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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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獻成文

 

中國大陸官修野史研究  (選載)

 

 

大陸    雷戈

 

 

编者按:大陸學者雷戈先生的研究巨著《因獻成文》,因篇幅關係,本刊只能選載,雖然十分遺憾,但務請讀者關心、閱讀和研究。因為,這部巨著如實地、客觀地、不帶有絲毫偏激、又宛如照妖鏡一般地,將中共“官修野史”的來龍去脈、裏裏外外、高屋建瓴、而又如數家珍般地說清楚道明白了。這對於我們瞭解中共發家的三大法寶之一——統戰法寶的歷史性運用,特別是現實性使用,會有一個實際的、並且是理性的認知。這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特別是研究中共黨史不可或缺的一課。

建議海內外相關出版機構,能夠為這部難得的巨著出版成書,那也算是一“德”。

本期選載該書的第十章——“統戰實踐”,內容包括當今中共對國民黨、海外人士等方面的統戰,讀來一定使你饒有興味。

 

 

 

第十章        統戰實踐(上)

 

 

第一節        概述

 

一、文史資料的統戰性與存真性

 

根據文史官員的定義,“統戰工作的主要物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國共兩党之間持中立態度或雖未參加革命而傾向和支持革命的民主人士;身在反動陣營而反對內戰、主張抗日的愛國人士也是文史工作的主要對象之一。”另外,1982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列舉了十個方面的人士,“包括建國以來主張祖國統一的、支援祖國建設的海外華人。”故而,文史官員將其明確界定為“主要物件”和“主要物件之一”,以示區別。

官方認為,這些人士之所以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沒有走上光輝的革命道路,是由於受著階級、社會、教育、信仰、道德等以及自身的個性、人品諸因素的局限。這種種局限正是他們引以為憾的缺點,並且是導致‘惡’的根源”。如實地記載歷史人物的歷史行為,“對於當事人可以收到‘不忘過去,汲取教訓’的有益效果,對於他們的後代及其他讀者無疑也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同時,也能夠有效地體現出“統戰政策的偉大”。因為,“不管某個人曾經有多大的錯誤和罪惡,只要一旦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就能獲得共產黨和人民的諒解,而他的新生及幸福晚景,又是無產階級博大胸懷的佐證。”如此天花亂墜,讓人無言以對。

在中共看來,文史資料的統戰性與存真性天然統一。因為統一戰線“是一項長遠性的政策,是關乎全局性的戰略。因此,它跟文史資料研究、出版工作的‘要存真,要實事求是’是不應該有任何矛盾的。要求文史工作遷就個別人的感情,服從於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實質上是對於統戰政策的誤解和歪曲,由此而衍生的‘隱惡揚善’論,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只能是歷史功利主義。”對於所謂歷史功利主義,官方策略是一石二鳥,一方面將其歸咎於四人幫,“歷史功利主義是‘文革’極左思潮的產物。羅思鼎、梁效之流打著‘古為今用’的幌子,粗暴地踐踏、閹割、顛倒歷史,他們可以任意打扮某些歷史人物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也可以把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說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另一方面,又借此指控國民黨。“臺灣當局也是歷史功利主義的奉行者,只不過是從右的而非‘左’的方面去做罷了。在他們出版的紀念黃埔軍校創立六十周年的冊子裏,隻字不提中國共產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前者用意撇清中共,確保中共偉光正;後者意圖栽贓,以示國共本質有別。對於中共這種慣用伎倆和拙劣巴西,人們除了嘔吐,實在無話可說。

當然,應該承認,依照這套指鹿為馬的黨性邏輯,“秉筆直書”並不妨礙統戰工作。對於有的統戰對象提出史料中隱惡揚善,文史官員認為,“有必要探討一下如實記載他們的善與惡是否有悖於統戰政策這個問題。”與此同時,文史官員又強調,“屬於桃色、黃色之‘惡’是不宜寫入史料的,但這首先不是為了替當事人遮醜,而是為了有利於建設精神文明。”這種說法多少有點不打自招。“精神文明”作為官話之一種,其實際含義均不能單從字面理解。關鍵在於當事人是否具備中共當下所需要的統戰價值。有統戰價值,遮醜便是“精神文明”;無統戰價值,自然用不著“精神文明”為之遮醜。比如,“于右任是著名的騷鬍子,全家沒有人沒有幾段豔聞趣史的,真是‘言之醜也’。” 但于右任卻是中共統戰工程中的重要砝碼,女婿屈武又身居人大副委員長高位。其統戰分量自不待言,由此用“精神文明”遮醜便甚是正當。官方反復提示史料撰寫中,不要涉及或渲染親共名士的桃色新聞或私生活,正是為此輩設防。至於其他方面的“惡”,“如政治上的反共反人民、殘暴屠殺、心狠手辣,經濟上的受賄貪污、盜取強奪,道德上的背信棄義、爾虞我詐之類,”顯然不應該為之隱諱。“在‘左’的路線統治下,對歷史上敵、友兩方面的人物往往是‘隱善揚惡’,不承認或不完全承認他們所起的進步作用和所作的積極貢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如果趁此機會進一步要求‘隱惡揚善’,則又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弊矣。”

 

按照文史部門的看法,(一)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統戰物件隨著經濟成分的增多而增多。今有國營、集體、股份、私營、中外合資、外資等經濟成份,因而統戰物件增多,團結面擴大,任務加重了;(二)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統一戰線的工作領域、地域從城市到鄉鎮、從大陸到海外(海外除僑胞外,還有眾多的留學人員和其他人士)延伸和擴展。(漳州市政協文史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文史資料工作》,《文史通訊》1993年第4期)

聶紺弩《從桃色太子看舊中國》,《蛇與塔》,三聯書店,1999年第2版。

本小節材料若無另注,均來自汪駿《關於文史資料研究出版工作的斷想》,《文史通訊》1985年第4期。

 

二、史料統戰的目的與期待

 

教化是施教與受教的關係,統戰是施恩與感恩的關係。二者又相互重疊。統戰就是宣傳。統戰是中共的工具,文史資料是統戰的工具。所以,史料是雙重工具,或複合工具。

文史資料作為統戰工具,意味著,這是一場中共深謀遠慮同時又急功近利的史料戰。其效果之大,歎為觀止。“通過一篇稿,聯繫一群人,擴大了統一戰線。” 一篇史料,創造了歷史;一篇史料,改變了現實。經過爐火純青的政治運作,文史資料早已成為一種成本最小、收效最大的統戰方式。對此中共卓有心得。“它是溝通思想的連心結,是統一戰線的宣傳欄,是海外遊子的思鄉曲。”文史資料像一條無形的歷史線索,將統戰物件串聯起來。“接通歷史線索,實際上就是溝通思想。” 組織、推動統戰物件撰寫文史資料,“一方面可以使他們通過回顧、總結個人經歷,把一些感性的東西上升為理性的認識,進一步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發生、發展和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從而更加自覺地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獻計出力。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把他們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傳之後人,成為國家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在回憶錄中體現的政治觀和歷史觀,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愛國統一戰線持續發展的重要的歷史、思想基礎。” 可見,文史資料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了自己的“初衷”。因為,統戰物件通過對自己往事的追述和回憶,“進一步增進了對歷史的共識,明辨了是非。” 歷史共識也就是政治共識。如此一來,文史資料便提供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政治共識

這種政治共識使文史資料涉及到的各類人物,“上至國民黨上將,下至道士和尚”、“上至遺老遺少,下至九流三教”, 都能各就各位地進入中共安排好的相應位置,步調一致地自覺強化其彼此間的現實聯繫。事實上,各地通過文史資料工作,“同各方人士取得了更密切聯繫,”進一步將“很大一部分其他部門較少聯繫的、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老人” 網路進來,成為政協掌控的有利可圖待價而沽的一筆巨大歷史資源。比如,遼寧省文史機構在文革前,即同780多位“各方面閱歷豐富的老年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 又如,天津市政協的經驗是,“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訪賢問老,把掌握史料的老年人士盡最大可能地調動起來,他們注意聯繫那些在政治上沒有安排,不大出頭路面而社會經歷豐富的各界老年人士。” 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國參加撰稿的各界人士已達30萬人次。 顯然,政協作為一個被中共操控自如的統一戰線組織,“對於具有豐富經歷的各方面人士有著較多的瞭解和廣泛的聯繫,”具備了通過開展文史資料工作而達到實施統戰意圖的有利條件。

經過政協文史機構的籌畫、設計、安排、實施,這種按圖索驥加上命題作文式的史料八股,就在史料作者身上迅速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那些史料撰寫者都是具有豐富經歷的人士,而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大都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這種知名身份使得他們在整個社會上具有一種顯赫的示範效應。官方看中的首先是他們帶頭“交代歷史問題”這件事的政治象徵意義,而不僅僅關心寫了些什麼。另一方面,史料撰寫者所具有的這種豐富經歷特性恰恰意味著他們都是與過去舊時代有著極為複雜的關係。這種時代的陳舊性和關係的複雜性正是新時代所忌諱的。新政權的目標之一就是改造舊社會和滌除舊思想。這些舊社會人士所帶有的舊思想可以通過撰寫史料而得到自我清除,同時,史料撰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這些人士的社會關係和曲折歷史變得透明和清晰起來,從而有助於強化官方對他們人身和思想的雙重控制。“政協通過這一工作也更加擴大和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聯繫。” 官方更是將其形容為“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送進千家萬戶”。 比如,“通過徵集文史資料,走訪愛國人士,同他們促膝談心,廣泛瞭解政策落實情況,將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推動政策的落實,為鞏固、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作出貢獻。”

雖然文革前對文史資料的統戰功能有所認識,也偶有嘗試。比如,1962年,范長江在廣州約見了《金陵春夢》作者唐人,提了些意見。範表示,全國政協出版了許多文史資料,“其中有不少傳奇性的情節,以及過去不知道的‘內幕’。應該找來看看,一方面改正原書不符歷史真實的地方,另方面補充一些具體生動的故事情節。”後來,唐人參照文史資料提供的史實,將第8集《大江東去》重新作了改寫。 但受制於整個嚴酷的政治態勢,基本無力也無心大規模實施和展開。官方明確規定,向港澳人士組稿的問題,“應採取慎重態度,如有必要,必須事先提出具體名單和組稿辦法,報請有關領導機關批准,才能進行。” 顯然,防範過度並非限於統一戰線一個專門領域,它往往同更大範圍內的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並隨其俯仰,起伏由彼。 官方承認,文革前,“對文史資料本身在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方面所起的作用”認識不足。 它表現為,“文史資料徵集、出版領域內禁區林立,戒律森嚴。對於在舊營壘中生活過的人物,那些過錯較多的固然只能述罪而不能言功;即使有較多貢獻的愛國人士,也片面誇大其走過的曲折道路而諱言其歷史功績,從而使史料嚴重失實,許多愛國人士及其親屬精神受到壓抑。”中共三中全會以後,“尤其是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錯案以後,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在文史出版物中,“開始注意公正評介過去在國民黨內任職的一些愛國人士,宣傳他們的貢獻。雖然方向是正確的,但也有不夠完善和準確的地方。” 儘管如此,仍然有些文史部門的負責人認為,“文史資料不能為國民黨樹碑立傳,要多搞共產黨的史料。” 至於說有人因此譏諷文史資料“吃的是共產黨的飯,幹的是國民黨想幹而不能幹的事”,以及“討好活人(海外人士),美化死人(他們的先輩)”, 顯然言過其實,誇大其詞。這主要是人們在數十年的洗腦和恐嚇之下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對官方步步緊跟,但又往往無所適從。他們習慣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口大駡和污言穢語,現在官方讓他們改口低聲小罵,他們還一下子沒反應過來,轉不過彎來,適應不了。於是就憤憤不平,埋怨共產黨“美化”國民黨。其實,中共一直沒有停止過咒駡國民黨,只是調門有高低、口氣有強弱。不過,對人們這種自然反應,也可以看作中共愚民的成功和洗腦的高明。自己人早已成為恭順的奴才,連原來的敵人也被改造成謙卑的奴隸。

文革前,撰寫文史資料主要是為了促成國內人的思想轉變;文革後,撰寫文史資料主要是為了促成海外人的思想轉變。前者可謂“小統一戰線”,基本沒有考慮實際的經濟利益,更多的是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效應;後者可謂“大統一戰線”,既有廣泛的政治考量,又有具體的經濟需求,還有明確的統一意圖。本來,特赦戰犯就明顯包含有“和平解放臺灣”的政治意圖, 但由釋放戰犯擔任的文史專員們卻在中共的示意下對國民黨口誅筆伐,破口大駡,務必將蔣介石置於死地。這說明,由於中共誤判形勢,操之過急,尚未形成一種成熟的文史統戰策略。將文史資料與統一臺灣進行一種可以操作的把握,只能是文革後的事情了。

以史促通,以史促統,是八十年代中共在台海關係上對文史資料設定的兩大戰略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史資料這一‘通’是‘三通’以外的第四‘通’。” 它甚至有可能起到杠杆的作用。文史高官指示,“要把海外徵集和開展海外統一戰線工作結合起來進行。” 最終“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祖國統一”。“這是當前文史資料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 在他們看來,用文史資料工作來有意識地為“祖國四化建設、為促進國共第三次合作工作,有時甚至比正面號召和政治宣傳更生動、更親切,也更有效。在當前的情況下,多出版一些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多出些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方面的資料,特別是多出一些國共兩黨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方面的資料,以及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料,會使更多的人,包括臺灣當面的軍政人員從真實的歷史回顧中,在事實面前權衡利弊,逐步認清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是順乎時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必須趨勢,這可以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使人信服的作用。” 在文史官員看來,“十年內亂以後,許多海外同胞不滿足于一般地瞭解黨的政策,還希望能夠具體瞭解一下黨的政策落實在一些具體人身上的情況,並以此作出判斷。但是,久居海外的人士,無法瞭解報刊雜誌上湧現出來的大量新人,惟有文史資料所記述的歷史人物才是他們過去所熟悉的,恰好給他們提供了這種機會。”更重要的是,文史資料記載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對於那些“建國前離開大陸的”海外老人來說,“不僅悉數熟知,也還曾在某些歷史事件中扮演過或大或小的角色。這些史料中,有他們青年時代的蹤跡,更有他們家鄉的剪影,閱讀這些史料可以重溫舊夢,勾起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激起許多濃郁的鄉情。這就是為什麼一本文史資料在海外可以在親友間廣為流傳的原因。” 故而,中共對史料的統戰效果信心十足。“寫一篇史料,爭取了一個人的轉變;寫一個人,團結了一大片;寫一代人,影響了幾代人。”

全國政協和各地政協合作編輯的《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因“如實地”記述了國民黨部隊在抗日正面戰場的實況,使其在海內外的子女收到文史書籍後紛紛來信表示,“史書記載了家族的光榮歷史,我們將以傳家寶來珍藏。作為抗日軍人的子弟我們願繼承與發揚父輩的光榮傳統,為祖國建設事業作出貢獻。”《杜聿明將軍》出版後,杜之女杜致禮和女婿楊振寧來信“對該書實事求是的評價深表感謝”。羅翼群、郭典三在國外的後代看到前輩的文史資料後說,“只要祖國需要一定回來,並表示一定為臺灣回歸祖國作貢獻。”文史官員認為,正是由於文史資料始終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不管黨派,不論信仰,不講民族,不分階級,以愛國為準繩,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歷史,從而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團結了方方面面的愛國人士,起到了以文會友,以文促統(祖國統一)的作用。……不少臺灣人士到大陸來,都要通過各種途徑索取文史資料,從而使文史資料成了促進海峽兩岸交流的橋樑。”

官方將文史資料看作“激發海外炎黃子孫愛國情感的特殊方式”。因為個人命運與祖國興衰的關係,“在海外的華僑、華人身上體現得更為直接。”各級文史機構重視徵集海外文史資料,“一批由海外愛國人士撰寫的史料陸續出版。”這些史料對海外移民的二代、三代有著“特殊的教育作用”。政協通過發函徵集史料,寄贈樣刊、樣書等方式,“增進了海外愛國人士與祖國、家鄉的溝通和瞭解,他們在感受到祖國、家鄉人民沒有忘記他們的同時,也在想著如何為祖國、家鄉的繁榮發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一些僑居海外的革命烈士家屬獲悉文史資料記載了他們先輩的歷史事蹟,相繼致信政協表達謝意,並表示願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隨著改革開放和海峽兩岸的文化交往的增加,文史資料日益受到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注目。他們通過閱讀文史資料,加深了對祖國和故鄉的眷念。有些人士還通過文史資料,進一步瞭解了共產黨的政策,感受到祖國和家鄉的溫暖,激發了愛國思鄉之情。” 有的甚至考慮“回國定居”。 比如,廣州市政協在史料徵集中聯繫了康有為的學生、陳廉伯的孫女和許崇智的女婿,以及陳濟棠的公子,“激發了他們熱愛祖國、回鄉探親、尋宗訪祖、支援家鄉四化建設的熱情。許多海外人士過去幾十年疑慮重重,不願回梓,現在也終於回來了。”

照文史人員的說法,海外人士都把文史資料“作為解思鄉之渴的媒體,廣為宣傳”。 為此,文史幹部不惜投其所好。比如,當他們得知海外有人打聽曾經同言慧珠同台演出的京劇演員薛浩偉,“便主動在文史資料專輯中提供了薛的情況,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另外,文史官員還揣摩,海外人士一般都特別想瞭解國內民眾對歷史的評價。由於文史工作“能比較客觀地反映歷史的真實,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這樣,當文史資料對一些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作了“客觀公正的介紹,他們的親朋故舊讀後,當作特大喜訊奔相走告”。 有人專程從港、澳和海外回來“向政府和撰寫人表示謝意”; 有人買了許多有關文史書刊贈送親友留念;有人寫信給在國外的親人,“囑咐他們要熱愛祖國,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貢獻力量。” 許多海外人士把刊登文史資料看作是“上了新中國的史書”的大事。“‘祖國沒有忘記曾經為之奮鬥犧牲的兒女,海外遊子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就是他們這種心情的概括。許多海外人士由此而激發了愛國愛鄉的感情,慷慨捐款支援家鄉興學、建醫院,舉辦各項建設或公共福利事業。更為重要的是,一些受到海外歪曲宣傳的人,往往分辨不清‘左’的錯誤,‘文革’的大倒退與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優秀傳統的區別,而對我抱有懷疑甚至嚴重對立情緒,也從有關的文史資料當中,實際受到党的現行政策的感召而轉變態度,並進而影響到其他親友的立場。這類事例深刻說明,以文史資料工作為橋樑,溝通海內外關係,增進互相瞭解,消除隔閡,聯絡感情,其作用往往是其他工作所難於代替的。”

廣州市政協文史委《開展港、澳、台和海外文史資料的徵集工作》,《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范泓《文史資料工作應強調政協特點》,《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黃森《人民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文史通訊》1996年第1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陳德輝《文史資料工作今後仍然大有可為》,《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董一博、柴夫《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的積極作用》,《文史通訊》1981年第2期。

遼寧省政協文史辦《遼寧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的情況》,《文史資料工作情況》第3期。

《中南、華北、西北地方相繼召開文史資料工作協作會議》,《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楊拯民《讓文史資料走向基層,走向群眾,走向青年》,《文史通訊》1995年第1期。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年的工作報告》,《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中華書局,1961年。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年的工作報告》,《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中華書局,1961年。

赤峰市政協文史委《立足團結求實,鞏固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張愷帆主席在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楊奇《務實的報人風範》(中國記協網,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9-10/08/content_12194007.htm)。

《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總結》,《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64年。這裏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青海文史資料選輯》中,“關於組稿工作方面的幾個問題”原有五個問題。《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1963年)和《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3年)卻都刪掉了前兩個問題。顯然,是否向犯人和港人徵集史料,在那個年代的確敏感了一點。

參見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天津市政協重心逐步轉移,搞好三個服務》,《文史通訊》1983年第3期。

陳德輝《理解了的事情做起來才能更自覺》,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上海市文史編輯室《遵循實事求是原則,注意社會效果》,《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陳德輝《理解了的事情做起來才能更自覺》,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首批特赦戰犯33人中,所蔣介石集團就占30名。這種示好之意在於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童小《回憶周恩來重視教育改造戰犯工作的一些情況》,《文史資料選輯》13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北京市政協召開第一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譚湘《一篇文章能團結一批人——張楚琨副主任暢談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丁身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文史資料工作的基本方針》,《廣東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曹振中《愛國可頌,廉潔可風——記民革中常委李平衡同志》,《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范泓《文史資料工作應強調政協特點》,《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丁身尊《廣東征編港澳、華僑史料紀事》,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夏寶泉《政協文史資料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獨特的作用》(http://www.xydjw.gov.cn/ShowArticle.asp?Art

icleID=7300)。

葉銘葆《文史資料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必備教材》,《文史通訊》1995年第3期。

晉松《淺論文史資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安徽省政協文史委編《新時期文史資料工作學術研究論文選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鄧穎超同志在政協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83年第4期。

《中南地區政協文史工作會議在長沙舉行》,《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謝天培、喬維熊《天津文史資料工作紀實》,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范泓《文史資料工作應強調政協特點》,《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劉沉剛《赴京徵集文史資料訪問記》,《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蕭志華《論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社會作用》,《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開創文史資料工作新局面》,《文史通訊》1984年第1期。

蕭志華《論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社會作用》,《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三、徵集海外史料的原則、方法及困境

 

徵集海外史料,“要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要以近現代中國歷史的進步和愛國統一為判定是非的標準,一切工作的進行都要有利於港澳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有利於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 按照官方說法,“向海外拓展選題是與更好地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分不開的,通過徵集史料,達到廣交海外朋友,宣傳党的政策,促進家鄉建設。” 可見徵集海外文史資料不是一件純粹的學術工作,而是一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要明確把這項工作與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總目標聯繫起來,這裏包括了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弘揚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愛國愛鄉,支援祖國革命和建設的精神,加強炎黃子孫的團結和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二是通過徵集文史資料吸取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在創辦實業、開展學術研究、發明創造和興辦教育、文化事業等方面的經驗,為我國四化建設借鑒,並通過聯誼活動發揮這些人士參加祖國建設的積極性。”

向海外徵集文史資料,“要特別強調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只要愛國就應團結起來的一貫主張。” 記載和傳頌華僑的愛國事蹟,“可以團結廣大僑胞,”同時也可以“藉此加強與友好國家人民的感情交流”。 這樣,史料統戰又成為史料外交。這就要求不能和國內一樣。至少表面上,官方意識形態色彩相對少些。在服從大局的前提下,對海外作者的尺度顯然寬鬆一些,手法也更為靈活。既要注意廣泛性,又要抓住重點。所謂廣泛性,“我們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先提出徵集題目,撰稿人也不可能完全瞭解政協文史資料的要求,因此,應當允許有較大的靈活性。”所謂抓重點,“就是要把主要力量放於徵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參加過反帝反封建鬥爭,對國家民族做過重大貢獻和在各行各業有重大時代建樹的知名人士方面,這正是我們把文史資料工作與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相結合的重點所在。” 約稿方式,主要利用“海外華人、僑胞回國探親、旅遊、講學之便,先贈書,後約稿。在約稿中注意做好思想工作,解除顧慮,見機而行,因勢利導。”海外來稿,“鑒於作者的政治經歷、道德素養、思想邏輯等各方面的差異,我們審理時不作過苛的要求,所遵循的原則是求同存異:即政治上求同,指愛國、贊成祖國和平統一;學術上思想上存異,指在史實情節、思想意識、體例文風等方面。對歷史事件的憶述,只要不反共,不虛構,不中傷進步人士,在史實的依據及論述上可以允許人家有自己的觀點。對人物的評價,難免有溢美之詞,只要在大節上基本符合歷史實際,講些過頭話,文責自負,也是可以容許的。” 政要也不失時機地表示,“對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們的觀點,不符合我們現在的目標,不符合我們原來的原則就輕視它。”甚至罕見地特別指示,編文史資料時,“不能夠加以評論。只能以原稿為基礎,為來稿進行核對,資料不足的補充,但不能加上編者的評論、議論;否則,就改變了文史資料本來的性質。”

對此,官方提倡一種較為寬鬆的做法,強調海外徵集“要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要適應海外人士的思想狀況和特點,不要把大陸的工作方法搬到海外工作中去。” 也就是說,“在方法上應當採取適當的策略性和靈活性。”這就是所謂“曲徑通幽”。其含義就是一般不由文史部門直接去信徵集,“而是通過徵集對象在大陸的親朋故舊、老上級老部下等致函索稿。這樣做的優越性在於可以避免徵稿上的盲目性和處理稿件的被動性,也不會給對方造成麻煩。” 總之,徵集海外史料,“對徵稿物件和徵集的內容要不惜可能事先有所瞭解,以期提高稿件的使用率。” 另外,“通過私人通信聯絡、出國探親訪友和海外人士回國的機會開展徵集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應普遍推廣。”

總之,“研究海外資料,應儘量少帶政治觀點,以史為主;海外稿件由於撰稿人的特定經歷,不可避免地會有自己的政見、偏見,甚至有敵對情緒。切不可以論戰的態度品評這些材料。”合理的做法是,“有補於史實的,取之;與史無涉的,存之;偏見或敵意色彩強的,笑而置之。”因為,“政見不同,隔離幾十年,要求人家心平氣和,實事求是,不現實。”具體操作起來,要尊重作者的意圖、風格和話語。“凡作者要求不要公開的資料,一定不要發表;凡作者同意發表、我們又認為可以發表的資料,切不可任意刪節,更不要作原則性的修改。否則,會令作者或家屬反感。另外,除必須作為作證歷史的資料作適當引用外,不可任意取資料中的好、壞典型事例作以發揮。這是海外人士最怕的事情,他們會認為我們利用他、出賣他。” 這幾點顯然有條件放寬、網開一面的意思。其實這幾點都是處理史料的正常態度。但並非文史資料的慣例。尤其是任意刪節、任意發揮、原則性修改,本來都是文史資料的故伎。對內向來如此,現在對外稍作收斂。至於原則性修改與技術性修改之間,並無嚴格界限。尺度如何把握,本就令人犯難。但文史官員的習慣是,甯嚴勿寬。即借用技術性修改的名目去對史料作原則性修改。這種上下其手的伎倆,既方便自己糟蹋史料,也便於應對作者指責。不管把史料刪改得多麼面目全非,只需用技術性修改一句話即可拒之門外,不理不睬。中共強暴歷史,由來已久,文史資料的霸道自是淵源有自。

可一旦打開國門,面對海外,諸多因素和形勢絕非中共能夠全盤掌控。一手遮天已力不從心。鞭長莫及反倒成為常態。對待國內民眾的歷史記憶任意施暴大打出手的蠻橫舉措實在拿不出手。調整策略勢在必然。於是,誠懇的姿態、動人的表情、靈活的手腕、柔軟的身段,一一施展出來。透過文史官員的表功和表白,不難看出其急迫性。“要做好海外人士大陸上的家屬工作,因為許多年來他們受到株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怕海外親屬再給他們添罪。我們在收到海外來稿,並且打算利用時,只要他們大陸上有親屬,我們便盡可能與他們聯繫,表明態度,爭取理解;資料產生影響了,向他們報喜,送給他們紀念品。通過他們,鞏固海外徵稿陣地。”

調整策略並不等於改弦更張。文史資料的既定政策從未改變。徵集海外史料的變通性絕不能破壞文史資料的一般原則性。於是,堅持原則,適當靈活,便成為徵集海外史料的制度規範。(1)“要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切實遵照中央有關外事政策,諸如外交、統戰、僑務、一國兩制、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協議等,凡是與中央政策相抵觸的事情,堅決不做。”特別要注意不影響港澳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並有利於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2)“防止以寫史方式宣傳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但要區別不同時代思想的性質,劃分民族的風俗習慣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區別。”(3)“不要暴露對外工作的機密。不能擴散不當發表的資料。”(4)“要注意維護臺灣撰稿人士的安全。”(5)“放手徵集,慎重發表。”一些揭露社會陰暗面的資料,可以徵集。發表時,“則要考慮其社會政治影響。”(6)“不把我們的觀點強加於人,對來稿盡可能地不作改動,確有不妥之處可做些刪略,並向作者做好解釋工作。”(7)撰寫和發表各種政治派別頭面人物、華僑領袖和華僑社團的資料,要注意調和各方面的關係,要從有利於團結出發,“防止借寫史之名,行攻擊之實,引起人事糾紛和宗派糾紛。”(8)“華僑史料與當地政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發表這類資料,要注意尊重駐在國主權,不干涉該國內政,不評價該國領導人。”(9)“對於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稿件,各地除自己選用外,希望複製一份給全國政協,以便綜合研究、整理。凡適合海外中文報刊發表的,可以推薦給中新社統一發稿。” 制訂這些條款的慎密用心,顯然不在莊嚴的歷史學術,而在實用的政治權術。明顯可以感覺到其用詞語氣均習慣性地流露出中共仍是以處理國內官場事務的方式和態度來對待海外人士和事務的。表面的謙恭不可掩飾地透露出蠻橫和霸氣。當然差別也有,那就是對國內作者就不用這麼客氣,虛與委蛇的禮貌招數全都可以省去。

官方已經明確意識到,在徵集海外史料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歷史正統性和歷史解釋權的問題。“現在有些僑居國當局,也在收集撰寫華僑史,但那是根據他們的需要寫的,有的是為殖民主義服務的,不能反映華僑的真實情況。我們應該把華僑和當地人民的友好關係,對當地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聽說臺灣當局現在也在寫華僑史,可是他們的一些論點是極其荒誕的,這就更需要我們及時寫出正確觀點的華僑歷史來加以糾正。” 可見,爭奪歷史話語權和正統性,始終都是中共編纂文史資料的目的之一。 當然,臺灣也沒閑著。他們提出“必須反制中共史學”。臺灣為了“紀念中國國民黨建黨九十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講演三民主義及黃埔建軍六十年”而舉辦了相應的討論會。中共將其解讀為,“這個討論會的主旨是因為我史學論著、學術觀點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使得臺灣當局‘憂心忡忡’,以扭轉‘外國學者的錯誤認識’。” 不管實情是否如中共所言,但他們確實將文史資料這種統戰工具運用的出神入化,最大限度地擴大了中共歷史觀的政治影響。

按照文史官員的設想,徵集海外史料“最好能根據各地的歷史情況,擬出一個大概的提綱,便於有目的地徵集和撰寫,必要時,希望僑聯能夠給予協助。”如果能夠邀請一些歸僑人士,“共同分組成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幾個小組,每個小組三五人不等,”同時指定一位負責人或召集人,“分別具體研究如何徵集和撰寫史料文稿,” 效果可能更好。具體說來,徵集海外史料的主要方法有,“通過華僑親屬、家族、師生僚屬、袍澤友好、同窗好友的關係,去發現線索,發函徵稿,為開拓選題創造條件;還可以通過宣傳、邀請,請他們回國觀光,開座談會瞭解史料,徵集史料,選擇題目,撰寫文章。政協委員通過社交也可溝通資訊,廣征史料。” 但由於面臨著中外兩套截然不同的歷史譜系相互嫁接的困局,期間的衝突絕非短時可以消弭。兩套歷史譜系的磨合期殊難預料。所以,從數量到質量,徵集海外史料能否如期所願,都是問題。就此而言,主動出擊或許見效更快。

在文史官員看來,通過贈送大陸出版的史料,作為範本和模式,也可以啟示和暗示海外作者,使他們能夠迅速靠近中共的歷史譜系。這裏有三種手法。一是送貨上門。“隨著開放政策的開展,海內外交往日增,海外組組員因各種公務出訪的機會增加,要充分利用組員出訪或考察之機,開展海外統一戰線工作,宣傳文史資料工作的意義、方針。行前可與文史辦公室聯繫,適當攜帶些文史出版社出的書籍和圖書目錄,以便開展工作。同時注意瞭解港澳及海外文史書籍出版情況,溝通散居在港澳地區及海外的組員間聯繫。” 一是守株待兔。“許多地方政協利用接待海外人士回國觀光、探親的機會,向他們贈送文史資料,或通過他們在國內的親朋故舊寄送有關的資料。” 尤其是臺灣人士成為大陸文史機構積極謀求和爭取的贈送重點。三是量身定制。“根據海外讀者的需要,有計劃編印適合海外人士閱讀的文史書刊,並採取多種辦法打通海外發行渠道。”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專門出版了“限在海外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海外精選本”。 這對《文史資料選輯》打入世界具有戰略價值。 文革前,《文史資料選輯》是內部掌控,上下有別;文革後,《文史資料選輯》是公開發行,中外有別。其妙用在於,海內海外人看的似乎是同一本《文史資料選輯》,但其內容和文字卻迥然相異。可雙方都不知道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版本的《文史資料選輯》。其怪異在於,如同袁太子為老袁一人量身打造的《順天時報》一樣。或許考慮到“九七”大限來臨,官方在九十年代加大了文史資料海外版的工作力度。九十年代初,全國文史委又策劃一套《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意圖借此“對台、港、澳發生影響”,文史官員表示“從這套書開始要和臺灣正式交流”。 據說,中國文史出版社的部分圖書“以‘海外版’的形式‘包裝’後,得到了台港澳及海外讀者的認可”。

另外,積極尋找機會和渠道打入港臺文史界,也是影響海外文史作者的一個有效途徑。在華文世界影響極大的臺灣《傳記文學》雜誌,“以注明出處的形式”轉載了大陸“若干篇文史資料”, 很讓官方有種成就感,而被反復提及。格外關注臺灣的反映,甚至一廂情願地暗中較勁,是大陸文史資料這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一方面自得,“臺灣當局出版的《中共研究》雜誌,在1987年第一期《一年總結特輯》中,將《相遇貴相知》叢書的出版列為我黨對其開展‘新統戰活動的準備工作’的一項內容。” 另一方面也承認,“臺灣已把一九四九年以前蔣黨勾結日本的材料公佈了,供人研究,而我們在這一點上還沒有公佈具體材料,是落後了。” 這點也可以看出,國民黨威權政體和共產黨極權政體思想控制程度的深刻差異。中共只看到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眼前好處,卻無視集中力量說假話的長遠災難。中國現代史的巨大謊言,在這種官方野史的無以復加的連篇累牘中終於日臻完善。

但當中共將手伸向海外,借史料而行統戰,借統戰而求統一之際,它便面臨著一個普遍的實際困難,這就是徵集史料的具體程式明顯複雜起來。不像國內辦事那樣,簡單下個行政命令就可搞定。因為它涉及到外交。“我們要同各從事僑務工作機構,對台工作機構,港澳工作機構,首先是政協內部的有關機構緊密配合,調動各方面的力量穩步細緻地開展這項工作。要盡可能事先瞭解撰寫的內容梗概,最大限度地提高稿件的使用率,避免或減少在處理稿件上的被動。” 徵集史料需要動用這麼多政府機構,表面看是官方重視,深一層看則說明政府機構之間的彼此不信任,更深一層看則說明史料本身的不可信。因為多一個官方機構插手,就多一層政治限制,也就多一分政治因素。一方面,中共亟需海外史料稿件,以充面門,招攬人心,作為自己統戰工作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海外史料稿件相對自由度大一些,從選題、角度、內容到話語、觀點,都不容易被官方全盤掌控,這樣就容易出婁子,弄出官方不喜歡看的東西。不喜歡就不發表。不發表又會得罪人。這樣反過來又有悖於官方籠絡海外史料的初衷。這確實讓官方頭疼和為難。官方既需要這類稿子,又不放心這類稿子,還不願意因這類稿件而得罪海外人士。所以,投鼠忌器是其常見之心態。不過,這只是一方面,在二者不能周全的情況下,官方仍然還會為了党國大局而割棄海外小利。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共在海外已基本形成了一個徵稿網。“通過來大陸探親的台港人士,徵集在台港的資料;通過三藩市已經聯繫上的同胞關係,徵集在美華人資料,並輻射到在英、在加拿大等華人徵稿。”

據官方評估,海外史料徵集取得了兩個明顯的效果:一是徵集到了一些大陸沒有的史料,如李漢魂日記、卞百眉日記;二是結交了一批海外朋友,“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的團結面和聯繫面,如浙江省政協通過出版浙大回憶錄,聯絡了一大批港、台校友,增進了感情。”同時,官方也承認徵集海外史料還處於剛起步的階段,“還遠遠落後於改革開放的形勢。由於這是一項新的工作,我們還缺乏經驗,情況也不夠瞭解,對方也有一個向我們逐漸接近,逐步瞭解,逐步解除顧慮的過程。我們既要採取積極的態度,又要穩步前進,研究和採取適合海外人士特點的工作方式方法,在聯誼中自然而然去做。”

通過徵集海外史料的實踐,一些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比如,“對於邀請外國人寫史料應如何看待?是否也可納入海外徵集工作範圍?必要時可否與海外在出版方面進行合作?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徵集物件,除了華裔和僑胞之外,那些能夠提供在海外與當地人民一起參加反帝反殖鬥爭活動等史料的歸國僑胞是否也應列入?” 還有,海外文史資料工作“是不是對長期與中國人民同呼吸、共患難的國際友人掌握的史料也組織徵集、整理、翻譯工作呢?”不過據說,“對外友協在王炳南會長的領導下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有人建議全國政協“利用自己在海內外的崇高威望和廣泛聯繫,也進行各種形式的徵集、整理和翻譯、出版工作”。

趙政民《在文史天地裏》(上卷),第12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張召奎《開拓文史資料選題》,《文史通訊》1989年第1期。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關於文史資料徵集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關於文史資料徵集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天津市政協文史辦《文史資料工作開拓港臺海外領域的體會》,《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鄧穎超同志在政協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83年第4期。

黃森《在全國省、區、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各地傳達貫徹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的情況(續編)》,《文史通訊》1990年第2期。

趙政民《在文史天地裏》(上卷),第12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楊成武《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政協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董堯《徵集海外文史資料的體會》,《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董堯《徵集海外文史資料的體會》,《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為便於敍述和概括,此九點規定之材料出處,一併集中列出。《關於文史資料徵集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社會組召開座談會,廣泛徵集華僑史料》,《文史通訊》1980年第3期。

這個目的也可從台海兩岸政治高層之間的某些微妙動作略窺一二。1984217日,宋美齡給鄧穎超一封公開信,據台報稱,蔣夫人的這封公開信,是誠懇說歷史、諍言勸冥頑的歷史性信件。(李敖《蔣宋美齡的一個錯誤》,《老賊臭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年)此信應該與鄧穎超當時所擔任的政協主席以及對文史資料所作的幾次講話有關。可見,國共兩黨、海峽兩岸對中國現代史不但各有一套自家講法,而且都在不失時機地爭奪話語權。

《臺灣召開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社會組召開座談會,廣泛徵集華僑史料》,《文史通訊》1980年第3輯。

張召奎《開拓文史資料選題》,《文史通訊》1989年第1期。

《全國政協各業務組召開會議研究制訂搶救史料計畫》,《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楊成武《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政協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文史通訊》1985年第1期。倘有可能,將《文史資料選輯》的大陸版與海外版做一個從內容到形式、從篇章到文字的文獻學比較,應該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不過對海外本大陸本之異同,至今無人系統比較和全面梳理。甚至無人涉及。從常識推測,其所刪改之處尤能看出中共慣用的中外有別的統戰權術與宣傳策略。在中共歷史編纂體系中,無論刪還是不刪,都與歷史真相無關,而關乎政治效應。對內是有恃無恐的說謊,對外是客客氣氣的誘騙。前者膽大是因為它權大,權大是因為它無所不能;後者膽小是因為它權小,權小是因為它有所不及。

這與《人民日報》海外版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民日報》是最具黨性特徵的新聞官話,文史資料是最具中共特色的史料官話。二者可比性甚多。

《楊拯民主任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編輯協作會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93年第2期。

陳海濱《赴港澳地區徵集文史資料散記》,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本溪市政協《創辦相遇貴相知系列活動,弘揚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的優良傳統》,《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西南軍閥史研究會召開第二次學術討論會》,《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第6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董堯《徵集海外文史資料的體會》,《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政協第四次文史資料工作協作會議紀要》,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江婉子《一份飛越大洋的史料》,《文史通訊》1984年第1期。

四、統戰史料的國內創意

 

當然,關注海外,不等於放棄國內。只是統戰重點轉移了。儘管官方聲言,“內地徵集是主體,海外徵集是補充。在部署整個文史資料徵集工作時,要正確處理好這個主次關係。” 但這個所謂主體、補充,只是說的徵集人數和徵集對象,而不是說的官方對史料統戰效應的心理期待和高度重視。所以,這個徵集主體與官方將史料統戰重心轉移海外並不矛盾。

平衡還是需要的。拉攏海外的同時,不能忘記安撫國內。“過去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文史出版物中對歷史人物的評介往往失之偏頗。有些稿件對歷史人物貶損唯恐不狠,譴詞唯恐不辣,嚴重地貶損了歷史人物的形象,而且罪及妻孥,株連親朋,使許多人精神受到壓抑,妨礙了積極因素的發揮。” 有人把這解釋為“我國長期處於戰爭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環境,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很難做到客觀公正,特別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容易產生公式化、簡單化的弊病。” 將文史資料的蠻不講理和信口雌黃歸咎於戰爭,毫無道理。至於階級鬥爭,也是官方一手導演的鬧劇和慘劇。所以,文史資料和階級鬥爭本是中共極權統治使用的一文一武的兩把利器,相互之間本無什麼因果關係。只是在官方的左右開弓中,二者似乎發生了某種深刻聯繫。

但不管怎麼說,過去那種蠻不講理的檢討批鬥式的史料撰寫風格實在面目可憎,天怒人怨,維繫不下去了。改弦更張勢在必然。八十年代初,官方匆忙宣稱,“現在,無論是撰稿人或是編審者,思想都比較解放了。過去視為禁區的東西,現在敢於涉獵,敢於探索;過去諱忌之言,現在敢於秉筆直書;過去不能觸犯的權威之說,現在敢於提出異議,多說並存;過去對敵方陣營‘一概罵倒’,現在能夠一分為二地加以評價,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但這並未完全消除“搞史料風險大,易犯為資產階級塗脂抹粉、樹碑立傳的錯誤” 這種看法和感覺在人心裏造成的長期陰影。這便有了“打破‘禁區’,解放‘史料’” 之說。但舊的禁區破了,新的禁區又來了。何況舊的禁區原本就沒有徹底打破。新舊疊加,禁區繁密。難怪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官方還要求“繼續肅清‘左’的思想流毒”。因為他們感到“一些作者還有顧慮,需要在徵集中做好宣傳工作”。

當然,官方總不乏自我標榜和自我表揚的機會和口實。比如,甘肅文史委“在主要徵集甘肅解放前有進步意義的人物史料的同時,也注意徵集歷史上功過參半、瑕瑜互見,甚至逆歷史潮流但有一定社會影響人物的有關史料。……在組織某些歷史事件當事人撰寫史料時,不要求他們自我檢討,允許觀點不同,事實必須確鑿。……有些文史資料為澄清解放前某些歷史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在落實幹部政策和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佐證作用,使一些多年背著歷史包袱的人得到了解脫。” 文史資料的徵集和出版,“發展和推動了愛國統一戰線工作,使許多身經坎坷、飽嘗極‘左’苦果的各界人士,感到‘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 發動兩會成員寫史料,“是老年人報效祖國的好途徑。……兩會成員也逐漸消除了十年動亂後心存的餘悸,變‘少吃鹹魚少口幹’為‘多寫史料多貢獻’。多數撰稿人還能避免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以及自我標榜的傾向。”

與此同時,中共在控制和指導國內統戰史料方面,也不斷出招,手法更加規範化和精緻化。比如,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全國各地召開和舉辦各種類型和級別的統戰理論和統戰政策研討會和講習班,由中共中央統戰部派人主講,從而使文史人員能及時瞭解官方統戰動向和目標。據說,中統部理論研究室主任黃鑄講授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之後,對文史人員把好史料政治關很有幫助。 又如,通過組織撰寫出版範文和樣板書來直接規範和引導人們的史料編寫。“《相遇貴相知》叢書第一輯出版後,中央統戰部的領導指出:‘要購買和閱讀這套書,要很好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怎樣做統戰工作的,是怎樣和黨外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的,怎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相遇貴相知》叢書被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列為大會贈書,……《人民日報》進行了報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多家新聞單位播發了消息。”據官方稱,這套叢書“不僅對於統戰、政協工作,而且對於整頓黨風,改善黨內外關係,對決策民主化,重視黨外賢明人士意見,對於糾正長期階級鬥爭擴大化造成的對党的領導人形象的扭曲,對於實現國共今後的合作,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都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又如,《國共兩党關係史》這本書的出版也得到官方的隆重推許,“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為本書題了書名。”據說該書“論證了祖國統一的歷史必然性,為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提供了歷史的和理論的依據。……對於推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顯然,各民主黨派正在編寫的各自黨派史和各方面有較大影響的代表人物的史料, 都應該遵循這個標準格式。

八十年代,中共限於自己的歷史經驗和統治理念,判斷臺灣政局的民主走向不會導致國民黨主動開放黨禁,放棄政權,故而利用國共合作的歷史來打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政治牌。這就直接影響到史料徵集的主題、題材、寫法和結論。比如,編寫《忻口戰役親歷記》的文史幹部表示,“這種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利用史書為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奔走呼號的政治態度,體現了編者的一片苦心。”讀者也稱讚該書是“召喚第三次國共合作閃現的明星”。 又如,有人針對“研究西南軍閥史是否會影響統戰工作,對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和爭取臺灣回歸祖國起消極作用”這一問題,發表宏論,“只要著重歷史事實,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科學地研究西南軍閥史,對軍閥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根據他一生的全部活動,弄清其是非功罪,並作出正確評價,這對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和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不但不會起消極作用,而且可能起到積極影響。因為我們對歸向人民的人同堅持與人民為敵的人,做出不同評價,這就可以起到勸善懲惡、促進合作的作用。對已經站到人民方面的原國民黨將領和黨政人員過去的罪惡活動,雖然秉筆直書、不加掩飾,但對他們的整個一生,著重的卻是歸向人民的光榮一面,不再定性為軍閥。這使他們感到:過去對人民有罪的人,只要能在關鍵時刻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歸向人民,人民是會歡迎的。” 也有人指出,“寫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寫鬥爭的方面多,寫團結的方面少,這是不全面的。實際情況是,國共合作後黨以合法地位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成績,比我們處於地下進行抗日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不知要大多少倍。……但團結的資料反映得少,鬥爭的資料反映得多,是不利於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

向統戰物件徵集史料的方式有多種。首先,通過召開座談會等形式,人們的思想得以統一,人們的熱情得以調動。“我們組織部分原國民黨和日偽起義、投誠的校官以上人員座談。在約請他們積極撰稿的同時,還面對面地向他們宣傳党的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和統戰政策。從而使他們正確地對待過去,認識到把過去的經歷如實地敍述出來就是愛國,就是為祖國作貢獻。”這些人中間,“有的被聘請為寫作骨幹。” 在眾多撰稿人中,“原國民黨軍政人員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回顧國共兩次合作、兩次分裂的歷史教訓中,進一步認清了孫中山先生合則兩益、分則兩損,團結奮鬥、振興中華的至理名言,從而懷著統一祖國的強烈願望,積極參與和平統一的聯誼活動。” 其次,通過領導家訪和解決生活實際困難等方式也能激發統戰物件們寫史報國的熱情。“原國民黨起義人員楊景莊,看到看到黨和政府對起義投誠人員的態度,倍感親切,主動與政協聯繫,貢獻史料,”並被寧津縣政協吸收為二屆常委、文史組副組長。張寶泉和蔣經國在“幹校”同事四年,文革中備受衝擊,“還被管制,直到三中全會後才恢復名譽。”政協領導和文史組人員登門拜訪,“四次請他參加政協有關會議,在生活上多次幫助解決困難。從而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提高了他撰寫史料的積極性。”他寫了致臺灣老同事的信,由於他曾在原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4分校(黃埔系統)任過職,主動表示“給在臺灣的第四分校同學、同事寫信聯繫和寫廣播稿。” 還有,通過向統戰對象通報一些官方的徵集出版計畫和意圖,來保持官方對他們思想動向的及時掌握,並隨時施加其統戰影響。比如,文史官員有次向統戰老人們介紹了編輯出版抗日史料的宗旨後,他們甚是感動,有人甚至激動得“流出了熱淚”,稱讚“黨中央真英明”,沒有忘記他們這些“在抗戰中流過血的人”。四川省政協常委姚國俊承認過去寫過台兒莊戰役的材料,“不夠實事求是,許多具體情節沒有寫,這次要認真修改、補充。”重慶市沙坪壩區政協委員胡翔說,“我們如實地寫出來,讓臺灣各界人士看了,會心服口服,使他們感到我們真正是實事求是地搞歷史,是真心誠意地促統一。”還有不少人談到,“要把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統帥部抗戰方針的變化與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的英勇抗戰區別開來。在抗戰中,不少國民黨部隊與八路軍、新四軍密切協同,聯合作戰。把這些寫出來,就是要總結歷史經驗,使讀者看到,國共兩黨合作,則促進抗戰;而國共兩黨分裂和摩擦,則使侵略者有機可乘,肆意踐踏我中華。” 不難看出,官方的基調還是否認國民黨的正統性特別是蔣介石對抗戰的領導權,所以,在羞羞答答地承認國軍抗戰歷史的同時,不忘強調中共對抗戰的主導權。“中國的抗日戰爭包括解放區戰場和國民黨戰場兩個戰場,國民黨軍的抗戰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這種標準化的官方辭令中,竟然生造出“解放區戰場”這個怪異名詞。本來“解放區”是中共用於特指抗戰後內戰時期中共地盤的一種美稱,用以標榜中共統治區的“民主”氣象和“進步”形象。現在將“解放區”提前用於抗戰時期,通過虛構的“解放區戰場”一詞向人們透露出多層次的政治資訊。第一,所謂“解放區戰場”完全是中共的天下,是中共行使獨立權力的國中之國,並非民國政府的合法領土;第二,所謂“解放區戰場”已經是從日軍手裏解放出來的國土,這暗示出中共對抗戰更積極,對抗戰勝利貢獻更大;第三,順理成章地將“解放區戰場”置於國民黨戰場之前,更凸顯了中共抗戰的決定性和主導性。說到底,共軍還是抗戰主力,國軍只是在配合共軍對日作戰。迄今為止,文史資料關於抗戰的敍述和描寫,並未超出這一模式。

《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關於開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徵集、交流工作的意見》,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安徽省政協文史委《正確評介歷史人物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蕭志華《論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社會作用》,《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黃森《文史工作要更上一層樓》,《文史通訊》1982年第5—6期。

湖南省民建工商聯《重新起步以後,湖南省兩會文史工作的經驗與計畫》,《文史通訊》1983年第2期。

上海市文史編輯室《遵循實事求是原則,注意社會效果》,《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丁身尊《談談關於提高文史資料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1期。

高旭華《為愛國統一戰線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王仲一《一朵顏色新,百花吐芬芳——記〈高陵文史資料選輯〉在社會上的反應》,《文史通訊》1988年第2期。

湖南省民建工商聯《重新起步以後,湖南省兩會文史工作的經驗與計畫》,《文史通訊》1983年第2期。

張雷《堅持刻苦學習,獻身文史事業——參加首屆文史班學習的感想》,《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本溪市政協《創辦相遇貴相知系列活動,弘揚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的優良傳統》,《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國共兩党關係史〉在武漢出版》,《文史通訊》1988年第1期。

黃森《文史工作要更上一層樓》,《文史通訊》1982年第5—6期。

胡全福《〈忻口戰役親歷記〉誕生記》,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西南軍閥史研究會召開第二次學術討論會》,《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山西省政協文史辦《撰寫文史資料應該注意的問題》,《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獻文《的工作轉變為的工作——寧津縣政協通過文史資料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進一步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讓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在增強民族凝聚力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楊拯民8位委員在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的聯合發言》,《文史通訊》1995年第2期。

獻文《的工作轉變為的工作——寧津縣政協通過文史資料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德信《抗戰老人的心願——赴貴陽、昆明、成都、重慶召集抗日戰史座談會散記》,《文史通訊》1985年第1期。

黨德信《從八省抗戰將領座談到抗戰親歷記叢書出版》,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五、著眼主流,把握分寸

 

八十年代文史資料所能達到的水平就是對文革前史料的局部修改。比如,在稱呼上有所改變。“閻匪、閻匪軍的稱呼多是過去戰爭或對抗鬥爭中形成的,現在那種歷史環境已經過去,寫資料時不要再這樣稱呼了。……我們稱閻錫山也可以直呼其名,稱閻錫山的軍隊可以稱閻軍,不要以匪相稱。對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政權機關和其他單位也不要加‘偽’字,‘偽’字是專指漢奸政權的。” 但實際上,直到九十年代乃至現在,官方各類史書中,依舊指稱抗戰以後的國民政府為“偽政府”、民國總統為“偽總統”、國民代表大會為“偽國大”、憲法為“偽憲法”等等,不一而足。又如,“過去談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習慣的說法是‘蔣介石叛變革命,陳獨秀右傾投降’;談到第二次國共合作,習慣的說法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這樣,兩次國共合作的成果和經驗基本上被否定了。這既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又不利於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當然,在繼續肅清‘左’的思想流毒的同時,也要防止少數人利用撰寫文史資料來美化自己和其先輩及親朋,隱惡揚善,掩蓋黑暗面。”要想正確處理“歷史真實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的關係”,就應該將兩者統一起來或儘量統一起來。“但不可否認,在具體處理上,兩者亦存在一定的矛盾。因為一些人物的歷史,通常都是光明面和陰暗面並存,只是哪一方面為主的差異。我們在刊載歷史人物的史料時,總的原則是如實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但在具體掌握上,又要有靈活性。”

所謂靈活掌握,本身就是一個分寸很難掌握的問題。何況這裏還有一個觀念問題。儘管人們認為“通過徵集、出版史料,正確評介歷史人物來擴大團結面,發展新型的社會關係。這應是文史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提筆不忘的基本指導思想。”但真正做起來,並不容易把握。在這個過程中,一種真正的批判性思維和客觀理性似乎破土而出,略顯猶豫地表明瞭自己的正當立場。“既然要講實事求是,就毋需提舉什麼旗,為什麼目的服務。”“既然要尊重歷史,只要是歷史資料就不管什麼內容,來文照登,毋須提什麼思想指導,舉什麼旗幟,對稿件絕對不能作任何增刪,否則就是‘曲筆’。”但這卻被官方主流觀點視為對“‘要存真,要實事求是’的方針缺乏正確的理解”,是將歷史真實與愛國主義二者對立起來。這樣只能導致“茫無頭緒地沉溺于史料的海洋,使工作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只有通過加深理解全國政協文史會議精神,才能“旗幟鮮明地糾正‘左’的傾向,拋棄陳腐的偏見,敢於依據事實否定強加於人的誣衊不實之詞,客觀、公正、全面地評介歷史人物。” 可見,文史資料作為官方野史,要想真正突破官方理論底線,完全是不可能的。對此人們只能依據偽理性進行一些似是而非的指責。“過去強調階級鬥爭,對一些歷史人物往往容易誇大他的缺點和問題,而不敢對他的作用加以肯定。現在強調團結,對一些歷史人物又容易出現不恰當的拔高或美化,而忽略了他的本質缺點和問題。” 在這種偽理性思維中,雙方其實是五十百步而已。

本質上,統戰史料或史料的統戰要求,只是一種對所謂“歷史罪錯”不予過分追究的政治姿態。錯還是有,只是現在不說了。其中的潛臺詞是,如果需要,還會隨時拿出來說。定罪的權力在官方。定罪的標準也在官方。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沒罪也有罪,你能說什麼?說你有罪,又不判罪,你不感恩,還能說什麼?在這種話語邏輯中,你所說的一切其實都由官方替你說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一切都由官方說了算。在這裏,歷史得到實用主義的評價史料也得到投機主義的處理。既然現在要搞第三次國共合作,那就和為貴。“對著名的愛國人士、重要統戰物件,史料要充分反映他們的主流,介紹他們對國家作出的重要貢獻,而不能‘以一眚掩大德’。這些愛國人士在他們生命的途程中或歷史的關鍵時刻,曾經推動了歷史前進。這是他們的本質和主流。我們要在史料中充分反映他們進步的、愛國的和革命的活動,要濃墨重彩地記述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在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中的活動中所創建的歷史功勳,使他們的業績能夠流傳後世。當然,在複雜曲折的歷史進程中,他們有的也講過錯誤,做過錯事,走過曲折的道路。對這些,史料也不應回避和諱飾,要堅持歷史真實,但發表時,宜粗不宜細,不必鋪陳。”因為,“著重反映他們的主流,恰恰是堅持了歷史真實。他們的某些失誤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我們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苛求前人。”主流即等於真實。無視支流自然合理。這種似是而非的“主流論”形式上同歷史主義又頗為相似,但實質意圖迥然相異。“這些愛國人士在海內外有著一定的影響,對他們的評介要特別慎重。” 所謂影響、慎重云云,其實都是政治考量和統戰需求。

總之,在文史體制的安排下,各色人等撰寫的史料都能發揮最大限度的統戰效能。首先,中共“盟友”撰寫的史料,“不僅肯定了他們為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歷史業績,而且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團結、鞏固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其次,“原工商業者知名人士撰寫的史料,不僅可以使他們進一步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其歷史作用的高度評價,而且有利於他們把其知識和經驗貢獻給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又次,“國民黨起義、投誠和特赦人員撰寫的史料,不僅可以使他們通過回憶自己的經歷,認清時代真理,而且有利於海峽兩岸的交往,為統一祖國作出貢獻。”再次,“少數民族和宗教界的上層人士撰寫的史料,不僅可以使其通過親身的回憶,認識和正確執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而且有利於促進民族團結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最後,“參加政協的各個界別及其知名人士(包括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關的領導幹部)撰寫的建國後的史料,不僅可以使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充分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而且有利於總結歷史經驗,包括多黨合作、正確執行愛國統一戰線政策的經驗。” 對文史資料統戰價值的理想期待,恐怕不易簡單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自誇之辭。有時它還真的管用。至少在官方話語中,不乏輝煌的前景。

山西省政協文史辦《撰寫文史資料應該注意的問題》,《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丁身尊《談談關於提高文史資料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1期。

《安徽省文史資料編輯出版工作經驗交流會紀要選刊》,《文史通訊》1985年第4期;安徽省政協文史委《正確評介歷史人物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黃炎智《文史資料工作應當繼續堅持的基本原則》,《文史通訊》1995年第1期。

安徽省政協文史委《正確評介歷史人物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徐朝鑒《政協不可忽視的一項重要工作——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文史通訊》1993年第2期。

六、統戰史料的虛偽性

 

文革後,受制於統戰政治總體戰略的改變和調整,文史資料對自己的傳統說法作了某種程度有限的反思。比如,以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大罵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現在則區分出層次和階段。所謂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就它的領導集團的戰略指導思想說,無疑是對的,但也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這種留尾巴的習慣做法如同中共法官的故作姿態,一邊不得不將人無罪釋放,一邊百般遮掩地辯護自己沒冤枉好人,“以前判你有罪是正確的,現在判你無罪也是正確的。因為你畢竟有錯。”即便如此,這種缺乏誠意的反思仍被官方標榜為政治進步的統戰戰術。但不越雷池的反思終究淺嘗輒止。由此發展出一種“巧言令色足恭”式的詭辯術。這使它的反思充滿極大的虛偽性。這種虛偽性表現在方方面面。最常見的至少有三種手法。

其一,用詞語改變名分的分身術。一個中共賞識的女統戰物件如此解釋她的歷史:她梅縣的房子被國民黨燒了,南京的房子被共產黨抄了。但她卻說,“梅縣的房子確實是國民黨燒的,南京的房子是四人幫抄的,四人幫不是共產黨。” 此話深得黨心。按照這種邏輯,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便成了有選擇地解釋歷史的適當理由。這種說法不禁令人想起孟子說的“誅暴君”,紂乃“獨夫”而非君主。通過詞語置換,身份也隨之改變。於是,誅殺暴君的合理性得以正當成立。同樣,將“四人幫”開出中共黨籍,取消其中共黨員名分,就此得以劃清中共與“四人幫”的界限,撇清中共與“四人幫”的關係,這樣一來,“四人幫”便不是共產黨,“四人幫”做的事情就與共產黨無關。按照這種手法,無論共產黨做了多少壞事,只要將具體承辦人當作替罪羊拋出,撇開其與中共的干係,這些壞事便都與共產黨不再有任何關係。如果打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中共這種歷史解釋手法,就像下象棋的“舍卒保車”。通過不斷犧牲各類大小卒子,通過不斷拋出各種替罪羊,最終確保中共歷史統系的“偉光正”形象。

其二,用認識掩蓋制度的變戲法。“關於抗日戰爭中的國民黨戰場。過去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有些歷史書刊這方面記述不夠充分或不夠客觀,從而影響對全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反映不全面、不完整。” 這種認錯屬於地道的黨八股。它作出一種表面的謙虛姿態,來掩飾其內在的權力傲慢。因為,這種故作謙虛,掩蓋的是一種令人震驚的卑鄙無恥。事實上,中共執政伊始,就有計劃地實施了一種系統而全面地抹殺國民黨抗戰歷史的基本國策。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中共一直把國軍將士的抗戰功績視作“歷史反革命”證據,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抗日。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無論大學歷史教科書還是中學歷史課本,都沒有正式肯定國民黨抗日的史實。八十年代中後期,大陸才略微放開一點口子,有限承認國民黨抗戰的歷史。 遲至2005年,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中共第一次肯定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歷史功績。 與此同時,大陸推出了第一部描寫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專著《國殤》。媒體也把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貢獻逐漸提出來,進而引發影視作品的“民國回潮”。人們感歎,對國軍抗戰作用的認定,從學界認識到社會認可,竟然耗費20年。 其實20年也沒真正到頭。民間收藏家樊建川在四川大邑縣建了一座抗戰博物館,卻招致重重壓力而被迫停工。“最令人唏噓的是二百多位陣亡將士銅鑄雕像的遭遇:所有銅像不能獲准刻上姓名。……這些為挽救民族危亡而捐軀沙場的英雄必須隱匿姓名,至多作為無名氏出現在‘抗日壯士群’。”但即便淪為無名氏的群雕最終也沒讓展出。 這件事意味深長。它表明,一方面,官方必須牢牢掌控著以中共為主線的抗戰歷史的敍事模式,對國民黨抗戰的肯定必須控制在不高於中共的最低限度,即最大限度地遮蔽國軍抗戰的真實資訊; 另一方面,官方通過文史資料掠奪民間歷史資源的同時,嚴厲禁止民眾進行任何保存自己歷史記憶的自由嘗試和獨立追求,以防民間歷史話語隨時衝破龐大的官話體系的圍追堵截,而導致官方歷史體系的不攻自破。直到2007年,官方依然要求文史資料如實宣傳中共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時也要客觀公正地宣傳正面戰場以及“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功績。 這是一種包含有雙重二分法的宣傳策略。一方面,中共為主,國民黨為輔;另一方面,國民黨中有部分將領愛國,潛臺詞是,國民黨主流並不抗戰。這種政治修辭本身也決定了絕對不能將“國民黨愛國將領”置換成“共產黨愛國將領”。因為對於中共歷史有著一套專用辭彙和修辭技巧乃至敍事手法。比如,在編寫中共與國軍的正面關係時,必須表述為“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閻錫山軍隊在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太原保衛戰等戰役中並肩戰鬥的英雄業績。” 這種通用筆法,正在於表明,中國抗戰並非是在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領導下進行的,其暗示在於,中國抗戰中亦有內戰。至於共軍與國軍“並肩戰鬥”的說法,就在於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而非受到國民黨的領導。這自然也是事實。問題是,抗戰期間,中共至少在形式上還是還是承認民國政府的合法領導權。共軍的所有番號、編制、經費也都列入國民政府的正式預算。這樣一來,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不聽指揮、擅自行動、消極抗日、偷偷坐大的種種不齒行徑,就在“並肩戰鬥”之類的文字中煙消雲散。當然,較之從前正史那種“摘桃論”的偷天換日手法,文史資料這種皮裏陽秋式的春秋筆法,多少有所收斂,應該算是一種尊重歷史的小小進步。但文史資料改造“春秋筆法”的意圖顯然有著更周密的政治考量。其真實用意並不在於簡單凸顯中共的政治和軍事獨立性,而在於更深刻地暗示出中共對抗戰的主導權。 這種暗示的目的不是呈現歷史實態,而是規劃現實目標。即中共是否真的在歷史上領導抗戰並不重要,關鍵是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共領導抗戰,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共是抗戰的中堅力量,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共在抗戰中是歷史正確的一方,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共站在抗戰的道義制高點。總之,必須不斷強化人們對中共主導抗戰的歷史認知。所以,文史資料的春秋筆法同樣屬於一種體現中共領導抗戰的官方歷史敍事。正因如此,山西文史委徵集建國前的政治軍事史料,就是“以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史料為主”。 正因如此,儘管抗戰博物館還邀請了國民黨主席連戰為其題詞,但官方歷史譜系依舊維持其獨霸態勢,並無實質放鬆或改觀。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在組織紀念活動中,必須大力宣傳中共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央電視臺花兩年時間製作了一部“全景式記錄中國抗戰”的紀錄片,“首次肯定國民黨正面抗戰歷史。但30集紀錄片拍成後卻通不過中宣部審查,最後縮減成12集,對國民黨抗戰將領的訪談全部刪去。‘全景式史詩’紀錄片最終不得不‘回歸正統’,成為宣傳中共‘中流砥柱’作用的‘主旋律作品’。” 可見,中共長期以來否認國民黨抗日,否定國軍抗日的主力地位和決定作用,並非簡單“左”的思想使然, 實乃受制於專制制度篡改歷史的慣性衝動。但由於中共的操控和馴化,當代國人的歷史話語中,廣泛存在著一種將客觀制度虛化成主觀思維的習慣和做法。

其三,用洗錢實施洗腦的移形法。“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教會學校的關係,特別是對美國人在我國設立的許多所著名的學校和醫院,過去往往區別和分析不夠,全部斷為是帝國主義精神侵略的產物,這顯然是不妥當的。比如過去提到協和(醫學院和醫院),在人們的印象中,就認為它是用美國財閥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服務于其中的中國人不是洋奴也是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好像它從來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過什麼好處。” 這段話具有官方那種典型的推卸責任、嫁禍於人的無賴特徵。所謂“在人們的印象中”云云,似乎真有什麼與官方無干的“印象”。其實,從協和建立到中共建政之前,中國人何嘗有過官方所說的“帝國主義精神侵略的產物”、“服務于其中的中國人不是洋奴也是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種荒謬絕倫的混蛋“印象”?如果說有,那也只是在1950年之後,由中共強行灌輸給民眾的,是中共宣傳鼓噪的結果。因為數十年以來,中共就是用這套不講道理的東西給民眾強行洗腦的。因形勢變化,它現在要改變說法了,卻又把它原來強迫民眾說的話強加到民眾頭上,似乎這種誣衊式的說法從來都只是源於民眾的愚昧和無知,而與官方無關。官方現在的任務就是通過史料的徵集和撰寫來教育民眾“客觀認識歷史”,從而起到替西方“正名”,給西方“平反”,為西方“洗汙”的統戰作用。通過統戰史料這種洗錢手法,中共一舉兩得地既洗淨了西方的髒臉,同時又漂白了自己的血手。如此一來,中共再次變得既“清白”又“無辜”。因為中共的邏輯是,自己從來無錯;即便有錯,也絕不認錯;即便認錯,也絕不能全認。基於這種邏輯,它的首選方案,或習慣性選擇,就是一推六二五,將責任推卸的一乾二淨,並順手牽羊地找出一個替罪羊。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話語魔術,極具奇效。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讓人相信它的“公正”與“真誠”,相反,倒是他人,不是民眾的“無知”,就是西方的“誤解”,再不就是莫須有的“惡意”。 總之,“不明真相”、“別有用心”始終是中共話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

 

 

第二節      統戰國民黨

 

一、徵集國民黨和國軍史料的原則

 

儘管前朝遺留下來的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但國民黨還是主體。而在國民黨的所有人員中,國軍將領則又佔有絕大多數。這樣,國軍將領對史料的寫法往往代表著文史資料的一般模式和通行標準。同樣,對國軍將領的統戰也成為文史資料的重中之重。

在創造性的歷史編纂實踐中,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界線分明的表述方式。比如,“過去談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習慣的說法是‘蔣介石叛變革命,陳獨秀右傾投降’;談到第二次國共合作,習慣的說法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作為共產黨的主要對手和敵人,國民黨在中共的歷史編纂體系中被長期妖魔化為“反動派”、“劊子手”和“賣國賊”。文史資料要求史料作者把國民黨寫成鬼,把共產黨寫成神,把作者自己寫成由鬼變成人的標本。這實際上暗示出一種神造人的歷史過程。早先的文史資料借助作者的特殊身份的現身說法來指控和佐證國民黨的十惡不赦和無惡不作。在那個時期,中共關於國民黨和國軍的史料編纂,沒什麼章法,只要罵得狠,就算政治正確。

按照定罪在先,寫史在後的制度原則,有了結論,寫什麼倒不重要了。或,有了結論,怎麼寫都行。於是,在口誅筆伐的謝罪時期,敗軍之將留下的白紙黑字勾勒出一幅自我羞辱唯恐不及的醜陋形象。讓一個畫家必須把自己的自畫像畫得很醜,才被認為畫得很像。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文史資料的邏輯。終於,歷史翻過了這一頁,可史料留下了這一頁。於是修改史料,便成為文史資料的慣例。

按照統戰話語,修改史料被說成為國民黨恢復名譽。恢復名譽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純屬象徵性的,即對國民黨作出一些有限度的正面肯定,比如在某些時期“做過些好事”或“產生過一些進步作用”等等;一是帶有某種具體政策效果的,比如對以前受國民黨之累而被枉法判為“歷史反革命”罪的統戰人士“平反昭雪”。 儘管本質上中共通過文史資料只為國民黨做了局部正名,但中共卻把這看作是為自己挽回聲譽的一次巧妙機會。

為了達到最佳宣傳效果,必須選擇一個最能打動人心的題目做文章。顯然,抗戰最具統戰威力。無論覆蓋面還是影響力,抗戰都無出其右。這樣,為了新的統戰,必須重新評價抗戰。因為,“對於中國抗日戰爭,多少年來,大都是以‘國民黨不抗日’的宣傳口徑來記述的。”即便中共配合國軍正面戰場的遊擊戰和伏擊戰,“也僅僅是孤立地就戰論戰。”已拍成影視作品的大戰平型關、夜襲陽明堡等,“也絲毫不敢與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忻口正面戰場作戰聯繫在一起。甚至許多回憶錄,包括一些高級將領撰寫的回憶文章,在提到國民黨官兵的狀況時,大多也是軍官全系‘逃跑將軍’,士兵一律‘望風而逃’,從而‘把大片國土送給敵人’,等等。”

既然中共一貫將國軍抗戰徹底抹黑,那麼由黑變灰也能產生驚人的轟動效應。相對漆黑一篇,灰色就是光明。杜建時以前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不願寫,也不敢寫國民黨抗日的史料。”現在也承認“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還是付出一定代價的”。 最堪玩味的是,杜用了不倫不類的“代價”一詞,就把陣亡200多名將軍、犧牲幾百萬的國軍抗戰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當然,某種意義上,“代價”也算是進步。但進步終究有限。有人編寫《忻口戰役親歷記》因態度稍趨公正,就遭到驚恐指責,“政治運動一來,豈不是一個標標準准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縱然你沒有歷史問題,戴一個‘國民黨內奸’的帽子也滿夠格的。” 這說明,國軍抗戰即便不再忌口,但分寸還是不能不要。於是,官方把國民黨抗戰由“消極”改口成“積極”,便成為這個問題的通用標準。但有兩點不可更改。一是要把蔣介石的“片面抗戰和妥協投降活動同國民黨官兵對日作戰的愛國精神區別開來”; 一是把抗戰主力和領導權的頭銜和名號仍然死死抓在手裏,留給中共自己。這點或許更是要害。

文史高官據此表白,發表國民黨官兵的抗戰史料,“表彰了他們與我黨合作抗日的愛國之舉。” 其居高臨下的心態,其正統在我的觀念,其故作姿態的大度,其大言不慚的傲慢,可見一斑。對照中共延續多年的宣傳口徑,倒也絲絲入扣。這就是,“即使提到‘國共合作’,也必須體現出‘以我為主’的‘方針’。” 識時務的宋希濂正是照著這個口徑作了一番鸚鵡學舌般的表態。“國民黨的抗戰是相當積極的,這是歷史事實。前些年,這些情況都不提,這就給人一個錯覺,好象八年抗戰全是共產黨、八路軍打的。這樣處理,我覺得對國民黨一些將領心理上有些影響,傷害了他們的一些感情。這一點,以前有人寫過,但不是很全面。我們要搞新的統一戰線,搞第三次國共合作,澄清這個問題,還是很有必要的。”他甚至自信滿滿地放言,“臺灣方面也出版了一套抗戰叢書,我聽說可能是戰史局編的。我們可以好好搞一搞,爭取超過他們。”

有人提出,首先需要解決兩個問題,(1)“承認不承認國民黨部隊在抗戰中是作出過貢獻的”;(2)“為抗戰中陣亡的國民黨將士落實政策”。黃維說,“凡是參加抗戰的有功績的人,不管他是在大陸,還是跑到臺灣去的,都不該抹殺,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承認。”鄭庭笈說,“真實而全面地反映出這段歷史,這是對台工作、統戰工作的需要,意義是很重大的。”廖運周說,“實際抗戰是全面的,是國共兩党合作共同領導的,也就是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據說,“修改後的抗日戰爭史小樣,體現了抗戰的勝利是國共合作取得的成果這個思想,這對建立更加廣泛的統一戰線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具體編寫過程中,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相關規定。這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編纂原則。(1)“稱謂問題要符合實際,又要考慮到現在國際國內的統一戰線。如對國民黨軍隊,過去有的稱為‘偽軍’、‘匪軍’、‘蔣軍’等,都不太好,還是按中央統一的提法,稱‘國民黨軍隊’為好。對日軍,過去稱‘日寇’、‘日本鬼子’等,考慮到現在的中日友好關係,又要尊重歷史,我們稱為‘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軍’或‘日軍’較妥當。在稱謂上,不要帶有諷刺謾駡的味道。”(2)為了避免給統戰工作帶來“不良影響”,“有關人事政策方面的材料要審慎處理。”“要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統戰部等部門共同協商處理。”(3)“涉及國共兩黨合作和分裂的問題慎重,要著眼於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促進國共第三次合作和國家早日統一。如我們徵集的抗戰史料中,關於皖南事變的有四、五十萬字,關於國共摩擦的也不少,我們反復討論後,認為暫時不收入抗日專書為好,否則就與全書不太協調,以後可以作為專題印出來供內部參考。……我們還要著重總結國共兩黨的合作促進了抗日戰爭的進程和國共分裂則使日本帝國主義乘機而入,肆意踐踏我中華的經驗教訓。”(4)“有關著名民主人士的功過問題既要實事求是,又要注意現實影響。在黃埔軍校史料中,方鼎英的稿件詳細地談到李濟深在廣州黃埔清黨問題,我們做了刪節和壓縮,稍微提了一下,既尊重歷史,又照顧了影響。”(5)“涉及黨的機密和地下鬥爭方法、策略問題的材料不能登。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曾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如張克俠、何基灃起義就是一例。在這些稿件中,涉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具體的策略方法,我們進行了刪節。由於有的同志現在還在做這方面工作,這樣的內容不宜公開,就用×××代替。《淮海戰役親歷記》就是這樣處理的。”(6)“對歷史研究價值不大的,不必去費功夫整理研究。如黃百韜、邱清泉在淮海戰役中是自殺還是被擊斃,這無關重要的問題不必去爭論。我們用了‘戰死’的字眼來處理。”

第二類是編輯方法。(1)利用權威參考書。“象高教部推薦的教科書,如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李新、彭明、孫思白、陳旭麓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等。還有中央黨校的《中共黨史大事記》,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的《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等。臺灣劉紹唐主編的《民國大事日誌》也是我們經常使用的參考材料。”(2)選擇有代表性的作者和傳主。“同一個事件,作者很多,我們要選有代表性的,選職務較高者或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人物。”比如,長沙大火是張治中部下放的,寫這件事的人很多,“而當時周恩來曾參與長沙救災卻鮮為人知,又考慮到張治中是有影響的民主人士,”所以就選了劉裴章的《周恩來同志參與組織領導的長沙大火後的救災活動》、張治中弟弟張文心的《長沙大火真相》。(3)適當增加一些檔案材料。在編抗日戰爭資料時,“參考了大批檔案文獻資料,並準備適當選一些敵方的檔案材料加進書內。”

第三類是編排技巧。比如,一本史料“刊登了黃維到羅店重訪當年抗日戰場的照片,這是說明儘管黃維曾在內戰中賣過力,但我們對他在上海抗戰中的表現還是肯定的。這樣做,就對統戰工作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另外,書中照片要有典型性。“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在陳官莊地區被解放軍圍困,我們選用了國民黨官兵剝樹皮、宰騾馬充饑和挖棺木、拆民房作燃料的照片,雖張數不多,但很能說明問題。”

按照這套編纂原則和方法編輯的《淮海戰役親歷記》出版後,“起了示範作用,很暢銷,不但研究人員購買,國共雙方參戰將士及其親屬聞知更是紛紛購買。隨後幾年編審出版的《遼沈戰役親歷記》和《平津戰役親歷記》,與《淮海戰役親歷記》一樣,都重印多次,均達十萬冊以上。”

雖然不是所有的文史機構在編寫每一個事件或人物時,都會嚴格遵守這套規定和準則,但必要的界限還是必須恪守的。因為文史官員都知道,“在文史出版物中正確評介歷史人物,是一個理論性很強、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課題。”據他們說,“有些歷史人物的親屬冀圖在出版物中將其前輩美化成‘完人’,而諱言其過失,這也要耐心地進行有說服力的解釋。”比如,建國初期回國的衛立煌“在十年內戰期間以及解放戰爭期間也有一些過錯,對此他生前曾屢次表示內疚。但他的親屬在撰寫其傳記時,想將這一段歷史加以諱飾,還寫了一些不很適當的話”。後來經過文史人員反復解釋,最終使他們“愉快地”同文史部門一起以“科學的態度”合作出版了《衛立煌將軍》。 此類情況常使文史官員發出感慨,“以第三人稱寫傳記,作者固然要正直,要秉筆直書;親屬也要有氣度,通情達理,不然,實事求是就會被束之高閣了。”

由於中共不失時機地調整了紀念抗戰的宣傳策略,並加大了社會的動員力度,效果逐漸顯露。比如,湖北安陸縣文史部門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時,儘管社會上還存在著“許多模糊認識”,他們還是堅持選編了《憶襄河的一次冬季攻勢》、《紀念吳孝賓烈士》等一組文稿,“客觀地反映了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情形及陣亡將士獻身精神。”同時,還編發了縣政協主席在紀念會上的講話《重視抗日戰爭的歷史經驗》一文,“對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作了高度評價。” 全國文史委提供的資料似乎更能說明問題。1985年後的七、八年,“陸續收到幾千萬字的抗戰稿件,有時一天就有三四萬字。” 按照官方標準,史料統戰再次取得巨大成功。因為各色人等都反響熱烈。“群眾反映說:‘共產黨沒有忘記對人民作過好事的人。’幹部稱讚:‘這是一次生動的統戰政策的宣傳教育。’宋將軍的三女兒宋景文說:‘綿陽人民對先父的隆重紀念,我們全家都表示衷心感謝。’” 特別是“正確評價”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對外面影響很大。”根據海外統戰物件反饋回來的資訊,他們都感激地稱讚“共產黨大公無私,實事求是”。一些黃埔老同學感動地說“撥雲霧,見青天”。中共宣稱通過這種文史資料的方式對抗戰中死亡的兩百多萬國民黨將士的“鬼魂”進行了令人興奮的“超度”。

李鼇《文史資料工作幾個基本問題——在全省文史資料工作培訓班上的講話提綱》,《湖南文史通訊》19872輯。

劉沉剛《赴京徵集文史資料訪問記》,《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第4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指示軍事博物館要修改展覽內容,把國民黨愛國將領在各個戰場的作戰也實事求是地擺出來。胡喬木還指示盧溝橋文物保管部門把宛平縣城牆修復,並在城門樓上修建抗日戰爭紀念館。把全民族的抗戰歷史和文物陳列出來。(黨德信《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管文華、趙傑主編《文史資料工作導研——文史資料工作資料選編》)

胡錦濤在紀念大會上,不僅肯定了國民黨的作用,而且在語言順序上,把國民黨放在前面。使用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這種罕見語序。或許中共操之過急,反倒弄巧成拙。2005年,中共邀請海外抗日有功軍人及其家屬參加抗戰紀念,也給臺灣前國防部長郝柏村發出邀請。郝柏村拒絕參加。中共卻對外宣傳說:郝柏村因身體不好,“不能來大陸參加抗戰紀念。”結果,郝第二天就發表聲明:“不是因為身體原因,而是因為大陸的宣傳太片面,所以不參加。”(楊天石《蔣介石與國共合作》,http://www.21cc

om.net/newsinfo.asp?id=8016&cid=10360000

民國歷史的復活:複那些被莫名蒸發的人》(http://history.news.163.com/08/0515/10/4BVPUMN500

011247.html)。

肖雪慧《這裏的皇族優越感還風光無限》(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6835&cid=

10352300)。

正因如此,中共不會就自己系統抹殺國軍抗戰歷史這種體制行為作出公開悔罪的表態。比如,中共治下究竟有計劃地毀滅了多少國軍抗戰歷史的正式記載和民間記憶,至今也沒有列出一個像樣的清單。在我看來,這份清單至少應該包括三方面內容,即對當事人的迫害、對文獻和文物的毀壞,以及對遺址的破壞。其實,追求歷史真相本身就包含有對毀滅歷史證據這種犯罪行為的嚴厲追究。有時,只有通過追究毀滅證據的罪行,才能獲取歷史真相。綜合各方面資訊,可以推斷,六、七十年代,特別是文革時期,是國軍抗戰史料遭受最大毀損的時期。比如,六十年代,松山陣亡將士公墓被徹底摧毀。“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兩截,然後被抬到小學裏做石階,頑童們的小腳無數次地在石碑上踩來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漸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中緬邊境抗戰:國人淡忘日本人祭奠》,http://news.qq.com/a/20100331/0011

93_2.htm

王蒙《解放思想,提高認識,積極推進人民政協文史工作不斷向前發展》,《文史導刊》(總第39期)。

張雲《功能獨特的文史資料事業》(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1504&bm=01

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中共對國軍抗戰主導性的承認,空間上只限於正面戰場,時間上只限於抗戰初期。官方的正式表述是,“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楊天石《蔣介石與國共合作》,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8016&ci

d=10360000

靳虎松《立足政協組織資源,加快文史工作發展步伐》(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

p?ID=481&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林克《抗戰歷史仍是中共政治婢女》(http://www.secretchina.com/node/334918)。

如果硬要說“左”,也只能說,文史資料50年,無一刻不左。區別在於,極左中左而已。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第4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官方嫁禍於民眾的事例還有,將大躍進因獨裁者個人狂熱而造成的巨大災難誣稱為民眾為了擺脫落後和貧困而自然爆發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革命熱情所致。在某種意義上,這仿佛就是群眾路線在文史資料中尋求歷史動因時的無恥濫用。

丁身尊《談談關於提高文史資料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1期。

這部分人數中共至今並未公佈一個詳細數位或大概數位。但從時間看,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初,基本上屬於中共平反冤假錯案的後期階段。因為所謂冤假錯案絕大部分無外乎胡風案反右文革等事件中牽涉到的人與事。他們自恃忠誠革命進步緊跟等政治正確名義,來向政府伸冤,要求給個說法。但解放前與國民黨反動派沾邊的所有人一旦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則毫無辯護餘地,只能束手待罪,引頸就戮。他們應該是冤假錯案中最無辜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最無力的一部分。他們甚至不敢向官方主動提出任何類似的平反訴求,只能被動等待文史資料的變相拯救。

胡全福《〈忻口戰役親歷記〉誕生記》,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陳敏《文史工作大有可為——訪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專員杜建時》,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胡全福《〈忻口戰役親歷記〉誕生記》,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以改革的精神開創文史資料工作的新局面——王定南、范明同志講話選摘》,《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范泓《文史資料工作應強調政協特點》,《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胡全福《〈忻口戰役親歷記〉誕生記》,山西省政協文史辦編《文史工作者紀事》,2009年。

梁志安《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訪全國政協常委宋希濂》,《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梁志安《參加抗日戰爭史陳列小樣座談會側記》,《文史通訊》1985年第1期。

党德信《文史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党德信《文史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党德信《文史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黨德信《一位全身心投入政協文史工作的老紅軍——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原副主任劉琦》,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安徽省政協文史委《正確評介歷史人物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蔡俊《前輩的風操是後世的楷模》,《湖南文史通訊》1984年第4輯。

安陸縣政協《堅持文史資料選編工作的正確方向》,《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黨德信《從八省抗戰將領座談到抗戰親歷記叢書出版》,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綿陽市政協《綿陽市隆重紀念宋哲元將軍誕辰一百周年》,《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全國政協委員暢談文史資料工作》,《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二、向統戰對象徵集史料的過程

 

向統戰對象徵集史料,從感動或感化他們開始。政府不說它以前怎麼誣衊別人,總說它改變誣衊手法之後,別人是如何的感動和感激。宋哲元的部下、原國軍旅長耿德星看到官方紀念宋, 滿意地說,“綿陽付出了這麼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開展這樣隆重的紀念活動,緬懷對人民作過好事的國民黨將領,我們受到教育,受到鼓舞,也感到寬慰。我一定將自己的親見、親聞、親歷的有關資料寫出來貢獻給人民。” 通過撰寫史料,統戰物件們更增添了對政府的感激。比如,湖南醴陵市民革主委陸承裕原是“起義人士”,他從自己親身經歷中,“深切體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一個苦來一個甜的事實,10多年來撰寫了45篇、計31萬字文史資料,並聯繫了一批過去的故舊撰寫史料。”從而達到了“記述一個人,團結一大片”,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巨大效果。 黑龍江省參事室參事張第東原來也是“起義將領”,文革前就已寫了10多萬字的長篇回憶錄。“文章發表後,他高興地買了幾十本《吉林市文史資料》分送親友,重新激起報國之情。”

劉漢宗曾與原國軍19兵團司令何紹周共事多年,他撰寫了3萬多字的《何紹周事略》,“且賦詩表達心情:‘每逢佳節黨召喚,慈情育我撫愛多。七十當作十七樣,任是險灘先下河。’”

原國軍24軍少將副參謀長肖天才年已古稀,“由於落實了政策,感到心情舒暢,兩年多共寫出六篇史料,計六萬八千餘字。”

《忻口戰役親歷記》出版後,參加戰役的國軍將領後人“寄來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盛讚党的政策英明偉大,感謝党對他們先輩們抗日愛國功績的充分肯定。他們之中有的還寄來了新的史料或珍藏多年的圖片、實物,希望這套叢書再版時能予以補充修訂和採用。”

威海市特邀文史委員孫英友曾在國民黨遊擊隊頭目鄭維屏部下幹過區長,“解放後服過刑,背有歷史包袱,對寫史料心有餘悸。”文史人員先後四次到他離城40多裏的農村家中看望,“問寒問暖,以誠相見,他感動得拿著聘書說:‘這是我的榮譽,市政協這樣信任我,我願在有生之年,貢獻自己所知。’”他骨折後,在行動不便的情況下,“撰寫了《國民黨威海衛辦事處始末》和《國民政府鄭維屏部向陽山之戰》兩篇重要史稿,計1萬多字。”

繁昌縣橫山鎮王高翔,民國時先後在縣教育界、金融界、黨政重要部門任職。“解放以後,受到一些挫折,自卑感很重,又是80多歲的人了,本想老死林泉了事。”一個早年成就斐然的人,在中共時代卻變得自卑,不難想像他遭到了怎樣的殘酷打壓。“縣政協多次派員登門訪問,促膝談心,給予思想上開導,”王高翔“很受感動”,半年時間裏,就寫了10餘篇、8萬多字的史料。“一些社會老人由於長期不參加社會活動,思想上沉寂,生活上單調,有的人30多年連縣城都未到過。當縣政協約請他們撰稿,或參加文史資料座談會時,他們極為興奮。1985年,縣政協召開各界人士文史工作座談會,有的老人接到通知後,心情激動,歡喜得徹夜難眠。會議期間他們相見時興高采烈,互致問候,喜稱是‘老朋友,新相識’(解放後未見過面)。會議中老人們積極性很高,有的提供史料來源,有的擬訂撰寫題目,有的出主意,提建議,紛紛表示:党和政府這樣信任我們,我們一定要有一份熱,發一份光,要‘不惜衰朽獻殘年’,‘為獻餘熱再奔波’。黃滸鄉82歲高齡的章鳳書老人說:‘我拐棍拄斷了,鞋子踏破了,也要搞好文史資料工作’。”曾在國民黨中央党部任過職的汪瑞田、原繁昌縣中學校長姚殘石,分別定居南京、大連,皆年逾8旬,當文史部門致函約請他們提供史料,“他們不但寄來稿件,回鄉探親時,還親自送資料上門。”另外,史料徵集過程中,暴政高壓下的人際關係的過度扭曲也得到了某些調整和平復。由於中共權力網路的無孔不入,並掌控了所有社會資源,從而對全體民眾的正常人際關係和普通心理狀態都能產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民眾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完全取決於政府態度,看官方眼色行事。這種高度緊張的一邊倒的社會關係,使得自上而下的歷史觀念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單調和貧乏。文史資料所能發生的近乎奇特的政治效能本質上就是它所依託的極權體系的強大運作。比如,新港鎮舒少衡是早期國民黨黨員、縣党部委員,“解放後一直被‘管制’,受人們冷落。80年代初,雖然摘掉了‘管制分子’的帽子,親戚朋友仍不與之往來。縣政協幹部上門走訪,請他到鎮裏和縣政協開座談會,動員其撰寫史料。幾次接觸之後,人們對他的看法改變了,有的人說:舒少衡現在成為座上客了。他的子女、親友中有60餘人,精神上得到解脫,一掃數十年的抑鬱心情,更感覺到黨的政策溫暖。舒少衡老人也賦詩表明:‘史料成堆待成文,責無旁貸過來人,親見親聞較親切,秉筆直書古和今。’”

蕪湖市民革成員許知為,過去在國民黨三青團中央書記長辦公室和三青團皖南區團部工作,瞭解不少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內幕情況。“他原有私房被市房管局接管,雖承認其產權,但無法騰出。”後經文史部門與市建委、市房管局、市信訪部門聯繫,由市房管局給他另行安排住房,他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所感動”,先後撰寫了十篇文史資料。

濉溪縣政協委員張星波是原國軍少將、駐皖督察專員,“由於認識模糊,不敢秉筆直書,幾次談心,均不願真實反映當時情況。”後來他住院,文史人員專程兩次前往醫院探望,“使他感動得熱淚盈眶,表示出院後,決心重修稿件。”縣政協委員李紀宏,過去在西北軍做事,知道不少國民黨上層人物和內幕情況。“解放後在城關商業部門工作,八一年退休,商業部門發不起退休費,造成生活困難,”文史機構幫助他與有關部門聯繫,解決了問題。因受統戰政策的“感召”,他自備路費,到山西調查,撰寫了3篇稿件,約22千字。

其實,通過向統戰物件實施教化也是徵集史料的重要手段。儘管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副曾保證,“絕不因寫歷史的人揭露歷史上的某些真相而使其擔負政治上、法律上的責任,絕不搞文字獄和思想犯。” 但有些舊軍政人員,“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仍心有餘悸,尤其是讓他們寫親身經歷的那些歷史事件,總怕黑字落在白紙上,弄不好將來又成了一條罪狀。” 許多人思想中都存在有“四怕”即怕丟面子,怕算老賬,怕蹲監坐牢,怕文化低寫不出來。 經過反復教育,深入開導,廣泛動員,或組織有關人員參加文史部門,學習統戰政策,“一些在舊軍政界任過職的老人對北伐、抗戰的史料,原來不敢寫或一寫往往就是從罵國民黨、檢討認罪的角度來寫,這時開始敢於如實地撰寫資料了。……對於撰寫參加內戰的資料,也糾正了過去不太實事求是的角度。”

根據官方要求,“通過徵集工作憶過去看現在,有利於促進團結,而不是為搞資料而資料。”比如,棗莊市文史部門瞭解到原國軍30軍副官倪志本參加過台兒莊大戰,“解放後曾在鄭州鐵路局工作,後被趕回家。”他們登門拜訪,“肯定了台兒莊大戰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講明徵集資料的意義,於是倪老寫了親歷記。書出後鄭州鐵路局給他落實了政策,辦了退休手續,辦了城鎮戶口。”後來他又寫了《河北抗戰紀實》和《娘子關戰鬥》。又如,棗莊市文史人員瞭解到原國軍31師師長池峰城之子池皓在銀川,就去信讓他寫點東西。他回信拒絕,“我一生坎坷,至今也十分迷惑和苦悶,有幾張照片思想改造時都交了,沒有什麼可寫的,不願捲入政治漩渦。”文史人員又去信“讓他向前看,講了撰寫文史資料的意義。”池皓的文章發表後,做了政協委員,還參加了民革。

原國軍79軍軍長方靖過去常有“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的想法,總不肯寫史料。但自從國民黨將士的抗日事蹟得到“實事求是的評價”以後,他就撰寫了《回憶淞滬抗戰》,並且著手整理資料,準備寫回憶錄。他說,“公正評價國民黨的愛國將士在抗日戰爭中的事蹟這一事實,是非同小可的事,有著深遠的意義。首先,它說明現在中共中央領導人有氣魄,承認國民黨在抗日中的愛國行動。同時,對國民黨殘部退守臺灣幾十年,始終沒有讓‘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以及‘台獨’分子陰謀得逞,共產黨對這些也當會有高度評價,這是國共兩黨能夠再次合作的有利因素;第二,對那些徘徊海外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當是光明的啟示;第三,矯枉後帶來的現實問題中共中央顯然有能力處理。更大的功績是在恢復歷史真實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甯津縣文史組介紹,針對“有海外關係的人,過去都有思想顧慮”這一現象,他們多次走訪他們,“從政治上關心他們,從生活上幫助他們,把他們請來開會,尊重他們的意見,使他們深受感動,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僅為文史組提供了許多重要史料,而且主動給海外、臺灣的親人去信,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好,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好。”比如,文史組採訪王淮川,王淮川顧慮到自己是大地主,還當過寧津縣民團團總,就說話“吞吞吐吐”。為進一步做他工作,縣政協領導和文史組人員,“親自到他家去問寒問暖,瞭解到他居住條件和衣著等均有困難。縣政協和統戰部領導同村幹部進行座談,認為王淮川雖系大地主,但過去民憤不大,解放前還為當地百姓辦過一些好事,現在表現尚好。這樣,使幹部、群眾認真理解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有關統戰政策,對王淮川的認識有所改變,對他的生活有所照顧,對他的住房條件給予改善。同時,縣政協在組織政協委員參觀時,特邀王淮川參加,並指派專人對他予以照顧,因此,密切了同他的關係,使他消除了顧慮,暢所欲言,提供了比較系統的寧津縣民團史料。”後來,他在與海外親屬通信中,“宣傳党的愛國統戰政策,宣傳三中全會以來祖國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大改善的情況,詳細介紹了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照顧。”“通過做王淮川的工作,影響帶動了許多臺屬、僑屬,曾一度不敢承認有臺灣和海外關係的臺屬、僑胞,現在主動與政協聯繫,委託查找親人。”全縣由過去的台、僑屬四十五戶,發展到八十七戶。

據濉溪縣文史官員說,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思想複雜,怕字當頭,顧慮重重。”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開了兩次座談會後,他們就撰寫了十九篇、十一萬字的資料。

邯鄲市文史官員說,市良種廠職工白懷禮,原是國民黨京滬情報組長,動員他寫京滬一帶的敵特情報時,“他顧慮重重,不敢寫。”文史機構先委託一個與他熟悉的人去做他思想工作,“接著又派一位副秘書長去與他促膝談心,耐心地向他宣傳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說明寫文史資料是為將來寫歷史服務的,是黨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終於打通了他的思想。”他大膽書寫,很快寫出了京滬軍統內幕一稿。

大同市文史委介紹,市民革成員任玉磯,抗戰期間曾任日偽靈丘縣縣長。四九年後,“生活坎坷、餘悸未消。雖經我們多次採訪動員,終不願提及往事,‘搶救’工作一直不能落實。”政協主席王中亮聽說他的情況後,“專門抽出時間約請他談話,言辭懇切、肝膽照人,”任玉磯感到“共產黨沒有忘記他,更沒有把他當外人”。他表示,一定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歷史資料儘快寫出來,“為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添磚加瓦。”

甯國縣文史部門介紹,在向原甯國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採訪史料時,他推辭自己的問題“已經交待過了”。在采寫原國軍32集團軍總部中校作戰參謀及原甯國縣葛村鄉鄉長的親歷史料時,他們都擔心這會影響自己的子女。為此,文史人員反復向他們宣傳文史工作的重要意義和撰寫史料的價值,“注意消除‘左’的流毒影響,做到謙虛謹慎,對他們‘禮賢下士’、‘肝膽相照’,”並介紹沈醉等人寫文史資料的範例,“從各方面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他們才放心大膽地提供史料。

據沈醉說,“有時寒冬臘月,自己卻寫得汗流浹背,因為觸及到隱私。……寫回憶錄講真話,並非是交罪的繼續,而是如實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對祖國歷史的貢獻。” 還有一名作者也現身說法,“我在舊軍隊工作過十多年,解放以後,舊軍隊的東西在我腦子裏成為禁區,現在要寫成文章,黑字落在白紙上,萬一捅出漏子怎麼得了!為此事,我給兄弟朋友寫信,徵求意見,他們勸我慎重考慮的多,贊成我動筆的少。我自己對照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反復考慮,文史資料是為將來寫歷史服務的,由於歷史有它的連續性,不管舊社會多麼黑暗和反動,歷史總不能成為空白點。寫舊社會的事情,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寫得真實具體,過去的那段歷史是個包袱,就寫文史來說這又成了優勢。寫文史資料是黨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想到這裏,我思想開朗了。……我決心拿起筆來,在文史領域裏進行有意義的戰鬥。”同時,這位作者聽說去台人員最想瞭解自己家庭情況,就搜集了一些方面的材料,“回應民革邯鄲市委的號召,給在臺灣的熟人寫了幾篇廣播稿。”

 

三、肯定國軍抗戰

 

肯定國軍抗戰表現為兩層含義,一是象徵榮譽,一是落實政策。前者虛,後者實。但虛實之間早已在文史資料中融為一體。文史資料的統戰功能不但有官方標榜的靜動轉化,而且還有虛實之變。

何基澧、鄧哲熙等人撰寫的《七七事變紀實》一文寫道,宋哲元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戰,而是求和。(《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華書局,1960年)

綿陽市政協《綿陽市隆重紀念宋哲元將軍誕辰一百周年》,《文史通訊》1986年第2期。

盧啟斌《交友·資政·育人》,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孫貴田、關志偉《談談新時期人民政協文史工作的特點》,《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興義縣政協《廣征博采,重點搶救》,《文史通訊》1985年第1期。

《四川省各市、縣政協文史工作生氣勃勃碩果累累》,《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忻州市政協文史委《以史為鑒,服務改革》,《文史導刊》(總第28期)。

威海市政協文史委《充分發揮特邀文史委員的作用》,《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胡啟芳《文史資料工作能夠有效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安徽省政協文史委編《新時期文史資料工作學術研究論文選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暮樵《做好文史資料工作的幾點體會》,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劉法賢《幫助愛國人士消除顧慮,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陳德輝《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漫談》,《文史通訊》1985年第3期。

邯鄲市政協《我們是怎樣開展文史工作的》,《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劉法賢《幫助愛國人士消除顧慮,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黨德信《一位全身心投入政協文史工作的老紅軍——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原副主任劉琦》,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棗莊市政協文史委《徵集台兒莊大戰專題資料的經過和體會》,《文史通訊》1990年第2期。

方知今《翹首以待袍澤歸——訪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專員方靖》,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獻文《的工作轉變為的工作——寧津縣政協通過文史資料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劉法賢《幫助愛國人士消除顧慮,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邯鄲市政協《我們是怎樣開展文史工作的》,《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適應新形勢,開創新局面——大同市政協文史工作回顧》,《文史通訊》1985年第3期。

甯國縣政協《提高思想認識,認真發掘史料》,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陳德輝《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漫談》,《文史通訊》1985年第3期。

韓立才《為祖國的四化貢獻餘熱》,《文史通訊》1985年第2期。

(一)象徵榮譽

《王毅在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前前後後所做的二三事》這篇“史料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抗戰時期國民黨瓊崖守備司令王毅對建立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貢獻。史料發表後,王毅在海內外的親人都說共產黨對歷史是實事求是的、公正的,起到很好的統戰作用。” 原國軍士兵吳鳶參與編輯《閩浙贛抗戰》時,激動地說,“共產黨讓我參加編輯這本書,就是對我的極大信任。”“過去談抗日,幾乎隻字不提國民黨軍將士的抗日行動,那些死難的烈士是死也不會瞑目的。現在,共產黨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充分肯定了國民黨軍抗日將士的歷史作用。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英靈了!” 湖南文史機構編發的抗戰專輯,“發表了不少原國民黨將士浴血抗戰的史料,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僅湖南黃埔同學會3000會員就每人購買了一冊,他們還奔相走告,其親屬也爭相傳閱。” 江蘇宜興縣《抗日兩英雄》一文,記述了原國軍空軍中隊長王漢勳積極參加抗擊日軍的空戰史實。“當其親屬獲悉後,專程趕來政協,感激涕零,並買了十冊《宜興文史資料》贈送親友珍藏。”

《南京保衛戰》一書轉載了在南京守城時任戰車連連長沈咸的文章,當寄書給作者時,作者已病故。其在安徽省電力部門工作的子女輾轉收到書後,給編者來信表示,“《南京保衛戰》一書將是我們家的光榮紀念冊,我們將珍藏,視為傳家寶。作為抗日軍人的子弟,我們將繼承與發揚父輩的光榮傳統,為祖國電力建設事業做出貢獻。” 《繁昌文史資料》“對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川軍在繁昌頑強抗日的事蹟如實記載、公正評價,各界人士皆反響良好。” 《川軍抗戰親歷記》出版後,“使一些在臺灣和海外的川籍人士和川軍將士很受鼓舞,認為共產黨實事求是,肯定了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場抗擊日軍的作用,使全國人民承認了他們在抗戰中的勞績。這有利於祖國的統一大業。” 《山西文史資料》“公正介紹了在忻口戰役中英勇犧牲的郝夢齡將軍的事蹟後,其家屬子女就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感謝信。這無疑對於鞏田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是大有益處的。” 抗戰時期遠征軍入緬作戰,“為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緬公路作出了巨大犧牲,是非常壯烈的,這些年文史資料有不少反映,對當年的參戰者以及他們的親朋故舊起了很好的鼓舞和團結作用。”

 

(二)落實政策

全國文史委編輯出版的12冊《抗戰親歷記叢書》,為各地落實抗戰陣亡將士的政策提供了史實依據,“在落實抗戰陣亡、傷殘人員及其家屬後代的政策,促進團結,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們本人或家屬在“落實政策後都紛紛來信深表感謝,表示要為祖國統一大業的實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自己的努力”。 比如,在滄州抗戰中被彈片擊傷左目失明的連長李宗岱,當時重慶《新民報》報導他是“獨目虎將”。但長期以來李宗岱的待遇一直未得到落實。全國政協文史委審編《七七事變》書稿時,發現了李宗岱的英雄事蹟,隨即寫信給重慶市政協,“並提供該書文稿,要求轉有關部門為其落實政策。”不久,李宗岱之子李大淮來信說,他父親已正式到重慶市政府參事室工作,全家都“從內心真正感到黨中央的實事求是路線的威力”。並賦詩一首,“欣逢盛世得昭雪,全家老少情熱烈;感謝党的好領導,誓為四化多獻熱。” 又如,在喜峰口抗擊日軍的原國軍團長戴守義被中共定為“歷史反革命”。後來全國文史委在《七七事變》一書中刊發了戴文遺稿,才得到了平反,“如果不是刊登了這篇遺稿,戴守義何時平反還很難說定。” 其子女來信“感謝政府”。

至於各地文史資料的出版也為不少人落實政策提供了依據,“有的農轉非,有的辦理了退休手續,有的子女得到妥善安排。” 比如,田際鈿是“四行倉庫八百壯士”中21名蒲圻籍戰士的唯一倖存者。田際鈿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村民排斥他,兒子也找不到物件。《蒲圻文史》第4輯登載了田際鈿的事蹟及他的抗日紀念章照片後,蒲圻市文史委和市方志辦“聯合向市委、市政府呈送報告”,從19897月起,“由民政局每月發給田際鈿生活補助費。”現在群眾也改變看法,田際鈿兒子當上了村民小組組長,解決了婚姻大事。“政府對田際鈿的關懷,周圍人對他投來和藹的笑容如同春風吹拂。”田際鈿多次來市政協文史辦,表示感謝,“共產黨、國民黨我都見過,兩相對比,更感到共產黨好。我要教育兒子和親友,努力建設家鄉,報答共產黨的恩情。” 又如,原國軍29軍騎兵連連長陳振凱犧牲於抗日戰場,中共卻以“歷史反革命”待之。邯鄲文史資料刊發了《一門忠烈,全連犧牲》和《扣人心弦的七裏崗阻擊戰》兩篇史料後,“其子將這兩篇稿子轉到沈邱縣民政局,引起了重視。經反復核實,該縣已為陳振凱全家平反。” 再如,山西文史委1984年在徵集國軍抗戰資料時,通過各種渠道,與幾位國軍烈士親屬取得聯繫。除了在《山西文史資料》發表了陣亡的國軍將領資料外,還協助烈士親屬尋找烈士墳墓和遺骸,重新安葬,並請領烈士證書,“協助落實政策,使其親屬得到撫恤。”通過這些,文史部門與烈士親屬建立了深厚友誼。比如,“王鳳山將軍殉國後,夫人多年來靠做針線活維持生活,以致積勞成疾。”後通過文史部門的協助,“領得烈士證書,受到優待。”其子不止一次來編輯室表示感謝。 還有,湖北省應城縣化肥廠工程師羅健生,向九江市文史部門查詢國軍團長的父親在贛北抗戰犧牲的情況。羅健生根據文史部門提供的資料,“為其父申請了抗日陣亡烈士證書,來信一再表示感謝。”

王國建《海南省政協文史工作十年回顧》,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曾糧《肩負歷史的重任——記原國民黨軍抗日戰士吳鳶》,《文史通訊》1988年第1期。

湖南省政協文史委《政協之光,史林一幟——回顧〈湖南文史資料〉復刊十周年》,《文史通訊》1989年第1期。

《使文史資料為家鄉建設服務》,《文史通訊》1988年第1期。

黨德信《從八省抗戰將領座談到抗戰親歷記叢書出版》,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胡啟芳《文史資料工作能夠有效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安徽省政協文史委編《新時期文史資料工作學術研究論文選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四川省政協文史辦《選編專題史料的幾點體會》,《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陽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協工作親歷記》(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王于《改變文史資料工作現狀的幾點思考》,《文史通訊》1995年第1期。

黨德信《從八省抗戰將領座談到抗戰親歷記叢書出版》,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黨德信《一位全身心投入政協文史工作的老紅軍——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原副主任劉琦》,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黨德信《從八省抗戰將領座談到抗戰親歷記叢書出版》,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韓立才《來函摘登》,《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第45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趙文林《寓統戰于文史工作》,《文史通訊》1996年第3期。

海濤《倖存八百壯士一老兵深情感謝共產黨》,《文史通訊》1990年第3期。

邯鄲市政協《我們是怎樣開展文史工作的》,《文史通訊》1986年第4原國民黨第五十九軍上校團長陳振凱,抗日中陣亡。解放後其家屬一直按反屬對待。(《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不知二者是否同一個人。

劉存善《山西文史資料工作的前30年》,山西省政協文史辦編《文史工作者紀事》,2009年。

九江市政協文史委《史為今用,教育人民》,《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四、恢復投共者名譽

 

恢復親共者名譽,屬於文史資料平反昭雪的一項統戰功能。其作用似不可小覷。

天津文史委介紹,1984年為給一些特赦人員落實政策,公安部兩個人來到天津文史辦查閱資料。“他們是想找有關原國民黨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在天津解放前夕曾宣佈放下武器的佐證材料。此前他們已經跑遍了國內有關省市檔案部門,均一無所獲。”但他們沒想到,“在文史辦庫存史料中竟然有兩篇當事人寫的史料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並且說得比較具體翔實。當時的情況是,在解放軍即將發起總攻時,杜建時、林偉儔等決定停戰並放下武器,但天津市內的廣播通訊已中斷,無法宣佈這個決定,這時攻城部隊發起全線總攻,很快就攻克了天津。”有鑒於此,杜建時、林偉儔的政治待遇後來“都從戰犯改為投誠”。

廣西文史機構介紹,他們出版了4本國民黨愛國將領和支援中共的著名人士的史料專輯,“充分發揮了文史資料服人心、暖人心、動人心、收人心的特殊作用。他們的親朋故舊和後代讚揚說,共產黨千好萬好,好在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並表示願為祖國統一、四化建設多出力。”同時,“編輯出版新桂系軍隊抗戰史料後,使一些烈士家屬的待遇得到了解決。我們發表了有關解放戰爭時期的史料,其中提供了不少原國民黨軍人起義、投誠的材料,使遠在湖南、湖北等地一些單位都前來索取,作為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證據。”雲南文史部門介紹,“在落實起義人員政策和其他人員政策中,一些人的問題就是在《選輯》中找到有關當事人而經查證屬實,得到落實政策的。原雲南起義領導人盧漢的夫人龍澤清,看到《選輯》上發表對盧漢客觀評價的史實後,非常感激,主動買書分送作者,並寫信致謝,還告知她海外的子女,為統一祖國貢獻力量。”

鍾祥市文史委介紹,“國民黨第五戰區第三挺進縱隊少將司令、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旅長、國民黨第三兵團暫編第八軍副軍長的曾憲誠,打過土匪,抗過日,反過共,起過義,土改時被殺,1981年被平反。”《曾憲誠專輯》“把曾憲誠曲折複雜傳奇的一生,寫得有血有肉,……不到一個月,被一搶而空,並遠銷到美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和臺灣。”

棗莊市文史部門介紹,“在台兒莊血戰日軍的31師師長池峰城,在北京情報站起義中起了積極作用。解放後被捕,死在磚廠。北京市公安局根據文史資料發出通告。通告中寫到:‘池峰城1938年參加過台兒莊戰役,1949年為北京和平解放做過貢獻,現定為起義投誠人員’。之後,佔用池公館房子的總參給池峰城的兒子在京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他兒子感激党的政策,幾次表示要子承父業,到台兒莊開診所,為人民貢獻力量。” 特別是馮玉祥西北軍的第二集團軍,1949年大部起義,但中共建國後,許多人“多受壓抑,心情苦悶”。27師鄭玉良連長起義後,開始安排工作,1960年全家被趕到農村,他說自己是“國民黨的叛徒,共產黨的罪人”。《台兒莊大戰》印出後,“他已患腦血栓住院,看著書上他寫的文章,直流眼淚不能說話,他女兒鄭安俠很感動,專程從江蘇睢甯來棗莊政協文史辦致謝。”牛守荃是台兒莊大戰時輜重連連長,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兒子同他‘劃清界線’,徵集了他的資料後,廣播電視臺訪問了他,統戰部請他到台兒莊舊地重遊,他兒子春節開車接他去合肥過年,他十分高興,改名為牛力耕,表示要為建設四化盡力。”北京別志南寫的資料編入書中後,“他心情舒暢,決心為四化貢獻力量,回山東安邱老家主持‘台聯’工作,並辦了台聯醫療中心。”重慶郁天鵬來信說,他買了10本《台兒莊大戰》,兒孫每人一本,“要以此書教育後代。”

山東甯津縣文史部門介紹,為了徵集曾參加高樹勳“邯鄲起義”的原國民黨新八軍副參謀長張越萬的史料,用三年多的時間,政協領導和文史組人員,“曾十多次到他家走訪、看望,給他三百餘元生活補助費。這使張越萬很受感動,多次表示感謝党、感謝領導幫助他解決困難。他說:‘要不是政協和統戰部的關懷,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武漢文史辦介紹自己的經驗是,把文史工作“和黨的統戰工作聯繫在一起,並把黨的溫暖、關懷通過各種渠道傾注到人們的心上,使很多人增強了對黨的熱愛和信賴。”比如,艾毓英原任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後議長離開,由艾負責會務,並作為發起“和平運動”的主要人之一與中共合作,“使武漢和平易手,免遭戰火塗炭。”1951年卻以“戰犯”罪名被拘,並被判刑15年。《武漢文史資料》發表了艾毓英撰寫的領導和平運動的史料後,僅三個多月,湖北省高院迅速改判無罪,按“起義人員”政策對待。法官處理艾毓英案件時,“除向有關方面進行瞭解外,還仔細地參閱了《武漢文史資料》的有關文稿。”法院通過文史辦將改判書寄給艾毓英,他回信說,“改判書,其價值之珍貴,無異一張金光閃閃的新的政治生命保證書,它的重要性,是與自然生命等量齊觀的。”他還賦詩一首以表心跡,“半生誤國罪多少,一紙赦書思萬千;願獻有涯促四化,鞠躬盡瘁贖前愆。” 他的親戚朋友,“也感激萬分。” 又如,“武漢解放前夕,國民黨漢口市警察局局長李經世及其所屬數千名員警,在地下黨的策動下,棄暗投明。”當時解放軍尚未入城,“對維持漢口市區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做出了有益的貢獻。解放後,李經世曾被安排為中南公安部參事。但是,1951年在其家鄉湖北崇陽縣卻以‘反革命’處決。由於局長遭此不幸,因而使原漢口市警察局的不少員警也受到株連。”1981年,“《武漢文史資料》總第2輯上發表了原地下工作者余傑撰寫的回憶錄《江漢軍區城工部在武漢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頁》以及由四位愛國人士撰寫的《武漢解放前夕我們是怎樣對三府兩局進行策反的》。兩篇文章都記述了李經世率眾起義的史實。據此,李的子女向法院及有關部門提出申訴。”當時有人指責文史人員“為反革命翻案”、“太冒風險”、“手伸得長,管得太寬”、“到處闖禍”。通過文史人員幫助提供的調查落實線索,“最後法院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對李經世改判無罪。由於李案的迅即解決,溫暖了與李同時起義的從多員警的心,也都受到了實事求是的公正的待遇。”1984年,李經世之子李漢生撰文《回憶父親李經世在武漢解放前後》,感謝《武漢文史資料》提供真實情況,“給我們子女帶來了幸福。”

吉林市文史部門介紹,“原曾澤生軍長的少校侍從副官喬景軒,起義後錯劃為反革命,長期未落實政策。”他撰寫的《回憶曾澤生軍長》一文發表後,促使其所在單位很快落實了政策。他給文史部門來信,抒發激動之情。“年逾花甲獲母愛,振奮精神度晚年。爭取為黨多做工作,報答再生之恩。”

陝西文史委在《陝西文史資料》上刊登了《解放西安》、《回憶藍田縣自衛團魏玉山部起義的經過》兩文,“澄清了國民黨西安自衛總隊和藍田縣自衛團起義的史實,使許多起義人員得到應有的待遇,藍田縣60多人得到平反昭雪。” 《群眾日報》於1949527日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題為《自衛團起義解放藍田,本市軍管會電勉努力進步》的消息。“消息將自衛團團長魏玉山說成是另一人,把總計960名起義官兵說成僅為200餘人。”建國後,“700多名原自衛團官兵被拒之‘投誠起義’的大門之外,有的成為專政對象,有的被列入內控分子。”自衛團營長鄭春霆“鎮反”時,以“反動軍官”罪名遭處決。當年軍代表胡田勳的回憶錄《回憶藍田縣自衛團魏玉山部起義的經過》,發表於1982年《陝西文史資料》第13輯。“藍田縣委據此為參加起義的魏玉山自衛團500多名官兵落實了投誠起義政策,又為鄭春霆營長昭雪平反,撫恤親屬。那些重見天日的起義官兵,敲鑼打鼓,鳴放鞭炮,”並將感謝牌匾送往胡田勳家中。“藍田縣四大班子領導一致讚揚:‘這篇稿子不僅是活的歷史教材,而且是落實黨的統戰政策的可靠依據,省政協文史辦確實幹了一件好事。’” 于右任的副官卓靜亭,“曾被以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又因他不交出于右任手跡加刑2年,後來病故。”在紀念于右任誕辰105周年時,文史部門發表了回憶於的史料,三原縣政協出了《于右任紀念集》。其子卓登“為了感謝党對於先生的尊重,高興地將他父親至死不願交出的于先生墨蹟50多幅,捐獻給國家。咸陽市政協出面為卓靜亭冤案昭雪,並增補卓登為政協委員。”

廣東文史委介紹,文革中,“廣東不少起義人員,被當作‘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專政,遣送回鄉。自中央頒發落實起義人員政策後,我們以解放前起義為中心的《廣東文史資料》二十六輯,發表了當時粵東、南路、粵北、江會、四邑起義將領的回憶錄,其中具體憶述了當時起義的時間、地點、番號、戰役和起義人員姓名的情況,這就為落實起義人員政策提供必要的佐證,幫助了落實政策機構的核實工作,從而推動了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進行。”

邯鄲文史部門介紹,徵集史料過程中,接觸到不少原國民黨起義人員有的政策尚未落實。便幫助他們向有關部門反映,落實了7個人的問題。比如,原國軍第59軍上校軍法主任楊世瑜,“起義後退役回故里,鎮反時被錯判。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國家幹部,因怕受株連,誰也不敢申訴。我會做文史工作的同志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向所在地統戰部寫信反映了楊世瑜的情況。”後來其子楊守桐來信,“告知其父被鎮壓一案已徹底平反。”

赤峰市文史部門介紹,和子章1945年建立了蒙騎四師,投向中共。為中共建立“熱北根據地”奠定了基礎,“為遼沈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但他後來“卻受到很大冤屈。和子章本人的晚年,多數時間都是在獄中度過的”。1985年,文史部門把此事列入專門研究計畫,“由市政協和北五旗縣協作,整整用了三年時間,查閱了歷史檔案和公安檔案,掌握了事件的基本細節,取得黨政軍幾乎所有歷史見證人的共識,整理出26萬字的《和子章與蒙騎四師》一書。”使這件持續40年,株連數千人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撫順文史資料選輯》刊載了林士權撰寫的《撫順礦務局愛礦委員會》,以親身經歷提供了愛礦委員會組織護礦活動和礦警起義,迎接撫順解放的史料,還摘抄了解放軍代表表彰“護礦有功、起義有功”的講話,“以及人事通知等主要檔案史料。”從而“有力地推動了”300多礦警隊員的政策落實。《遼寧日報》以一篇史稿推動幾百人落實政策為題,作了報導。

敖漢旗文史幹部介紹,“解放戰爭時期,敖漢旗內有個蒙古大隊,……主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由於極左路線的影響,對這支隊伍,至今還有人認為有問題,說他們是土匪出身,有流寇行為。”在史料普查中,“詳細地訪問了當年蒙古大隊的官兵,整理印發了蒙古大隊的系統資料,用具體翔實的史料,為這只革命的隊伍正了名。”

方兆麟《廿餘年甘苦話文史》,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汪景富《運用靈活多樣的形式,大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文史通訊》1995年第4期。

趙文林《寓統戰于文史工作》,《文史通訊》1996年第3期。

棗莊市政協文史委《徵集台兒莊大戰專題資料的經過和體會》,《文史通訊》1990年第2期。

甯獻文《的工作轉變為的工作——寧津縣政協通過文史資料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吳先銘《甘冒風險,挖掘稿源》,《文史通訊》1982年第5—6期;高士振《文史資料工作為統一戰線服務的若干例證》,《文史通訊》1995年第4期。

《中南、華北、西北地方相繼召開文史資料工作協作會議》,《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蕭志華《發表一篇文,溫暖眾多心》,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孫貴田、關志偉《談談新時期人民政協文史工作的特點》,《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張光效《頑強拼搏,積極進取》,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李松庵《通過文史資料工作為擴大統一戰線服務》,《文史通訊》1981年第6期。

邯鄲市政協《我們是怎樣開展文史工作的》,《文史通訊》1986年第4期。

赤峰市政協文史委《立足團結求實,鞏固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徐桂英《承敝通變憶文史》,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齊成玉《六百個村子的文史普查》,《文史通訊》1992年第1期。

五、對國民黨一分為二

 

對國民黨一分為二,是中共的統戰策略和慣用手法。許多時候,它幾乎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理論。其特點是,根據中共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首先對國民黨集體排隊劃線。“因為國民黨有它的發展變化過程。有孫中山改組時期,實行三大政策的國民黨;有蔣介石叛變革命,背叛三大政策的國民黨;有國共分裂後,對外妥協和對內推行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國民黨內部又有左、中、右的區別,等等。對於一些國民黨人士信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國共合作、北伐、抗日戰爭中作過貢獻,維護祖國統一的,應予以肯定。對反面人物的反動歷史的披露,要站在嚴肅的政治立場上,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講道理,分清是非。” 其次對國民黨重要人物前後歷史分段定性。“因為一些人物的歷史,通常都是光明面與陰暗面並存,只是哪一方面為主的差異。……在發表一些重要愛國民主人士的生平事蹟時,當然是以記述其愛國行為和愛國貢獻為主。”對其陰暗面可以粗線條處理。“對於記述臺灣國民黨當局一些頭面人物(包括過去和現在的)的史料,應注意有所區別。” 概言之,對於國民黨左中右之劃分以及個人不同時期之評價,端賴於以中共為標準。左派進步,靠近中共,是中共的朋友;右派反動,威脅中共,是中共的敵人。當然,左右前後也有變化。但左右分線卻是固定不變的。文革前後的變化在於,評價尺度靈活一些了,有些人原來是一筆抹殺,不留餘地,現在則要辯證分析了。比如,《鄂西文史資料》發表一篇陳誠的史料,“人們從史料中可以看到:陳誠在鄂西時,既有堅決反共的一面,也有積極抗戰的一面;他為建設湖北、建設鄂西,也曾做過不少有益於社會的事;在當時那些追隨陳誠的人當中,既有國民黨內的頑固派、特務,也有一些愛國人士和國民黨左派。” 所以,文史官員在編輯《恩施時期的湖北省政府》專輯時,便刪掉了“那些對他評價不適當之詞,將經過核實的史料客觀地提供給讀者,這樣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文史官員這番刪改貌似合理,可它同以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肆意刪改史料有何本質不同?文史官員自以為刪掉所謂的“不適當之詞”,就表現出自己的客觀,但他仍然保留了反共有罪這條底線。而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因為如果不把反共視作罪惡,這番一分為二還有意義嗎?可見,中共所謂的一分為二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人為劃線。用表面的辯證分析掩蓋了實際的利益取捨。換言之,如果不把中共看作絕對標準,不以中共態度劃線,不拿中共立場說事,其實也就根本用不著這番強人所難地一分為二了。

當然,這個條件對中共來說過於苛求了。所以,回到文史資料,我們還是很容易看到中共一分為二的統戰策略,似乎確實贏得了不少人心。

有些辛亥烈士的子孫,看到自己先輩的事蹟刊登在文史資料上,“深為感動,主動到政協表示感謝。”

老同盟會員呂瑞璜,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反清反袁鬥爭,後又反對軍閥混戰。“呂的史料披露後,他的後人感動得流了淚,說:‘過去人家都叫我們國民黨的後代,我們一直無臉見人。現在政協出的書上寫清楚了,我們的先輩是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壓在我們身上多年的黑鍋總算甩掉了。’”

辛亥革命首義烈士張廷輔“是北方唯一參加武昌起義的人物,曾任武昌防區司令官”,1912年被害于武昌。長期以來,張廷輔卻一直按國民黨舊軍官對待,其墳墓在文革中遭破壞,其女兒、外甥受到株連。文史部門通過整理張廷輔的資料,“對他進行重新評價,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歷史功績。”

李應凱隨同孫中山在日本參加同盟會,191312月在臨清反袁鬥爭中犧牲。“當地群眾不瞭解這一史實,要平掉其墳墓建房。其後代找不到根據,說不出理由。”後來曹縣文史部門給了他們一本資料,“並在有關部門的具體協助下,妥善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很感動。”

瓊崖辛亥革命先驅、廣東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劉中悟,“在海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有過重大的歷史貢獻。由於歷史原因,其事蹟長期被湮沒。”海南文史委發表了《劉中悟先生與瓊崖辛亥革命運動》一批史料。“劉的親屬非常激動,認為這是繼60年代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授予烈士遺屬後,又一次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他們將刊登劉中悟先生史料的《海南文史資料》幾十冊,寄發給國內外的親友和有關人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原湖北省代主席嚴重的胞弟嚴正,“曾參加北伐,並跟隨桂系反蔣,30年代中期任國民黨少將師長;1947年因反對內戰,自動解甲歸故里。解放後,由於種種原因長期未得到妥善安排,晚年生活困難。我們積極與有關方面聯繫,反映情況,協同統戰部門落實有關政策,將他安排為湖北省文史館館員。”

《湖南文史資料》先後刊發了程潛、唐生智、陳明仁、方鼎英等近百名“知名度較高的民主人士的史料,他們的親屬、故舊、部署看到後十分欣喜和感動,認為黨和政府能公正地對待歷史,表示要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貢獻力量。”

丁身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文史資料工作的基本方針》,《廣東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丁身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文史資料工作的基本方針》,《廣東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白元龍《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收到好的社會效益》,《湖北文史通訊》1988年第1輯。

湖北省政協文史委《關於五屆一次會議以來文史資料工作情況彙報》,《湖北文史通訊》1988年第2輯。

《堅持愛國主義的工作方向,努力開拓我省文史資料工作的新局面——三年來工作回顧和當前工作任務》,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郭崞《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縣級文史資料工作》,《文史通訊》1994年第4期。

《各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摘錄》,《文史通訊》1996年第1期。

魯永成《一項永垂青史的光榮事業》,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湖南省政協文史委《政協之光,史林一幟——回顧〈湖南文史資料〉復刊十周年》,《文史通訊》1989年第1期。

第三節       統戰愛國名士

 

一、文史資料的廣泛效應

 

“愛國人士”在中共話語中,與“民主人士”同義, 都具有特殊含義,凡是聽命於中共者(中國人和華人),均可獲此殊榮。 但在文革前,中共挾戰勝者之餘威,藉統治者之傲慢,濫施刀斧,橫加殺戮。在此暴虐血腥之氛圍,所謂“愛國人士”已成驚弓之鳥、待宰羔羊。暴戾之氣施虐無忌。此可謂霸道時代。暴力盡施之後自然是高壓鬆弛,俯視大地,混雜於芸芸眾生的眾多愛國名士依然苟延殘喘于人世,這才發覺此輩尚堪借用。於是就有了啟用愛國名士的統戰工程。此可謂王道時代。

作為統戰工程的組成部分,文史資料似乎另具魅力。其中緣由,很可能與中國人固有的“歷史情結”有關。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是青史留名的兩個極端。最恐懼的是,青史無名。當然,作為統戰對象與史料作者,似乎不必擔心青史無名。但究竟何名,則要看中共臉色。最終,無論在史料中挨駡還是挨捧,顯然都不取決於愛國名士自己的意願。他仍然沒有在自己歷史中為自己說話的資格。他依然沒有在自己書寫的歷史中說自己真正想說的話的機會。他是歷史的當事者和在場者,卻沒有歷史發言權和解釋權。他是自己歷史的主體,卻不能自由說明和敍述自己的歷史。他甚至不能申訴,更無權上訴。對他歷史的所有指控和評價都來自於中共的判決以及中共給他指定的辯護人。他似乎在場,但卻無聲。他的歷史成為中共任意剪接的紀錄片。他的面目模糊不清,他的身影遊移不定。他在自己歷史中找不到自己。他進入不了自己的歷史。他始終是自己歷史中的他者”。他只能是自己歷史中的“外人”。

這種身份正是中共為愛國名士安排好的合法名分。文革前後的文史資料中的愛國名士的地位升降和評價高低,其實與自己歷史本身都沒有什麼關係,都完全符合中共歷史譜系中給他們安置好的歷史牌位的基本順序。按照中共所說,不管政府怎麼對待他們,他們都毫無怨言,並心存感激。正好像中共官員常愛說的,抓你放你都有理。如此,除了感恩,別無奢求。“在組稿過程中,他們深感黨的統戰政策具有很大感召力。” 特別是一些“舊軍政人員和公教人員”撰寫的史料稿見報後,使本人和親朋故舊從感情上和政府更靠近了一步,“無形中使政協團結、聯繫面更廣泛了,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安定團結發揮了作用。”

而中共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記述一個人,團結、教育一大片”的特異政治效果。宣恩縣糧校一名退休幹部對文史官員說,“有關陳誠的話,《鄂西文史資料》說出了我們過去想說不敢說的話,你們在貫徹執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上帶了個好頭。” 棗莊文史機構介紹,“棗莊中興煤礦公司是清末天津道張蓮芬同友人創立的,是與德帝國主義爭路礦之權的愛國之舉。在日軍侵華時,他們拒絕同日本合作開礦,機器運武漢,輪船沉連雲港,以阻止日軍入侵。我們徵集出版《中興風雨》肯定了張蓮芬等人的歷史功績,團結了他們的後人。” 齊齊哈爾文史資料發表了“在臺北被列入忠烈祠的愛國志士王賓章的史料,恰當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他的親朋故舊閱後深受感動,表示願為國家效力,並教育子孫要世世代代跟共產黨走”。柏文蔚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是著名的‘討袁四督’之一。過去被誣以‘軍閥’、‘政客’、‘西山會議派’,其親屬舊部多受株連。”安徽文史委在柏文蔚誕辰110周年時,召開了紀念大會,“並出版了史料專輯,高度評價了他的歷史功勳。柏文蔚的親屬奔相走告,精神振奮地說:‘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給我們以極大的鼓舞。’” 這些史料流傳到海外,更是受到當事者及後人的歡迎和追捧。比如,“方振武的長媳要去100本紀念方振武專輯,表示要給方家所有子孫每人一本,並要送幾本給大英博物館。”

更有一些文史資料產生的連鎖效應甚是驚人。這有兩個例子。(1抗戰勝利40周年之際,《忻口戰役親歷記》出版。該書將國共合作抗戰的文章“平行編排,如實地記述了國共兩黨兩軍陣前敵後配合默契、合作抗日的歷史事實”。期望通過該書來提供一個統一戰線的生動例證,“以使它能在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山西政協報》發表《重溫兩党合作友誼,展現祖國統一前景——〈忻口戰役親歷記〉深受各界讚賞》一文,給予配合和呼應。誠如文史編輯所說,“許多人關注《忻口戰役親歷記》,不僅是把它當作史實看,而是從中感受到執政黨的博大胸懷,並由此煥發了海內外袍澤們真誠摯烈的愛國情懷。”參與並指揮忻口戰役的國軍軍長李默庵旅居美國,看了該書,由此萌生回國定居的決心,後來還擔任了全國文史委副主任。出生在忻口地區的趙正楷,漂泊海外,《忻口戰役親歷記》像一座橋樑,使他與家鄉建立起了密切聯繫。他慷慨解囊,“將自己多年積蓄的4000元美金在忻州一中設立了‘嘉禾’獎學金。” 2)吳祿貞是一位“舊民主主義革命先軀”,卻一直被政府視作軍閥,其在石家莊的子女,“奠祭吳祿貞陵墓時,只有向位於東南方向的雲夢故鄉遙祭,不敢回雲夢探親。”1985年,雲夢縣文史部門編輯出版了《吳祿貞專輯》。“收錄了有關吳祿貞生平事蹟,吳祿貞的一些遺文遺詩,和紀念吳祿貞的祭文、挽聯、挽詩,約14萬字的資料,還選刊了12幅珍貴照片。”肯定了吳祿貞“捍衛延吉地區11萬多平方公里領土的不朽功績”。其後裔“奔相走告,互相道賀,並分別致函雲夢縣委、縣政府、縣政協,表示真誠的謝意。在廈門大學任教年逾八旬的吳祿貞長女,長婿,更受感動,表示要將有生之年奉獻給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在長春工作的吳祿貞的長孫,長期為祖父的問題背著包袱,現在如釋重擔,精神為之一振。吳祿貞的孫女要求調回到雲夢,參加家鄉建設。”

應該說,利用歷史拉關係,是中共的一大發明。“文史資料工作由於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實事求是的評介,在擴大團結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感召了不知多少人。”比如,過去對晏陽初持“批判態度、否定態度”,近十多年來,對他的鄉村教育、平民教育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晏陽初晚年回到重慶,“文史資料介紹了不少他在河北、四川推進平民教育工作的情況。”又如,張淩高是“華西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青年党中常委、四川青年党主任委員,參加過‘戡亂建國委員會’,按身份應當算是反動黨團頭目。但他作為華大的一位華人校長,在華大的建設上卓有貢獻,認罪態度也較好,文史資料上對此有過介紹,對後來落實他的政策,團結華大的海外校友起了積極的作用。”

用史料來改變統戰物件對中共的原有認識,據說效果頗佳。比如,朱海北是前北洋政府重臣朱啟鈐之子,他寫的《周總理同先父朱啟鈐的交往》一文,在文史資料發表後,“引起老人海外親屬朋友極大關注,扭轉了過去對國內一些事情的看法,認識到國家領導能公正對待北洋政府時期顯貴的親人,改變了過去不願看國內書報的心情。老人的外甥還先後回國投資興辦企業。” 不僅如此,文史資料還能讓抗戰的國軍老兵放下思想包袱。比如,《鄂西文史資料》發表了陳誠的史料,“一些過去曾經跟隨陳誠同日軍進行過戰鬥的鄂西籍老人,看到這些史料後,都說:《鄂西文史資料》幫我們卸下了背了多年的包袱。” 放下包袱的甚至還有中共體制內官員。鄖西縣一位區幹部反映說,“他有二個親戚以前一直被當地人認為是國民黨舊職人員。看了文史資料後,才知道原來是辛亥革命的功臣。這篇文章使他放下了精神包袱。” 不光使人放下思想包袱,文史資料甚至還能讓人主動放棄經濟利益。比如,“開明資本家宋經全的子女,曾多次找市政府要求落實其父親的房產問題。當他們看到《大庸市文史資料》第一輯中關於其父在解放初期將房產全部交與人民政府辦工廠的史實後,表示遵循其父親的愛國遺願,不再向政府提要求了。”

文史資料工作可以進一步聯繫老年知名人士,“密切他們與黨的關係,提高他們對黨的認識”。比如,吉林市文史委在徵集出版吉林市希天醫院、濟仁助產學校的史料時,激發了90歲高齡的孫宗堯“為党為祖國做貢獻的熱情”,他克服困難,口述了“極其寶貴的資料”。他夫人藤本玉子“得知他協助丈夫創辦醫院的事蹟寫到了文章裏”,稱讚“中國好!共產黨好!”並表示要將此事告訴日本的親友。 又如,河北省醫科院一位女專家“政治上長期受其父身世影響”。看到《石家莊日報》的《文史》專版上記述其父的史料稿後,“到市政協代表親屬向文史委工作人員鞠躬致謝,感謝市政協解開了其父歷史之謎,解除了他們心頭的重負。” 再如,天津文史委發表了一篇關於化工學家張克忠的傳記材料,“使張克忠生前的朋友和學生深受感動,有一位老科學家說:‘一篇傳記溫暖了許多老年知識份子的心。’”

寫進史料,是給你一個名分。這種名分也並非虛名。它往往需要某種政治上的回報。這種回報可以是感恩,也可以是表態。比如,李伯英看了《阜陽史話》後說,“書中提到被北洋軍閥殺害的李棟,就是我岳父,幾十年後的今天,政協把參加辛亥革命的人和事收進《史話》,我們作後人的真是感激不盡。只有共產黨,才能這樣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 又如,石家莊五屆政協一位副主席寫過一篇《初識共產黨、終生未能忘》,記述了他在石家莊“解放”初期與中共當年一些政要交往的經歷。在“文史”版刊登之後,他兒子激動地握著市政協副主席的手說,“我們一家看了報紙很受感動。” 再如,王建國是“打響冀東西部暴動第一槍”的愛國名士,他一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心情不舒暢”。天津薊縣文史部門在編寫王建國傳記的過程中,“爬山涉水走訪知情者20餘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客觀公正地反映了人物的本來面目。家屬看了很受感動,表示:自己的前輩能為薊縣的解放事業出生入死,作為後輩一定多做對振興薊縣有利的事情,不負先人。”

特定時期的政治需求無形中為文史資料開闢了更多的稿源,客觀上也擴大甚至放大了文史資料的特殊政治效應。文史資料中釋放出來的正面資訊,往往使許多“飽嘗極‘左’苦果的各界人士,感到‘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 比如,趙之恒在張家口很有聲望,“有教育家的風度,近幾年來在他的歷史問題落實改正後,對共產黨對人民政府深為感激。所以近些年來,夜以繼日,不遺餘力回憶,收集歷史資料,寫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史資料。”

此外,文史部門通過經常給一些統戰物件寄資料,保持聯繫,即便這些統戰物件或後人不寫史料,也有意無意地向文史部門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比如,原民國張家口市市長秦豐川給張家口文史委來信,“文史處負責同志寄來的文史資料(兩期)已收到,不勝感激。……張家口第一次解放後,我雖然在那裏擔任過一年多的國民黨市長,但自問沒有‘作惡多端’,並且在那時戡亂反動情況下,還勉強為人民作了幾件有益的事。” 又如,原察哈爾都統張之江的女兒張潤蘇來信,“雖然先父在張家口的時間不長,他的確做了他應該做的和所能做的,至今張家口的老人們仍懷念他,張家口的黨組織和政府對他的業績仍充分肯定。我們後輩得知此情深受激勵,促使我兒孫輩們更多更好地為國家民族做出貢獻。”

義的民主人士是指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黨派。按照中共估計,文史資料對第一代民主黨派領導人的特點反映比較充分,對第二代的反映就差一些,現在新生這一代就沒有什麼反映。(楊拯民《在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會議上的總結講話》,《文史通訊》1997年第3期)

其中是否隱含有以党代國之嫌疑,由個人自己去體會。

《各地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與展望》,《文史通訊》1982年第1期。

段文《讓文史資料飛入尋常百姓家》,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鄂西州政協文史委《為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發揮積極作用》,《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趙文林《寓統戰于文史工作》,《文史通訊》1996年第3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陳德輝《回顧我經歷的文史資料工作》,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胡全福《〈忻口戰役親歷記〉誕生記》,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忻州市政協文史委《以史為鑒,服務改革》,《文史導刊》(總第28期)。

雲夢縣政協文史委《把“靜“的工作變成“動”的工作》,《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王于《改變文史資料工作現狀的幾點思考》,《文史通訊》1995年第1期。

張壽崇《我在政協文史資料工作中幾點回憶》,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白元龍《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收到好的社會效益》,《湖北文史通訊》1988年第1輯。

鄖西縣政協文史委《文史工作是政協工作的有機部分》,《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獨特的作用·顯著的成績——湖南省第三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湖南文史通訊》19872輯。

孫貴田、關志偉《談談新時期人民政協文史工作的特點》,《文史通訊》1987年第3期。

段文《讓文史資料飛入尋常百姓家》,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天津市政協重心逐步轉移,搞好三個服務》,《文史通訊》1983年第3期。

阜陽市政協《文史資料在新時期顯示了重要作用》,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石家莊市政協文史委《利用報紙文史專版,把文史資料推向社會》,《文史通訊》1996年第3期。

王碧《積極徵集,慎重編印——薊縣政協開展文史工作的做法》,《文史通訊》1989年第1期。

王仲一《一朵顏色新,百花吐芬芳——記〈高陵文史資料選輯〉在社會上的反應》,《文史通訊》1988年第2期。

楊繼先編著《史者的情結續集》第122頁,冀出內准字(2003)第AZ006號。

楊繼先編著《史者的情結續集》第55頁,冀出內准字(2003)第AZ006號。

楊繼先編著《史者的情結續集》第114115頁,冀出內准字(2003)第AZ006號。

二、文史資料的平反作用

 

(一)文史資料充當歷史證據,幫助官方落實政策。

文史部門通過徵集史料對於推動“落實政策”很有幫助。 比如,常德市鼎城區文史資料發表了《抗日英雄馮冠雄》後,“有關部門為馮冠雄作出了公允的評價。”在這裏,文史資料充當了歷史證據的作用。因為,“文史資料客觀地記載了歷史,為一大批起義投誠人員和其他統戰物件落實政策提供了歷史佐證,使得不少統戰物件在政治上恢復了名譽和地位。” 所以不難理解他們“熱淚盈眶”地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到文史部門“登門感謝”。 這個舉動如同嫌犯被法院宣判無罪而山呼萬歲感謝法官一樣。由此可見,文史官員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地扮演了一個歷史法官的角色,通過評判歷史功過是非,來獲得一種現實榮耀和道德滿足。如果文史資料在政治上確有某種正面作用,那麼唯一的例證可能就是幫助那些受侮辱者和受傷害者伸冤辯誣。

一般說來,文革後最初一段時期的文史資料對於所寫的內容,大都具有某種“平反”的性質和“昭雪”的作用。比如,武漢一些參加武昌起義的老人,“竟被劃為‘資產階級分子’、‘歷史反革命’。”1981年,武漢市文史委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徵集有關史料,“找到11位倖存的辛亥革命老人,發現大部分處境都很困難。其中94歲的傅希奕生活無著,92歲的戴炳山靠撿破爛度日,91歲的範志鵬在農村求一養蜂職業而不可得,90歲的萬業才和88歲的袁學斌也沒有固定收入。其他有幾位雖是退休職工,享有養老金,但少得可憐,不能維持基本生活。 當他們前去給一位老人拍照時,他的鄰居指責說,“他連飯都沒有吃的,到了紀念辛亥革命的時候,卻想起來給他照相!” 武漢市文史委在《武漢文史資料》4發表了《辛亥十老憶辛亥》,同時並向上面打了書面報告《我市健在的11位辛亥老人的近況》。“武漢人民廣播電臺和《長江日報》還分別轉發了內參,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轉發了內參。從而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及省市主管部門的重視,隨即作了妥善安排。除一位已是市參事室參事外,五位元沒有職業的全部安排到市文史研究館任館員;五位享有退休費的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標準;其中二位住房困難的搬進了新建的二室一廳住房,這些老人及其子孫、戚友和關心辛亥革命的人們,奔相走告,感奮不已,都說政協‘積德’,‘辦了一件大好事’。” 又如,1949年任湖北省參議會代議長的艾毓英,積極推動了武漢“和平運動”。這一運動被中共稱作“黨的地下工作的一大成就”,艾毓英本人卻被判刑。直到1980年,八十高齡的他,“歷史問題尚末解決,生活條件很差,擠在女兒的廚房搭鋪。”文史人員採訪他之後,他燃起了“希望之火”。“整個冬天,蹲在窄狹的廚房裏,寫出了親歷史料五篇,《武漢和平運動始末記》于《武漢文史資料》第二輯刊出。”不久,湖北省高院對艾的問題做了復審改判,“接著省政協又增補艾為常委。”

《襄樊文史資料》第2輯刊登了“原國民黨五戰區遊擊縱隊上校副司令第—支隊隊長戴煥章的史料,較詳實地介紹了這位元黨的統戰物件與新四軍五師的關係和對革命的貢獻,澄清了戴煥章的死因。這不僅肯定了戴煥章的歷史功績,也促使有關部門落實了對戴煥章子女的政策。”

《方城文史資料》第1輯發表了原國民黨軍界人士王雨蒼的《追隨馮玉祥將軍討蔣及參加抗日救國軍》一文。編輯該文的過程中,文史人員認為,“王雨蒼于解放初期雖然沒有履行投誠、起義手續,但資料表明,他對革命是做了一定的工作的,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落實政策。後來,根據縣政協的提議,統戰部門做了大量的調訪工作,終於給王雨蒼落實政策。”

新疆文史部門介紹,發表任何文史資料,首先都必須作出一個政治結論,進而依據這個政治結論,推動相關部門積極落實政策。比如,他們肯定了三十年代新疆成立的“反帝聯合會是一個有廣泛群眾性的進步組織,肯定新疆解放時和平起義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愛國正義行動”,同時在實際中“幫助了有關單位為不少人落實了政策”。至於平時,政協文史部門接受信訪、諮詢,也都一一“如實相告”。

陳時一案更是文史資料在這方面的一個成功案例。陳時是原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校長。他為創辦中華大學,“毀家興學,捐出田地200畝,白銀3000兩,官票5000串。其後自居陋巷,與教職員共艱苦,極力撐持。抗日期間拒絕日本同學、當時駐華公使重光葵的勸誘,將中華大學由武漢遷往重慶,保持了民族大節。勝利後參加民主運動,救國進步學生。”1952年陳時以“惡霸地主”罪名被湖北省黃陂縣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2年,緩刑兩年。次年冬,病死于武昌。1983年,《武漢文史資料》第13輯刊登了中華大學校友吳先銘寫的《陳時與中華大學的幾個片段》一文,“篇幅雖不長,但由於這是解放以來在國內書刊上首次發表的有關中華大學及其校長的文章,因此‘舊聞’成為‘新聞’,立刻在社會上、特別是在中華大學的校友中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接著,陳時的親屬和中華大學校友向有關方面提出申訴,要求對陳時一生作出公正評價。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負責人得知後,“非常重視。”碰巧湖北省法院是《武漢文史資料》的訂戶,很快發現了這篇資料,引起了注意,指令黃陂縣法院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經過調查,僅用八個月時間,於1984613日作出了重新判決,認為,“對陳時以惡霸地主定罪不准,使用法律不當,系一錯案,”正式宣佈無罪,撤銷原判。重審過程中,除尋訪陳時家屬、中華大學校友,查閱大量檔案、材料外,《武漢文史資料》的兩篇文章《也談中華大學與陳時》和《陳時的一生》也被作為參考資料。“通過這件事,《武漢文史資料》在讀者中,特別是在知識界人士和政法部門中,進一步提高了威信,被認為是‘可以信賴的正史’,是‘研究歷史的可靠依據之一’。”陳時案改正後,得悉這一消息的師生,無不歡欣鼓舞。“不少校友還把這一消息,通過各種渠道轉告給在美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等地的校友。”據官方說,“陳時問題的改正,溫暖了眾多校友的心,影響及於海內外,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大成果。” 甚至,“連曾任該校教師的臺灣國民黨要員嚴家淦、沈昌煥等人,也稱讚大陸共產黨求實之作風。”

(二)文史部門協助有關部門落實政策。

文史部門在徵稿過程中,“發現在落實政策中還存在不少問題,他們主動向上彙報,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 從而加快了問題的解決。比如,“為一些辛亥革命老人或辛亥革命的烈屬的先人,提供歷史資料,肯定他們在舊民主革命的功績和作用,作為落實政策的歷史依據。”廣東潮州市老同盟會員黃少白已經90多歲,“因不明其歷史,”文革期間受到迫害,“問題無法落實。”當地文史委幫助他查明確是同盟會員,據此,當地黨委給他落實政策,“並安排為潮州市政協委員,使他全家十分高興,特地寄信附詩給省政協表達他對黨的感謝。”

原湖北省代主席嚴重的胞弟嚴正,“黃埔二期畢業,曾參加北伐,並跟隨桂系反蔣,三十年代中期任國民黨少將師長,一九四七年,因反對內戰,主動解甲歸故里。解放後,由於各種原因長期未得到妥善安排,晚年生活困難。”湖北省文史委“積極與有關方面聯繫,反映情況,協同統戰部門落實有關政策,將他安排為省文史館員”。

李治廉的叔父李春城,死於第二次東征。文革時期,其親屬後代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八十年代初,李春城的歷史“仍未澄清”。1982年,李治廉將材料交給江蘇銅山縣文史部門,要求為其先輩“落實政策”。文史部門把材料綜合整理後,送到縣民政局。民政局作了調查研究。最後提出了“追認烈士的申請報告”,得到江蘇省的批復。不少人都說,“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真有用處!得好好看看他們出版的文史資料!”

原國軍第7457169團團長柴億新,常德會戰中對日作戰陣亡。1985年,“柴的遺屬從四川省梁平縣趕柬常德,要求市民政部門為亡夫提供在抗戰中為國捐軀的材料。市民政部門沒有掌握確切資料,無法為其證明。”後來,常德市文史委受四川省民政廳之托,根據徵集到的史料,並走訪常德會戰的親歷者,“證明柴億新確是在會戰中陣亡的。”四川省民政廳根據文史部門提供的資料,“落實了柴的政策。”

據山西文史委說,大批死難於抗日前線的“國民黨將士官兵的親友遺屬”,為了早日查清死者的真相,“主動找政協,找《山西文史資料》反映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平型關戰役、中條山戰役的晉綏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在抗日前線英勇血戰的真實情況。”

蒲圻市文史部門在和徵集對象接觸時,發現有人還未落實政策,“有的人晚景淒涼,生活無依無靠。”他們一方面多次向政協領導反映,一方面還找有關部門聯繫解決。比如,“神山鎮埠頭村73歲老人陳應南曾在南京任國民政府上校警衛團長,抗戰時參加過台兒莊戰役、‘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1949年南京解放時守備烏龍山炮台與林崢一同起義,後在安徽省宿松縣被判刑,1964年釋放回家。”瞭解到這些情況後,文史部門多次“與市統戰部聯繫,由市統戰部發函宿松縣聯繫,落實投誠起義政策”。又如,“新店鎮76歲老人余伯勳曾在重慶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高級職員,解放後被判刑,特赦回家,因生活無依靠,政協領導出面,安排到敬老院安度晚年。”

(三)文史資料幫助平反,有助於史料徵集。

文史部門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文史資料產生的歷史證據效應,為徵集物件謀取實際利益;一方面最大化地利用了徵集物件的感恩之情,讓自己從中獲取大量的文史資料。文史人員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他們知道怎麼能讓這些滿肚子怨氣的徵集物件寫出自己想要的史料。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文史辦成落實政策辦”,讓徵集對象感到落實政策的希望和“黨的溫暖”。文史官員說,“克服單純業務思想,從做好統戰工作的高度去做好史料的徵集工作,做到先交友,後徵稿。”聯絡感情,取得信任,拿到史料。比如,楊學端原為民國政府襄陽縣田糧處長,“在解放戰爭中隨國民黨軍隊在四川起義,解放後曾在我人民政府中工作了兩年,1952年轉業回鄉工作。但他回鄉不到兩天就被逮捕判刑,直到1975年才從勞改農場回家。”按照政策,他屬“起義人員”,不應該判刑。文史部門把他的問題向上面作了彙報。“在領導出面幫助下,楊學端的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楊學端對文史人員“十分感激”,不僅“主動寫稿”,還幫助文史部門“徵集稿件”。 又如,孔子第77代後裔孔德懋在文革中被當作批孔的靶子批鬥,“從此她絕口不提孔家之事。”為此,天津市文史委組稿人員先動員她的女兒,“據其所知談出梗概,然後通過工作關係交朋友,逐步取得信任,終於表示願意共同做好這一工作。”接著組稿人員又幫助她分析、整理材料,列出寫作提綱,“根據提綱定出訪問重點和內容,隨後同她一起訪問知情的孔氏親友,並協助找到一些檔案、文獻等參考資料,既豐富內容,又核對史實,經過將近四個月寫出《孔府內宅軼事》一稿,受到各方面重視。天津人民出版社決定補充修改後出版專書。”

有的作者將文史機構的徵稿看作中共對自己的厚愛和關心,由此感動莫名,激發出撰寫史料的報恩之心。陝西文史部門介紹,“年近九旬的陳靖老人對我們登門組稿,異常感動。他說:我是燈油快幹的舊知識份子,被人忘卻多年,政協登門組稿,我感到欣慰。他並聯繫水利界的老人,接連寫了10多萬字的稿子。” 蕪湖市文史委介紹,民革人士許知為,“過去長期在國民黨三青團中央書記長辦公室和三青團皖南區團部工作,瞭解不少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內幕情況。他原有私房被市房管局接管,雖承認其產權,但無法騰出。”後經文史委幫助與市建委、市房管局、市信訪部門聯繫,“由市房管局給許另行安排住房,從而使許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所感動,先後積極撰寫了十篇文史資料。” 老河口市文史委介紹,張麟閘原系中共黨員,“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捕叛變,當了軍統中校特務組長。194910月,重慶解放前夕參加起義,鎮反運動中波判處死緩。經寬釋以後安排了住處和給了生活費。……以後又按照黨的政策肯定了他的起義人員身份,終於使他受到感動,給我們寫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其他撰稿人員聽到此事,也深受感動,都表示,政協領導這樣重視我們,我們應盡力把自己掌握的史料提供出來。”

用歷史感化人心,以史料懷柔人心,對於中國人常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內心深層對歷史充滿溫情和敬意的中國人對極權意識形態操控的這套歷史統戰策略毫無抵制能力。相反,他們陶醉其中,渾然忘我。這種狀態被文史部門稱作“寫稿積極性”。有點像寫作的衝動或創作的激情,但肯定不是。紅安縣文史部門介紹,他們想方設法地調動統戰物件的“寫稿的積極性”。政協委員劉永瑞年近七旬,“因右派及家庭問題,子女受到牽連,多年沒有落實政策,經過我們反映,縣委按政策解決了子女家屬的戶口問題。”劉永瑞感動之余,“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時間,前往麻城宋埠核實史料。” 鄂西州文史部門介紹,兩年中,僅通過州文史辦向有關部門反映落實政策問題的人和事就有10起,很快解決的有6起。“這些人的政策遺留問題解決後,不僅本人,連帶其親屬子女、故舊的政治積極性都得到進一步調動,由此帶來的撰稿積極性則油然而生。”

還有的人則是借助于文史資料而改變了自己境遇。比如,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湖縣北分社社長徐怨宇,三、四十年代曾活躍於湖北政界、軍界、文化界。文史部門除約他寫稿外,還聘請他為《湖北文史資料》的特約編撰。“徐怨宇看到晚年還能發揮自己的專長為歷史研究和祖國統一作貢獻,非常激動,他廢寢忘食的工作,認真核對史料,審查稿件,並利用各種機會,廣發地發動親朋好友和社會各界人士撰稿,徵集了一大批有一定價值的史料。”1985年,徐被安排為湖北省政協“文史專員、政協委員”。

而且這種幫助並不限於統戰物件。甚至還包括革命人士。比如,簡陽縣文史部門在《簡陽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革命烈士毛卻非傳略》後,發現烈士親屬在文革中遭受打擊久未落實政策,便派專人到所在地區領導部門提出落實政策的建議。(《四川省各市、縣政協文史工作生氣勃勃碩果累累》,《文史通訊》1982年第3—4期)

本刊評論員《十年文史成果大檢閱——全省首屆獲獎文史書刊評述》,《湖南文史通訊》1989年第4輯。

湖南省政協文史委《政協之光,史林一幟——回顧〈湖南文史資料〉復刊十周年》,《湖南文史通訊》1989年第1輯。

蕭志華《發表一篇文,溫暖眾多心》,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武漢市政協廣交朋友,深入組稿》,《文史通訊》1982年第2期。

蕭志華《發表一篇文,溫暖眾多心》,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武漢文史資料》特約編輯吳自強《〈武漢文史資料〉怎樣配合和促進統戰工作的發展》,《河南文史通訊》1984年第1輯。

襄樊市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北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方城縣政協《認真做好文史資料工作》,《河南文史通訊》1988年第1輯。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吳海濤《陳時案的改正是統戰工作的一大成果》,《文史通訊》1985年第2期;蕭志華《發表一篇文,溫暖眾多心》,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肖志華《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自辦發行的作法》,《文史通訊》1984年第3期。

高士振《文史資料工作為統一戰線服務的若干例證》,《文史通訊》1995年第4期。

董一博、柴夫《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的積極作用》,《文史通訊》1981年第2期。

李松庵《通過文史資料工作為擴大統一戰線服務》,《文史通訊》1981年第6期。

湖北省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大有可為》,《湖北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董堯《有心栽花花定開——文史編采工作故事一則》,《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獨特的作用·顯著的成績——湖南省第三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湖南文史通訊》19872輯。

王書福《文史資料的徵集和編輯出版的一般特點》(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

ID=1505&bm=017&sname=%E6%96%87%E5%8F%B2%E8%B5%84%E6%96%99%E5%A7%94%E5%91%98%E4%BC%9A)。

蒲圻市政協文史委《把徵集史料工作放在首位》,《湖北文史通訊》1988年第2輯。

襄樊市政協文史委《克服兩種傾向,努力開展文史工作》,《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天津市政協努力探索提高史料質量》,《文史通訊》1981年第5期。

陝西省政協文史辦《征編建國後文史資料是搞好兩個文明建設的需要》,《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周暮樵《做好文史資料工作的幾點體會》,安徽省政協辦公廳編《安徽政協——安徽省政協第二次全省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專刊》,1984年第2期。

老河口市政協文史委《廣泛發動社會人士搞好“搶救”史料》,《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紅安縣政協文史科《把“搶救”史料列為工作重點》,《湖北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鄂西州政協文史委《為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發揮積極作用》,《湖北文史通訊》1987年第1輯。

湖北省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大有可為》,《湖北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第四節      統戰少數民族與宗教人士

 

 

一、徵集原則與注意事項

 

按照官方概括,“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應是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遵循的指導思想。只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為指導,才能科學地分析錯綜複雜的民族歷史,真正尊重少數民族的感情,審慎地處理好民族關係,使民族史料的征編出版能夠有利於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只有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只要愛國就團結的方針,才能將蘊藏在少數民族人士中的豐富史料徵集到手,從而實現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民族大團結;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才能不拘一家之言,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記述歷史事件的脈絡和歷史人物的功過,做到不誇張、不溢美、不貶損,既無忠奸不辨,又不瑕瑜相掩。” 這套說法除了“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感情”、“民族關係”、“民族團結”這些詞略有特異之外,同文史資料的一般指導思想並無二致。概言之,“一方面認真遵循文史資料工作總的方針原則,同時又注意依照黨和國家有關民族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這種大同小異的手法,許多時候很難嚴格區分異同。因為它屬於一個“劃了幾條杠杠”的“統一政策口徑問題”。 文史資料關乎政策,少數民族史料的政策性只能更強。 政策性本質上是一個如何配合政治的問題。根據官方定位,“在國際上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衝突頻仍的今天,……文史資料理當在進行民族團結教育中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 一是,“可以加強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增進感情”;二是,“可以使幹部群眾瞭解本民族的歷史和在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和貢獻,激發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三是,“對跨國民族來說,有利於加強友好睦鄰關係”;四是,“可以填補少數民族史料的空白,澄清種種謬說”。 這就要求,在徵集民族史料中,“必須根據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具體分析,審慎地進行,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對少數民族史料的價值期待,決定了徵集少數民族史料的根本原則。

綜觀相關論述,征編少數民族史料的一般原則,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要有正確觀點。(1)堅持唯物史觀。“要懂得群眾是創造歷史真正動力的道理。要具有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甘當群眾的公僕,甘做群眾的小學生。” 2)進行階級分析。“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動統治階級進行的專制統治和民族壓迫,導致社會長期動盪不安,各族人民生活貧困。如在30年代,新疆的哈薩克族人民在盛世才的殘酷統治下,無法生存,被迫背井離鄉,流浪到甘肅、青海一帶,又遭到軍閥馬步芳的迫害,造成有家不能歸的悲劇。” 3)準確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防止將民族內部或民族之間在生產、生活上(如地界、草山糾紛等)本來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混同於階級矛盾或民族矛盾來看待。另一種是防止把階級矛盾混同於民族矛盾來對待,如封建軍閥馬步芳是回族,解放前對牧區蒙、藏等少數民族進行過幾次鎮壓,過去民間往往誤認為這是回族壓迫其他民族,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 實際上馬步芳在統治青海期間,“為了鞏固他的反動統治和維護他的家族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不僅壓迫剝削其他民族人民,對回族人民及伊斯蘭寺院同樣進行迫害剝削。” 4)樹立馬克思主義民族觀。“這一點對漢族幹部來說尤為重要,漢族幹部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大漢族主義的傾向,要十分尊重少數民族的民族感情,認真執行民族政策,努力促進民族團結。” 5)堅持大一統的民族觀。“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裏,長期進行著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共同開發新疆,建設新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始終是歷史的主流。但是,新疆長期受到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文化滲透以及政治上的挑撥,歷代封建統治者又實行封建專制和民族壓迫政策。所以,也曾出現民族間的矛盾,甚至相互仇殺的現象。從已徵集到的史料看,即便在動亂年代,伊犁、昌吉、托克遜、喀什等地也有少數民族保護漢族、漢族保護少數民族的民族團結的事蹟。” 6)激發民族自信。“幫助人們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瞭解自己在祖國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本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遺產,激發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闡明各民族人民‘誰也離不開誰’這一真諦,以加強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促進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用鐵的事實駁斥國際反華勢力對我民族政策的攻擊。”

第二,掌握基本原則。(1)“徵集出版少數民族的文史資料,一定要把好政治關,以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為準繩,正確分析和妥善處理工作中面臨的問題。” 2)“民族工作無小事。民族問題往往涉及到一些敏感性問題,必須慎之又慎。文史幹部要有很強的政策觀念,處理一切問題都要以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法律為依據。” 3)徵集民族史料必須本著“有利於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有利於邊疆國防的鞏固,慎重對待,謹慎進行,不能給黨和政府添亂”。 4)“從我國民族關係的歷史講,各民族間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但也曾發生一些民族矛盾和糾紛,對此要從團結、穩定的大局出發,……不搞‘多說並存’,防止一方指責另一方的偏向。” 5)“涉及邊界糾紛問題,要遵照中央有關規定妥善處理。” 6)“對民族歷史人物,正面的可只褒其功不貶其過。反面的忠於史實,客觀敍述,不扣帽子。”

第三,在廣征博采與重點徵集相結合的前提下,把握重點。(1)“重視徵集民主革命時期,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各民族同生死共命運並肩作戰,以及各族人民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團結互助的史料,這對於進一步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2)“重視徵集建國前各兄弟民族的經濟、文化史料,這對於瞭解民族、瞭解國情進行新舊對比,有重要作用。” 3)重視徵集建國以來,在中共領導下,“經過各族人民的巨大努力,在民主改革、改造山河、發展農牧工商,興辦教育、開闢交通、防治地方病,從而不斷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的史料。通過這些具體史實,使各兄弟民族認識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維護國家的團結、統一,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本民族的光輝前途。對於從事上述事業貢獻青春以至生命的各族優秀兒女,我們應飽含熱情、無限崇敬地記錄下他們的事蹟,作為當地民族的驕傲,也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永遠流傳。” 1994423日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徵集出版少數民族文史資料的若干問題》,將徵集少數民族史料的重點展開為五個方面:(1)“側重徵集近百年來各民族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衛戍邊疆、保衛家園的史料”;(2)“側重徵集民主革命時期,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並肩作戰,以及各族人民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團結互助的史料”;(3)“側重徵集建國前各兄弟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可資進行新舊對比的史料”;(4)“側重徵集建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各族人民的艱苦奮鬥,……從而不斷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的史料”;(5)“側重徵集上述歷史時期在各項事業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的史料”。 另外,對一些歷史複雜的人物史料,也需徵集。(1)“對那些經歷曲折,終生劣跡不少,並非一生光彩,但在某個重要歷史關頭,確實有過值得稱道的建樹,我們也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去揚其光華,給予恰如其分的記敍。” 2)“對那些尚有疑難或者爭論的歷史人物事件,除通過方方面面進行調查研究力求增進共識外,要善於求同存異,不強求評述。” 3)“對那些終生好事幾乎是零,為廣大群眾所憎惡的名人,如果其性格鮮明,有一定影響的,我們也可以徵集、客觀地記述,不隱惡揚威。”

第四,編印少數民族史料,要認真遵守民族政策,還要特別注意某些敏感問題。 “所謂敏感問題,大多集中在歷史上的民族糾紛、民族上層人士、宗教派系、風俗習慣等方面。” 在少數民族和民族雜居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一些民族矛盾和糾紛,直至今天有些仍然是敏感性很強的問題。” 對這些問題,首先,在理論上要認識到,“民族糾紛和民族仇殺多是反動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而挑起的,背景和進程均較複雜,糾紛的雙方都是受害者。因此,要注重分析引發民族糾紛和民族仇殺的各種原因,揭露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讓今人能夠更加理智、更為清醒地認識歷史,從而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民族團結。” 所以,敍述部落與部落、民族與民族之間發生械鬥的稿件,“一般只作為資料參考,不宜編輯出版。” 有些稿件在敍述歷史上某次抗暴鬥爭時,“大量描寫了兩個民族間的矛盾及慘痛結局。”文史官員認為這些文章牽涉到民族間的歷史糾紛,必須進一步核實和徵求意見,“確認無礙於民族團結再予登載。” 有些史料為歷史上曾參與或直接鎮壓少數民族的人所寫,“因各民族對此記憶猶新,容易引起反感,發表時要特別慎重。” 其次,在具體敍述中要注意,“對於這類內容的某些側面,即便如實描繪,也有可能招致新的爭端。如對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的記述,因涉及民族感情和宗教派系之間的糾葛,需謹慎用詞,主要從是否有利於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是否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的角度考慮當否記述以及記述的範圍。” 再次,對帶有敏感性問題的史料,“嚴格按照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慎重處理,不搞獵奇徵集和隨意發表。”對於可能引起不愉快的“那些已成歷史陳跡的民族械鬥、仇殺、侵奪等方面的資料,則不加發表宣傳”。 總之,“凡涉及民族糾紛及敏感性較強的資料,都反復核實斟酌。”力爭做到每一篇文章的發表,“都必須有利於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不渲染落後的和有傷民族自尊心的東西。” 有關民族風俗習慣的史料,“要本民族的人寫。” 力求避免在民族習俗上的“‘獵奇’失真,傷害民族感情”。 一些描寫少數民族民情民俗的文章,“往往混雜有一些落後的迷信活動,編審時要酌情取捨。” 至於那些“已被群眾改革了的陳規陋俗,則不去徵集發表”。 總之,對一切有可能引起非議或過多聯想的史料,“編印文史資料要儘量不予觸及,而當難於避免時,則要堅持團結起來向前看的方針,求大同存小異,妥善處理。” 可以粗線條地寫,甚至不妨回避。 最後,“由於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多涉及敏感問題,所以,公開出版、發行的史料,暫由省一級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把關為宜。” 至於有些暫時不宜公開發表的史料,“可先立檔保存,有的可作為內部材料印送有關領導參閱。”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劉麗《征編民族史料的幾點體會》,《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黃森同志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廣西政協文史委《認真開展民族史料的徵集整理工作,為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多作貢獻》,《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會議紀要》,《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黃森同志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民族史料徵集情況和意見》,《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齊成玉《六百個村子的文史普查》,《文史通訊》1992年第1期。

新疆政協文史辦《維護祖國統一,加深各民族間的理解》,《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注重徵集的深度和廣度,充實民族史料內容》,《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民族史料徵集情況和意見》,《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齊成玉《六百個村子的文史普查》,《文史通訊》1992年第1期。

新疆政協文史辦《維護祖國統一,加深各民族間的理解》,《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宋廣珍《文史協作的又一成果——〈西南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叢書〉首卷[政治卷]出版發行》,《文史通訊》1997年第2期。

寧夏政協文史辦《謹慎對待回族內部的教派門宦之爭》,《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關於徵集出版少數民族文史資料的若干問題》,《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關於徵集出版少數民族文史資料的若干問題》,《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張永祥《對開展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的思考》,《文史通訊》1993年第3期。

張永祥《對開展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的思考》,《文史通訊》1993年第3期。

張永祥《對開展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的思考》,《文史通訊》1993年第3期。

所謂“敏感性問題”似乎是中共話語中的一個特有辭彙,或至少是有特殊含義的中共詞語。它屬於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之一。所以“敏感問題”絕不限於文史資料,而是涵括人文學術、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傳播等方方面面。本來,敏感問題就是值得關注和有學術價值的問題,但在中共看來,越是敏感,越是危險,對統治秩序越有危害。這種完全顛倒的極權邏輯決定了文史資料內容的平庸性和非客觀性以及觀點的保守性和反動性。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雲南省政協文史辦《少數民族史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我們的建議》,《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廣西政協文史委《圍繞大事要事,走聯合征編之路》,《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劉麗《征編民族史料的幾點體會》,《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雲南省政協文史辦《少數民族史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我們的建議》,《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廣西政協文史委《圍繞大事要事,走聯合征編之路》,《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全國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會議所作的調查研究》(19898月),全國政協秘書局、專委會綜合一局、二局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調查報告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雲南省政協文史辦《少數民族史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我們的建議》,《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關於徵集出版少數民族文史資料的若干問題》,《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二、問題與方案

 

徵集少數民族史料最大的問題就是風險大。因為徵集少數民族史料就是統戰少數民族。既然如此,就必須熟悉中共民族政策。而民族政策又複雜且多變,“弄不好會冒些風險。”比如,湖南風凰縣文史部門在徵集“苗王”龍雲飛的史料時,深感棘手。他們表示,“要寫這個人,不弄清一些政策性的問題,是不能貿然從事的。因此,許多要寫龍雲飛的人,一涉及到某些具體的問題就要下相當大的功夫四處奔走核對,時間一長這個念頭就拖消了。”

所以,文史資料中少數民族史料的數量並不多。其實這與多民族的國情並不適應。但官方另有考量。官方的意圖是利用國情來最大限度地保持社會穩定,至於國情的真實內容,官方並不關心。正因如此,徵集少數民族史料便成為問題叢生的敏感地帶。由此產生的爭議和分歧也最多,有些還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比如,“有的認為凡是民族的東西,只要求真存實,不論良莠,都應徵集出版;有的認為徵集民族史料應有利於民族團結,不利於民族團結的東西,不應一概徵集出版。” 有些則具有特殊性。比如,“各地因傷害少數民族感情而引起事端的情況時有發生。”各地文史部門也因此採取了不同對策。內蒙古政協為了避免統戰物件之間因撰寫史料而產生更大的分歧,“用開座談會的方式,請各系人物參加,以統一思想,增強團結。”寧夏政協對一些政策難度大、不易掌握的資料,“由主管的副主席與有關編輯逐字逐句地研究定稿後,再向有關領導和有關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徵求修改意見。”西藏政協為避免產生新的不穩定因素,“確立了積極徵集、慎重發表或若干年內不發表的方針,並向撰稿人交底,解除其思想顧慮。”

雲南省政協提出,雲南民族工作部門及有關研究機構從五十年代初就開始調查整理民族史料,“政協的民族史料工作怎樣做到既與他們配合,又不交叉重複?”另外,“一些史料中涉及到邊界變動問題,如《班洪抗英史》,當時爭奪的焦點爐房銀礦現已劃歸緬甸,史料中應如何反映?”

貴州省政協則提出,“由於歷史的原因,一個民族的英雄,可能是另一個民族的仇敵,對這種人物的史料如何處理?另外,族種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處理不好容易引起民族內部矛盾。再如,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中一些落後、迷信的東西是否應當回避?”

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官方政策本身就成問題,就是因為文史資料本身就有問題。所以,在官方政策框架中,沿用文史資料的原有做法,問題只能永遠都是問題。

 

三、西藏文史部門的徵集實踐

 

西藏文史委認為,“西藏的最大實際就是分裂與反對分裂的鬥爭。面對歷史和現實,我們在開展文史工作伊始,就把徵集出版的重點放在反帝愛國力量與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的殊死鬥爭方面,集中反映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和加強民族團結這一主題。……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團結了絕大多數各族各界人士,揭示了達賴分裂主義集團的分裂罪行,維護了安定團結,促進了兩個文明建設。”

西藏文史部門在徵集實踐中,組織“上層愛國人士撰寫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批判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背叛祖國罪行的史料。” 這些史料,“昭示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西藏和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前途的真理,在向廣大藏族群眾特別是廣大藏族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推動了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

文史官員表示,由於《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展示了民族宗教界愛國人士在保衛祖國,建設邊疆,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倒退,加強民族團結,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中的顯著業績,所以增強了他們作為祖國大家庭成員的自豪感,進一步激發了愛國主義熱忱。” 一位民辦教師曾給文史部門來信致謝,“你們提供了一系列史料,使我們改變了對愛國上層人士的偏見,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才知道他們為了西藏的解放事業也作出過貢獻。”

利用文史資料營造思鄉愁緒和愛國熱情,是西藏文史部門得意的一招。“有些國外藏胞通過許多渠道購買或索要我們出版的《選輯》。……文史資料工作記述了一個人,卻影響了一大片,溫暖著國外藏胞的心,有利於啟迪他們心向祖國的情懷。” 許多流落海外的藏胞看到《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後,說這是他們在國外見到的“唯一從家鄉來的藏文書籍,感到十分親切”。據說,連達賴喇嘛也承認《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沒說假話”。 還有許多藏族讀者反映,過去有關藏族的史料,多靠漢人整理,現在看到藏人撰寫的史料,“倍感親切。” 在某種意義上,史料專輯似乎更能彰顯文史部門的政治意圖。比如,“夏紮家族在西藏近代史上有一定的名聲,做過不少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1959年參加拉薩叛亂,在平叛鬥爭中被俘,後在黨的統戰、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得以寬大釋放並安排了工作。”文史部門編輯出版《夏紮家族史》“可以進一步宣傳擴大黨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力,為爭取藏胞回歸的現實服務”。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的社會效益體現在,“充分反映了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性質。”第7輯刊登的抗英文章、第11輯刊登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年鑒,闡釋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儘管帝國主義直接以武力干預西藏事務,挑撥離間,但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和活佛與中央政府始終保持友好往來、發揚愛國優良傳統的歷史。” 考慮到時至今日,“西藏在國際上仍是一塊敏感的地區,所以,反映反帝愛國力量與親帝分裂勢力之間的鬥爭”始終是西藏文史部門徵集出版民族宗教史料的重點。比如,《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的大部分文章、第6輯的回憶“熱振事件”、第7輯抗英史料以及第11輯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原西藏地方政府組織機構》等,“都是圍繞這一重點進行的。”至於編輯出版的《拉魯家族史》,也是通過這個出過兩世達賴的拉魯家族,讓人們進一步瞭解到“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官方的主張自然有官方的理由。他們肯定不難找到自己的擁戴者和附和者。比如,文史官員採訪一個退休老幹部,“問及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況時,老人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仿佛又回到了那硝煙彌漫的年代,深沉地談起了他參加平息叛亂時的三次難忘經歷。”老幹部表示,“是解放軍消滅了叛匪,我們才獲得了新生。……現在有人提出什麼‘西藏獨立’,我從心底裏憤恨之極,堅決反對!”但文史幹部難免也會遇到另外一些拒不合作的人。比如,紮凱撒仁是一個剛從印度探親回國的82歲藏族老人,閱歷豐富,“善於言談。”文史官員將其確定為“重點採訪對象”。當文史官員找上門時,卻被老人一口拒絕。“我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不知道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可談的。”

這種情況似乎曲折地說明,西藏現當代史中,至今仍充斥著無數的歧義和紛爭。對此原因,文史官員解釋說,“有的是當事人出於某種顧慮而不敢面對史事;有的則是史實長期被歪曲,以訛傳訛,不易改變人們固有的認識。”他們的經驗是,對於一些“已有了結論而又有新的說法的情況”,尤其要慎重。比如,1950710日,“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受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委託,前往西藏進行勸說工作,藉以消除噶廈對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誤解,促成談判早日舉行。格達活佛到達昌都即被當局軟禁,並於821日被投毒殺害。但對於格達活佛之死因,說法較多。”文史部門表示,“根據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考慮是否有利於促進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否有利於安定團結這一大局來加以判定,決不草率從事。”即便徵集到手,也一概審慎發表,“即使若干年後也須視情處理。” 謹慎本身也是留有餘地的做法。它表明中共會根據政治形勢和統戰策略,而隨時拋出對自己有利的新說法。基於此,文史資料並不在乎真假,而在乎能否妥善做到時時以假亂真。每次都將假的說成真的,並且說得信誓旦旦、理直氣壯、天衣無縫,誰都不容易做到這點。這當然是日趨精緻化的中共歷史譜系不斷追逐的主要目標。文史資料的所作所為無不符合並服務於這一總體目標。

民族宗教在中共統戰部署中佔有特殊地位,這使得文史資料在涉及這類問題時,禁忌尤多。出於擺平政治關係、穩定統治大局的考慮,中共對文史資料中的民族內容向來投鼠忌器。但這種忌憚與求真無關。它只是一種利益平衡的權術考量。西藏文史官員承認,對於西藏歷史上的民族內部矛盾、派系鬥爭以及歷史事件,人們之間始終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看法。為了維持一統,必須強力壓制各種異端說法。“任何舊事重提,都可能引起不堪設想的波瀾,不利於民族關係的發展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願意寫,文史幹部也曾長期回避。雖然經過西南片區文史工作協作會議的啟發,“但收效不大。”同時,文史部門還會同藏胞接待部門,“特別穩慎地在國外藏胞中徵集史料。但是,由於國內外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的倡狂活動,國內外藏胞之間的聯繫已經基本斷絕。……在某種意義、某些範圍和某種程度上,國內外藏胞之間已大體與5060年代大陸同胞與臺灣同胞之間的情況相差無幾了。故此,在國外徵集史料的工作已無法進行,而且短期內難以改變,這是我們文史資料工作上的一個很大的損失。” 但他們仍然表示,“鑒於西藏反分裂鬥爭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穩定仍然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我區文史資料徵集出版的重點必須從西藏的這一實際出發。” 反分裂鬥爭的尖銳性,“決定了我們的文史資料工作繼續徵集出版有關政治方面史料的長期性。”中共中央對藏工作指示提出了“雙手抓”的方針,“即一手抓穩定局勢的工作,一手抓經濟建設。這就要求我們文史資料工作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和穩定西藏局勢擺在首要的位置上。”

邱曉玲《搜集整理龍雲飛史料的體會》,《湖南文史通訊》1987年第4輯。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民族史料徵集出版情況調查》,《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民族史料徵集出版情況調查》,《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民族史料徵集出版情況調查》,《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會議典型材料彙編》,《文史通訊》1997年第4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搞好民族史料工作,維護祖國統一》,《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宋廣珍《在西藏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的經歷》,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宋廣珍《在西藏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的經歷》,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周恩來同志倡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四十年紀念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林溫·白瑪格桑《我與西藏政協文史資料》,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土呷《探索文史資料“找米下鍋”的一次難忘經歷》,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搞好民族史料工作,維護祖國統一》,《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弘揚愛國精神,抨擊分裂圖謀》,《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西藏政協文史委《搞好民族史料工作,維護祖國統一》,《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四、其他文史部門的徵集實踐

 

青海文史部門“強調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正確認識和分清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對封建軍閥馬步芳鎮壓牧區蒙、藏等少數民族的史料,著重闡明階級矛盾占主導地位。” 青海文史幹部對於民族宗教界上層人物的史料,“採取由同級地方黨委統戰部審定的原則,儘量避免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議。”在徵集內容上,以人物為主題。“這些史料著重記述了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熱忱擁護共產黨,為解放青海、維持社會治安、加強民族團結、發展生產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生動事蹟。” 他們並將徵集出版的史料當作政治教材向群眾宣講。“經過民族幹部向群眾宣傳解釋後,使各民族之間增加了理解,也使信仰宗教的群眾認識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和黨的宗教政策的正確。” 不過文史部門也承認,徵集建國前民族史料缺乏深度和廣度,“多是反映統治階級殘酷鎮壓和剝削各族人民的一面,而各族人民英勇反抗統治階級的史料很少;有關民族地區生產、生活及社會方面的資料也僅反映落後的一面,而反映積極方面的新生事物的史料不多。宗教寺院有關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史料挖掘得也不夠。”他們建議,“對貧困地區民族史料的征編,全國政協給予必要的扶持和關懷,採取必要的優惠措施。”

內蒙文史委經過調查分析,“列出民族方面的徵集參考題目達570個。” 另外,他們在徵集王公史料的過程中,感到對那木濟勒色楞的記述有失全面、公允,“決定在《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一書中,收入一篇對那木濟勒色楞的生平作全面、公正的記載和評價的文章。1987年,那木濟勒色楞的兒子包鐵錚(美籍著名電腦專家)回國訪問時,得知這一情況,激動地說:‘家鄉人民能對我父親作實事求是的評價,了卻了我多年的一件心事。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中國現行政策的開明。’”另外,三十年代初期,“以德王為代表的要求在內蒙古實施自治的運動,是內蒙古地區現代史上的一大事件。”過去文史資料多把這一運動說成是“以要求自治為名,進行民族分裂和背叛祖國”的活動。後來文史機構看到19377月《中共中央關於蒙古工作的一封信》。信中說:“德王對於大漢族主義的壓迫有過較強的民族意識,曾經代表著蒙古民族獨立解放的意向。”感到不應當“否定他前期領導民族自治運動有過積極的一面”。

新疆文史部門介紹,“有關三區革命的歷史,一直是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我們的文史資料,無意中闖入了這‘雷區’。”宋希濂根據“親身經歷”寫了《關於迪化二·二五事件經過》、《北塔山事件真相》、《鎮壓吐魯番農民暴動經過》,對所謂三區革命“未加評說,也無攻擊言論”。這三篇文章“是1965年全國政協抄寄給新疆的”,在1979年紀念新疆和平起義30周年的史料專輯中發表出來。不料惹惱了中共高官。文史官員專門“寫了一個報告,算是把問題說清楚了”。但仍有“民族幹部”指責宋的文章反對“三區革命”,是“大漢族主義”。文史官員百般解釋,文史資料是內部參考,“不代表區黨委也不代表自治區政協。”並將文史資料性質的說明翻譯成維吾爾文,在自治區大會上宣讀,平息了吵鬧。

貴州文史委介紹徵集布依族上層人物程蓮珍的史料經驗,“她曾是名聲赫赫的‘土匪女司令’,在少數民族中有很大影響。貴州解放初期,組織過上千名土匪攻打縣城、掀起匪亂,後在剿匪清匪鬥爭中被活捉,”又在毛澤東和賀龍的“親自過問下免於槍決,並安排了工作”。文史部門在發表她的材料時非常慎重,在反復核實史實後,“認為她改過自新後,在少數民族中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幫助清匪、勸降匪首匪眾以及以後作為縣級政協常委對民族團結所起到的作用等方面,是她個人歷史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她個人的新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體體現;發表她的材料,可以更進一步地宣傳擴大黨的民族政策感召力。”

雲南怒江文史機構介紹自己的經驗說,首先提高理論認識。“由於長期以來在各項工作中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結果,在史學領域裏存在著許多‘左’的思想影響。比如過去寫片馬事件,寫抗日戰爭,只寫群眾反帝鬥爭的一面,忽視或否定在民族處於危亡的關頭,國民黨政府或土司頭人堅持反帝鬥爭的一面;寫國民黨統治,只寫剝削壓迫人民的反動一面,忽視或否定國民黨政府也曾開闢邊疆保衛領土的進步一面。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影響了人們對歷史情況的正確認識,以致對各界民主人士和愛國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缺乏全面的瞭解,產生片面的看法,影響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深入貫徹執行。”在具體的徵集和編輯工作中,“努力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出比較客觀的記述和介紹,糾正了有的書刊上的片面觀點。” 比如,原來史書上“把怒江抗英、抗日的民族戰爭(鬥爭),寫成群眾的個別的鬥爭行動,回避了愛國土司和抗日軍隊的主導作用,使這些資料有失公允,不能正確反映歷史。有的甚至對這些鬥爭持懷疑和否定態度,如認為片馬抗英鬥爭‘沒有結果’,片馬事件後殖邊隊進駐怒江是‘鎮壓群眾’,回避其遏制英國侵略,保衛國防的作用等。” 後來,重新徵集發表了片馬事件和瀘水抗日的資料,“其中對六庫土司段浩等瀘水愛國上層人士站在反對外國侵略鬥爭前列,組織各族人民抗英、抗日,作了實事求是的表述;對瀘水軍民合作抗日中,瀘水青年參加‘大理幹訓團’,接受抗日軍訓,後來又投入瀘水前線抗日的經過,作了如實的反映。”另外,“對說法不一,難以定評,又具有一定價值的資料,採取加注或按語的辦法,適當發表一點,提示讀者或引用者注意考證,以免失誤;對明顯失實的資料,不利於民族團結,不利於統一戰線,不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資料,只作內部資料保存。”通過徵集史料,文史機構還改正了一些錯誤的舊說。比如,他們曾收到一份群眾火燒洋莊園的資料。因這事已在故事書籍上刊載過,他們開始覺得事實不需要核實了,就編發了這個稿件。在審稿中,一位知情者卻指出這個資料失實。後來他們對這個事件做了實地調查,“結果證明洋莊園確實毀於失火,而不是群眾起義燒毀。”與此同時,他們又瞭解到“當地教師為了抵制外國傳教士的文化侵略,組織群眾起來憤怒燒毀洋教堂的事蹟”。最後,“就採用了這個火燒洋教堂的資料,真實地反映了當地群眾的反洋教鬥爭。”按照這些指導思想和編纂原則,三年來徵集發表的資料有:1905年,“丙中洛各族人民反對法國傳教士進行文化侵略的反洋教鬥爭”;1911年,“片馬和怒江各族人民反抗英國武裝侵略片馬的鬥爭”;1917年,“蘭坪傈傈族、白族反封建大起義”;1935年,“福貢傈傈族人民反官僚苛政大起義”;19421944年,“瀘水軍民合作的抗日戰爭”;以及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在怒江的解放鬥爭中,與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相共、英勇奮鬥的事蹟等”。據說,“這些珍貴的文史資料,再現了各民族百年來反帝反封建和爭取解放的革命鬥爭業績,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它進一步團結了各族各界人士,在州內各族人民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這些影響還通過邊民往來傳播到國外,在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一些華僑中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四川涼山文史部門介紹,“許多在極‘左’路線時期受到不正確對待,被‘批倒批臭’,從歷史上除名的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然得到平反或昭雪,但他們的歷史功過是非不為人知,造成的社會不良影響未能完全消除,其中不少人又有各種海外關係,負面影響及於大陸以外。”文史資料對他們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作了如實記述,“使他們及其國內外親友感到端正了社會視聽,冤屈得伸,從而解開了感情上的疙瘩。”比如他們通過查證檔案文獻,在一篇記載龍雲的史料中,“否定了過去書刊上強加於他的罪名——‘金陽地方種植鴉片的罪魁禍首’,他在國內外的親屬見了都很高興,一個在法國的孫女回涼山探親時還特來州政協表示感謝。”另外,“還有一批曾參加過抗日戰爭,在國內外與日寇拼殺過、或為抗日在後方出力流汗甚至犧牲的人,如遠征軍、如搶修機場、公路的十幾萬民工,他們的歷史功績,過去極少有人提及甚至諱莫如深,涼山文史首家在資料中作了長篇正面介紹,表彰了他們的愛國精神,使他們中健在的人都深為感動。”

廣西金秀文史部門介紹,“過去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瑤族石牌頭人大都被扣上‘壞瑤頭’、‘瑤霸’,‘反動頭人’等政治大帽子,被打倒、批判,有的甚至被‘鞭屍’。在我們徵集和出版的‘三親’瑤族史料中,大量史實證明,過去的石牌頭人,許多在大瑤山的歷史上,曾起過積極作用。大多數石牌頭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自然領袖。”群眾大都反映說,“縣政協出版的瑤族史料,實事求是地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起到了團結和密切各界人士的作用。”

海南文史委介紹編輯《海南黎族史料專輯》的體會。“《專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專輯》以一個欄目為重點反映了黎族與各族人民長期相處,友好往來,互相融合、團結奮鬥、共同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史事。如《落籍入俗漢化黎》、《黎苗情濃愛更深》、《政策誘心漢改黎》等篇章,記述了黎漢同化、融合、黎苗通婚等史事。這對促進海南各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團結合作、共同發展很有意義。” 特別是《關於‘南聖慘案’的前前後後》一文,敍述了1942年發生在黎苗兩族之間的民族衝突。“全文著重揭露國民黨瓊崖當局採取滅苗政策、煽動民族仇殺是‘南聖慘案’的實質,弄清了歷史真相。該文付梓前曾徵詢苗族人士意見,獲得廣泛的肯定。” 另外,《黎族頭人王昭信在南聖地區屠殺苗胞的暴行》一文,“以大量的史實揭示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政策是暴行的成因。許多苗胞原來籠統認為暴行是‘黎人殺苗人’,對黎胞一概心懷怨恨。現在通過史料明辨是非後,消除了宿怨,加強了民族之間的團結。”

吉林文史委“在處理歷史上發生在朝鮮族和漢族之間的土地糾紛時,著重揭露日本侵略者是糾紛的主謀,而朝鮮族和漢族均深受其害。”

山東甯津縣長官鎮農民、阿訇張增光,“是原縣人大常委、現政協常委,他看了《甯津文史資料》第一輯登的有關民族宗教方面的史料後,很受教育,親自到文史組索要兩份,說是放在長官東街回民的清真寺裏,讓教長看看,讓更多的回民同胞看看。”

黑龍江文史委從1984年開始,就把民族史料工作作為文史工作重點之一,共徵集史料110萬字。據他們介紹,在徵集來的史料中,反映出歷史上兩種矛盾。“其一,鄂族與漢族的矛盾;其二,本民族間的矛盾。對鄂族與漢族的矛盾,我們堅決按照黨的民族政策辦事,反對大漢族主義,真實地反映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包括某些歷史上的失誤;對第二種矛盾,我們則本著有利於民族團結的原則,採取了‘求大同存小異’,‘自己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說’的處理方法,這樣做,使矛盾雙方都心悅誠服。”

內蒙赤峰市自1985年以來,“針對歷史上一直沒有作出公正評價的貢桑諾爾布、和子章等民族上層人物,以及長期爭議的‘紅帽子事件’,組織人力深入調查研究,搜集了大量口碑資料和文獻資料。經過進一步核實、論證,整理出了翔實可靠的民族史料專輯。材料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澄清了一批重大懸案、錯案、從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歷史人物,在群眾中增強了党的光輝形象,壯大了統一戰線陣容。”

河北青龍滿族自治縣文史委介紹他們徵集少數民族史料的經驗,(1)“重視發揮離退休老幹部的作用。他們都有豐富的閱歷,多方面的經驗,較高的組織才能和文字水平,掌握較多的民族史料情況和線索,是搶救民族史料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們通過老幹部局和原工作單位進行聯繫,登門拜訪,從中聘請十幾位有一定理論水平和文字能力的老幹部為文史資料撰寫員,發給聘書,分配給任務,他們都能積極完成。我們近幾年編輯出版的第四、五輯文史資料中,有三分之一的文稿是離退休幹部撰寫的。”(2)“認真做好政協委員以外的統戰工作對象的思想工作,真心誠意地與他們交朋友,消除顧慮,才能把有價值的史料搶救出來。我縣有一位元統戰工作物件,在民國、偽滿和國民黨時期,先後擔任過股長、科長、國民黨縣党部常委等職務,對我縣的歷史和主要少數民族發展變化情況都比較瞭解。由於他在解放後被判刑,出獄後又受管制多年,給我落實政策後,仍心有餘悸,不願談及往事。我們三次去他家宣傳黨的統戰政策,文史工作的性質和作用,搶救民族史料的意義和緊迫性,並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使他很受感動,消除了顧慮,重新拿起筆,連續撰寫了七篇文稿,把珍藏幾十年的照片獻給我們。他不顧年邁體弱,多次騎自行車,往返80多裏,到縣政協給我們送材料,病危時還念念不忘未寫完的文稿,不僅為搶救民族史料做出了貢獻,還加深了對自己在日偽時期問題的認識。他在晚年,懷著感謝黨給他落實政策和贖罪的心理,為村裏做了大量的好事,受到了群眾的尊重和愛戴。他病逝後,群眾自發地為他開了追悼會,我們專程去他家慰問。”(3)“經常與民委、縣誌辦、黨史辦、檔案局等有關單位取得聯繫,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和重要線索。近幾年,許多單位和部門正在著手編寫廠礦志、專業志、院校志,我們主動進行聯繫,取得各單位的支援,為我們及時搶救民族史料,提供了大量的線索和實物。許多單位負責史志編輯工作的同志為我們撰寫文章。”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注重徵集的深度和廣度,充實民族史料內容》,《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

青海省政協文史委《注重徵集的深度和廣度,充實民族史料內容》,《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民族史料徵集出版情況調查》,《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內蒙古政協文史委《民族史料徵集出版、工作的回顧與展望》,《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湯永才《亦文亦宦五十秋》,全國政協文史委編《縱橫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協文史工作者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劉麗《征編民族史料的幾點體會》,《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怒江州政協《我們開展少數民族史料徵集編輯工作的做法》,《文史通訊》1987年第4期。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怒江州政協《我們開展少數民族史料徵集編輯工作的做法》,《文史通訊》1987年第4期。

涼山州政協文史委《文史資料在涼山民族地區的作用》,《文史通訊》1992年第3—4期。

金秀縣政協文史委《挖掘民族史料,服務瑤山現實》,《文史通訊》1992年第2期。

海南省政協文史委《征編〈海南黎族史料專輯〉的實踐和認識》,《文史通訊》1993年第4期。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王國建《通什市政協搶救黎族苗族史料的幾點經驗》,《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全國少數民族文史資料工作的回顧和前瞻》,《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獻文《的工作轉變為的工作——寧津縣政協通過文史資料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文史通訊》1984年第4期。

黑龍江省政協文史委《搞好民族史料工作,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服務》,《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內蒙古政協文史辦《進一步搞好民族史料的徵稿工作》,《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楊佐琪《我們是怎樣搶救民族史料的》,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五、文史資料的宗教理論與實踐

 

根據官方的正統歷史理論,基督教屬於西方文化侵略。文史資料的宗教理論也從屬於這一範疇。徵集宗教史料的意義在於,“史料中反映的列強利用傳教士的傳教佈道從各方面加深對中國的侵略和中國人民頻頻掀起反洋教的大量史實,有助於人們瞭解帝國主義的侵華史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史,從而繼承反帝愛國傳統,振奮民族精神。目前各種宗教在國內的發展都很迅速,國外的敵對勢力更是千方百計地向我國進行宗教滲透,重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侵略的歷史,有利於增進人們對帝國主義文化滲透的認識,提高反滲透的自覺性。”

徵集宗教史料的目的是“宣傳黨的宗教政策,調動宗教界人士和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幹四化的積極性”。 根據這個目的,徵集宗教史料的重點是,“著重徵集建國後的史料,反映教會開展‘三自愛國運動’、擺脫帝國主義控制、實行獨立自主自辦的經過,尤其是文革後隨著宗教工作的撥亂反正和各項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教牧人員與廣大信教群眾所呈現的新的精神面貌,並注意反映基督教界發揚舉辦公益事業、為社會做好事的好傳統,為兩個文明建設做貢獻的事蹟。” 另外,“對於帝國主義的宗教侵略,舊社會一些反動分子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資料也可適當徵集,這樣更有利於愛國愛教的教育。”

徵集宗教史料的一分為二方法。“基督教被帝國主義利用為侵華的工具,對這方面的情況理當揭露,但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史實話說,不搞‘以論代史’、‘以論帶史’,不必言必稱侵略。外國傳教士中,確有些人受遣于帝國主義分子,充當了侵略的急先鋒,但並非個個都是‘帝國主義分子’,要有區別。”首先,“要實事求是地反映華籍高級神職人員的功過,不可以‘都是帝國主義走狗’而一言蔽之。實際上,他們中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的侵略目的效勞的僅是極少數,多數人雖有崇洋思想,但亦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意識,在擔任神職期間,主張自立自養,和頑固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洋教士有過鬥爭;解放初期經過一段惶惑迷惘和痛苦的思想鬥爭,政治覺悟提高較快,在開展‘三自愛國運動’和向信教群眾宣傳黨的宗教政策,以及發動信教群眾參加各項愛國運動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宗教界有一定名望,是重要的統戰物件。”其次,“對教會大舉興辦的教育、醫療等各項事業在中國科學與文化教育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與影響,應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以辦學論,誠然,作為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一種手段,它以散播崇洋思想和培養奴化人才為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文化教育落後的舊中國,它部分地滿足了人們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要求。……而且,教會辦學以其內容與方法的先進性,對中國新式教育的產生與發展不無推動的作用。這一切雖非出自帝國主義者的初衷,但卻是歷史的事實。”最後,“再以教會的文字事業論,無須贅言,它自是以宣傳‘基督福音’,為帝國主義的精神侵略服務為宗旨的,但與此同時,它的某些言論對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和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促進的作用。”

文史官員承認,雖然史料以大量事實“揭露了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教會,尤其是教會中的洋教士危害福建社會與人民的種種罪惡,立場鮮明,具有相當的革命性,這應當予以肯定。”但撰稿人心存忌諱,“對教會興辦各種事業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促進了福建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新的思想、文化的形成的歷史事實,大多未能給予實事求是的評介,失於簡單與表面化。即使揭露,有的撰稿人亦囿於教會的內部關係不敢秉筆直書(尤其是事涉華籍高級神職人員時),只是籠而統之地把有關的人和事罵上一通了事。”總體上看,“行文中對教會所作所為的‘負面效應’不惜筆墨並予以嚴厲抨擊、而於其他方面的史實陳述欠詳,是史料中較為普遍的現象。”

徵集宗教史料的一般原則是:(1)“按照黨的宗教政策處理涉及宗教問題的史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2)“不宣揚教派之間的差異及不利於團結的主張,不渲染宗教習俗和宗教迷信,對反映華洋上層教士的腐敗生活應適度、有分寸。” 3)對宗教上層人物“過去做過的錯事、說過的錯話的史料,要作慎重妥善的處理,避免觸及其隱衷,以利於他們繼續在宗教界發揮積極的作用。” 4)“基督教歷史情況複雜多樣、中外人物交雜,處理史料中要特別講求政策性、政治性並注意統戰關係和國際影響;要既正確如實地反映歷史,又不傷害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 比如,“在刊載的現代宗教資料中,把外國的文化侵略同群眾正當的宗教信仰嚴格分開,刊載了約秀、伊裏亞等著名愛國宗教人士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的事蹟資料,保護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

在整理和處理宗教方面的稿件時,應注意和遵循五個原則:(1)“不埋沒愛國宗教人士的事蹟”;(2)“不宣揚教派之間的差異及不利於團結的主張”;(3)“不渲染宗教習俗和宗教迷信”;(4)“徵集宗教史料要選派熟悉情況的本民族幹部去進行”; 5)“認真學習黨的宗教政策,注意參考有關資料,掌握宗教常識,慎重取捨”。

總之,徵集宗教史料時的“政治正確”,主要表現在“以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為依據,充分尊重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的感情及風俗習慣,同時也要積極引導正當開展的宗教活動。”比如,《愛國愛教的牧師秦元哲》等一組反映宗教界人物的稿件,“編輯時就略去了一些純宗教儀式的描寫,突出了他們愛國愛教的精神,收到了積極的社會效益。” 從嚴格的歷史研究角度看,這些被有意忽略掉的“純宗教儀式的描寫”反而是最有價值的。但按照官方野史的書寫標準和效果期待,這些就必須被自覺過濾掉。這種史料寫法表明,官方野史關注的焦點並非真實而豐富的歷史情態本身,而是通過這種充滿意識形態寓意的史料編寫所傳達和展示出來的特殊政治效果。

政教合一的中國社會,使得任何一種宗教都具有令官方警覺和敏感的特殊政治性,也因而使得各種宗教無一例外地成為官方百般控制和極力打壓的意識形態對象。徵集宗教領域的文史資料,是實現官方這一政治預謀的長遠計畫之一。但據文史官員說,除了某些宗教團體和派別自身的原因,“外國宗教勢力的滲透和影響,也給我們的徵集工作帶來困難。”再加上,“由於受‘左’的思想干擾,特別是‘文革’中侵犯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使一些宗教界人士和群眾至今心有餘悸,不敢或不願將他們的親身經歷寫出來,需要做大量的動員工作。我們和他們建立友誼,以誠相待,溝通思想,解除他們的各種疑慮,取得他們的信任,使他們樂於積極協助我們工作。比如蘭州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主任和牧師們都親自撰寫文史資料,使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基本征全了基督教在甘肅的資料。”

據福建省文史辦介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征得數十萬字的基督教(新教)史料。“但由於向以軍政史料為工作重點,近年又側重于科教文等方面的史料,對宗教史料從整體上長期未予重視;加之與其他宗教史料相比,基督教史料中的敏感問題較多(源於基督教在舊福建的傳播、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始終受制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影響這一歷史情況),在政策上覺得難以把握,所以除在選輯上刊載過少量史料外,大量存稿未予運用。”

在文史人員的大量徵集經驗介紹中,有關徵集宗教史料的經驗最為稀缺。秭歸文史資料第4輯載有一篇《天主教秭歸教堂概況》。文史人員介紹說,“此資料涉及宗教政策及對天主教的評價,政治性較強。……我在走訪曾在天主教秭歸教堂當過醫生的鳴多默(本人是教友)時,由於我們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不抱偏見,鳴醫生與我們的交談是推心置腹,沒有顧慮的。……在此基礎上,鳴醫生向我們口述了天主教秭歸教堂的概況,並經向其他教友核對,證明鳴醫生提供的情況是真實可信的。”

同基督教史料比較起來,伊斯蘭教史料徵集的數量較少,影響也小。但也有些政治效果。據西安文史部門介紹,“有的阿訇親自徵集、撰寫或口述。通過徵集工作,大大促進了回漢族群眾的團結和伊斯蘭教內部教派之間的團結。            (待续)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全國政協各業務組召開會議研究制訂搶救史料計畫》,《文史通訊》1986年第3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關於文史資料徵集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87年第2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關於徵集出版少數民族文史資料的若干問題》,《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怒江州政協文史委《搶救民族史料,弘揚統戰文化》,李福珊等主編《少數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新疆政協文史委《進一步發揮文史資料工作在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中的作用》,《文史通訊》1989年第2—3期。

廣西政協文史委《圍繞大事要事,走聯合征編之路》,《文史通訊》1994年第2期。

周明潔《淺談新時期編輯文史資料如何把好三關》,安徽省政協文史委編《新時期文史資料工作學術研究論文選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甘肅省政協文史委《正視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知難而進》,《文史通訊》1994年第3期。

福建省政協文史辦《關於基督教(新教)史料征編工作的幾個問題》,《文史通訊》1993年第1期。

周宗文《談談怎樣聯繫“三親”老人》,《湖北文史通訊》1988年第2輯。

《新興的事業,獨特的作用——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摘登》,《文史通訊》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