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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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

 

第一部分:与人民对立的国家政权:苏联的暴虐、镇压及恐怖

 

(连载)

 

尼古拉斯˙沃思 着                     李刚 译

 

 

 第七章          强制集体化与非富农化

 

对新开放之档案的近期研究已经证实,在乡村的强制集体化运动,实际上是苏维埃政权向一个小土地拥有者国家的宣战。超过两百万农民(仅一九三零到三一年就有一百八十万)遭到放逐,六百万死于饥饿,数十万直接死于放逐。然而这些数字也只是隐约反映了这场人间惨剧的规模而已。此战争远非局限于一九二九到三零年冬季,而是一直延续到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并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达到高潮——在这两年里,当局为了打破农民的抵抗,蓄意挑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针对农民们使用的暴力手段,让当局得以试验日后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的方法。就此而言,这标记了斯大林主义恐怖之发展的决定性一步。

 

  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宣称:「计划中的集体化速度并不是问题……我们尚有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只要帝国主义者们不对我们展开正面进攻,我们就能在经济和集体化两方面取得决定性突破。」中央委员会核准了加快集体化节奏的决定,并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拟定新的时间表。该时间表在经过数次乐观的修订后于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公布。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要于一九三零年秋全面集体化,其他产粮地区则将在一年后达到这个目标。1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要求「清除所有富农倾向和消灭富农阶级」。政治局组建了一个 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实施达到此目标所需的全部措施。该委员会界定了三类富农: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要被逮捕和移交给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劳动营,并且如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将被处决。放逐其家人且没收其全部财产。第二类富农界定为:「较少表现出主动对立,但还是属于大剥削者且具有破坏政权稳定的固有倾向。」这些人要被抓捕,并且与其家人一起放逐到边远地区。第三类属于忠诚政府者,将被正式迁移到所在管区的外围地带,「生活于集体化区外有待开垦的土地上」。是项命令也规定:「在今后三个月内要清算的富农庄园数目……应在农庄总数的百分之三到五之间。」这个数字的用意是作为非富农化运动之规模的指导原则。2

 

每个管区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协调,成员为当地党委第一书记、当地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当地格别乌首脑;具体行动由非富农化特别委员会与行动队完成。按照政治局的指导原则,第一类富农包括大约六万名户主;名单由秘密警察亲自拟定。另外两个类别富农的名单则按照本村积极分子的建议在现场制定。斯大林最亲密的谋士之一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曾经解释这些「积极分子」究竟是谁:「由于在乡下几乎没有党的积极分子,我们通常在村里安插一位年轻党员,然后强迫两到三个穷苦农民与他结伙;这个积极分子小组需要亲自完成该村的全部集体化与非富农化工作。」3 他们的指令相当明确:要把尽可能多的农庄集体化,逮捕有所抵抗的任何人并划为富农。

 

这些做法自然而然地让各种形式的肆意妄为和公报私仇成为可能,并且带来的关于富农类别的难题。党在考虑了经济学家委员会和理论家委员会的无数报告后制定的标准,到一九三零年一月和二月几已不再适用,因为不断增加的税负让所有以往的富裕农民陷于贫困。由于缺乏富有的表象,这些委员会不得不依赖于乡村苏维埃保留的过时且时常不全之完税纪录、格别乌提供的信息、以及乡邻在可能之好处诱使下的检举揭发。实际上,尽管给他们的指令是在没收富农财物之前要制定精确、详尽的列表,非富农化工作队的座右铭似乎是:「吃喝玩乐,因为一切都属于我们。」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份格别乌报告写到:「工作队拿走富裕农民的冬衣、保暖的内层衣裤、还有全部鞋子。他们让富农只着内衣站在那里,拿走所有东西,甚至包括旧橡皮袜、女衣、值不到五十个小铜板的茶叶、水罐、火钳……工作队没收了所有物品,甚至包括婴儿的枕头和锅子里的炖菜,然后把那些炖菜涂抹在他们打碎的圣像上。」4 非富农化收缴的财产往往遭到非富农化工作队的劫掠,或由工作队用荒唐的低价拍卖出售:有的木房只卖六十个小铜板,牛只只卖十五个小铜板。

 

在如此条件下,有些管区之非富农化过程的受害者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中农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工作队必须达到且在可能时超过其定额。农民遭到逮捕或放逐的原因包括:在集市上卖粮、远在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曾经雇工帮助收割庄稼、拥有两套俄式茶饮、于一九二九年九月杀了一头猪且「用意是要自己消费以逃避社会主义征收」。逮捕农民的借口还包括曾经「参与经商」,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出售一些自己制造的物品。有个农民因伯父曾是沙皇军官而遭到放逐,另一位则因「上教堂的次数太多」而划为富农。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许多人仅仅因为对集体化有所抵触就被归入富农的行列。有些时候,非富农化工作队的混乱曾经达到几乎滑稽可笑的极致:举例来说,在乌克兰的某个城镇,一名自己就是非富农化工作队成员的谢列德尼亚克人,被在镇子另一边活动的另一只非富农化工作队逮捕。

 

在经过让一些人得以公报私仇或者根本就是劫掠的第一阶段之后,乡村小区对于非富农化和集体化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格别乌在一九三零年一月记录了402起反对非富农化和集体化的暴动和农民群众示威,二月为1,048起,三月达到6,528起。5

 

这个大规模且相当出乎意料的抵抗迫使政府短暂地改变了其计划。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所有苏维埃报纸都刊载了斯大林题为「成功的晕眩」之著名文章,其中谴责了对「自愿集体化原则的数不胜数践踏」,并且将集体化与非富农化的过火行为归罪于地方负责人,说这些人被「成功陶醉」。这篇文章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仅在三月就有超过五百万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工具和牛只的原主往往采用暴力手段重新收回其财产,与此关联的麻烦和动荡立即爆发。在整个三月里,中央政府每日都会接到格别乌关于西乌克兰、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大规模起义的报告。根据格别乌的统计,在那个存亡攸关的月份里有超过六千五百起民众示威,其中八百余次必须用武力弹压。在这些事件中,超过一千五百名公务员死伤或遭到严重殴打。造反者当中的受害人数不详,但总数肯定很容易超过数千。6

 

到四月初,当局不得不做出更多的让步。地方当局收到数份通知,要求他们放慢集体化过程,承认当时有「名副其实之农民战争浪潮」和「在所有地方苏维埃公务员中至少一半人丧生」的切实危险。该月起义和农民示威的数字开始下降,不过依然非常之高。格别乌报告在四月有1,992起抗议。此减少在整个夏季变得越来越明显。六月有886起暴动、七月为618起、八月为256起。在一九三零年全年里,将近二百五十万农民参加了大约一万四千起反对现政权的暴动、骚乱及民众示威。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为黑土区、北高加索及乌克兰,尤其是在西部;那里的多个完整管区,特别是与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区域,曾一度脱离苏维埃政体的掌控。7

 

这些运动的一个特异之处,在于由女性农民扮演关键角色;妇女们有时被派到第一线,以期其命运不会像被捕的男人们那么严酷。8 尽管妇女的示威往往是针对关闭教堂或乳业集体化,在格别乌分遣队和手持斧头与干草叉的农民之间依然有多次血腥的冲突。数以百计的苏维埃官员受到攻击,并且在数小时或数日里,农民们会试图夺回村庄事务的管理权,要求归还没收的工具和牛只,解散集体农庄,再次允许自由交易,重开教堂,归还富农的所有家当,让被放逐的农民回家,取消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及(至少是在乌克兰)民族独立。9

 

农民们只是勉强在三月和四月推迟了集体化的进程。他们的行动未能导致有领袖和区域组织之中央抵抗运动的诞生。经过当局在前十年里的不断收缴,武器也相当短缺。即便如此,这些暴动依然很难平定。

 

镇压是惨烈的。到一九三零年三月底,对乌克兰西部边境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清剿行动」导致一万五千余人被捕。从二月一日到三月十五日的大约四十天哩,乌克兰格别乌逮捕了两万六千人,其中六百五十人被立即处决。根据格别乌自己的记录,该年仅由法院判处的死刑就有两万零二百人。10

 

在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格别乌开始执行雅戈达的第44/21号指令,即逮捕六万名第一类富农。从发送给他的每日报告上看,这项行动准确地按照计划得到执行。日期为二月六日的第一份报告记载了15,985人被捕;到二月九日,格别乌记载了25,245名富农已经「被退出流通」。日期为二月十五日一份秘密报告给出下列细节:「清算总人数,包括退出流通的人和更大规模的行动,现已达到64,589。在这些人当中,52,166名是在准备行动中逮捕的第一类,12,423名是在更大规模的行动中抓捕。」仅仅数日,六万名第一类富农的目标数字就已然达到。11

 

现实是,富农只是「被退出流通」的一类人而已。各处的地方格别乌干员都藉此机会清理所在管区的「社会危险分子」,包括「旧政权的警察」、「白军军官」、「教士」、「修女」、「乡村工匠」、以前的「商店老板」、「乡村知识分子」及「其他人」。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五日的报告详列了作为清算第一类富农的组成部分而被捕之人等的类别。雅戈达在该报告的底部写道:「东北部和列宁格勒等地区的人没有看懂命令,或者至少是装作不懂。他们必须明白,我们现在不是要清除这些地区的宗教领袖、商店老板及『其他人』。他们既然写『其他人』,就表明他们甚至不知道抓的是甚么人。今后有的是时间来解决商店老板和宗教领袖。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是通过铲除富农和富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核心问题。」12 即使至今,人们依然无法肯定在被「清算」的「第一类富农」当中,有多少是被实际处决,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毫无疑问,在最早移转到劳动营的囚犯当中,「第一类富农」占大部分。到一九三零年夏,格别乌业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网。索洛维茨基群岛上最早的监狱群,继续了其从卡累利阿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在白海沿岸的扩展。四万多名囚犯构筑了凯姆-乌赫塔公路,从而方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的大部分木材生产。另外关押了近四万名囚犯的北部集中营群,则开始修筑连接乌斯季、SysolskPinyug的三百二十公里长铁路,以及连接乌斯季、Sysolsk、乌赫塔的相同长度公路。东部集中营关押的一万五千名囚犯是博古恰琴斯克铁路的唯一人力来源。在维赫拉关押了约两万名囚犯的第四群集中营提供了建设乌拉尔山脉的别列兹尼基巨型化工厂的劳力。最后,在西伯利亚关押八万人的多处集中营,提供了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铁路和库兹涅茨冶金设施的人力。13

 

在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三零年夏季的一年半里,格别乌集中营中的强制劳力增加了两倍多,从四万人攀升的大约十四万人。对强制劳力的成功利用鼓励了政府开展更多类似规模的项目。一九三零年六月,政府决定开凿一条二百四十多公里长的运河,将波罗的海与白海打通。河道所经的大部分地区是花岗岩。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机械,全凭铁镐、桶子及独轮车,因此估计需要十二万五千名劳工。如此庞大的劳工队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一九三零年夏天,当非富农化运动达到鼎盛时,当局恰恰有这样规模的多余劳力可供使用。

 

事实上,被作为富农而放逐的人数是如此巨大——到一九三零年底已超过七十万,到一九三一年底则超过一百八十万14,设计用于应付此过程的框架根本就不敷使用。大多数第二类或第三类富农被用几乎彻底混乱的因陋就简方式放逐,因而往往导致前所未有的「放逐中抛弃」现象。如此就不能给当局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而当局的计划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此强制劳动力量来开发自然资源丰富的不毛地区。15对第二类富农的放逐自一九三零年二月的第一周开始。依照政治局批准的一项计划,作为持续到四月底的第一阶段,将要放逐六万户。北部地区要接收四万五千个户,乌拉尔山脉地区为一万五千户。然而,早在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就曾发电报给西西伯利亚地区党委会第一书记罗伯特Eikhe:「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竟然声称尚未做好接收被放逐者的准备,这是不可原谅的!西伯利亚必须从现在起到四月底接收一万五千户。」Eikhe在给莫斯科的回复中,列出了安置此计划之被放逐人群的估算成本,其数字是四千万卢布——当然,这笔钱他到底也没有收到。16

 

因此,这些放逐行动的特点就是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彻底的缺乏协调。抓捕的农民有时被数周关押在临时监狱里——兵营、办公楼及火车站,并且大批大批地由此逃逸。格别乌为第一阶段分配了二百四十列由五十三节车箱组成的编队。按照格别乌的规定,每列编队有四十四辆大牲畜运输车,每辆装四十名被放逐者;八辆车载运被放逐者的工具、粮食及个人物品(每家限四百八十公斤);一辆车装运卫兵。格别乌与运输人民委员部之间相当尖刻的书信往来显示,这些车队的组成始终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缓慢过程。在大的集散点,例如沃洛格达、科特拉斯、罗斯托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鄂木斯克,满载人犯的编列往往一停就是数周。这大批大批的妇孺和老年男人很难不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莫斯科收到许许多多署名为「沃洛格达工人与员工集体」或「科特拉斯铁路工人」的团体信函,投诉「对无辜者的屠杀」。17

 

关于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的这些编队几乎没有留下详细的死亡率纪录;但骇人听闻的条件、严寒、食物的匮乏及疾病的快速传播,必定使得为数巨大的人丧生。

 

当铁路编队最终到达终点站时,男人们往往被与家人拆散,关在临时搭起的简陋小屋中,然后被押送到新的殖民地;那些地方,按照官方指示,都是「远离任何通讯手段之处」。这个断断续续的旅程有时能够再走数百公里,没有家人,有时在冬天乘雪橇、夏天坐畜力车、或者甚至徒步。从实际的角度看,第二类富农的最后一段旅程,与对第三类富农的放逐往往并无二致;后者被重新安置到周边地区需要开垦的土地上,也就是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脉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多个地区。正如西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管区当局于一九三零年三月七日所报告:

 

第三类富农的首批编队是徒步到达,因为我们没有马匹、雪橇或马具……总得说来,分配给这些编队的马匹完全不适合往往超过三百公里的旅程;因为在组成编队时,被放逐者拥有的好马很快就被换成无用的老马……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运输富农们有权带走的两个月补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这些人当中占大约一半的儿童和老年男人也让我们很难应付。18

 

gaoerji在一份类似的报告中,西西伯利亚中央常务委员会论证了执行格别乌指令的不可能。该指令要求把4,902名第三类富农放逐到新西伯利亚州的两个管区。报告说:「在极度失修的三百六十公里道路上运输被放逐者理论上有权『就其旅程和定居』而得到的8,560吨粮食和饲料,将需要使用28,909匹马和7,227名驭马人(每个驭马人管四匹马)」。该报告的结论是:「完成如此规模的作业将严重危害春播计划,因为这些马匹将精疲力尽,需要数周的休息时间……因此,大幅度削减被放逐者允许携带之给养的数量就具有至高的重要性。」19

 

于是乎,没有给养或工具,而且常常没有任何遮风避雨的住处,这些囚犯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一九三零年九月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份报告承认,在计划的1,641个生活区中,实际建成的只有七处。被放逐者往往「定居」在露天地上、在开放的阶梯上,或是在湿软的松树林里。能够带一些工具的幸运者或许可以搭个简陋的住处,经常是传统的地窝棚,即在地上挖个洞,然后用树枝盖顶。有些时候,当数以千计的被放逐者居住于正在兴建的大型建筑或工业设施附近时,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军营中,睡三层的上下铺,数百人住一间棚房。

 

 

合计起来,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间非富农化计划的官方放逐人数为1,803,392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