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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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

(連載) 

 

 

第一部分: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尼古拉斯˙沃思 著 李剛 譯

 

 

 

第六章

 

從休戰到偉大的轉折點

 

 

1923年初到1927年底,在將近五年的時間裡,社會與新政權之間的對抗有暫時的停頓。列寧在19233月第三次中風後就已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接著於1924124日去世;圍繞繼承其衣缽的內鬥,就成了其他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的主要政治活動。與此同時,社會則在舔拭自己的傷口。

 

  在這個長時間休戰中,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盡力要恢復農業生產,要為其產品討價還價,並且要生活;用歷史學家麥克爾‧康菲諾的話來說:「就好像農民烏托邦還真的實現了」。這個「農民烏托邦」,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所稱的「社會革命黨心態」,是基於數十年來所有農民運動之核心的四項原則:第一,消除傳統的大莊園,把土地按喫糧的人數分給各戶;第二,隨心所欲地自由處置自己的勞動果實,享受自由買賣的全部好處;第三,農民自治,由傳統的村社代表;最後,最大限度精簡布爾什維克政權,即數個村莊有一個鄉村蘇維埃,每百個村莊有一個共產黨支部。

 

  在當局的部分承認和對此以農業人口為主之國家中農民「落後性」的暫且容忍下,1914年到1922年間一直沒有運作的市場機制得到恢復。向城鎮的季節性遷徙,作為舊政權的一個明顯特徵,立即又活躍起來。由於國營工業部門長期忽視消費產品的生產,鄉村工業再度興起。饑荒日益稀少,農民們總算又能吃飽。

 

  這幾年的表面平靜,不應掩蓋當局與社會之間根深蒂固的持續緊張狀態;後者並未忘記前些年遭受的荼毒。農民們依然有許多不滿的理由1:農產品價格很低,工業品稀缺且極為昂貴,稅賦也尤其沉重。農民感到,與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相比,他們是二等公民。最重要的是,對蘇維埃政權地方代表(這些人對「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習以為常)數不勝數的濫用權力現象,農民們怨聲載道。地方官員依然在採用紅色恐怖時期的諸多手段,而農民們則必須絕對服從其獨斷決定。據秘密警察1925年底關於「社會主義法律系統在鄉村之地位」的長篇報告指稱:「由於普遍酗酒,司法系統、政府行政部門及警察都已徹底腐敗。賄賂司空見慣,過度的官僚作風比比皆是,而且對於農民群眾存在著普遍的嫌惡。」2

 

  儘管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譴責了蘇維埃官員的最明顯弊端,這些領導人依然認為鄉村是一個巨大且危險的不明地帶,(按照圖拉省秘密警察頭目報告中的說法)「爬滿了尚未消滅的富農、社會革命黨人、宗教領袖及老式地主」。3

 

  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信息處的眾多文件揭示,普通工人也依然受到嚴密的監視。經過多年的戰爭、革命及內戰,工人作為一個尚在重建的社會群體,始終被懷疑與鄉下的敵對世界保持聯繫。安插在各企業的告密者會報告可疑的交談、異常行為,以及假日回鄉務農後返城的工人所涉嫌帶回城裡的「農民態度」。警察報告把工人們劃為「敵對成分」、「顯然在受反革命小組影響的人」、通常出身鄉村的「政治落後群體」,以及若干類需要標記為「有政治意識」的成分。任何罷工或怠工,儘管在這些年裡由於高失業率和緩慢改善的生活標準而變得相當稀少,都會被詳加分析,並且其發起人會遭到逮捕。

 

  秘密警察的內部文件顯示,警察機構在經過數年的急速成長后,實際上已經開始在萎縮;而這正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轉變社會的慾望日漸消退。從1924年到1926年,捷爾任斯基不得不與某些黨的領導人有相當激烈的爭鬥,因為這些領導人認為格別烏的規模與其職能相比過於龐大。由於如此,此秘密警察組織自創建以來到1953年期間,經歷了僅有的一次人員顯著縮減。1921年,契卡(肅反委員會)有大約十萬五千名文職人員和將近十八萬不同類型的部隊,包括邊境守衛、鐵路警察和集中營官員。到1925年,這些數字減少到大約兩萬六千文職人員和六萬三千軍人。此外還應加上三萬名線人,而其在1921年數目利用現有文件尚且無法測算。4 192412月,尼古拉‧布哈林寫信給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應該進展到比較自由的蘇維埃政權形式:較少鎮壓、更多依法行事、更多公開討論、讓基層擔負更多的責任(當然是在黨的領導下)、等等。」5

 

  數月後於192551日,曾經主持對社會革命黨人之鬧劇般審判的革命法院院長尼古拉‧克雷連科,寫長信給政治局,批評了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過火行為。1922年和1923年頒布的數項政令把格別烏的角色限制為處理諜報、匪幫、偽造及反革命活動等事務。對屬於這些類別的犯罪,格別烏有獨家裁判權,並且其特別法院有權判處長達三年的驅逐或軟禁、發配到集中營、直至死刑。在格別烏於1924年建立的六萬兩千份案卷中,超過五萬兩千份被轉送普通法院。格別烏特別單位親自調查了九千多個案子,這在當時相對穩定的政治氣候下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克雷連科在結尾處寫道:「那些遭到流放、被迫身無分文生活在西伯利亞蠻荒地帶的人們處境極其悲慘。在被發配過去的人當中,許多只有十七八歲,經常有學生背景,或者是七十歲的老頭、神職人員、以及屬於『社會危險階級』的老太。」

 

  克雷連科提議只對「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之政黨」的已知成員使用「反革命」一詞。他認為此限制將避免「格別烏的部門對這一詞彙的不當解釋。」6

 

  捷爾任斯基及助手對這些批評迅速做出反應,他們向黨的高層領導——尤其是斯大林——提交了關於頑固不化之嚴重內部問題的危言聳聽報告,包括子虛烏有的由波蘭、波羅的海諸國、英國、法國及日本精心策劃的牽制行動。根據格別烏1924年的年報,秘密警察

 

 

  儘管這些數字看上去有著分毫不差的官僚精確性,人們不免要懷疑其可信誠度究竟有多高。這些數字係於格別烏的1925年規劃預算中提出,其功能或許是要證明秘密警察在面對海外威脅時並未放鬆警惕,因此應該考慮增加資金撥劃。儘管如此,這些數字的價值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難以估量的,因為它們揭示了所用方法的經久不變、對潛在敵人的始終念念不忘、以及其羅網的無遠無界;這張網雖然暫時不很活躍,但依然收放自如。

 

  儘管有預算削減和低級布爾什維克黨官員的詬病,由於日益強硬的刑事立法,格別烏的活動再次增加。實際上,19241031日採納的「蘇聯刑事立法基本原則」,以及1926年採納的刑法,不僅顯著擴大了反革命罪的定義,而且將「社會危險人物」之概念收入其中。就反革命罪而言,該法律包括了並非直接意圖推翻或削弱蘇維埃政體、但本身屬於對「攻擊革命無產階級政治經濟成就」的任何行為。這個法律因此不僅懲罰有意的違犯,亦禁止了可能的或無意的行為。

 

  「社會危險人物」定義為「曾有對社會危險之行為、與犯罪圈子保持關係或以往行為可能視為對社會危險的任何人」。任何人倘若落入這些彈性極大的範疇,即便完全無罪,依然可能有牢獄之災:「任何定性為對社會危險的人,如果犯有具體罪行,或者即使在特定罪行中證明清白,但若該人經認定對社會構成威脅,法院均可使用此等社會保護措施加以處理。」1926年生效的這些措施,包括著名的刑法第58款及其關於反革命活動的十四條定義,強化了恐怖統治的法律基礎。8 192654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給助手根里克‧雅戈達;他在信中部署了一項「打擊投機倒把」的宏大計劃。此信揭示了新經濟政策的侷限和布爾什維克黨高級官員當中頑固不化的「內戰精神」:

 

  打擊「投機活動」的鬥爭現在有著異乎尋常的重要性……莫斯科必須清除那些投機倒把的寄生蟲。我已要求波克爾就此事從莫斯科居民的檔案中收集現有的全部證據資料,但至今沒有接到他的任何東西。你難道不認為格別烏應該設立一個特別流放單位?這可由沒收所得錢款的特別基金出資。我們能夠按照預先確定的政府計劃,把這些寄生蟲全都趕到最邊遠和最荒涼的地區。若不這樣的話,那些寄生蟲會毀掉我們的大業。他們讓農民買不到商品;他們的詭計使得價格不斷攀升,而盧布的價值持續跌落。格別烏必須儘快著手直接解決這個問題。9

 

  蘇維埃刑事體系的兩個特異之處,在於存在刑事訴訟的兩套相當分立的系統,一個是司法系統,另一個是行政系統;以及兩套拘留系統,一個隸屬內務部,另一個由格別烏管理。除關押經由正常法律渠道判刑之犯人的普通監獄外,格別烏自己管理著一個完整的集中營網,專門關押因格別烏擁有特殊管轄權之罪行而判刑的任何人犯。此類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盜匪、偽造,以及政治警察自己犯下的罪行。

 

  1922年,政府提議由格別烏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白海的索洛維茨基群島之五個島嶼上設立一個龐大的集中營,其中的主島是俄國東正教最大修道院之一的所在地。格別烏逐走僧侶們,然後建立了一系列的集中營,統稱為索洛維茨基特別集中營。來自霍爾莫戈雷和佩爾塔明斯克集中營的第一批拘留犯,於19237月初到達。該年結束時已有四千多囚犯,1927年有一萬五千人,1928年底則有將近三萬七千。

 

  索洛維茨基集中營的特異之處在於其相對的自治。除了總監和屈指可數的支持人員外,集中營的所有職位均由犯人擔任。這些人中大多數都曾與秘密警察合作,但由於對其權力的特別嚴重濫用而獲刑;假手他們的必然後果是自治變成無政府狀態。

  新經濟政策施行後,格別烏當局將囚犯分成三類。第一類包括涉及政治的所有人,即老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或無政府主義黨派的成員。1921年,這些人說服曾在沙皇時代當過十年的政治犯捷爾任斯基,同意讓他們享受較為寬鬆的待遇。如此一來,他們得享略高的食物定量(稱為政治定量),可以保留較多的個人財物,並且獲准收到報紙和雜誌。他們居住在社區裡,並且最重要的是不必從事任何強制勞動。此特權地位一直延續到1920年代結束。

 

  第二個群體人數最多,包括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非社會黨或新的無政府主義政黨的成員、神職人員、沙皇軍隊的資深軍官、舊政權的公務員、哥薩克人、喀琅施塔得暴動和坦波夫暴動的參加者、以及依照刑法第58款獲刑的任何其他人。

 

  第三類涵蓋由格別烏判刑的所有普通罪犯(匪徒、偽造者)和因多種罪行而遭到檢訴的契卡(肅反委員會)前成員。與普通罪犯(這些人完全把持了整個集中營)一同囚禁的反革命分子,因此遭受無休止的貧困與飢餓、冬季的嚴寒及夏季的蚊子;最常用的折磨之一就是把他們赤身裸體綁在樹林裡任由蚊子叮咬,而這些北方島嶼的蚊子又特別嗜血。索洛維茨基最著名的囚犯之一,作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曾經回憶說囚犯們會特意要求將雙手反綁在背後,而這個程序事實上也被載入條例中。「這是囚犯們為了避免『在企圖逃亡時被打死』,唯一能夠做的事情。」10

 

  正是在索洛維茨基集中營,經過在內戰時期的多年將就湊合後,完善了強制勞動系統;該系統在1929年後曾有極大的擴展。直至1925年,囚犯們在集中營以相對不事生產的方式打發時間;但自1926年開始,集中營管理方與多個國有單位訂立了生產合同。這種安排意味著把強制勞動用於圖利而非做為再教育的工具,而再教育本是1919年和1920年勞改營的原始思維方式。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在改組為北方區特別集中營管理局之後,擴展到周邊地區,起初是在白海沿岸。1926年和1927年,在伯朝拉河口附近、在凱姆、以及在其他密林深處的附近地點,建立了多個新集中營。囚犯們執行了精密制訂的生產計劃,主要是砍伐和切割原木。這些生產計劃的巨幅增長很快就需要甚至更多的囚犯,並且最終於19296月導致拘押系統的重大改組。獲判三年以上刑期的犯人被送到勞動營,意味著勞改營系統名副其實的爆炸性擴展。索洛維茨基群島的「特別集中營」作為強制勞動的實驗室,是日後另一個群島的測試場,那就是巨大無邊的古拉格群島。

 

格別烏的日常活動,包括將數以千計的人判處軟禁或勞改,並未阻止秘密警察以完全不同的規模參與具體的鎮壓活動。就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看似平靜的年份裡,從1923年到1927年,俄國的周邊共和國(外高加索和中亞)見證了最血腥且最大規模的鎮壓。這些民族多數都曾在十九世紀極力抵抗俄國擴張主義,直至最近才被布爾什維克政權征服:亞塞拜然於19204月,亞美尼亞於192012月,格魯吉亞於19212月,達吉斯坦於1921年底,土耳其斯坦(包括布哈拉)於1920年秋,並且依然在頑強抵抗蘇維埃化進程。契卡的全權代表揚‧彼得斯於19231月寫道:「我們依然只控制了主要城市,或者可以說只是主要城市中心」。從1918年直至1920年代末,在某些地區直至1935-36年,中亞地區的大部,除城鎮外,依然在巴斯瑪奇的控制下。巴斯瑪奇(basmachi,烏茲別克語為brigand)一詞是俄國人對所有游擊隊(同時包括定居和遊牧民族)的統稱,例如烏茲別克、土庫曼及吉爾吉斯;而這些游擊隊實際上是在不同的地區各行其是。

 

  暴動的主要坩堝是在福爾加納山谷。布哈拉於19209月落入紅軍之手後,起義擴展到布哈拉舊酋長國的西部和南部地區,以及土庫曼大草原的西部地區。1921年初,紅軍司令部將武裝巴斯瑪奇的人數估計為約三萬。該運動的領導層極為多樣,包括村莊或部落的當地首領、傳統的宗教領袖,以及來自國外的穆斯林民族主義領袖,例如土耳其前國防部長恩維爾‧帕夏(該人在1922年與契卡部隊的戰鬥中喪生)。

 

  巴斯瑪奇運動是反抗「異教徒」和「俄國壓迫者」的自發起義;這個舊的敵人披著新的偽裝又回來了,並且這次不僅想要搶奪土地和牲畜,還打算褻瀆穆斯林精神世界。這場實質為殖民戰爭的所謂「平定」持續了十餘年之久,占用了大量的俄國武裝力量及秘密警察的特別部隊;秘密警察的主要部門之一成為「東方處」。這場戰爭中的受害人數甚至迄今都無法推測。11

 

  格別烏之東方處的第二個主要地區是外高加索。1920年代的頭五年中,達吉斯坦、格魯吉亞及車臣均為鎮壓重災區。達吉斯坦抵抗蘇聯入侵到1921年。在教長烏宗‧哈吉的指揮下,納赫什班迪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了山區人民的一場大規模造反,反對俄國入侵者的鬥爭帶上了聖戰的色彩。此次起義堅持了一年多的時間,並且有些地區是在經過對平民的猛烈轟炸和大舉屠殺後直至1924年才得以「平定」。12

 

  格魯吉亞在經過孟什維克政府統治的三年獨立後,於19212月被紅軍佔領;但借用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黨委書記亞歷山大‧米亞斯尼可夫的話說,依然是「一個燙手的山藥」。當地黨組織就像一具骷髏,在三年裡勉強招募到一萬名黨員,而其面對的是受過高度教育的約十萬人貴族階層和強有力的孟什維克黨抵抗團體(孟什維克黨於1920年有六萬名左右的當地黨員)。在格魯吉亞的恐怖由無所不能的格魯吉亞肅反委員會(契卡)施行;這個契卡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受莫斯科的管轄,首腦是二十五歲的警察拉弗倫地‧貝利亞;該人日後在契卡中有快速的竄升。儘管如此,1922年底,被放逐的孟什維克黨領袖們還是設法將所有反布爾什維克黨派組織起來,成立的一個格魯吉亞獨立委員會並準備起事。暴動從小鎮恰圖拉開始,參加者主要是古里耶夫地區的農民,然後在數日內擴散到格魯吉亞二十五個地區中的五個。然而,面對裝備有重砲和飛機的優勢俄國軍隊,這次暴動在一個星期內就遭到粉碎。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黨委第一書記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以及拉弗倫地‧貝利亞,用這次起義作為藉口,要「乾淨徹底地消滅孟什維克黨人和格魯吉亞貴族階層」。根據不久前發表的數據,在1924829日至95日間,12,578人遭到槍決。鎮壓的廣泛程度甚至驚動了政治局。黨的領導層向奧爾忠尼啟則發出指示,著令他未經中央委員會的明確授權,不得處決不成比例的人數或以此方式處置政敵。儘管如此,就地處死依然持續了數月之久。在192410月於莫斯科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奧爾忠尼啟則承認:「我們也許是做得有點過頭,但也是迫不得已的呀。」13

 

  粉碎格魯吉亞起義一年後,當局發動了在車臣的龐大「平定」行動;當地人到此時依然對蘇維埃政權視若罔聞。從192587日到915日,人數逾萬的紅軍正規部隊,在葉羅米‧烏波雷維奇將軍的指揮下,由格別烏的特別單位配合,展開了解除當時仍把持鄉村之車臣游擊隊武裝的大型戰役。當局收繳了數萬件武器,並逮捕將近一千名「匪徒」。抵抗是如此得激烈,以至於格別烏頭目溫施利希特報告道:「部隊不得不動用重砲轟擊叛匪的據點。」這個在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之高潮」期間進行的新「平定」行動結束後,溫施利希特在其報告的結語中寫道:「正如我們以往與土耳其斯坦巴斯瑪奇鬥爭的經驗、以及與烏克蘭匪徒的鬥爭經驗所一再證明,軍事鎮壓要行之有效,必須緊接著在該國的核心地區開展轟轟烈烈的蘇維埃化過程。」14

 

  1926年底捷爾任斯基死後,格別烏由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任斯基接掌,後者曾是格別烏創始人的臂膀(並且也是波蘭出身)。此時正在準備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發動政治攻勢的斯大林,已經愈發頻繁地借重於格別烏。19271月,格別烏受命加速對鄉村中「反蘇維埃和社會危險成分」的劃分。一年之內,歸入此類別的人數就從三萬攀升到約七萬兩千。19279月,格別烏在一些省份發起了抓捕富農和其他「社會危險成分」的大規模行動。事後看來,這些似乎都是在為1929-30年冬巨大的「非富農化」運動做鋪墊。

 

  1926年和1927年,格別烏就追查具有對立傾向的共產黨人展現出極度的積極;後者被歸為「季諾維也夫派」或「托洛茨基派」。對具有不同傾向的共產黨人進行分類和跟蹤的作法最早出現於1921年。19239月,捷爾任斯基提議「要強化黨的意識形態統一性」,規定共產黨員同意向秘密警察報告黨內的分歧或不同意見。這項提議遭到一些領導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的強烈反對。儘管如此,監視反對者的做法在其後的多年裡日益普及。19271月和2月間對季諾維也夫領導之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清洗,大體上是由格別烏的部門進行。反對者不僅被開除黨籍,還有數百人被發配到邊遠的鄉下小鎮;在那裡沒有人敢給他們任何工作,因此處境非常艱難。1927年,對托洛茨基派——其在全國各地的總數達幾千人——的甄別顯著加劇,在一個月裡,格別烏的多個單位參加了這項行動。所有反對者都被分類,數以百計積極的托洛茨基派分子遭到逮捕並用行政手段流放。192711月,所謂的「左翼反對派」之全部主要領導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均被開除黨籍和逮捕。不肯當眾認罪的人都遭到放逐。1928119日,《真理報》宣布托洛茨基和三十名反對派領導人被從莫斯科流放到阿拉木圖。一年後,托洛茨基被禁止進入蘇聯。這位布爾什維克恐怖的主要設計師之一向「反革命」的轉變,顯然表示新的時代已經啟明,新的黨內強人已經顯現,那就是約瑟夫‧斯大林。

 

  1928年初,在托洛茨基反對派遭到清洗後,政治局內的斯大林主義多數派決定終止與社會的休戰,後者似乎日益偏離了布爾什維克黨制定的路線。此時的主要敵人與十年前相同,還是農民。當局依然將農民視為充滿敵意、未加管制且無法控制的烏合之眾。這場針對農民的第二階段戰爭,按照歷史學家安德烈婭‧格拉齊奧西的看法,「與第一階段有顯著的區別。這一次的主動權完全在政府手上,農民僅能夠用日益虛弱的力量,對所遭受的攻擊做出反應。」15

 

  儘管自1918-1922年的災難性事件以來,農業的狀況有所改善。與1920年代初相比,在此年代的末期,「農民敵人」更加疲弱,而政府則強大了許多。舉例來說,當局對於在各村莊里實際發生的情況,現在有多得多的信息可用。借助於其關於「社會危險成分」的檔案,格別烏能夠完成最早的非富農化查抄,鎮壓越來越多的「盜匪」,收繳農民的武器,提高在村民當中徵兵的比例,以及擴大蘇維埃教育。黨魁們的通信和黨內高層討論的紀錄顯示,斯大林派的領導層,與其反對者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一樣,完全清楚這次針對農民之新一輪攻擊意味著什麼。布哈林警告道:「如同1918-19年那樣,定然會有一場農民戰爭」。但斯大林已經胸有成竹,他知道無論代價多大,其政權一定會是勝利者。16

 

  1927年底的收成危機讓斯大林有了所需的藉口。十一月裡向政府收購中心的農產品交貨大幅度下跌,而到十二月情況就開始惡化成災難。時至19281月,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儘管有好的收成,農民們只上交了四百八十萬噸,遠低於上一年的六百八十萬噸。此次新危機有多個起因,包括政府出價的降低、工業品的價格與短缺、徵購部門的組織混亂、戰爭謠傳,以及農民對當局的普遍不滿。儘管如此,斯大林毫不猶疑地將此局面定性為「富農進攻」。

 

  斯大林派迅即利用交售量的下跌做為藉口,恢復「戰時共產主義」採用的徵繳制度和嚴厲措施。斯大林親自走訪西伯利亞。其他領導人,包括安德烈‧安德列耶夫、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帕維爾‧波斯特舍夫、斯坦尼斯拉斯‧柯西歐爾,也前去「黑土」領域(俄國南部的富庶地區)、烏克蘭及北高加索等穀物生產中心。1928114日,政治局向地方政權發出通告,著令他們「逮捕投機分子、富農及干擾市場或定價政策的任何其他人」。「全權代表」(這個詞本身就是向1918-1921年徵繳政策的大倒退)和由激進共產黨員組成的小分隊被派往鄉下,以撤銷認定為對富農過於溫和的地方政權。他們也搜尋隱藏的餘糧,並且在必要時利用貧苦農民的幫助;他們許諾後者做為其協助的補償,當得到全部沒收穀物的四分之一。

 

  為了懲罰不願意以僅為市場時價之三分之一或甚至四分之一的價格交出其產物的農民,蘇維埃當局把收購的原定額加倍、加兩倍、或者甚至加了三倍。刑法第107款也得到廣泛的使用,其中規定任何需對漲價負責的人將獲判三年監禁。富農的稅負兩年內增加了十倍。市場本身遭到關閉,讓貧富農民都受到影響。數週之內,所有這些措施顯然使得當局與農民之間自1922-23年以來脆弱的休戰不復存在。徵繳和高壓措施只是讓農業局面更加惡化。就眼前來看,強迫的做法讓當局獲得與前一年大體相同的收成。但從長遠著眼,其後果與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相似:農民的反應是在下一年裡顯著減少了耕種面積。17

 

  1927-28年冬的收成危機對其後發生的多個事件有決定性影響。具體地說,斯大林由此次危機得出一整套結論。他決定在鄉村建立「社會主義堡壘」——大型國營示範農場和集體農莊,並且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富農問題,「將整個階級消滅」。

 

  1928年,當局也打破與另一個社會群體的休戰,即舊政權之知識分子中尚存的「資產階級專家」;這些人在1920年代末期依然佔據著工業和政府部門的多數管理職位。在中央委員會19284月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宣稱在頓巴斯的礦區之一沙赫蒂,發現Donugol公司的工人有工業破壞計劃;我們知道該公司在使用「資產階級專家」且與西方金融公司有關係。數週後,53個遭到指控者——大多數是工程師和中層管理人員——被公開審判,這是自1922年公審社會革命黨人以來的首次公開政治審判;十一人獲判死刑,五人遭到處決。這個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報導的裝模作樣審判,反映了當局對於「外國雇傭的破壞分子」之執著搜捕。而這個提法本身,則被用作對積極分子和格別烏雇傭之線人的號召。「破壞分子」變成所有經濟失調的罪魁禍首,並被用作藉口來強迫數以千計的白領工人建造稱為沙拉什基的格別烏新特別設施。數以千計獲判犯有破壞罪的工程師和技師,作為懲罰被發配到建築工地和廣受矚目的土木工程項目。在沙赫蒂審判後的數月內,格別烏的經濟處製造了數十起類似的事件,尤其是在烏克蘭。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Yugostal冶金廠,112名白領員工於19285月遭到逮捕。18

 

  在1928年開始的大規模反專家運動中,受到攻擊的並不只是白領產業工人。在對高等院校進行的一系列清洗中,無數的大學教授和學生,由於「社會不可接受」的背景而被趕出校門,從而給新的紅色「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事業晉升的機會。

 

  新經濟政策末期數年的特徵是失業率的不斷攀升和犯罪活動的急遽增加;再加上新的高壓措施,就導致定罪數目的巨幅增加:1926年為578,0001927年為709,0001928年為909,000l929年達到1,778,00019 為了限制囚犯人數的快速成長(1928年不應超過十五萬),政府做出兩項重要決定。首先是1928326日頒布的一項政令,其中建議用勞動改造替代輕罪的短刑期;此勞動將無報酬地「在工廠、建築工地或林業工作中」完成。第二項措施是1929627頒布的一項後果巨大的政令,其中建議為了「開發我國北部和東部地區的自然資源」,把刑期超過三年的全部囚犯轉移到勞改營;其時這個構想業已存在數年之久。格別烏當時已在參與出口市場木材生產的龐大業務,並且曾反覆向負責關押囚犯的內務部有關單位要求更多的工人。格別烏自己在索洛維茨基特別集中營的囚犯於1928年有三萬八千人,但卻不足以達到希望的生產目標。20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凸顯了勞動力分配和開發自然資源豐富之蠻荒地區兩個問題。就此而言,刑事系統的勞動力作為至此尚未加以利用的人力來源,被視為具有極其寶貴之潛在價值的資產——是收入、影響及權力的一個主要源泉。格別烏的首腦們,尤其是緬任斯基及助手雅戈達(二者均有斯大林的支持),非常清楚囚犯的潛在重要性。1929年夏,他們制訂了一項在納連地區殖民的宏大計劃,這將涵蓋西西伯利亞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沼澤松林。這個計劃由1929627日的一項政令加以實施。正是在此背景下,非富農化的構思開始成形;那就是驅逐境況較好的農民,即富農,因為官方認定這些人必定會反對集體化運動。21

 

  儘管如此,斯大林及追隨者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方才說服黨的其他領導人接受集體化、非富農化、加速工業化之政策;這正是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粗暴轉變之協調運動的三個關鍵方面。該運動號召同步解散傳統的市場經濟,剝奪農民的全部土地,以及開發蠻荒地區的自然資源;其中最後一項將使用「富農」和這個「二次革命」之目標的其他群體作為強制勞力。

 

  以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為首的「右翼」反對這些構想,認為集體化的結果只能是對農民的新封建剝削,勢必導致內戰、恐怖加劇、混亂及新的飢荒。這個障礙於19294月終於清除。1929年的整個夏季裡,「右派分子」遭到蘇維埃報刊前所未有的惡毒攻擊,指稱他們與資產階級勢力合作和與托洛茨基分子勾結。這些對立者在名譽徹底掃地之後,被迫於192911月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公開認罪。

 

  在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多次交火的過程中,整個國家日益深陷經濟危機的困境。1928-29年的農業統計數字是災難性的。儘管當局全面採取了針對農民的一整套高壓措施,包括對拒絕向政府出售產物的任何人課以高額罰款和判處監禁,1928-29年冬的收購數量顯著少於前一年;這顯而易見地在鄉村造成了極度緊張的狀況。從19281月到192912月,也就是甚至還在強制集體化之前,格別烏就記載了農村發生的一千三百多起騷亂和民眾示威;數以萬計的農民遭到逮捕。另有一個統計數字也很反映了當時鄉村中的氛圍:1929年有三千兩百多名蘇維埃公務員遭到恐怖分子的攻擊。是年二月,定量供應卡自新經濟政策實施後首次出現。在當局把小企業和農村作坊定性為資產階級倒退且將其中多數加以取締之後,貧困再一次大範圍蔓延。

 

  在斯大林看來,是次農業危機由富農和其他敵對勢力造成,因為他們企圖削弱蘇維埃政體。問題已經很清楚:現在需要在鄉村資本主義與集體農莊之間做出抉擇。19296月,政府宣布開始「大規模集體化」的新階段。第十六屆黨代會批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目標被追加拔高。原定目標是:在該五年計劃結束前,有大約五百萬(或者說約百分之二十)農莊實現集體化。到六月,政府宣布其目標為僅1930年就有八百萬個農莊;而到九月,預測的數字已經提高到一千三百萬。整個夏季裡,當局動員了數萬共產黨員、工會骨幹、共青團員、工人及學生下鄉,與地方黨的領導人和格別烏官員配合。由於地方黨組織相互攀比,紛紛想要打破集體化的紀錄,農民們面對的壓力日益加大。19291031日,《真理報》號召「全面集體化」。一週後,在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日,斯大林發表著名文章「偉大的轉折點」;其根本錯誤的論點是「農民普遍歡迎集體農莊的到來」。新經濟政策確實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