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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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拜物教社會的歷史文化基礎

( 選載之二 )

草根思者

 

 

 

第三章     萬世一系的專制皇權—權力拜物教文化的制度基礎

 

30、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春秋戰國時期。

中華文明的肇始期或者說軸心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周王朝的諸侯分封制度,將世界東方的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許多諸侯國,這些諸侯國類似于西方古代史時期的城邦與公國,相互間聯繫廣泛,交流頻繁、環境寬鬆,因而工商業和技術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在那種自由寬鬆的空間,各種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發展。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孫子、荀子、韓非子、群星燦爛。儒、道、墨、名、兵、法、陰陽、諸家各成系統。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們自己的哲學系統,閃耀著世界觀,認識論以及人生哲學的光輝。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尤其是以老子為首的道家,其“道法自然,因應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體系,代表著中國的自然法傳統,而自然法傳統是形成普世價值的核心內容。可惜的是後來的歷史,行法崇儒、儒法互補已成定局,道家的自然法政治理想漸行漸遠,幾乎被消彌於無形!

31、軸心時代歷史蝴蝶扇動的法家人物邪惡政治學說之翅。

現代混沌理論有個原理叫“蝴蝶效應”。認為一個自然體系的後來發展,極大依賴於初始條件的輸入。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化都可能帶來體系輸出的極大變化。所謂“亞馬遜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可能導致北美掀起一場風暴”,就是這種原理的詩意表達。

在世界東方板塊的中心,使軸心時代歷史發展軌跡發生根本改變的,不是具有人文精神的思想,歷史蝴蝶扇動的是法家人物的邪惡政治學說之翅,正是一些個人品質惡劣、名利權勢欲極強的功名利祿之徒,使歷史發展軌跡發生了偏移。

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處於邊陲之地的秦國,作為他實驗政治學說的試驗田。而滿腦子“霸道”欲望的秦孝公與一心想推行專制制度以獲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開始了他的變法。商鞅在秦國實行對內嚴刑峻法,高度聚斂,對外間離分化,窮兵贖武的耕戰政策,果然得到了明顯的效果,秦國很快強盛起來。但是,由於他推行的這套制度太傷天害理,太有傷天和,商鞅終於作為中華歷史上作法自斃的第一人而被五馬分屍。作為中國歷史上國家恐怖主義的制度化嚴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慘死是死有餘辜的。後來歷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場大多都和他差不多。這是有警世的象徵意義的。但是中國的集權制度,總是使這樣的酷吏在歷朝歷代層出不窮。

32、法家理論之集大成者——韓非子。

法家理論之集大成者是韓非子。而韓非理論體系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公開地鼓吹邪惡,鼓吹強權。法家思想的主要特徵——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約束,這種極端功利主義思維模式在他的理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法家人物在推行他們的政治理想時,可以完全不考慮下層老百姓的痛苦和災難。這與孔子“苛政猛於虎”的思想,“過盜泉而不飲”的風範。與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33、“聖人執要,抱法處勢而治”,“法、術、勢”是韓非思想的核心。

韓非將政治總結為“法、術、勢”三個方面的核心內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嚴刑峻法。“術”即申不害鼓吹的權術。主張君主要獨斷,要善於用權術駕馭臣下,要將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於內心。使臣下不可窺測,視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懾力量,也就是所謂“天威不可測”。而“勢”則是法家重勢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權勢。他認為“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君主擁有了絕對權勢,就能治理好國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術、重勢派的三個代表人物的理論。在韓非的思想裏得到了綜合、總結與發揚。

韓非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是“聖人執要”。“要”即是樞扭、關鍵,即是國家最高權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只要君主執掌了國家最高權力,“抱法處勢”而治,則天下人不敢不歸服效勞。“抱法處勢而治”,法、術、勢三方面的深刻內涵都在其中,其核心就是威權政治的價值觀。

34、世界上最早熟、最嚴密、最完備的集權學說。

而且他說:“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為了鞏固君主的統治,對人民必須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嚴厲地統治到行為、到言論、到心裏、到潛意識裏。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嚴密的極權統治術!

至於象“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類的論述,比比皆體現為對臣民可能不利於君主的因素,考慮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結果也就對社會活力的禁錮到了極端的程度!

於是“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這種制度設計為皇權的萬世一系做好了準備,以後的子孫中,即使出現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韓非的思想方法中——“勢者,勝眾之資也”、“當今爭於氣力”、“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等莫不將人際關係表述為完全的利益爭鬥和殘酷冷漠,將君主的利益設定為與臣民對立的地位上,並用尊君和加強君主權勢的辦法來鞏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論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鎮壓為主要手段。鼓吹強權政治,從制度上設計為君主獨覽大權的中央集權體制,以加強君主專制為核心。這個政治思想制度體系,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整嚴密極端的專制主義政治理論。中國產生了這樣早熟的政治學說,是中華民族的無奈和悲哀。

35、“治理人類的法則永遠是中庸而不是極端”——壟斷哲學是反自然的極端哲學。

法家人物政治哲學最核心的哲學理念是壟斷,通過皇權制度實現對權力的全面壟斷,使他們設計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熟、最完備的極權制度,而人類歷史卻無數次的證明這種極端的壟斷哲學是最有害的,因為它全面與自然法則、自然理性、自然倫理相違背。孟德斯鳩的判斷:“治理人類的法則永遠是中庸而不是極端。”是對壟斷哲學最精准的否定。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強控制、強化極權。這種政治思想自秦以來的二千餘年間,在最高統治者的意識中始終未有改變。但這種政治思想恰恰是與現代民主憲政的限權分權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36、暴君與法家人物的關係。

然而,這一整套理論,卻正好搔到了贏政的癢處。他在讀了韓非的文章後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可見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麼的心有靈犀,臭味相投!當然,這並不會妨礙他在聽信讒言後,輕易地便將韓非處死。其實暴君的內心深處,對這些品質惡劣的政治動物也是鄙視和不信任的。這就是歷史上的暴君與酷吏之間千古不易的關係辮證法,是中國歷史軌跡在法家人物的影響下發生偏移後,極具諷刺意味的歷史規律。

37、周王朝抑制專制欲望的制度格局被打破。

周王朝的分封諸侯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其實是相當合理的制度。各諸侯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可以通過周王室的協調,可以通過諸侯的會盟,得到協調解決。諸侯國之間時有的戰爭,大多不以滅絕對方的國家與宗室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變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這樣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國諸侯的專制欲望。但是這種遊戲規則,卻被地處邊陲的少數民族的秦國打破了。

38、“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正式確立。

大規模的征戰與殺戮恰恰是從法家人物影響秦國政治開始的。從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統一中國,這一段時期秦國斬各國首級百數十萬。這在當時的人口基數上,是多麼可怕的殺戮!白起一次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開創了特大規模屠殺的先例。自秦以後,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大規模、特大規模的屠殺,是秦國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歷史之頭!山東六國稱秦為虎狼之國,是名實相符的。自此以後,從底層打拼出來的新統治者,許多都選取了這個歷史經驗,通過大規模的屠殺從心理上對被統治的人民給予巨大威懾以樹威,這已經成為許多中國統治者的思維定式。自秦以後,中國社會“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正式確立,而且至今未有改變!

39、“千古一帝”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皇權國家制度。

法家人物李斯,輔佐秦始皇嬴政統一中華大地,建立了一個大一統、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國家。從此這種統一模式成為中國千古不變的統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號也由此而來。世界歷史上與之相對應的歐洲希臘的奴隸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後一點的羅馬共和國,都沒有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是中西方歷史最大不同的開始。作為東方文明中心的中國。在幾個功名利祿之徒的法家人物影響下,就如此輕易地改變了世界東方板塊的歷史進程。歷史的蝴蝶,就在此時此地扇動了翅膀,從而也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這種歷史的偏移,是禍是福,其實歷史已經不斷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們從來也沒有進行過認真的清理與反思罷了。

40、歷史的黑色幽默——“嬴政也者,嬴者通吃政治之謂也。”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幫助嬴政建立了一個“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這個嬴者按其政治邏輯可以澤及子孫千秋萬代,不管子孫們是否有本事繼續“嬴”,他們的地位已註定了他們總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來,進行一輪新的權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政治之謂也。”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黑色幽默!中華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讀懂它。面對這樣的歷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中國建設民主政治的有識之士,實在有必要進行系統的解讀和批判。

41、“百代多行秦政治”,秦政並未終結。

在我國歷史上,也曾有人懷疑過這種制度。例如:黃宗羲就曾說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說過:“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王夫之點出過,皇權是“以天下私一人”;譚嗣同說過:“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但是這些思想的閃光,都只是鳳毛麟角的閃光,片斷的閃光,它們既未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裏達成廣泛的共識,也未能從根本上觸動頑固的權力文化。從而也未造成大的社會影響。君不見,歷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而中國大陸“勸君少罵秦始皇”、“勸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囂塵上起來了嗎?這勢頭,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還要千秋萬代實行下去似的!

42、說秦王朝統一了中國,是一種全無心肝的公開鼓吹邪惡的歷史觀,正是秦政模式扼殺了中華大地的發展活力。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創建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統專制政體,全面地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寬鬆、自由、多樣性的思想文化發展環境。從此,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再也沒有出現過。雖然秦朝因為推行暴虐統治很快垮臺了,但是,後來的統治者再也禁不住這種萬世一系、高度集權政體設計的誘惑,無不保留了這種皇權體制。而只是在道統、法統方面進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補充。這種皇權制度被確立後,權力拜物教文化在中國得到了全面系統的發展。

說秦王朝統一了中國,是一個被偷換的歷史概念。其實周朝本來就可以說是一個較寬鬆的統一國家,在語言、文字、度量衡等諸多方面都有趨同趨勢。它保留了文化多樣性發展的自由空間,也保留了民族融合與廣泛交流的環境。

再者,統一本來就不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標,更不應該是現代國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標。中華民族對“統一”的過於執著的追求,是大一統極權思維教化的結果。秦王朝的極端控制的統一模式,全面地扼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統一模式奉為唯一的統一模式,更是一種偷換概念的有意誤導。把秦始皇吹捧為“千古一帝”,完全無視他給千百萬人民帶來的無窮的災難和生命毀滅,完全無視他對中華民族歷史活力的無情扼殺。是一種全無心肝的、公開鼓吹邪惡的歷史觀!

43、道統法統歸於一統的大一統思維是中國人頑固的權力拜物教思維。

生物的多樣性、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的多樣性,是構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法則。這是“造物者”安排的、不應被破壞的法則。而文化的多樣性、人類社會環境的多樣性,則是人類社會生態系統應該遵循的法則。試圖用強制的國家權力,在大範圍內推行一種簡單的社會生活模式,來規範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秦王朝的統一模式,就是這種企圖在中國第一次實施。法家大一統理論的實施從根本上扼殺了中華大地文化多樣性的活力。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把這種企圖的極端程度實施得越厲害,對國家民族造成的損害就越大。

總之,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無不是企圖在皇權統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道統、法統,歸於一統”的社會,這種道統法統歸於一統的大一統思維已經頑固的進入了中華民族的權力拜物教文化思維之中。

大一統的專制皇權是權力拜物教文化制度層面的存在。這個制度層面的文化系統,歷朝歷代又進行了不斷的完善。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權已面臨崩潰邊緣。李鴻章之流還要認為中國的各項制度,是遠超過西洋各國的。李鴻章可算是當時相當開明圖變的政治人物。這也可從反面看出皇權專制制度的完備與頑固。

44、專制皇權制度與現代民主制度比較。

其實,我們只要將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與整套皇權專制制度相比較,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本質區別。圍繞皇權建立起來的文官制度,是一個以絕對權力為核心價值的官僚體系,在這個官僚體系中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它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官制度,更是與民主化的政務官、事務官制度相去萬里!科舉制度也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官選拔。武裝力量系統,則更是離“國家的軍隊”概念甚遠,忠於皇帝或忠於某個政治集團與忠於軍閥、忠於土匪頭目實在沒有本質差別。中央六部和軍機處看似政權結構簡化。但並不影響它的顢頇無能官僚化,不影響各級權力層次滋生出大量的權力掮客,城狐社鼠之流。對於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它根本談不上效率,更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小政府!”

45、大一統是中國高度集權的威權政治體制最核心的結構,打破大一統結構就是打破集權專制對社會的整體劫持僵局。

大一統是中國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政治體制最核心的結構,打破大一統就是打破集權專制對社會的整體劫持狀態;打破大一統,集權體制對所有社會資源全面整合的狀態才能打破,對權力的全面制衡才有可能,廣泛的社會分權才能實現;一定區域的高度自治是突破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政治體制瓶頸最重要的一步。在中國自高度大一統的皇權體制確立後,由於權力是從上至下的結構,政治從來是“中央的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因此是“地方的政治”。在“地方的政治”構架中沒有大一統的容身之地。

權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統威權政治體制,正是阻礙中國推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中國社會要在政治制度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中華民族首先必須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全面反省這種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威權政體,首要任務是切實開始各個層面的、全面的社會分權,不打破集權的僵局,政治改革和實現對權力的全面制衡都將是空話。

46、世界上最完備、最極端、最不受監督制衡的絕對權力,使中國的國家權力長期掌控在被絕對權力敗壞的心智不全者之手。

“權力容易使人敗壞,而絕對權力則絕對使人敗壞。”中國的專制皇權,是世界上最完備、最極端、最不受監督制衡的絕對權力。君臨天下的地位、奸諛群小簇擁的環境、以及中國人長期遭受專權統治形成的對權力無條件的屈從,認同、崇拜的社會氛圍、尤其是叔孫通定朝儀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語言、音樂以及五體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體動作。無不有助於形成一種宗教化的心理定式,無不是為樹立絕對權力服務的。除了皇帝外,下面各個層級的官吏,也遵循著官儀之類的模式,這樣也就確立了各個層次的絕對權力。

辛亥之後,雖然皇權被推翻,朝儀官儀被廢除。但中華民族權力崇拜的心理定式並未完全消除。至今中國權力階層中的許多人和很大一部分百姓,並未完全從皇帝皇權的迷夢中醒來。絕對權力的地位並未破除。使統治者的心智敗壞的環境氛圍並未消除。所謂“官氣一進,人氣漸出”的心理環境仍在。於是中國社會的最高權力以及各級政府的公共權力,往往要交給一些心智不全的人手中。

47、中國歷史性的個人專斷決策機制,從來是一種危險的機制。

為了迎合這種心智不全者,下面的官吏會說出大量荒謬的話,做出大量荒謬的事。這也就是中國上層社會經常流行大話、空話、謊話、套話、惡話、蠢話的原因。

加上個人專斷的決策機制,使關係到國計民生,內政外交的大事,許多時候被情緒化拍腦袋式的輕率決策了。對“英明神武”的“明主”的企盼,是中國人永遠的情結。這就是中國人頑固的威權政治迷信情結。

統治者的道德品質、思想情操、心理因素、無不可能成為影響國計民生大事的關鍵因素。這種個人專斷的決策機制從來是一種危險的機制。

48、中國人對極端權力盲目崇拜的癡迷和對自我權利意識的麻木是形成奴性的根源。

專制皇權的長期歷史存在促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對極端權力盲目崇拜的癡迷和對自身權利意識的淡漠和麻木。這種權力意識和權利意識的巨大反差是構成民族奴性和劣根性的重要根源。在自我意識和人權意識強烈的現代文明世界裏,這種奴性、劣根性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使我們很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專制皇權的長期歷史存在促成了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元化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導致了社會的封閉性,以及對多元文化先天性排斥。個體自然人的自閉,是一種病態心理。而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近現代的中國,在國際社會裏經常扮演孤憤自閉的角色,這是一種社會病態。

49、將一切暴君和助紂為虐者統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

專制皇權的歷史存在,長期的“偶語者棄市,誹謗者族”式的話語霸權的語境還製造了大量的文字冤獄。在這種淫威的脅迫和利誘下,出於對事實、對真實的有意回避歪曲既製造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也積澱了大量的知識垃圾(主要是人文科學方面)。這就是中國文化遺存的現實!

中華民族在融入現代文明的道路上,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從歷史的誤區中清醒過來,從皇權神聖的謊言中清醒過來 ,從對權力崇拜的迷醉中清醒過來。全面地清理批判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將一切暴君和助紂為虐者,統統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讓子孫萬代牢記他們的罪惡,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會有明朗的歷史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