越是要去接受“再教育”。而她沒通過“政審”還不能到這農場來。這個農場真是個美麗的世外桃源!難怪年青人那麼嚮往!

真不理解這麼美好的一件事,居然大家都不願意,幾年後知青就走了不少,文革一結束,百分之百大返城。當然,前面還是電視劇《知青》,後面還是那個年代的真事。往下就不說明了。

小夥子和姑娘們到達農場後,更是興高采烈。那個家庭成分不好的姑娘也不用再擔心會被驅逐出這個世外桃園,因為黨組織非常好。在車站的時候老黨員老站長聽說她家庭成分是資本家,馬上就問她“是民族資本家呢,還是買辦資本家?”聽說是民族資本家不是買辦資本家,老黨員老站長就堅定的表示把她留下來。分得多麼清楚啊。

中國的官僚買辦資本家有多少?屈指可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民族資本家,是國旗五星中的一顆星。可這顆“星”從1956年起就遭了殃:先是所謂“公私合營”把民族資本家的企業拿去了,付點定息,毛澤東還認為這是剝削,過幾年後這少量定息也被取消了,民族資本家的企業成了國家的了。文革中,資本家更是被抄家被戴高帽子遊街示眾。
依然是在文革中,而且是1968年至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資本家被戴高帽子遊街示眾還是昨天的事,並且是全國性的行為。但在這個美麗的邊疆,在這個老黨員老站長這裏,民族資本家受到了善待。這裏的確是個世外桃源。到農場的第一天,女知青吳敏揭發資本家成分的姑娘“混”進來,就被連指導員當場制止,並吿之要慎用“揭發”。再一次說明黨的政策真偉大。真不知道文革到底是誰號召誰發動的。毛澤東的語錄在這個世外桃源裏,也完全是善的美好的,知青們深情的朗誦著:“我們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而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著名語錄,在這個文革中是聽不到的,甚至根本沒存在過。女知青吳敏鬥志昂揚,大家都不喜歡,晚上她一邊洗腳一邊讀《毛主席語錄》,一個女知青故意驚叫一聲,吳敏一驚時《語錄》掉進腳盆裏,她嚇得跪下來向毛主席請罪,那個女知青向班長報告“這一嚴重政治事件”,但被班長按住,“她不是故意的”。多麼人性化啊。

當然,是應該講人性。但問題恰恰是文革就是不講人性。毛澤東從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批判“人性”。49年之後繼續批判“人性”。認為“人性”是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而站穩“革命立場”,對敵人堅決鬥爭,才是“無產階級的人性”。文革中多少人因為純粹無意的言行,被扣上“污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而遭到厄運,甚至被剝奪生命,這樣的實際例子真是太多了。而在這個農場裏,“人性”化解了人的厄運。我們當然希望事情是這樣,但文革的真實恰恰是事情往往是相反的。
《知青》雖然剛播了兩集,但一個作品開篇往往就顯示其基調。在這個電視劇中,民族災難的文革,充其量就是一個“真好玩”的歲月罷了。那個年月裏並沒有惡的橫行,“惡”都被“人性”化解了。但真實的文革,無數的事實和史料表明,那是“惡”的大釋放的年月,是人性低落的年月。《知青》的編劇梁曉聲有知青文學著名作家的美稱,他早年寫的《今晚有暴風雪》描寫知青下鄉的慷慨激昂,表達一種“青春無悔”的情懷。這和大多數人對文革的批判性認識不一樣。歷史事實是毛澤東發動青年學生充當“紅衛兵”,從而得以繞開憲法的框架,把劉少奇從國家主席的位置上拉下來,並批判他的“路線”和“黨羽”。紅衛兵在各地奪權後,權力很快又被毛澤東派出的“尊神”(軍隊)接管,當然也就是由毛澤東控制。青年學生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後,也就出局了,被弄到鄉下去了,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這才是生活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梁曉聲早期的作品表現一種“青春無悔”的情懷,是他的認識,他當然可以有他的觀點。但40年後,人們經歷了對文革的反思,對毛澤東錯誤的批判,全國大多數人對文革有了清醒的認識和批判,而作為一個作家的梁曉聲,依然還是當初的認識,甚至還有過之,是件奇怪的事。
據報導,梁曉聲在三十年後重操“知青題材”聲稱要這個題材的寫作中“注入新元素”。什麼“新元素”呢?就是“人性”的元素。在作品中注入“人性”的元素這很好啊,文學作品就是要寫人性。我們可以在譯製片《鋼琴師〉中看到納粹如何殘害猶太難民,影片揭露反人性的暴行,這是一種譴責,而對反人性的譴責也就是維護人性,這種藝術上的“反襯”是誰都不難理解的。影片在大量揭露反人性的暴行的前提下——這個前提是由客觀存在的事實決定的,因為那時暴行客觀上就是大量的——也寫了一個本身就是人性的顯示的情節:一個納粹軍官無意中在廢墟中發現了逃難的鋼琴家,於是救助他,請他食物和呢大衣。這樣情節在影片中是僅有的一個,這也是由客觀事實決定的,在那個瘋狂的、人性被冺滅而衰微的歲月裏,這樣的事本來就是不多的。影片中的反襯和正面描寫,真實的表現了人性——這一藝術作品的主題。反觀《知青》,我們雖然不知道它後面的情節中有不有直接描寫反人性行為並且得逞的場景,但從已播出的一、二集中我們已經感受到了這部電視劇的基本路數——它總是寫“極左”被“人性”所消解,所以“極左”從來沒有在“文革”中得逞。

而這是違背文革的真實的。不難看出,《知青》是一部將文革“去惡”化的作品。這樣的作品被當下的主流媒體隆重推出,就不難理解了。難以理解的是,《知青》所表現的“真好玩”的歲月真要再來一回不成?(博客中國,2012/05/3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