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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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砍一曲曲难终

本刊网文选载

 

 

 

编者按:中国乌砍村的民主抗争事件,似乎已经落幕了。但是,乌砍一曲,究竟曲终与否;乌砍村民的村选举,是否象海内外wuKan某些媒体所衷心报导的那样,是村民的胜利,更是“共产党的民主进步”,前者怕是还有变局,后者就是涂脂抹粉了。但是,无论如何,乌砍人民的进程,就是历史的进程;乌砍村民的民主选举要求,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民主选举要求。对此,应该是海内外有良知者的共识,也是中国民主的必然走向。所以,称乌砍村民民主选举抗争获得初步成功,是当今中国民众民主追求的里程碑,恰不为过。为此,本刊特选载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家张三一言先生评论乌砍的两篇文章和最近的两篇有关乌砍的报导,供读者集中评阅和深思。

 

 

乌坎的理性

 

 

张三一言

 

   

 我写了一篇《乌坎暴力革命礼赞》,觉得意犹未尽,再写此篇《乌坎的理性》。

    甚么是理性?理性就是避除感性干扰,审慎思考,用逻辑推理,推导出结论。这结论表现在行为上是: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成果。

    我根据以上定义检验乌坎事件是否理性。

   乌坎民众理性不理性?

    乌坎人在现代化垬军警、现代化热武器条件下有理有节地用最原始的木棍、用最轻度暴力赶走了垬村政权(村官),建立了最现代化、最符合普世价值的民选的村民主政权及民众组织,这是垬统治大陆历史中石破天惊、惊天动地大事件;更重要的是迫使垬史无前例破天荒地承认了一个非共、也是非(垬)法政权。成本之小,成果之巨,足证乌坎民众高理性。

   除了概括地描述乌坎民众行为理性外,我没有忘记乌坎人的思想理性。请看乌坎人向垬提出的要求是多么理智、多么切合时势、多么可行。

 乌坎人民的要求终于迫使官府作出让步的条件:

1、承认乌坎村民选政府为合法。

2、释放关押人员。

3、交还受害人薛剑波尸体。

4、收回被盗卖的部分土地。

5、对原违法村官依法处理。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乌坎民众理性的思想指导理性行为,是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保证。

    若来日被秋后算账,乌坎民众还能算理性吗?

 很多人(包括我)根据垬本性会对乌坎人进行秋后算账,令乌坎成果化为零。若然,乌坎人付出了代价取得零成果,“乌坎理性”成疑。可否因此断定乌坎事件不理性?

    我认为乌坎成是理性,这不用说。败也理性,因为它付出了败的代价(并不大)却赢得了人们可以在乌坎这个基点上再出发的大成果:以事实证明中国不单止只有一个乌坎,还有白坎、黑坎、红坎…千千万个可以民主的坎──人人可乌坎,处处可乌坎。

    乌坎事件可供给我们如下结论。

    其一、乌坎事件是典型民主革命事件;而且是有限度暴力的民主革命事件。甚么是暴力?暴力就是激烈而强制的力量。如果乌坎人设宴欢送乌坎垬村官离村是非暴力;现在是乌坎村人用木棍激烈地强制地打(赶走)垬村官,就是暴力行为。所以说,乌坎事件是典型民主革命事件;也是民主暴力革命事件。

     乌坎事件表明:中国民主革命是必须,也是可能;暴力反暴力是革命手段选之一。

     我写《乌坎暴力革命礼赞》,有人反对说,乌坎没有暴力,是和平非暴力。我认为有暴力就有暴力,没有就没有;无需谈暴失色。没有必要为了维护和平非暴力的正确性而把有限度使用暴力扭曲成为不是暴力。

    其二、知识精英误导了一个理论:“暴力即不理性;理性排除暴力”;甚至是“革命即不理性;理性排除革命”。乌坎事件证明:存在理性的暴力,暴力的理性。就目前中国政治现实来说,革命比不革命理性。因为革命建立在现实和可行基础上,所以是理性;不革命多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幻想极权统治者会自愿自觉作放权的民主政治改良,所以不理性。

    其三、中国可以没有垬,而且没有比有好得多;中国有现成的民众民主力量完全可以取代垬,而且力量比垬优秀得多。

    其四、革命不是一定要遵从前人模式,新创的才是革命精品。色(花)和平革命、北非之春是外国新创的精品、乌坎民主村政权是中国新创品种,都是精品。

 中国将会出现更多新的民主革命模式。

                              20120104   香港

 

 

 

乌砍先兵后理民主革命成功定论

 

 

张三一言


一、乌坎是民主革命还是改良?

乌坎民主革命事件已经由高潮回归平淡;议论热潮亦退烧。现在有两件事应该做。第一件是不断提出乌坎经验教训,以便向全国推广倡导;让全国乌坎化,且超乌坎化。这样才能突显乌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此,就要做第二件事:探讨事件意义和作出定论。

重提甚么是革命的老话题。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的界定是:改变制度或政权性质代之以新的制度或政权就是革命。我们常说的民主化,就是民主革命运动──在专制或极权制度下实现民主制度所进行革命运动。乌坎是改变共产党委任的专政权力村书记,以一人一票民选村政权取代之,是100%民主革命。

关于革命,会碰上革命到底是革制度和政权命还是革人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经历长期争论至今未没有得到大家共同接受的结论。

我认为,首先,也是目的,是革制度和政权的命;当有些人拼死维护原制度与政权,要和旧制度和政权共存亡,并与变革者为敌时,革制度和政权的命就必然地要连带革掉这些人的命──还要注意一个重要点:革人的命意思是把他从权势地位强行拉下来,成为非权势者,或者诉之以法、投之于狱,而不一定要把他杀了。乌坎村民把原共产村太上皇支部党书记打跑了、打下台了,所以是革人的命。如果当时的共产党村书记不是逃跑而是用暴力反抗的话,被打死也没有甚么出奇!一些人硬要把两者分开,只许革制度与政权的命不准革地心塌地维护这些制度与政权者的命,是无理取闹。请问,把极权专制制度和政权之命革掉了,然后仍然保留原统治者掌握政权的位置,这可能吗?

反对革人之命的说法实际效果是让制度与政权革命行不得。

有人说革命首要的是革除一切封建传统恶习与陋习的命。我认为此说有误。革除封建传统恶习、陋习的命是民主革命后在民主社会里的工作,不是革制度与政权命期间的任务;不要把它渗到民主革命中去搞混水,阻止革命。

以上说法可能产生误解:人民选择了革命。

这是绝对错误。

革命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众或革命者愿望或主动选择,民众或革命者期望的是统治者进行还权于民的改良。当统治者拒改良、压迫剥夺人民而人民到了无法忍受时才会在走逃无路条件下被迫接受并实行革命。即是说,革命是统治者制造、并强加于民众的产物,不是民众创造或优先选择的对象。

提到革命,人们就会并提改良。甚么是改良?

改良有两种,一种是其目的欲达到变专制或极权制度与政权为民主制度与政权者,叫做革命性的改良(现时人们说的不合作派中,有一小部分与之重合);一种是其目的在于维护现制度与政权,在保证制度与政权性质不变条件下作出改善者,叫做反革命性质的改良(就是合作派)。一般民主革命者所反对的是后一种改良,前一种改良被作为互补的同伴。

就政治现实而言,革命性改良也存在问题:有没有可行性?

从本质或逻辑上说极权无改良。理由极明白简单,极权就是统治集团绝对掌控政治权力,你后一种改良目的是要统治集团还政权于民,他极权集团有必定失权,这怎么可能?可见,极权与改良两者相悖不能共存。理论上不可能,但是,实践策略上则或许有可能。这个可能有一个条件:足够强大的体制外民众压力;其中特别不可少的是革命压力。当压力足够,置极权统治者必须在要么失权亡党、当权者还会受到法律追求惩治,要么放权保党、当权者自由有保障,两者必选其一的困境,还要博运气,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统治者选择后者这一附加条件,才能实现极权制度下由改良达到民主。

郑重说明一下。这里的改良,是指主张改良的民间群体和他们所持的意识型态,不是指这些人的作为。实质是在政治史上从来没有民众改良作为的记录。为甚么会这样的呢?道理极简单:改良是权力者从上而下作放权于民的政治制度改变,而这作为只有统治者才能办到,是专制者的专利;绝无民众作为的余地。主张改良的民众可以给统治者施加道义压力;但是,改良的压力远没有革命压力大。或许,改良派还有另一作用是给愿改良的统治者心理支持和理论援助。

   
二、乌坎民主革命成功

根据我前面对革命下的界定,乌坎民众把极权共产党的村政权打走,建立了自己民选的村政权,政权由带领抗争的林祖恋出长(兼任书记及组长)。而广东省共产党政权也被迫承认了这一民主政权,让民主政权合法(共产党之法)存在并有效地执行权力。

为甚么乌坎民主政权会产生和能存在?

乌坎模式的成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讯息时代世界人民全国人民支持。这不是夸张之词,乌坎革命发生时,我们看到的网上网下绝大多数是支持的声音,这一声音实质代表了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声音。另一部分原因是运气,乌村人民遇着比较有理性广东现当权者,当权者顺从世界人民意愿;若遇上类似治藏时胡锦涛式人物,就必遭殃了。

其二,纯从国内看,广东共产党放弃了空前(空共产党六十多年来之之前)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一手硬一手软策略:对发起、组织、领导反抗者铁血镇压;转而采取了全新的两手软手法:容忍和承认反抗者合法存在,并加以收编和利用。

容忍乌坎民众革命和承认革民的民主结果,意味着否定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意味着否定极权制度和政权。面对这个严重的本质矛盾,共产党为甚么会让步?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统治者失去了控制能力;已经无法控制乌坎类事件的出现和导向。共产党现在已经从对政治敌人寸土不让底线退到制度和政权不能变更这一底线;从过去反对当支部就是反党到今天拿村党组织(政权)作炮灰,赎买专政制度和中央到村级以上权力。在无法操控现实局势条件下,承认现实接受现实是统治者最佳选择。最佳选择不等于必然选择。重复说一次,若遇上今天党委书是胡锦涛,最大可能就是胡治藏翻版:血洗乌坎。可见,失去了统治能力的统治者并非一定会成为善类。要取得较佳结果,还要有一个附加条件:这个统治者有足够理性。乌坎人民,也是中国人民之幸是偶然地碰上了现广东共产党统治者。

为甚么会出现广东这样相对善性的统治者呢?

这绝不是说明共产党本身有自省自改自善能力。而是其一,因为强大无比并占意识型态统治地位的现代人类普适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对统治层内部影响起了作用,产生了代理人或屈服者或投机者。只要民众的强大压力,在出现足够的支持统治层内部倾向民众实力的条件下(对统治层异议者有实质意义、有可依靠的支点),统治层内部比较开明者、政治家、野心家就可能表现出统治层主流外的异议和异议者。

由众多偶然因素组成的乌坎模式,呈现了中国由极权走向民主的一幅现实图像;或许这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然性表现。从整个过程来看,偶然只会促进必然,不会否定或阻止必然;假设没有出现乌坎,必然还会在其他时间和地方出现蓝坎绿坎;一坎坎地迈向自由民主。

这就是共产党从一小撮挑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敌人的对付政治敌人政策,到起事领头人加官的应付民变政策质变的原由。


三、乌坎事件告诉了我们甚么?

乌坎事件起码告诉人们以下真理和真相。

其一,革命力量。民间有可取代共产党的力量;用事实破除了以往被确认中国没有取代共产党力量的真理。而且取代共产党的力量比共产党更好。

其二,革命路径。在核兵器武装到了牙齿现代化武器条件下,适当的暴力革命可行;破除了不是斩竹为兵时代民众暴力反抗之路不可行的谎言。

其三,革命理论。用革命或暴力革命建成民主政权的事实,粉碎了革命(或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新一轮专制独裁的专制极权御用理论(谎言、谬论)。乌坎革命成功压下了反革命气焰兼打残废了反革命理论。

其四,革命力量。在普适价值普及、讯息爆棚的网络时代,民众已经可以摆脱知识精英,并从自己实践中产生民众自己的领导精英,有能力独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精英从领导角色逐渐转变成为参谋角色。

其五,革命模式。世界和中国经验证明,可以不需要组建秘密革命党也能进行民主革命。(以上五点论述很多,此处不再讨论)

其六,革命经验。乌坎最大意义与经验是:先兵后理。

众所周知共产党从来听不进来自民间的说理声音,它们唯一能听懂的只有暴力语言;你要共产党听你的话,首要条件是你能说出有暴力能力作后盾的话。乌坎村村民原本也想与共产党和平对话维护土地权益;共产党及其利益同盟者地产发展商的回答是杀死带领反抗的村民薛锦波。是共产党先用暴力和暴力语言。然后才有村民回敬的有限度暴力:赶走共产党村政府,建立自己的民选村政权。村民用兵以后共产党省政权才听得进村民的说理话。

这是中国大陆六十年来第一次民众对共产党先兵后理成功事例。破了以往只有共产党用兵,且兵前兵后不讲理的传统;建立了民众先用兵,兵后两方都讲理的模式。这一模式有累积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如果类乌坎政权逐渐达到期40%5060%…共产党政权就有可能会质变成为民主政权。但是,这只是可能,不是必然。可能不可能关键是民众还用不用先兵后理模式,这一模式能否发扬光大;或再创更多更有效的新模式。

先兵后理实质意思是,先革命后改良、在革命前提下和在压力下进行改良。所以,先兵后理,应该成为中国大陆对共产党政权抗争的一个优先选项。

 20120125 沙巴 20120306修改

 

 

乌坎村是中国民主里程碑

 来源:香港苹果日报

 

广东汕尾乌坎村的维权抗争,在释放四名被捕村民、归还薛锦波尸体后,暂告一段落,负责处理事件的广东省委工作组也入村直接与村民接触。很多人认为,这是村民的胜利,乌坎更将成为中国农村民主化的「小岗村」。 (博讯 boxun.com)

「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下,村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跟今天北韩饥民不遑多让。毛泽东去世一年多后的一九七八年,十八位村干部及农民为了活命,冒着杀头风险,立下互相照顾对方子女的遗嘱,在承包农田的协议书上打下手印,承诺收获粮食后,先缴交国家公粮,剩余的归自己。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举,在公社制度下,农民收成都属于集体及国家(自留地除外),而承包制之前被狠批为「资本主义毒草」。

不过,正因为这十八人的冒死决心,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对于农田承包制度,北京当局开始时还想扼杀及严惩小岗村,但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下,承包制在全省推广,赵紫阳主政的四川亦步亦趋,其他省区纷纷仿效,三年后,承包制遍地开花,中央只能承认,并进行规范,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中国改革开放的「英雄」!

乌坎村呢?他们向全世界示范了中国农民的质素,透过村民直选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实行了三个月完全自治,成功组织有理有节的抵抗行动,并与当局谈判。村内有四十七个姓、一万三千人,每个姓按人口多寡,各推一至五名代表,共百多人作为村代表候选人,由村民一人一票选出十三名代表,组成临时理事会,代替原来的村委会管理村内事务。
这是中共建政六十二年来,第一个完全摆脱中共控制、村民自主选出的自治组织,意义当然非同凡响。但若将乌坎村视为中国民主化开天辟地第一村,就像「小岗村」在改革开放的作用,则言之尚早。乌坎村之路仍非常漫长,还有很多后续问题未解决,包括当局会否秋后算账?被私卖的村地能否归还村民?会否惩治贪官及追究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等失职干部的责任等。

除非越来越多农村仿效乌坎的抗争,而北京当局又认识到村民真正直选的自治组织才是解决当前农村危机的出路,否则乌坎村只能是个案,而非中国民主化的「小岗村」。

当然,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从联合国大会一百九十三个成员国仅得十七国代表替金正日默哀,可见人心向背,而乌坎的抗争已经写进史册,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里程碑,能否成为「小岗村」又何足挂齿。

  

 

乌坎村委就职交接受阻 外界悲观


【看中国记者张佑宇综合报导】27日,广东汕尾陆丰乌坎村新选举出的村委会正式就职,但村委工作却举步维艰。新任村委会表示至今未收到前任村委的交接资料及银行账号,导致行政工作和财政都陷入困难。观察人士指出,如果村民无法拿回土地,一切都是空谈。

《东方日报》28日报导,昨日下午一时半,由乌坎村民选出的七名村委会成员,及五名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成员,与官方村党支部合共二十人,在数百名村民及中外媒体观看下宣誓就职。但村委会目前行政、财政却陷困境,阻力更来自地方政府。舆论直指,农村迈向民主原来一切都是空谈!

民选村委会主任的林祖銮批评当局未做好交接工作,基本数据文件从缺、银行账号欠奉。“没有账号,哪来的钱?”他直指村委会出现经济困难,连基本工作都无法进行。

负责村委财务的孙文良更狠批地方政府极不负责,目前除两个印章外,上任村委甚么也没留下。他表示,上任村委原来曾将数百万元(人民币下同)资金借予外人,现时无法收回,不排除要向富有村民借钱,维持每年近百万元基本开支。另村民户籍、社保等基本数据,极需大量人力重新登记,最快亦要个多月时间。负责土地事务的村委张建成则强调一定要讨回土地,惟尚未有具体方案。

乌坎村民维权行动的主要要求,是追讨回被前任村官私卖的土地,但至今仍未追回,因此未来村民是否能拿回土地,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目前许多人并不乐观。

中国时政评论员横河表示,在中共领导下所搞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实际已经搞几十年了,但只是形象工程,“比如像村长,即使村长是选出来的,也没什么权力,连官员都不是,钱云会带村民维权让自己连命都不能保住。”“乌坎搞的至今没超出过去的范围。如果村民无法拿回土地,所有都是假的。”

《纽约时报》本月初曾评论指,乌坎选举充其量是“北京的一副天鹅绒手套。”因为仍不断有民众因征迁问题维权遭到打压,这些新的证据显示,要改变造成乌坎问题的体制很难。

而就在昨日乌坎村委会举行就职仪式的同时,来自邻近揭阳市的卅多位访民也赶到乌坎向在场媒体表达要求,表示他们也遭村官涉贪卖地。现场媒体见到,有当局派出的多名便衣在场监视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