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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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社會主義中國”

   青

 

 

 

 

编者按:現將大陸熱血青年作者之來稿附信,發表在文前,且代本刊的“編者按語”:

 

君鑒: 

吾今不知何言矣,以我今年十八歲,終未能有益國事,慚愧至極。僅以由衷之敬佩與支持,問候於黃花崗雜誌之諸位。我實在不知還能為大家做些什麽?附稿一篇以資取捨,或有益事勢,或混淆視聽……中有六大要點,亦吾人心血為之,行文倉促,未及潤色,君其斟酌。以及上次所談及一事,冒昧誠請,能否與我一冊《誰是新中國》之正體字本?我乃廣西省之一平凡人也,乞望久矣,或是非分之想,多有唐突。見諒。  遙盼回 音                                                                

頓首再拜

 

 

一、犯罪之概念

 

蓋當某一個人或團體對一定社會之公共意志與公共利益構成損害和破壞時,其程度乃達到絕對性即為犯罪。

犯罪絕非狹義之刑事範疇,因為僅以各國或各地區所頒佈之現行法律作為標尺則難以釐其行為本身的性質,譬如就主張民主共和而言,放之中國大陸則被視為『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罪』論處,相反在臺灣、韓國以及各民主國家,共和非但不是大逆不道 乃為其全民之責任與義務 更是其所共享之生活方式,又何來犯罪可言?故而每個社會 法律規章的制定既可以公共意識與公共利益為準則,同時又可以保障利益既得者之權益為目的,也就賦予了法律在定義上的不定性而致使相應之利益集團乃能在一定條件下既可利用法律羅織罪名,又可利用來掩蓋事實,所以我們便不得不從社會之公共意志與公共利益為基礎來界定究竟何為犯罪而非一味拘泥於條文式之文字規範和社會形態之假象。

 

二、『社會主義中國』之由來

 

歷史之事實在今日已為良心所大白而吾人實在無於此贅言之必要。其事實是,蘇俄於民國九年至十年間密謀籌備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引渡所謂共產主義之馬列主義於中國,繼而展開中國本土之共產暴動。其意在掠奪中國之利權與抑制中國之發展,以鞏固其共產主義之世界革命。

由蘇方一手扶植之中共乃在此馬列主義基礎與條件之上,結合中國固有之惡俗,利用中國各界之弱點,操縱我國之群眾運動,乃一而再再而三地阻礙國民革命分裂國民黨,在中日衝突之下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分裂中國,進一步挑撥中日戰事,污蔑扭曲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蒙蔽國內外之觀感,終以全面之顛覆推翻民國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大陸乃淪為其共產主義之試驗場,前後至今六十三年遂有不下八千萬同胞慘死共黨手中之血債。

然亦不過是以奴性、黨性為其立政根本,竊據我中國達六十餘年而已,中共何以能呈其詭辯而脫罪於天下?

 

三、共黨對犯罪的利用、逃避、美化

 

中共在其顛覆民國而後,旋即以其『兌現承諾』之姿態,在局部『土改』的『成功』之下,瘋狂鼓吹全面之『土地改革』借地痞劣農之力裹脅貧農、中農以及一切所能使之屈服的農村社會分子,在地主、富農、貧農彼此之間相互挑撥、撕鬥、仇殺,不惜以數百萬無辜之生命與蓄意之陰謀罪惡實現所謂『土地私有』、『農民翻身』,進而以等級式跳進之『公社』運動將所有之農業分子打為『赤貧』,共黨如此罪行竟然沒有遭到激烈的反對和阻止反而在其黨員與外圍組織的運用下逐步建立相應的政治統治機構,這非但釀成農人階層之悲哀而全國之糧農供給亦即從此為共黨所操縱,社會之生存與方向亦自此受到最為直接和恐怖之威脅,諸如日後『大饑荒』竟有不下四千萬人口之非正常死亡,加以其無休止之政治迫害亦以糧農供給和經濟制約為直接威脅以致於受迫害者乃在極端之羞辱與尊嚴掃地之境況下或死或傷或殘,彼之種種暴行,吾人實在不忍卒錄。

1949年至今,其故調重彈之『工改』、『肅反』、『取缔宗教迷信』、『文學、文藝改造』、『思想文化界改造』、『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歷次『平反』、『改革開放』以及今日十八大揚言之『政改』等,無不是對前者罪惡之總結與變本加厲。凡此種種行徑,無不以共黨之權勢、利益、地位的一再鞏固和中國民眾的無盡血淚而告其罪惡之成功。這種畸形的意識形態—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 所累疊強加在幾代中國人的思想行為之中,造成的是不同程度的恐懼、麻木、仇恨、鬥爭、嗜血、嗜殺、嗜權、嗜錢、縱欲,但凡人類一切墮落之思想與行為均能在『社會主義中國』找到所能與之對應的參照並且為人所欣然接受、奉行、癡迷,乃至於其惡毒之思維模式在這幾代國人當中形成了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和活躍性,大有將『中華民族』質變為『馬列黨族』之意味,我們固有的操守和執著實已蕩然無存:仁義、正信、恭讓、謙遜、敬天、愛人、和平…其究竟是妄圖要發動所謂共產主義『世界革命』乎?如果勉強說最初1949年至『文革』前期之間,民眾對於中共的罪行仍能在一定範圍內做出應有的譴責、聲討,而共黨內部分子亦對其犯罪行為有所良心不安,但此時已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已經確立』那麼這種對抗力量極其懸殊的抗爭,也就刺激了中共在其複雜的心理矛盾之下既對其自身對民族、國家的犯罪作出逃避和自責,又不斷以虛妄之『階級敵人』、『內部矛盾』自我恐嚇、提心吊膽進而陰謀捏造,那麼更大程度上則是助長了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系統化和精密化,『犯罪』也逐步開始以『錯誤』的名義在黨的各機關,各分子心中形成一套可以自我發揮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恐怖手段,因此歷次政治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也就隨著共產黨對罪惡的心安理得和民眾的地位弱勢而得到全面貫徹,無人再敢聲討誅伐了。

至此,我們也就不難發覺共黨前後六十三年之竊國暴政實在是對我們民族以及其他受害者徹底的犯罪。但是,今日中共仍然甚囂塵上穩坐江山,從毛澤東的跋扈專權一直到今日所謂的『胡溫新政』和將要延續之李、習 政治,正是中共從專制復辟的初步走向專職專政的血腥歷程,無不是血債累累,而今日大陸民眾之所以仍不敢或是不知團結抵抗與自救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共慣於引導以『黨』的思維模式強迫民眾自覺做出從思想到行為的全方位的服從也就將民眾相對獨立的自主意識和個人思考置換為在黨性之下的『次生思維』亦即通常情況下人們思考問題、做出判斷只能是得出黨所要的或是黨所允許的答案,更有群眾附和中共,自覺美化中共的政治恐怖,竟出現『如果沒有毛主席的抗美援朝戰爭,我們早就被美帝國主義打倒了』、『發動文化大革命,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是必要的』、『六四運動其實就是學生受到反華反黨勢力的利用,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諸如此類的輪調,故而『黨』的一切真相、一切犯罪對於很多大陸朋友而言都是『反動勢力』對『黨』對『新中國』的詆毀、污蔑、仇視 更是『亡我之心不死』,因而更多的真相披露反倒未能最大程度地引起人們本能地抗爭和對生活的憧憬,卻充當了鞏固中共合法統治的反面推動力,不免淪落為中共對內宣傳、蠱惑的反面教材,乃極大地縱容了中共在對罪惡的粉飾和包裝下繼續無止境地犯罪。就算黨的『犯罪事實』已經無可隱瞞 包裹不住的時候,中共也只要輕易地調動其龐大傳媒機構、宣傳組織、各級機關 不斷向民眾作出『承認錯誤』、『平反冤假錯案』的姿勢,民眾亦以固定之思維模式解讀此種『錯誤』旋即在複雜交錯的一元化的獨裁統治和閉塞的資訊面前極其理解地并一次次地原諒所謂『黨的錯誤』,中共也就靠著這種不斷犯『錯』不斷『致歉』的偷天換日之手法將其確確實實的『犯罪』偷換成不經意間的『犯錯』(其頻率早已超過慣犯),也就理所當然地利用『錯誤』掩蓋『罪惡』,既消除了異己又恫嚇了群眾,還能引起極其廣泛的所謂『積極』效應來鞏固其極權專政。

四、冠冕堂皇之犯罪

 

誠然如蔣公中正所言『不是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而是思想麻木的國民非受到十八般地獄之苦是不會覺醒的!』這也是爲什麽共黨的滔天罪行可以堂而皇之地擺上桌面、揚威世界的原因。中共自1949年就處心積慮炮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亦即所謂『臨時憲法』來詆毀中華民國的歷史正名和『中華民國憲法』的共和精神來自辯其並非『稱名不正』,企圖以此製造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合法性、統治合法性與高度的民意傾向。

顯然在暴力和恐怖環境下,這種政治強權的專制手段已以先發制人之姿態向大陸全境的社會各界宣告其『革命性』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無賴性』,以試探各界反應并相應作出其所謂『合法』的對策,例如『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造資本家、工商業者』、『奪取經濟命脈』、『消滅階級敵人』、『處理內部矛盾』、『破四舊』…其中雖然也經歷過思想學術界、文學文藝界、工商界等比較激烈的反抗,但由於其先發制人地以『社會主義新中國』等看似『合法』的歷史正名,更是在1954年挖空心思編造出極具迷惑性和強制性的所謂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造所謂『有法可依』之根據,乃在一切權力歸中央的全面極權專制下建立起了一套從下到上嚴絲合縫的共產主義之精密機器,將其教政合一推向極端,極其歹毒地將『階級敵人』、『內部矛盾』、『右傾』、『右派』、『帝國主義走狗』、『毒草』等等,一大堆如法炮製的辭藻套用於一切反對力量,冠冕堂皇地在一次次對我民族 對我國家的犯罪之下,運用其『合法地位』、『絕對統治地位』、『依法治國』、『人民和民族的先鋒隊』、『人民利益的捍衛者』來烘托其罪行的『必要性』和『正確性』,肯定其統治的『科學性』、『法制性』,中國大陸在如此強盜般的邏輯之下儼然一座龐大而陰暗的監獄與牢籠,就連被其承認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充其量也僅僅是對『民主與法制的踐踏』而已,可見其並無對毀滅人性良知和中華文明的悔過與自省。

共產黨的憲法其實就是其犯罪的最大屏障,亦即其『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思想指導』的根本保障,所以共產黨的原則和手段總是不斷『變化著』的,因為這一切都是合乎『法律』與『我黨』的,更是合乎所謂『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據國內外學者統計,從1949年至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所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應為八千萬人左右,但是這樣的悲劇和陰謀並沒有激起民眾的討伐和黨人良心的自責。其實這恰恰是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共的仇恨、好鬥、嗜血、嗜殺、嗜權、嗜錢、縱欲…而在其不合邏輯的思想專制下,中共所脅迫的民眾也就必然地要心感恐懼、麻木不仁并逐漸地帶著『黨性』第一性的思維模式去處理個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犯罪』也就不那麼地令人感到可恥與鄙夷,加之中共在1971年竊據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更是為其赤色暴政提供和政治歷史合法性的藉口,而國內外對中共集權專制之實際有效制裁亦從此大為削弱,也隨著改革開放使得中共的司法、執法機關進一步確立、強化,而部份民眾也成為其公務員,名正言順地開始『立法』、『執法』了。

 

五、罪人卻可以是法律是捍衛者和執行者

 

隨著時間的遷移,六十三年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不斷地處於 飢餓-溫飽-飢餓 之間,加以中共無休止的政治恐怖與專制獨裁,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早已頹廢不堪,不復往日禮儀之邦的大國氣質,也無從支持個人應有的是非判斷能力與清晰的思維方式,往往令到『殺人者』可以搖身一變作為『立法者』和『執法者』,而被殺者的親屬或後世子孫卻樂與此『嗜殺者』、『獨裁者』為伍,以為莫大榮光。而仍能以較為獨立思維去思考問題的,則無不是被視為反動的,西藏、新疆、蒙古的獨立運動,臺灣的各種獨立呼聲,雖然在性質和目的上可能已經偏離了我們中國統一上的原則,但是我們自身的民主共和都未能保住,又何以奢言統一呢?就算我們以分裂來指責藏獨和疆獨,那麼我們也勢必為中共宣傳所利用,無形中成為迫害西藏『民族運動』的暗勢力,同時也就默許了歷史上中共對西藏、對新疆一次次地武裝鎮壓和暴力統治。

就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的基礎上不斷延展出『刑法』、『民法』、『行政法』、『勞動法』、『經濟法』、『醫藥法』…應有盡有。其實與其說是有法可依了,還不如說是共產黨更腐敗更專制了,因為他的法律具有一種模棱兩可的移動式的準則,亦即以主觀傾向為『標準』,凡是符合其專制統治利益的都叫做『合法』,反之 即使你遵循其法律條文來行事,但卻與中共集團的既得利益或者是與中共製造的社會輿論相背離的,那即便是合法也會以及其巧妙的方式讓你處於被動的劣勢,甚至成了『非法』、『犯法』而慘遭中共迫害,國內的維權運動無一不是如此失敗的,因為維權者是以中共的『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猶如『與虎謀皮』,這從根本上就是一種錯誤的行為判斷,吾人對維權運動的律師們、各民主人士們深表敬意但亦不免有所感歎、惋惜,此亦非我所提倡的,畢竟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法律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壓迫性,我們如果用這一套維護其既得利益的文告來斷章取義捍衛我們自己的利益,就好比是讓一個站在權力、地位、榮華頂峰的人做出自我了斷 一樣地不可思議。

正是這種角色的不正常『質變』,罪人可以是『光明與正義』的化身,魔鬼也可以扭曲為天使、上帝,令到一般國民對於善惡、是非、黑白,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亂和顛倒。在巨大的專制強權壓力下,更是民事犯罪事件頻發,其頻率是居高不下的,這就是中共常年指鹿為馬,顛倒是非所造成的社會效應,亦即古人所說的『化民為盜』、『從而刑之』、『是網民者也』,正是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令到犯罪成了一種習慣性的社會行為,從非法之專制政權頂峰到最底層的苦難民眾,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於犯罪存在自己的合理『開脫』和『自我原諒』,司法執法也不過是一種畸形的政治形式,也是這個不斷『犯罪』的惡性循環鏈條之一節。

其中最為悲愴者,乃中共以其『立法』與『依法治國』無休止地迫害民主人士。六十三年的專制統治也造成了民眾對中共專政的一種極端錯誤的『依賴性』和『認同感』,這是除了中共本黨以外的最大的思想阻力,其抵觸民主潮流之聲勢甚至遠遠超過共產黨本身,不得不說是馬列主義對我國民毒害之徹底與完全。以至於王炳章博士以其正確而必須之方法指導中國的民主運動時,不但遭到中共的打壓,還不為大陸民眾所普遍理解與支持,從而現代中國民主革命乃隨著王炳章博士被中共綁架和『依法論處』以『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罪』之莫須有罪名判處終身監禁,民眾就是如此地在一個極其封閉的社會環境和思維模式之下,默許了中共對一位真正的共和革命先驅 的迫害下獄,甚至出現了不應有的高興和謾駡。中共更是借此迫害搖身變作『恐怖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和『和平主義』的堅決執行者,從而陷中國民主革命與極為被動之地位,也極大地削弱了海內外的革命力量,轉而以其自保的『改革開放』騙取人心扼殺革命。這無疑是世界反恐怖主義的一大污點與恥辱,難免減弱日後西方各國對中國民主革命之道義援助,無端地為『恐怖主義』所束手束腳。

 

六、日後中國之出路

 

  其實中共到了今日,大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盛衰幻象,只要海內外的中國人以及同情中國者以堅持不懈之毅力,抱恢復民族精神、期圖共和再造之決心,則必能以無量之精誠聚為群力來予以共產黨和專制勢力以最有力之一擊。

  當然,我們也就必須讓歷史的真相長白千秋,不但要具有面對歷史的勇氣,更要具有傳播真相、撥開迷霧、盡之在我的堅持,那麼中共對我們民族與國家甚至是對世界的犯罪也就將永遠曝露於正義與良知之下。我們日後的道路已經很明確,就是義無反顧地繼承國民革命的精神,以回歸到『護國』、『護法』的正軌來糾合群力,則團體不難籌備,俟有統一之團體則不愁無切實可行之種種辦法,則國家光復指日可待,則大中華民國的『國統』、『道統』、『法統』乃能於最短時期內以最大之影響席捲海內外形成普遍的歷史共識與民族向心力,國內民心亦為不難風化矣!

這就必須要敢於觸碰中共臆造的各類『社會主義法律』,因為在中國大陸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下,『犯法』並不同等於『犯罪』,恰恰是犯罪者正在逍遙法外,亦即這個專制體制的『立法者』、『執法者』們正在不斷地犯罪,不斷地盤剝人民、侵蝕良知,因為中國固有的共和憲法為——『大中華民國憲法』亦即今日中華民國臺灣省的現行憲法,只有『護法』才能打破時下維權運動屢屢慘敗的怪圈,才能凝聚更為廣泛的人心與物力。

既已明白『護法』之必要,則中共『社會主義中國』之歷史合法性乃有根本之動搖而隨之以『護國』運動,至此 我相信中國人已不難重新回歸并重新審視那個帶領著我們艱難地在內憂外患之下打破重圍追求民主憲政的——大中華民國,故而『護法』、『護國』實為日後之必須,亦為日後唯一之自救通途。

誠然,馬列主義、毛鄧思想對於今日中華文化之破壞已至極點,大陸社會種種現實亦與中國傳統之道德趨向和價值取捨大為背離,則非民族主義不能剔除此異端邪說,痛定思痛 繼此五千年後再創一新文明;則非民權主義不能摒棄此專制集權之流毒與消祛民眾心理之種種陰影,乃能步入民主訓政之正軌;又非民生主義不能振民育德,以興廢絕,故而三民主義已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日後中國之出路,以吾人之見,絕非力行『國民革命』、『三民主義』而不能竟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