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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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  奋斗·  救中国

 

 

千古圣哲孙中山(之九)

 

 

 

袁定华

 

 

 

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但总是推翻一个旧王朝,又建一个新王朝,一个专制独裁的旧皇帝被打倒,一个独裁专制的新皇帝便登基,故而,在人们朦胧的思想意识中,似乎皇权帝制应该是天经地义而无法变更。古老的中华大地,就是一个产生专制独裁国体政体的温床。

SunZhongShan孙中山先生出世,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创建起中华民国,用他革命家的智慧之剑将中国历史裁为两截:以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族历史分野的界碑、断代史的标杆:之前,家天下,为帝国时代;之后,公天下,进入民国时代。

然而,中华民国的基础却无法超脱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滋生专制独裁政权的土壤,如何才能使新生的中华民国摆脱此类土壤的影响,以便在民主宪政的轨道上健全发展、正常运行,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困难的历史课题。中山先生运用他超凡的政治智慧,为中华民族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就是学习欧美民主国家成熟的治国经验,逐步推行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就强调:

“兄弟此次北来,于南北同胞有无穷之希望。盖共和虽说成立,而国本尚是动摇。国本动摇皆由人心不能巩固,故欲巩固国本必先巩固人心。今五党(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笔者。)合并,兄弟切望诸君同心合志,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合五党之力量气魄,以促民国之进行。是中华民国前途之无量幸福。……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再者,现时人心总以军人破坏共和为虑。据兄弟看来,此次共和既有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吾人苟心志坚定,以国家为前提决可不怕军人武力干预政事。军人如家主雇佣之武士,以防外患者也。设家主父子不能相安,甚至杀人放火,则武士亦不忍坐视矣。故家主自能治家,然后武士自知防外患,军人固用于防外患,决不至用武力干预内政,以破坏共和。

“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兄弟。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1

“今年为中华民国之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一切建设,尚未完备,今日实为草创时代。然有一事,吾等深可引为庆幸,实生前途绝大之希望,即政党之成立也。政党之基础巩固,则中华民国之基础自然巩固。”(2

从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中,我们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先生考虑问题是何等的深远。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奉行的均是政党政治,政党是为国利民福结合而成的社会团体,而决不是谋取私利的社会集团。所以孙中山先生特别强调:作为一个政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修明党德,这是孙中山先生宣传实行政党政治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只有朋党之论,没有政党之说。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倡政党政治,对于国人尚属崭新事物,当然需要先生做启蒙教育。

实行政党政治,是孙中山先生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先生在多次的演说中,就政党政治的性质、功能、作用、运作方法等,曾作出深刻的阐述:

“今日兄弟躬与吾党恳亲大会,足增荣幸。斯时为民国成立之第二年,国基初定,百端待理。今后之兴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惟是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即征诸各文明国之党史,亦莫不如是。

“吾国民党,由革命志士合各政团组织而成,本吾民国之盛举。吾革命党人,昔为秘密团体,一言一行,虽理由充足,然以干犯专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只以吾党所持之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适合乎世界大势及国民心理,故一呼万应,卒达革命目的。

“自去岁民国成立,吾党竟堂堂正正开大会于国内,研究建设民国诸问题,一言一行,均足以为轻重于现在之民国。……盖破坏乃暂时的作用,建设乃永久的事业。……吾中华积数千年专制国之恶习,一旦改革,千端万绪,不易整理。而今后立国大计,即首在排去专制时代之种种恶习,乃能发现文明国家之新精神,此亦国民不可不注意之事。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慧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由是观之,党势之大小不必问,只须问吾党所主张政策,及平日行动能否合乎公理,能否与时势相应。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确,且得一般国民之赞同,虽千难百折,必可望最后之战胜。”(3

中华民国草创,今后盛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政党既为中华民国盛衰强弱之枢纽,可见政党在治理国政中是何等的重要。什么样的政党才能担负起如此之重任呢?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党纲合乎世界之公理;一是政党自身必须要有党德。

孙中山先生告诫国民,一个文明国家,不能仅有一个政党,若仅有一个政党,国家就仍然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国家,政治不能进步,吏治必然腐败。一个国家允许多党并存,或执政,或在野,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才能修明。

 “今日之党与党,均以国家为目的,虽分而为数党,究竟同此四万万人,同立此共和政体之下,均以国家为本位。所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横览全球,无论为民主共和国,为君主立宪国,莫不有政党。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国民见在位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财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今日讲到民权,更不能不要政党。无政党则政治必愈形退步,将成江河日下之观,流弊所及,恐不能保守共和制度,将渐变而为专制。

“我中华民国历史上数千年称为文明古国,所以政治日形退步者,因无政党以维持之。政党之名词甚为新异,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意。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以为一入政党,必须袒护本党,攻击异党,不顾国家大局,徒争一党之势力。不知党与党之关系,非仇雠,是对党,人之入党,当视其自己之心志如何。今日赞成第一党之政策,即可入第一党,明日赞成第二党之政策,即可入第二党,均属正当之事。

“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人之入党,其为入党之始,必先察其党之党德如何?党人行为如何?其党所主张之政策如何?与我同志者,赞成之;与我异趣者,则不赞成之。全系自家心理上之采择,无利益可贪,无势力可畏,并无情面可徇的。故今日入共和党,明日入国民党;今日在国民党,明日入共和党,只要与自己所抱之宗旨相合、并非于气节上有所损失,盖极为寻常之事。日本政党之党员,时常变更,欧美各国,莫不如是,故毫无足怪。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4

孙中山先生谆谆教导国人:“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各党之间为了各自取得执政地位,相互之间必有所争。“党争必有正当之方法,尤必具高尚之理由,而后始得谓之党争”。“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也”。

一个民主、正常的国家,各个政党,对于国策外交、国计民生、国利民福,其政见难免不一,辩论、争论,事所必然。孙中山先生对此极为赞赏,对其历史作用有着深刻之论述:

“各政党之中,若逢政策与自己党见不合之事,可以质问,可以发挥党见。逐日改革,则无积滞,无积滞即无变乱之祸患。变乱云者有大小,大则流血革命,小则妨碍治安。是故立宪之国,时有党争,争之以公理法律,是为文明之争,图国事进步之争也。若无党争,势必积成乱,逼为无规则之行为耳。……或曰党争为国之不祥事,此谬论也。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

“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党争有一定之常轨,苟能严守文明,不为无规则之争,便是党德。国民党成立最迟,因革命战争,当时各同志皆在奔走国事,未暇组织。共和党成立最先,因其一班前清之官僚当时在野,自知满清无力挽回大局,为将来地位计,非组织有势力政党不为功,故先组织也。国民党成立之后,势力薄弱,又无运动,深恐不能取胜。此次选举议员(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笔者),得占多数者,因有党德,合人民之公意耳。”(5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总数596席,其中国民党269席,占45.1%;共和党120,占20.1%;统一党18,占3%;民主党162.6%;跨党者147,占24.7%;无党派26,占4.3%

参议员总数274席,其中国民党123席,占44.9%;共和党55,占20%;统一党6,占2%;民主党8,占2.9%;跨党者38,占13.8%;无党派44,占16%

诚如先生所言,中华民国开国之后,因革命党人忙于国事,所以国民党成立最迟,成立之后,势力薄弱,又无运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多数人无不担心选举失败,而选举结果,乃竟不然。

由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孙中山先生对此极为欣慰!

政党政治,三大要素:党纲;党德;党争。三民主义,乃国民党之党纲,世界上唯一抱三民主义为其党纲者,惟国民党。一个正义满腔、正气贯顶的优秀政党,其党纲必顺乎潮流民意,其党德必高尚纯洁,其党争必文明有节。一个国家中的政党,若党党如此,即为政党政治成熟的最佳状态,自然而然,国泰民安!

孙中山先生借鉴欧美民主宪政国家的治国经验,为他一手缔造的中华民国,精心设计了一套运用政党政治治国理政的方案,从党纲、党德、党争的角度,向国人进行详细讲述,以求启迪开化。先生的这套方案,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思考、研究,都应该说是一套非常系统、完整、完善而可行的最佳治国方案。若国人能上下同心,戮力奋进,逐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真正实行(而不是口头上实行)孙中山先生所阐述的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必然是国运恒昌,民福无垠。

然而,摆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的严酷现实则是,古老的中华大地,四千余年来,一直是一个一次又一次,重复产生专制独裁国体政体的温床。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之后,整个国家系统,要由根深蒂固的帝国模式,转型到初建新生的民国模式,将会是何等的艰难!因为这样的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旧更替,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表面、形式的改变,而是由家天下转向公天下的转型,是由皇权转向民权的转型,是国体政体本质上的一次大转型。

孙中山先生当然明白,要想实现这样翻转乾坤的大转型,其关键的关键在于:全体国民对于国家的认知,对于国家政权归属的思想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大转型。这是一项何等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想顺利完成这样的转型,必须要具备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譬如军队,警察,其他组织等等,而孙中山先生的超凡天赋恰恰不在于此。孙中山先生发动革命,推翻满清,泰西归来,筹建民国,先生所用者,无他,就是讲理,就是用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向国人讲明各种道理。人类社会中的事理、情理、法理、公理、道理、天理,无不融汇于三民主义之中。孙中山先生一生成就超时代勋业的超级能量,就是他高尚道德的感召力,超凡人格的吸引力,所讲道理光明正大的说服力!

历史的发展,没有坦途,蜿蜒曲折,有时甚至倒退,都在所难免。中华民国开国以来,就曾经历了两度灭亡,一亡于袁世凯洪宪帝国八十三天,再亡于张勋复辟,溥仪复出十二天。是孙中山先生向天下人宣讲的民主共和之理,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所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便立即引起天人共愤,在国人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病死,张勋逃窜。中华民国灭而复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大皇帝,官僚政客纷纷依附于武人卵翼之下,又生出数个“小皇帝”。各路军阀,把持一方,为了集团私利,任意破坏约法,践踏国会。面对民初乱局,是孙中山先生义无反顾,首当其冲竖起护法救国大旗,号召天下,共同奋起,护法救国,为捍卫民主共和,先生不遗余力,费尽心血,耗时数年,而救国成果,却未见大效。

一九二三年元月,国民党党员王用宾,受黎元洪等之托,由京至沪,与孙中山先生商谈南北统一问题。

当年,王用宾留学日本时,血气方刚,深受孙中山先生精神感召,毅然决然投身革命,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开国事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王用宾被推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和天坛宪法起草委员,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王用宾跟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起,先后担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及国民党本部参议,是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老同志,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识俊才。孙中山先生见到王用宾,便向他分析了数年来护法事业未见功效的原因。

“自民六护法以来,一般政界要人及社会群众,皆知国家分裂若此,有统一之必要;但政治不外历史之教训,即政治之经验。吾人今日所主张之统一政策,即此七年之政治经验也。依我六年来之观察,前次所用政策不外三种:其一武力统一,即能以兵力打胜一切者,乃能统一也。此种政策之失败,自不待言。其二为法律统一,然法律是一种理论,至于欲求实现此理论,仍非诉之实力不为功。其动机虽与武力不同,而结果乃与武力相等。其三为策士统一,即离开今日政治之实像,而以纵横捭阖之手段行之。如前此之联省会议、庐山会议、国是会议之类皆是也。以上三种统一政策,虽有诚伪、善恶、虚实之不同,而有一绝对相同之点,即一切皆就政界之人而言统一,未尝实证于国民之前,而求其承认也。中国今日纷扰之根本病源,即强仆各自有其是非,而四万万之弱主人,无置喙之机会是也。……前述三种统一政策,武力固为人民所畏避,即法律统一之说,亦是陈义过高,人民仍难骤然理解。至于策士统一,乃纯然为多数人升官发财而为之,于人民尤为毫不相关。”(6

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孙中山先生即率先垂范,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之公仆。然民国以来,一直是主弱仆强,主人权益倍受强仆欺凌,最大问题就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参与国事,不能参政议政,一切权利皆都操控于官僚政客武人之手。国民不能行使主人之权,国家就难得真正的统一。

袁世凯破坏共和,僭位称帝,立即遭万人唾弃,自绝于天;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立即受国人讨伐,数日内即遭失败。可见孙中山先生及辛亥先贤们所开创的共和民主政治,已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而不可撼动。后起军阀,无论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还是曹锟、吴佩孚等,虽有新陈代谢,迭相乘除,但无一人敢再僭越称帝者,无不是高高举着假共和的大招牌来哄骗国人。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后所经历的一段辛酸史。所以当时曾有人感慨万端地唱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孙中山先生面对此情此景,自是痛心不已!所以曾多次以“德薄能鲜”不能为功而自责。

五十九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剧作者,针对中华民国所经历的这段辛酸史,特为孙中山先生设计了一大段告诫国人的独白,可谓令国人闻之动容。故收录如下。

孙中山: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

        我知道,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什么?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如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了什么?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么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国他只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他就像一个气球,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哪,嘭!破灭了。

不过,我想请问你: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的错了吗?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地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孙中山先生指着身上所穿的新做的中山装)

噢,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先生举起右手指指袖口下面)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先生在举起左手)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哎…………我说的不是三……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名词,叫五权宪法。(先生指着胸前衣服上的口袋)这儿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了!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哪,都是他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先生摸着胸前的四个口袋)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先生解开衣扣,指着里边的口袋)装在这儿,弹劾权。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民做事。

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是疯子了,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他说得对,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他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他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他一定会实现真正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吾国必须统一,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国是的坚定信念。

一九二三年元月,孙中山先生向国人发出“和平统一宣言”。当时国内政治状况,大致可分为四大派别,先生拟掬赤诚之心,从中周旋,调节利害,以求和平统一,解除民众所遭受的战火之苦。宣言云:

 

“北京黎宋卿先生,张敬舆先生,冯焕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张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阳吴子玉先生,南京齐抚万先生,杭州卢子嘉先生(7),并各省农工商学各界及各报馆转全国国民公鉴:

“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以申国法而靖粤难。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勘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如是,庶几六年以来之血战,卒得导民国于法治之途,凡诸为国牺牲者,可得代价而少慰,而此分崩离析之局,亦卒得归于统一,文始获与国人雍容讨论以图治。

“惟旷观全国,以北京政府尚未纯践合法之涂辙,故犹多独立自主省份,北京命令不能遽及,统一之业仍属无期。回忆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里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恫心。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前者西南起义,特因护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于今日,则各方渐有觉悟,信使往来,力求谅解,较之昔时已为进步。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彻底。且以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息,乃嚣然尘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长此不悛,匪特求治无期,助乱速祸,实未知所止。

“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故。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故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以何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实不难立见。文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领袖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张惶武力,滥行招募,而可讼言和平以餂人者。诚知兵多之足以乱国祸民,则减之惟恐不速,不容藉端推诿,以黩武之私衷,为强国之瞀论。各派首领不乏明达,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其间当有大人在也。

“当世谬说,有谓须俟统一后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盖拥兵以言政而政紊,拥兵以言法而法骫。强权盛则公理衰,武力张则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国人所身受而语焉能详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犹挟刃以谈揖让;不和平而言统一,犹视斗争以求好友。愚者且窃然嗤之,而况并世之贤豪,岂复昧此,而谓国人可欺耶!然此非徒责难之谈、堕空之论,其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筹之已审,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其详细条目,则由专员妥订,诸公朝赞,则夕可见诸施行。此在诸公一转念间,而国民将咸拜嘉赐;文亦当帅西南诸将,敬从诸公之后,不敢有避。

“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盖兵者所以防国,而非私卫及假以窃权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轨,以与列强并跻于平等之域,百世实利赖之。不然者,民岩可畏,不戢自焚。文爱国若命,将不忍坐视沦胥,弗图拯救。诸公之明,当不复令至此。语曰:「人之好善,敦不如我。」诸公当代人贤,谋国有素,其一聆鄙言而决然许之、毅然行之乎?此实诚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吁,而冀诸公相与为实践,以矫虚与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难俟之讥也。敬布区区,愿闻明教!”(8

和平统一宣言,告诉国人,南北纷争,兵灾迭见,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恫心。孙中山先生指出,民国以来国事其所以如此,症结不外乎两点:一是执政柄兵者没有尊重法律之诚意;一是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孙中山先生一生恫瘝在抱,以他公而无我的胸怀认为,只要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实不难立见。国人渴望统一,渴望和平,只有统一,才能使民众安居,只有和平,才能使国民意志自由发舒。为护法救国计,先生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毫无疑问,惟孙中山先生才有资格当此大任,惟孙中山先生才能有此博大之胸怀。宣言开头所尊称之诸位先生,都是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和平统一宣言,讲明事理,等待他们的抉择与响应。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自有其自然进化之道,有时看似停顿,其实各个方面的内部,皆在不停的潜移默化之中。在清末民初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孙中山先生总是立于历史的制高点上,观察社会,观察民生,观察世界潮流,观察天下大事,指引历史朝着文明的方向前进。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曹锟收买国会议员,用贿选手段,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消息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贿选议员为“猪仔议员”。

十月七日,孙中山先生即发表“中国国民党申讨曹锟贿选窃位宣言”,宣言略谓:

“乃者曹锟跋扈,怙恶不悛,竟于本年十月五日勾结罔利无耻之吴景濂等,贿赂公行,骫法窃位,几举我中华民国之纪纲道义,扫荡无遗!此而不讨,国何以立?本党特再郑重宣言,誓奋一贯之精神,伸大义于天下,为国家存正义为国民做先锋。务使积年混秽恶浊之稗政,悉摧陷而廓清之!取彼凶残,纳民轨物,庶在位无奸慝之行,政治有清明之望。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几以制裁议会之专恣,即于现行之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9

次日,孙中山先生又以大元帅名义发出讨伐曹锟令:

“伪巡阅使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背叛民国,罪迹昭著。……兹特宣布罪状,申命讨伐。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10

十月九日,孙中山先生再以个人名义,发出致列强宣言:

“关于北京日前举行之所谓总统选举会,余须特别唤起列强之注意者,即举国反对曹锟为中国总统是也。曹氏目不识丁,未受教育,今之反对及否认其为总统者,不独因其为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间劫掠北京之人,又不独因其为临城案直、鲁、豫最高级军官之负责人,而实因其选举之种种违法与贿赂情形,玷辱有教化之国家太甚也。历史中污秽事迹甚多,而从未有此次争夺权位无耻之甚者,国民若默认此种行为,则不复能自号为有人格之国家以生存于世界。所以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抗拒而惩罚之。吾国民此种决心,不日即有具体之表示,由足以代表人民之各首领联合组织一中央政府。余今请列强与其驻北京之代表,避免足使僭窃者可作为国际承认或赞助之任何行动。”(11

孙中山先生虽以个人之名义将此宣言发出,但以先生的国际地位及国际威望,其影响巨大。

对于议员们不顾大义、唯利是图、卖身失节的龊劣表演,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民权主义时评论说:“现在中国之代议士,均变成猪仔议员,有钱即卖身,分赃贪利,为国人所不齿。”

孔老夫子有言: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孙中山先生在致列强宣言中预言: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抗拒而惩罚之。吾国民此种决心,不日即有具体之表示,由足以代表人民之各首领联合组织一中央政府。时不过一年,冯玉祥等即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发动了“中央革命”,迫使曹锟下野,并以陆军检阅使名义布告安民,北京政权处于真空状态。

同日,李烈钧在日本以北京政变消息急电孙中山先生。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亦致电广州中央。

“北京政变次日,冯玉祥、胡景翼(邓宝珊代表)、孙岳(徐永昌代表)、黄郛、李石曾、易培基等在北苑开军事会议,列席者有王承斌、王芝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骥、李培蒉、何遂等,会中冯玉祥主张立即电请国父北上主持大计,孙岳则认为应同时请段祺瑞出山,以鲁督郑士琦、晋督阎锡山皆附于段,两者据津浦、京汉之要点,如与皖系联络,则可截阻直系援军北上也。因决定由冯派马伯援南下迎国父,并电津请段入京。”(12

北京政变,又称“中央革命”,使得护法救国事业出现转机。民初时局,尽管纷乱不迭,但国人无不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才是真正代表四万万同胞利益、能够指点江山的政治大家,因此,皆渴望能由先生统筹国事。

鉴于“中央革命”这一新情况,孙中山先生即于十月二十七日分别致电段祺瑞及冯玉祥。

“天津段芝泉先生大鉴: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先此奉达,诸惟鉴照是荷。”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笠僧、孙禹行诸先生均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13

孙中山先生作出北上决定后,当时不少党内同志认为,北方时局动荡,形势险恶,先生单骑赴京,面对的多是数年来护法救国中的政治、军事对手,为先生安全计,有力劝孙中山先生取消北上者。

“国父曰:「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危险;若以革命党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众遂无辞。”(14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胸怀、气概与政治智慧!

十一月一日,冯玉祥等再次电请孙中山先生早日北上。电云:

“钧座国家元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之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15

为去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先召集一次预备会议,由: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各团体代表一起参加的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等。并热诚告于国民曰: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这种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最近的主张。

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一行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当日广州各机关均停止办公,学校及机关门前点缀鲜花,张灯结彩,粤中父老子弟,欢送粤之骄子北上,人人祝福先生旅途平安,一路顺风。

舰莅黄埔时,蒋中正校长率全体教职员官生士兵,列队校门外码头恭迎,蒋校长亲至舰上迎先生登岸。在校巡视一周,对全体教职员官生士兵赞勉备至。孙中山先生巡视毕,沉默良久,叹曰: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16

先生并表示: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北上启行之前,先生于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演说中强调:

“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这个办法的头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

“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是用人民的资格,是处于国民的地位。你们报界诸君,在野指导社会,也是一样。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我主张组织国民会议的团体,已经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种。这九种团体都是现在已经有了的大团体,另外没有列入的团体还是很多,譬如新闻界的团体便没有列入。现在各处新闻界的团体,内容、组织是不是完全,还要诸君仔细去调查;如果调查之后,认定是很完全,当然可以参加会议,讨论一切大问题。但是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令民众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国现在要和平统一的重要,要尽自己的责任。……诸君在这个时期内来讲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最难得的机会。

“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终结,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想是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地方法。所有加入的团体,不论他是有没有军队,不管他是属于哪一界,都要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

“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做巡捕,不能看做皇帝。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17

圣者无畏,哲人缜思。孙中山先生为了谋求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甘冒风险,单骑北上,正面直对手握重兵的军阀,以及大力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先生之胆略气魄,真真无人能出其右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先生一行,由沪乘日本邮船「上海丸」取道日本北上。

孙中山先生一生三次北上。

第一次是一八九四年五月,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寻求救国途径,没有结果。只是留下了一篇千古传颂的政论佳作“上李鸿章书”。

第二次是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南京三月”,建成完整无缺的中华民国,运用超凡的政治智慧,实现南北统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荐袁以代。袁世凯三次邀请先生赴京,谦称求教国事。就在先生准备动身的前两天,袁世凯在北京枪杀了辛亥革命先驱张振武将军。革命党人认为北京时局动荡,纷纷劝阻孙中山先生,为安全计,勿赴北京。先生谓无论如何不可失信,遂决计北上。八月十八日由上海启程,二十三日抵天津。天津各行、各业、各界、各团体广大民众,咸至码头欢迎。船到码头时,岸上人均脱帽欢呼:“中国第一伟人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者数次。这是民众发自内心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二十四日,先生一行乘火车到达北京,欢迎盛况感人,不易言状。路透社在电讯中除报导当日欢迎盛况外,并云:

“孙君之意态愉悦,道旁观者谓:孙君奔走四方,以谋成立民国,今目的已达,此为其功业圆满之期,故有此光荣。此次欢迎以此言概括之诚非夸语也。”又云:

“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即最守旧之人民以孙君虽经多人力劝勿作此行,并尚有人加以恫吓,而孙君竟置之不顾,毅然来京,其度量自超人万万,故北人咸相钦忭,诚不负英雄之望也云云。”(18

孙中山先生在京停留二十余日,出席袁世凯欢迎盛宴,勉励袁世凯练兵百万,共致中国于富强;随后又偕黄兴与袁世凯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出席各方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导国政。九月十七日离开北京转赴太原。

第三次即是此次北上。中华民国风雨历程十四年,由于军阀、官僚、政客、作祟,导致民国名不副实,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革命一生,年近花甲,仍需担当救国大任。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先生一行,由上海乘日本邮船「上海丸」启程,取道日本,路经日本长崎、神户,在神户休息一周。其间,孙中山先生会见山田纯三郎、犬养毅、头山满等日本友人,同时又发表谈话,发表演说,从哲学、宗教、伦理、工业文化的角度向与会者讲述大亚洲主义。讲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讲述王道与霸道文化的本质区别,指出只有王道文化才是有益于正义和人道的文化。

孙中山先生在神户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向中外宣布:

“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

“我们做国民的要将来达到这种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国去力争。国民为争这种国家大事,打到了几百张和几千张电报,便可以当几千兵和几万兵。假若我得到了国民的一万张电报都是要开国民会议,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万张电报向军阀去力争;用一万张电报去争,这种和平的争法,胜过十万兵。所以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做国民的大家奋斗,一致去要求。”(19

孙中山先生十一月三十日换乘「北岭丸」再由神户启程赴天津。十二月四日抵天津,船抵天津特一号码头,一百五十余团体约两万余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一行。先生站立船头,脱帽与民众相见,众人欢呼雀跃。

十二月初的天津港,寒气逼人,冷风刺骨,孙中山先生为向不避严寒前来码头欢迎他的民众表示衷心谢意,已届花甲之年的老人,竟站立船头,长时间脱帽向民众致意,致使入晚已感身体不适,病于天津。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停留二十余日,进行调养与治疗。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天津扶病至北京,更是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为表明心志,先生至北京即发出“入京宣言”: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

“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

“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

“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20

为了使北京民众能及时看到入京宣言,故采用传单的形式大量散发。

为了表达因病不能及时与各方会面的歉意,同时又发出“入京启事”通电:

“军民长官、各团体、各报馆均鉴:文此次北行目的,曾有宣言,谅蒙鉴察。抵津以来,执政招待殷渥,期望綦切,京津各团体盛意欢迎,所以勖勉之者良厚,至深感荷。原拟早日入都,共图救国,不意肝疾偶发,濡滞兼旬。兹承医生劝告,即日舆疾入都,选择医疗,在医疗期间,惟有暂屏万虑,从事休息,以期宿恙早痊,健康早复,俾得发舒志愿,仰副厚望。专此电达,敬祈鉴察为何。”(21

 

曹锟被迫退位之后,段祺瑞被推举为临时总执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宣布就职,决定不设总理,由其亲自召集国务会议,处理政事,并发布善后会议条例,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条例第二条规定参加会议人员为:(一)有大勋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有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

善后会议诞生于国民会议之外,就会议组织成员而言,两者差异颇大。故,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复电段祺瑞,讲述了对于国事问题症结之所在以及补救办法的见解:

“段执政赐鉴:

“东电敬悉。溯自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文发广州,曾对于时局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和平统一之方法,而以预备会议谋国民会议之产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向神户,三十日向天津,途中在各报电闻栏内,获知执事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召集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之主张,而未得其详。及十二月四日抵津,为肝病所困,许君世英造访病榻,出示马电全文及《善后会议条例》,并云:「此条例已于国务会议通过。」当时曾就鄙见所及,竭诚相告,想承转达。自是屡思于入京晤对之际,继续抒其衷曲,无如病久未愈,迁延至今。屈指自接东电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后会议开会之期已近,失今不言,虽欲张惶补苴,亦将无及,故强支病体,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夫十四年来会议之开屡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军会议、八年之南北会议,而皆无良果。揆其原因,实由于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既不能选举代表列席会议,甚至求会议公开而不可得。坐是会议与人民莫无关系,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视国事之故习,而人民利害绝不能于会议中求其表现。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类皆为所谓实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感情,杂然互殊,往往苦于无调剂之术,故会议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说者谓会议若不为实力派所左右,恐会议之结果不能实行;文则以为会议之能收效与否,全视实力派能听命于会议与否为断。设以巴黎和会言之:法国福煦将军战时统法国之兵不下四百余万,协约国陆军亦归指挥,英国海克将军统兵三百余万,美国巴星将军统兵二百余万,,其实力在国内洵无伦比;然一旦战事平息,释兵归伍,对于和平会议决无干与。其权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于国家。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对曹、吴各军,诚为劳苦功高,苟于会议之际,退处无权,将益增其荣誉。谓必欲左右会议,夫岂其然?惟当国是纷扰期间,不能以欧美先进为例,且当国民革命之初步,有赖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故预备会议,以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与人民团体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之言也。

“使预备会议而能实现,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校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既可使此会议能表示全民利害之感情,复可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此鳃鳃之虑所以不安者也。固知于善后会议之后,尚有国民代表会议在;然国民代表会议由善后会议所诞生,则善后会议安可不慎之于始,况其所论议者尚广及军制、财政乎?

“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良以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曹、吴祸国,挟持势力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凡此所陈,固以为国家前途计,亦以执事与文久同患难,敢附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尚祈俯察为幸。”(22

由电文可知,始终不懈,竭力尽心,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为孙中山先生一生救国救民的宗旨。先生于此特别强调: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曹、吴祸国,挟持势力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段祺瑞终归是一位老成军阀,不知民主共和究为何物,其思维方法只能域于旧有的意识之中。一月二十九日,段祺瑞复电,婉言拒绝了孙中山先生对于善后会议之两项主张。

孙中山先生舆病入京之后,由于肩负着和平统一之救国大任,仍然操劳终日,不得休养,一月二十一日病势突然加重。体温脉搏大起变化,体温高时可达摄氏四十一度,低时则只有二十七度。一月二十六日由北京饭店移入协和医院,手术后见肝已硬化,诊断为肝部恶性肿瘤,西医束手。

二月十八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当医院治疗不见效用,家属及友好同志,一致认为,应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孙中山先生之生命,于是,乃请有名中医葛廉夫为先生诊视。

“孙:久仰清名,今幸相见,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常喜聆中医妙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先生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愧名医。余请君以中理测我病机。

孙:夜不成寐,每晚则面热耳鸣,心悸头眩,嘈杂躁急或胸中作痛,干呕,甚则上气面浮,有时而消。此何故?

葛:此水不涵木,气火上升。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厥阴之为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利不止。所见诸证,全是肝郁日久,气火化风,上干肺胃。以先生之遭际,惊险忧疑,心肝俱瘁,又不能孤眠,气血焉不得伤?真水焉得不耗?

孙:此时补救,尚有法乎?

葛:何尝无法,要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过作劳,破除烦恼。

孙:此皆有所不能,将奈何?

葛: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已耗者虽未必能复,未耗者尚可保存。

孙: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

葛:可。……

孙:我生平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

葛: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23

行辕诸君,眼见先生病屙沉沉,中西医皆无回天之力,遂即电请宋子文自粤赴京。

大家知先生病势已臻绝望,极力主张预备后事。于右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示国人之遗命,至于如何行文,如“遗诰”、“遗训”之名未定。

吴敬恒认为,吾辈是平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开创民国时代的革命家,不是新一代帝国的开拓者,行文用词不应带帝王语气,遂决定用“遗嘱”二字。原稿由吴敬恒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由汪兆铭抄录而成。

至是,诸同志取得夫人宋庆龄同意,公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汪兆铭入病室。先生招诸人至病榻前问曰:

“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汪: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也。吾等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吾等亦愿助先生以抗病魔。惟一思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些许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也。

“我何言哉!我病如可痊愈,则所言者甚多,惟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汪: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际重要时会,其进行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攻汝等,我死之后,俾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如此,我尚何说?

汪: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以软化我等?我等亦深知大部分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也!先生教训我等甚久,当能信之。

“吾已著书甚多矣!

汪:诚然,先生着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皆当竭诚奉行,犹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汝等欲我云何?

汪: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于先生一一清听。先生如肯赞成,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可,汝试读之。”(24

孙中山先生聆毕,点头曰:“可。”又曰:“好呀,我甚赞成。”

“宋子文继请求曰:「先生对于党务,已有训诲,家属则何如,亦可数语为法否?」国父曰:「诚然,汝等欲我云何?」兆铭乃取出预拟之另稿读之。国父聆毕,又颔首,曰:「好,我极赞成。」

“汪兆铭等原拟即请国父签字,开门出取文具,适夫人宋庆龄坐室外客室中悲泣,见病门开启,即入。国父似欲免动夫人对病人绝望之感情,乃告兆铭等曰:「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需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兆铭等不敢再请,遂将两张遗嘱稿折好,放于衣袋,退出病室。随即赴政治委员会报告。”(25

三月十一日晨,孙中山先生神志清明,询问汪精卫广东战况如何。汪精卫告诉先生,惠州、潮汕各处之敌均已扫清,陈炯明孑身离粤,逃往香港。先生曰: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不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能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26

“国父病情已至无可挽救地步。本日(十一日——笔者)晨,何香凝告汪兆铭曰:「此时不可不请先生签字矣!」然国父生平最仁爱,若闻夫人哀泣之声,则决不肯签字,致令其伤心。因是,宋子文、何香凝将此意告诸孙夫人宋庆龄。庆龄曰:「至于此时,我不特不愿阻止君等,且要帮助君等。」香凝闻之,即嘱兆铭速将两张遗嘱稿取出,并即用孙科之墨水笔,请国父签字,惟众人犹踌躇不敢进。午正,国父忽张目遍视床前家属及各同志,召之面前,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兆铭遵示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国父因手力甚弱,颇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含泪托起国父右手腕执墨水钢笔逐一签名。先生腕力虽弱,而所签之字仍甚清楚。

“此时在病榻旁侍疾者,除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外,尚有吴敬恒、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铭、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张人杰、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国父签名之政治遗嘱与家属遗嘱,继经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戴恩赛、吴敬恒、何香凝、戴季陶、邹鲁等依次签字,署名证明。嗣后国父复与夫人宋庆龄等谈话甚久,内容略同于遗嘱,惟无笔记。……自此以后,呼吸益形艰难,精神疲倦,不能连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微闻不连不断之声,反复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27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九时三十分,先知先觉,倡导国民革命,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华民族第一伟人孙中山,那颗震撼中华大地六十年的超凡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刚好一个甲子。

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国内外各地华人,无不万分悲痛,大都自动臂缠黑纱为先生服丧。国内外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一致对先生推崇赞誉。

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奋斗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孙中山一生具备三大突出特点:

(一)、坚强。当革命出现极端困难局面之时,众人心灰意冷,却步不前时,先生总是像一团烈火,感染众人,率起而奋勇直前。

(二)、进步。先生外审潮流,内察舆情,推翻专制,创建民国,并谆谆告诫国人,中华民国各项事业,要后来居上,驾乎欧美。

(三)容纳。先生学贯古今,识通中西,能相容并蓄中西古今各种优秀思想而自有心得,创立被誉为世界四大宝典之一的三民主义;不计前恶,至诚待人,充分调动各种力量,为救国救民奋斗终生。

时“四川成都商会公报,由该报主笔曾琦撰《成功之难十倍于华盛顿》一文称赞先生有云:

「客或问于予曰:『孙逸仙与华盛顿之优劣何似』?予曰:『就其人而论,孙与华易地则皆然;以时势较之,则孙之难,盖十倍于华也。当此大功告成,人心已定,予于孙,原非敢为过誉之论,实以吾国幅员之广,人数之多,贤愚智不肖之不等,皆非美国当时所可同日而语。加以前清康乾诸帝,雄才大略,布置规划,臻于完备,初非贸贸者流,所能窥伺而觊觎也。孙以海外亡命,势单力薄,本其救世之心,发为恢复之说,一倡百和,声势愈张,革命之风,浸淫而至于全国,彼乃百折不回,一生九死,卒至今日,雄心以随,轰轰烈烈之伟功,于是贯全球亘千古而不朽矣。呜呼,此诚盖世之英雄,拿破仑、华盛顿而外,吾未见其比也』」。”(28

三月二十日起,各界民众在社稷坛公祭孙中山先生,挽联无数,堂庑皆满。其中《民国周报》全体同人的挽联云:“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联中以国父尊中山先生。

另有卢绍稷者,发表“东西两国父”一文,可见国父一名,可说是最先由国内学生、报人所自动倡导。卢文云:

“华盛顿与先生,皆革命之首领,固也。然一则革命能尽其功,一则否,两人有难可相提并论者。余谓不然。评论英雄,不当在于其成败,当察其所持之主义与毅力如何?倘以成败论英雄,则如震动全欧之拿破仑,其结果为何如乎?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孙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其为公则一。华盛顿血战祗有七年,而孙先生革命,几死者十余次,四十年如一日,吾恐华盛顿之毅力,亦未能逾乎孙先生也。况彼此情境各异,使华盛顿生于今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压迫」之中国,吾恐其革命,未必成功;使孙先生处于彼时「全国一致戮力同心」之美国,其结果岂逊于华盛顿?以是言之,孙先生所以未竟其功者,亦命矣夫。”(29

当年成立同盟会时,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一呼万应(孙先生语),推翻满清,创立了民国,可谓是全国一致,戮力同心。

这十六字纲领,分析起来包含三层内容,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行民族主义;二是创立民国——实行民权主义;三是平均地权——实行民生主义。当时其所以“一呼万应、全国一致、戮力同心”之动力,细想起来,仅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而已。至于“创立民国”四字,只有孙中山先生心中清楚,蓝图在胸,国人的心中是茫然的,不知道什么是民国,更不知道民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中华民国开国之后,孙中山先生用三民主义思想,五权宪法理念,制订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号召国人以此建设中华民国时,人们则认为先生的理想高远,难以实现,而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只有按照先生为中华民族拟就的建设蓝图与建设程序,继续“全国一致,戮力同心”,踏踏实实去完成建设任务,才会给子孙后世带来无尽的福祉。说孙中山先生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实在是对先生最大的冤枉!

因此胡适博士指陈: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祗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30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道德人格,为国人无限敬仰,上海《申报》评论有云:

“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于为国之外,无其他杂念,可谓纯洁之爱国者,中山先生真实行者也。不顾成败,不顾毁誉,可谓勇往之实行者。以中国今日之情形言,人才少,奸佞多,有所措施每反初愿,不能尽如人意。此乃社会之孽,而非中山之罪也。故以有名于世者言:中山先生诚中国一人而已”(31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功勋丰碑,铸在人心。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尚未和平统一,民族前途,建设大业,皆须先生指点引导,国民对于千古圣哲孙中山的仰赖之情依依难舍。

上海商报则以“镕仁义观念与奋斗精神于一炉,合超迈意量与坚毅气质为一体”称赞孙中山先生:

“中国人承近代文敝,好为玄虚无薄之谈,惟中山能于理想远迈之中,有发展之实质计划。中国需要纯公无私之牺牲者,中山如何可死?中国需要永远向前之指导者,中山如何可死?中国政治若有一日上轨,尤需要切实之政治家,中山如何可死?中国之经济社会,变动非常,尤需要有周知古今,能为曲突徙薪之计,而防止阶级恶战于未来者,则中山又如何可死?”(32

孙中山先生一生四次赴台湾,与台湾同胞骨肉情深,先生逝世噩耗传到台湾,台湾“有志社”同人发表一篇哀悼词,用白话写成,文义哀悲而苍凉: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黯淡无光了!我们所敬爱的大伟人呀!你在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这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吗?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痕滔滔了〕。先生:你在西纪一八六六年带着你超群的天才,满身的爱人类爱国家的精神、革命思想和实行的毅力,深入吾人类之伍以来,前后六十年了。你年才弱冠,便委身于救国运动和革命事业。在四十年中,始终用了你万挠不屈的精神毅力。你的表示始终一贯的精神,来实行你千移不易的主义,那专制横蛮的满清朝廷的迫害,〔那无恶不为的军阀的压迫,那野心勃勃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嫉视〕,终不能奈何先生。你的精神,你的理想,虽未十分实现,但是你的毅力志气,已推倒满清,建造了民国,〔吓坏了无耻的军阀,和残酷的外国帝国主义〕,唤醒了四万万沉睡着的人们了。可是啊,三民主义还未实现。(中国的革命还未成功)。大亚细亚联盟还未实现,前途正乏导师之时,你残忍刻薄的死神,竟把这位千古不获的导师夺到死的国去了。唉!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哪!先生肉体虽和吾们长别了,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括号中的汉正字,是被日本台湾总督府删去的)(33

 

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敬迎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协和医院礼堂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供悼祭。

至下午二时许,灵堂始布置完毕。灵榇安置在社稷殿,正中悬孙中山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旁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为吊祭之期。届时,十数万中外官员、名流及学生前往公祭。同时,还播放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唱片。

从孙中山先生逝世至四月一日止,治丧处共收到花圈七千余个,挽联五万九千余幅,横幅五百余种。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时,至社稷坛入吊瞻礼的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在签名簿上签名者,总数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二十三人,至未签者一百另二万七千。孙中山先生一生,社会影响之大,人心思慕之切,国人敬仰之深,于此可见。后来,中央公园便改称中山公园,停放灵柩的拜殿也改称为中山堂。

近六万幅挽联,是不同身份的各界人等,从不同角度,不同感悟,不同认知诸方面,对先生一生的业绩、功勋所做的概括,表达对先生深切的景仰、缅怀、思念,哀悼之情。于此仅列举四幅作为代表: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

                                                林森敬挽

 

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

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敬挽

 

辟五千年新宇宙,流唐漂虞,荡商涤周,历数已在,躬乃不效刘李赵朱,自王自帝;

整九万里旧乾坤,天覆地载,日照霜坠,盛德之及,人综无论恩仇友敌,同哭同声。

 

彭养光敬挽

 

 

但凭奋斗精神,能将五千年古国改造共和,所谓立德立言立功,惟我公当之无愧;

正值风云变幻,不为四百兆同胞慭遗一老,幸留民权民生民族,各主义久而弥光。

                                              

鹿钟麟敬挽

 

    孙中山先生逝世于民国十四年,当时国民革命军尚未北伐,中华民国遭受袁世凯、张勋颠覆后尚未统一,国内大多数省区都在军阀势力之下,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还没有进行广大宣传工作。所以当时的评论完全是国人及外人本着良心,自由发表的;所有挽联都是从心灵深处撰写而恭送的。那么,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受到世人如此崇高的礼遇呢?当时徽社《徽音月刊》曾刊出文章,对此作出深入分析:

“我们以国民资格所要尽心诚意来追悼孙先生的便是:

  1. 因为他是一个打倒专制时代的满清政府,手创中华民国的元勋。
  2.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伟大领袖。
  3. 因为他曾经历尽了艰险困苦,曾经过大挫折、大失败,而不改其本志的四十年如一日、为中华民国独立而努力奋斗的革命首领。
  4. 因为他是始终为被压迫民众的利益而奔走,没有存贮私产的平民。
  5. 因为他是外察潮流、内考国情启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朴实学者。
  6. 因为他有三种美德:不要钱、不杀人、不怕死。为今日一般当权者所缺乏。
  7. 因为他临终时不及私语,最后的呼声还只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之爱国者。
  8. 他是亚洲一个首倡革命的始祖,而且使全世界震惊的革命家。
  9. 因为他是始终一致的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阶级而革命的一个导师。”(34)

“至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35

时光老人与历史老人的脚步,自古及今,从不休息。自今及往,亦必如是。

光阴荏苒,韶华流逝,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已是八十五个春秋,在这八十余年的时光里,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无法言状的苦难。

岁月蹉跎,往事如烟,然而,炎黄子孙们对于天性善良、心地宽厚、至诚无息、海纳百川的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思念与景仰之情,正在与日俱增!孙中山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胸怀天下、一秉大公的慈祥形象,毫无疑问,将永远活在中华民族有良知者的心中!

 

 

注: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P407408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4  “在上海国民党茶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3)《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12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4)《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3537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5)《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4445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6)《孙中山全集》第七卷P53“与王用宾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7)指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署理国务总统兼陆军总长张绍曾、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奉天督军张作霖、直隶督军曹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

8)《孙中山全集》第七卷P4851  “和平统一宣言(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9)《孙中山全集》第八卷P258259 “中国民党申讨曹锟贿选窃位宣言(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0)《孙中山全集》第八卷P260 “讨伐曹锟令(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1)《孙中山全集》第八卷P264 “致列强宣言(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2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4841页。

13《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251252 “致段祺瑞电”“致冯玉祥等电”(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4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4845页。

15)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4851页。

16《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312 “与蒋中正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7《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331341“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18)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1964页。

19《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379389“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0《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532533“入京宣言”(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1)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4954页。

22《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560562“复段祺瑞电”(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3《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571572“与葛廉夫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4《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608609“与汪兆铭等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5)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5005页。

26《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638“与汪精卫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27)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50195020页。

28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29)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0)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1)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2)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3)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4)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五编 第四十九章。

35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5024页。

                  

    2010  8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