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line decor
  
line decor

 

多元精神迷宮

 

武汉

 

 

 

姍姍來遲的“多元文化主義”

  

人之初,大約在兩百萬年前走出非洲,散佈到世界各地。那時肯定沒有什麼“主義”,只是由於生態迥異,自自然然地呈現出了多元:多元的部落,多元的神,多元的洞穴岩石繪畫,多元的祭奠儀式,多元的衣食住行……這種地理隔離式的老死不相往來的多元,在時間軸上延展得很長很長。

 

後來,到了三千多年前,西方希伯來人的《聖經》揭櫫罷黜人類原始信仰中普遍存在的萬神,提出只能獨信上帝的一神論。兩千多年前東方西漢的董仲舒,第一個起來反對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多元百家,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信、獨尊、獨裁,為世界大多數人建立了一個精神與制度的一元秩序。再後來,哥倫布開創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所形成的世界性殖民,又增加了“西方中心”的新一元論。

 

一直要到198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少數族裔教師和學生提出課程改革,在美國引發了一場“文化戰爭”,這時才正兒八經弄出了個抗衡“一元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霎時成了風靡世界的顯學。

 

 

 

斯坦福大學的課程改革催生了“多元文化主義”

 

 

區區的課程改革怎麼會點燃國家層面上的“文化戰火”呢?因為,斯坦福大學少數族裔要改的是學校的核心課程“西方文化”,其訴求是承認各種文化的差異以及各種文化的等價。在美國,這可觸動了社會秩序的命根子。它挑戰了以WASP(美國信奉新教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為代表的一以貫之的主流文化,它顛覆了歐美文化中心論、白人男人價值中心論,它解構了所有權威那般無可爭議的話語權。當斯坦福大學把“西方文化”改成“文化、思想、價值”(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 ,CIV)時,時任教育部長貝奈特在電視上憤怒譴責曰:“一所偉大的學校(指斯坦福大學)被無知識、非理性和恐嚇性勢力壓迫到低劣的層次!”新保守主義理論家艾倫·布盧姆的驚呼如喪考妣:“多元文化主義在課程設置中砍掉西方經典,換上非經典及女性作品,是對美國傳統精神的肢解!是對美國文化基礎的破壞!是對美國文明的嘲弄!”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多元文化主義”獨步三界,繁衍出了無窮的多元:價值觀多元,道德標準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授課語言多元,婚姻形式多元,家庭模式多元,性行為多元……

 

就在那個年代,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了斯坦福大學。有位元讀過我作品的中國留學生非常熱情,他主動提出帶我去參觀校園。先去看了由羅丹模具翻鋳出來的《加萊義民》雕塑,自然讓第一次看到羅丹原作的我驚歎不已。接著帶我經過一個小廣場,看到了由兩男、兩女依偎著的藝術粗陋的同性戀雕塑,這回卻是讓我驚愕不已了!

我問:“斯坦福是美國乃至世界的大名校,怎麼放置這樣的雕塑呢?姑且不論同性戀的好壞,就雕塑的製作水平而言也太給你們學校丟面子了!”

 

留學生說:“這個雕塑是我們學校同性戀師生做的。校方曾毀掉過,立即引發了校內外很大的抗議浪潮,只好妥協復原。我們學校同性戀者很多,三藩市市是同性戀的大本營。競選三藩市市長的人如果不公開宣佈支持同性戀,很難當選。”

“啊?!”我懵了。

 

 

 

沒有二值判斷的同性戀問題

 

 

那時的我,看待同性戀問題,如墮五里霧中。

 

在來斯坦福之前,我曾被美國大名鼎鼎寫《嚎叫》的詩人艾倫·金斯伯格,邀請到他的紐約住家做客,看到他家裏有個“男夫人”,心裏很不是滋味。這次在斯坦福同性戀雕塑前又一次被強化,渴望著問個究竟。通過留學生的幫助,我求教了兩位斯坦福學者——一位是哲學教授,一位倫理學教授。

 

我的提問是個二值判斷式的:“請問,你們認為同性戀對社會是有益還是有害?”

兩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外,他們完全避開了“好與壞”的判斷,滔滔不絕的只對我講同性戀者的特點。他們說:

 

“聽說中國來的留學生,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香港來的,他們租房子時都喜歡找同性戀房東。他們說同性戀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為什麼?不知道。

 

“現在世界人口爆炸,前景堪憂,而同性戀者絕不會給人類增添這方面的麻煩。

 

“遺傳生物學告訴我們,男人的染色體是xy,女人的染色體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體中多了一個x,或者女人的染色體中增加了一個y,都會有同性戀傾向。這兩類染色體異常的人在人類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戀者存在。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有些同性戀者是在異性戀遭到嚴重挫折之後轉向同性戀的。佛洛德之後,西方掀起了一場性革命,性能力被認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們能容忍你罵他笨,但決不容忍你罵他‘性無能’。那些被異性戀物件看作‘性無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轉向同性戀,性行為的方式變了,就不會有這樣的焦慮了。

 

“康得在政治哲學裏論述到,個人的權力或者說自由,要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同性戀者是自願自主的選擇,這種選擇不妨礙他人的自由。

 

“性學家還告訴我們,人最熟悉自己的身體,因此同性戀的性行為快感往往比異性戀更強烈。

 

“進化論稱,生命進化到兩性繁殖才展開了生命無窮的多樣性。因此,異性‘戀’是生命界物種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戀現象在除人類之外的生物界極為罕見。”

 

……

 

兩位教授從諸多學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戀,有理有據,就是不肯作出同性戀是好還是壞的判斷。

 

好個糾結了得!

 

然而,我卻在沮喪中突然省悟:如果說斯坦福大學的課程改革所內涵的多元文化主義,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視的政治訴求的話;那麼,斯坦福兩位教授在講述同性戀時的多元判斷,卻與講述者的利害無關,而是當代越來越多的多學科所導致的必然。不僅是同性戀問題,當下在論述任何一個問題時,都可以從多種學科切入得出種種學理充足的判斷,而這些判斷卻又相互抵牾,無法做出傳統的好還是壞、真善美還是假醜惡的二值論斷。

 

   妙哉!區別于人之初的地理隔離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學科孕育的“科學發展觀”的多元。像我這種書呆子,理念一旦有學理支撐,我就會奉為圭臬。再加,社會現實似乎也在向我證實多元是對現代人精神的徹底鬆綁,幸運的現代人從裏到外蕩漾著“解放的快感”:個人空前自在了,審美空前豐盛了,創造力空前爆發了……

 

   然而,當我又一次去了美國,這種“多元快感”卻受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撞擊。一位美國朋友在三藩市金門大橋告訴我,從那座有名的自殺橋跳下去的人,其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會的白人男人(WASP),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黑人婦女比例最小。她還在她的母校加州大學伯克來分校指著一座鐘樓告訴我,這裏是該校有名的自殺鐘樓,跳下來的起碼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本科生。我問為什麼,她淡淡地丟了一個全稱判斷給我:現在這個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難受。接著她解釋說,這全是多元價值作的孽。她還引用了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話:在這多元的時代,任何一件最混賬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條最有學術性說服力的理由為它辯解的話,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嗎?我又墮入五里霧中。

 

 

 

諾貝爾會不會以頭撞棺材板?

 

 

我旅居法國生活得越久,對“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難受”這句話越有認同感。

就說說過去不久的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爭議吧。

 

在宣佈奧巴馬獲獎之後,多元世界沸騰了,批評的、擁戴的、諷刺的、讚美的,都找到了最雄辯的理由,讓旁觀者一頭霧水。

 

其中最有意思的,還是被稱為互聯網上最大的UGC(用戶提供內容)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網站——發表了一名奧巴馬支持者所寫的困惑文章。作者寫道:“當我今天淩晨打開CNN看到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我陷入懷疑。現在頒給奧巴馬和平獎,就像將奧斯卡獎項送給一名年輕導演,只是因為這個導演計畫要拍的電影;就像把普利策獎頒給一名第一次出書的作家,只是因為這名作家可能要寫出一部好書。諾貝爾委員會的這個決定是一種冒犯,無疑諾貝爾在棺材中也會以頭撞棺的!”

 

   我們就接著他的話來一番猜想:若諾貝爾真的在九泉下有知,他會不會因為奧巴馬獲和平獎難受得要用頭來撞棺材板?

 

 

諾貝爾對奧巴馬獲和平獎會用頭撞棺材嗎?

 

 

我們想像,諾貝爾在索拉納教堂墓地突然被多元世界的喧囂吵醒了。當他知道是因為2009年和平獎人選引起爭論時,馬上翻看了他立下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貢獻的人。”諾貝爾叫來了挪威評委們,問他們有沒有違背遺囑操作。評委會主席亞格蘭斬釘截鐵地回答是根據遺囑評選的:“奧巴馬獲獎的理由是,他為增強國際外交及各國人民間的合作做出非同尋常的努力,尤其是他提出的無核世界理念及其為此所做的工作。”

 

諾貝爾點頭。但他馬上聽到鬧哄哄的批評聲音。諾貝爾問:“既然是按遺囑評的,為什麼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媒體,譬如英國《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週刊》、西班牙《世界報》等都異口同聲在說‘令人吃驚’、‘為時過早’呢?法國的法新社還報導波蘭198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萊赫·瓦文薩說:‘誰?奧巴馬?這麼快?太快了——他還沒有時間做出任何事情。’你們是不是發獎發早了?”

 

評委會立即申辯說:“不早。與其說把獎頒給奧巴馬是對他成績的肯定,不如說是我們對奧巴馬政府未來的‘信任投票’。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信任投票’是正確的:在奧巴馬主導下,成功地與俄羅斯簽訂了《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於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為奧巴馬提出來的‘無核世界’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諾貝爾對“信任投票”的說法還是有疑惑,可馬上就聽到了世界各國首腦在為奧巴馬祝賀。法國總統薩科齊說奧巴馬總統獲獎,再一次獲得了世界人民的心。”他還誇讚“奧巴馬在人權、公正和和平方面,與諾貝爾本人一樣有著堅定的決心”!諾貝爾聽了很欣慰,奧巴馬原來是與他一樣的人。接著是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表示他和內閣成員對奧巴馬獲獎“擊掌祝賀”,菲律賓總統阿羅約則說奧巴馬獲獎“當之無愧”,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祝賀奧巴馬獲獎,認為其將“激發人們對建立一個更安全的世界的期望”……

 

諾貝爾在這一片高端人物的讚美聲中樹立起了對奧巴馬的好感。然而馬上又聽到一片怒斥聲:“諾貝爾先生你可知道,在宣佈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時,這個總統在指揮打著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當他要前往奧斯陸領獎前的9天,他又決定向阿富汗增兵2.1萬以擴大戰爭,這是什麼和平獎?應該是‘諾貝爾暴力獎’!”怒斥的是阿富汗塔利班的發言人,還有南美洲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也在附和,說奧巴馬是“戰爭總統”。

 

諾貝爾惴惴不安急問:“有這等事嗎?”

 

奧巴馬用在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作了崇高而莊嚴的解答:“我是一個正打著兩場戰爭的國家的三軍統帥。”奧巴馬一點也不回避,坦然應承。可是他雄辯:“一場非暴力運動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軍隊。談判不能說服基地組織的頭目放下武器。”他又說:“我認為,基於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當的,例如在巴爾幹地區或飽經戰亂的其他地區。不採取行動不僅折磨我們的良心,還會導致未來以更高的代價進行干預。”奧巴馬在列舉了美國60多年來對維護世界和平與保護人類人權所付出的犧牲後得出結論說:“戰爭的手段確實在保衛和平中具有作用。”

 

由日本“電影天皇”黑澤明導演、在1951年威尼斯影展上獲得金獅獎的哲理影片《羅生門》,講的是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編造謊言,令審判者真假難辨;而諾貝爾遇到的問題更頭痛,每個陳述人講的不是謊言,但就是得不出“該不該給奧巴馬發和平獎”的起碼讓自己信服的判斷。諾貝爾的神情恍兮惚兮焦慮失語,還真說不準他會不會用頭撞擊棺材板呢。

 

 

有走出迷宮的線團嗎?

 

  

   讓我們飄逸逍遙、活力四射的多元文化主義,卻同時又是讓我們難受不堪的鑽不出去的精神迷宮。

 

 

找不到出口的精神迷宮

 

   有人會說“很多說不清的事情不去較真不就得了嗎?‘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嘛,這有什麼可難受的?”

 

可是,人是絕對需要二值判斷支撐的生物。人的任何選擇,從買一本書到選擇情侶,都得理清楚好、壞、利、弊才能決定,不然你就是個白天夢遊人。

 

   歐洲古堡中的綠樹迷宮是個好玩去處;但古希臘神話中的彌諾陶洛斯牛頭怪迷宮就是災難的隱喻了。古希臘神話中說,克里特島上有個米諾斯國王為兒子彌諾陶洛斯牛頭怪修建了一座迷宮。米諾斯國王每9年就要強迫雅典人進貢7對童男童女到迷宮來供牛頭怪食用。在第三次進貢的時候,雅典一位名叫忒修斯的童男主動報名,帶著抽中簽的其他童男童女來到克裏特。忒修斯意外地得到鍾情於他的克裏特公主阿裏阿德涅的幫助。公主給了忒修斯一個線團,讓忒修斯把線頭拴在入口處,帶著線團放著線進去見牛頭怪。公主還給了一把能戰勝牛頭怪的利劍。忒修斯按照公主的計畫走進迷宮殺掉牛頭怪後,又循著線頭走出了迷宮。

 

   那麼,有沒有公主給我們鑽出精神迷宮的“線團”呢?

 

   沒有。我們在太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時刻,只能甩出一句狠話:“我喜歡!”——這不是“線團”,是無奈地對自己施行的“精神暴力”。

 

   不過,宗教信仰似乎給了人們“線團”。在那裏,人們只要對照聖經、佛經、可蘭經等經書,很容易做出二值判斷:凡符合者為正確,反之亦然。因此,在這自然科學隆盛的今天,信仰超自然的神的人占著人類的大多數。然而,能否真的鑽出精神迷宮,還取決於你不管科學家告訴你什麼你都能對神的存在絕對地虔誠相信。

 

   精神迷宮發人深省:如果說,給我們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的工業文明,同時又把我們異化為像卓別林在《城市之光》中扮演的擰螺絲的工人的話;那麼,給我們帶來無窮資訊的資訊文明,讓我們變成了鑽迷宮的豚白鼠,在多元的精神迷宮中找不到出口。不過,‘禍兮福所倚’。感悟前者則成就了現代主義藝術;感悟並書寫後者呢?是否將要開拓出一片未來藝術的新邊疆?