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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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頌

 

 

行 易

 

 

 

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典雅、莊重,朗朗上口,而其內涵則博大精深。先哲、先烈們對這個國名的意義已有頗多闡述,如國名的提出者孫中山、民國元老及國學家章太炎 的闡釋就堪稱經典。要在國名的三民主義內涵,中山先生的闡發尤重於民權及民生主義,而太炎先生的解釋則常集中在民族主義。中華民國應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體現著傳統與當代、理想與現實的奇妙統一,因而也引來歌唱者的吟頌。

 

歌唱中華民國

 

有一首歌,歌唱中華民國“千秋萬代,直到永遠”,聽時令人心潮澎湃,過後又有餘音繞梁的效果。這首歌就是《中華民國頌》,尤其為海外的華人所熟知;即使在中 國大陸受到封鎖禁錮,還是為大陸的許多人所知、所喜愛。《中華民國頌》節奏適中卻又富於熱情,具有民謠的通俗性,詞曲配合則近於出神入化,有著強大的感染 力。歌詞也同樣動人心弦:“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中華民國、中華民 國,經得起考驗;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費玉清、鄧麗君都演唱過此歌,曲、詞、唱可謂配合完美,這首歌不僅已風靡當世,還將能風靡後世。

 《中華民國頌》詞曲作者為劉家昌,由劉作曲、作詞而廣為傳唱的歌曲還有《梅花》。《中華民國頌》、《梅花》兩歌的詞曲風格相近,而《梅花》一歌,實際上可看作 是《中華民國頌》的姊妹篇。以梅花的堅韌,吟唱“巍巍的大中華”,自然充滿了民族主義精神。《梅花》的歌詞:“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它越開花,梅花堅忍 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華。看啊,遍地開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冰雪風雨它都不怕,它是我的國花。”《中華民國頌》是電影《背國旗的人》的主題歌曲,而歌曲 《梅花》,則是抗戰題材電影《梅花》的主題歌曲。《中華民國頌》以歌曲的形式抒發中華民國的內涵,歌曲《梅花》也有同樣的效果。而且,這兩首歌似乎常被人 們放在一起唱,具有同樣的感染力。可以預想,大陸恢復中華民國之日,這兩首歌還將會響遍海峽兩岸,及地球上凡有華人居住的地方。

 常常有人以為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頌》的詞作者,其實不然,大概是混淆了兩首歌名相近似的歌。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的訓詞,經易大安編 寫成歌詞,由音樂家程懋筠作曲。這一首歌曲後來即作為《中華民國國歌》,其歌詞為:“三民主義,吾党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諮爾多士,為民先鋒。夙夜 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國歌》莊重、沉穩、悠揚,融入了古曲音調。此曲調是否就是古人所說的清廟之音,頗適合於莊 重、肅穆的重大禮儀。中山先生的訓詞,重點在士君子為國為民的精神、品德,《中華民國頌》歌詞字數不多,詠唱歲月、疆土標記,以點及面,抒發民族主義精 神。歌曲《中華民國頌》,竟似形象地展現了章太炎大作《中華民國解》的描述,聲情並茂,頗得其文章的精髓。

 

民權、民生、民國

 

中華民國這一國名,由孫中山先生在一九零五年同盟會創立時提出(參看黎民的文章《中華民國國號的來由和意義》)。孫中山曾自述確定中華民國名稱之初的情形: “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 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建國方略》之一第八章)而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以三民主義為其精 義,在其字裡行間,中華民國的國號呼之欲出。

 孫中山關於中華民國的闡釋,多著重於民權及民生主義,重點在民國二字,尤其闡釋國名中的民字。如孫中山說:“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 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 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 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建國方略》之三序)又說:“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 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建國方略》之一第六章)

 通過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有和平建設,孫中山擬定了《實業計畫》,與民生主義相對應。孫中山曾提及其與中華民國建國宗旨的聯繫:“中華民國 之創造者,其目的本為和平,故吾敢證言曰:為和平而利用吾筆作此計畫,其效力當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滿清為更大。”(《建國方略》之二之結論)

 

 

民族、文化、中華

 

確定中華民國名稱之後,章太炎作了《中華民國解》一文,從民族的意義上予以追本溯源的闡釋。章太炎先生是民初著名古文經學家、訓詁學家,又是中華民國的建國 元老。《中華民國解》發表於一九零七年七月五日《民報》第十五號,還有著駁斥立憲派“金鐵主義”觀點的用意。一九零七年初,立憲派在東京創辦了《中國新 報》,楊度任總編撰,發表《金鐵主義說》,從第一期到第六期連載此文。那時,《民報》與立憲派的報紙常有針鋒相對的辯論。

 如按魯迅所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的輕描淡寫說法,中華民國的名稱來自於太炎《中華民國解》,不過,魯迅的此一說法,與事實大相徑庭,表明其文風的頗 不嚴謹。如果不是落筆不慎、不察,或是有意為之也未可知,但應該不是出於善意。這篇文章所說的章太炎“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也 不是事實,章太炎當時並沒有應孫傳芳之邀參加投壺儀式。魯迅曾在東京聽章太炎講《說文解字注》,故頗樂於以其弟子自況。但是,魯迅至少不是一個好學生,就 如其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裡所寫的,“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章太炎著)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又說“先生的音容笑貌, 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如果此文所寫的不是事實,足見其文章的不可信;如是想以“謙虛”擺弄“幽默”,無異於拿老師來“尋 開心”,而此時太炎剛剛去世不久,當然是很不應該的。魯迅為人與章太炎先生大異其趣。章太炎是中華民國元老,魯迅則是民國的叛逆;太炎一生反共,魯迅則以 民國教授的身份,暗充中共走卒,甘心為中共充當文閥。

 當年立憲派楊度解釋中華二字時,認為是指文化的同一,章太炎稱之為“金鐵主義說”,並提出若干質疑。於是,就其宗族和最初活動的疆域而言,有了中華二字的本 義,或不妨稱之為古義,章太炎力主此一義,並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引經據典地予以說明。其實,撇開當年辯論的因素,可以把文化說看作為本義的一個引申。 而文化說在今日廣為流行,得到普遍接受,應可將這一說看作是中華二字的今義。不過,由於太炎先生在論說時也兼述了這個今義,就等於是辨析了中華二字的古義 及今義,其質疑今義,則有著補充文化說之不足的效果,從而使中華二字的含義變得更為清晰。實際上,確有必要通過古義,講述中華文化的源頭和特質,今義的文 化說因而有了特定內容,不至於與別種文化相混淆。實際上,古義和今義兩者需要相容共存,以使中華二字的含義血肉豐滿、脈絡清楚。

 章太炎以民族主義思緒,心憂天下,策劃五族合一的民族統一,以語言文字、民生職業、法律政令相通與相習,作為相合的基礎。由於歷史及現實情況的錯綜複雜,章 太炎對疆域的某些議論,未能為後來的實際所印證,但其方法原則卻與民權、民生等普世價值相符合。應該歸回於民國版圖者,是因其“起居衣食多與禹甸(指九 州)同風”,又“言語雖殊,而文字誦讀能中其音”,即民族的文化語言傳統相類、同源;還存在著解危救困的道義要求,“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 非人道所宜然乎”。當然,按太炎的想法,要收回這數個周邊殖民地,還需要以未來中華民國的國力及道義力量,與列強進行交涉,但一時並不能期於必成。實際 上,章太炎的此番議論,還隱含著一個尊重當地民意的原則,這一原則在後文的論述中則直接形諸於文字,如“三荒服(上古五服區域最外面的一圈)則任其去來 也”。而太炎對於“三荒服”之統一於中華民國,頗懷有信心,樂觀其成又見其必然。不過,既然規複歷史疆域不易,採取行動時就需要審勢度勢、不乏於策略及機 智:“然而事有難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徑行,舉措之宜,或與誓願相左。”求其“舉措之宜”,其中的和平、理性精神,也是不言而喻的。(引文見《中華民國 解》)固然,章太炎當時關於疆土的具體觀點,無不受當年時代精神的深刻影響,即使與目前的實際情況甚為相左,其思想方法還是可以有所垂教於後世的。

 中華民國是有傳統的,並非橫空出世,卻是繼往開來。因而,章太炎在同盟會中即著重於強調民族主義,其民族主義思想也反映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包括“排 滿”的主張。但太炎先生並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是血統論、種族論者,而是以民族主義求民族的生存和復興,以章太炎的話說,就是“吾輩非以民族主義為 主義,乃以民族主義為手段”(見《中華民國解》)。太炎對“排滿”的解釋,實際上是對同盟會“驅逐韃虜”宣言的解釋。並非要將滿人驅而去之,“驅逐”只是 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的一個環節,中華民國建立之後,還會重新接納之,“斯受之而已矣”(參《中華民國解》)。

 章太炎雖述中華民國名稱的民族主義含義,也略及于民生及民權的思考。如對於未來民國的官員,提出應深明民生、民情的基本要求,尤其要親身經歷過百姓的生活: “且人非生居閭裡,日睹米鹽瑣屑之情,則雖專精法政而入官猶無所效。近世為長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經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訟棍,豈非講習虛言不 如親睹實事之為愈歟?昔滿洲偽高宗(乾隆)欲盡去天下州縣,悉補以筆帖式(辦理文書、檔者)。劉統勳(清雍正、乾隆時高官,劉墉的父親)曰:州縣治百姓者 也,當以曾為百姓者為。”而民國的議員們也必須洞悉民生,即“議士之用,本在負擔賦稅,不知稼穡之艱難,閭閻之貧富,商貲之贏絀,貨居之滯流,而貿焉以議 稅率,未知其可”。(引文見《中華民國解》)

 太炎先生的論述要在談古論今,闡發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含義,因而尤為關注中華二字;中山先生的講說則常常集中在民國二字的民權、民生主義意義。如將二人的論說合起來看,就有珠聯璧合之效。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