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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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ox: 共產主義黑皮書      第一部分: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連載)    尼古拉斯˙沃思 著                     李剛 譯

 

 

 

第七章      強制集體化與非富農化

 

 

(接上期)

 

  合計起來,一九三零年和三一年間非富農化計劃的官方放逐人數為1,803,392。人們很可能會想,在其「新生活」的頭幾個月裡,有多少人死於飢寒交迫。新西伯利亞的檔案中有一份令人吃驚的檔;是西西伯利亞納連地區黨委會的一名教員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提交給史達林的報告,其內容涉及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放逐之六千餘人的兩隊囚犯所面對的命運。儘管該報告涵蓋的是某後來時期和一個不同類別的流放犯人——並非農民,而是在一九三二年底從一個新的社會黨城鎮逐出的「過時分子」——該檔描述了相當常見的「放逐中拋棄」現象。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兩隊「過時分子」乘火車從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前來我處。在到達托木斯克後,他們轉乘駁船,於五月十八日和二十六日踏上鄂畢河與納玆納河交口處的納玆諾島。第一隊有5,070人,第二隊有1,044人,共計6,114人。運輸條件駭人聽聞:僅有的少許食物根本不能吃,流放犯人擠在幾乎不透氣的空間裡……因而每天都有三十五到四十人死亡。然而此生活條件,與納玆諾島上等待這些人的命運相比,簡直算得上豪華。他們原定要由該島分批送往其最終目的地,即納玆納河更上游處正在殖民的新區域。納玆諾島毫無人煙,沒有任何人定居……那裡沒有工具、沒有穀物、也沒有糧食。他們的新生活就是如此開始的。第一隊到達的次日,五月十九日又在下雪,風也很大。他們飢餓,因連續數月食物不足而衰弱,沒有住處,沒有工具……處於走投無路的境地。他們甚至無法生火禦寒。越來越多的人死去……第一日就埋了二百九十五人。直到這些人上島後的第四或第五日,政府才用船送來一點麵粉,平均下來每人只有數磅而已。在領到這可憐的配給後,人們跑到水邊,試圖用帽子、褲子或外套來和麵。大多數人乾脆就生喫,有人甚至被嗆死。這點微薄的麵粉就是那些流放犯人在島上整個時期收到的僅有食糧。一些比較能幹的人嘗試做點餅子,但他們沒有任何器具來和麵或烹煮……不久之後就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

    到六月底,這些人被開始運往所謂的殖民村。這是在沿河而上二百四十公里處。那裡根本沒有村落,全是未開墾的蠻荒土地。有些流放犯人居然建起了簡陋的烤爐,因而能夠烘烤麵包。但對於其他人來說,與在島上的生活相比幾乎毫無改善:相同的無目的感,相同的篝火,相同的赤裸。唯一的區別是麵包的配給,現在每幾天能有一次。死亡率依然驚人;舉例來說,由該島登船前去第五殖民村的七十八當中,在船開到時只有十二人還活著。當局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地區根本不適合居住,於是全班人馬又被派往河流的下游方向。逃亡現象變得越來越常見。

    在新的地點,倖存的流放犯人至少獲得了一些工具,並且於七月的後半個月開始搭建半地下的窩棚……人吃人的個案依然時有記錄。慢慢地,生活開始走上相對正常的軌道,人們開始再次工作;但他們已經被之前數月的種種事件弄得精疲力盡,即便每天有一磅半到兩磅的麵包定量,卻依然生病和死亡,而且繼續在吃青苔、野草樹葉等。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在從托木斯克發配過來的六千一百人(加上由周圍地區後續補充的五百到七百人)當中,截至八月二十日僅有兩千兩百人存活。20

  人們無法計算究竟有多少類似的流放犯人拋棄案例,但從一些官方數字中可以看出這種損失的一些端倪。從一九三零年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超過一百八十萬富農遭到放逐;而在當局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進行人口普查時,只記錄了1,317,022名富農流放犯人。因此損失為將近五十萬人,或者說是全部流放犯人當中的近百分之三十。22 一九三二年,這些「派遣人員」的命運首次成為格別烏系統研究的一個對象。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後,格別烏自己負責屬於「特別遷移」的全部流放,涵蓋最初的流放本身和新殖民村落的建立與管理。根據該項初步研究,曾有超過二十一萬起逃亡和大約九萬人死亡。一九三三年,也就是大饑荒之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之人口普查所包括的1,142,022名「特別遷移」犯人中,當局記錄了151,601例死亡。因此,一九三二年的年死亡率約為6.8%,一九三三年為13.3%。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的數據儘管並不完備,但依然富有說服力:一九三一年,發配到哈薩克的流放犯人之死亡率為每月1.3%,放逐西伯利亞者為每月0.8%。嬰兒死亡率在每月8%到12%之間徘徊,並於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達到每月15%的高峰。自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在西西伯利亞納連地區的流放犯人當中,年死亡率達到11.7%。從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死亡率不太可能會低於一九三二年的死亡率,因此也很可能在10%左右。這就可以估算出在放逐的整個過程中有大約三十萬流放犯人喪生。23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其用意是要利用這些他們稱為「特別流放犯人」的勞力及一九三二年後「工作殖民地」的囚犯勞力來盡可能地牟利;因此對流放犯人的拋棄乃是不得已之舉。按照一位負責管理工作殖民地囚犯的格別烏官員普濟斯基的說法,這可歸咎於「地方領導人形同犯罪的失職和政治短見;這些人尚未習慣讓前富農去殖民的思路」。24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個特別委員會成立,旨在試圖終止「人力放逐的可怕混亂。」該委員會直接隸屬政治局,由安德列耶夫牽頭;雅戈達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委員會的首要目標是「對工作殖民地的理性且有效管理」,其初步調查揭示:被流放勞動力的生產力幾乎為零。舉例來說,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烏拉爾各殖民地的三十萬名工人當中,僅有8%被分派去做「伐木和其他生產活動」。其他所有能夠工作的成人都在「修建其自己的居住區……並且往往只是在掙紮著生存。」另一份檔的計算結果表明,政府的非富農化龐大計劃實際是賠錢的。一九三零年所沒收富農財物的平均價值為每農場564盧布。這是一個可笑的數字,只相當於一個普通勞力十五個月的報酬;它清楚地展示了富農們的所謂富有實際上是多麼可憐。與之對照,放逐一個富農家庭的成本卻往往超過一千盧布。25

  對於安德列耶夫的委員會來說,工作殖民地管理的理性化之首要任務是對所有與流放犯人相關之機制的行政改組。一九三一年夏,格別烏獲得對所有人口轉移之行政管理的獨家控制,而這以前是由地方當局掌控。格別烏建立了一整套的指揮部網點;這就實際形成了另一個行政當局,讓格別烏得以控制大片大片的地區。在這些地區,被特別遷移的人們構成了當地人口中的大部分。這些殖民地受到極其嚴密的控制。工人們被迫居住在指定區域,並由行政當局轉移給國營公司,「由地方格別烏指揮官督導之具有特別地位的農業或手工業合作社」,或者派去建築工地、修路或開荒。他們必需比自由工人多生產30-50%,而其報酬(就算有報酬的話)卻要少15%或25%。其餘部分歸地方格別烏當局所有。

  安德列耶夫之委員會的文件證實,讓格別烏極為自豪的是,在這些殖民地的工人安置成本只有集中營囚犯成本的九分之一不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在西西伯利亞的九十三個指揮部共有二十萬三千名「特別遷移」人員,但管理人員卻只有為數甚少的九百七十三人。26 格別烏的目標是向多個工業企業提供其自己的從業人員,並且由此獲得回扣(所賺工錢的某個百分比加初始固定費用)。這些企業——例如Urallesprom(林業)、Uralugol、Vostugol(採煤)、Vostokstal(鋼鐵)、Tsvetmetzoloto(有色金屬礦產)及Kuznetstroi(冶金)——開發了北部和東部地區的多種自然資源。這些公司原則上要為其工人提供居住區,為孩子提供學校,並且為所有人提供正常供應的食糧。現實是,這些工人的地位與囚犯相仿;經理們通常把他們當作免費勞力來源對待。這些殖民地的工人往往領不到工資,因為他們掙得錢通常不足以應付管理部門名目繁多的扣繳,例如蓋房、買工具、工會的強制會費、國家貸款等等。

  這些人處於定量供應等級的最底層,受到的是賤民待遇;經常處於飢餓狀態,而且遭到各種各樣的虐待和恐嚇。這些報告中提到的最公然虐待是全然不現實的工作目標,不支付工資,毆打,以及在嚴冬裡囚禁於毫無取暖設備的牢房內。女囚犯被與格別烏幹部交易以換取食物,或者被派給地方首腦做「提供全套服務的」女傭。烏拉爾山脈某林業公司的總裁曾經說過一句話:「假如我們想的話,我們能夠把你們全部消滅。我們要是真的這樣做了,格別烏很快就會再送十萬名像你們一樣的傢夥。」這句話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格別烏報告得到引用和批評,但卻很好地概括了許多像他一樣的總裁對其高度可犧牲之人力資源的態度。

  逐漸地,對強制勞力的使用開始變得較為理性,哪怕僅僅是因為要滿足提高工業生產力的需要。一九三二年中,政府放棄了用流放犯人在最不適合居住的地區殖民的設想,越來越多的人被派到土木工程項目和工業與採礦地區。在某些部門,流放犯人與自由工人並肩工作和甚至相鄰而居的比例極高,並且在有些地方流放犯人佔了多數。在庫玆巴斯礦區,到一九三三年底,超過四萬一千名強制勞工佔礦工總數的47%。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一九三二年九月人口普查所登記的42,462名流放犯人構成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二。27 這些人居住於距離建築工地二到六公里處,他們成群結隊與自由工人一起工作,並且兩類人之間的差別也不可避免地逐漸消失。由於情勢的力量——也就是說出於經濟必要性——那些在非富農化運動中遭受苦難且被降格成強制勞力的人們,終於又慢慢重新融入社會。此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對鎮壓有著的共同恐懼,誰也不知道那個階層將成為下一個清洗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