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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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拜物教社会

的历史文化基础

草根思者

 

 

编者按:这是作者的来稿,但已经在网站上全部发表。我们考虑再三,鉴于该书稿有相当的重要性,特别是具有讨论的重要意义,决定选载,以推广影响。因为,我们在对中共统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共专制复辟统治的来路等问题的看法上,与本文作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这牵涉到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是一部中国历史的评价,涉及到共产党的统治究竟是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孽”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第一章:中国人,你受到怎样的魔道之魇?

 

1、从历史文化;从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社会运行机制;从文化类型、文化构成;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理论制度多层面,多视角审视分析中华民族的文化陷阱。

文章开宗明义,就说中华民族遭遇文化陷阱;就说中国至今基本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认为作者过于唐突,有哗众取宠之嫌。

如果笔者说这是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的全方位审视,是从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社会运行机制、从文化类型与文化构成进行的分析,而且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理论制度三大层面来思考的,相信曾经在这些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的朋友或者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至少不会立马简单地否定笔者的判断与把握。

2、辉煌的历史不能掩盖现实的沉重与悲哀。

作为大陆中国的一介草根思想者,笔者曾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过。因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的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流传久远、保留最长久、最完整的古文明。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辉煌,有过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艺术,有过许多独步于世界的文化成果。

但是,随着对世界的了解,随着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学习,随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解读。我更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沉重与悲哀。甚至为中国在近现代的一系列表现而感到耻辱和羞愧。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和羞愧,是一种民族的沉重与悲哀。

3、噩梦纷纭的历史,观念误区太多,理论淤泥太深。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噩梦纷纭的历史;是一部悲剧、闹剧不断上演的历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戍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几乎所有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一些所谓革命运动,本来目的是追求进步和发展,最终结果却变成了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过辉煌历史的民族,作为一个建立过东方文明,而且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文化教育发达的民族,在世界进入突飞猛进发展期的近现代,却大大地落伍了,不但跟不上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原本文明程度较低的所谓“蕞尔小邦”的前进步伐。中华民族好像永远只有在历史的泥潭中挣扎的命运。面对宝贵的历史机遇总是只有失之交臂的份!

翻开中国的历史,只要不被历朝历代统治者编造的历史谎言所迷惑。我们就会深感历史事实被歪曲涂抹得太厉害。感到前人给予我们的观念误区太多,理论淤泥太深。

4、先贤先哲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拷问。

历史上的先贤先哲,如黄宗羲、王夫之、唐甄、谭嗣同等人,都曾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过类似的拷问。但是,所有的怀疑和拷问,都未进入深层次的系统批判分析。

现代的思想者中,也有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提出过一系列的置疑和反思。其中集大成者,有民国初年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发现作为中国社会权力阶层主体的帝王官吏在道德人格上的整体性黑暗与卑微,愤怒地指出:一部中国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是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从而写出了一部嘻笑怒骂的《厚黑学》。

“五四”时期的鲁迅先生,更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点出一部中国历史,字里行间都是二个字:“吃人!”。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笔锋所至,直刺民族的劣根性。不管是“示众的材料与看客”也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好,或是对“做稳了奴隶”的自得的愤恨也好,统统是对一个古老民族现代悲哀的沉痛反思,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沉重的感叹。但是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也未能从历史文化角度作更深入系统的批判解读。

台湾的柏杨先生则已经看到了“酱缸文化”的可恶。批判之笔直指民族的劣根性——中国人之丑陋。面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重,他老先生禁不住不断追问:“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并试图通过中国唐朝历史上的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来证实这种诅咒的存在。

5、中国近现代史几个具代表性历史时期分析。

但是历史规律的真实存在毕竟必须依靠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证明。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遗存,更必须依赖对整个历史文化过程的解读来推断。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妨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作为分析对象。

6、戊戌变法。

首先是戊戌变法。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改革上层资源稀缺的国家。经历了所谓“太平天国革命”的长期战乱和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冲击,清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改革图变的开明君主光绪皇帝。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局面没有出现。民族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是如此强大。它很快选取了慈禧太后这个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对新生的改革力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扼杀。这样的历史现象,决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光绪和康梁等改革派人物的策略失误或者是慈禧个人的邪恶自私所能解释。更应该从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排它性、顽固性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7、辛亥革命

又比如辛亥革命(笔者更愿意将其称为后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好不容易推翻了帝制。照道理,迎来的应该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振兴国家的建设期,是一个民主法治制度的确立期。然而结果恰恰相反,革命志士或被刺被杀,或出洋考察,或被挟制得不能动弹,皆只有作壁上观的份。在权力场中,有志于改变制度建设国家的改革者,总是不敌于军阀、官僚、政客之流的功名利禄之徒。即使在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中国还是只能堕入军阀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城头变幻的是大王旗。志士仁人们仍然只有面对国事扼腕浩叹而已。

8、新文化运动和所谓“五四”运动

辛亥以后,以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已在发生。这样的一场新旧交替大转形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各种思潮的交锋是很正常的,但当时的世界历史大背景是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正方兴未艾形成高潮。正是这类政治意识形态的输入,使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使“非武器批判”的新文化运动逐步向“武器批判”的“五四”运动转型,社会积蓄暴发的民粹主义政治激情逐步走向主导地位。

社会上响彻的多是打倒孔家店和宣扬各种主义的口号声,缺乏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成份深入理性的系统批判;缺乏的是对制度思想的系统清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良知和头脑的历史作用。许多人被挟裹在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各各作着自己无力的挣扎。大多数最终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奴隶或牺牲品。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在环境相对宽松的历史夹缝期未能完成。各种主义都未能给中国带来民主与法治。

9、当代中国

尤其到了当代,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以后,中国虽然处于难能可贵的和平安定时期。二战以后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抓住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地前进了。而我们的国家却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机遇,陷入了纷至沓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个人权力斗争中。陷入各种政治实验、经济实验、社会实验的灾难和个人崇拜的热昏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生命的毁灭、优秀文化遗产的毁灭。

时至今日,世界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中国社会刚从松绑中得到一点起码的发展。却又陷入了贪渎成风、腐败入骨、道德沦丧、怨毒迷漫的泥潭。对金钱的追逐到了疯狂的地步,对权力的崇拜、权力的恶性膨胀和滥用,到了令人发指的空前程度。混淆是非、鼓吹邪恶的文化垃圾被大量制造出来,恶俗之花遍地开放。中国到底怎么了?中国人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被某种神秘的魔咒魇住了?每个清醒而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痛心疾首在思索。

10、“腑肺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一切浪漫的猜测、空泛的指认,都是不负责任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腑肺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们国家民族的病因只有由我们自己找出来。真正的病根找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便找到了。否则,只有重蹈历史的复辙,即使因腐败发展到极致,导致社会崩溃引发一场革命,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1、在中国,革命从来就是王者易姓、改朝换代,这种历史机制必须终结。

革命是什么?《词源》上的解释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盖古者谓天子受命于天,故王者易姓曰革命,言天命既改也。今谓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曰革命”。原来在中国,革命的主要玄机就是改朝换代!

中国人历来喜欢把改变权力腐败现状的希望寄托于革命,这是中华民族一个顽固的文化情结。其实只要对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威权政治的迷信不破除、只要民主宪政的意识不确立,意味着社会政治大变革、大进步的历史进程就不可能发生,一切所谓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无不会堕落为诈仁假义的改朝换代,无不仍旧会堕入朝代更替的恶性循环的周期律之中。

无数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教训是:“革命,许多的罪恶假你之名以行”!尤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专政形式进行的革命。专政的实质必然是专制,以专制的手段来反对专制,获得的几乎必然是专制,用大规模铁血手段来追求发展和进步,往往获得的是倒退与灾难,在权力拜物教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尤其如此!

12、“没有内鬼,何来外患?”

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国人总喜欢用“内忧外患不断”来表达,而且将国家得不到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究于外患,其实真实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内鬼,何来外患”?

外患是怎么引来的?就是从层出不穷、连绵不断的腐败内忧所引发的!腐败内忧的病根在哪里?就在我们积淀深厚的文化里;就在围绕权力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拜物教的专制文化之中!

13、在中国,长期而顽固的中西方划分是一个心理陷阱、逻辑陷阱。

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就设置严格的中西方分界,就设置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持中国特色”的前提,实际上就是从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上、心理上制造了一个排斥对象,制造了一个假想敌,也就是把我们的民族国家置于世界进步潮流对立面的地位,从而给改变权力拜物教文化传统设置一个心理陷阱、逻辑陷阱。

14、重要判断:中华文化中存在权力拜物教文化系统!

中国这一段时期,不是在热炒热卖着各种文化吗?什么儒教文化、皇室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市井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系统,却被有意地掩盖遮瞒了,也被有心的研究者长期忽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有着复杂庞大的系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影响最大,严重地阻滞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这就是权力拜物教文化!

就是这个权力拜物教文化系统,围绕权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系统,它广泛地积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全面地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落后性、劣根性、堕落性和顽固性。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情绪以及游戏规则、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民族性格,总之,一切文化观念、文化心理状态的存在,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拜物文化的烙印!中国社会对权力崇拜的程度之深、之广、权力拜物社会色彩之浓,莫不突出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主要病根在哪里?就在权力拜物教文化!中国人受了什么样的魔道之魇?就是受了权力拜物教文化之魇!

15、权力拜物教文化血脉是暴发魔道之魇的根源,是形成文化陷阱的根源,中华民族由此而陷入信仰陷阱、思维陷阱、语言陷阱、社会机制陷阱的泥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所在,好的文化传统是优良血脉的传承。恶劣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周期性暴发恶梦的血脉所在。权力拜物教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暴发魔道之魇的根源!

中华民族的文化陷阱就是权力拜物教文化。由于这个巨大的文化陷阱的存在,中华民族因此而陷入信仰陷阱、思维陷阱、语言陷阱、社会机制陷阱等诸多陷阱的历史文化泥坑中。就是这些诸多的陷阱,使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始终处于云遮雾罩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密码之所在!

16、用普世价值来解构权力拜物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许多的志士仁人,在一次次的历史失误中,已隐隐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已经意识到阻滞中国发展进步的病源病根,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但以前只是空泛地归咎于孔孟儒教和封建制度,没有进行深入地挖掘,任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如此深重地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它像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梦,又似是中国人一种如影随形的宿命。 

面对当今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华民族的子孙实在不应该再麻木,不应该再一次又一次地沉入昏睡中。一个麻木的民族,一个是非混淆的民族,一个没有明朗历史脉络的民族,一个面对几千年压迫欺凌,不敢理性抗争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首先应该敢于直面这个万恶之源——权力拜物教文化,敢于用全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体系——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制理念来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解读。

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收获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从自然法则的程序设计层面看,其核心之核心就是通过民主宪政制度和自由人权理念,以社会广泛的分权限权为基础,从社会机制上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制衡。

而中国人的权力拜物价值观却以对威权政治的崇拜迷信和对自身权利的淡漠麻木,而全面背离这个核心价值,这是我们始终难以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根本原因。唯其如此,全面解构权力拜物文化才会成为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任务,是一次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批判,而是一种全新的把握、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的系统剥离、继承、重建过程;是一次空前的、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遭受到内外因素干扰而发生几十年断层后的继续!

 

第二章:权力拜物教文化

 ——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17、文化的定义应该是最广义的。

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一种文化,在此,笔者不得不对文化的各种定义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中国学者庞朴,提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对我们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现引用如下。他认为:

“从广义上说,文化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如果把文化整体视为立体的系统,文化结构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象的意蕴之类;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里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自己的一贯类型,有自己的主导潮流,并由此规定了自己的发展和选择,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的要素。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外在的物的层面。其次是理论,制度等中间层面。最后才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这种接触向人提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的层面最为保守,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

18、人类认知系统中两个最宽泛却最重要的概念范畴——文化与价值观。

以上论述,对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有意义的。在人类文明的认知系统中,“文化”和“价值观”是二个最宽泛却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二者之间互为影响,相互涵摄。人类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已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保留文化多样性这个最基本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达成的。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早熟而完备的专制体制中,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的观念误区,从而长期顽固地排斥着普世价值。下面的探讨,就是试图用新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努力。

19、权力拜物教文化即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自汉武帝以后,二千余年皇权政治的二元结构是:政治制度由迷信极权、鼓吹威权暴政的法家人物设计,政治伦理学由披有儒家人情人道色彩的儒教人物来论证维护。这种二元对立的法统道统在矛盾中融合涵摄,形成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使这种类宗教的儒教面目内容都很含混。正是这样一个含混的类宗教充当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宗教信仰二千年,儒教信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信仰的核心价值是权本位的权力崇拜价值观。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杂交揉合的形式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是一个极隐秘的特征。笔者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定名为“权力拜物教文化”而没有定名为“权力拜物文化”是因为添加一个“教”字,使中国宗教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已有一个初步的表达,后面的论述将逐步深入证明这一点。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对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以及在追逐到权力后,对权力的赤裸裸的利用。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完全与政治理念无关。(当然,对权力的崇拜也可以是一种政治理念,但那毕竟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理念”)。因此,可以说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权力拜物教文化在中国发育完善,形成庞大系统的历史,是权力拜物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给予深远影响的历史,后面的论述,将逐步证明这一点。

20、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权本位伦理是一切伦理的出发点,一切价值取向以权力为中心展开。

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相信真正看透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是会有认同感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皇权伦理是权本位伦理的核心,权本位伦理是一切伦理的出发点。对权力的崇拜程度,一切价值取向以权力为中心的观念中国人是最全面、最顽固的。这种崇拜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已进入了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状态中。

21、类宗教的儒教的崇拜对象是活的自然人——皇帝,使神与人的概念模糊;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色模糊。

中国没有一种本土的、对国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宗教。而被历代统治者崇奉的所谓“儒教”,二千年来充当着皇权制度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它又只是一个类宗教系统。说它是一个类宗教系统,是因为它虽然具有宗教在思想内容上、形式上的几乎所有特征。但其组织形式、崇拜信仰方式与其他宗教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要人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个活的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就是皇帝。这个崇拜对象要生老病死,因此不可能固定下来。而在大多数时侯,只能通过血缘的亲疏来确定继承者。而这样又经常引起了宫廷内外围绕大统继承的争斗。对活着的自然人的宗教式崇拜,对其神性的虔信程度必然会被大打折扣,这是中国人宗教情感淡漠的根本原因。

在儒教的伦理中,皇帝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他执掌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受命于天)。他是人间的神,因此称“天子”。

22、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与类宗教的儒教的结合,使中国二千余年都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处于一种类神权政治的黑暗中。

正因为有了这个类宗教的儒教,所以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也只能是一个多神教。这明显地是避免与崇拜唯一神皇帝的儒教相冲突。中国人对人间神——皇帝的崇拜,使像崇拜上帝那样唯一神的宗教不能产生。因此,宗教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实际上是淡薄的。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机会主义宗教意识,谈不上虔诚的信仰,更谈不上足够的敬畏与感激。而中国人对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崇拜意识却是强烈的。即使是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这种崇拜意识也没有得到多少淡化。尤其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人们,这种意识总是被经常地强化着。这个类宗教的儒教和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使中国二千余年都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大家知道,当一个国家处于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时,必定是处于它历史上的黑暗期。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详细论及。

23、一切外来政治势力、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可能被权力拜物教文化所同化。

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是撇开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因为不管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只要它是企图用一种先验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系统,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它对社会成员的蛊惑与控制,总是只能得逞于一时,很少能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状态而存在于民族的文化里。因为那些先验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政治实验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必定是短命的。但一个民族文化核心层对这个民族的控制却是顽固而久远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早以发展成为一个巨大深厚的文化系统。在中国,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对全体国民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入、之广泛、之全面。可以说古今中外无有出其右者。这完全要拜权力拜物教文化之赐!

正因为有了这个几乎无所不在的文化系统,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势力,也不管什么样的民族来统治中国。只要它拿起中国传统的统治理念,实质上统治中国的,归根结底还是权力拜物教文化。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同化力为什么强的原因。这种早熟的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史时期,可能不失为一种能有效统治的文化(注意这仅仅是就“有效统治”而言)。但是到了近现代,它却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严重地阻滞着中国的进步。

24、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踉跄。

中国自秦朝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和民众在权力拜物教文化的引领下,共同演绎着一幕幕闹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飞速发展期,已经风光不再,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长足的进步。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走二步退一步,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的踉跄。当世界处于大致相同的古代史阶段时,这种文化的差异还不太容易被区分开来。当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飞速进步的近现代,文化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了。

25、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自我权利意识——三种重要现代文明理念基础资源的缺失,导致民主政治广泛基础资源的缺失。

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人自我意识,是产生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而中国二千余年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导致这三种重要的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越来越缺失。

在欧洲,历史上虽然也存在过普遍的专制,但它的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东方大地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专制程度。因此,欧洲诸国的君主、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都没有被中国式的权力拜物教文化“败坏”得这么厉害,贵族气度、贵族风范被保存下来,基督教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制的理念得以在其中孕育、发展、成熟。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却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排斥着这些现代文明理念。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之所在!

26、独立于世界东方长期发育出的文化类型——入骨的权本位文化类型。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类型。中华民族相对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五千年的文明,尤其是二千余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发育成长出一个相当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体系、社会结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甚至潜意识等各个方面。

在汉语言文字中,“权”字本来是专指度量衡器具中的砝码。后来被衍伸成权柄、势力、变通,而衍伸意义反而成为主要之义。原来的字义却被人淡忘了,从而产生了以权字为词根的大量词组。例如:权力、权利、权势、权威、权贵、权谋等等。这些词组把力量、利益、威势、贵显、谋术等概念与权柄联系起来。这种可恶可鄙的联系,题中之义是非常明显的。中华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就如此地进入了记忆符号的骨子里。使“权本位”社会色彩无比浓厚!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历史上也长期遭遇过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的问题。但是历史性、文化性地对国家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却必须首推中国!

27、二千余年的社会机制设计: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机制、劣胜优汰的知识分子附庸权力机制,将危机风险隐瞒积累向后推移机制,“逆效应社会”机制。

二千余年来通过历代帝王、官吏、御用文人的精心设计与完善,中国已形成一系列顽固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设计已经成为一种入骨的、如影随形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制,而且是最终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皆集中于皇帝。它的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帝王家是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最富的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在中国的社会里,是最缺乏制衡的权力。中国社会,不但严重缺乏这种制衡机制,而且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经常性的恶性膨胀。在中国,国家权力被完全理解为统治权,即对全体国民的统率治理之权,甚至是将人民看成牛羊,可以进行放牧和随意宰割的牧民之权。这从中国古代官吏名称中有州牧之类的称谓就可以明白。即使后来名称改变了,“宁不闻灭门令尹耶?”。一个县官,其权力亦足以灭你的门了,你说这种绝对权力可怕不可怕?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贪官污吏、功名利禄之徒在社会上层占优势的机制;常常是“肉食者鄙”不鄙者不大可能成为“肉食者”的机制。是小人常常得志的机制。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机制;是清官、良民、好人、质量卓异者常常被淘汰的机制;是奴才战胜人材,雄材辅佐蠢材的机制。

中国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的机制。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因此,对权力依附的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责任。象洛克、鲁索、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也是一种将风险隐瞒推移到最后的机制。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使危机在发端时就被刻意隐瞒的机制。这种隐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习惯。统治者高层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发展到最后,最高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这个集团的核心往往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不但不愿意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而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变本加厉地构筑发展自己的统治结构。这种结构是一种日益臃肿冗繁复杂的官僚体系与科层制度,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官僚体系与科层制度会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这种统治网络以权力利益化为主要凝聚力,使腐败与保守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发展趋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腐败与保守的势力会经常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种利用官僚体制与科层制度进行统治的结构构筑完全与正常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反而会使腐败发展至极致。“太平盛世”的假像被维持到最后一刻。这种机制容易造成社会在几乎全无思想准备的突然情况下发生断裂崩溃,产生一个周期律的碎片化过程。

由于腐败对社会所有领域无一例外的侵蚀,中国社会会经常性地滑向“逆效应”的社会机制。一切正常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是非评判、正常的程序操作,往往不能获得正常的结果。相反,原来处于潜隐状态的潜规则、负道德却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于是,非正常的操作反而成功。例如贿赂造假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就是这种“逆效应社会”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文化性的逆效应机制已成痼疾,产生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淮桔成枳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

中国传统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留下的是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国家。

28、“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引导出的斗争哲学、造反哲学、极端哲学。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简单造反哲学。斗争哲学和造反哲学都是极端哲学,所谓“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就是基础于这种造反哲学和斗争哲学的邪恶历史观!这是中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29、恶性循环的周期律历史机制导致中国难有实质性历史进步。

权力拜物教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人民对暴政根源于经验的缄默与屈从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社会被反复地拖向深渊。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模式!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在近现代的中国愈演愈烈。而专制的程度却往往变本加厉。这种格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严重地破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态,使之不能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使社会不能保持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发展的空间。历史发展的割裂感严重。这种格局使整个社会经常笼罩在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中。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暴发户与没落户心态交织的心情。骄奢淫逸、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

而被统治者阶层却因为得不到公正人道的待遇。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生活基础贫困脆弱而焦躁不安。这样的格局,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应为浮躁。好的传统得不到传承发扬,坏的传统却沉渣泛起,被令人发指地发扬着。恶俗之花在这样的气候土壤中竞相开放,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渲泄化解,反而在以高速度积累。腐败势力就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直到将社会腐蚀至崩溃!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能够粗略地看到权力拜物教文化作为实质性的政治文化,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以下几章,笔者将从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