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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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百年活动中的人间百态

 

 

 

袁 定 华

 

 

 

人世间:智、愚;贤、不肖,秉性各异。智、愚乃人性天资之差;贤、不肖乃人格、品行之别。不论天资如何,都须具有知真假、辨是非、明善恶的基本常识与能力。人不论智愚,一旦当其沦为不知真假、不辨是非、不明善恶者时,就只能用“贤”与“不肖”来区分了!

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空前大事——“辛亥百年”到来之际,凡有良知的中华儿女,无不由衷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历史贡献。无不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著作,视作中华民族精神殿堂的瑰宝。但是,无视历史事实,对孙中山先生提出质疑、指责批判,甚至谩骂(漫骂)者也不乏其人。在这一群体中,成分相当复杂:有专家,有教授,有访问学者,有独立作家,有异议人士,也有所谓的民运人士,还有所谓知名的海内外传媒人……。

孙中山了却国民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勋业就是要留于后人评说的,他的思想、品德、人格、情操等同样也是要听凭后人评说的。不过,对于每一位评说者来说,自当本于史实,本于道德,本于良知。指责批判,当于史有据;嬉笑谩骂,也须骂之有理。总而言之,所评所论,人人皆当本于问心无愧!

在纷纷嚷嚷交混回响的杂音中,有说孙中山有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强烈的;有说孙中山一生精于暗杀谋划的;有说辛亥革命孙中山完全不知情,武昌起义和孙中山根本无关的;有说为实现总统梦孙中山不择手段的;有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对南北和谈从中作梗,由一个革命的促进者,蜕化为革命的绊脚石的;有说孙中山是谋刺宋教仁嫌疑人的;有说孙中山推翻帝制却不懂民主宪政的;有说孙中山政治观念谬误多多,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其实与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并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权的;甚至还有人指责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的;也有说百年反思,孙中山是“问题人物”的。等等等等。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指责批判可谓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评说者无一不言之凿凿、煞有其事,但听评者凡是稍具辛亥百年史常识的人们,闻之则无不微微一笑、嗤之以鼻。

当然他们在众多的指责与批判的同时,也不能不肯定孙中山,比如他们说“辛亥革命是必须的,是清廷拒绝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长年推动革命,值得肯定”。至于孙中山在长年推动革命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的做的有哪些值得肯定?却只字未见,所以这样的肯定,只是抽象的肯定。同时还说“孙中山革命有功,但不该拆台南北议和”。这样的说法,看似功过分明,很具所谓“唯物辩证”的思维,但当细想时,功是空洞的,而过则是具体的。

那么孙中山先生,究竟是如何推动中国革命、推翻专制独裁家天下政治制度的呢?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中华民族发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满清王朝末期,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官场腐败……。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每战必败,自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起,每次战败,无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每签丧权辱国条约 ,无一例外的都是割地赔款,只要能保住满清皇族的江山社稷,只要能保住爱新觉罗家手中的独裁权力,什么割地赔款全不在乎,所谓“宁与外人,弗与家奴”!这就是一百年前中华大地的社会现实。

面对这风雨飘摇、势将呼啦啦倾倒的王朝大厦,面对这政治腐朽、各类腐败若汪洋大海般泛滥四溢的社会现实,体制内的官僚政客们,无一人敢发出革故鼎新的呼声,更不敢妄谈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做一些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罢了,所谓洋务运动,本该有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是学习西方优良的政治制度;一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腿。清末的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造船造枪造炮造机器的实用技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概封杀。一条腿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年,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不知几许,但所有所谓的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旦之中。这时尚处于体制外的康、梁诸人,则发出了变法维新的呐喊,这一呐喊,可谓是专制独裁家天下体制中救亡图存的新声。这对身处帝位、有职无权、备受压抑的傀儡皇帝光绪来说,似乎看到了可使自己谋求新生的希望,于是,便立即开展旨在改变大清王朝以及自身命运的变法运动,但是“戊戌变法”不过百日,便迅速被嗜权如命的慈禧的“戊戌政变”所摧毁。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血洒碧空,令国人为之慨叹。

康梁师徒流亡海外之后,打住推动维新变法的旗号,在华侨中大肆募捐,创办报刊,极力宣传君主立宪。然而这时的外部世界,君权至上已被所有民主国家所否定,民权至上已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康梁之辈囿于君本位思想的束缚,不能放开眼界,去观察和借鉴世界上先进的政治理念,更不能去学习世界上治国安邦的优良制度,从而成为一个保守的政治群体。

其实,在康梁推动戊戌变法的三年前,孙中山先生已经发动了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求推翻“专制独裁家天下”,开创“天下为公、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古老中国的国体政体问题。然而,当时的国人昏昏沉沉,不明事理,不辨善恶,而把孙中山等人看作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匪徒海盗,犯上作乱的洪水猛兽,为举世所非笑唾骂。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党人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是毅然决然的竖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

孙中山——中华民族发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二、振起既死之人心 昭苏将尽之国魂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等人发起革命,其危险之大、困难之巨,后人无法想象。设想当时,孙中山一个文人,一介书生,要举旗造反,翻转乾坤,推翻一个旧王朝,开创一个新世界,他的对手又是一个庞大的满清帝国。尽管它已衰落,但满清帝国已有二百余年的基业,拥有庞大的专政机器;拥有四万万俯首帖耳的子民;拥有掌握一切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更何况他们怀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忍本性。没有雄心、没有胆识、没有毅力、没有过人的远见卓识者,谁能敢于竖起这杆追求民主的革命大旗?!

首次广州起义,可以说是一群年轻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治国的理想,甘冒杀头灭门之危险,挺身而出号召国人奋起自救的一次血祭,其结果当然是失败。当时国人的评论,社会的反映,既折射出国人思想的迷茫与认识的模糊,更使满腔热血的爱国俊才们深感世道人心的枯死。

语云: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个人,心死将无异于行尸;对于一个民族,心死必将走向灭亡。如何唤起昏昏沉睡、麻木无知的同胞,如何激发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决定革命能不能发动起来,以及革命能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于是,孙中山先生首先将他的革命思想、治国理念对留学生们进行宣讲,以使满腔热血、满怀爱国热情的学子们受到启发,得到教育,自觉行动起来,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带动国民,一起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中。

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同年十月发动首次广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并遭到各式各样的嘲笑和非议,但这次起义还是将清末这池几于沉死的湖水掀起了惊天巨浪,且渐渐波及于全国。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个人单独赴美欧考察国是,在英国伦敦,遭满清使馆诱捕,几乎被押解回国枭首示众。后得英人看守柯尔帮助,经恩师康德黎奔走营救得以脱险。孙逸仙伦敦蒙难脱险的消息,通过英国各家报纸,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宣传报导,孙逸仙这个让满清王朝闻之丧胆的名字,立即传播于世界各地。使当时散居于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很快知道了民主革命先驱孙逸仙的大名。

随住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日渐传播,民主革命的理念渐渐浸入人心,各界人士受到启蒙,奋发拼搏的民族意识渐渐苏醒。八年之后,黄兴等人(190311月)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九年之后,蔡元培等(190411月)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奋起开展革命救国的光辉大业。

清朝末年,心系救国救民的有志青年出国留学者日见增多,乙巳(1905年)春间,孙先生重至欧洲,这里的留学生都是新从内地或日本来到欧洲,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不仅赞成革命,且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阶段。于是,孙先生即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进行号召,组织革命团体。首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宣传主义,号召革命。第二次会议举行于德国柏林,第三次会议举行于法国巴黎,孙中山先生曾与在那里的留学生们,就革命主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孙先生问留学生:“各同志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时在布鲁塞尔留学的朱和中发言道:“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即要争取新军及广大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中山先生深以为然。

当时吸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日本。

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先生由泰西再度到达日本。在宫崎寅藏的安排下,留日学生开始与孙先生会晤。接着,在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张继、田桐等的筹备下,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为孙中山先生举办了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会上,孙先生发表了有志青年如何救国的演说,演说指陈国情,切中时弊,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并号召大家说“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留学生聆听演讲,极感振奋。

孙先生演说毕,程家柽继起致辞:“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陈天华记录这次欢迎大会空前盛况刊载于《民报》:

“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齐者。

“余每见日本人之欢迎其陆海军帅也,殆举国若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国也,中国人视之当何如?迄今观留学生之欢迎孙君,而知我中国人爱国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视日本有加无已也。夫孙君者,非内地之僭主伪吏,迂师曲儒,所诋为大逆不道者乎,而留学生殆举全数以欢迎之。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学生者,中国之代表也,代表归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吾言者乎!盖俟之诸异日。

“至于孙君所言,骤听似为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孙君则行之而后言,此其所以异也。况孙君于十余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见及此而实行之,得不谓为世间之豪杰乎!

“孙君为一造时势之英雄,则吾所敢必也。

“或者谓余曰:人不可失自尊心。孙君英雄,吾独非英雄乎,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吾以崇拜民族之故,因而崇拜实行民族主义之孙君。是日之欢迎孙君者,余敢断言其非失自尊心,而出于爱国之热忱。识者当不以余言为谬”。(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二编 第十四章)

于此,中华民族的民主革命事业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政治团体以及广大留日学生代表,一起开会,共同研究,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创办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是一个大型月刊,是当时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其前身为宋教仁于19056月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杂志,该杂志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盟会成立后,遂将其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

当时,保皇党干将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已早在一九○二年出版发行,该报以反对革命,提倡君主立宪为言论主体。甚迎合国内外中年以上保守人士的意趣,发行量甚大,影响面很广。《民报》创刊之前,革命人士无以应对。《民报》问世,面对现实,立即对《新民丛报》予以迎头痛击。孙中山亲自为《民报》撰写发刊词,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大苻(执信)等相继撰文,阐发三民主义精义。

《民报》,《新民丛报》,作为革命、保皇两大团体的机关报,如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振聋发聩的国是大辩论。针对孙先生推翻专制、彻底革命的观点,梁启超发表 “开明专制论”以相抗衡。因此,双方为这一问题先后发表十二篇论文相互辩驳。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强调: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经过一场激烈辩论,《民报》第十七号出版时,《新民丛报》已经停刊。事实上,对于论战,梁启超早已理屈词穷,无力应战。对于《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这次国是大辩论,吴相湘先生在他所编着的《孙逸仙先生传》中指出:

“古今中外各种问题,常有各种不同观点与意见及主张,而其是非、利害、得失,又时因各方相互辩论而多暴露于大众之前。为期有知识与学养人士得平心静气比较这一论辩而发现真理所在。双方于辩论数据、理论、事实、文字都是全力以赴,务求压倒对方,争取原无成见的人从此信仰我方主义;原来彷徨歧途的从此决定方向;原属对方信徒也转变来从。故是非利害确实愈辩愈明,革命主义之大张,得自这一大论战的极关重要”。(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二编 第十六章)

振起人心,昭苏国魂,不可能一蹴而见成效,它需要用先进而新颖的思想理论,若春雨润物一般渐进式的感化四万万同胞,方能事半而功倍。孙中山一八九五年在广州举行首次起义,一九O五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用去了十年的时光,其实,第一次广州起义,就犹如二十四节中的惊蛰,自此,国人即已渐渐地开始苏醒。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曾经举行过两次起义,即一八九五年的广州首次起义,一九○○年的惠州起义,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当初次之败,举国舆论莫不目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先生等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交游。惠州起义失败,国人反应则与前次大有不同,所以孙先生说:

“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国方略”P235(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一九O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无疑标志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正如孙先生自己所说: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国方略”P237(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三、南京三月 创建中华民国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率领辛亥先贤们,一面抓紧民主革命思想的大力宣传,一面加紧武装起义的步伐:仅一九O七年一年中先后举行四次起义;一九O八年又举行两次,一九一O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一九一一年“三·二九”的黄花岗起义更是震动全国,把四万万华夏同胞渴望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理想推向高潮,为半年后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诚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泄千里,满清王朝虽欲御之已不可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不到两月已有十余行省宣布独立,全国各地一片沸腾,诸事头绪纷繁,事权亟待归一。十一月十四日,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通电各省都督,请公电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

武昌首义日,孙先生正在美国西岸乘火车,往中、东部各地向致公堂兄弟募捐途中。十月十一日,行抵哥罗拉多州丹佛城。因旅途过于劳累,十二日午前十一时才起床,至饭堂用餐,经过回廊报摊购报入餐室阅之。展开报纸则见专电一则云:“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从中国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成功,只用了六年的时间。

孙先生见到这一喜讯,大感快慰。“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一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孙中山全集》第六卷P157“建国方略·第八章”(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先生分析当时国际形势认为,与英国外交关系如何,将是决定新生中华民国成败存亡的关键,遂迅即由美国赶赴英国伦敦,进行外交斡旋。先生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圆满完成之后,乃取道法国而东归。

十二月二十一日,孙先生轮行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至香港欢迎。胡汉民廖仲恺见到孙中山后,极力主张孙先生先回广东,别去上海。他们的理由是:

“满洲政府人心已失,惟尚有北洋数镇兵力未打破,故得延期残喘。袁世凯心实不可测,首鼠两端,但所恃也只数万兵力。这一势力不被铲除,即革命无由澈底,革命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则破坏与建设两无可言。先生一至沪宁,众情所属,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元首且同虚器。……何如留粤,就粤中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鼓行而前,始有胜算,尽北洋数镇之力,则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事已济,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粤宁相较,事正相反:若鹜虚声,且贻后悔。最近福建、广西、贵州诸省,正以宁、鄂当冲,有暂推粤为首都之议,吾辈方谦让未遑,先生则可控制此局。”(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三编 第二十七章。)

胡汉民等的意见,总体上说不无道理,从全局着眼也不能说不为可行之策,但仔细品味,似有动用心机、自修战备、静观局变、以收渔利之嫌,因此至诚无我的孙中山却而不用,坚持即行北上。先生意味深长的说:

“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为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岐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末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速行。”(《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今如君之言,不径赴中部应民众收拾时局之望,而遄返故里从事养兵,人其为我何?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同题异文(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由此对胡汉民廖仲恺等的训导可见,孙中山以主义倡导革命,以人格膺孚天下,以道德创建民国,一以贯之之精神。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乘轮安抵上海,立即与各方商谈,着手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相关事宜。二十九日,孙中山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誓词曰: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首先向国民履行“宣誓”的程序,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先河。因为孙中山高度重视“信誓”二字,先生认为“宣誓典礼”是施行法治的根本。要想把国人如同一片散沙的心理,有机地固结为法治国家的主人,就必须从宣誓开始,作为“正心、诚意”的发端,才可望达到“修、齐、治、平”的境界。所以孙先生说“今世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也”。

孙中山宣誓以毕,即行授印,印文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中山受印后,随即于就职宣言书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元月五日,又发表对外宣言书。

两项宣言表明,孙先生及辛亥先贤们建设中华民国的蓝图。对内方针:尽扫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之流毒,确立共和政体,实现全国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以达革命之宗旨。对外方针: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使世界渐趋于世界大同。

辛亥烈士们的鲜血,于此结晶。

   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旨在更化国体,将“天下公权”由“君主私有”更化为“国民公有”。他强调“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所以先生就任大总统以后,为免战火蔓延,为免生灵涂炭,立即着手促成南北和谈。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仪(宣统)声明交出政权,宣布退位。

清室既于十二日宣布退位,袁世凯亦宣布赞成共和,孙中山于十三日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咨请参议院,代表国民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在未解职以前,仍然行使大总统一切职权。

    开国诸端大事,一切部署就绪,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即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典。

当时的参议院即中华民国的立法机关,相当于国会。孙中山对此极端重视,宣誓就职的第三天,即着手筹建,经过二十八天的努力,参议院即正式成立。参议院成立后首项任务就是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二月七日开始,历时三十三日,两易其稿由参议院审议通过,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大总统向国人公布了由参议院审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中华民国的国体性质、主权归属,通过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巩固下来。

孙中山举办完中华民国统一大典,又于二月十八日向全体国民发出布告,布告国人,今后应消除畛域,共谋建设。布告文曰:

“大总统孙文布告: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国益敦亲睦于我,视为唇齿兄弟之邦。因此敢告我国民,而今而后务当消融意见,蠲消畛域,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增祖国之光荣,造国民之幸福,文谨惓惓焉。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

    至此,孙中山先生与辛亥先贤们一起,从法理上、程序上、组织上、外交上、舆论上、全体国民的思想上、心理上,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国扎扎实实地建立了起来!中华民族的现代史,从此拉开了大幕!亚洲第一共和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孙中山,“南京三月”,一手创建成一个完整无缺的中华民国,随之,毅然决然辞去开国大总统职务。世人赞之曰:“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

 

四、除旧布新 开创民国新时代

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民国是一亘古未有的崭新国体,她是在孕育、形成、发展、延续了千年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从上到下,从官场到民间,从学界到军界,士农工商等各界、各行、各业,专制独裁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随地呈现出一股腐朽势力的历史惯性。

民主共和,应运新生,革故鼎新,清除皇权帝制长期以来形成的积习恶俗,刻不容缓。

其实,在发动革命之始,孙中山先生所运用的就是一套在中华大地上亘古未有的全新思想理念。发动革命之初即向天下表明:我们进行的是平民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帝王革命。革命党人不做皇帝,所以不会为争夺帝位、不顾人民疾苦而进行战争。只是想将中华民族的国体、政体导向民主宪政而与世界同轨,以谋求国家的万世太平。

崭新的中华民国,开国伊始,创新工作,头绪纷繁,孙中山先生以他超凡的政治智慧,及时发布各项文告,有条不紊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一一作出规划。诚可谓是:确立国本,创建民国,立章建制,选贤任能,建元改历,改变称呼,废止跪拜(早在南京各省代表会上,孙先生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一经先生提出,全体代表欣然赞成,从此,鞠躬行礼便逐渐通行),限期剪髪,劝禁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俭朴奉公,关爱华侨,保护私产,关注民生,自总统以至于百官群僚,皆为国民之公仆,等等等等。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处处事事,桩桩件件,无一不除旧布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新时代——民国时代!为炎黄子孙开辟了一片光明生活的新天地!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时,大家知先生病势已臻绝望,极力主张预备后事。于右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示国人之遗命,至于如何行文,如“遗诰”、“遗训”之名未定。吴敬恒认为,吾辈是平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开创民国新时代的革命家,不是新一代帝国的开拓者,行文用词不应带帝王语气,遂决定用“遗嘱”二字。原稿由吴敬恒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由汪兆铭抄录而成。

至诚无息的中山先生,在病危弥留之际,仍言不及私,唯将“和平·奋斗·救中国”一语,断断续续,念诵数遍而与世长辞。

和平·奋斗·救中国,事关中华民族百年千年大计,孙中山临终念念于斯,这是先生一生未了的心愿。中山先生其所以念念不忘者,正是对炎黄子孙们郑重而庄严的嘱詑!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篇中告诉我们: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国方略·第八章”P228(中华书局200611月第2版))

 回顾孙中山先生一生的所作所为,平心而论,无一不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无一不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无一不是为华夏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奔波奋斗,竭尽心智。

“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先生对于及身未竟的革命事业,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并断定“必能达完全之目的”。

辛亥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在台湾省遵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政党政治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华民国的国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以文明平和的方式顺利实现了政党轮替治国的国策,从而成为全世界华人企盼实现民主宪政的光辉典范!中华民国精彩百年的辉煌成果,诚可以告慰辛亥先贤前辈们的在天之灵!可让先知先觉的中山先生含笑云端、深感欣慰了!这才是炎黄子孙们对辛亥百年的最好纪念!

孙中山,一位来自贫寒农家的子弟、一个原本学医的人,一介书生,一个文人,在中华民族面临继绝存亡之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大义凛然,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奋斗一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四千年来的历史走向,为华夏同胞开创了一个民权至上的新时代。毫不夸张地说,可谓是千年不一遇的超时代历史伟人。那么,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反思,孙中山先生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